問題在於，再沒有比發自內心的個人見證更鮮活、更引人注目的了，這都是一些已經發生的事或者是真實的事。個人見證的鮮活性常常令其他一些更可靠的信息黯然失色。購物時，我們在不同的品牌前權衡了半天，最後卻由於某個朋友或某則廣告對於另一產品的推薦，而在最後一刻放棄了自己的選擇。買車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翻看了《消費者報告》中的數千份消費者調查之後，我們終於決定要購買一輛A品牌的車；又參考了幾本汽車雜誌之後，看到裏面的專家們也都推薦A牌子的車，這更堅定了我們的選擇——直到在一次聚會上，我們遇到一位朋友，他說他一個朋友的朋友買了一輛A牌子的車，結果是輛殘次品，光維修就花了幾百美元，而且這哥們決定再也不會買這個牌子的車了。顯而易見，這樣一個個別案例本不該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我們的決定，因為我們是在收集了針對數千名用戶所做的調查報告和眾位專家的評判之後才決定要買A牌子的車的。然而，我們中究竟有多少人能做到不把這個個別案例看得很重呢？

1.他或許會提供一種用於治療關節炎的「特別的」或「秘密的」處方或設備。

3.他或許會承諾（或者暗示）能夠快速或輕鬆見效。

「其他可能的解釋」這一理念，對於理解理論檢驗來說至關重要。實驗設計的目標就是構建某一事件或現象，使其只能用某一種特定的理論來解釋，而其他理論則解釋不通。正如第2章所說的，只有當我們收集的數據排除了其他可能的解釋時，科學才能進步。科學為理論觀點的自然選擇創設了條件。有些理論觀點經過實證檢驗存活了下來，而另一些則被淘汰出局，凡保留下來的都更接近真理。但是，這是個慢工出細活的過程，各種理論觀點都必須經過細緻審査，以便發現哪些更接近真理。但是這一過程必須有所取捨：為支持某一特定理論所收集的數據，不能同時支持許多其他可能的解釋。基於這一理由，科學家在他們的實驗中設有控制組，或稱為對照組，以期得到比較性信息。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能夠在比較控制組與實驗組的結果時，排除其他可能的解釋。至於實驗設計如何能做到這一點，將是後面幾章的主題。

設想一下，一個周五的早上，你在報紙上看到下面這樣一個標題：「噴氣式客機墜毀，413人死亡」。天啊，你也許會想，多可怕的事故啊！發生了多麼糟糕的事情啊！繼續設想，在接下來一周的周四，你起床看到報紙寫道：「另外一場空難，442人死亡。」「哦，不！」你也許會想。「不要再有任何災難了，多麼可怕啊，我們的空運系統怎麼了？，，然後想象一下——請儘可能地想象——接下來的周五你起床時看到的是：「第三起空難悲劇：431人死亡。」不但是你，整個國家都會抓狂的。聯邦政府會被要求儘快調查此事，所有航班禁飛，各種調查委員會如雨後春筍般成立起來，還有海量的法律訴訟被提起。《新聞周刊》和《時代》雜誌將會對此作封面報道，它還會佔據近期的電視新聞節目的頭條。電視紀錄片將會對此主題做深度挖掘。躁動和暄囂是巨大而深遠的。

醫學領域中的偽科學話題具有借鑒意義，因為在抨擊偽科學，以及把正規的與不正規的醫療實踐劃清界限方面，醫學界的各類組織都比心理學界表現得更為激進和勇猛。下面就讓我們看看由關節炎基金會出版、曾被美國眾議院老齡化問題委員會所引述的一套識別不道德藥品推銷員的指南：

見證敘述與個案研究相似，因為它們都是孤立事件。依賴見證敘述的問題在於，如果累積起來的見證能夠為幾乎每一種療法提供支持，那麼它也就不可能用來支持任何一種特定的療法，因為所有相互對立的療法都有各自的見證。當然，我們想知道的是哪種療法是最好的，但我們不能依據見證來決定。正如心理學家雷·尼克爾森（Ray Nickerson，1998）在評論我們用以欺騙自己的認知過程時所說的那樣，「江湖郎中的騙術往往得逞，是因為他們總能找到一些病人願意為他們做見證，這些病人總是發自內心地告訴別人，他們自己的確從治療中獲益匪淺」（p.192）。例如，有大量的見證聲稱潛意識自助式錄音帶（用一種低於聽覺閾限的信號製作出來的錄音帶）可以提高人的記憶力，甚至提高人的自尊，然而，在嚴格控制條件下進行的研究顯示，這類錄音帶對記憶力或自尊沒有任何改進（Greenwald, Spangenberg, Pratkanis, & Eskenazi, 1991; Moore, 1995）。

2.一項主張基於鮮活的見證，同時不依靠鮮活的見證來交流

每周在高速公路上死於車禍的人數，相當於一架噴氣客機的載員數，但我們對此漠然置之。這是因為，「能坐滿一架噴氣式客機的人死了」這一信息沒有通過媒體以一種鮮活的形式傳達給我們。因此，每周死於汽車交通事故的350人（加上每周死於卡車或摩托車的330人），對我們來說不具有鮮活性。我們在餐桌前不會像談論一架噴氣式飛機墜毀並且死了很多人那樣談論這些死於車禍的人。我們不會就汽車出行的安全性和必要性進行爭論，但是，如果大型噴氣式客機每周都發生墜毀，並且每次都導致350人死亡的話，我們就會討論空運交通的安全性。車禍中死亡的這350人不會上新聞，因為他們分佈在全國各地，因此對於我們中的大多數人來說只是統計學上的抽象概念。媒體不會為我們生動地呈現這350名死者，因為他們並不是死在同一個地方。相反，媒體呈現給我們的（有時候）是一個數據（例如，每周350人）。這已經足夠引起我們的思考了，但是我們對此毫無反應。與我們生活中的其他任何行為相比，駕駛汽車都是一種極端危險的行為（Galovski, Malta, & Blanchard，2006; National Safety Council, 2001; Ross, 1999; Sunstein, 2002）。然而，關於它的風險和相對應的收益，從未有過全國性的大討論。這對於住在郊外、需要駕車往返的人來說，是不是一個可以接受的代價？我們從不去問這樣的問題，因為問題還沒被意識到，而沒被意識到的原因就是：代價和風險沒有像空難那樣以鮮活的方式呈現給我們。

本章中的一些討論屬於第3種情況：一項主張基於證據而非鮮活的見證，同時依靠鮮活的見證來交流。例如，我引用了很多非見證的證據貫穿整章，就是為了說明：個案研究的證據不能用於建立因果性結論，鮮活的例子在人們的判斷中被賦予了過高的權重，偽科學的代價巨大等等。對於這些主張中的每一項，我都標出了引證和參考文獻。儘管如此，出於交流的目的，我使用了一些鮮活的案例，將注意力吸引到這些主張上，並讓它們給人們留下深刻的印象。關鍵的一點是，支持這些主張本身的並不僅僅是鮮活的見證。比如，我曾使用一些鮮活的例子來闡述「鮮活的例子在人們的判斷中被賦予了過高的權重」這一事實，但是這一主張的證據包含在我所引用的經過了同行評議的科學證據之中（例如，Kunda, 1999; Lassiteret al., 2002; Nisbett & Ross，1980; Sinaceur, Heath, & Cole, 2005）。

購買汽車的例子說明，鮮活的個人見證所造成的問題並非心理學領域所獨有。鮮活性影響人們決策，這樣的例子無論在哪個領域都不難找到。作家邁克爾·劉易斯（Michael Lewis, 1997）描述了政治評論家喬治·威爾（George Will）——一個聲名狼藉的反對政府干預的人——是如何在目睹了一場發生在其家門口、導致有人死亡的車禍之後，發表專欄文章呼籲強制使用安全氣囊的。

個案研究和見證敘述作為孤立的現象而存在，它們缺少必要的比較性信息，不能證明某一特定的理論或療法更優越。因此，引用某個見證敘述或個案研究的結果來支持某一特定理論或療法是錯誤的。如果這麼做的那些人不指明他們所提供的所謂證據其實也適用於大量其他九_九_藏_書可能的解釋，那他們就是在誤導公眾。簡言之，針對某個現象的孤證具有高度的誤導性。安慰劑效應的例子將更清晰具體地闡釋這一論點。

蘭迪的另外一個興趣就是去證明，對於任何一個荒謬的事件或無中生有的言論而言，獲得見證是多麼地容易。他的手法就是，讓人們掉進其見證所編織的陷阱里。蘭迪常常使用脫口秀這一理想的美國文化載體來實現他的目的。他經常作為嘉賓出現在節目中，但不以真名示人。在幾年前紐約的一個節目中，他對觀眾說，今天早晨開車經過新澤西的時候，他看到一個澄色的V形物體飛過頭頂飄向北方。幾秒鐘之內，正如蘭迪所說，「電台的接線總機像一棵電子聖誕樹般閃爍起來」。一個接一個的目擊者打電話過來證實這一奇異的景象。可他們運氣不好，這一「景象」只是蘭迪想象出來的，但是打電話的人提供了許多蘭迪「忽略了」的細節，包括其實有多個「飛碟」飛過。這個小小的把戲證明，個體關於「某事發生」的報告是多麼不可靠。

「這就對了，」博士說道，「這在生活中比較常見。我們在臨床上經常見到這種現象。這類現象出現的深層次原因是，父母將自身的願望和挫折都轉移到他們第一個出生的孩子身上。通過願望的這種無意識的轉化過程，即使父母從未明確要求過孩子，孩子也在內化這些願望和挫折。然後，通過這種我稱之為『期望上旋』的動力過程，父母的抱負轉化為孩子對於成功的病態的渴求。」

這些例子並非只是假設，在「9·11」恐怖襲擊事件之後，乘飛機出行的人數銳減，因為人們害怕飛行。當然，人們還要繼續外出旅遊，而不只是待在家裡。他們只是改為其他方式出遊——大多數情況下都是自駕車。但是，自駕游比飛行要危險得多，從統計學上講，註定有更多人因轉成自駕游而死亡。事實上，研究者估計，在2001年的最後一個月，有超過300人由於乘坐汽車而非飛機旅行導致死亡（Gigerenzer, 2004）。有一個研究團隊能夠以一種鮮活的統計來傳達出駕駛機動車有多麼危險。西瓦克和福蘭納根（Sivak & Flanagan，2003）計算出，如果駕車和乘坐飛機的危險係數是一樣的話，那麼「9·11」這個級別的事故將會每個月都發生一次！

這些場面我們都再熟悉不過了，只不過又是一個關於本傑明·拉什問題的例子罷了。關於出生次序的「理論」是在沒有一個事例能夠證明其「不成立」的思維框架下被構想出來的。由於它是一個不能證偽的理論，搬出再多能證明它的證據也沒有意義，因為這個理論不能排除任何可能的情況。

詹姆斯·蘭迪（James Randi）是一位魔術師，並且是個多面手，他曾經被麥克阿瑟基金會授予過「天才」獎。多年來，他一直嘗試著教公眾學會一些基本的批判性思維的技巧。「了不起的蘭迪」（Amuirig Randi，他的藝名）通過揭穿「通靈」騙術和庸醫療法來達到教育公眾的目的。儘管他拆穿了很多魔術和偽裝的所謂「通靈術」，但最為著名的，還是他拆穿20世紀70年代通靈術超級明星尤里·蓋勒（Uri Geller）的把戲的那一回。蓋勒靠吹噓通靈術紅透熒屏，他對媒體的蠱惑程度簡直可以用無以復加來形容。各大洲的報紙、電視節目和主要的新聞雜誌對他爭相報道（蓋勒仍健在，還在寫書；Radford, 2006）。蘭迪發現並揭露了蓋勒經常表演的通靈術「絕活」其實不過是些普通和簡單得令人難以置信的魔術把戲，包括使勺子和鑰匙彎曲、使鍾錶開始走動等等，這些對於一個優秀的魔術師來說，簡直就是家常便飯。自從蓋勒被拆穿以後，蘭迪繼續將他那非凡的才智用於維護公眾的知情權，他不斷揭露超感官感知、生物節律、超自然力、通靈外科手術、天外來客、漂浮術以及其他偽科學的謬誤，幫助公眾了解真相（Randi, 1983, 1995, 2005; Sagan, 1996）。

這份清單同樣可以作為識別帶有欺騙性的心理學療法和理論的指南。在這裏，請注意第2條，這正是本章關注的焦點。同時注意，第1條和第5條論證了之前所討論過的一個觀點：科學是公開的。除了宣揚見證敘述作為「證據」，偽科學的從業人員經常以指責他人有意要壓制他們所獲取的「知識」，以此試圖逃避「公開可證實」這一科學的標準。這樣，他們就有借口帶著他們的「研究成果」直接走進媒體，而不是通過正規的科學出版程序將這些成果公諸於世。通常，這種伎倆在心理學領域中更為成功，因為相比于其他科學領域，媒體通常對心理學的正常科學機制缺乏尊重。記住這一點，這很重要（在第12章中我們將會深入討論這個問題）。媒體從來不會考慮去報道物理科學中未經證實的主張，但如果這類主張是心理學方面的，就會被當做正規的心理學話題加以報道，因為新聞記者早就被宣揚「心理學里沒有規則」的偽科學洗了腦。然而，消費者必須意識到，電視和紙質媒體只要認為讀者有需要，就會報道心理學領域中任何出格的主張，無論這些主張與已有證據之間是多麼矛盾。最終的受害者是公眾。

4.他也許會聲稱知道關節炎的成因，並且說能夠「清除」你體內的「毒素」，同時促進你的健康。他或許會說外科手術、X光和醫師所開的處方是沒有必要的。

最後，我們對可能患上糖尿病的擔心要小於對因感染葡萄球菌而住院的擔心，即使前者波及450萬美國人，而後者每年只有1500人而已（Fountain, 2006）。這是因為，就個人而言，我們能夠對前者做出一些對策（改變飲食或者鍛煉），而對後者卻無能為力。

在媒體的幫襯下，鮮活性誤導個人判斷的情況在其他領域里也同樣廣泛存在。一項研究（MacDonald, 1990; Cole, 1998; Radford，2005）調查了父母最擔心他們的孩子遭遇哪種風險。結果顯示，父母最擔心的是孩子遭綁架，而這一事件發生的概率是1/700000。相形之下，父母則不太擔心孩子在車禍中身亡的危險，然而這種可能性比遭綁架要高出100倍。顯然，對綁架的擔心大部分是媒體渲染的結果。這項研究結果說明，由於鮮活性效應對知覺的扭曲，「美國父母所擔心的竟是一些不大可能發生的事」（MacDonald，1990）。一個研究人員哀嘆道：將擔心聚焦在「當下流行」的事件上，勢必會誤導父母的注意力，導致他們「忽視了他們本來能夠施加更多影響的方面，例如學業成績、看電視的壞習慣、吸毒和駕車安全等」（MacDonald，1990）。

當然，在有關藥物治療的實際研究中，安慰劑控制並不只是一個什麼都不含的藥片，而是含有當前認為最有效的藥用成分。實驗比較的目的在於揭示，新葯是不是比當前最有效的葯還要好。

你每次吃處方葯時都會得到安慰劑效應的提示信息，下次吃處方葯的時候（如果你非常健康，就看看你祖母的葯吧！），仔細查看一下藥物附帶的說明書（或者登陸藥品製造商的網站瀏覽一下），你將在藥物問題說明裡看到安慰劑效應的信息。例如，我吃一種叫做Imitrex（琥珀鹽酸）的藥物來緩解偏頭痛。此葯附帶的說明書告訴我：控制研究已經證實，在服用一定量的藥物之後，57%的病人在兩個小時之內其癥狀得到了緩解（我就是這幸運的57%之一！）。但是說明書同時告訴我，同樣的研究顯示，這類偏頭痛中安慰劑效應是21%——有21%的人在服藥后兩小時內癥狀得到緩解，即使他們服用的藥物里是中性材料而非琥珀鹽酸。

總之，過於依賴見證證據的問題一直存在。此類證據的鮮活性常常掩蓋了更加可靠的信息，並且混淆視聽。心理學教師擔心的是，僅僅指出依賴見證證據的邏輯謬誤，並不足以讓人們從一個更深的層次理解這類數據的缺陷。我們還能做些什麼呢？還有什麼其他的方法能讓人們理解這個概念嗎？幸運的是，我們還有一個法寶——一種與學術方法略有不同的方法。這種方法的本質是以鮮活性來對付鮮活性，是以一種「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的方法對付見證證據，讓見證用自身的荒謬來擊潰自己。這個https://read.99csw.com方法的實踐者，就是獨一無二、毋庸置疑的「了不起的蘭迪」！

無論治療是否有效，人們都會報告某種療法曾經對他們有所幫助，這種傾向被稱為安慰劑效應（Christensen, 2001; Ernst & Abbot, 1999; Harrington, 1997; Kirsch, 1999; Russo, 2002; Stewart-Williams & Podd, 2004）。安慰劑效應的概念在電影《綠野仙蹤》中有絕佳的闡述。仙女並沒有真的給鐵皮人一個心臟，沒有給稻草人一個大腦，也沒有給獅子以勇氣，但是他們都感覺更好了。實際上，直到近一百多年，醫學才發展出較多具有確鑿療效證據的治療方法，因此有人曾經這樣說：「本世紀以前，整個醫學史只能說是安慰劑效應的歷史罷了」（Postman, 1988, p.96）

有時候有人會說，類似剛才所討論的種種偽科學，只不過是人們給自己找樂子的一種方式，無傷大雅。再者說，我們又何必較真呢？不就是有幾個人在異想天開，而另外幾個人從中賺點兒小錢嗎？

然而，我們在本章所關注的並非這一理論本身，而在於那些用於支持它的證據。當被迫出示證據時，龐蒂菲科特博士搬出了他的「臨床經驗」或「個案研究」。這在媒體心理學領域是一個慣用的套路。脫口秀節目和通俗心理學圖書中充斥著基於作者臨床經驗的心理學理論。他們通過這類渠道提供給公眾的許多療法，能夠支持這些療法的，無非是那些曾接受治療並認為得到了改善或被治愈了的人的個人見證。在本章中，我們將為心理學信息的消費者建立一個非常有用的原則：個案研究和見證作為評估心理學理論和治療的證據是毫無價值的。

作家彼得·鮑耶爾（Boyer，1999）描述了支持持槍自由的議員們如何以同樣的方式培養美國人對危險的錯誤知覺，他們試圖將公眾的注意力放在「入侵者」破門而入的鮮活案例上。這裏的潛台詞是：擁有一桿自我保護的槍將會降低你的風險。鮑耶爾（1999）指出了具有諷刺意味的事實，當真實的統計展示了真正的問題在於「槍在好人手裡」的時候，槍械製造工業卻力圖關注「槍在壞人手裡」。在這個國家，罪犯並不是導致大多數槍擊死亡案的原因。飲彈自盡的人數事實上要遠多於被槍殺的人數。大多數死於槍支的人都是槍支走火和自殺——這就是為什麼有研究指出，把槍支帶回家實際上反而增加了家庭的風險（Miller，Azrael, & Hemenway, 2002; Samuels, 2004）。

在加拿大的溫尼伯市，蘭迪在一個廣播節目中以「星相學家」的身份出現。節目一周前，聽眾被要求提交他們的筆跡樣本和出生日期。有三個人被甄選出來，並且進行電話連線，這樣蘭迪就可以「解讀出」他們的性格特徵。他大獲成功，三位聽眾在1-10分的準確性量表上給出的評分分別為9、10和10。蘭迪在節目的最後向聽眾解釋了他的秘訣。他其實只是逐字逐句地讀出了占星師希德尼·奧馬爾在最近的一個電視節目中給三個觀眾的「解讀」而已。

當嘉賓挑戰觀眾的信念時，奧普拉秀的觀眾有時會提一些尖銳的問題，但當行為「專家」似乎是在印證觀眾的傳統觀念的時候，這種情況就很少發生。然而曾經有過那麼一次，節目因為一位觀眾質疑嘉賓的主張而顯得異彩紛呈。有一位熱切而直率的觀眾當時正身處演播室，「但是請等一下，博士，」提問者開始了他的問題，「我的哥哥也是家裡的老大。我的父母把那個笨蛋送到哈佛，而讓我去了一個將來能夠成為一名牙醫的兩年制專科學校。但他們的『神童』在一年之後就輟學了，跑到了科羅拉多州的山頂上。我們最後一次見到他時，他正在編籃子！我搞不懂你關於『長子』的說法。」

5.他或許會指責「醫學體制」故意阻礙了進步，或者迫害了他……但是他不允許他的方法以已有的或已獲證明的方法來驗證。（U.S.congress, 1984, p.12）

蘭迪的生物節律和占星術小把戲，其實是一種被命名為巴納姆效應（Bamum，著名的嘉年華和馬戲團的團主，提出了「每分鐘都會有人上當受騙」的說法）現象的範例。這一效應曾被心理學家廣泛地研究（例如，Dickson & Kelly，1985），研究者發現，大多數成年人都會認為泛化的個性總結都是準確的，並且都是對自己獨特的描述。這裡有一個來自謝爾默（Shermer, 2005, p.6）的例子：

如今，類似占星術這樣的偽科學是一項巨大的產業，涉及報紙專欄、廣播節目、圖書出版、網路、雜誌文章以及其他各種傳播渠道。星相學雜誌的發行量要比很多正規的科學雜誌大得多。據美國眾議院老齡化問題委員會估算，浪費在醫療騙術上的錢已經達到數十億美金。簡而言之，偽科學是個油水頗豐的行當，數以千計的人靠公眾的盲信盲從而獲得收益。

在另外一個廣播節目中，蘭迪揭示了另外一種偽科學——生物節律能夠如此流行的原因（Hines, 1998, 2003）。一位聽眾同意每天都記日記，並將日記與一份特別為她準備的兩個月的生物節律表做比較。兩個月以後，她打回電話告訴聽眾：生物節律絕對不是蓋的，因為節律表預測實際行為的準確率超過了90%。蘭迪不得不把他的秘書所犯的一個愚蠢的錯誤告訴給這位聽眾，秘書錯誤地將本該發送給另外一個人的節律表發給了她，而不是她自己的。然而，這位婦女還是同意看一下真正屬於自己的表格是怎樣的，於是，又一份表格立即發送給了這位婦女，並且請她再打電話過來。幾天後，這位婦女帶著解脫感打進電話，說她自己的表格也同樣十分準確——事實上更為準確。在下一期節目中，大家發現，另一個錯誤發生了。這位婦女收到的是蘭迪秘書的節律表，而不是她自己的！

想想下面這個例子的荒謬之處吧。一個朋友開車20公里載你去機場，因為你要乘飛機作一次750公里的旅行。分別的時候，你的朋友很可能會說，「一路平安」，這個臨別贈言其實是具有悲傷的諷刺意味的，因為你的朋友在回家的20公里路上死於車禍的風險，要比你飛行750公里的風險高出3倍（National Safety Council, 1990）。這就是鮮活性問題，它解釋了A對B的安全祝福存在著明顯的不合理性，因為恰恰是A正處在更大的風險之中（Sivak & Flannagan, 2003）。

例如，「博士，我的哥哥是個不要命的工作狂。他對妻子和家庭完全不管不顧，並且把與工作有關的問題看得比什麼都重。他有潰瘍和酗酒問題，但他拒不承認。他們家在近兩年內從沒過過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假期。他的婚姻也快玩完了，但他似乎並不是特別在乎。他為什麼要選擇這樣一種自我毀滅式的生活呢？」

4.一項主張基於證據而非鮮活的見證，同時不依靠鮮活的見證來交流

這位觀眾使現場氣氛驟然緊張，但是博士總是能夠逢凶化吉：「哦，是的，我也曾經見過很多像你哥哥一樣的個案。是的，我經常可以在我的從業中遇到這樣的人。他們的『期望上旋』的動力過程發生中斷，生成潛意識的要求來抵抗父母轉化到他們身上的期望。這樣的話，個體的生活規劃會朝著與傳統成就標準相反的方向發展。」一陣肅然的沉默之後，討論轉向了下一個「案例」。

不幸的是，這樣的例子絕非鳳毛麟角（Shermer, 2005; Stanovich, 2004; Sternberg, 2002）。當偽科學的觀念滲透于整個社會的時候，我們都以不同的方式受到影響——即使我們並不認同這些信念。例如，警局雇通靈師協助辦案（Marshall, 1980），即便研究表明這一舉動是沒有任何效果的（Hines, 2003; Rowe, 1993）。ABC電視網路的製作人居然花錢請好萊塢的通靈師幫助他們確定節目內容，要知道電視網路可是當今社會最具影響力的通信科技（A九九藏書uletta, 1992, p.114）。最令人大跌眼鏡的是，有個占星師曾受雇於里根時代的白宮，專門為「總統演說的時機、穿著打扮、與州長會面、飛機的飛行時刻表甚至討論的議題等」這類事項提供建議（Johnson, 1991, p.454）。

另外一個關於人們如何對鮮活的軼事信息做出不同反應的例子，來自於在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媒體對越戰的報道。隨著戰事的拖延，美軍的死亡人數彷彿無休止地增加，媒體開始報道當周美軍死亡的人數。一周接一周地過去了，這個數字在200至300之間徘徊，公眾似乎已對這種報道習以為常了。然而，某雜誌用幾個版面的篇幅連續刊登了前一周陣亡者的個人照片。這時公眾非常具體地看到了在這樣一個有代表性的一周內逝去的大約250個鮮活的生命。結果，此舉導致了大規模的、針對這場代價巨大的戰爭的抗議聲浪。250張照片所產生的影響是每周數字報道所遠不能及的。但是作為一個社會成員，我們應該克服這種不相信數字、必須親眼目睹才去相信的傾向。絕大多數影響我們社會的複雜因素都只有靠數字才能捕捉。只有當公眾學會像重視圖像材料一樣重視以數字形式表達的抽象材料時，公眾自己的立場才不會像屏幕上閃過的最新圖像那樣變化無常。

個案研究和見證敘述在心理學（以及其他科學）研究的早期階段是有用的，因為此時，尋找有趣的現象和待研究的關鍵變數很重要。雖然個案研究在早期的、理論形成前的階段是有用的，但在研究的後期，當對理論進行檢驗之時，個案研究就毫無用處了。這是因為，作為一個孤立現象，個案研究的結果遺漏了太多其他可能的解釋。為何個案研究和見證證據對於理論檢驗來說是沒有用的？要想理解這一點，就需要想一想安慰劑效應。安慰劑效應是指，無論療法是否包含了有效的成分，人們都傾向於報告任何療法都對他們有效。安慰劑效應的存在，催生了許多關於療效的見證敘述，致使對一種心理（或醫學）療法效果的證明成為「不可能的任務」。原因就在於，無論治療手段是什麼，安慰劑效應都會使人們提出證實其療效的個人見證。

2004年，一檔叫做《晚間在線》的電視節目在伊拉克戰爭一周年之際，公布了在這場戰爭中死亡的700多名戰士的名字和照片，在這一時刻，歷史又重演了。這一做法與該檔節目在「9·11」事件一周年之際播放受害者的姓名和照片的套路完全相同，當時這些照片的播放都徵得了受害者家屬同意。然而，死亡士兵的照片還是引發了戰爭支持者的抗議。有些人控訴節目主持人泰德·考佩爾對這場戰事抱有敵意，但是這些指控顯然瞄錯了對象，因為考佩爾並不反對這場戰爭。相反，考佩爾說，「你們中的一些人深信我是反對戰爭的，其實我並不是，但這不是重點。我只是反對那種一直以來的幻覺，即認為戰爭僅犧牲少數人，不會連累我們餘下的人」（CNN.com，2004）。戰死的人數並非沒有被報道，這700多人死亡的消息日復一日地出現在這個國家的每一份報紙上。但是爭論的雙方都知道，公眾尚未對那些數字進行「加工」——沒有計算代價，是因為那些數字還太過抽象。雙方都知道很多人在看過這些照片之後，都會從頭對這些信息進行加工，並開始真正在意戰爭的代價。

當我正在講述這個話題的時候，經常有人會針對我的演講提出非常中肯的問題：「你不也是正在用生動的個案來闡述你的觀點嗎——這種做法難道不正是你所反對的嗎？」這個問題問得好，並且它讓我有機會詳細闡述本章中包含的一些論點間的微妙之處。這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我運用了生動例子來闡述觀點。但是，是為了闡述觀點，而不是為了證明觀點。這裏的關鍵是要區分兩點：主張的提出和主張的交流。對於每個主張，我們都能問這樣一個問題：它是不是基於鮮活的見證？這會產生四種可能的情況：

畫面切換到奧普拉秀——過去十年中最著名的電視脫口秀節目之一——的現場。今天的嘉賓是俄狄浦斯人類潛能研究所的所長阿爾弗雷德·龐蒂菲科特（Alfred Pontificate）博士。這位博士新提出了一個有關出生次序的激進理論，這一理論的基本理念是：個體的生命進程是被家庭互動所設定的，而家庭互動是由出生次序決定的。奧普拉鼓勵觀眾對此理論進行提問。討論無可避免地由最初的理論關注，轉向了為觀眾個人生活中的重要事件做出解釋。這位博士欣然應允。

在本章中，我們將要證明這個原則為什麼是正確的，並且還要討論個案研究在心理學中的正確作用。

幾乎每種產生於醫學和心理學的療法都有一定數量的支持者，並且總能催生出一些發自內心認可其療效的人。醫學文獻記載了豬牙齒、鱷魚糞便、埃及木乃伊的粉末，以及很多更富想象力的東西都曾經具有療效（Harrington，1997；Shapiro, 1960）。事實上，人們早已熟知，僅僅暗示正在接受某種治療，就足以使許多人感覺病情好轉了。

個案研究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科學探索在某個特定領域進展到什麼程度。從個案研究或臨床經驗中獲得的靈感，在特定問題的早期研究階段或許比較有用，因為它們可以提示哪些變數需要進一步研究。個案研究在開啟心理學新的研究領域方面起到過關鍵作用。讓·皮亞傑（Jean Piaget）的工作中就是很著名的例子。皮亞傑的研究提出了一種可能性，即兒童的思維並不只是成人思維的簡易版或低級版，而是有其自身結構的。皮亞傑關於兒童思維的部分推測已經被證實，但很多還有待證實（Bjorklund, 2004; Goswami, 2004）。然而，對於我們這裏的討論來說，更重要的不是皮亞傑的哪些思想被證實了，而是要理解，皮亞傑的個案研究儘管沒有證實任何事情，但它為發展心理學家的研究提供了難以置信的廣闊領域。第5章和第6章中所要介紹的相關研究和實驗研究，為皮亞傑個案研究中提出的假設提供了或支持或否定的證據。

不僅公眾受到鮮活性問題的困擾，在心理學和醫學領域，有經驗的臨床從業者一直都在努力擺脫個別案例的壓倒性影響給他們的決策帶來的陰影。作家弗蘭辛·盧素（Russo，1999）描述了弗吉尼亞大學的腫瘤專家威利·安德森面對的兩難境地，安德森一直提倡控制實驗，並會定期招募一些病人來做有控制的臨床測試。但是他仍舊糾纏于自己對突出個案的反應，那些鮮活的個案對他的決策產生了影響。儘管他相信科學，但仍承認「當真實的人眼巴巴地看著你的時候，你將被他們的期望以及自己對他們期望的期望所包圍，這確實非常困難」（p.36）。但是安德森知道，有時對他的病人來說，最好的辦法就是忽略「看著你的那個真實的人」，並且遵循最佳證據的指示。最佳證據來自於有控制的臨床試驗（將在第6章表述），而不是看著你的那個人的情感反應。

1.一項主張基於鮮活的見證，同時依靠鮮活的見證來交流

儘管見證證據在檢驗理論的時候是無用的，但心理學研究指出，由於鮮活性效應，這類證據經常被人們過分地倚重：對於更為生動、並因此在記憶中更易提取的證據，人們會賦予其過高的權重。對大多數人來說，見證證據就是一種格外生動和鮮活的信息，因此，人們在驗證某一心理學主張的合理性時，會過度依賴這類證據。事實上，理論主張是否合理，是不能用見證敘述和個案研究的證據來判定的。

發表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上的一篇社論，論述了在醫學科學的從業者眼中個案研究和見證敘述的地位。「例如，如果這本雜誌收到一篇論文，說一個患胰腺癌的病人在服用了大黃根（rhubarb）后康復了……我們可能會發表一篇個案報告，但是，我們發表它並不是宣告它為一種新的療法，而僅僅是推薦它作為一個值得用正規的臨床實驗進行驗證的假設。與https://read.99csw.com之相反，關於各類偏方秘方的軼聞（通常發表在通俗書籍和雜誌上）則沒有做出這樣的聲明，並且這些軼聞本身也不足以作為支持那些療效的文獻。」（AngeU & Kassirer，1998，pp.839—840）。

3.一項主張基於證據而非鮮活的見證，同時依靠鮮活的見證來交流

博士反問道：「親愛的，他在家中排行第幾？」

人們有這樣一種傾向：即使能夠獲得更為精確的信息，人們的判斷也常常受到某個突出例子的影響，對此心理學家已經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威爾遜和布里克（Wilson & Brekke，1994）證明了鮮活性問題是多麼具有欺騙性，以及它是怎樣影響實際的消費者行為的。他們調查了兩類信息如何影響人們選擇兩個不同品牌的避孕套（品牌A和品牌B）。一類信息是《消費者報告》雜誌中的一篇調查報告，另一類則是兩個大學生對於偏好的避孕套品牌的觀點。首先，威爾遜和布里克調查了一組被試，詢問他們更樂於受哪種信息的影響。該組中超過85%的被試都認為比起兩個學生的觀點，他們更樂於受《消費者報告》文章的影響。研究者隨即招募了一組相似的被試，在研究中，被試被告知他們將會免費得到一些他們自己選擇的避孕套。被試被告知可以參考以下兩類信息中的任何一類或兩類：一類信息是在《消費者報告》雜誌中的一篇調査報告，另一類是兩個大學生的觀點。儘管此組中只有不到15%的人願意接受兩個大學生的觀點，但還是有77%的人同時詢問了兩類信息。很顯然，被試無法抵禦他人見證的誘惑，儘管他們不認為自己會受其影響，但他們事實上卻被影響了。當被試同時選擇了解兩類信息並且這兩類信息相互衝突時，接受學生推薦意見的人數比接受《消費者報告》推薦意見的人數多31%。

但我們確實不應該拿這種嚴肅的事情開玩笑。輕信見證敘述和個案研究的證據可能會導致災難性的後果。曾為抽|動性穢語症做出科學界定——將之定義為器質性紊亂——的研究小組（Shapiro et al., 1978；見第2章）指出，人們對於個案研究證據的錯誤依賴，使得關於該病的、不可被證偽的精神分析理論長期盤據不去，阻礙了對於該病病理進行真正的科學研究。英國科學期刊《自然》的華盛頓記者史蒂芬·巴蒂安斯基（Budiansly, 1984）在總結醫學領域中的這種現象時說了如下一段話，強調了很多我們在前面章節中提到過的一些科學的觀點：

安慰劑效應在抑鬱症治療中是29%（即29%的病人服用安慰劑后報吿癥狀緩解了），在十二指腸潰瘍中是36%，在偏頭痛中是29%，食道炎是27%（Cho，Hotopf, & Wessely, 2005）。一項研究（Bower, 1996b）建議，將安慰劑效應與當下流行的抗抑鬱劑百憂解結合起來，將會最大限度地發揮藥物自身的作用。安慰劑效應的效力是很強的，以至於曾有報告說有人對安慰劑成癮（Bok，1974；Ernst & Abbot, 1999），這些人需要服用劑量越來越大的安慰劑來保持他們的健康狀態！

我們可以通過對生物醫學研究的考察來說明安慰劑效應這一概念。在生物醫學研究中，所有的新葯研究程序都必須包括對安慰劑效應的控制。一般來說，如果在一組病人身上試驗一種新葯，就要組建一個患同樣病症的對等組，給他們服用等量不含任何藥物的藥劑（安慰劑）。兩組病人都不知道他們吃的是什麼葯。這樣，兩組進行比較時，安慰劑效應——即給予病人任何一種新的治療都會使他們感覺好些的這種傾向——就能得到控制了。僅僅報告百分之幾的病人吃了新葯后癥狀得以緩解是不夠的，因為如果沒有控制組的數據，就不知道拫告癥狀緩解的病人是由於安慰劑效應還是藥物本身的療效。

回到這部分的主要觀點上並做個總結吧：偽科學的傳播所造成的代價是巨大的。需要搞清楚哪種類型的證據能夠揭示某種現象中蘊含的道理或理論是否可信，如果搞不清楚這一點，就會大大有利於偽科學的傳播。由於見證敘述可以為任何主張提供唾手可得的支持，以及自身所具備的衝擊力，見證打開了通往偽科學的大門。對於心理學信息的消費者來說，對它們保持警惕應當是頭等大事。在接下來的幾章中我們將會看到，在證實某種主張的合理性時，究竟需要哪些類型的證據。

這就是詹姆斯·蘭迪運用這些小把戲努力想要達到的目的——給人們好好上一課，告訴人們見證證據是沒有價值的。他不斷地證實，形成有利於虛假主張的見證是多麼容易。正是這個原因，用見證來支持自己提出來的特定理論是毫無意義的。檢驗一個主張時，只有來自於有控制的觀察中的證據（第6章中將會描述）才是足夠充分的。

這並不是一個虛構出來的問題，它是真實的。每周都有噴氣式客機墜毀。也許不是一架巨型噴氣式客機，而是很多小型飛機；或者也不是小飛機，而是小型交通工具，這種小型交通工具叫做汽車。在美國每周都會有超過350人死於汽車交通事故（每年超過19000人）（National Highway Traffic Safety Administration, 2004），人數足夠坐滿一架巨大的噴氣式客機的了。

評估證據的時候，鮮活性問題是一個我們都要面臨的難題。並且，在這樣一個充斥著媒體影像的環境中，對於社會來說，不受影像支配而基於有效的證據來解決自身的問題變得越來越困難了。作家巴瑞·格拉斯納（Glassner，1999）講述了一個特別相似的例子。在1995年的一場奧普拉秀中，圍繞著某一次外科手術而展開討論（這裏不具體說出外科手術的名字，以免渲染鮮活性效應）。這種手術引起了一些爭議，因為一些人聲稱在手術過程中受到過傷害。來自梅奧臨床醫院、哈佛大學和密歇根大學的研究證據都顯示，這種手術總體上是沒有危險性的。就在此時，一位聲稱受到過傷害的婦女從觀眾席里跳出來並喊道：「我們就是證明，我們這些坐在這兒的人就是結論！（Glassner，1999，p.164）。你認為哪種說法會讓數百萬電視觀眾記憶猶新——是來自梅奧臨床醫院的研究，還是大喊自己就曾受到過傷害的那位婦女？

大多數人都發現，這個總結是對其個性非常準確的概括，但是很少有人自發地意識到大多數其他人也同樣認為它描述了他們自己！許多眾所周知的語句和措辭（如這個例子）使很多人認為適用於他們自己。誰都能夠將其作為一個個人化的心理「分析」提供給「顧客」，而這些顧客常常會為個人化的「性格解讀」的「準確性」而感到震驚，卻不知道其實每個人的解讀都是一樣的。當然，巴納姆效應正是手相學和占星術的基礎（Kelly, 1997, 1998）。巴納姆效應還可以證明產生見證有多麼容易，以及為何見證毫無價值。

有關神奇療法的宣傳助長了人們的錯誤希望，當希望破滅時，會給人們造成心理上的致命打擊。在我關於這個問題所掌握的例子中，其中最卑劣的案例之一就是一篇來自雜貨店小報的文章，標題冠以「通靈師展示肓人如何通過超感官知覺看見東西」。人們可能會由於身陷偽科學的重重包圍而無法獲得真正科學的知識，通靈外科手術的倡導者暗中慫恿人們把錢花在騙人的療法上，並且忽視對患者有幫助的傳統的「非通靈的」的醫療手段（Angell & Kassirer, 1998）。在一個關於醫療保健欺詐行為的市民大會上，「密歇根反健康欺詐顧問委員會」的主席展示了一則騙人的、治療癌症的小冊子，上面寫著「本產品不能與其他癌症療法同時使用」（「聽上去像真的」，1990）。類似案例已造成的損害是無法估算的。

然而，當我們從科學研究的早期階段（在此階段個案研究可能是極為有用的）步入更為成熟的理論檢驗階段之後，情況就大大不同了。由於個案研究在特定理論的檢驗中不能作為證實或證偽的證據，所以它在科學研究的後期不再有效。其原因就是：個案研究和見證敘述都是所謂的「孤立事件」，缺乏比較性信息，而這種信息對於排除其他可能的解釋來說是必要的。

安慰劑效應的存在，宣告了見證敘述作為證據是無效的，這麼做儘管很痛快，但是我們必須意識到，還存在著另外一個障礙，它阻礙了人們理解這一問題。社會和認知心理學家已經研究了人類記憶和決策中的所謂「鮮活性效應」（Kunda，1999; Ruscio, 2000; Sinaceur, Heath, & Cole, 2005）。當面臨問題解決或決策情境的時候，人們會從記憶中提取與當前情境有關的信息。因此，人們傾向於利用更容易獲得的、能夠用來解決問題或做出決策的信息。對可獲得性造成強烈影響的一個因素，就是信息的鮮活性。

心理學家越來越關注醫學騙局在互聯網上的蔓延，以及它對健康帶來的損害。麥克斯·考皮斯（Max Coppes）博士不得不給《新英格蘭醫學雜誌》寫了一封信，警告人們注意醫學中的偽科學所帶來的危害（Scott, 1999）。他描述了一個9歲女孩的案例，這個孩子在經歷癌症手術之後，如果接受化療的話，將會有50%的機會可以多活3年。但她的父母找到一種未經驗證的、利用鯊魚軟骨的偏方來代替化療。小女孩在4個月後失去了生命。

在關於心理治療效果的研究中，怎樣合理地對待安慰劑效應控制組，往往令人頗費周折。但是，這些複雜的問題不是我們在這裏所要關注的，理解研究者為什麼要將藥物治療的真實效果與安慰劑效應及自然康復區分開卻很重要。高登·保羅（Paul，1966，1967）關於治療效果的研究為我們提供了例子，告訴我們這類研究結果揭示了什麼。保羅調查了幾組學生，他們「在公開場合說話時會產生不適和焦慮」。實驗組接受了針對語言緊張問題的脫敏療法，85%的被試表現出顯著的改善。安慰劑組拿到了一些藥片，他們被告知這些藥片是有效的鎮定劑，但實際只是一個碳酸氫鈉膠囊。在該組中，有50%的人表現出明顯的好轉。第三組根本沒有接受任何的治療，仍然有22%的人表現出明顯的好轉。這樣看來，對於這一特定問題來說，自然康複比例為22%，另外28%表現出的改善產生於安慰劑效應（50%減去22%），脫敏療法所具有的真實療效則高於安慰劑和自然康復加起來的效果（85%>50%）。

和保羅的研究類似，其他研究也顯示，心理療法確實優於只用安慰劑所產生的效果（Hollon et al.，2002; Lipsey & Wilson, 1993; Nathan & Gorman, 1998; Shadish & Baldwin, 2005）。但是，使用了安慰劑控制組的實驗也表明，僅報告有多大比例的人感覺自己有所好轉，會嚴重高估治療的實際效果。問題就在於，得到見證敘述簡直不費吹灰之力。康奈爾大學的心理學家托馬斯·吉洛維奇（Thomas Gilovich, 1991）指出：「人類擁有如此容易自愈的身體，即使醫生不做任何事情，很多尋求醫學幫助的人也將體驗到積極的療效。如此一來，當自然康復的比率很高的時候，即使是毫無價值的治療手段也能顯得有效」（p.128）。簡言之，無論干預的效果如何，只要運用治療干預，潛在的安慰劑效應就會顯現。問題在於，安慰劑效應是如此強大，以至於無論某個人使用的療法多麼荒唐，只要是被應用於一大群人的話，總有一些人會樂於為它的效果做出見證（清晨頭部擊打療法，每天使用讓你神清氣爽！給我寄10.95美元，你就可以得到這個特製的、經過醫學測試的橡膠錘）。

「哦，他是子女中的老大。」

科爾（Cole, 1998）報道了這樣一個民意測驗，在環球航空公司（TWA）空難事故后，如果飛機能夠提高安全係數的話，很多人都願意為自己的往返機票多付50美元。同樣是這些人，卻拒絕為機動車中的安全功能支付50美元，即使那樣會提供更加安全的保障。同樣地，很少的人能夠意識到，當他們駕車10公里去買一張彩票的時候，他們在車禍中喪命的幾率要比他們獲得頭獎的幾率高16倍（Orkin, 2000）！

然而，對此問題進行一番徹底的考察就不難發現，偽科學的盛行對社會的危害比人們想象的要大得多。在一個複雜的、科技化的社會中，一些能夠影響千萬人的決策會為偽科學的影響推波助瀾。也就是說，即使你並不認同這些偽科學的觀念，你也可能受到這些觀念的影響。例如，大銀行和一些500強企業雇傭筆跡學家來做人事選拔（Sutherland, 1992），即便大量的證據表明，筆跡學在實現這一目的方面是沒有作用的（Ben-Shalfhar，Bar-Hillel, Blui, Ben-Abba, ScFlug, 1989; Neter & Ben-Shakhar, 1989）。偽科學的筆跡學指標在一定程度上使僱主忽視了其他更有效的選拔標準，導致的結果是經濟上的零效益和對一些人的不公平待遇。如果僅僅因為筆跡中有一個連寫的「小圈圈」，就讓你喪失了獲得一份你很心儀的工作機會，你會作何感受？或者，你求職被拒，只是因為一個「通靈師」從你的「氣場」中看到了一絲擾動，你又會作何感受？事實上，這類事情的確發生在一些人身上，一些公司會花錢請人為求職者進行「通靈分析」。例如，蘇姍·金（SusanKing）是一個所謂的「通靈大師」，公司花錢請她運用「讀心術」來為人事決策提供幫助。「儘管一些僱主會請她來參与最後一輪面試，或者在隨後的雞尾酒會上讓她去觀察一些入圍的候選人」，但她宣稱她甚至不需要見到這些申請者——她可以從照片或是他們的姓氏中發現問題（Kershaw，1991）。在這樣一個競爭激烈的經濟時代，這是你所期望的決定自己能否獲得一份工作的方式嗎？

安慰劑效應在心理治療中也很常見（Wampold et al, 1997）。許多有輕度和中度心理問題的人，在接受心理治療后說他們的情況有所好轉。然而控制研究證明：這一康複比例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由於安慰劑效應和時間推移這兩個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時間推移通常被稱為自然康復現象。大多數有效的治療都是由於治療效果和安慰劑效應以某種不為人知的組合而產生的效果。正如多茲（Dodes, 1997）指出的：「即使嚴重的疾病也有惡化和緩解的時候；關節炎和多發性硬化症就是典型的例子。甚至癌症也會莫名其妙地消失」（p.45）。他同時也警告說，對於安慰劑的積極反應並不意味著病人的病是虛構出來的，他還警告，與流行的觀念正相反，安慰劑可以是有害的：「安慰劑效應能夠通過證實或強化想象中的疾病來『誘發』慢性病。病人會對那些利用安慰劑效應的非科學從業者產生依賴。」（Dodes, 1997, p.45）

2.他會做廣告，用的都是「個案史」和「滿意患者」的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