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如果是外行人使用術語「抑鬱」，那麼就意味著「感覺糟透了」。相反，在《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中，對抑鬱症的專門定義佔用了超過12頁的篇幅（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1994），並且與「感覺糟透了」有著很大的區別。臨床心理學家所謂的抑鬱，並不等同於外行人所說的抑鬱（Hollon, Thase, & Markowitz, 2002）。在其他科學領域也都存在同樣的問題，儘管可能沒有心理學這麼嚴重。回想一下前面對「生命」概念的討論。正如米德瓦等（1983）指出的，問題在於，像科學中的其他專業術語一樣，「生命」一詞出自人們的日常用語，但在科學場合中的含義已遠不同於日常談話中的用法（p.66）。

有時候，在科學領域中，概念意義的改變會導致對這一概念的科學理解與外行人士的理解產生衝突。法伯和邱吉蘭德（Farber & Churchland, 1995）討論過一個關於「火」這一概念的情況。經典的概念是這樣定義火的：「不僅是含碳物質的燃燒，而且還包含了太陽及各種星體上的活動（實際是核聚變）、閃電（實際上是電引起的白熱化現象）、北極光（實際是光譜發射）、螢火蟲的閃光（實際上是發出磷光）。在現代概念體系中，這些現象都與氧化無關，因此和木材燃燒不屬於同一類型。另外，有一些現象原本認為是與燃燒沒有任何關係（由於那時放熱被認為是燃燒的本質特徵）的過程——如生鏽、鏽蝕和新陳代謝——卻被證實屬於氧化現象」（p.1296）。總之，氧化的原則使得篝火和生鏽聯繫了起來，而將閃電與它們區分開來。對於科學家而言，這也許是一個進步的標誌，但卻讓外行人士感到迷惑和無所適從了。

與之相關的是科學家稱之為「節省」的原則。節省原則是指，當兩個理論有同樣的解釋能力的時候，較為簡單的理論（涉及更少的概念和概念性關聯）勝出。原因是，擁有較少概念性關聯的理論在將來的檢驗中會更具可證偽性。

概念的操作性定義要想有用，必須同時具備信度和效度。信度是指測量工具的一致性。如果你對同一概念進行多次測評，是否能夠得到相同的測量結果。信度的科學概念很容易理解，因為它與常識中的定義以及字典里的定義非常相似：「任何總能夠產生相同結果的系統所具備的一種屬性」。

在科學領域里，確定某概念的意義，是在與該術語有關的現象得到一定程度的研究之後，而非研究之前。一個精確的概念性術語來自科學過程中固有的那種數據和理論間的相互作用，而不是關於語言用法的辯論。本質主義者讓我們陷入無休止的文字爭論，而許多科學家堅信這樣的文字遊戲使我們脫離了事物的實質。例如，對於「生命一詞的真正含義是什麼」這個問題，兩個生物學家的回答是「沒有什麼真正的含義，它只是足夠好地滿足我們生物學家工作需要的一種用法，並不是爭論或辯駁的主題」（Medawar & Medawar, 1983, pp.66-67）。總之，科學家的目的是解釋現象，而非對措詞進行分析。在所有的科學學科里，進步的關鍵在於放棄本質主義，接受操作主義。這正是本章中我們探討的主題。沒有別的學科比心理學更能說明這個問題了。

蘭道繼續指出，即使在物理學中，「模糊的詞語選擇也是造成某些誤解的根源，科學家經常使用一些口語化的術語。他們為這些用語賦予特定意義，但沒有經過正規訓練的人是不可能想到這種意義的」（p.13）。在心理學里也是如此。當心理學家和外行人用同一詞語來表達不同含義的時候，他們之間常常產生誤解。如果有新的詞語產生出來用以描述心理概念，這樣的困擾可能會少一些。有時會有這樣的詞語出現，正如物理學家有了「爾格」和「焦耳」一樣，心理學家有了「失調」和「編碼」，這些詞不是憑空編造的，但在日常用語中比較生僻，從而可以防止混淆。

心理學概念不能以某些人的個人定義為基礎，因為這類定義可能是不常見的、個人化的或者模糊的。由於這個原因，心理學必須摒棄所有對概念所做出的個人化定義（就像物理學拒絕對能量的個人化定義，氣象學拒絕對雲的個人化定義），而堅持公眾可以知悉的定義，這種定義用操作來界定概念，並確保了任何一個接受過適當訓練並擁有適當設備的人都可以實施這些操作。就摒棄個人化定義而言，心理學並沒有將外行人拒之門外，而是將這一領域向公眾敞開，就像所有學科那樣，以期尋求所有人都可以共享的、普遍的、公眾可以利用的知識。

許多人在接觸心理學時放棄操作主義觀點的另一個原因是，他們想為這些問題找出本質主義的答案。這樣做到底是因為心理學新近才從哲學中分離出來，還是因為公眾對心理學了解得比其他學科少，尚不得而知。然而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並不重要。最終的結果是一樣的。人們期望心理學可以就其他學科所不能回答的這些複雜問題給出終極答案。

類似這樣的問題反映了一種科學觀點，哲學家波普爾稱其為「本質主義」。這種觀點認為：從內在本質或者本質屬性的角度對現象做出最終解釋，才算得上是好的科學理論。支持這種觀點的人通常也相信，無法對現象做出最終解釋的任何理論都是無用的，這樣的理論不能反映真實的內在情況，不能反映世界存在方式的本質。本章，我們將討論為什麼科學不去回答本質主義者的問題，而是通過對概念進行操作性定義得以進步。

操作性定義是利用可測量、可觀察的操作來表述的概念定義。我們確信某個理論具有可證偽性的主要途徑之一，就是確定理論中的關鍵概念具備可用可重複性很強的行為觀察來表述的操作性定義。操作性定義是讓科學知識變得公開可檢驗的主要機制。這樣的定義被置於公共領域，使其所界定的理論性概念能夠接受所有人的檢驗，而不是像「直覺的」、非經驗性的定義那樣，只屬於特定個體，檢驗它的機會並不向所有人開放。

在心理學領域，智力概念的發展提供了一個類似的例子。起先，智力僅有一個嚴格的操作性定義：智力是通過心理功能測驗所測到的東西。隨著實驗證據的不斷積累，智力被證明與學業成就、學習、腦損傷、神經生理學及其他行為和生物學變數有關，這一概念在逐漸豐富的同時又得到了提煉（Deary, 2000, 2001; Geary, 2005; Lubinski, 2004; Sternberg, 2000; Sternberg & Grigorenko, 2002; Sternberg & Kaufman, 1998; Unsworth & read.99csw.comEngle, 2005）。現在看來，在定義智力概念時，最好用一種高等級的建構，通過多種更為具體的信息加工操作來定義。當然，這些假設的信息加工過程應該具備更為直接的操作性定義，可以用可測量的指標來表述。

（但是，最終）就它能回答的那類問題而言，科學的潛力是無窮的……沒有什麼可以阻擋或中止科學的發展，除了諸如缺乏勇氣之類的道德方面的缺陷。（p.86）

深刻理解操作主義的原則，也有助於我們識別不具備科學意義的問題。例如，在我的電腦文件夾里，有一篇來自於國際聯合出版社的在線服務文章，標題為《動物會思考嗎？》。這篇文章講述了動物行為方面最新的實驗。文章中所引述的研究沒有任何錯誤，但是，顯然這個標題僅僅是一個玩笑。這個標題的問題在於沒有科學意義，沒有關於「思考」的操作性標準。許多報紙的標題中存在類似的問題，比如「計算機會思考嗎？」沒有操作性標準的話，這個問題也沒有科學意義，但在雞尾酒會上倒是可以大派用場。

如果過分依賴於我們「知道」的東西，肯定會產生問題，這個問題同樣困擾著所有的直覺（非經驗）信仰體系。關於某個事物你所「知道」的和張三、李四所知道的可能並不一樣，我們如何決定誰是正確的呢？你或許會說「我強烈地感覺到我所知道的是正確的」，但是，如果張三的觀點和你有出入，但比你擁有更強烈的感受呢？李四的觀點與你倆都不同，也宣稱自己是正確的，因為他的感受甚至比張三還要強烈。

事實上，科學家並不企圖獲得本質主義者所追求的那類知識。從這一意義上講，對於本章一開始提出的問題的正確回答是：科學家不知道地心引力是什麼。科學並不試圖回答關於宇宙的「終極」問題，彼得·米德瓦（Peter Medawar, 1984）曾寫道：

例如，把「飢餓」這個概念定義為「我胃裡不好受的感覺」，並不是一個操作性定義，因為它與個人對於「不好受的感覺」的體驗相聯繫，因此不能被其他觀察者知悉。相反，涉及一些可測量的食物剝奪時間或者像血糖水平這樣的生理指標的定義才是操作性的，因為它包含了任何人都可以實施的可觀測的測量。同樣，心理學家不同意將「焦慮」定義為「我不時會感到的不舒服和緊張」，而是必須用像問卷和生理指標測量這樣的操作來定義概念。上述那個定義是個人對身體狀況的解釋，他人無法複製；而後者則是把概念放在公共科學領域進行解釋。

在評估一個心理學理論的可證偽性時，操作性定義的理念是一個非常有用的工具。概念有沒有直接或間接地建立在可觀測操作的基礎上，是識別不可證偽的理論的重要線索。沒有建立在可觀測操作基礎之上的概念，通常是為了拯救那些不能被數據印證的理論。所以，那些不嚴格的概念——理論學家不能為它們提供直接或間接的操作性聯繫——都應該引起懷疑。

舉個例子來說，許多研究關注所謂的A型行為模式，因為它與冠心病的發病率有關（Austin & Deary, 2002；Curtis & O' Keefe，2002; Matthews, 2005；Smith, 2003; Suls & Bunde, 2005）。在第8章中，我們將會更加詳細地討論A型行為模式。但是，這裏重點要說的是，A型行為模式實際是通過一系列二級概念來定義的：強烈的競爭慾望、潛在的敵意、趕時間行為、達成目標的強烈驅力等等。然而，每一個用於界定A型行為模式特徵的概念本身也都需要操作性定義。事實上，研究者們已經為對每個概念進行操作性定義而付出了很多努力。我們討論的要點是，A型行為模式是一個複雜的概念，它並不是被|操作所直接定義的。相反，該概念與其他一些各自具有操作性定義的概念聯繫在一起。A型行為模式提供了一個間接操作性定義的例子。儘管不同的概念與可觀測操作的聯繫程度各有不同，但所有的概念都在一定程度上通過其與可觀測操作之間的聯繫來獲得意義。

實際上，觀察人們在後面這個問題上的爭論具有啟發意義，因為這樣的一個爭論為我們親眼見證先前討論過的心理學中的「預設偏見」問題提供了機會。大部分人都有一個強烈的預設偏見，不希望計算機能夠思考，為什麼呢？出於各種原因，外行人認為「思考」這個概念與「人類」這個概念緊密聯繫，許多人在情感上不能接受非人類的物體（例如，計算機或看起來不像地球人類的外星生命形式）也能思考。

（然而，）即使科學不能回答終極問題，但也不意味著必須接受其他的答案；也不能理所當然地認為，既然這類終極問題能被提出，就一定能夠被回答。就我們目前的理解力而言，這類問題是無從回答的。（p.60）

但是請記住，信度僅僅是指前後一致，而不包括其他內容。對於一個操作性定義而言，僅有信度是不夠的，信度是一個必要而非充分條件。作為一個好的操作性定義，操作必須被證明對於概念來說是有效的測量。「結構效度」這個術語是指一個測量工具（操作性定義）是否測量了它本應測量的內容。保羅·考茲比教授（Cozby, 2006）在其所著的方法論教材中為我們講述了一個只有信度而沒有效度的搞笑例子。假設你想測測自己的智力，測試者讓你站到一個類似鞋碼器的測試儀器上，然後儀器給出一個讀數。當然，你會認為這是一個笑話。但是請注意，這個測量工具可以顯示許多類型的信度，而這些信度在方法論教材中都會討論到。這個儀器在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五會呈現出相當一致的讀數（這稱之為「重測信度」），並且無論誰操作它，它都會給出一樣的讀數（稱之為「評分者信度」）。

可是，儘管大部分人對會思考的計算機這一設想表示強烈反對，但他們並沒有認真思考這一問題，也沒有對「思考」做出一個更好的定義，使其能包含大部分人類（例如，嬰兒）而排除所有計算機。有時，那些不熟悉人工智慧進展的人提出的定義聽起來頗為滑稽，因為他們總是選擇了計算機能夠做的事情作為標準。例如，許多人提出以「從經驗中學習的能力」為標準，但一些計算機和人工智慧已經達到這個標準了（Churchland，1995; Clark, 2001; Mc Corduck, 2004; Pfeifer & Scheier, 1999）。預設偏見的力量在這種情況下顯而易見。會有人這樣反應嗎？「哦，我不知道。既然有些計算機符合我提出的『思考』的標準，那麼我不得不說至少有些計算機是能夠思考的吧！」通常大家是不會做出這樣理智而誠實的反應的。更常見的情況是，人們開始尋找另一種標準，並期望計算機九_九_藏_書不能滿足該標準。

隨著科學概念的演進，概念常常與許多不同的理論體系交織在一起，並且獲得多種操作性定義。這種情況的出現並不是因為概念本身出了問題。例如，許多人認為心理學不可信，因為心理學中許多重要的理論概念——例如智力，可以用不止一種方法來操作化和概念化（Sternberg, 2000）。但這種情形並非心理學所獨有，也不是一件令人絕望或束手無策的事情。事實上，在科學領域里，這種情況是普遍存在的。例如，「熱」既可以從熱力學理論，也可以從動力學理論的角度來概念化。物理學並未因此遭到貶斥。想想電子，它的許多特性都是以波的概念來解釋的。可是，如果將其視為粒子，它的另外一些屬性則更好理解。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人會因為物理學中存在著這些多重概念化現象就提出要拋棄它。

在科學領域中，一個操作性定義的信度以類似的方式來評估。如果我們多次測量同一概念得到的結果是近似的，那麼我們就說測量工具表現出較高的信度。如果在同一星期的周一、周三和周五，用同一IQ測驗的不同版本測量同一個人的智力，得到的分數分別是110、109、110, 那麼我們可以說這一IQ測試是非常有信度的。相反，如果三個測試分數分別是89、130和105，那麼我們就可以說這一IQ測試沒有顯示出高的信度。有一些專門的統計方法可以評估不同類型的測量工具的信度，所有標準的方法論入門教材中都有介紹。

試想一下，一個外行人士會如何評價一件事是否可信呢？想象一個每天早上要趕公共汽車從新澤西去曼哈頓上班的人。按照時間表，公共汽車每天應該在上午7:20到達此人等車的站點。在一個星期中，如果公共汽車到達的時間分別是7:20、7:21、7:20、7:19和7:20，那麼我們就可以說在那一周汽車的到達時間是可信的，如果下周汽車到達的時間分別是7:35、7:10、7:45、7:55和7:05，那麼我們就可以說在那一周汽車的到達時間是非常不可信的。

一個科學概念的定義並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相關觀測結果的不斷豐富而發生變化。意識到這一點非常重要。如果一個概念的原始操作性定義在理論上被證明是無效的，那麼該定義就會被拋棄，以另外一套定義的操作取而代之。這樣，隨著相關知識的積累，科學概念不斷演進，其抽象性逐漸增加。例如，在一段時間里，人們認為電子是一個圍繞原子核旋轉的帶負電的微小球體。而如今，電子被視做在特定實驗條件下，具有似波特性的概率密度函數。

在這裏，我們來看一個對心理學研究有嚴重誤解的例子——這一誤解經常出現在關於心理學研究的媒體報道中。一份全國性的報紙以「你能用一般人聽得懂的話重新說一遍嗎？」為標題報道了1996年美國心理學會的一次會議，並說「心理學家所用的語言只有他們自己能聽懂」。該文嘲諷了在會上報告的一份題為《用Gf-Gc理論解釋對和KAIT的聯合因素分析》的論文。儘管記者表示他「不敢貿然猜測這個標題的真正意思」，但幾乎所有接受過培訓的心理學家都能理解這個標題是有關智力測驗理論方面新進展的。的確如此。Gf-Gc理論是智力理論方面的一個技術性進展，記者沒有理由聽到過這個概念——就如同我們不會期望該記者知道物理學家最近剛發現的一種基本粒子的細節一樣。可是，有時候，記者對科學術語的無知（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卻對現代心理學造成了負面影響。

觀察人們討論人工智慧問題時所展示的思維方式，就能發現科學和非科學思維方式之間的區別。科學的方式是先發展一種合理的操作性定義，然後看我們可以從中得出哪些關於思考、計算機和人類的結論。與之不同的是，預設偏見主導了大多數人的思維。他們已經得出了某一結論，並且對於計算機和人類的表現之間已被發現的差異並不感興趣。相反，一旦形成定勢，他們就會絞盡腦汁地去找出各種理由，來鞏固自己的這些想法，避免發生改變。於是，我們看到，正是預設偏見和非操作性的本質主義態度，讓人們認定他們「就是知道」思維到底是怎麼回事。這種態度使大多數人的直覺心理理論無法證偽，因此完全無用。也正是這種態度說明了為什麼我們需要科學心理學！

誤解產生的最主要原因，也即媒體在準確呈現心理學成果方面最大的障礙，這就是，心理學中的許多專業概念都是用日常用語來表達的。這些日常用語為大量誤解的傳播敞開了大門。外行人很少意識到，當心理學家把「智力」、「焦慮」、「攻擊」、「依戀」等詞語當作理論性概念來使用時，它們的含義和大眾平常所說的意思不一定相同。

可是，如果將上述問題中的「地心引力」全都換成「智力」，奇迹就出現了。現在那些問題立刻被賦予了重大意義。它們看起來是那麼自然和富有深意，它們就是在尋求一個終極答案。可是當心理學家給出和物理學家一樣的答案，即「智力是一個複雜的概念，它的意義是由測量它的操作以及它與其他概念之間的理論關係來界定的」時，卻會被鄙視和指責為迴避真實問題。

許多人在思考物理學或化學的時候，能夠理解操作主義的必要性。他們知道，如果科學家準備談論某一類型的化學反應、能量或者磁場，就必須有相應的方法來測量。不幸的是，當人們談到心理學的時候，卻經常無法認識到操作主義的必要性。為什麼人們沒有同樣地認識到這一顯而易見的事實：為了成為科學理論中有用的解釋體系，心理學術語必須被直接或間接地操作化定義？

本質主義者的態度通常有一種表現：在探求知識之前，過於關注術語或概念的定義。「但是我們必須首先界定我們的術語」是本質主義者常用的一個口號。「某理論性概念的真正含義是什麼？」這種理念似乎意味著，當一個詞被當做理論中的概念使用之前，我們必須對這個詞的使用所涉及的所有潛在語言問題有一個全面而且清晰的理解。事實上，這正好與科學家的工作方式相反。在對物理世界開展研究之前，物理學家不會花費氣力討論如何使用「能量」一詞，或者當我們討論物質的基本組成時，「粒子」一詞是否真正表達了我們要表達的本質含義。

因為人們無法理性地接受機器有思考的能力，著名的計算機科學家艾倫·圖靈（Alan Turing）設計出著名的「計算機能否思考」的實驗。圖靈設計的實驗是一個操作性的實驗，這對於我們的討論是非常重要的。1950年，圖靈在題為《計算機器與智能》的著名文章中寫道，「我建議去考慮『機器可以思考嗎？』這個問題。」他不想在雞尾酒會那樣的場合隨意九*九*藏*書談論這個問題，也不想如本質主義者那樣無休止地討論「思考」是什麼意思，而是提出一個嚴格的操作性測試。他的想法是：如果計算機能夠進行智能對話的話，那麼就可以說它是有思考能力的。

一些人可能會很不舒服地發現，包括心理學在內，沒有任何科學可以對本質主義問題做出回答。霍爾頓和羅勒（Holton & Rolkr，1958）討論過，當外行人被告知物理學不能夠回答本質主義問題時所表現出的那種不安。他們談論的是與放射性衰變有關的現象：發生衰變的放射性元素的原子數量與時間是呈指數函數關係的。可是，這種函數並不能解釋為什麼放射性衰變現象會發生。這個問題的解決將可能再次涉及另一個數學函數，但是它還是不能告訴外行人什麼是真正的放射性衰變。霍爾頓和羅勒告訴我們：「我們必須平靜地接受現代科學的局限性，它並沒有聲稱可以發現『事物究竟是什麼』」（pp.219-220）。科學作家羅伯特·懷特（Wright，1988）解釋說：

從之前關於操作主義的討論中就能看出這種區別的本質。當在心理學理論中使用如「智力」、「焦慮」這些術語時，它們直接或間接的操作性定義決定了它們的正確用法。那些定義常常具有高度技術性，通常具有特定意義，並且在許多方面都不同於這些術語在日常生活中的運用。例如，當我們聽到「對大樣本的認知任務進行因素分析所得到的第一個主成分」這段話時，許多人都意識不到它是術語「智力」的操作性定義。

同樣，如果那些為人類本性問題尋求本質主義答案的人求諸於心理學，註定將會失望。心理學不是宗教，它是一個試圖對所有行為做出科學解釋的廣闊領域。因此，心理學現在的解釋是對行為的暫時性的理論建構，就目前來說，這些建構在解釋行為方面優於其他解釋。這些建構在將來註定會被更好的、更接近事實的理論概念體系所取代。

因此，理論術語的用法在科學實踐中不斷演進，而不是在針對文字意義的爭論中獲得發展。這是科學的操作態度和本質主義者在追求絕對定義之間最顯著的區別。神經病學家諾曼·格什溫德（Geschwind, 1985）將這種區別描述如下：「我認為，從醫學發展的歷史中，你能夠了解一件事，那就是：許多人認為，研究一個問題的方式就是首先定義這個問題然後再去研究它。這種想法被一次次地證明是錯誤的，因為你發現，只有先知道了答案，才能正確定義問題」（p.15）。

「但是，」外行人可能提出這樣的反對，「為什麼心理學家這樣折磨我們？為什麼有這麼多新的術語、高度專業性的定義、生僻的詞語？為什麼我們需要這些？為什麼我對『智力』概念的定義得不到他們的認可呢？」

答案是：「是的，我們確實不知道它們是什麼意思」——不是從科學家必須知道的意義上，而是從公眾的意義上。一個科學家必須通過如下方式「知道」智力是什麼意思：他必須精確地定義一種方法，使其他實驗者能夠以完全相同的方法測量這一概念，並且得到有關此概念的相同結論。就其明確性和精確性來說，這與日常交談中為了實現相互理解而使用的模糊語言間有很大差別。

在科學領域里，定義一個概念靠的是一系列操作，而非單獨的行為事件或任務，意識到這點非常重要。相反，一些差別細微的任務和行為事件通常聚合在一個概念上（在第8章我們將會更多地討論聚合性操作）。例如，教育心理學家根據利用諸如「伍德庫克閱讀能力量表」之類（Woodcock，1998）的標準化工具測得的成績來定義「閱讀能力」這個概念。該量表測出的閱讀能力總分包含了一些不同分量表測得的能力指標。這些分量表測查的能力稍有不同，但全都與閱讀相關。例如，閱讀一篇文章、想出一個合適的單詞在文章中填空、寫出一個詞的同義詞、獨立拼讀一個較難的詞，等等。所有這些任務上的表現綜合地定義了「閱讀能力」這個概念。

儘管這是反對機器思考的最古老的觀點之一（Mc Corduck，2004, Robinson, 1992; Woo Uey, 2000），但它還是錯誤的。預設偏見讓許多人認識不到，這些辯解與要討論的問題毫不相干。幾乎每一個人都認為思考是發生在自然世界中的一個過程。現在請注意，我們在討論其他過程時，並不涉及「起源」的問題。考慮一下食物加熱的過程。想想這個問題：「爐子能加熱嗎？」我們會說：「爐子不能加熱，因為爐子是被人類製造出來的。因此只能說是『人』在加熱。真正加熱的不是爐子。」或者，什麼是「舉重」？起重機能「舉重」嗎？我們的答案是否仍舊為「起重機不會舉重，因為起重機是由人造出來的。因此，我們只能說是『人』在舉重。起重機真的不能舉重」？當然不能這樣說。一些事物的起源與它執行某一特定任務的能力是完全不相關的。思考的過程也是如此。一個事物能否思考並不依賴於這個事物的起源。

哲學家保羅·邱吉蘭德（Churchland, 1988）強調，在科學中，對概念的定義不是源於文字界定，而是源於與之相關的觀察和其他概念：

講這個簡單的小段子，僅僅是想闡述科學知識的一個基本特點，它在人類歷史中是一股重要的人性化力量：在科學中，知識的正確與否並不取決於個體提出主張時自己的肯定程度。所有建立在「直覺」基礎上的信念體系都有一個共同的問題，即當出現矛盾觀點時，它們缺乏一種機制來判別哪個是對的，哪個是錯的。因為人人都憑直覺認為自己是對的，但當大家的直覺觀點發生衝突時，我們該如何決定誰正確呢？令人悲哀的是，歷史表明，這種衝突的結果通常是權力鬥爭。

那麼，如果不是來自於語言文字的爭論，科學中概念的含義又來自於哪裡呢？正確使用某一科學概念的標準是什麼？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必須討論操作主義。它對於在科學領域中建構理論至關重要，尤其對於評估心理學中的理論及觀念具有重要作用。

心理學所面臨的一個難題就是，公眾要求心理學去回答本質主義問題，而通常其他科學家並不需要回答類似的問題。這類要求常常導致人們貶低心理學領域已經取得的進步。儘管這類要求不能阻止這一領域自身的發展——因為就像其他科學家一樣，心理學家無視本質主義問題並繼續他們的工作，但那些問題成了公眾理解心理學的障礙。當一個不了解情況的批評家聲稱心理學沒有取得進步時，公眾就會https://read.99csw.com迷惑了。這類責難極少遇到挑戰，這也反映了本書序言中所述的不幸事實：對於心理學領域所取得的科學成就及其意義，公眾的了解是極度匱乏的。當我們仔細審視那些對心理學的批評，不難發現它們通常歸結於一點：心理學至今沒有為它提出的問題提供終極答案。對於這種指責，心理學毫不猶豫地低頭認罪——像所有其他科學學科一樣。

通常人們的第二選擇是「創造性」（「想出一些有用而且沒有人想到過的東西」——我們先不管大部分人是否滿足這個標準）。當被告知大多數專家都認可計算機能夠達到這個標準時（Boden, 2003；Pfeifer & Scheier, 1999），人們仍然不願承認機器思考的可能性。人們常常不會想到要做出一個操作性定義，轉而提出計算機是不可能思考的，因為「是人類製造了計算機並且設計了程序；計算機只是執行程序而已」。

我們來看看問題的癥結所在。解決它的第一步，就是強調我們已經討論過的一個觀點：操作主義不是心理學所獨有的，它是所有科學門類的特徵。大多數情況下，我們很容易接受它，理解它的顯而易見的本質。如果一個科學家是研究放射性的，我們會理所當然地認為他肯定有辦法測量此種現象——其他研究者也能使用該方法獲得相同的結果。操作定義因此導致科學的公開化，而公開化是科學的關鍵特徵之一。如果兩個科學家對同一個操作性定義達成一致，其中一個人就可以用它去複製另一個人的結果。但是，在其他情況下看來顯而易見的事情，在我們談到心理學的時候卻不怎麼明晰了。人們經常意識不到「智力」和「焦慮」這些概念的操作性定義的必要性，因為我們總是在使用這些術語，難道我們還不「知道」它們是什麼意思嗎？

由於心理學使用一些來源於日常生活的詞語，如智力和焦慮，許多人對於這些術語的含義有著預設的想法，因此往往意識不到對這些術語進行操作性定義的必要性。心理學和所有其他科學門類一樣，也需要對其術語進行操作性定義。可是，人們常常要求心理學家回答本質主義的問題（有關概念的純粹深層本質的問題），而其他科學家就不必回答這類問題。沒有科學能夠回答這樣的終極問題。心理學和其他科學門類一樣，正在試圖不斷地完善其操作性定義，使理論概念能夠更加準確地反映真實世界的原貌。

只有當概念以操作性定義為基礎，並且不關注于本質主義者所討論的文字意義時，這類具有公眾可用性的知識才能夠用來解決人類的問題。例如，蒙克（Monk，1990）描述了二戰期間「創傷性休克」這個概念是如何在醫學領域產生問題的。一些醫師對此癥狀的診斷依據是過高的血紅細胞濃度，並認為其原因在於血液中的血漿滲透到了組織中。其他醫師診斷「創傷性休克」則根據低血壓、皮膚蒼白和脈搏過速。換言之，醫生們對這一概念的操作性定義是不一致的（甚至是帶有個人色彩的），因此，英國醫學研究會的格蘭特（Grant）醫生建議說，「創傷性休克」這個概念應該被拋棄，並且對傷者進行詳細觀察時也不使用這個術語……由於在診斷方面缺乏共同的基礎，無法對各種治療措施的效果進行評估」（Monk, 1990, pp.445-446）。換句話說，這種概念弊大於利，因為缺乏一個獲得普遍認同的定義使之成為公共知識（也就是被廣泛地分享與認同）。

在這一點上，你可能想知道信度和效度的其他組合方式是否可行。因此，讓我來重申一下我們的立場。在操作性定義中，我們尋求信度和效度兼備，因此高信度和高效度結合才是理想的目標。我們剛剛討論了鞋碼的IQ測試，目的是論證高信度和低效度是沒用的。第三種情況是低信度和低效度，這絕對沒有用，因此不值得討論。但是你可能想知道第四種，也就是最後一種可能的組合方式：如果高效度和低信度又怎麼樣呢？答案是，和低效度和高信度的例子（鞋碼器例子）一樣，這種組合也是沒用的。事實上，更準確的說法是，這類情況壓根兒不可能出現。因為，如果不能進行可信的測量，你根本無法宣稱測量是有效的。

概念和可觀測的操作之間的聯繫，在直接和間接性程度上變化很大。很少有科學概念幾乎完全是通過可觀測的操作來定義的。大部分概念的定義採用更為間接的方式。例如，一些概念的使用既取決於一系列的操作，又取決於它和其他概念之間的特殊關係。最後，還有一些概念不通過可觀測的操作直接定義，而是通過它與另外一些概念間的關係來定義的。這種概念有時被稱為「潛在概念」，在心理學中非常普遍。

圖靈這一設想中的創造性在於，他提出一種方式將問題變得可操作化，同時又防止了「預設偏見」的干擾。圖靈對於檢驗計算機是否可以進行智能對話的測試邏輯進行了嚴格的限定。這個測試並不是讓測試者通過鍵盤和屏幕與計算機互動，然後由測試者判斷計算機有沒有進行智能對話。圖靈沒有採用這種設計，因為他很擔心「預設偏見」的干擾。圖靈確信，一旦一個人坐到計算機、鍵盤和屏幕（顯然是一些機器）之前，無論這個機器做什麼，這個人都會否認它有思考能力。因此，圖靈提出應控制與思考能力無關的外在因素。其著名的實驗設計是讓測試者通過兩個鍵盤對話（一個和計算機相連，另一個和人相連，並且都在視線之外），然後再判斷哪個是人，哪個是機器。如果被試不能以大於隨機水平的正確率猜出哪一個是人，那麼我們就有理由推斷計算機具有同人一樣的對話能力，而對話能力正是「思考」的操作性定義。

科學家之所以質疑那些自稱為終極問題給出絕對答案的人、理論或者觀念體系，一個原因就是科學家認為終極問題是無法回答的。科學家並不會宣稱他們可以提供完美的知識；科學的獨特優勢並不在於它是一個不會犯錯的過程，而在於它提供了一種消除錯誤的方式，它能不斷消除我們認識中的錯誤。再者說，自稱完美或絕對知識的主張及做法，卻往往會阻礙人們的探索。自由而開放地探索知識是科學活動的一個先決條件。科學家九_九_藏_書們總是在懷疑那些號稱已經找到問題最終答案的言論。

人們對心理學產生誤解的原因之一，就是心理學上所說的「預設偏見」。在第1章中我們提到過這個問題。人們不會出於執著于某種關於岩石性質的信念來研究地質學，而在心理學中，情況就大為不同了。我們每個人都有關於人格和人類行為的直覺理論，我們用它們來「解釋」我們自己以及其他人的行為。我們所有的個人心理學理論里都包含著理論性概念（例如聰明、攻擊和焦慮）。因此很自然人們會發問：為何我們必須接受一些其他的定義。儘管這種態度從表面上看來是合理的，但對於任何致力於理解人類行為的科學來說，它都是一個巨大障礙，也是公眾對心理學產生困惑的一個原因。

用鞋碼器來測量智力，其問題不在於信度（這是有信度的），而在於效度。它不是一個測量它本應測量的概念（智力）的合理方式。斷定它不是測量智力的有效方式的證據之一，就是我們發現它和其他一些被認為與智力相關的變數無關。鞋碼器的測量結果與學業成就無關，與腦功能的神經生理學測量無關，與職場成功無關，與認知心理學家提出的信息加工效率的指標無關；相反，真正的智力測驗與所有這一切都有關（Deary, 2000; Geary, 2005; Lubinski, 2004）。在心理學領域，真正的智力測驗要兼顧效度與信度，而智力的鞋碼器測驗只有信度而沒有效度。

物理學家麗薩·蘭道（Randall，2005）曾討論過這類問題如何阻礙了公眾對物理學的理解。她指出愛因斯坦相對論中的「相對性」一詞被公眾理解為「絕對是不存在的，因為任何事物都是相對的」，而事實上，該理論的意思正好相反！蘭道指出，實際上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認為：「儘管測量的實施者在測量時需要依賴他的參考物和參考系，但事實上他所測量的物理現象總有一個恆定的屬性，這一屬性超越了觀察者的特定參考系」。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實際上是尋找物理現象的恆定屬性的。事實上，愛因斯坦也認為他的這一理論如果被命名為「恆定論」會更加貼切。但是，「相對性」一詞的地位在當時已經太過深入人心而難以改變了（p.13）。

操作性定義促使我們認真地、經驗性地思考我們如何定義一個概念，所謂經驗性，是指要根據我們對真實世界的觀察。試想我們要給一個看起來相當簡單的概念「打字能力」下一個操作性定義。想象一下你這麼做是為了比較兩種打字教學方法的優劣。思考一下你所要做的所有決定。當然，你想要測量「打字速度」。但是要打多長的一段文章呢？僅有100個單詞的文章可能太短，而10000個單詞的文章又似乎太長。那麼到底多長才算好呢？打字速度維持多久才最符合我們對打字能力這一概念的理論建構？用什麼類型的文章來測試呢？文章是否要包含數字、公式和不常見的間距？我們如何處理錯誤？當我們測量打字能力的時候，時間和錯誤似乎都應被考慮在內，但是，如果把這兩個指標同時考慮進去的話，要如何來計算一個總分呢？我們想要讓時間和錯誤具有相同的權重，還是一個比另一個更重要？尋求一個好的操作性定義會迫使你認真考慮所有這一切；它會讓你對如何將「打字能力」進行概念化做一番透徹的思考。

儘管操作主義形式多樣，但是對於科學信息的使用者來說，用最廣泛的思路去思考操作主義是最有效的。「操作主義」只是這樣一種思想：科學理論里的概念必須立足於可觀測事件，或與可觀測事件相關聯，而這些可觀測事件是可以被測量的。將概念與可觀測事件相聯繫的是概念的操作性定義，這使概念公開化了。操作性定義使得概念從個人化的感覺和直覺中分離出來，並且允許任何實施可測量操作的人對概念進行檢驗。

人類記憶理論中的概念也以同樣的方式發展。現代心理學家很少使用類似「記憶」或「遺忘」這樣的籠統概念；相反，他們測量那些可以進行明確定義的記憶子過程，如短時聽覺記憶、符號存儲、語義記憶以及情景記憶。傳統的「記憶」或「遺忘」的概念通過更加明確的操作性概念得到了細化。

回想本章開頭提出的問題：「地心引力」這個術語的真正含義是什麼？它的內在本質是什麼？在談到地心引力一詞時，我們到底指的是什麼呢？大部分人認為這些問題需要絕對性的知識，需要理解現象的潛在本質，而物理學當前的理論不能對這類問題提供答案。對關於物理科學近幾百年來發展的通俗讀物比較熟悉的人都能意識到，地心引力是一個高度複雜的理論建構，並且其概念性和操作性關係也處在不斷變化之中。

圖靈的主要思路「與交響樂團選拔樂師的試聽面試的思路是一樣的，試聽面試時，在評委與面試樂師之間放置一個不透明的屏幕，前者要隔著這個屏幕來判斷樂師演奏的好壞。很顯然，評委關心的是音樂能力，而且也僅僅是音樂能力而已。性別、頭髮的長度、皮膚顏色和體重等都是完全不相關的……圖靈認為，人們對智力的判斷可能同樣受到對方是否擁有柔軟的皮膚、溫熱的血液、面部特徵、手和眼睛等那些明顯不是智力本質的因素的影響」。（Dennett, 1998, p.5）圖靈的測試啟發我們，如果我們想要理性地討論心理學概念，那麼操作性定義是必需的；我們要以一種有條理的方式進行判斷，而不僅僅根據我們自己對某個問題的偏見。

一些人錯誤地宣稱，心理學的操作取向使人們喪失了人性，而且我們應該把我們關於人類的觀點建立在直覺基礎之上。心理學家唐納德·布羅德本特（Donald Broadbent）在1973年論證說，真正人性化的觀點是將關於人類的理論觀點建立在可觀測的行為基礎上，而不是以理論者的直覺為基礎：

因此，科學中人性化的力量就是讓知識公開化，讓任何有衝突的觀點都能以一種雙方都接受的方式得以檢驗。回想第1章中提到的「重複」的概念。這讓我們可以通過一種大家都事先同意的、平和的方式來從理論中進行選擇。科學的公共性本質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操作主義的理念。通過對概念操作化的界定，概念進入了公共的領域——任何人都可以對其進行批判、驗證、改進或否定。

物理學家真正理解地心引力是什麼嗎？我的意思是真正。他們知道「地心引力」這個術語的真正含義是什麼？它的內在本質是什麼？說到地心引力時最終所要表達的意思是什麼？說到底，它究竟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