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雖然科學上的知識是暫時性的，由理論得出的假設可能是錯誤的，但這並不是說所有的一切都要被拿來檢驗一番。科學中有很多理論已經被確認過無數次，它們被稱為「公理」，因為它們幾乎不可能被未來的實驗推翻。我們不大可能在某一天發現，血液不是循環的，或者地球並沒有在環日軌道上。這些眾所周知的事實並不是我們一直在討論的假說。它們也不是科學家們的興趣關注點，因為它們已經是確定無疑的。科學家只對已有知識範圍之外的問題感興趣：它們並不是確定無疑的。

這種不可證偽理論的存在會導致實際的危害。正如一位評論家所指出的：「不正確的但被廣泛傳播的有關心理的理念，不可避免地會對社會造成危害。由於精神分析學派的聲望一度被人為地抬高，令社會上許多有疾病及遺傳缺陷的人拒絕有效的治療，轉而從個體早期經歷中尋找自己現有痛苦的根源」（Crews, 1993, p.65）。以抽|動性稷語症為例。這是一種以身體抽搐和痙攣為特徵的紊亂，並伴有言語癥狀，如嘟囔、吠叫、模仿言語（無意識地重複他人的話）和穢語（強迫性重複淫穢詞語）。抽|動性穢語症是一種器質性的中樞神經系統紊亂，並已經成功地被藥物治療所攻克（Bower, 1990, 1996a）。縱觀歷史，抽|動性穢語症患者一直遭受著迫害，早期被宗教統治者視為妖魔，近代又被認為是鬼怪附體，要被強制驅魔（Hines, 2003）。更重要的是，在1921至1955年之間，對這種病的解釋及療法一直被精神分析學派的概念體系所把持，這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人們對此病成因及治療的理解（見Kushner, 1999）。有關這種病症的不可證偽的精神分析解釋層出不窮。這些似是而非的解釋所造就的概念泥潭蒙蔽了這一病症的實質，也阻礙了對其進一步的科學探究。例如，有一位作者曾經這樣寫道：

在本世紀最初的幾十年，波普爾一直在探尋，為何一些科學理論似乎導致知識的進步，而其他一些則導致智力停滯（Hacohen，2000）。例如，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引發了一系列驚人的發現（例如，從一個遙遠的恆星發出的光線經過太陽附近時發生彎曲），恰恰是因為它是這樣建構預測的：許多事件或現象一旦被證實與之相矛盾，就可以證偽該理論。

事實上，如果我們能夠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可證偽性原則的話，我們生活的質量將會大大改善。這就是為什麼我在本節的第一句話中使用「具有解放意義」這個詞的原因。它包含著一種個人化的期許，即此處產生的理念能夠同時對科學之外的領域有所啟示。如果我們能夠理解這一切，當我們的信仰與觀察到的事實相衝突時，我們最好是調整信仰而不是否認事實和堅持錯誤的想法，這樣我們將會少遇到一些個人和社會問題。物理學家羅伯特·奧本海默認為：

可證偽性標準主張，一項理論如果有用，它所做出的預測必須是明確的。理論必須兩面兼顧，也可以說，這項理論在告訴我們哪些事情會發生的同時，應該指出哪些事情不會發生。如果不會發生的事情確實發生了，我們就得到了一個明確的信號——這項理論有問題：它可能需要修正，或者我們需要去尋找一個全新的理論。不管哪種方式，我們將最終有一個更接近真理的理論。相反，如果一項理論預測包括了所有可能觀察到的數據，那麼它將永遠不能被修正，同時我們將被禁錮在當前的思維方式中，失去了取得進步的可能。這就是說，一項成功的理論並不是可以用來解釋所有可能的結果，因為這樣的理論本身就喪失了任何預測能力。

外行人和科學家們使用「理論」這個詞時的這種差異，經常會被一狴試圖將神創論納入公立學校教育的虔誠的正統基督教徒所利用（Forrest & Gross, 2004; Scott, 2005; Talbot, 2005）。他們的論點通常是「進化論畢竟只是理論」。這種觀點試圖借用外行人對「理論」術語的用法，蓄意將理論歪曲為「只是一個猜想」。然而，通過自然選擇的進化理論不是外行人所理解的「理論」（相反，在外行人的理解中，它應被稱之為「事實」，見Randall, 2005），而是一個科學意義上的理論，是由一系列龐大而多樣的數據支持的結論（Maynard Smith, 1998;Ridley, 1996, 1999; Scott, 2005）。它並不等同於其他任何猜想，不是一個純粹的猜測。相反，它與從屬於其他學科的知識緊密相聯，這些學科包括地質學、物理學、化學以及生物學的各個分支。著名的生物學家西歐都薩斯·杜贊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1973）在他的一篇題為《生物學中除了進化論以外，別無他物》（Nothing in Biology Makes Sense Exceptin the Light of Evolution）的著名文章里就闡述了這—觀點。

為什麼我的反應會不同呢？為什麼我同事的三次預言會讓我產生三種不同的從「那又怎麼樣？」到「哇哦！」的反應？答案與預測的具體性和精細度有關。越精細的預測在被證實的時候會給我們越大的觸動。要注意，https://read.99csw.com不管怎樣，精細度的變化和可證偽性直接關聯。預測越具體和精細，有可能證偽它的觀測現象就越多。例如，有很多不是30歲和5英尺2英寸高的女性。請注意這裏的暗示：從我截然不同的反應可以看出，一個能夠預測出最多不可能事件的理論最容易將我征服。

這種對無法在實驗室中證實ESP的解釋方式，在邏輯上與我編造的小精靈的故事相似。ESP的運作就像小精靈一樣。只要你不侵入性地仔細觀察它，它就在那兒。如果你觀察它了，它就不見了。如果我們接受這種解釋，那麼向懷疑者證明這一現象就變得不再可能。這種現象只為信奉者現身。當然，這種說法在科學領域是不能接受的。我們沒有磁力物理學家和非磁力物理學家之分（即磁場只對前者存在）。以這種方式解釋ESP的實驗，使得ESP的假設變得像小精靈的假設一樣不可證偽。正是這種解釋方式，將ESP排除在了科學殿堂之外。

臨床心理學家斯科特·利連費德（Scott Lilienfeld，2005）向心理學專業的學生介紹了阿西莫夫的觀點：

本傑明·拉什在評估其療法的效果時跌人了一個致命的陷阱。他的評價方法根本就不可能讓人得出其治療方法無效的結論。如果說，病人的恢復是對他治療方法有效性的肯定（對其醫療理論的肯定），那只有當病人的死亡是對其治療方法的否定時才算公平。但事實上，他卻把這種否定合理化了。拉什解釋證據的方式，違反了科學理論建構和檢驗應遵循的最重要原則之一：他令自己的理論不能被證偽。

本章中，我們關注第1章中已經討論過的科學的第三個基本特徵：科學只研究可解的問題。科學家們所說的「可解的問題」通常是指「可檢驗的理論」。科學家要確認某個理論是不是可檢驗的，採取的方法就是確保該理論是可證偽的，也就是說，理論對應著自然世界中的真實事件。接下來，我們就要看一看為何所謂的可證偽性標準在心理學中如此重要。

毫無疑問，我在這裡是用一個更適合小學生的例子來侮辱你的智慧。很明顯這個例子是我捏造的，但我對小精靈的假設永遠無法被證實是錯誤的。然而，考慮一下。作為心理學導論的講師和公開演講者，我經常被問到，為什麼不講授在過去幾年裡在超感官知覺（ESP）和通靈學方面取得的那些驚人的新發現。我不得不告訴這些提問者，他們所獲悉的大多數相關信息，無疑都是來自於大眾媒體，而非科學界所承認的信息來源。事實上，一些科學家曾關注過這類說法，但沒能夠重複這些發現。我要提醒各位讀者，要將一個研究成果認定為確定的科學事實，可重複性是至關重要的，尤其是當研究結果與以前的數據或現有的理論相矛盾的時候。

當研究人員承認精神分析的「解釋」對治療該疾病毫無用處的時候，對抽|動性穢語症的認識和治療才開始獲得進展。那些毫無用處的解釋是誘人的，因為它們似乎能對事情進行解釋。事實上，它們都是在事後對所有事情做出解釋的。然而，它們提供的解釋不過是製造了理解的幻覺。由於總試圖在事後解釋一切，它們也就堵死了前進的大門。只有當一種理論並不預測所有事情，而是提出具體的預測——提前告訴我們哪個特定的情形會出現時，該理論才會出現進步。當然，從這樣的理論推導出的預測可能是錯誤的，但這是優勢，而非缺點。

心理學威脅到世俗智慧能所提供的安逸感，因為作為一門科學，它不能只提供無法被反駁的解釋。心理學的目標是對各種行為理論逐一進行實證檢驗和篩選。某些世俗智慧表述得很清晰，經得起實證檢驗，這當然是心理學所歡迎的，而且其中許多已經被納入了心理學理論。然而，心理學並不追求那類事後能解釋一切，但事先無法做出任何預測的理論，不追求這種解釋系統所帶來的安逸感。它不接受那些被設計得永不可變、並代代相傳的世俗智慧體系。試圖向學生和公眾隱瞞這一點無疑是自毀長城。不幸的是，一些心理學指導教師和普及者覺察到了心理學對世俗智慧的威脅給一些人造成的困擾，於是他們有時會通過傳遞錯誤信息來試圖安撫這種情緒，如「你會學到一些有趣的東西，但別擔心，心理學不會挑戰那些你深信不疑的觀點」。這是一個錯誤，它對「什麼是科學」和「什麼是心理學」都會造成混亂。

在這本書的餘下部分，我們會經常涉及理論的評估，因此我們必須澄清一個關於理論的常見誤解。這個誤解體現為我們常說的一句話：「哦，這隻不過是一種理論。」這句話代表了外行人使用「理論」這個詞時通常所指的意思：一項未經證實的假設，一個純粹的猜想或直覺。這意味著一個理論與其他理論並無優劣之分。「理論」這個詞在科學上絕對不是這麼用的。當科學家說到「理論」的時候，他們指的不是未經驗證的猜想。

下面假設一個例子來展示可證偽性標準是如何起作用的。一個學生在敲我的門。踉我同一辦公室的同事有一套「不同的人以不同的節奏敲門」的理論。在我開門之前，我的同事預言門后是一位女性。我打開門，這個學生確實是女的。事後我告訴同事，他的表現令我驚嘆，但這種驚嘆程度非常有限，因為，即使沒有他所謂的「敲門節奏理論」，他也有50%的正確幾率。他說他的預測能高於隨機水平。另一個人來敲門，我的同事預測說，這是個男性，而且不到22歲。我打開門，果然是個男生，而且我知道他剛從中學畢業。我承認我有點被震撼了，因為我所在的大學有相當數量的學生是大於22歲的。當然，我仍然堅持說校園裡年輕的男性相當普遍。見我如此難以被取悅，我的同事提出做最後一次測試九-九-藏-書。在下一個人敲門之後，我的同事預測：女性，30歲，5英尺2英寸高，左手拿書和挎包，用右手敲的門。打開門后，事實完全證明了預測，對此我的反應截然不同了。我不得不說，如果我的同事不是使用詭計事先安排這些人出現在我門口的話，我現在的確非常震驚。

好的理論能夠做出具體的預測，具有高度的可證偽性。相比於一個不精確的預測，一個明確具體的預測如果得到證實，會為產生這個預測的理論提供更大的支持。簡言之，可證偽性原則的一個含義就是，並非所有理論的驗證都具有同樣的價值。可證偽性越高，預測越具體，得到證實的理論就越受青睞。即使預測並沒有得到證實（比如它們被證偽了），可證偽性對於理論的發展也是有用的。一個被證偽的預測說明，原有理論要麼應當拋棄，要麼需要進行改變以解釋不一致的數據。正是通過這種由被證偽的預測所引發的理論修正，像心理學這樣的科學才能逐步向真理逼近。

波普爾指出，一些使知識停滯的理論卻並非如此，並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作為例子。弗洛伊德的理論使用一個複雜的概念結構，在事後解釋人類行為，但並不做事前的預測。它可以解釋一切，但是波普爾認為，也正是這個屬性使得它在科學上無用。它不做具體的預測。精神分析理論的擁護者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試圖用他們的理論解釋人類所有已知的活動——從個人的怪癖行為到廣泛的社會現象，但他們在使這個理論成功地成為事後解釋的豐厚資源時，也剝奪了其所有的科學實用性。如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在激發文學想象方面比在當代心理學中扮演著更重要的角色（Robins，Gosling, & Craik, 1999，2000）。

波普爾經常指出，「這些（不可證偽的）理論擁有巨大的心理吸引力，其秘密在於它們能夠解釋一切事情。預先知道無論什麼事情發生，你都能理解它，不僅給你智力上的掌控感，而且，更重要的是，讓你擁有應對這個世界所需的安全感」（Magee, 1985, p.43）。但是，這種安全感的獲得並不是科學的目標，因為對這種安全感的追求是以知識發展的停滯為代價的。科學是一套不斷挑戰原有信念的機制，在這種機制里，原有信念以一種能夠被證偽的方式接受實證檢驗。這一特點往往使科學（尤其是心理學）與所謂的世俗智慧或者常識直接發生衝突（正如我們在第1章中所討論的）。

科學理論的表述應該遵循這樣的原則——從中得出的預測有可能被表明是錯誤的。因此，對某理論的新證據進行評價，必須使新的數據具有證偽該理論的可能性。這項原則通常被稱為「可證偽性標準」。一位叫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的哲學家一直致力於強調可證偽性標準在科學進程中的重要作用，他的文章被現在仍從事科研工作的科學家們廣泛閱讀（Magee, 1985）。

同樣需要強調的是，當科學家通過觀察法證偽一個理論或用一個新理論代替舊理論的時候，並不意味著他們要將先前用以建立舊理論的事實全都扔到一邊（我們會在第8章展開討論這個話題）。相反，新理論應該能夠解釋所有舊理論能解釋的事實，還能夠解釋舊理論不能解釋的事實。理論被證偽並不意味著科學家非得建構一個全新的理論。科普作家伊薩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在一篇題為《錯誤的相對性》（The Relativity of Wrongs 1989）的文章中很好地說明了理論修正的過程，文中談到我們對地球形狀的理解是如何完善的。他首先提醒我們，不要以為「地球是平的」這一古老信念是愚蠢的，在平原上（大部分有文字的人類文明都發源於平原），地球看上去相當平坦。阿西莫夫要求我們試著對不同的理論進行定量的比較，看結果會告訴我們什麼。首先，我們能夠將不同理論表述為它們預測地球表面每公里曲率的大小。「地平理論」會說每公里的曲率為0。現在我們都知道，這種理論是錯誤的。但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又很接近真理。正如阿西莫夫（1989）所述：

1793年，一場嚴重的流行病黃熱病襲擊了費城。當時，這座城市裡有一位頂尖的醫生名叫本傑明·拉什（Benjamin Rush），他是獨立宣言的簽署人之一。在災難過程中，拉什是少數幾位確實治療了幾千例黃熱病的醫生。拉什信奉一種醫學理論，認為黃熱病必須用大量放血的方法治療（用手術刀或水蛭吸血的方法使血液離開身體）。他為許多病人實施了這種療法，當他自己感染這種疾病的時候，他也如法炮製。評論家指責他的治療方法甚至比疾病本身更危險。然而，隨著疾病的流行，拉什對他的療法卻更加自信了，即便曾有幾個病人死去。這是為什麼呢？

有人這麼總結拉什的態度：「一方面堅信自己的理論是正確的，另一方面又缺乏有效的方法對治療效果進行系統研究，因此他將每個好轉的病例都歸為治療方法的功效，而將每個死亡的病例都歸為病情的嚴重性」（Eisenberg，1977，p.1106）。換句話說，如果病人情況好轉，就被作為放血療法有效的證據；如果病人死掉了，就被拉什解釋為病人已經病入膏肓，無藥可救。我們現在知道為什麼對拉什的批評是正確的了：他的治療方法和黃熱病本身一樣危險。在本章中，我們將要討論拉什錯在ｈｔｔpｓ://rｅaｄ.９９ｃsw•ｃom哪裡。他的錯誤為闡明科學思維中最重要的一項原則提供了樣本，而這一原則在評估心理學理論時尤其有用。

科學理論與世界緊密聯繫。它們是可證偽的，並能做出明確具體的預測。事實上，形成真實的、科學真正可以解釋的理論是一項困難的任務。但是，理解科學運作的一般邏輯並沒有那麼困難。事實上，現在已經出版了不少專為兒童撰寫的關於科學思維邏輯的書籍（Kramer, 1987; Swanson, 2001, 2004）。

因此，我們不能僅關注理論被證實的數量，更要關注驗證本身的質量。將可證偽性作為一種評價標準，就可以使那些使用研究結果的人抵制不科學的、全能理論的誘惑。這種全能理論會不可避免地妨礙我們對世界和人類本質進行更深人的探索。事實上，這種理論的死角也正是最魅惑人的地方，因為它們永遠不能被證偽。在紛繁多變的現代世界中，這種理論千年不變。

它在心理學中的地位日益下滑，部分原因就是未能滿足可證偽性標準。

心理學界許多最具聲望的科學家都遵循米德瓦的建議。在一篇報道實驗心理學家羅伯特·克諾德（Robert Crowder）職業生涯的文章中，引述了他的一位同事馬扎林·巴納吉（Mahzarin Banaji）的話：「他是我認識的最不維護自己理論的科學家。如果你發現一種方法證明他的理論有漏洞，或者他的實驗發現有局限性或有缺陷，他會非常高興，並和你—起計劃如何推翻該理論」（Azar, 1999, p.18）。艾澤（Azar, 1999）描述了克諾德如何提出了一個叫做「前分類聽覺存儲器」的記憶成分理論，然後又仔細地設計了一個實驗研究證偽了自己的模型。最後，進化心理學家約翰·圖比（John Tooby, 2002）在一篇精彩的評論中提到是何種態度使達爾文對科學做出不朽貢獻：「達爾文比他同時代的人走得更遠，因為他並沒有受縛于『讓宇宙符合自己預期』的衝動」（p.12）。哲學家喬納森·阿德勒（Jonathan Adler, 1998）則採用了另一種說法：「一個真正開明的人願意跟隨證據的引導。開明的人願意聽從公正的調查，而非他自己的預測。科學方法是對世界的印證，而不是對我們自己的印證」（p.44）。

當你與某人激烈地爭論的時候——也許就是當你給出一個有力的反擊來捍衛你的觀點的時候——有多少次你會突然意識到你搞錯了某個關鍵事實或論據？這時你會怎麼做？你會收回前面的話並向別人承認錯誤，同時承認別人的解釋現在看起來比你的更合理嗎？或許不會。如果你和我們中的大多數人一樣，那麼你一定會「沒完沒了地尋找一些合理說法來為自己先前的錯誤辯解」。你試圖在拒不承認失敗的情況下使自己從爭論中全身而退。你最不可能做的就是承認自己錯了。這樣的話，你和爭論對手都會更加疑惑：到底哪一種信念更接近真理？如果爭論不能成為公共性的（如在科學中那樣），如果正確和錯誤的信念以同樣激烈的方式爭辯，如果爭論的結果不能得到正確的反饋（如本例），那就沒有更可靠的機制使信念與現實相吻合了。這就是為什麼那麼多私人和公開的對話令人困惑，為什麼相比所謂的常識或世俗智慧，心理科學在解釋人類行為的原因方面更加可靠。

如果人們能夠從所研究的問題里跳出來，尤其是，如果人們能以史為鑒的話（如本傑明·拉什的例子），就不難識別出那些不能證偽的概念體系。當其例證明顯是編造的時候，也很容易察覺其不可證偽性。舉例來說，大家還不知道，我已經發現有一種大腦機制在控制行為，你很快就會在隨處可見的八卦雜誌上看到這個發現。我發現在大腦左半球的語言區附近住著兩個小精靈，它們有能力控制大腦許多區域中的電化學過程。而且，長話短說，它們基本上控制了一切事情。但是，有一個問題阻止我們看到它們，那就是小精靈有能力發現任何對大腦的侵人（外科手術、X光等），一旦覺察到外界的探測，它們就會消失（我忘記說了，它們具備隱身能力）。

同吉瑟林一樣，心理學家也認為，當我們被那些對人類行為有誤解的人們所包圍的時候，大家都會蒙受損失。公眾對於教育、犯罪、健康、生產力、兒童福利和許多其他重要問題的態度塑造了我們的世界。如果這些態度源於錯誤的行為理論，那麼我們大家都會受到傷害。

先前關於檢驗世俗智慧的討論，將我們引向了可證偽性原則的另一個有趣推論：想法不值錢。說得更準確些，我們的意思是某些類別的想法不值錢。生物學家和科學作家史蒂芬·古爾德（Stephen J.Gould, 1987）對此有所闡述：

古爾德對最後一個問題的回答是：「沒有用。」古爾德這裏所說的廉價想法正是我們早先在對卡爾·波普爾觀點的討論中提到的那些：包羅萬象、複雜、「模糊」、能夠用來解釋一切的宏大理論——這種理論的建構更多是為了提供情感支持，因為它們沒打算被改變或拋棄。古爾德告訴我們，這種理論對於科學目標是無用的，無論它們多麼有撫慰功能。科學是創造性的過程，但是這種創造性需要讓概念結構符合實驗數據。這並不容易做到。那些如實解釋真實世界的想法一點兒也不廉價。也許這就是為什麼好的科學理論很難提出、而不可證偽的偽科學信仰體系泛濫的原因，因為後者容易建構得多。

在科學中犯錯是正常的，對於科學進步來說，真正的危險是人類有一種固有的傾向，即避免讓其信仰暴露在可能被證明是錯誤的情境之中。許多科學家已經證實了這一觀點的重要性。諾貝爾獎得主彼得·米德瓦（Peter Medawar，1979）寫道：

但是，要讓科學發揮作用，並不需要每位從事科學工作的科學家都具備證偽的態度。雅各布布·布羅諾夫斯基（Jacob Bronowski, 1973, 1977）在他的許多文章中指出，科學那種揭示世界真知的獨特力量，並不產生於科學家們獨特的德行（即他們是完全客觀的、他們在解釋研究結果時從來不帶偏見等）。實際上，這種力量的產生是因為會犯錯的科學家們身處一個證實與平衡的程序中。在這個程序中，總會有其他科學家提出批評並發現他們同行的錯誤。哲學家丹尼爾·丹尼特（Daniel Dannett, 2002）提出過相同的論點：不是每位科學家都必須表現出羅伯特·克諾德的客觀性。正如布羅諾夫斯基和丹尼特所強調的那樣，科學家和其他任何人一樣容易犯錯，但認識到他們及其所屬團體的犯錯根源之後，他們設計出精巧的系統來約束自己，努力防止自身弱點和偏見影響自己的研究結果（p.42）。心理學家雷·尼克爾森（Ray Nickerson, 1998）以一種更為幽默的說法道出相同的觀點：科學家們的虛榮心實際上在科學進程中起著作用，「科學家對自己的想法抱有的批判性態度並沒有在很大程度上導致科學的成功……更真實的情況是，每個科學家都積極地想要證明某些科學家所持有的觀點是錯誤的」（p.32）。這些作者認為，科學知識的力量並不是來自於科學家的德行，而是源於他們不斷交叉檢驗彼此的知識和結論的這一社會過程。

夏皮羅等人（Shaphroeta L, 1978）提到，一位精神分析師認為，他的病人「不願意放棄抽|動，因為這成了她性快|感的源泉和潛意識性|欲的表達」。另一位精神分析師則認為，抽搐「等同於手|淫……與生殖器快|感相聯繫的力比多轉移到了身體的其他部位」。第三位認為抽搐是一種「肛|門施虐的遷移癥狀」。第四位認為，抽|動性穢語症的患者具有「強迫型人格以及自戀傾向」，病人的抽|動「代表了一種情感癥狀，對想表達情感的壓抑性防禦」。夏皮羅等人（1978）對這類理論現狀的總結，很好地說明了忽視可證偽性標準的有害影響：

科學家們發現，可證偽性原則的一個最具解放意義和最有用的啟示是：在科學上，犯錯弁不是罪過。被證偽的假設為科學家們提供了信息，他們可以用來調整理論，使理論更緊密地與數據相一致。哲學家丹尼爾·丹尼特（Daniel Dennett，1995）曾說過，科學的本質就是「在公眾面前犯錯」（p.380）。當數據與理論不符時，通過對理論進行不斷地修正，科學家們最終構建起能更好地反映世界本質的理論。

科學尋求概念上的變化。科學家試圖描繪世界的真實圖景，這個圖景可能與我們的固有信念正好相反。現代思潮中有一種危險的趨向——認為應避免讓一般大眾知道世界的真正本質，一種無知的面紗是必要的，以防公眾面對真相時手足無措。心理學與其他科學一樣，拒絕向人類隱瞞真相的觀點。生物學家米希爾·吉瑟林（Michael Ghiselin）進一步宣稱，當知識不能廣泛普及時，我們都會蒙受損失：

科學實踐的這一面——科學家側重於已知事實的前沿，而忽視那些已經被充分證實的問題（所謂的公理）——對大眾來說很難理解。科學家們似乎總是更強調未知的事物而非已知事物。這千真萬確，而且科學家有很好的理由這麼做。為了推進知識的進步，科學家們必須一直身處已知的前沿。當然，這裡是很多事情都不確定的地方。但科學進步正是通過這個過程來實現的，即試圖在已知的前沿減少不確定性。這種特點常常使得科學家被公眾視為是「沒譜的」。但這隻是表面現象，科學家們只是對知識的前沿不確定——這使我們對於事物的理解不斷加深。科學家們不懷疑那些被很多研究重複證實的事實。

當然，科學沒有止步于「地球是球狀的」這一理論。我們早先討論過，科學家們一直在嘗試盡量改進他們的理論，並挑戰當前知識的局限。例如，牛頓的引力理論預言地球並不是完美的球形，這個預言確實被證實了。現在已經證明，地球在赤道附近略微凸起，而在兩極附近略微扁平。這是個被叫做「扁球體」的形狀。地球從北極到南極的直徑是7900英里，赤道直徑是7927英里。所以，地球的曲率並不是一個常數（像一個理想的圓球那樣），而是在每英里上有約7.973英寸到8.027英寸的微小變化。正如阿西莫夫（1989）所言：「從球體到扁球體的修正比從平面到圓的修正要小得多。因此，雖然『地球是球狀的』這一理解有誤，但嚴格地說，它沒有錯到『地球是平的』那種程度。」阿西莫夫關於地球形狀的例子為我們展示了科學家們使用錯誤、誤差和證偽這些術語的不同情境。這些術語並不是說被檢驗的理論錯得一無是處，這些理論僅僅是不完善的。所以當科學家強調說理論是暫時性的、可能被未來的研究發現所修正的時候，他們所指的就是例子當中的情形。當科學家相信地球是球狀的時，他們認識到在未來某一天，這個理論需要在細節上進行修正。無論如何，從球體到扁球體的變化維持了地球是一個球體的「大體正確性」。我們絕不會在某天醒來突然發現它其實是一個立方體。

科學家們提到「可解的問題」時，通常指的是「可檢驗的理論」。「可檢驗的理論」的定義在科學上是非常明確的：這個理論是有可能被證偽的。如果一個理論不可證偽，並且和自然界的真實事件沒有關聯，那麼它就是無用的。心理學里一直充斥著不可證偽的理論，這也正是心理學發展緩慢的原因之一。

在解釋可證偽性原則的過程中，我們已經勾勒出科學進步的簡單模式。提出理論、並從中推導出假設，然後假設接受各種技術或方法的檢驗——我們將在本書餘下的部分討論這些技術。如果假設通過了某些實驗的檢驗，該理論就得到了某種程度的確證；如果假設被實驗證偽，這個理論就得做出某種程度的改變，或者被一個新理論所取代。

我甚至可以坦率地說，許多科學家對ESP研究已經失去了耐心。原因當然與此領域充斥著欺詐、江湖騙術和媒體炒作有關，但令科學界覺醒的更重要的原因是馬丁·加德納（Martin Gardner, 1972）所謂的「ESP研究第22條軍規」。

可證偽性原則對於我們如何看待一個理論的證實過程具有重要的意義。許多人認為，一個好的科學理論就是被多次證實的理論。他們假設，被證實的次數是對理論進行評價的關鍵。但是，可證偽性原則意指，理論被證實的次數並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原因在於，正如「敲門節奏理論」所展示的那樣，並不是所有的證實都是等價的。證實能否令人信服，取決於預測在何種程度上將自己暴露在可能被證偽的情境下。一個非常具體的、可能被證偽的預測（例如，一位女士，30歲，5英尺2英寸高，左手拿書和拷包，用右手敲門），比20個不可證偽的預測（例如，一個小於100歲的人）擁有更強的說服力。

好的理論做出的預測總是會顯示自己是可證偽的。壞的理論不會以這種方式把自己置於危險的境地，它們做出的預測是如此籠統，以至於總會被證明為正確的（例如，下一個來敲我門的人會是100歲以下），或者，這些預測會採用一種能免於被證偽的措辭方式（如本傑明·拉什的例子）。事實上，當一種理論被置於「不可被證偽」的保護下，那麼可以說它已經不再是科學了。事實上，哲學家卡爾·波普爾正是由於試圖界定科學和非科學的區分標準，才會如此強調證偽原則的重要性。這裏的討論和第1章中我們有關弗洛伊德的討論，甚至與心理學之間都有直接的聯繫。

科學上的理論是一組具有內在聯繫的概念，它們能對一組數據做出解釋，並對未來實驗的結果做出預測。假設是從理論中產生的具體預測（理論則更加普遍和全面）。目前可行的理論是那些產生了一些假設，並且其中許多已經得到了驗證的理論。因此這種理論的理論結構與大量的實證觀察相一致。然而，當觀察數據開始與理論中提出的假說相矛盾的時候，科學家們會嘗試構建一個能為數據提供更好解釋的新理論（或者，在更通常的情況下，只是修正已有的理論）。因此，目前在科學範疇內所討論的，都是在一定程度上已經被證實了的、所做出的預測並沒有與現有的數據相矛盾的理論。它們並非純粹的猜想和直覺。

其運作方式如下：一名「信奉者」（在開始調查之前就相信ESP現象存在的人）聲稱已在實驗室證明了ESP。一名「懷疑者」（質疑ESP存在的人）被邀請證實這種現象。通常，在觀察實驗情境之後，懷疑者會要求信奉者進行更多的控制（我們會在第6章中討論這種類型的控制），雖然這些要求有時候會被拒絕，但通常善意的信奉者們會同意他們的要求。當加人了實驗控制之後，這種現象就不再出現了（見Alcock, 1990; Hines, 2003; Humphrey, 1996; Hyman, 1992, 1996; Kelly, 2005; Marks, 2001; Milton & Wiseman, 1999）。懷疑者會對這種失敗做出正確的解釋——早先對這個現象的證實是由於缺乏足夠的實驗控制，因此結論不能被接受。但他們往往吃驚地發現，信奉者並不承認早先的證明是無效的。相反，他們搬出超感知的「第22條軍規」：他們堅稱，心理能量是很敏感的、微妙的，並容易受到影響。懷疑者的「負面感應」是瓦解這一「超感官能量」的罪魁禍首。信奉者認為，懷疑者的「負面氣場」被移開后，這種心理能量無疑會回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