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覺得我無法說出片言隻語。他在咳嗽，是那種吸煙的人帶痰的咳嗽聲，我很吃驚，居然聽見一種聲音。自從發生撞車以來，我的周圍是一片深深的寂靜，彷彿我已經失去了聽覺。我們順著沿河街道而去。當警車駛上橋的時候，我覺察到她的手緊緊地握住我的手腕。她朝我微微一笑，好像要讓我安心，但是，我並沒有感到絲毫的恐懼。我甚至覺得，她和我，我們好像已經在別的場合相遇過，而且，她一直面帶這樣的微笑。我究竟在哪兒見過她呢？她使我想起某個很久以前認識的人。坐在我們對面的那名男子睡著了，他的腦袋在胸前搖來晃去。她把我的手腕抓得緊緊的，不一會兒，走出警車后，有人會用手銬把我們倆拴在一起。

他緊緊跟隨著我。也許，他想要把我再弄上囚車？在囚車裡，我會再見到她，她還是坐在那天夜裡同樣的位置嗎？外面，在那條與沿河街道相連的小街上，只有一輛汽車停在那兒。一名男子坐在駕駛盤前。我吞吞吐吐地向他告辭。如果我突然離去，他會認為我行為可疑，那麼，我有可能又被他盯住不放。於是，我就問他，那天夜裡的那位女子是什麼人。他聳聳肩，對我說，我在那份「報告」里可以看明白，但是，對我，對大家而言，我最好把這件意外事故忘得一乾二淨。對他來說，「這件事已經了結了」，他的確希望對我也是一樣。

快到聖日耳曼一奧賽爾路，警車在沿河街道的紅燈前停了下來。那個人一聲不吭，繼續冷眼依次觀察我們倆。最終，我競不由得產生了某種犯罪感。

一位護士端著托盤把我叫醒，她說托盤裡盛的是早餐。我問她我究竟身在何處，而她對我的無知感到很驚奇。是在米拉波診所呀。當我想要知道這個診所的地址時，她隻字不答。她面帶懷疑的微笑打量我。

我走進這家咖啡館買煙，櫃檯那兒已經有人排隊。

在發生這次撞車事故之前，將近一年來，我住在奧爾良門附近綠道街的旅館里。我很長時間都想要忘記我生活中這一時期，或者，不再想起那些看起來無關緊要的細節。譬如說，我經常在傍晚六點鐘與一名男子迎面相交而過，他大概正好下班回家。關於他，我只記得一隻黑色的公文包和緩慢的步履。一天晚上，在「大學城」對面的大咖啡館里，我同我的鄰座攀談起來，我原以為他是大學生。然而，他卻在一家旅行社工作。

對我來說，她的面龐就像一張大的人體鑒別照片那樣清晰：勻稱整齊的眉弓，清澈明亮的眼睛，金黃色的頭髮，前額、顴頰上和面頰凹處的傷口。在我似睡非睡、迷迷糊糊的時候，棕色頭髮的壯漢遞給我一張照片，問我「是否認識這個人」。我很驚訝，我居然聽見他在講話。他不斷地用報時鐘那樣金屬般的嗓音重複這個問題。我細細端詳這張面龐，我心想，是的，我認識這個「人」。要不然，就是我曾經與某個與之相像的人交錯而過。我不再感覺到左腳的疼痛。那天晚上，我穿著那雙舊的橡膠底無帶低幫皮鞋，皮挺硬的，我用剪刀把鞋幫的上端剪開，因為鞋太窄，弄得我腳背生痛。我想到那隻丟失的鞋，那隻被遺忘在人行道中間的鞋。在發生撞擊時，我回想起很久以前被軋死的狗，而現在，我又看到了房前那呈斜坡的大街。那條狗溜出去，要到大街那頭的某個地方去。我怕它迷路，於是，我就在我房間的窗前窺視著它。這經常是在傍晚時分，而且，每次它都慢慢地走上大街。為什麼現在這個女人同一幢我童年時曾在那兒度過一段時光的房子攪在一起了呢？我又聽見另一個人向我提問題：「您認識這個人嗎？」他的聲音越來越輕柔，變成了一陣低語，彷彿是貼在我耳邊說似的。我繼續像木板那樣浮在水面，在河裡隨波逐流，這條河也許就是我們和狗一起順著它散步的那條河。一些臉龐漸漸地浮現在我眼前，我把這些臉龐同這張人體鑒別照片作比較。是的，她有一個房間，在二層，走廊盡頭的最後一間。同樣的微笑，同樣金黃色，但理得稍微長些的頭髮。在左邊顴頰上有一道橫的傷疤，我恍然明白了，在警事應急隊的車上，我為什麼以為自己認出了她，是因為她臉上受的傷，大概使我想起了這個傷疤，當時，我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房間顯得比昨晚市立醫院的那間更大，尤其是，在候診室以後把我們帶進去的這種斗室里，我根本就沒有看見什麼玻璃窗洞，哪怕一個小小的窗戶也沒有。

我必須逃離危險，或者警告自己。無疑，因為這個地名：昂伽迪納，我回想起一幅畫面。幾年前，我曾看見一個傢伙，為了不上前線，去參加那場被人們稱作「阿爾及利亞戰爭」，於是，滑雪時，他沿著一條很陡峭的斜坡滾下來，故意撞到一棟木屋的牆上，撞斷了腿。總之，那天，他想要挽救自己的生活。而我，顯然，我的腿並沒有摔斷。多虧了它，我才能輕而易舉地脫了險。

不，這就不必了。於是，他根本不向我道別，便上了車，坐在司機身旁，猛然砰地把車門關上，汽車朝沿河街道駛去。

我打開信封。信封里裝有一沓鈔票。沒有隻言片語，沒有絲毫的解釋。我在想，為什麼給這些錢。也許她注意到我蹩腳的上衣和惟一的那隻粗劣的鞋。在這雙低幫便鞋之前，我曾穿過一雙粗笨的橡膠底系帶鞋，甚至在夏天，我也穿著。而我身上穿的這件舊羊皮襯裡上衣，至少已經是第三個冬天了。我從口袋裡拿出我簽了字的那張紙。是一份筆錄，更確切地說是事故摘要。這張紙上並沒有任何一個警察局的名稱，也沒有行政格式的樣子。「……夜裡……一輛湖綠色『菲亞特』牌轎車……已登記……從卡魯塞爾公園開來，駛入方尖碑廣場……兩人被帶到『蕾吉娜』大飯店的大廳……在市立醫院急救室……腿部和手臂進行包紮……」沒有提到米拉波診所，我尋思，他們什麼時候，而且是怎麼樣把我送到那診所去的。我的姓名出現在這份敘述事實的摘要上，還有我的出生日期和我從前的地址。他們一定是在我的舊護照上得知這些情況的。

我不時地試圖睜開眼睛，但又重新陷入半睡眠的狀態。後來，我隱隱約約想起了那次意外事故，我想轉過身來，證實一下她是否一直呆在另一張床上。但是，我一點兒力氣也沒有，哪九九藏書怕是做一個細小的動作，而這樣靜卧不動卻給予我一種滿足感。我也想起了那個黑色的大嘴套。無疑，這是乙醚使我處於這樣的狀態。

門在我的左側，中間隔了一張白色木頭的小床頭櫃。床頭柜上放著我的票夾和護照。在靠牆的那張金屬椅子上，我看見了我的衣服。椅子腳下則是我那隻惟一的鞋。我聽見門後傳來說話聲，一男一女正在心平氣和地進行交談的互相應答的聲音。我真地不想起床。我希望儘可能久地延長這休憩時間。我暗自思忖自己是否一直在市立醫院里，但是，我覺得並不是那樣，因為我周圍一片寂靜，門後傳來那兩個人平靜的聲音幾乎沒有打擾這片寂靜。樹枝在窗框里晃動。遲早會有人來看望我，並向我解釋。因此，我沒有感到一絲不安，我可是一向保持警惕的。也許我這份突如其來的平靜，是因為前一天夜裡有人讓我吸的乙醚，或者是因為另外一種止痛的葯。不管怎樣，我一直覺得壓在我心頭的重負已不復存在。我生平第一次感到輕鬆愉快，無憂無慮，而這才是我真正的天性。窗外蔚藍的天空使我想起了一個地名：昂伽迪納。我原來總是缺氧，而這天夜裡，一位神秘的醫生給我仔細檢查后我明白了，我必須刻不容緩地動身去昂伽迪納。

我轉過頭去。沒有行軍床，這裏，除了我，沒有別人。

這句話引起了我的好奇心。這句話是以生硬、幾乎輕蔑的語氣說出來的，而那另一個人則溫順地搖搖頭。然後，她步伐堅定，頭也不回地離開了咖啡館，而他則好像十分生氣。我目送她離去。她身穿一件加有毛皮襯裡的風衣。她在左側人行道取道維克多一瑪賽街，我尋思她是否走進「塔巴汗」夜總會裡去。可是，不。她不見了。到更遠些的旅館里去了嗎？總之，她可能經營一家旅館，也可能是一家小酒館或一家化妝品商店。他還坐在桌子旁，低著頭，沉思默想，煙嘴吊在嘴角處，就好像剛剛挨了一下。在霓虹燈的燈光下，他的臉上覆蓋了一層汗水和某種類似灰色油脂的東西，我在那些女人使之痛苦的男人身上常常注意到這種模樣。他也站起身來。他個子挺高，略微有些駝背。

後來，在大飯店的大廳里，他朝我們走來，當時我們倆正並肩坐在長沙發上等候。當然，因為我受了傷，他們想要賠償我，而且，一想到這場車禍可能會嚴重得多，他們就感到十分內疚。我希望讓他們放心。不，不用為我操心。印有診所名稱的信封裝著一張由「貝松大夫」簽字的處方，規定我必須定期更換「繃帶」。我又數了數鈔票。在很長一段時問內，不再會有金錢方面的憂慮了。我想起，將近十七歲時最後幾次同我父親見面的情景，在我同父親見面的過程中，我不敢問他要一點兒錢。生活已經使我們倆彼此疏遠，我們相約一大早在咖啡館見面，那時，天色還黑沉沉的。他穿著翻邊處磨得越來越破的衣服，而我們會面的咖啡館每一次都離市中心更遠。我儘力回想，他是否曾經偶爾約我在我現在步行的這一帶見面呢。

他像節拍器那樣有規律地重複出現在門框那兒。她伸著身子躺在我身旁，毛皮大衣像一條被子那樣蓋在她身上。在兩張床之間，大概連放一張床頭櫃的位置也沒有。她向我伸出手臂，緊緊抓住我的手腕。我想起剛才那兩名女子戴的手銬，於是，我又一次暗自思量，他們最終也要給我們戴上手銬的。

這就是我第一次與博維埃爾博士相遇的情景。第二次，那是十幾天以後在靠近當費爾一羅什魯地區的另一家咖啡館里。巴黎是一個大城市，但是，我相信我們能夠在那兒多次遇見同一個人，而且常常在那些似乎最難以做到這一點的場所，如地鐵、大街……一次，兩次，三次，好像命運——或偶然性——堅持這樣，非要誘發一次相遇，把你的生活引向新的方向，然而，你卻常常並不響應這一召喚。你不理會這個將永遠成為陌生的面孔，你為此而感到寬慰，但也感到後悔。

起先，他沒有看我，後來，他向聽眾提了這樣一個問題：「你們明白我的意思嗎？」然而，眼睛卻盯視我。那時，我感到自己融人了這個團體，我暗自思量，對於博維埃爾來說，其他人和我之間是否有所區別。我確信，在這個咖啡館里，在這同一張桌子的周圍，他的聽眾不斷更新，儘管有極少數的忠實信徒——如貼身保鏢一樣——，平時每天晚上，肯定有好幾個小組相繼而來。我想，他把所有這些面孔，這些小組都混淆一起。多一個，少一個……而且，他有時好像在對他自己說話似的，只是一名在陌生的觀眾前念獨白的演員……當他覺得他周圍的人已高度注意到他的時候，他就用力地吸煙嘴，他猛力地吸，以至他的腮幫子都凹陷了，卻沒有吐出一口煙，他停頓片刻，以證實所有的人都非常認真地在聽他講話。這第一個傍晚，我是在聚會快結束時到的。過了一刻鐘，他就不再講話了，他把一隻薄薄的、式樣雅緻的黑色公文包——人們在聖奧諾雷區的高級皮件商店裡買的那種——放在膝蓋上。他從公文包里拿出一本紅皮面的記事本。他翻了翻記事本。他對最靠近的鄰座，一個臉長得像鷹似的男孩說道：「下周五，八點，在『擇耶爾』。」

透過窗戶，我瞧見他步履蹣跚地沿著皮卡爾街走去。

相反，煙嘴反倒賦予他某種軍人般剛毅的東西，他身邊圍著一群參謀，他向他們傳遞最後的指令。身穿風衣的金髮女子與他靠得如此之近，他們肩挨著肩。她的神情越來越嚴肅了，好像她要別人保持遠距離，告誡他們，她在他身旁可是佔有一個特別的位置。

我準備順著沿河街道一直走到阿爾博尼公園廣場。在每幢大樓前，我都要向門房打聽，雅克琳娜·博塞爾讓住在哪一層。那兒大概不會有很多房子的。我想起了她抓住我手腕的樣子，以及她那含譏帶刺的微笑，好像我們之間有著一種默契。最好還是先打個電話。不要匆忙行事。在我坐著囚九九藏書車到市立醫院去的路上，我覺得在什麼地方已經見過這張面孔，眼下我又有了這種奇怪的感覺。在得知她的電話號碼之前，我也許會努力回憶一下。在那個時期，事情還很簡單，我尚未經歷我生命中的大部分時光，沒有太多的閱歷。只需回顧一下幾年的過程就行了。誰說得准呢？某位雅克琳娜·博塞爾讓，或者是叫另一個名字的同一個人，曾經與我萍水相逢。我曾經讀到，偶然性只造成為數有限的相遇。同樣的處境，同樣的面龐又出現了，就像萬花筒里的彩色玻璃片，運用鏡子的反射作用，給人以錯覺，組合是可以變化的，直至無窮。但是，組合是非常有限的。是的，我大概在什麼地方讀到過這一點，或者是，有一天晚上，博維埃爾博士在咖啡館里給我們解釋過這個問題。可是，我難以長時間地專心思考這些問題，我從來沒有感到自己有哲學頭腦。突然，我不想穿過格內爾橋，重返左岸，乘地鐵或公共汽車回到我那位於綠道街的房間。我打算在這附近再散散步。我必須習慣於腿上裹著繃帶走路。在這兒，雅克琳娜·博塞爾讓住的區里，我感覺挺好。我甚至覺得這兒呼吸的空氣也格外清爽。

我很吃驚，她居然穿著一件毛皮大衣。

我沒看見房間里有什麼了不起的東西。在我面前是白色的天花板和窗戶。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一個玻璃窗洞，在它右邊，有一根樹枝在搖曳。玻璃後面是藍藍的天空，天空藍得如此純凈，我想象外面是一個晴朗的冬日。我彷彿覺得自己置身於某個山區旅館。當我能夠站起身走近窗戶時，我將會發現窗戶朝向一片雪地，也許是滑雪道的出發點。我不再隨著河水漂流，可是，我在雪上滑行，在一道永無止境的平緩的斜坡上滑行，我呼吸的空氣中有一股乙醚的涼意。

博維埃爾博士後來也成為這段時期里一個飄忽不定的面孔。我暗自思忖，他是否還健在。也許，他在外省某個城市用另外一個名字，擁有了新的弟子。昨天傍晚，當我回想起這個人，便引發了一陣難以抑制的歇斯底里的笑聲。他的確存在過嗎？不是因為缺乏睡眠，習慣於誤餐和攝取蹩腳藥品而造成的幻影嗎？當然不是。太多的細節，太多的重要事件都向我證實，在那個時期，一位博維埃爾博士確確實實曾經在十四區的咖啡館里舉行討論會。

我像一塊木板仰浮於水面，任憑自己在河裡隨波逐流。

是的，今天，我為這樣的巧合感到震驚：我居然已經在我們最後幾次見面的街區住了一段時間了。不過，當時，我一點兒也沒有想到這一點。我有別的操心事。

當我們坐在大飯店大廳的沙發上，直到她在囚車裡緊緊抓住我的手腕時，我都認為，她是喝醉了。一樁不足為奇的平常事故，屬於人們在警察局所說的那種「酒後駕駛」。但是，現在，我斷定，完全是另一回事。就好像有個人在關注我，而我根本就沒意識到，或者，就是命運安排某個人在路上保護我。那天夜晚，時間緊迫。

走近汽車旁，他停下腳步，語氣冷淡地問我，我這麼走路不會太費勁吧，我是否願意他把我「帶」到某個地方。

我認為博維埃爾多少有一點從心理學和東方哲學那兒借用了這些詞，但是，我不太願意涉足自己不熟悉的領域。

盡頭，掛鐘正指著晚上七點整。掛鐘下，一張桌子旁，在紅色仿皮漆布的坐席當中，我認出了博維埃爾。他被好幾個人圍住，不過，他們都坐在椅子上，只有博維埃爾坐在軟墊坐席上，彷彿這個比較舒適的位置理所當然應該歸於他。灰色油脂和汗水已經從他臉上消失殆盡，煙嘴不再懸在嘴角處。這不再是同一個男人。

我想起來了，那正是冬天。而且，坐在我們對面的那位男子也穿著一件大衣，而我則穿著一件在跳蚤市場買到的這種舊的羊皮襯裡上衣。她的毛皮大衣，當然，她不是在跳蚤市場買的。是水獺皮大衣？還是貂皮的？她看上去保養得很好，這與她臉上受的傷形成鮮明的對照。在我的羊皮襯裡上衣口袋稍微往上一點的地方，我注意到有一些血跡。我左手手心有一塊挺大的擦傷，衣服面料上的血跡，想必是從那兒來的。她站得筆挺，但是，腦袋卻歪著，好像在注視地面上什麼東西。也許是我那隻沒有穿鞋的腳。她留著半長的頭髮，在大廳的燈光下，我看她好像是位金髮女子。

我跌倒在人行道上。不過，我還是能夠重新站起身來。

在一陣玻璃的碎裂聲中，這輛轎車已經一個急拐彎，撞在廣場拱廊的一根柱子上。車門打開了，一名女子搖搖晃晃地走了出來。拱廊下，站在大飯店門口的一個人把我們帶進大廳。在他打電話給服務台時，我與那位女子坐在一張紅色皮長沙發上等候。她面頰凹陷部分，還有顴骨和前額都受了傷，鮮血淋淋。一位棕色頭髮理得很短、體格結實的男子走進大廳，朝我們這兒走來。

我決定坐在與他們相鄰的那張桌子的坐席上，這樣離博維埃爾就更加近些。我注意到他們都喝了咖啡，於是，我也要了一杯咖啡。他們沒有一個人注意到我。當我拉開桌子時，博維埃爾並沒有中斷講話。我被桌子腳絆了一下，跌坐在他旁邊的坐席上。我專心地聽他講，但是，我不大明白他所說的。某些說法在他的嘴裏和在日常生活中並不是一樣的意思。看到他對聽眾那麼具有影響力，我感到非常驚奇。所有的人都懷著欽佩的心情聽他講話，那個拿著大練習簿的傢伙不停地用速記法做筆記。他時不時地通過一些晦澀難解的評論誘發他們的笑聲，這些評論想必常常被他提到，就像口令一樣。如果我有這個勇氣，我將會盡量回憶他講授中最有特點的用語。然而，我對他所運用的詞語並不看重。我對這些詞語沒有任何反應，也沒有發現任何靈感。在我的記憶中，它們的音色變得同一架年代久遠的羽管鍵琴的樂音一樣尖細而憂傷。此外，既然博維埃爾博士的嗓音再也不能調動它們，那就只剩下一些毫無生氣的，我很難理解其含義的詞語。

他終於轉向我這一邊，而且注意到了我的存在。

天氣溫煦宜人，是一個陽光充足的冬日。我再也沒有時間概念了。想必是剛過了中午。我的左腿使我感到有點不舒服。枯葉散落在人行道上。我想象自己正向一條林間小徑走去。我的頭腦里再也沒有「九*九*藏*書昂伽迪納」這個詞，而是索洛涅這個更悅耳、更深沉的詞。

我想儘可能長久地保持這一錯覺，即米拉波診所處於昂伽迪納的冬季體育運動場的這個錯覺。門打開了，護士出現在門口。她提著一個塑料袋，把它放在床頭柜上，然後，一言不發，像一陣風似的走了。塑料袋子里裝著我丟失的那隻鞋。他們竟然費神去那兒人行道上把它找來。不然，就是她要求他們這樣做的。對我如此留意使我很吃驚。現在，再沒有什麼阻止我「離開是非地」了——就像護士曾經說過的那樣。我真想到戶外走走。

我試圖重新找回我居住在奧爾良門這個時期的色彩和氛圍。灰色和黑色，一種我回顧時感到窒息的氣氛，是無盡的秋天和冬天。如果說我在父親約我最後一次見面的地帶受到挫折，這是否是巧合呢？上午七點整，拉羅東德咖啡館，一幢普通磚樓樓下，這些磚樓構成一個個建築群，劃出巴黎的界線。那兒，是蒙魯日和剛建成的一段環行大道。我們彼此之間沒什麼重要的事要說，而且，我知道我們不會再見面。我們站起身，並沒有握手，我們一起走出拉羅東德咖啡館。我看著他穿著海軍藍大衣，朝環行大道漸漸遠去而感到驚訝。我在想，他的腳步把他帶到哪一個遙遠的郊區。

我呆在一邊，離他們稍微遠些。他把煙嘴放到嘴裏的動作並沒有那種在皮卡爾街曾使我驚奇的矯揉造作。

她以為我在嘲弄她呢。然後，她從白大褂的口袋裡拿出一張卡片，仔細地看了看，對我說，我應該「離開是非地」。我反覆地問她道：「這裡是什麼診所？」

想必把我隔壁的房間給了她，我很快就會有她的消息的。我怕他，那個會把我們倆用手銬銬在一起的棕色頭髮的壯漢，大概也不像我以為的那樣是名警察，我們沒有任何必要向他說明情況。他可以向我提所有他想問的問題，詢問持續好幾個小時，我不再有什麼負罪感。我在雪上滑行，冷空氣使我微微產生了一種陶醉感。昨天夜裡的意外事故並不是偶然事件。它標志著某種斷裂。這次撞擊另有益處，而且，它發生得很及時，使我重新開始生活。

我從口袋裡拿出我簽過字的那份「報告」。這麼說，她住在阿爾博尼公園廣場。我認識這個地方，因為我常常在離那兒很近的地鐵站下車。即便沒有門牌號，那也無關緊要。有名有姓：雅克琳娜·博塞爾讓，我會有辦法的。這個阿爾博尼公園廣場在稍微靠下的地方，就在塞納河畔。我現在就在它所處的街區。這就是為什麼他們把我送到米拉波診所。毫無疑問，她熟悉這個診所，是的，是她主動做了這些事情。或許，她親朋好友中的某個人到市立醫院來找我們。在一輛救護車裡嗎？我心想，到了下一個電話亭，我就去按街名查閱電話簿，或者就打電話給問訊台。不過，不用急。

我還必須在紙的下方簽字，他從大衣口袋裡掏出一支鋼筆，他親自取下筆套。他對我說，在簽字前，我可以把文稿讀一讀，可是，我太急於到戶外去了。我在第一張上籤了字。至於另一張，就不必了，這是我應該保留的副本。我把它折起來，放進我那羊皮襯裡上衣的口袋裡，然後，我站起身來。

即便是在這個信封里放著這一沓鈔票，卻隻字不留，就像扔給乞丐的施捨，有些事還是要弄清楚。夜裡，開著車，把某個人撞倒了，生怕萬一這個人成了殘廢，就差人帶點錢給他。首先，我並不想要這個錢。我從來沒有依靠過什麼人，而且在那段時期，我深信，我不需要任何人。我的父母根本不是我的什麼靠山，我父、親與我在咖啡館里少有的約會總是以千篇一律的方式結束：我們站起身，然後，互相握握手。然而，每次，我都沒有膽量向他乞求一點點錢。尤其到末了，住到奧爾良門那兒時，原先在香榭麗舍大街時他身上還有的活力和魅力競蕩然無存。有一天上午，我注意到他那件海軍藍色的外套缺了幾顆紐扣。

那男孩便記在筆記簿里。初看起來，男孩大概是他的秘書，而且，我猜想他負責發通知。博維埃爾站起身來，又一次轉向我。他屈尊俯就地沖我微微一笑，也許是為了鼓勵我往後參加他們的聚會。以旁聽生的身份嗎？其他人也都一下子猛地站起身，我也跟著站了起來。外面，當費爾一羅什魯廣場，他站在那群人的中間，他一會兒跟這個說話，一會兒跟那個說話，就像那些有點豪放不羈的哲學教授那樣，他們習慣於課後同最有興趣的學生一道去喝一杯，直到深夜。而我，我就在這個群體中。他們把他一直送到他的車旁。一位我早已注意到的面孔瘦削，表情嚴肅的金黃色頭髮的女子在他身旁走著，他好像同她比同其他人更加親密。

棕色頭髮的壯實男子向我們示意站起身來，他把我們帶到大廳深處。我只穿著一隻鞋子走路，感到很尷尬，我心想，最好把另一隻也脫掉。我感覺那隻沒穿鞋的腳的踝骨處一陣劇烈的疼痛。

交通信號燈還沒有轉為綠燈。在沿河街道和聖日耳曼一奧賽爾廣場街角處的咖啡館還亮著燈光，我的父親曾約我在那兒見面。這正是逃跑的時機。也許只要請求這個坐在長凳上的傢伙放我們一馬就可以了。

走下那寬大的樓梯時，我的腿有些瘸，於是，我抓住扶手。到了大廳，我準備從其中一道打開的單扇玻璃門出去，這時，我瞅見了那個棕色頭髮的壯漢。他正坐在一張軟墊長凳上，他向我揮臂示意，站起身來。他依然穿著那天夜裡穿的大衣。他把我一直領到接待處。有人詢問了我的姓名。另一個人就站在我的身旁，彷彿要更好地監視我的一舉一動，我打算給他來個不辭而別。儘可能快地離開他。就在這兒，就是在這個大廳里，而不是一會兒到了馬路上再甩開他。接待處的女職員給了我一個封好的信封，信封上寫著我的姓名。

他也問了我的姓名。他細細察看我那隻沒有穿鞋的腳，然後，把我的褲腿撩到膝蓋處，觀察我的腿。她呢，那位護士則幫她脫下大衣，並且用棉花擦洗她臉上的傷口。然後，他們走了，留下一盞點亮的小長明燈。房間的門敞開著，另一個人在走廊的燈光下踱來踱去。

大地在晃動，我就好像在睡夢中似的。我夢見自己成了一艘正在大海九九藏書中航行的貨輪上的囚犯。我急於重新找到陸地。納西斯一迪亞茲街，米拉波診所。我不敢問她這條街是在哪個區。是靠近市立醫院那兒嗎？她顯得急匆匆的樣子，沒有告訴我任何其他情況，便又把門關上了。他們把我的踝骨、膝蓋、手腕和手都上了繃帶。我無法屈起左腿，但是，我可以自己穿衣服。我穿上了那隻惟一的鞋，暗自思忖，在街上這樣走路可是挺困難的，不過，附近總會有公共汽車站或地鐵站，我馬上就可以到家了。我決定重新躺在床上。我一直有這種愜意的感覺。這種感覺還會持續很長時間嗎？我擔心，一走出診所，這種感覺便會蕩然無存。我出神地凝視著窗外那一片蔚藍的天空，深信人們就是把我送到了山區。我避免走近窗戶，生怕感到失望。

然後，她給我簽署了一張出院卡，遞給我另一個信封，一個印有診所名稱的信封。我問她，我是否應該付錢，然而，她告訴我，費用已經結清了。由誰結的賬呢？不管怎樣，反正我的錢也不夠。正當我準備穿過大廳向出口走去時，那個棕色頭髮的大塊頭請求我，同他一起在長凳上坐坐。他朝我似笑非笑，我想，這個傢伙不一定對我懷有敵意。他交給我兩張薄紙，上面有一份用打字機打好的文稿。「報告」——我至今依然記得他當時用的這個詞，是的，有關那場撞車事故的「報告」。

我的目光再一次投向椅子腳邊的鞋，這隻我從中間剪開的粗笨的低幫皮鞋。在把我安置到床上前，脫掉這隻鞋的時候，他們一定感到很驚奇。他們好心地把它和我的衣服放在一起，而且把我現在穿的這套藍底白條的睡衣褲借給我。如此多的關懷從何而來呢？毫無疑問，是她向他們作了指示。我不能把我的眼睛從這隻鞋挪開。以後，當我的生活有了新的進展的時候，它始終應該在我的視野里，顯眼地放在壁爐上，或者在一個玻璃盒裡，作為對往昔的紀念。對那些希望更多地知道這個東西底細的人，我會回答他們，這是我父母傳給我的惟一的物品；是啊，如同我在記憶中所追溯的那麼久遠，我總是穿著一隻鞋在走路。一想到這些，我就閉上了雙眼，在無聲的狂笑中，睡意悄然襲來。

他在聽她講。他從口袋裡掏出一隻煙嘴，然後下巴微微動了一下，他就把煙嘴塞進了嘴裏，我對他故作風雅，矯揉造作的樣子感到吃驚。過了一會兒，女人站起身，一個音節一個音節，聲音響亮地對他說道：「下一次，您可得想著點我的備用品。」

在我們來到之前，一位護士就已在小房間里了，裏面有兩張行軍床。我們躺在床上。一位年輕男子走了進來。他身著白大褂，留著絡腮鬍子。他仔細看了病歷，並詢問她的姓名。她回答道：雅克琳娜·博塞爾讓。

在我的腦子裡，一切都攪和在一起，變得模糊不清。也許，我摔倒時傷著了腦子。我向那位女子轉過身去。

外面，他們正圍著那輛車門大開的轎車，其中一個人在記什麼東西，彷彿在做筆錄。正當我們登上警事應急隊的車的時候，我發現左腳穿的鞋沒有了。那位女子和我，我們並肩坐在木頭長凳上。而那個壯實的棕發男子則佔了我們對面的長凳。他抽著煙，時不時冷冷地瞅我們一眼。透過裝了鐵柵欄的窗玻璃，我看出我們正順著杜伊勒里花園堤街而去。他們沒讓我來得及取回我的鞋，我想，它可能整夜就呆在那兒，在人行道中間。我糊裡糊塗，再也不知道我剛才丟棄的究竟是只鞋子，還是一個動物，就是我童年時被車子碾死的那條狗，當時我住在巴黎郊區的居爾澤訥博士街。

過了橋，警車穿過一個門廊，在巴黎市立醫院急診部的院子里停下。我們坐在候診室里，總是有那名男子為伴，我暗想他究竟是什麼角色。是負責監視我們的警察嗎？為什麼呢？我很想向他提出這個問題，不過，我不用問，事先就知道他不會理睬我的。從那時起，我說話就聲音平淡。在候診室強烈的燈光下，我的腦子裡浮現出這兩個詞。她和我，我們坐在接待辦公室對面的一張長凳上。他則去同辦公室里的一位婦女打交道。我與她靠得很近，感覺到她的肩頭挨著我的肩頭。他呢，他又回到長凳邊上和我們有點距離的那個位置。一名紅棕色頭髮的男子，光著腳，身穿一件皮茄克和一條睡褲，在候診室里，一邊不停地走來走去，一邊衝著辦公室的女人們大喊大叫。他斥責她們對他漠不關心。他很有規律地在我們面前走過，並且試圖尋找我的眼睛。但是，我躲避他的目光，因為生怕他跟我說話。接待辦公室的一名女子朝他走去，輕輕地把他推了出來。他又回到候診室，這一回，他則怨聲連連，發出長長的呻|吟聲，彷彿一頭快要死去的狗。時不時，一個男人或女人，在治安警察的陪同下，迅速地穿過大廳，隨即湧向我們對面的走廊。我尋思，這條走廊可能引向哪裡，而且，過一會兒是否就輪到我們，有人會把我們倆推到那裡去。有兩名女子被幾名警察簇擁著穿過候診室，我明白，她們剛剛從囚車下來，也許就是那輛把我們帶到這兒來的囚車。她們身穿毛皮大衣，同我鄰座穿的那種一樣考究，她們看上去也同樣保養得很好。臉上沒有受傷。但是，她們各自的手腕上都戴著手銬。

當我有力氣翻過身轉向她躺著的床的時候，我會伸出手臂，用手按她的肩膀，弄醒她。她大概一直被裹在她那毛皮大衣里。我也許會向她提出所有這些問題。我最終會知道她究竟是誰。

我第一次見到他並不是在蒙帕納斯附近，當時他正在那兒開會。而是在巴黎的另一頭，在右岸。確切地說，是在皮卡爾街和杜埃街交匯的街角處，在這個名叫「無憂」的咖啡館里。我必須說明我當時所做的事，哪怕很久以後的某一天，再來重新考慮這個問題。按照被稱為「夜間目擊者」的法國作家的樣子，我經常留連於巴黎的某幾個街區。夜裡，在街頭，我覺得自己在感受比另一種更有誘惑力的第二生活，或者，僅僅在夢想這種生活。

在我發生這場事故之前的幾個月，我們在路上交錯而過。我必須承認，在市立醫院里，當他們往我臉上戴黑色嘴套，讓我聞了乙醚氣味而入睡的時候，由於「醫生」這個稱呼，我想到了博維埃爾。我不知道這個稱呼與什麼相對應，它是大學的一個學位，或者說，它確認醫學學業的完成。我認為博維埃爾在玩弄這一模糊概念，好讓人聯想他的「教育」包含了廣泛的領域，包括醫學。九*九*藏*書

這令人震驚的事件是必然的。它使我能夠好好反思，直到那時我的生活究竟怎樣。我不得不承認，我「正走向災難」——按照我曾聽到的有關我的說法。

她穿著一件與皮卡爾街的那個女人穿的一樣顏色的風衣，不過，她的風衣並沒有加毛皮襯裡。那天晚上，天氣很冷。有一陣，他挽著她的胳膊，而其他人似乎對此並不感到吃驚。到達車子前時，他們還交談了幾句。

他是馬達加斯加人。在我想要扔掉的那些破舊廢紙中間，我在一張卡片上發現了他的姓名和電話號碼。他名叫卡茲一克魯采。我對他一無所知。其他的細節嘛……總是一些與我交錯而過和勉強說過幾句話的人，對我來說，他們始終是不可捉摸的。關於地點，也一樣……有一家小餐館，我有時同父親一起在那裡吃晚飯，就在靠近福煦大街上端，馬路左邊，後來，我偶然經過這一帶時，卻徒然地尋找它。我是否在胡思亂想？在一些我不再知道他們名字的人的故鄉，有一些別墅，位於我不可能在地圖上指定的村落附近；一位我在夜間，火車上認識的愛弗麗娜……我甚至按照大概的日子，開始列出了一張所有這些錯過的面孔、地點和這些被放棄的計劃的清單：我曾經打算在醫學院註冊，但是，又不了了之。在努力回顧那些對我來說沒有結果的事，那些處於懸而未決中的東西的同時，我在尋找借口，尋找遁詞。因為，我到了人生漸漸自我封閉的年齡。

他已經不再在走廊里踱來踱去。他低聲地同護士說話。護士走進房間，身後跟著那位長絡腮鬍子的年輕人。他們開了燈。他們站在我床邊。我向她轉過身去，她在毛皮大衣下，聳了聳肩，彷彿要告訴我，我們已經中了圈套，而且無法脫身。棕色頭髮的壯實漢子在門框那兒一動不動，兩條腿微微叉開，雙臂交叉在胸前。他一直盯住我們。假定我們企圖走出這個房間，他一定準備好攔阻我們。她又一次朝我微笑，她的微笑如同剛才在囚車裡那樣略帶諷刺意味。我不知道為什麼，這微笑使我感到不安。那個留著絡腮鬍子，身穿白大褂的傢伙向我彎下身子，在護士的幫助下，他把一個大大的類似黑色嘴套的東西放在我鼻子上。在我失去知覺前，我聞到了一股乙醚的氣味。

她看上去皮膚白皙，但是，她的臉部輪廓顯得生硬。她用一種低沉的，幾乎男性的嗓音同他說話，我偶然截取的某幾句話，聽來她好像是在朗誦，因為她的發音十分清晰。但是，我不知道，在她的舉手投足之間，有什麼與那時的皮卡爾地區非常一致的東西。是的，起先，我猜想這一對兒是附近某家夜總會的老闆。或確切地說，我認為，只是她，才是老闆。男子想必比較謹慎。

時值冬季，將近晚上八點，在我周圍沒有很多的人。我的注意力被坐在一張檯子旁的一對男女所吸引：他，四十來歲，一頭銀色的短髮，瘦削的臉龐，明亮的目光。他沒有脫掉大衣；她，同樣年紀的金髮女子。

我呆在那兒，在人行道上，在這群人中。我感到很尷尬。我不知道對他們說什麼好。最後，我對那個長著一張鷹臉的傢伙莞爾一笑。也許他比別人更知道底細。我有點出其不意地問他，剛才同博維埃爾一起乘車離去的女子是什麼人。他沒有表示出什麼意外，聲音平穩而低沉地回答我，她的名字叫熱納維埃芙。熱納維埃芙·達拉姆。

這一次，他侃侃而談，他甚至好像在舉行講座，而其他人則認真、專心地在聆聽。其中一個人在一本大練習簿上記滿了筆記。有一些女孩和一些男孩。那天晚上，我不知道突然產生了什麼樣的好奇心，毫無疑問，是想要回答我正在考慮的問題：一個人，按照他在皮卡爾或在當費爾一羅什魯兩個不同的地方，他怎麼能夠如此變化呢？對於巴黎的神秘現象，我總是非常敏感的。

我聽見他們在門后的談話聲，而這兩個看不見的陌生人的在場使我安下心來。他們呆在那兒也許是為了照看我。轎車又一次從黑暗中冒了出來，擦過我身旁，緊貼住拱廊，車門打開了，她步履蹣跚地走了出來。

他同這個女子一起上了車，女子砰地一聲把車門關上。他向車窗探過身，揮動手臂作告別狀，然而，因為，那時候，他那明亮的眼睛正好盯著我，我恍惚覺得他只是在向我道別。我正站在人行道邊上，於是，我就向他俯下身去。那女子面帶慍色地瞅著我。他準備發動汽車。我感到一陣眩暈。我很想拍打車窗，對博維埃爾說：「您沒有忘記帶備用品吧？」因為，在皮卡爾街的那個晚上，這句話曾使我很好奇。一剎那間突然發現的那麼多其他的話語，那麼多的面孔，將在你的記憶里，猶如遠方閃爍的星星那樣熠熠發亮，它們隨著你的離去而消失之前，並沒有透露出它們的秘密；一想到這句話也會這樣始終是一個謎，我便感到空落落的。

她的姓與名被記在上面：雅克琳娜·博塞爾讓，還有她的地址：阿爾博尼公園廣場，但是他們忘記寫明門牌號。我手頭從來沒有擁有過如此大的一筆錢款。我也許更喜歡看到她留下一封簡訊，但是，撞車事故之後，她可能根本不宜寫字。我料想到，那個棕色頭髮的壯漢處理所有這一切。他也許就是她的丈夫。我嘗試著回憶，他是什麼時候出現的。她獨自一人在汽車裡。

在我即將步入成年那遙遠的日子里，一天深夜，我穿過方尖碑廣場，向協和廣場走去，這時，一輛轎車突然從黑暗中冒了出來。起先，我以為它只是與我擦身而過，而後，我感覺從踝骨到膝蓋有一陣劇烈的疼痛。

我有時間找到她確切的地址，並去拜訪她。我這是合情合理的，她不會為此而不高興。我可從來沒有按過我不認識的人家的門鈴，但是，有某些細節要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