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抬起下巴，從她的嘴裏吐出一連串辱罵聲，不絕於耳。她叫我的名字，並且用「你」稱呼我。我們之間難道有親戚關係？也許我很久以前就認識她了。在路燈的黃色光線下，那頂闊邊帽更突出她臉部的生硬，她就像一位名叫萊妮·里芬斯塔爾的蹩腳的德國喜劇女演員。生活和情感都沒有對這張木乃伊般乾癟的臉起作用，是的，八十年前任性而淘氣的小姑娘如今變得像個木乃伊。那貪婪的雙眼一直盯著我，然而，我並不低下我的眼睛。我爽朗地向她微笑著。我覺得她隨時準備咬我，並且使我沾染上她的毒液，但是，在這挑釁性的敵意里，有某種虛假的東西，就像一名蹩腳演員那種談不上細膩的表演。她又對我破口大罵。她靠在大樓的樓門，擋住我的路。我始終對她笑臉相迎，我明白，這樣做會越來越激怒她。但是，我並不怕她。孩童時期，夜裡一想到有個女巫或死神在打開房問門，就會產生的那種恐懼已消失殆盡。

我又說了一遍：「您肯定嗎？雅克琳娜·博塞爾讓……」

她全神貫注地埋頭閱讀一本用透明紙包著的書，也許，就是博維埃爾題贈給她的，寫于宵禁時期的那本書。我的眼睛始終沒有離開她。我不知道在哪兒曾經讀到過，如果你盯視某個人，哪怕是在背後，他也會意識到。然而，對於她，這卻延續了很長時間。當汽車順著格拉西耶爾路駛去時，她才隱隱約約地注意到我。

我出其不意地遏制住她，她再也不敢靠近我，她紋絲不動地站在人行道邊上，用她那雙睜大的小眼睛盯著我。

「帕藍」旅館幾乎就在她家的對面，在一條人們能瞧見里昂車站大時鐘的小街道上。有一次，我們曾在那兒以伊薇特·丹迪亞克和帕特里克·德·泰魯阿納的名義要了一間房。女人的聲音在重複說：「先生，您一直在聽嗎？我這就遞給與您通話的人……」

一天夜裡，我比平常回來得更晚，她始終待在那兒，寸步未移。當我要推開大樓門時，她正慢慢地走近我。是個老婦人。她目光嚴厲地盯視我，彷彿她想要讓我對某件事感到羞愧，或者提醒我可能犯過的錯誤。

「喂……喂……您聽見我說話嗎？」一個男人的聲音。我感到失望。電話里總有噼噼啪啪的雜音。

而我，哪一條路把我引向當費爾一羅什魯地區的群體呢？只是單純的好奇心。我對博維埃爾感興趣。

「不急，」我告訴她，「我更願意再等等……」

我記得，撞車以後，在米拉波診所，我驀地驚醒，而根本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我尋找床頭燈的開關。於是，在過於強烈的燈光下，我認出了白色的牆，玻璃窗戶。我儘力重新人睡，可是，儘管我睡意濃重，卻又輾轉難眠。整整一夜，隔牆后都有人在說話。一個名字不停地被提到，由不同語調的聲音說出：雅克琳娜·博塞爾讓。早上，我才明白我夜裡做夢了。只有這個名字：雅克琳娜·博塞爾讓是真實的，因為，在市立醫院，當身穿白大褂那個傢伙問我們倆是什麼人的時候，我親耳聽見從她嘴裏說出了這個名字。

她目送著我，以一種威脅的姿態，一聲不吭地待在那兒。這個女人可能來自於我童年時的哪一個被遺忘的噩夢呢？為什麼現在來呢？我探身於窗外。她等候在人行道上，好像在監視著大樓。然而，我沒有開房間里的燈，她不可能看見我。這斜掛的大挎包，這帽子和長統靴，看來她就像是軍隊里的食品管理員，這支軍隊雖然早已不復存在，卻留下了無數屍體。我害怕，從現在起直到我生命的盡頭，我住在哪裡，她就守候在哪裡，而且，對我來說，搬家也無濟於事。每次，她都會找到我的新地址。

當我說出這個名字的時候，我覺得贏得了她的好感，但是，她懷疑地看了我一眼。於是，我就尋找字眼，來使她寬心。

他們會讓我們倆，這老婦人和我，坐在一張長凳上，就像所有那些在夜裡大搜捕中被抓住的人一樣，然後，我可能必須說出我的身份。有人問我是否認識她。

在這句問話里，蘊涵著那麼多的苦惱、不安和單純，使我激動不已。一項真正的工作可能最終賦予她的生活以某種意義……不管怎樣，她曾經想要結束她的生命，因為，我從她手腕底部的傷痕作出了判斷……

她戴著一隻男式手錶，這與她那纖細的手腕形成了對比。黑色的皮錶帶系得不大緊。在把書放進手提包里時，她的動作過於猛烈。手錶一下子滑脫，掉在地上。我彎下身子把它撿了起來。我暗自思量，這大概是博維埃爾的一隻舊表。她向他要這個表，戴著它，使自己身上總有一件屬於他的東西。我想幫她把皮錶帶繫緊在她手腕上，但是，這錶帶顯然對她是太長了。這時，我注意到在她手腕下部近靜脈處，有一個新的傷痕，因為，它還呈現出玫瑰紅色，上面有一連串小水泡。

只有她根本不做筆記。那位總是待在博維埃爾身邊的金黃色頭髮的女人，滿懷戒心地打量她，好像她可能成為一名情敵，然而，博維埃爾從來沒有注意過她。這個埃萊娜·納瓦希那，看來不認識小組裡的任何成員，而且，不跟他們說話。聚會結束后，我看見她獨自一人離開，穿過廣場，消失在地鐵站出人口。一天晚上，她把一本視唱教本放在膝蓋上。散會後，我問她是不是音樂家，然後，我們倆並排而行。她教一些鋼琴課，掙錢謀生，但是，她非常希望進音樂學院學習。

喬治·阿卡德：巴黎9區，拉羅什福科路28號。

「居伊·魯索特……我們和您的父親一起有一個事務所……」

我希望她能向我吐露隱情。頃刻問，我想象，在這輛公共汽車上，她的面龐漸漸靠近我，並久久地在我耳旁訴說，為的是任何別的人都無法聽見。

我肯定是她。我們將再一次在兩堂鋼琴課之間的空隙時間見面，學生們會練習彈奏胡梅爾的包列羅舞曲，直到課程結束。正如博維埃爾博士喜歡重複說的那樣，生活是永無休止的輪迴。電話線路上有噪音，很像樹葉叢中沙沙的風聲。九九藏書我緊緊握住耳機等待著，以免稍一動彈，就可能把這根歷經歲月，綳得緊緊的線拉斷。

「下次討論會見。」我對她說道。

要戰勝對自己自信心的缺乏，是非常艱難的，但是，多虧了博士，她成功地擺脫了這種境遇。她的確非常感謝他，使她終於登上她獨自一人永遠不可能達到的層次。她在哪裡遇見他的呢？哦，在一家咖啡館。一次回辦公室上班前，她正在咖啡館吃一份三明治。而他則在為給「高等研究學校」上課做準備。當他得知她是一名打字員時，便請求她打一篇文稿。我正要告訴她，我第一次遇見博維埃爾也是在一家咖啡館。但是，我又害怕觸及某個痛苦的話題。她也許了解這個身穿加有毛皮襯裡風衣的女人，就是那個說「下一次，您可得想著點我的備用品」的女人。要是那個女人正是手腕傷痕的根源呢？或者，更確切地說，這僅僅是因為博維埃爾以及他的情感生活，我覺得，乍一看，他的情感生活可不同尋常……

他怎麼得知我的電話號碼呢？我的號碼並沒有在電話簿上。我想象這個幽靈從「帕藍」旅館的某個房間打來電話，也許就是從當初伊薇特·丹迪亞克和帕特里克·德·泰魯阿納在那兒過了一夜的那個房間。多麼奇怪的巧合……然而，這聲音已是太遙遠了，句子也太不連貫。我暗自思忖，他想要看的究竟是我的父親，因為他以為我父親還健在，或者說是我呢。不一會兒，我再也聽不見他的聲音了。於是，再一次響起了傢具被翻倒的聲音，或有人在樓梯摔跤的聲音。然後，是電話的信號音，彷彿那頭已經掛了。已是晚上八點鐘，我沒有勇氣再打電話到「帕藍」旅館。我實在感到失望。我希望聽到埃萊娜·納瓦希那的聲音。這麼長一段時期以來，她可能變成什麼樣子呢？我最後一次夢見她時，她沒有來得及把地址和電話號碼給我，這個夢就中斷了。

我也許可以以為，他從五十年前的香榭麗舍大街的一個酒吧里跟我說話，那兒，喧鬧的談話都是環繞著黑市生意、女人和馬匹。聲音壓得越來越低，只有一些句子的片段傳到我的耳旁。

「您願意同他有更加私人問的接觸嗎？」她帶著某種優越感向我提這個問題，彷彿她是存在於博維埃爾和他的弟子們之間惟一的中間人。

「先生，您的通話人在同您說話……」

我陪她去上鋼琴課。她大部分是在七區上課。我就一邊漫步，一邊等候她，或者，在雨雪天的下午，我就躲進一家最靠近她去上課的那棟大樓的咖啡館里。每次鋼琴課都持續一個小時。她每天有三到四個小時的課。

是的，這個男人戴著一條玫瑰紅色的領帶。而這個女人的香水是以一種宿球類花草為基調。卡爾諾大街呈斜坡狀。您是否注意到，傍晚時分，在有些街道上，您滿眼都是落日的餘輝？有人把我當作白痴。

如果我向他們承認我出席聚會的其中一個理由，那麼，我就會使他們大大地失望。在他們中問，我已經發現有一個人使我感到比其他人更有意思，是一位名叫埃萊娜·納瓦希那的女子。一位藍眼睛的棕發女郎。

某個晚上，一名退休的警察，閑得無聊，為打發時間翻閱所有這些老掉牙的資料，偶爾發現了安德列·加比頌或瑪麗一若斯·瓦思的登記卡。他暗自思量，為什麼三十多年來，這些人總是不住在原地，或地址不詳。他永遠不會知道真相。很久以前，有一位姑娘教授鋼琴課。

安德列·加比頌：馬德里，若熱·胡安街17號。

我問她，她參加討論會是否已經很久了。將近一年。開初，是挺困難的，她沒有領悟到什麼重要的東西。她沒有任何哲學概念。她獲得了中等教育初級階段畢業證書後，就中斷了學習。她認為，她達不到這個水平，而這種感覺把她拋到「絕望的恐慌」之中。她在運用最後幾個詞時，也許想要讓我明白，為什麼她手腕上會有傷痕。後來，博士幫助她克服了這種不自信。

這是我十七歲那年，父親把我交到他手中的同一位局長。博維埃爾博士說得對：生活就是永無休止的輪迴。我感到內心涌動著一股被壓抑的狂怒，於是，我用膝蓋朝那老太婆的肚子迅猛地一擊。她的手鬆開了。我猛烈地推開她。終於，我可以自如呼吸了……

那天晚上，我同她一起乘地鐵。她告訴我，她住在里昂火車站附近，為了一直陪著她，我就杜撰自己正好在那附近有個約會。多年以後，在當費爾和義大利廣場之間這同一條空中地鐵線上，片刻間，我曾希望跨越時間的距離，重又坐在咖啡館的坐席上，坐在埃萊娜·納瓦希那的身旁。那時，一種十分強烈的空虛的感覺充滿了我的心頭，為了使自己定下心神，我對自己說，這是因為地鐵懸于林蔭大道和一排排大樓之上的緣故。一旦地鐵線又回到地下時，我就不再會體驗到這種眩暈和失神的感受。一切都會恢復正常，回到日復一日的心安理得的單調生活中。那天晚上，車廂里，我們倆周圍幾乎沒什麼人。正是高峰時刻之後。我問她為什麼參加博維埃爾的聚會。她並不認識他，但讀過他寫的一篇關於印度音樂的文章，這篇文章開闊了她的視野，但是，這個人卻使她有些失望，而且，他「講授」

的內容也與這篇文章不相適應。如果我願意的話，她會讓我讀一讀這篇文章。

在我們相見的里昂車站一帶的旅館房間里，我注意到，那兒留下了消極防衛時期的黑色窗帘，然而，那已是戰後時期。人們聽見走廊里來來往往的腳步聲，砰然作響的關門聲，不時響起的電話鈴聲。房間隔牆那頭，整夜都有人在說話，嘹亮的嗓音是旅行推銷員的說話聲，正在沒完沒了地談論他們的生意。樓梯上傳來了提著行李的人的沉重的腳步聲。然而，儘管人聲鼎沸，我們倆終於到達她曾跟我談起的那恬靜、安謐的境界，在那兒，空氣是那麼清新。過了一會兒以後，我感到，從那時起，只有我們倆住在旅館里，旅館的客人都已離去。

我想知道她在哪一站下車。在珀迪尚一達妮埃爾一卡扎諾娃站。我買了一張到盧森堡公園站的票，但這無關緊要。我決定陪著她，直到她下車。她要到九*九*藏*書「安泰藍歌劇」夜總會那兒去，可是，她馬上又說，她已經辭職不幹了。博士答應給她一份「全日制」工作。她將用打字機為他打講義和文章，負責討論會的組織工作，召集人員，併兼管要郵寄給各個不同小組的交流材料。她很高興有一份真正的工作，終於使自己的生活變得有意義。

他擋住我，說道：「先生，您看得很清楚，再也沒有任何人了。」

「我找個人……剛才廣播……雅克琳娜·博塞爾讓……」

「他們活像兩個在大街上打架的醉鬼。」其中一名治安警察會這麼說。

那天晚上，我問埃萊娜·納瓦希那，她為什麼對印度音樂有那麼濃厚的興趣。她告訴我，為了擺脫壓在心頭的重負，並最終到能夠呼吸到純凈而清新的空氣的境界，她經常聆聽這種音樂。而且，這是一種沉靜的音樂。她需要輕鬆和寧靜。我贊同她的意見。

我期待電壓增大，以便看得更清楚。當我今天回想起來，惟有埃萊娜·納瓦希那的身影凸現於這片濃霧。我記得她的左肩有一顆美人痣。她曾告訴我，她就要動身去倫敦幾天，因為有人向她推薦那兒的一份工作，她想去了解一下，這是否真的值得考慮。

我先是有一種很不舒服的感覺。在這晴朗的冬季里的一天，我正陪同一位藍眼睛的金髮女子坐在一輛公共汽車上，而這傷痕與充滿陽光的冬日是很不相稱的。

上一次，博維埃爾散發幾份謄印講義，我從那個鷹臉男孩那兒得知，這些講義是他在一些我不知道的什麼樣的大學或高等研究學院里講授的課程。他們都去聽過課，然而，我，說真的，我並不想和其他人一起排排坐，坐在學校的長椅上。對我來說，寄宿學校和兵營生活就足夠了。那天晚上，鷹臉在散發講義，當時，博維埃爾正舒服地坐在仿皮漆布的坐席上，我打手勢，委婉表示我不需要講義。鷹臉便向我投來含有責備意味的目光。我不願意使他不愉快。於是，我就收下講義。

於是，在她上課期間，我就沿著軍事學校那些荒廢的房屋踽踽獨行。我擔心自己失去記憶，擔心自己迷了路而又不敢問路。行人很少，我能詢問他們我該走哪條路嗎？一天下午，在塞居爾大街的盡頭，到了15區邊上，我突然感到驚惶萬分。我彷彿覺得自己快融化在這片預示大雪來臨的濃霧裡。我希望有個人拽住我的手臂，對我說些寬慰的話：「不，這沒什麼，我的老兄……您大概缺乏睡眠……去喝一杯白蘭地吧……馬上就會過去的……」

我盡量回憶一些具體的細節。她對我說，對於鋼琴課，她總是不費力氣，輕易就安排好了。她讓他們學一樣的曲子。那首樂曲的名稱是胡梅爾的包列羅舞曲。有一天晚上，她在一家餐廳地下室里被我們發現的一架鋼琴上彈奏了這首曲子。過一會兒，我會請她用口哨吹胡梅爾的包列羅舞曲給我聽聽。想必是一個在西班牙旅行過的德國人。我最好還是在她授課的大樓前等著她。奇特的街區……一個琢磨不透的街區，博維埃爾會用他如此冰冷，如此滑溜的嗓音這麼說。我沉溺在這樣的情緒里是多麼懦弱啊……只要在塞居爾一蘇福蘭交叉路口出現了一點預示雪天的霧靄，就足以使我意志消沉。我真是個卑微的人。這是因為回憶起那天下午，當埃萊娜·納瓦希那從大樓走出來時下的那場雪，可是，每當我想起這一段生活，我就聞到了雪的氣味——更確切地說，一股凍壞你肺部的寒氣，而對我來說，它最終與乙醚的氣味混淆起來。某個下午，上完鋼琴課後，她在一塊薄冰上滑了一跤，她摔傷了手。破裂的傷口鮮血淋淋。在稍微遠一點的地方，我們找到了一家藥房。我要了藥棉和一瓶乙醚，而不是九十度的酒精。我不認為這是我故意犯的錯誤。

最後幾位乘客走了。他聳聳肩，說道：「先生，那個人大概早就登機了。」

我說話的語氣如此嚴肅，她不可能懷疑我的真誠。

她明白我已經注意到她的傷痕，於是，她把手平放在膝蓋上，以掩蓋掉這個傷痕。我想同她隨便聊聊，說些無關痛癢的事情。她還在大學學習還是已經找到工作了呢？她向我解釋，她受雇於一家名為「安泰藍歌劇」的夜總會，當打字員。突然，她說話神態變得自然樸實，全然沒有這種我們提到博士時的緊張和做作。是的，我終於相信，在遇到他之前，她曾是一個十分純樸的虻娘。我很遺憾，我競沒有在那個時候遇見她。

我脫口說出了這句話，剛一說出，我就後悔不迭。

我默默地頂住這種目光。我終於問自己究竟在什麼地方犯有過錯。我交叉起雙臂，聲音平靜，一個字一個字地對她說，我很想知道她要我做什麼。

她居住在里昂火車站對面那一大片樓房中。我向她解釋，我比約會的時問早到了一個小時。她歡迎我到她家，以免在外面久等。可惜，她的母親卻不能容忍她出其不意地帶個人回家，到她們位於埃米爾一吉貝爾街5號的小小的套間來。

她向我莞爾一笑，我甚至以為，在她那雙淺藍色的大眼睛里，看出了對我的某種溫情。不過，我並不怎麼抱有幻想。我把這歸因於博維埃爾。

她那淺藍色的眼睛嚴厲地盯著我。我想補救我說的蠢話，連忙提出對一般法則的看法。

我搖了搖頭。我沒什麼可回答她的。我們到皇宮小區了。公共汽車經過了「魯克世界」，我曾經常常同我的父親一起坐在「魯克世界」的露天座。他也一言不發，我們分手時並不打破沉默。交通發生阻塞。公共汽車停停走走。也許應該利用這個時機，快點向她提些問題，多知道些名叫熱納維埃芙·達拉姆這個人的底細，但是，她好像在思考某些縈繞于腦際的東西。直到珀迪尚一達妮埃爾一卡扎諾娃站，我們彼此沒有交談一個字。然後，我們下了車。在人行道上，她心不在焉地用左手，https://read.99csw.com也就是那隻戴著手錶而且有傷痕的手與我握手。

伊薇特·丹迪亞克：洛吉埃路75號。

黃色的封面，第一卷上用黑色字體印就的作者名和書名引起我一陣心痛，是弗萊德·博維埃爾的《幻想型回憶》。我取下橡皮筋。另外兩本博維埃爾的書是《毒品和治療》與《謊言和供詞》。在當費爾一羅什魯的討論會期間，他曾多次暗示過這些書。他帶著某種譏諷說起這三本難覓的書，說它們是「他年輕時的著作」。書出版的日期印在封面下方，連同出版社的名字：奧·薩勃里耶。是的，那時，博維埃爾想必很年輕，二十二歲，還不滿二十三歲。

我買下了這三本書，在《謊言和供詞》的襯頁上，我發現一則獻詞：「給熱納維埃芙·達拉姆，本書寫於我在她這樣的年齡，正值宵禁時期。弗萊德·博維埃爾。」另兩本沒有獻詞，但是和第一本一樣，在扉頁上，用藍墨水寫著「熱納維埃芙·達拉姆」的名字，還有地址，「茹爾丹大街，4號」。這位金黃色頭髮，皮膚白皙的女子，總是待在博維埃爾的身旁，聚會結束后，上車坐在他旁邊的位置，那個長著一副鷹臉的傢伙低聲告訴我說：「她叫熱納維埃芙·達拉姆，這一切都重現於我的腦海。我問那位書商，從哪兒找到這些書的。他聳聳肩說道：『哦，有人搬家……』」

我想要知道有關他更多的事情。一位博維埃爾博士的生活可能是什麼樣的呢？她莞爾一笑。她也對曾對自己提出這個問題。初看起來，他從未結過婚，而且對某幾位女學生頗有意思。可是，他究竟是否真的有興趣呢？她們總是具有同樣的體貌特徵：蒼白的臉色，金黃色的頭髮，儼然信奉基督教的年輕姑娘的嚴肅神態，接近於神秘主義。起初，這一點使埃萊娜感到不安。在討論會過程中，她感覺到有幾位年輕姑娘傲慢地盯視她，而且覺得她跟她們不是一個格調的。於是，我就對她說，我們倒是挺合得來。我呢，我也一樣，我從來沒有感覺到跟什麼東西合拍。我想，她大概和我一樣，在巴黎感到有點失落，沒有什麼親緣關係，儘力尋找一個可能指導自己生活方向的軸心，有時與一些博維埃爾博士們交錯而過。在博維埃爾身上發生的一件小事曾使我們倆驚訝不已。在前一個星期的一次聚會，他的臉腫了起來，彷彿有人痛打了他一頓：一隻眼睛發黑，而鼻樑上和脖子周圍都有一些瘀斑。他對自己身上發生的事情隻字不提，而且，為了轉移注意力，他顯得得比平時更加起勁。他同聽眾們交談，常常問我們，我們對他所講的一切是否清楚、明白。在整個講座過程中，只有鷹臉秘書和那位膚色白皙的金髮女子神色不安地盯視他。講座結束后，金髮女子在他臉上敷了塊葯紗布，他則面帶微笑地由她照顧。誰都不敢向他提出哪怕最簡單的問題。「您不覺得這有點怪嗎？」埃萊娜。納瓦希那問我，她的語氣鎮靜自若，彷彿看穿了一切似的，如同那些從小就對什麼事都司空見慣的人那樣。我差一點就要同她談起，我在皮卡爾見到的與博維埃爾在一起的那個女人，但是，我難以想象這個女人居然這樣把他痛打一頓。再說，也沒有任何一個女人會這樣。不，這想必是某種更加意外、更加複雜的東西。在博維埃爾博士的生活中，有陰暗的部分，也許是一個他認為見不得人的秘密。我聳了聳肩，對埃萊娜·納瓦希那說，這就是巴黎的秘密中的一個組成部分。

「您的父親……奧託事務所……遇見……在『帕藍』旅館數天……我也許能碰到他……。只要告訴他：居伊·魯索特……奧託事務所……居伊·魯索特打來的……一個電話……您聽見我的話嗎……？」

「我曾經在博維埃爾博士的討論會上見到您。」我對她說道。

我想我聽見有人打翻傢具的聲音，或者，某個人在樓梯上摔了一跤。

「有幾個星期。」

「居伊·魯索特……我是居伊·魯索特……您的父親也許跟您說起過我……我是您父親在奧託事務所里的同事……您聽見我的話嗎？」

讓一莫里斯·熱德林斯基和瑪麗一若斯·瓦思：比亞里茲，卡薩·蒙塔爾沃區。

現在是她採取守勢，嚴陣以待。她力圖向我微笑，綻出一抹與嚴酷的目光不相符的假惺惺的可怕微笑。我交叉雙臂于胸前；她看到微笑並不奏效，就裝作在擦眼淚。在我那樣的年紀，我怎麼可能被這樣一個怪物嚇著呢？怎麼可能一瞬問會相信她還有力量把我壓下去呢？警察局的時代已經結束了。

我記得，那段時期里某一天，我去乘開往讓蒂伊門的21路公共汽車，她正從那棟小居民樓出來，但是，我不敢上前與她交談。她也在等車，車站上，只有我們兩個人。她沒有認出我，這是理所當然的。在討論會上，她只看見博維埃爾，而小組其他成員僅僅是在他投射於四周的光暈里的一些模糊不清的臉龐。

有一天晚上，在奧利南機場，我正在等候從摩洛哥回來的朋友。飛機誤點了。已經十點多了。通往進港口門的大廳幾乎空寂無人。我有一種奇怪的感覺，覺得自己到了一個空間和時間中的真空地帶。突然，我聽見機場里一個無形的聲音重複了三次：「在624號登機門，有人找雅克琳娜·博塞爾讓。」我順著大廳跑了起來。我不知道三十年來她變成什麼樣子，但歲月已不再重要。我有一種錯覺，以為那兒可能還有一個登機門。極少的幾位乘客出現在624號門。門前，有一名穿著深色制服的男子在站崗。他語氣生硬地問我：「您有票嗎？」

公共汽車起動時，我們是僅有的乘客，我坐在她對面的座位上。我清晰地回憶起幾天前鷹臉向我低聲說的名字：熱納維埃芙·達拉姆。

「您來討論會很久了嗎？」

「我不同意您的看法。」她冷冰冰地對我說，「我，我需要一位思想上的引路人……」

她好像也因為我冷靜的聲音而愣住了。

雅克·皮什：柏林，施特格里茲，奧爾朗街2號。

然而，當我想起熱納維埃芙·達拉姆那湛藍的眼睛久久凝視博維埃爾，並懷著欽佩的心情聽他講話的樣子，我心想，她不可能扔掉這三本書。除非她要與九*九*藏*書自己的一部分生命斷然決裂。要麼，她已去世。茹爾丹大街4號。當我住在綠道街那家旅館的時候，那離我住處就幾步遠。不過，我不需要去核實什麼，我知道，十五年來，那棟樓早已不復存在，而綠道街也已經更換了名字。

帕特里克·德·泰魯阿納：尼斯，伯遼茲路21號。

這場事故以前那個階段中的一切，都在我的記憶中混淆起來。在朦朧的光線下，日子一天天地過去。

可是，在後來的討論會上，她始終不知道我的存在。她往北走上歌劇院大街，很快，我就瞧不見她了。

她的目光變得柔和了。我覺得她不再看我，而陷入了沉思。然後，她問我道：「這是真的嗎？」

「我是您父親的一個朋友……您聽見我的聲音嗎？」我徒勞地向他作肯定的回答，他可聽不見我的聲音。

我瞧見她的臉一下子崩緊了，她的雙眸猛地睜大了。她伸出下巴向我挑戰，她的下巴厚實而凸起。

我是一個渴望幸福，喜歡法國式庭園的平庸的人。常常有一些悲觀的念頭從我腦海里閃過，不過，並不是出於我的本意。至於她也一樣，這或許是一回事。認識博維埃爾之問，她的微笑和眼神都表現出無憂無慮，樂觀開朗。毫無疑問，是他使得她失去了生活的快樂。

「您知道，思想上的領導者常常估計不到他們對弟子們產生的影響。」

我大概過於看重地形學。我常常暗自思忖，在這幾年的時間里，為什麼我同父親見面的地點從香榭麗舍大街漸漸挪到奧爾良門。我甚至記得，我在綠道街那家旅館的房間里鋪開一張地圖。我用紅色圓珠筆打上一些叉號，作為標記。一切都已在一個以星形廣場為重心，隨著向西延伸的通道直到布洛涅森林的地帶開始。然後是香榭麗舍大街。我們不知不覺經過瑪德萊娜廣場和巴黎林蔭大道，悄然向歌劇院區走去。然後，走得更遠些，靠近皇宮小區。在好幾個月的時間內，我來到「魯克世界」那兒和我父親碰頭。我想，他總算在這漂泊不定中找到了一個落腳點。我們漸漸走近我力圖在地圖上劃定的界線。我們從「魯克」走到「科羅娜咖啡館」，這家咖啡館位於聖日耳曼一奧賽爾廣場和盧浮宮堤街相交的街角。是的，我覺得，那條界線，它就在那兒。他總是約我晚上九點鐘在「科羅娜咖啡館」見面。咖啡館都快要打烊了。在咖啡館的盡頭，我們是惟一的兩名顧客。沿河街道上再也沒什麼來往車輛，我們聽見聖日耳曼一奧賽爾廣場的大時鐘在每一刻鐘報時的鐘聲。就是在那兒，我第一次注意到他磨損的衣服，海軍藍的大衣上缺少了紐扣。不過，皮鞋擦得鋥亮，無可挑剔。我並不想說他像一名失業的音樂家。不，倒更像是關押後放出來的一個「冒險家」。生意越來越難做了。人已失去青春的丰采和機敏。我們從聖日耳曼一奧賽爾廣場疲憊地走到了奧爾良門。再往後，十一月里的一個霧蒙蒙——一種橙黃色的霧——的早晨，我最後一次看見他的身影消失在蒙魯日和夏蒂雍的方向。他徑直向這兩個地方走去，這兩個地方各自擁有一座要塞，從前那裡都在拂曉時執行槍決。過了一段時間以後，我常常會逆向沿著這條路走。

隨後的一次聚會時，我重又見到了埃萊娜·納瓦希那。博維埃爾博士臉上的瘀斑幾乎看不見了，他只在左頰上貼了一塊小小的橡皮膏。我們始終不知道究竟是誰打了他。他不會透露隻字片語。甚至，每次和他一起上車的那位金髮姑娘也一無所知，我對此深信不疑。男人們會帶著他們的秘密離開人世。

這個鐘點，人行道上的人太多了。

後來，她再也不守在大樓門前，直到今日，她音訊全無。那天夜裡，我還在窗后觀察她。她似乎一點兒也沒有因為我們的毆鬥而感到不安。她沿著土堤踱來踱去。在相隔較短的間距里，有規律地來來回回，但是，步履輕快，幾乎是軍人般的步伐。昂著頭，腰板筆挺。她時不時朝大樓正門轉過頭來，以證實一下是否有人在看。然後，她突然開始一瘸一拐地走路。起初，她彷彿是為了排演而這麼練習。漸漸地，她找到了自己的節奏。我目送著她一瘸一拐地遠去，慢慢地不見了人影，不過，她過於誇張地在扮演軍隊食品管理員的角色，彷彿在尋找一支業已潰敗的軍隊。

一天晚上，我陪她到北站乘坐火車。她給我寄來一張明信片，告訴我她不久就回巴黎。但是，她從來都沒有回來。三年前，我接到一個電話。我聽見一個女人的聲音說道：「喂……這裡是『帕藍』旅館……先生，有人要同您說話……」

就在我聽見居伊·魯索特那遙遠聲音的那個冬天，我遇到了一件意外的事。在三十多年裡，人們竭盡全力使自己的生活比早期更平穩、更和諧，但卻枉費心機，某個小事故就可能突然把你帶回過去。時值十二月。一個星期以來，當我一出門或回到家中時，我注意到有一個女人一動不動地站在離大樓門幾米遠的地方，或者，站在對面的人行道上。她從來沒有在晚上六點前待在那兒。是一位身材高大的女子，身穿翻毛羊皮大衣，頭戴一頂闊邊帽，肩上掛著一隻栗色的挎包。

我向她微笑。於是，她向我撲來。她一隻手緊緊攫住我的肩膀，企圖用另一隻手抓我的臉。我想抽出身子，但是，她實在太沉了。漸漸地，我感到童年時的恐懼油然而生。三十多年來，我使我的生活如同法國式庭園那樣井然有序。庭園以它的林蔭道、草坪和小樹林掩蓋了一個泥塘，以前，我差一點淹沒于這泥塘里。三十年的努力啊。難道這一切都為了某個夜晚讓一個美杜莎在街上等著我，然後，向我撲來……這個老太婆快要把我掐死了。她猶如我童年的回憶一樣沉重。一塊裹屍布覆蓋著我，我怎麼掙https://read.99csw.com扎也無濟於事。

有人告訴我，每家旅館都會把這些登記卡轉交給毒品搜查組。那兒，他們把這些登記卡按字母順序排列。據說，以後他們就把這些卡片銷毀掉，但是，我並不相信這一點。登記卡依然原封不動地躺在柜子里。

而我的父親，則更喜歡冒險，他惟一的學校就是街頭的教育。兩個人都是騙子，各有自己的方式。

「這真是太……」我對她說，「博維埃爾博士能回答人們所考慮的生活中的所有問題。」

我儘力回憶發生撞車的那天夜裡，那麼晚，我在方尖碑廣場可能做的事情。我應該確切說明，在那段時期，每當我離開左岸的那些街區，我就感到十分高興，彷彿我只需穿過塞納河便可以從我的麻木狀態中清醒過來。驀地，一觸即發。最終，我將遇到些什麼事情。

任何人都無法幫助我。稍遠處，廣場上，有一警察分局，門前有一些治安警察在那兒站崗。一切都會在囚車和警察局裡解決。這早就是命中注定的。再說，在我十七歲那一年，因為我的父親想要擺脫我，人們把我送上警車，而這就發生在教堂那邊，就在這兒附近。三十多年無效的努力就是為了在地區警察分局裡回到起點。多麼令人傷心啊……

我們坐在一張長凳上，她打開瓶塞，就在她把棉花浸濕，要敷在傷口處時，我聞到了那麼濃烈的乙醚氣味，是我從小就那麼熟悉的氣味。我把藍色的瓶子放入我的口袋裡，但是，這氣味卻依然在我們周圍繚繞。這氣味充溢在我們經常歇息的里昂車站一帶的旅館房間內。這是在她回自己的家之前，不然，就是晚上將近九點鐘，她來同我見面時。這些旅館的服務台並不要求顧客出示身份證件。由於臨近火車站，來往的人太多了。顧客們在房間里逗留的時間不會很長，火車很快又要把他們帶走。昏暗的地方。有人遞給我們一張登記卡，我們必須在上面寫上我們的姓名和地址，不過，他們從來不會核實這些姓名和地址是否與這些人的護照或身份證相符。總是由我為我們倆填寫卡片。我就寫上不同的姓名和地址……然而，我同時把這些姓名和地址記錄在記事本里，以便下一次變換姓名。我希望把有關我們的線索和出生日期都弄混，因為我們倆還是未成年人。去年，我在一箇舊票夾里發現了這頁紙，當時我把我們的假身份列成清單寫在上面。

後來，我在我房間里嘗試著閱讀這份講義，可是，看了第一頁后，我就無法繼續讀下去。我彷彿覺得還聽見博維埃爾講課的聲音。這個聲音既不是男性的，也不是女性的，在這個聲音里，有某種滑溜溜的東西，某種冷冰冰、滑溜溜的東西，對我沒有絲毫的影響，但是，它會慢慢地、不知不覺地滲透到別人的心中，造成某種類似麻痹的狀態，從而置於這個人的控制之下。昨天下午，我想起了他臉部的輪廓，如同照相那樣精確：顴頰，深凹人眼眶的一對明亮的小眼睛。活像一個骷髏。厚厚的嘴唇奇怪地往外翻。而嗓音是那麼冷，那麼滑……我記得，在這一時期，還有其他一些像他那樣的骷髏頭，某些精神導師，某些思想領路人和一些哲學派別，那些像我這樣年紀的人在這些學派里尋找一種政治學說，一種嚴格的信條，一位使人全心全意效忠於他的最高統領。我再也不清楚，為什麼我能夠逃脫這些危險。我同別人一樣脆弱。沒有什麼使我真正區別於聚集在博維埃爾周圍的這些神經兮兮的聽眾。我也一樣，我需要事物的確實性。究竟是因為什麼樣的奇迹，我才沒有中圈套呢？我把這歸功於我的怠惰和缺乏遠見。或許也因為某種平庸，使我拘泥於具體的細節。

警察分局局長會對我說：「她說自己是您的母親，但是，根據她的身份證件，你們之間根本沒有任何親戚關係。而且，您屬於生母不明的情況。先生，您現在可以走了。」

「請原諒，但是，我不再習慣聽像您那樣響的說話聲。」

他好像為了做做樣子而向我提這個問題，其實並不真正關心我聽見與否。

我裝出一副專註的神情，彷彿只要說出博維埃爾的名字，就足以擺脫滾滾紅塵和我們現在置身的公共汽車。她好像放心了。我們擁有同樣的精神導師，我們有相同的習慣和秘密。

他們到對面的火車站去乘火車。四周是如此安靜，以至我競以為，置身於靠近被大雪隱沒的邊境線上一個外省都市的小車站。

三年前，差不多就在這老婦人攻擊我的那個時期，不過，大約在六月或七月的時候，我順著拉圖內爾堤街行走。那是一個陽光明媚的星期六的下午。我留神細看舊書商們箱子里的書。突然，我的目光落在被一根紅色的粗橡皮筋束住的三卷書，書被擺在顯眼的位置。

「那麼說，您完全獻身於博士嗎？」

「夫人，您可以別那麼大聲講話嗎？」我用一種連我自己都感到吃驚的彬彬有禮的語氣對她說道。

她又用懷疑的目光打量我。

蘇茲·克萊：阿姆斯特丹，維擇爾街98號……

將近晚上九點，我經「藝術」橋穿過塞納河，離開了左岸，來到「科羅娜咖啡館」。但是，這次，我獨自一人坐在盡頭的一張桌子旁，我不需要尋找字眼跟那個身穿海軍藍大衣的可疑傢伙說話了。我開始感到如釋重負。在河對面，我已經拋下了一片我曾身陷其中的沼澤地帶。我在陸地已經站穩腳跟。這裏，燈光更加耀眼。我聽見霓虹燈發出嵫嵫的聲響。過一會兒，我會順著一座座拱廊，在露天漫步，一直走到協和廣場。夜色清朗，萬籟俱寂。美好的前程展現在我的面前。我獨自一人在「科羅娜」，我聆聽著聖日耳曼一奧賽爾的自鳴鐘報時的鐘聲。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上星期我參加的博維埃爾和他弟子的幾次聚會。是的，這些聚會總是在當費爾一羅什魯廣場周圍的咖啡館里舉行。除了一個晚上，那次在更遠些的阿雷齊亞路，「終點站」咖啡館那兒，我和父親有時就在那兒見面。那天晚上，我想象他與博維埃爾的會面。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博維埃爾，有點故作莊重，愛擺權威架子，持有學位證書，受到他那「博士」和思想領路人這一身份地位的庇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