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住在瓦拉-德-格拉斯這個街區是明智的。」莫里斯·拉法艾爾對我說道。

那家咖啡館有兩道門，她總是從最窄的那扇門進出，那扇門人稱黑暗之門。咖啡廳很小，她總是在小廳最里端的同一張桌子旁落座。初來乍到的那段時光，她從不跟任何人搭訕，日子一長，她認識了孔岱咖啡館里的那些常客，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跟我們年紀相仿，我的意思是說，我們都在十九到二十五歲之間。有時候，她會坐到他們中間去，但大部分時間里，她還是喜歡坐她自己的那個專座，也就是說坐最里端的那個位子。

至於那個穿麂皮外套的棕發男子，很不巧的是，在孔岱拍的那些照片當中沒有他。很遺憾。人們經常可以通過一幅照片來識別一個人。人們可以把照片刊登在一張報紙上尋找證人。他是圈子裡的成員嗎？保齡是不是不認識他，才懶得提及他的名字？昨天晚上，我仔細翻閱了筆記本的每一頁。「露姬和那個身著麂皮外套的棕發男子」。翻閱之後我才發現，船長並不只是在六月份才提及這個陌生人，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在其中一頁下面，他在匆忙之中草草寫著：「五月二十四日。露姬和那個身著麂皮外套的棕發男子。」我還發現了同樣的說明文字，在四月份出現了兩次。我曾經問過保齡，為什麼每次涉及她，都用藍色鉛筆在她的名字下面畫一條線，像是要把她和其他人區分開。不是他，這可不是他乾的。有一天，他站在吧台那裡，在筆記本上記著出現在大廳里的客人，站在他身邊的一個人猛然間看見他正在做的事情：此人五十來歲，認得瓦拉醫生。他說話的聲音很輕柔，抽著黃煙絲香煙。保齡感覺他是個可以信任的人，便跟他說了一下這個被他當成他的「金書」的筆記本里所記錄的內容。那人顯得饒有興緻。他是「美術編輯」。的確是的，他認得不久之前在孔岱拍照的那個攝影師。他提議出版一本相關的攝影畫冊，名字可以定為《巴黎一咖啡館》。能不能勞駕他把筆記本借他用一下，就借一天，便於他挑選照片的說明文字？第二天，他把筆記本還給了保齡，從此就沒在孔岱出現過。船長很奇怪，露姬的每個名字下面都用藍色鉛筆畫了一道線。他想知道更多的情況，便問了瓦拉醫生一些和這個美術編輯有關的事情。瓦拉很吃驚。「是嗎？他跟您說他是美術編輯？」他和那人也只是泛泛之交，經常在聖伯努瓦街上的拉馬來娜和蒙大拿酒吧碰到，在蒙大拿他甚至跟他玩過421點。此人在本街區出沒已經有很長時間了。他叫什麼名字？蓋世里。瓦拉在說到此人時好像有些尷尬。當保齡向他暗示那個筆記本和筆記本裏面用藍色鉛筆畫在露姬名字下面的那些杠杠時，醫生的目光里掠過一絲憂慮。但稍縱即逝。然後他微微一笑。「他一定是看上了小姑娘……她那麼漂亮……可是您在筆記本上記那麼多名字，這想法也夠古怪的……你們挺讓我開心的，您和你們這個圈子，還有你們那些荒誕玄學經歷……」他把什麼都混為一談，荒誕玄學，字母派，下意識寫作，超製圖學，以及孔岱最有文學天賦的人，比方說保齡、讓-米歇爾、弗雷德、芭比雷、拉隆德或者阿達莫夫，以及他們帶來的所有那些經驗之談。「反正，您這麼做很危險，」瓦拉醫生接著語氣嚴肅地說道，「您的那個筆記本，就像警察局裡的黑名單登記簿，或者派出所里的事件記錄。就好像在一次警察的突然抓捕行動中，我們全都落網了一樣……」

她來咖啡館的時間也不固定。有時，你會發現，她早晨一大早就坐在那裡了。要麼，到午夜時分，她才出現，然後在那裡一直待到咖啡館打烊。在這個街區，這家咖啡館還有布蓋和拉貝格拉是關門最晚的，但孔岱卻雲集了最千奇百怪的顧客。歲月流逝，我常常不由自主地問自己，是否僅僅因了她的存在，才使得那家咖啡館和那裡的人都顯得那麼異乎尋常和與眾不同，彷彿她用自己的芬芳把他們都浸透了。

當她走到塔爾贊、弗雷德和拉歐巴的桌前時，她也跟他們一樣開懷暢飲，還是假裝喝酒，免得惹他們不高興？無論如何，她把上身挺得筆直，動作慢條斯理，很是優雅，嘴角上掛著一絲幾乎察覺不出來的微笑，她的酒量很大，可不是一般的會喝酒。在吧台那裡，做手腳會更容易一些。你的那伙朋友已經醉醺醺的了，你可以趁他們不注意的當兒，把杯子里的酒倒進洗滌槽里rｅad•9９ｃｓw.com。但是，在孔岱咖啡館的任何一張桌子邊，想作弊就難了。縱酒作樂的聚會上，他們會逼你一起喝。這個時候，倘若你不遵照他們所說的、奉陪他們「暢遊到底」，他們就會疑神疑鬼，就會覺得你沒有資格留在他們的圈子裡面。至於其他的有毒物質，我雖然不是很確定，但還是感覺到露姬一直在和圈子裡的一些人一起吸食。然而，從她的目光和神態中看不出她在「參觀人造天堂」，看不出服用毒品給她帶來的快|感。

的確有機會相遇的，我還記得有一回我就在一個街區碰到露姬，我到那裡拜訪我父母親的一個遠房表弟，但我並不熟悉那個地方。從他家走出來之後，我朝馬約門地鐵站走去，然後我和她在大軍林蔭大道的盡頭不期而遇。我盯著她看了好一陣子，她也忐忑不安地注視著我，彷彿她在做壞事時被我突然撞見一樣。我向她伸出手，說道：「我們在孔岱見過。」才說完，我猛然覺得這家咖啡館在世界的另一頭。她局促地笑了笑：「的確沒錯……在孔岱……」那是在她第一次去孔岱之後不久就發生的事情。她還沒與其他人混熟，扎夏里亞還沒有給她起「露姬」那個名字。「孔岱，好奇怪的咖啡館，不是嗎？」她點了點頭，同意我的說法。我們一起走了一段路程，她告訴我她家就住在附近，但是她一點也不喜歡這個街區。我也真夠蠢的，那一天我原本可以弄清楚她的真名實姓。然後，我們在馬約門的地鐵入口前面分手，我看見她朝諾伊利和布洛涅森林走去，步子越來越慢，彷彿她想給別人一個機會把她挽留住。我以為她再也不會去孔岱了，以為今生今世永遠也不會有她的音信了。她會消失在保齡所謂的「大都市的無名者」之中；那個本子上的每一頁紙他都記滿了名字，他聲稱在為此作鬥爭。那是一個有一百九十頁的紅色塑料封皮的克萊爾封丹牌筆記本。但是，說老實話，這件事收效不大。假如你去翻閱這個本子，除了那些名字和那些暫住的地址外，你對包括我在內的所有這些人的情況一概不知。也許「船長」認為把我們的名字記錄下來，把我們「固定」在某個地方，已經夠了不起了。至於其他的……在孔岱，我們都不會打探各自的來歷。我們都太年輕，我們沒有什麼過去需要公開，我們生活在當下。連阿達莫夫、芭比雷或者瓦拉醫生這幾個上了年紀的顧客，他們也從不對自己的過去做任何暗示。能待在那裡，待在我們中間，他們就心滿意足了。只是到了今天，經歷了那麼多日子之後，我才感覺到一絲遺憾：我本可以希望保齡在筆記本里把客人的情況記得更精確一些，給每一個人加上一小段傳記性的文字。往後，要找到一個人一生的線索，他真的覺得一個名字和一個地址就足夠了嗎？尤其是，筆記本上只寫了一個簡單的名字，而且還不是真名。「露姬。二月十二日，二十三點鐘。」「露姬。四月二十八日，十四點鐘。」他還註明圍坐在桌子邊的顧客每天所坐的位置。有時候，所記錄的客人甚至是無名無姓的。那一年六月，他三次記錄了這些文字：「露姬和那個身著麂皮外套的棕發男子」。他沒有問那個男子叫什麼名字，或許是那個男子拒絕把名字告訴他。從表面上看，此人不是店裡的常客。如此一來，那個穿麂皮外套的棕發男子便永遠地在巴黎的大街上消失了，而保齡所做的只能是把他的影子固定幾秒鐘。而且，在那個筆記本上所記錄的，也有些不準確的內容。我通過努力終於確定了一些時間坐標，讓我確信她第一次來孔岱並非如保齡所記錄，並非在一月份。我記得在這個日期之前老早就見過她。船長只是在別人都叫她露姬之後才提到她，我猜想在那之前，他壓根兒就沒有注意到她的存在。她都沒有享受到像這樣被含含糊糊地記下一筆的權利：「十四點鐘，一個藍眼睛的棕發女子」，但那個身著麂皮外套的棕發男子卻享受到了。

那個蓋世里不單是在露姬的名字下面簡單地畫上一道杠。筆記本里每次提到那個「身著麂皮外套的棕發男子」時，也被他用藍色鉛筆畫了兩條杠杠。他的所作所為真的讓保齡大惑不解，於是，他在接下來的日子經常去聖伯努瓦轉悠，希望在拉馬來娜或者蒙大拿撞見那名所謂的美術編輯，要他做出解釋。但是，連他的影子都找不到。不久，他本人也不得不離開法國，並且把筆記本轉給了我，好像他希望我把這件事繼續追蹤下去。但是，時至今日，一切都晚了。而我有的時候之所以對那一整段日子記憶猶新，恰恰是因為有一些問題我還沒有找到答案。

我確實感覺到了她和其他人不一樣。在別人給她起那個名字之前，她在哪裡？她是從哪裡來的？那些經常光顧孔岱的客人手上總會拿著一本書，他們會把書隨手丟在一張桌子上，封面上沾滿了酒漬。《馬爾多羅之歌》、《靈光集》、《神秘的街壘》。但是，剛開始的時候，她總是空著一雙手。後來，她可能想仿效別人，有一天，我萬萬沒有想到，我在孔岱看見她獨自一人在那裡閱讀。從那以後，她就手不離卷了。她和阿達莫夫等其他人在一起的時候，愛把書放在桌子上很顯眼的位置，彷彿這本書就是她的通行證或者居留證，可以使她合法地留在他們身邊。但是，沒有人注意到這一點，阿達莫夫、芭比雷、塔爾贊和拉歐巴，他們誰也沒留意。那是一本口袋書，封面已經很髒了，是那種從塞納河邊的舊書攤上淘來的書，封面上用大號紅色字母印著《消失的地平線》幾個字。在那個時候，這本書沒有讓我產生任何聯想。我本該問她這本書寫的是什麼主題，但是我當時愚不可及地對自己說，《消失的地平線》對她來說只是一個裝門面的東西，她裝模作樣地閱讀這本書，其目的就是要和孔岱的顧客步調一致，融入到他們中間。對於這幫客人，一個偷偷從外面瞟一眼甚至趴在玻璃窗上往裡面瞅一眼的行人會把他們當成普普通通的大學生顧客。但是，一旦看見這些人在塔爾贊、米海依、弗雷德和拉歐巴的那張桌子邊豪飲，他馬上就會改變看法。在拉丁區那些靜悄悄的咖啡館里，客人們可能永遠都不會這麼酗酒。當然，在下午的那些休閑時刻，孔岱可能會使人產生錯覺。但是，隨著夜幕降臨，那裡就變成了一個多愁善感的哲學家稱之為「韶華不再的年輕一代」的相會之地。為什麼選定這家咖啡館，而不是另外一家？這裡有老闆娘的因素，老闆娘夏德利太太好像對什麼事都見怪不怪的，對她的客人甚至表現出一定程度的寬宏大量。許多年之後，這個街區的街道上只能看見那些豪華商店的玻璃櫥窗了，孔岱咖啡館的地盤給一家皮件商店佔據了，有一天，我在塞納河的另一邊，在布朗西街的坡道上遇見了夏德利太太。她並沒有一眼就認出我來。我們一起肩並肩地走了好一陣子，邊走邊聊著孔岱。她的丈夫是阿爾及利亞人，戰後購置了地產。她還記得我們所有的人的名字。她心裏常常惦記，不知道我們都過得怎麼樣了，但她不抱什麼幻想。打一開始，她就知道，我們的境況會非常糟糕。就像街頭的一些流浪狗，她對我說道。我們在布朗西廣場的那家藥店前面分手的時候，她直視著我的眼睛，直言不諱地對我說：「我嘛，那個時候我最喜歡的人，是露姬。」九九藏書

白天從辦公室回來之後的閑暇時刻，以及獨享孤獨的大多數星期天晚上，我都會想起一個細節來。我全神貫注，試著把其他細節都收集起來，把它們記在保齡的筆記本後面的空白頁上。我也一樣，開始尋找那些固定點。這也是一種消遣，就像其他人做填字遊戲或者玩單人牌遊戲一樣。保齡記錄的那些人名和地址幫了我很大的忙，它們使我時不時地想起一件確切的事情，一個淫雨霏霏的午後或者陽光燦爛的日子。我對季節一直非常敏感。一天晚上，露姬走進孔岱，頭髮被一場突如其來的傾盆大雨或者十一月份或初春那種淅淅瀝瀝下個不停的小雨淋了個透濕。那一天，夏德利太太站在吧台後面。她上二樓的一個小套間找了一條浴巾下來。就像筆記本上記載的，那天晚上，扎夏里亞、安妮特、堂·卡洛斯、米海依、拉歐巴、弗雷德以及莫里斯·拉法艾爾坐的是同一張桌子。扎夏里亞拿過浴巾，把露姬的頭髮擦乾，然後像用包頭布一樣把她的頭包了起來。她加入到他們那一桌，他們要她喝格羅格酒，她和他們一起待到了很晚，頭上一直包著包頭布。離開孔岱的時候，已經是凌晨兩點鐘了，雨還在不停地下。我們站在門口的門洞里，露姬依然包著包頭布。夏德利太太熄掉大廳里的燈，上樓就寢去了。她打開底層與二樓之間的中二層的窗戶，建議我們上樓去她家避雨。但莫里斯·拉法艾爾彬彬有禮地回答說：「夫人，這萬萬使不得……我們得讓您睡覺……」這是一個相貌英俊的棕發男子，比我們要年長，是孔岱的一名死心塌地的老主顧，扎夏里亞叫他「美洲豹」，因為他不管是走路的樣子還是手勢都像貓科動物一樣動作輕柔。他跟阿達莫夫和拉隆德一樣已經出版了好幾本書，但是我們絕口不提此事。這名男子周圍籠罩著一層迷霧，我們甚至猜想他與那些靠妓|女和小偷養活的黑社會過從甚密。雨越下越大，是季風轉換時期的那種滂沱大雨，但對其他人來說並不要緊，因為他們就住在本街區。一眨眼工夫，就只剩下露姬、莫里斯·拉法艾爾和我站在門廊下。「要不要我開車送你們？」莫里斯·拉法艾爾提議道。我們在大雨中奔跑，一直跑到街道下面，他的汽車停在那裡，那是一輛黑色的舊福特。露姬坐在他旁邊的副駕駛席，我則坐在後排。「我先送誰呢？」莫里斯·拉法艾爾問道。露姬說了她住的那條街，明確地告訴他是在蒙馬特公墓的另一邊。「這麼說，您住在地獄的邊境啰。」他說道。我覺得當時我們倆誰也沒聽明白「地獄的邊境」是什麼意思。我叫他過了盧森堡公園的柵欄之後就放我下車，在瓦爾-德-格拉斯街的拐角處停一下。我不想讓他知道我的確切住址，因為我擔心他會刨根問底。九-九-藏-書

我經常琢磨，她第一次走進孔岱之前，是不是聽什麼熟人跟她說起過這家咖啡館。或者，是不是有人跟她約過在這家咖啡館里見面卻又爽約了。於是，她日復一日、夜復一夜地苦守在那張桌子旁，指望在這個地方再見到他，因為這裡是她和那個陌生人之間惟一的方位標。沒有任何其他聯絡方式。沒有地址。沒有電話號碼。只有一個名字。但是，她也可能像我一樣，只是偶然地、無意識地走進這家咖啡館的。她到了這個街區，想找個地方避雨。我素來相信，某些地方就像磁鐵一樣，假如你在附近行走，就會被吸引過去。這種吸引的方式你不會察覺，甚至都沒有料想到會發生這種事情。只需要一個上坡的街道，一條灑滿陽光的人行道或者一條隱沒在陰影中的人行道，就足夠了。或者一場瓢潑大雨突如其來。這些因素都能把你帶到那裡，帶到那個你必然會不知不覺停下來的明確的地點。在我看來，孔岱因為所處的地理位置特殊，便有了這種磁力，假如有人計算有多大的概率，算出來的結果肯定能夠證實這一點：在一個相當寬闊的區域里，人們免不了會偏離原來的方向，身不由己地朝它走去。這方面的事情我還是略懂一些的。

保齡頗費口舌地跟他解釋自己的固定點理論，對他予以反駁，但是船長從那一天起感覺到，瓦拉好像開始不信任他，甚至想避開他。

女人、男人、孩子和狗組成的人潮像洶湧的波濤，他們熙來攘往，川流不息，最後在長長的大街上銷聲匿跡，在這些人潮之中，我們時不時地希望記住一副面孔。是的，在保齡看來，必須在大都市的漩渦中心尋找一些固定點。後來，他去了國外，出國之前，他把那個本子交到我手上，本子里整整三年一天不落地記錄了孔岱咖啡館里的顧客名字。她在本子上的名字只是外號露姬，某年的一月二十三日她第一次被提到。那年冬天格外的天寒地凍，我們中間的一些人整天都貓在裏面禦寒。船長把我們的地址也記了下來，如此一來，我們可以想象我們每個人來孔岱的常規行程。對保齡來說，這又是建立固定點的一種方式。她本人的地址並沒有被他立即記錄下來。直到三月十八日，我們才讀到這些文字：「十四點鐘。露姬，十四區，費爾馬街16號。」但是，同一年的九月五日，她變更了地址：「二十三點四十分。露姬，十四區，塞爾街8號。」我猜想，保齡一直在一張大幅的巴黎地圖上畫著我們前往孔岱的路線，為此，這位船長使用的是不同墨水的圓珠筆。也許，他想知道在我們在抵達這個目的地之前，彼此是否有機會在路途中相遇。

我從汽車裡鑽出來，等待著它在皇家港那裡折回去，消失在夜幕之中。實際上，嚴格說來，我並不是住在瓦拉-德-格拉斯街區，而要再下去一點點，在聖米歇爾林蔭大道85號的那棟大樓里，我一到巴黎就在那棟大樓里找到一個房間，是個奇迹。從窗戶那裡，我可以看見我那所學校的黑色外表。那天夜裡，我的目光一直端詳著學校雄偉的外表，和門口的高大石級。假如他們知道了我幾乎每一天都要從那裡拾級而上，知道我是高等礦業學校的一名學生的話，他們會對我怎麼想？扎夏read.99csw.com里亞，拉歐巴，阿里·謝里夫或者堂·卡洛斯，他們這些人確切地知道礦業學校是幹嘛的嗎？我必須守口如瓶，否則的話，他們就有可能對我冷嘲熱諷，或者對我起疑心。對阿達莫夫、拉隆德或者莫里斯·拉法艾爾來說，礦業學校意味著什麼呢？可能毫無意義。他們可能會奉勸我別再去那種鬼地方。我之所以把很多時間消磨在孔岱，就因為我希望有人能給我這一個建議，一勞永逸地給個建議。露姬和莫里斯·拉法艾爾一定已經到達蒙馬特公墓的另一邊了，到達那個被他稱為「地獄的邊境」的區域。我呢，我靠著窗戶，站在黑暗之中，凝望著學校黑魆魆的牆面。就好像是外省的某座城市一個已經改變用途的火車站。在相鄰的大樓的牆壁上，我曾發現過子彈掃射的痕迹，好像在那裡槍斃過什麼人。我低聲地重複著那六個對我來說似乎越來越不同尋常的字：「高等礦業學校。」

不過，只要仔細觀察，就會發現她在一些細節方面跟其他人截然不同。她的衣著非常講究，跟孔岱的其他客人形成鮮明的反差。一天晚上，她坐在塔爾贊、阿里·謝里夫和拉歐巴的那張桌子，點了一支煙，她那修長的手指讓我心頭為之一震。尤其讓我吃驚的是，她的指甲熠熠閃亮。指甲上塗著無色指甲油，這個細節也許顯得微不足道。那我們還是言歸正傳吧。為此，我們必須具體介紹一下孔岱里的常客。他們那時的年齡在十九到二十五歲之間，只有個別的客人，像芭比雷、阿達莫夫和瓦拉醫生差不多五十歲了，但是大家忘記了他們的年齡。芭比雷、阿達莫夫和瓦拉醫生都忠貞不貳地堅守著自己的青春，堅守著人們或許稱之為「浪子」的這個陳舊過時但悅耳動聽的雅號。我在詞典里查閱「浪子」的含義：指四處漂泊、居無定所、放蕩不羈、無憂無慮的人。這個釋義倒是很適合這些經常出入孔岱的男女。他們中的一些人，譬如塔爾贊、讓-米歇爾和弗雷德，都聲稱自己從青少年時代起就屢屢和警察打交道，而拉歐巴十六歲的時候就從善心巴斯德少年犯教養所里逃了出來。但是，大家都在左岸，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都在文學和藝術的庇護之下。我呢，我在那裡上學。我不敢把我上學的事情告訴他們，我並沒有正兒八經地融入到他們的那個圈子裡面。

「再見！」露姬對我說。

這個圈子裡有一個人名叫保齡，但我們都叫他「船長」，他鋌而走險地做著一件其他成員都贊同的大事。他記下了快三年以來光顧孔岱咖啡館的那些客人，他們每一次進來的日期和確切的時刻。他還派了兩個朋友到布蓋和拉貝格拉執行同樣的任務，那兩家咖啡館通宵達旦地對顧客開放。可惜的是，兩家咖啡館里的顧客並不是個個願意把自己的姓名都說出來。說到底，保齡是想把在某些時刻圍著一盞燈轉悠的那些飛蛾銘記下來，以免被人遺忘。他說，他夢想擁有一本巨大的花名冊，可以記下一百年來巴黎所有咖啡館里的顧客的名字，並標明他們相繼到來和離開的時間。這些被他稱為「固定點」的東西時時糾纏著他。

他對我微笑著，這個微笑里好像既有親切也有嘲弄的意味。

我們來做個假設，假設有人用一塊布條蒙住你的眼睛，把你帶到那裡，讓你在一張桌子旁邊坐下，然後揭掉蒙眼布，給你幾分鐘時間來回答這樣一個問題：你現在是在巴黎的哪一個街區？這時候，你可能只要觀察一下周圍的鄰座，聽一聽他們的談話內容，隨即便能猜出：是在奧黛翁交叉路口的附近地區，在我的想象中，這個地區下雨天總是灰濛濛的一片。

在這群客人之中，有一個名叫露姬的二十二歲女子特別引人注目。她光彩奪目，就像銀幕上光芒四射的女影星。她是從哪裡來的？她有著怎樣的故事？她的迷人光芒之後隱藏著怎樣不為人知的秘密？她是不是在逃避什麼？故事圍繞著這名年輕女子的失蹤展開。四個敘述者紛紛登場，他們都已第一人稱「我」的口吻，向讀者娓娓講述露姬的短暫人生經歷。

有一天，一名攝影師走進了孔岱。從外表上看，他跟店裡的顧客沒有任何分別。同樣的年齡，同樣的不修邊幅。他穿著一件對他來說太長的上衣，一條平紋布褲子和一雙肥大的軍用皮靴。他拍攝了大量經常光顧孔岱的那些客人的照片，然後他自己也變成了一個常客，如此一來，在其他人看來，他拍的好像是全家福。後來，這些照片登在一本以巴黎為主題的攝影畫冊里出版，照片下面的說明文字很簡單，只列有這些顧客的名字或者外號。她在好幾幅照片中都出現過。就像電影中常說的那樣，她比其他人都上鏡。在照片上的所有的人當中，讀者最先注意的是她。在攝影畫冊頁腳的說明文字中，她的名字是「露姬」。「從左到右分別是：扎夏里亞，露姬，塔爾贊，讓-米歇爾，弗雷德和阿里·謝里夫……」「近景，坐在吧台邊的是：露姬。在她身後是：安妮特，堂·卡洛斯，九九藏書米海依，阿達莫夫和瓦拉醫生。」她站得直挺挺的，但其他人的姿勢卻很隨意，比方說，那個名叫弗雷德的人甚至把頭靠在那張仿皮漆布長椅上呼呼睡著了，很顯然，他已經好幾天沒刮鬍子。有一點必須明確：露姬的名字是在她開始頻繁光顧孔岱的時候，別人給起的。有一天晚上，臨近午夜時分，她走了進來，當時我也在場，店裡只剩下塔爾贊、弗雷德、扎夏里亞和米海依，他們都坐在同一張桌子邊。塔爾贊大叫起來：「哎呀，露姬來了……」起初，她顯得有些惶恐，但沒過多久她的臉上便綻出了微笑。扎夏里亞站了起來，裝出一副很莊嚴的口氣說道：「今天晚上，我為你命名。從今往後，你名叫露姬。」久而久之，他們當中所有的人都叫她露姬，我現在想來，她有了這個新的名字之後，反倒覺得放鬆了。是的，是放鬆了。實際上，我越往深里想，越能找到我最初的印象：她到孔岱這裏，是來避難的，彷彿她想躲避什麼東西，想從一個危險中逃脫。見她坐在最裡頭，坐在那個誰也不會注意到她的位置時，我就有了這種想法。當她混雜在其他人中間時，並不引人注目。她總是一言不發，謹小慎微，甘當他們的聽眾。我甚至覺得，為了更加安全起見，她喜歡呆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寧願和那些「大嘴巴」混在一起，否則的話，她不可能幾乎總是坐在扎夏里亞、讓-米歇爾、弗雷德、塔爾贊和拉歐巴那一桌……和他們在一起，她便融入到整個布景當中，只是他們當中的一個無名的啞角，一個無關緊要的人物，在照片的說明文字會這麼標註：「名字不詳」，或者簡明扼要地寫上「某某」兩個字。是的，她剛開始在孔岱出現的時候，我從未見過她與什麼人有親密的關係。從那以後，其中的一個大嘴巴在後台叫她露姬便沒有任何妨礙，因為這不是她的真實名字。

我和露姬以及莫里斯·拉法艾爾握手道別，心想他們倆誰也不知道我的名字。在孔岱，我是最謹小慎微的顧客，我總是與其他人保持著一定的距離，當個聽眾就心滿意足了。這對我來說就足夠了。我跟他們在一起感覺非常愜意。孔岱對我來說是個避難所，讓我可以躲過我預想的那種暗無天日的生活。那裡可以有我的一段人生——最美好的，而有朝一日我也可能逼不得已，必須把這段人生留在那裡。

她在前一年的十月份就出現了。我在船長的筆記本上發現了一個時間坐標：「十月十五日。二十一點鐘。扎夏里亞的生日。他的那張桌子旁圍坐著安妮特、堂·卡洛斯、米海依、拉歐巴、弗雷德和阿達莫夫。」我記得一清二楚。她也坐在那一桌。保齡為什麼沒有好奇地問她叫什麼名字？證據是自相矛盾和不堪一擊的，但是我敢肯定她那天晚上在場。保齡居然對她視而不見挺讓我吃驚的。她羞澀，動作柔緩，她臉上的微笑，尤其是她的沉默，都是原因。她站在阿達莫夫旁邊。也許她來孔岱是因為他的緣故。我常常在奧黛翁附近地區和更遠處的窮人聖于連街區與阿達莫夫不期而遇。每一次，他都把一隻手搭在一個姑娘的肩膀上往前走著。是個要人引導的盲人。但是，他看上去卻像是在用他那喪家犬的眼神觀察著一切。但每一次遇見他，我都好像覺得是不同的女孩在給他引路。或者是護士。為什麼不是她呢？那天她正好是和阿達莫夫一起離開孔岱的。我看見他們沿著那條通往奧黛翁的寂靜無人的街道而下。阿達莫夫把一隻手搭在她的肩膀上，機械地邁著步子。好像她擔心走得太快，有時她會停下片刻，像是要給他緩一口氣一樣。在奧黛翁的交叉路口，阿達莫夫以一種有些鄭重的方式抓住了她的手，而後她猛地衝進了地鐵口。他則重新邁開那夢遊者的步態，筆直地朝聖安德烈-德-阿爾走去。她呢？沒錯，她頻繁光顧孔岱是在秋天。這可能不是巧合。對我來說，秋天從來就不是一個蕭瑟凄涼的季節。枯死的樹葉和越來越短暫的白晝從來也不會讓我想起有什麼東西要終結，對我來說，那不是結束，而是對未來滿懷期待。在巴黎，十月的傍晚，夜幕降臨時分，氣氛緊張，人們容易心浮氣躁。即使是在下雨的時候也一樣。在那個時刻，我並不覺得心灰意懶，也沒有時光飛逝的感覺。我反而覺得一切皆有可能。一年從十月份開始。那是學生返回課堂的月份，我相信在這個季節里可以大展宏圖。如此看來，她之所以在十月份來孔岱，是因為她已經與她的一整段人生徹底決裂了，因為她想「脫胎換骨」，就像在小說中所描述的一樣。而且，還有一個跡象證明我不會有錯。在孔岱，別人給她起了一個新的名字。那一天，扎夏里亞甚至還說到「命名」這個詞。可以說，是賦予她第二次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