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娜維艾芙·德朗克的名字被劃去了，換上了于格特·馮·博斯特羅的名字。母女倆曾經在六樓住過。但是，在合上筆記本的那一刻，我心裏馬上明白所有這些細節對我也許沒有任何用處。

他把我一個人留在沙發上。暮色蒼茫。我看了一眼手錶，很吃驚，指針才指到五點四十五分的位置。我感覺在那裡呆的時間要長得多。

」

現在，我要涉及一些更為敏感的問題，這些問題將讓你未經許可進入一個私人領地。誰賦予的權利呢？

更確切地說，我感覺到她就在這條燈火如閃爍的信號燈一樣輝煌的林蔭大道上，我分辨不出這些信號燈，也不知道它們是從哪個遠古年代發給我的。而這些燈火在土台的黑暗中顯得更加璀璨奪目。既璀璨奪目又飄渺悠遠。

「您原來可能希望與她白頭偕老吧？」

他的聲音更加堅定，用的幾乎是社交界的語調。

信末簽的名字是露姬。是雅克林娜的昵稱嗎？

外面是黑沉沉的夜。我的思緒依然停留在底樓那個端坐在強烈燈光下的男子那裡。他在睡覺之前會吃點東西嗎？我尋思那裡是否有廚房。我本該邀請他一起共進晚餐的。也許，不用我提問，他就會冒出一句關鍵的話、一個招供，就可以讓我更快地追蹤到雅克林娜·德朗克的線索。布雷曼反覆地跟我說，每一個人，即使是最冥頑不化的人，都會有一個「供認不諱」的時刻，這四個字是他的口頭禪。我們只要極其耐心地等待著這一時刻，當然也要試著想辦法促使這一刻的出現，但要做得乾淨利索，讓人感覺不到，布雷曼曾說道：「要使用一些微妙的帶刺的話。」必須讓那人感覺到他面對的是一個聆聽懺悔的神父。這很難做到。但要幹這一行就得做到這一點。我到了馬約門，我還想在溫煦的夜晚里走一走。不巧的是，我的新皮鞋把我的足背硌得好痛。於是，我走進那條大街上的第一家咖啡館，我選了一個靠玻璃窗的位置。我解開鞋帶，把左腳上的皮鞋脫了下來，那隻腳最疼了。當服務生過來時，我要了一杯綠色的伊薩拉利口酒。

「您一直在那裡上班嗎？」

此時此刻，她也在這個城市的某個地方遊盪著。要不，她正坐在孔岱的一張桌子旁。但她什麼也不用害怕了。我再也不會去他們聚會的那個場所。

他信賴我，對此我是心知肚明的。比別人大二十歲的好處正在於此：他們不知道你的老底。就算他們漫不經心地打探一些你此前的生活經歷，你也可以天花亂墜地瞎編一氣。新的生活。他們不會去追根問底。這種想象出的生活，你講著講著，就有大股大股的清新空氣從一個很久以來一直讓你覺得憋悶的封閉堵塞的地方吹過。一扇窗戶忽地打開，百葉窗在風中喀拉喀拉響。你會重新感覺到，你的未來不是夢，它就在你的眼前。

「沒帶。」

我想知道，都過去兩個月了，在這兩個月的時間里，他是否嘗試過尋找她。沒有。她給他打過三四次電話，明明白白地告訴他她不會再回來了。她極力勸他不要煞費苦心和她聯繫，也不跟他做任何解釋。她的語氣已經改變。那已經不是同一個人了。那聲音非常平靜，非常自信，讓他張皇失措。他和他的妻子相差十五歲。她，二十二歲。他三十六歲。他透露的細節越多，我越感覺到他身上的謹慎，甚至有些冷漠，這可能是所謂的受過良好教育的結果。現在，我必須問一些更明確具體的問題了，但我不知道是否還有這個必要。他到底想要什麼？要他妻子回來嗎？抑或，他只是想弄明白她為什麼要離他而去？也許知道這一點就足夠了？除了那張沙發和茶几，起居室里沒有任何其他傢具陳設。那幾扇玻璃窗朝著大街，從街上通行的汽車非常少，所以這套公寓位於底層並不受什麼影響。夜幕降臨。他點亮了放在我右邊、緊靠沙發的那盞裝著紅色燈罩和三腳燈座的落地燈。燈光刺得我睜不開眼睛，白晃晃的燈光使這裏顯得更加靜謐。我以為他在等我提問題。他蹺起了二郎腿。為了節約時間，我從外套裏面的口袋裡拿出了一個螺旋筆記本和一支圓珠筆，做了一些記錄。「他，三十六歲。她，二十二歲。諾伊利。底層公寓。沒有傢具。玻璃窗朝向布雷特威爾大道。沒有車流。茶几上放著幾本雜誌。」他默默地等待著，就好像我是一位正在寫處方的大夫。

他甚至嘗試過和其中三個人一起合辦企業，後來以合伙人的身份為贊納塔茨房地產公司工作。

我把那個信封裝進外套的一個口袋裡。

「您是羅蘭先生嗎？」

我站起身來。他憂心忡忡地看了我一眼。他呢，依然坐在沙發上。

她猶豫了片刻之後，和氣地回答說：

隨後的幾周當中，舒羅給我打了好幾次電話。他說話的聲音總是那麼語調平直，打電話的時間也總是在晚上七點鐘的時候。也許，在這個時刻，他一個人呆在底層的公寓里，形單影隻，需要找個人說說話。我跟他說要有耐心。我感覺他已經不相信我的話了，會慢慢接受妻子失蹤的事實。我收到了貝爾諾爾的一封信，信上寫著：

真是冤家路窄啊……世界上的事情還真就這麼巧，那天下午，我第一次跨進孔岱的大門時，再次與瓦拉不期而遇。他坐在大廳的最裡頭，和兩三個年輕人在一起。他看我的眼神充滿不安，就像一個大活人見到鬼一樣。我朝他微微一笑。我默默地握了一下他的手。我覺得自己隨便說一個字，都有可能讓他在新朋友面前顏面盡失、很不痛快。當我在大廳的另一頭那張仿皮漆布長椅上坐下來的時候，我的沉默和審慎似乎讓他鬆了一口氣。坐在那裡，我可以觀察他，但不會碰到他的目光。他把身體湊過去，低聲和他們交談。於是，為了打發時間，我想象著我可能會用裝模作樣的社交界的語氣跟他說的所有話語，這些話可能會讓他的前額滲出豆大的汗珠。「您還在做醫生嗎？」稍作停頓之後，繼續追問：「說呀，您一直在路易-布雷里奧河堤路行醫嗎？除非您還留著莫斯科街的那間診所……很久以前您在弗雷斯納住過一陣子，我希望那段日子沒有給您造成惡果……」我一個人坐在角落裡，想著想著，差點爆笑起來。大家都沒有變老。隨著時光的流逝，許許多多的人和事到最後會讓你覺得特別滑稽可笑和微不足道，對此你會投去孩子般的目光。

很顯然，我仍然受到長久以來的職業性條件反射的支配，這種條件反射也讓我的同事津津樂道，他們說我即使是在睡夢之中，也在做偵查工作。布雷曼把我與戰後被人稱作「邊睡覺邊抽煙的人」的那種流氓無賴相提並論。這種人在床頭櫃邊永久性地放著一個煙灰缸，上面擱著一支點燃了的香煙。他的睡眠也是斷斷續續的，每每醒來，他都要吸一口煙。一支燒完了，他又點燃另外一支，動作猶如夢遊者。但是，到第二天早上，他就什麼也記不得了，他還以為自己睡得很沉很香呢。我也一樣，坐在這張長凳上，在茫茫夜色中，我感覺就像在做夢一樣，我在https://read.99csw.com夢中繼續追尋著雅克林娜·德朗克的行蹤。

「您等我一下好嗎？」

無論如何，為了更好地弄明白人們的意圖，首要任務是儘可能最精確地確定人們所行走的路線。我低聲地重複著：「塞爾街的旅館。拉封丹汽車修理廠。孔岱咖啡館。露姬。」然後，在布洛涅森林和塞納河之間的諾伊利區域，那個傢伙就是約我在那裡跟我訴說他的妻子，一個名叫雅克林娜·舒羅、婚前姓德朗克的女人。

我從口袋裡掏出那隻信封，久久地端詳著那兩張一次成像照片。她現在在哪裡呢？在一家咖啡館，像我一樣，孤身一人坐在一張桌子邊嗎？也許是他剛才說過的那句「我們試著建立關係」讓我產生了這種想法。大街上的邂逅，高峰時刻在地鐵站里的相遇。那個時候人們也許應該用手銬把彼此鏈在一起。什麼關係能夠抵擋住那種把你捲走、讓你失去控制的浩蕩人潮呢？一個股份公司，在那裡向一個臨時打字員口授一封信，在諾伊利底層的一套公寓里，空無一物的白牆讓人想起被稱為「樣品房」的公寓，人從那裡走過將不會留下任何痕迹……兩張一次成像照片，一張正面，一張側面……要用它們來建立關係嗎？有一個人可以幫我查找，此人叫貝爾諾爾。從我為布雷曼效命的時候起，我只在三年前的一個下午遇見過他一次，之後就沒再見過他。我準備坐地鐵，正穿過聖母院前面的廣場。一個城市流浪者模樣的人從主宮醫院走了出來，與我擦肩而過。他穿著一件袖子撕爛了的雨衣，褲子短到腳踝上面，光腳丫穿著一雙舊拖鞋。他鬍子拉碴，黑頭髮非常長。但我還是把他認出來了。貝爾諾爾。我緊跟著他，想跟他說話。但他走得飛快，轉眼就穿過了警察局的大門。我猶豫了片刻。要追上他已經為時太晚。於是，我決定在人行道上守候他。無論如何，我們是在一起長大的。

她沒有對我發牢騷，而是機械地把那封信重新放進那個格子里。

我說話的聲調有些唐突和愚蠢。但只能是這樣了。他皺了一下眉頭。

他邁著僵硬的步子朝大門走去。他還能回答我的問題嗎？我打開門。他站在我身後，巋然不動。我不知道是什麼在作祟，是一陣什麼樣的痛苦發作，使我頭腦發昏地用咄咄逼人的語氣問了這麼一句話：

這時，我突然想到一個很難說出口的問題，但是，我還是得問他：

我問他這個雅克林娜·德朗克的出生日期和出生地。還有他們倆結婚的日期。她有駕照嗎？有固定的工作嗎？沒有。還有什麼親人嗎？巴黎有嗎？外省呢？有銀行支票嗎？他語調憂傷地回答著這些問題，我把所有這些細節都記錄下來，它們常常是一個人在人世間走過一遭的惟一證明。只要哪一天有人發現這個記錄了所有那些細節的螺旋筆記本就行了，筆記本上的字非常小，很難辨識，像我寫的字。

我在拉謝爾大街10號的那棟樓房前面停了下來，猶豫片刻之後，走進那棟大樓。我想敲一下看門人的玻璃門，但忍住了。有什麼必要呢？大門的一塊玻璃上粘著一塊牌子，用黑體字寫著房客的名字和所住的樓層。我從外套裏面的口袋裡掏出筆記本和圓珠筆，把牌子上面的名字都記了下來：

過後，為了讓自己平靜下來，我在土台的一張長凳上坐下，那裡靠近大街的入口，在墨西哥電影院的對面。我脫掉左邊的鞋子。

他上班乘坐什麼樣的交通工具？每一個細節，即使表面看來無關緊要，實際上卻能暴露一些問題。他時不時地為贊納塔茨出差。里昂。波爾多。藍色海岸。日內瓦。那麼，那個在娘家的時候姓德朗克的雅克林娜·舒羅呢，她獨自一人留在諾伊利嗎？借出差的機會，他帶她去過幾次藍色海岸。那她一個人在家裡時，怎麼打發時間呢？確確實實沒有一個人可以向他提供跟這個夫姓舒羅、娘家姓德朗克的雅克林娜的失蹤有關的情況和哪怕一丁點線索嗎？「我不知道，哪一天她心情鬱悶的時候，是否跟別人透露過隱情……」不。她從不跟別人訴說自己的心思。她經常數落他，說他的朋友索然寡味，缺乏激|情。但要說明的是，她比他們所有的人都小十五歲。

我忘記了是誰建議他來找我的。他可能是在年鑒中查到我的地址的。約定的時間還早得很，但我提前坐了地鐵去。那條地鐵線是直線。我在薩博隆下的車，在附近地區轉悠了將近半個小時。我習慣先熟悉現場的環境，而不是馬上下手。以前，布雷曼常常批評我這麼做，認為我是在浪費時間。他告訴我，與其在游泳池邊轉悠，還不如乾脆跳進水裡。我的想法則正好相反。不要貿然行事，消極被動一些，慢條斯理一些，就能慢慢地讓自己融入到現場氣氛當中。

「沒有。」

她被招聘到贊納塔茨公司接替一個女職員。一份臨時秘書的工作。他跟她口授過幾封給客戶的信件，他們就這樣認識了。他們在下班之後也見面了。她跟他說自己是大學生，在東方語言學校讀書，每周上兩次課，但他無論如何都沒弄清她學的是什麼語言。亞洲語言，她就是這麼說的。然後，經過兩個月的交往，他們結婚了，那是在一個星期六的上午，在諾伊利區政府，贊納塔茨公司辦公室的兩位同事做證婚人。這對他們來說只是一個簡單的形式，沒有其他人參加。然後，他們倆和兩名證婚人到離家很近的地方去吃午飯，在布洛涅森林邊上，附近的圓形雜技表演場的遊客經常光臨那家餐館。

空氣中飄蕩著一股秋日和鄉野的味道。我沿著動物園邊上的林蔭大道往前走，但我走在左邊，靠樹林和練馬場的跑道那邊，我更願意這隻是一次普普通通的散步。

那傢伙是誰？為了以防萬一，我含含糊糊地點了一下頭。她遞給我的那封信的信封上用藍墨水寫著：煩交羅蘭。

「您有朋友嗎？」

他從同一扇門裡走了出來，換上了一件海藍色的外套、一條法蘭絨長褲和一雙黑色的系鞋帶的皮鞋。簡直判若兩人。我走上前去的時候，他有些尷尬。他剛剛刮過鬍子。我們默默地沿著河堤走著。我們在稍遠處的金太陽咖啡館一坐下來，他就把近況和盤托出。他們依然差遣他做一些苦役似的情報工作，噢，沒什麼大事，做的是眼線和卧底，扮演成城市流浪者，以便更好地觀察和竊聽他周圍所發生的事情：在一些大樓前面，跳蚤市場，皮嘉爾廣場，火車站周圍，甚至拉丁區潛伏。他的嘴角露出一絲憂鬱的微笑。他住在十四區的一個單人房間里。他把電話號碼給了我。我們絕口不提我們的過去。他把旅行包放在身邊的長凳上。要是我告訴他那裡面裝的是什麼東西，他準會大吃一驚的：裏面裝了一件舊雨衣，一條過短的長褲，還有一雙拖鞋。

他才低聲九-九-藏-書說出這句心裡話，就好像已經後悔了。在她出走之前，有沒有感覺到她身上有什麼異常？是有些反常的，她對他們倆的日常生活越來越挑剔，橫挑鼻子豎挑眼的。她說，真正的生活，不是這樣的。可當他問她那種「真正的生活」到底是什麼樣子時，她就一直聳肩膀，不置一詞，就好像說了也是白說，她事先就知道他是聽不懂她的解釋的，一點也不懂。然後，她的臉上又露出往日的笑容和親切，幾乎在求他原諒她的壞脾氣。她顯出一副百依百順的樣子，對他說，這一切說到底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有朝一日，也許，他終會明白什麼是真正的生活。

「對不起……剛才搞錯了……不是我的信。」

「當然可以。」

我穿上了那隻皮鞋，重新把我的左腳塞進鞋子里，離開了這張我原本很樂意在那裡過夜的長凳。我像她十五歲那年被人抓住之前一樣，沿著土台往前走著。是在哪裡，是在什麼時候，她開始被人盯上的呢？

「我們試著建立關係，您明白我的意思……」

天氣晴好。我沉浸在自己的思緒中，浮想聯翩。雅克林娜·德朗克可以對我的謹慎放一百個心，舒羅可能永遠都不會知道薩瓦賓館、孔岱、拉封丹汽車修理廠以及那個名叫羅蘭的人，此人應該就是筆記本裏面記錄的那個穿麂皮外套的棕發男子。「露姬。二月十二日，星期一，二十三點。露姬四月二十八日十四點。露姬和那個身著麂皮外套的棕發男子。」我翻閱這個筆記本的時候，每每看到她的名字，都會在名字下面用藍鉛筆畫一道杠杠，還在活頁紙上把所有與她相關的內容都重抄了一遍。有日期。有時刻。儘管如此，她沒有任何理由擔憂。我可能再也不去孔岱了。有那麼兩三次，我在那家咖啡館里，坐在其中的一張桌子旁等她，但她卻沒有來，說實在的，我倒覺得這是很幸運的事情。在她並不知情的情況下監視她，我可能會很局促不安的，是的，我會為自己扮演的角色感到羞愧難當。我們有什麼權利強行闖入別人的生活？我們有什麼了不得的，竟然像《聖經》中試心一樣傲慢地探測他們的內心世界，並且要他們交代？……憑什麼？我脫掉鞋子，按摩著腳背。痛苦減輕了。夜幕降臨。我猜想，要是在從前，此時此刻正是熱娜維艾芙·德朗克去紅磨坊上班的時間。她的女兒獨自一人呆在六樓。小姑娘長到十三四歲的時候，一天晚上，母親上班去了，她小心翼翼地從那棟大樓里溜了出來，她非常小心，以免引起看門人的注意。走到外面之後，她並沒有越過那條大街的街角。起初的那段日子，到墨西哥電影院看十一點鐘的那場電影，她就很滿足了。然後，她回到那棟樓房，上樓梯，不開定時樓梯開關，儘可能輕地關門。有一天夜裡，在電影散場之後，她晃蕩到了更遠的地方，到了布朗西廣場。然後，每天晚上，她都會走到更遠一些的地方。未成年流浪，聖喬治街區和大採石場街區的警察分局事件記錄里就是這麼寫的，大採石場這幾個字讓我想起皎潔月光下的一片草地，過了考蘭古橋之後，在公墓的後面，一片終於可以在那裡呼吸新鮮空氣的草地。她母親到警察分局來接她回去。從那以後，愈發不可收拾，再也沒有人能把她攔住。在茫茫黑夜裡向西漫遊，這是我從貝爾諾爾提供的資料的蛛絲馬跡中得出的判斷。首先是星形廣場街區，再往西去，是諾伊利和布洛涅森林。可她為什麼要嫁給舒羅？結婚之後再次出逃，但這一次卻是朝左岸逃，就好像過河之後，她就逃脫了迫在眉睫的危險，並得到了保護。可是，這樁婚姻對她來說不也是一種保護嗎？假如她有足夠的耐心呆在諾伊利，久而久之，人們就會忘記在讓-皮埃爾·舒羅夫人的底下還藏著一個雅克林娜·德朗克，而這個雅克林娜·德朗克的名字兩次出現在警察局的事件記錄本上。

「雅克林娜·德朗克在這裏住了蠻久嗎？」

這是為了把他從麻木和消沉中喚醒嗎？他瞪大了眼睛，恐懼地看著我。我站在門框下。我走到他身邊，一隻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我對他微笑著，但是他對我想離開他的想法彷彿真的很吃驚。

那個年輕人是我在孔岱的鄰座，我們之間的談話都是以一種輕鬆自然的方式進行的，這對我來說是一件幸運的事情。我是第一次來到這個地方，憑我的年齡我可以做他的父親。三年來，他日復一日，鍥而不捨地對進出孔岱的顧客進行彙編，記錄在一個筆記本上，這大大方便了我的工作。遺憾的是，我向他隱瞞了我想查閱這部文獻的真正動機，雖然他好心好意地把它借給了我。可是，當我跟他說我是美術編輯的時候，我撒謊了嗎？

瓦拉醫生朝櫃檯方向轉過身，我們的目光交集在一起。他做了一個友好的手勢。我突然很想走到他所坐的桌子，跟他說我有一個私密的問題要問他。我或許可以把他拉到一邊，把那兩張照片拿出來讓他看一下：「您認識嗎？」說真的，通過孔岱的一個顧客來了解這個女孩更多的情況也許能幫上我的忙。

他看著我，目光冷漠、膽怯。我本想給他來個下馬威，嚇得他屁滾尿流的。

我去諾伊利赴約回來的當晚，就給他打了電話。我們重逢之後，我時不時地求助他為我提供一些我所需要的情報。我請他幫我找一些與那個名叫雅克林娜·德朗克、夫姓舒羅的女子相關的詳細資料。關於這個女子，我沒有更多的情況提供給他，只說了她的出生日期，以及她和某個名叫讓-皮埃爾·舒羅的結婚日期，此人家住諾伊利的布雷特威爾大道11號，是贊納塔茨房地產公司的合伙人。他做了記錄。「就這些嗎？」他顯得很失望。「我猜想，關於這些人，犯罪記錄簿上不會有任何記錄。」他輕蔑地說道。犯罪記錄簿。我試著去想象舒羅夫婦在諾伊利的卧室，我本該出於職業意識瞧一眼那間卧室的。那間卧室將永遠空在那裡，床上也只剩下床綳了。

是的，有幾個經常見面的人。他們都是他在商業學校里認識的。而且，還有一些曾經是讓-巴布蒂斯特-賽中學時的同學。

「您妻子娘家姓什麼？」

我的口袋裡有兩張一次成像照片，是那個雅克林娜·德朗克的照片……在我替布雷曼做事的那個時候，我輕易就能把隨便什麼人識別出來，對我的這種絕活，他總是嘖嘖稱奇。隨便什麼人的面孔，我只要見過一次，它就會銘刻在我的腦海之中，布雷曼常常拿我這種在老遠的地方就能一眼認出一個人的本事來打趣，因為即使是半側著身子甚至是背對著我，我也能認出來。所以，我壓根兒就不擔心。她一走進孔岱，我就知道是她本人。

我剛得知她所住的那家旅館的地址，便趕往那裡。我選擇了下午的悠閑時刻。這個時候，她更有可能不在家。至少，我希望如此。這樣一來，我就可以在前台那裡打九-九-藏-書探一下她的情況。這是一個陽光明媚的秋日，我決定徒步前往。我從河堤那裡出發，慢悠悠地朝著大地的縱深處走去。走到「尋找正午」街的時候，陽光刺得我睜不開眼睛。於是，我走進「抽煙狗」酒吧，要了一杯乾邑白蘭地。我開始焦慮起來。我透過玻璃窗凝望著梅納大街。我可能要走左邊的人行道，然後就會到達目的地。沒有任何焦慮的理由。我沿著那條大街前行，走著走著，心境重新平靜下來。我幾乎可以肯定她不在，而且這一次我可能不會進那家旅館去打探她的情況。我會在四周來迴轉悠，就像人們測定方位一樣。我有的是時間。別人出錢就是讓我做這種事的。

「您在找什麼東西嗎，先生？」

只不過，我並沒有與過去徹底決裂，沒有把過去的一套東西全然拋棄。在我的同代人當中，還有一些見證人，一些倖存者。一天晚上，在蒙大拿，我問瓦拉醫生是哪年生的。我們生於同一年。我跟他說我們以前見過面的，就在這家酒吧，那個時候，這個街區盡享繁華，流光溢彩。而且，我好像覺得甚至在那以前就見過他，在巴黎右岸的其他街區。我甚至很肯定。瓦拉用生硬的語氣要了四分之一升偉圖礦泉水，在我有可能喚起他最糟糕的回憶的時候，打斷了我的話。我趕緊閉上了嘴巴。我們在這個世界上活著，有許多事情諱莫如深，必須三緘其口。我們彼此都是知根知底的。於是，我們都極力避開對方。當然，最好的方法是，徹底的消失，消失得無影無蹤。

那個讓-皮埃爾·舒羅跟我確定這次約會時聲音語調平直。他只告訴我事關他的妻子。我離他的寓所越近，浮現在眼前的是他像我一樣正沿著馬道走過的身影，已經過了動物園的那個圓形競技場。他多大年紀了？聽他的聲音還很年輕，但是聲音總能迷惑人。

我還是趕緊走人，不要耽擱了。這個羅蘭很有可能隨時出現。我重新回到梅納街，朝著來時相反的方向往前走。在「抽煙狗」酒吧，我又要了一杯乾邑白蘭地。我在一本年鑒上尋找著孔岱的地址。它位於奧黛翁街區。下午四點鐘，我還有一些時間可支配。於是，我撥通了奧特依15-28那個號碼。一個生硬的說話聲讓我想起電話報時機的聲音：「這裡是拉封丹汽車修理廠……我能為您提供什麼服務嗎？」我說我找雅克林娜·德朗克。「她現在不在……要留言嗎？」我想掛掉，但我還是讓自己回答道：「不，不用留言。謝謝。」

「一個人嗎？」

「我希望這種狀況很快就能明朗起來。」他終於跟我說出了這句話。

「不。她已經沒有親人了。」

門上有一個鍍金的小門牌：讓-皮埃爾·舒羅，我看見門牌下面有個貓眼。我按響門鈴。我等待著。在這個沉寂無人的大廳里，我心想我來得太晚了。他已經自殺了。我為自己有這種想法感到羞愧，我又一次萌生了撒手不管的念頭，我想離開這間大廳，到索洛涅去，繼續我的閑庭信步，享受自由空氣……我又按了一次，這一次門鈴短暫地響了三下。門隨即打開了，彷彿他一直就站在門后，透過貓眼窺探我。

接下來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打電話給讓-皮埃爾·舒羅，告訴他真相大白了。我試著去回憶我確切地是從哪一刻開始決定向他隱瞞這一切的。我撥了他的電話的前面幾個號碼，但我陡地掛掉了。一想到要像上次一樣，在黃昏時分返回到諾伊利的那套底層公寓，和他一起在紅色燈罩的燈光下等待夜幕降臨，我就覺得沮喪。我的辦公桌上觸手可及的地方總放著那張塔利德出版社出版的用舊了的巴黎地圖，我攤開那張地圖。由於不斷地查閱，地圖的邊緣經常被我撕爛，每次我都用透明膠把撕裂口粘上，就像給一個受傷者貼膏藥一樣。孔岱。諾伊利。星形廣場街區。拉謝爾大街。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我第一次覺得在展開調查的時候，有必要反其道而行。是的，我要在雅克林娜·德朗克走過的道路上逆行。至於讓-皮埃爾·舒羅，他嘛，已經無足輕重了。他只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啞角，我看著他手上拎著個黑色公文包，遠遠地向贊納塔茨辦公室走去，一去不返。總之，惟一有意思的人，是雅克林娜·德朗克。在我的生活中，有許許多多的雅克林娜……她可能是最後一個。我坐的是地鐵，就像別人說的，坐的是南北線，這條線路把拉謝爾大街與孔岱咖啡館連接在一起。地鐵站過了一個又一個，我也在時間長河裡追溯。我在皮嘉爾下了車。我邁著輕快的步伐走在林蔭大道的土台上。一個陽光明媚的秋日下午，人們可能會在這個季節制定一些生涯規劃，生活有可能從頭開始。無論如何，雅克林娜·德朗克，她就是在這個區域開始她的人生之旅的……我好像和她定了約會一樣。走到布朗西廣場附近的時候，我的心跳得快了些，我感到激動，也覺得害怕。我已經很久沒有這種感覺了。我繼續在土台上走著，步子越來越快。在這個熟悉的街區，我本來可以閉著眼睛健步如飛，這裡有紅磨坊，藍野豬……誰知道呢？很久以前，我曾在右側的人行道上與這個雅克林娜·德朗克擦肩而過，她要去紅磨坊找她母親，要不在左邊的人行道上，于爾-費里中學放學的時候見過她。好了，我到了。我忘記了街角的那家電影院。電影院的名字叫墨西哥，它取這樣一個名字可不是偶然的。它讓你萌發逃之夭夭、浪跡天涯的念頭……我忘記了通向公墓的拉謝爾大街上的靜謐與沉寂，但現在人們不去想它，不去想那個公墓，他們對自己說這條大街的盡頭通向鄉村，甚至有可能通向一條濱海散步大道。

「您可以借我用一段時間嗎？」我問道。

「而且，她是一個相貌秀麗、氣質優雅的女孩，我對她是一見鍾情……」

我近距離地觀察著他。濃黑的眉毛，非常明亮的眼睛，高高的顴骨，五官端正。一舉一動都顯示出那種運動員才有的體力充沛，那一頭短髮更加重了這種感覺。別人更樂意想象他光著上身，站在一艘帆船上，獨自遠航的情景。可是，儘管他是如此雄健有力，如此富有男子氣概，他妻子還是棄他而去。

有一刻再也不用聽任何人說話。他，讓-皮埃爾·舒羅，對雅克林娜了解多少呢？對她所知甚少。他們在諾伊利的這個底樓一起生活才一年時間，他們倆面對面吃晚餐，有時是和商業學校以及讓-巴布蒂斯特·賽中學的老同學一起吃。這些就能夠揣度出一個人腦子裡發生的事情嗎？她還去見娘家那邊的人嗎？我竭盡全力，終於把這個問題提了出來。

「她帶了鑰匙走嗎？」

「那具體的地址呢？」我問他。

我到了塞爾街，決意要做到胸有成竹。一條靜謐灰暗的街道，讓我想起的不是一座村莊或者一個郊區，而是被人稱作「內地」的神秘區域。我徑直朝那家旅館的前台走去。沒有人。我等了十來分鐘，希望沒有人出來。但是，一扇門打開了，一個穿著一身黑衣服、頭髮很短的棕發婦女來到收銀台。我和氣地說：

一個四十來歲的棕發男子，頭髮很短，身材比我高大得多。他穿著天藍色的襯衫和一套深藍色的西服，襯衫的衣領敞開著。他一言不發地把我帶到一個可以叫做起居室的地方。他示意我坐在一張茶几後面的沙發上，我們並排坐在一起。他說話很費力。我想讓他感覺舒服一些，便儘可能用最溫柔的聲音問他：「那麼，是關於您的妻子嗎？」

他住在最裡頭，靠馬德里門，那是一幢現代化的大樓，有一扇大玻璃門。他告訴我往左邊走到大廳的最裡面。我會看到他家門上的名字。「是在底層的一套公寓。」我聽到他說「底層」時流露出的那種憂傷語調時很是吃驚。因為他說完之後沉默了良久，好像很後悔自己坦白交代了這件事。

他向我投來一絲難為情的眼神。看來，他本想為他的這場婚姻向我做出更充分的解釋。我朝他微微一笑。我不需要那些解釋。他下了個狠勁，好像要豁出去似的：

我本來應該問他一個關於熱娜維艾芙以及雅克林娜·德朗克的問題的，但我知道他會怎麼回答我，他只會告訴我一些非常膚淺片面、不痛不癢的事情，一些不沾邊的小細節，就像布雷曼常說的那樣，永遠也扯不到點子上。只要聽一下他那尖細的聲音，看一下他那鼬鼠般的腦袋和冷酷的目光就會發現：不，不要對他有任何指望，你從他那裡得到的只有一個普通的告密者所提供的「情報」。要不，他就會跟我說他既不認識熱娜維艾芙，也不認識雅克林娜·德朗克。看到這個長著鼬鼠腦袋的傢伙，我怒不可遏。也許對我來說，突如其來的這個人代表了我偵察過程中詢問過的所有那些所謂證人，由於他們的愚蠢、惡劣或者冷漠，他們對看見過的事情從來就弄不出個所以然來。我邁著沉甸甸的步子走過去，橫在他面前。我的個頭比他高出二十來公分，體重是他的兩倍。

「她走後給您打電話時，從未跟您提及過她的生活方式嗎？」

「是的，在和平街20號。」

讓-皮埃爾·舒羅慢慢就會死心的。我有時還會在電話里告訴他一些含糊不清的信息——當然全都是謊言。巴黎是個很大的城市，要糊弄某個人是輕而易舉的事情。當我感覺到自己已經讓他誤入歧途之後，我就再也不回他的電話了。雅克林娜可以信賴我的。我會讓她有足夠的時間隱藏到一個別人永遠也找不到的地方。

美術編輯。這個名稱不假思索就脫口而出了。倘若在二十年前，有人問我將來有何打算，我會含糊不清地嘟噥一句：做美術編輯。而且，我今天也是這麼說的。什麼也沒有改變。所有這些年頭都被一筆勾銷。

「隨時都可以給我打電話。不用客氣。」

我尋思著還有什麼其他問題問他。我們之間出現了一陣沉默，但這好像並不讓他覺得尷尬。我們並排坐在沙發上，好像是坐在一名牙醫或者一個醫生的候診室里。光禿禿的白色牆壁。一幅女人的肖像掛在沙發上方。我差點就抓起放在茶几上的一本雜誌。一種空落落的感覺襲上心頭。我得承認，那個時候，我感覺到那個娘家姓德朗克的雅克林娜·舒羅的不在場，她的失蹤在我看來是毅然決然的。但是，不應該從一開始就那麼悲觀。而且，當那個女子在家的時候，這間起居室也給人這種空虛的感覺嗎？他們在這裏吃晚飯嗎？在這裏吃晚餐的話，可能是在一張橋牌桌上吃，吃完馬上就收起來放好。我想知道她是不是因為一時衝動才離家出走的，家裡是否還留下了她的私人用品。沒留下。她帶走了所有的衣服和居伊·德·威爾借給她的那幾本書，全都放在一個石榴紅色的皮箱裡帶走的。這裏沒有留下她的任何印記。甚至那些與她合影的照片——度假時拍攝的很少幾幅照片——都不見了。晚上，一個人孤零零地待在這套公寓里時，他常常捫心自問自己是否曾經和這個雅克林娜·德朗克結過婚。能佐證這並不是做夢的惟一證明，是結婚後發給他們的那本戶口本。戶口本。他重複著這幾個字，彷彿已經不明白這三個字的意思一樣。

「我看看大樓的牆面都不行嗎？」

他遲疑了一下，直視著我的眼睛，好像在等待我的鼓勵或者在斟酌措辭。一天晚上，商業學校的一位老同學和一個叫什麼居伊·德·威爾的人來這裏吃晚飯，那人年齡比他們都要大一些。那個居伊·德·威爾非常精通神秘學，提出要帶一些這方面的著作給他們看。他妻子多次參加這類聚會，甚至還參加這個居伊·德·威爾定期舉辦的講座。由於贊納塔茨辦公室里超負荷的工作，他沒能陪她一起去。他的妻子對這一類的聚會和講座表現出了興趣，他卻不大明白那到底是怎麼回事。居伊·德·威爾建議她讀的那些書中，她借了一本，她覺得最容易閱讀的那一本。那本書名叫《消失的地平線》。妻子失蹤之後，他和居伊·德·威爾聯繫過嗎？是的，他跟他打過許多次電話，但他什麼都不清楚。「您確定嗎？」他聳了聳肩膀，眼神疲憊地看了我一眼。那個居伊·德·威爾閃爍其詞，他明白從他嘴裏是得不到任何情況的。有這個人確切的名字和地址嗎？他不知道他的地址。年鑒里沒有。

我心想她在這裏登記用的是她少女時代的名字。

「是的。」

他也下意識地站起來，這個下意識的動作跟先前領我到起居室的動作一樣。我想到最後一個問題：

兩個男子走了進來，兩人一前一後，幾乎沒有什麼間隔。來人是阿達莫夫和那個步態輕柔的棕發男子，棕發男子已經用莫里斯·拉法艾爾的名字出了幾本書了。我與阿達莫夫面熟。以前，他基本上總呆在「老軍艦」，他的目光讓人難以忘懷。我相信自己曾經幫過他一個忙，那個時候我跟情報部還有一些聯繫，我幫他辦理了合法的居留手續。至於莫里斯·拉法艾爾，他也是街區酒吧里的常客。據說，戰後他用原來的名字惹出了一些麻煩事。那個時候，我在替布雷曼做事。他們倆一起走到吧台前，手肘支在吧台上。莫里斯·拉法艾爾自始至終都筆直地站著，阿達莫夫則做著一臉痛苦的怪相爬上了一張圓凳。他沒有發現我也在場。再說了，我的臉會讓他想起跟他有關的什麼事情嗎？三個年輕人，其中有一個穿著一件變舊了的風衣、留著劉海的金髮女子把他們一起引到了吧台那裡。莫里斯·拉法艾爾把一包香煙遞了過去，笑吟吟地看著他們。阿達莫夫，他則沒那麼隨便。他那緊張的眼神讓人以為他有些被他們嚇著了。

「沒有九-九-藏-書。」

外面那棟大樓的底層，有一個人站在一家名叫「獨角獸」的布店門口。當我抬頭仰望六樓的時候，我聽見他用尖細的聲音問我：

信封沒有封口。一張大紙上寫著：

沒有必要再參觀其他幾個房間了。空蕩蕩的卧室。空空如也的壁櫥。死一般的寂靜，偶爾被一輛從布雷特威爾大道經過的汽車打破。這裏的夜晚一定漫長得沒有盡頭。

「我得走了。」我說道，「時候不早了。」

一個左邊印著「贊納塔茨（法國）房地產公司，和平街20號，巴黎1區」的灰色信封里有兩張照片。一張是正面照，但另外一張是側面的，就像從前警察局要求外國人提供的照片一樣。她的姓氏德朗克和她的名字雅克林娜卻是地地道道的法國人名。我用拇指和食指夾著那兩張照片，默默地審視著。一頭棕色的頭髮，一雙明亮的眼睛，側面的線條非常清晰，如果是現在照的話，這種人體測量照片會照得非常好看。但那兩張照片盡顯人體測量照片的單調乏味和冷漠。

「在布雷特威爾大道11號。您記好了嗎？11號……四點鐘，您覺得合適嗎？」

第一次去孔岱，我在裏面等了很久。她沒來。要有耐心，不能操之過急。可能要等別的時間。我觀察過店裡的客人。大部分不超過二十五歲，要是有一個十九世紀的作家來描寫他們的話，會把他們描寫成「浪子大學生」。但是，以我之見，他們當中在索邦大學或者高等礦業學校讀書的人屈指可數。我必須承認，通過近距離的觀察之後，我一下子就明白是怎麼回事，所以我很為他們的前程擔憂。

「您真的沒有她的任何照片嗎？」

「我會儘快給您打電話，」我對他說道，「希望很快就能有消息告訴您。」

他試圖採用一種冷淡的語氣。他朝我淡淡地笑了笑。是這樣的，他的妻子為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和他吵了一架之後，已經失蹤兩個月了。那她失蹤之後，除了我，他是不是沒跟其他人說起過？其中的一扇玻璃窗的鐵質百葉窗放下來了，我尋思著這個人是不是兩個月來一直幽居在這套房間里。但是，除了那個百葉窗以外，這個起居室里沒有一點散亂和放任自流的痕迹。他本人在猶豫片刻之後，又略略鎮定了一些。

「她走的時候帶了錢嗎？」

他臉上的肌肉放鬆了。他費力地笑了笑。在關門之前，他揮揮手和我道別。我在樓梯平台上呆了很長一段時間，定時開關的照明燈熄滅了。我想象著他孤身一人坐在沙發上剛才所坐的那個位子上的情景。他用一個機械的手勢，拿起疊放在茶几上的一本雜誌。

我把信重新折好，塞進信封里，然後把它還給了那個棕發女子。

她朝我微微一笑，然後從身後的一個格子里拿出一個信封。

是的，我當然明白。這種生活出現在你的人生當中，有時就像一塊沒有路標的廣袤無垠的開闊地，在所有的逃逸線和消失的地平線之間，我們更希望找到設立方位標的基準點，製作某種類型的地籍，好讓自己不再有那種漫無目的、隨波逐流的感覺。於是，我們編製關係網，試著把那些隨機性的相聚變得更加固定一些。我緘默不語，目光固定在那一堆雜誌上。在那張茶几中間，放著一隻黃色的大煙灰缸，上面印著新紮諾幾個字。一本裝訂起來的書，書名叫《別了，佛克拉拉》。贊納塔茨。讓-皮埃爾·舒羅。新紮諾。雅克林娜·德朗克。諾伊利區政府。佛克拉拉。要從所有這一切中找出一個意義來……

「姓德朗克。她叫雅克林娜·德朗克。」

有一天下午，他們倆在塞納河邊散步。他打算在夏特萊坐地鐵去辦公室。他們從王宮大街那家很小的一次成像照片照相館前經過。她需要照片辦一本新護照。他在人行道上等她。從照相館出來后，她把照好的照片交給他，跟他說她擔心弄丟。回到辦公室后，他將這些照片裝進一個信封，忘記拿回諾伊利。妻子失蹤之後，他發現那個信封一直在那裡，放在辦公桌上，和其他文件放在一起。

「您是怎麼認識她的？」

加油干吧！

他會將我帶入一個什麼樣的婚姻悲劇或者婚姻地獄呢？我覺得自己開始泄氣了，要不要去赴約，心裏一點底也沒有。我進入布洛涅森林，朝聖詹姆斯水塘和冬天滑雪者常去的那個小湖方向走去。我是惟一的散步者，感覺自己遠離巴黎，到了索洛涅的某個地方。我下了狠勁，又一次克服了自己的氣餒情緒。一股隱約的職業性的好奇讓我中斷了散步，回到去往森林邊的諾伊利方向。索洛涅。諾伊利。我想象著住在諾伊利的那些舒羅們度過陰雨連綿的漫長午後時光。而在那邊的索洛涅，人們可以聽到黃昏時分吹響的狩獵號角聲。他的妻子是不是側坐在馬上？我想到布雷曼的那番話時，情不自禁地大笑起來：「蓋世里，你啊，你進展過快。你本該去寫小說的。」

她好像無所謂，準備回答我所有的問題。但她落在我身上的目光顯示出厭煩。「謝謝您。」我說道。「沒什麼。」

「住了大約一個月吧。」

他否定地搖了搖頭。連在某個晚上聽到宣布她打道回府、將鑰匙插入鎖孔的聲音都沒有希望聽到了。而且，他覺得她永遠也不會再打電話回來了。

「我找雅克林娜·德朗克。」

「您覺得她是不是有了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