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確定嗎？」露姬問道，「我什麼也沒聽見……」

那篇文章我已經遺失了。我用扎夏里亞借給我的那台打字機打了五頁出來，扎夏里亞是孔岱的一個客人。我在文章的前面寫了一句獻詞：本文獻給中立地區的露姬。我不知道她對這篇作品有什麼想法。我覺得她並沒有把它從頭到尾讀完。文章有些讓人討厭，裏面按行政區羅列了劃定這些中立地區的街道的名字。有時是一片房屋，或者一個更寬闊的延伸區域。有一天下午，我們倆都在孔岱，她剛剛讀了那句獻詞，她對我說：「你知道嗎，羅蘭，我們也許可以到你文章里提到的每個街區各住一個星期……」

「您與居伊·德·威爾認識已經很久了嗎？」我問她。

到王宮的時候，夜幕降臨了。我們在盧克-尤尼維爾咖啡館的露台上歇了一會兒，然後繼續上路。一條狗跟著我們從利沃里街走到聖保羅。然後，它走進了那座教堂。我們一點也不覺得累，露姬告訴我，她可以走一整夜。我們穿過兵工廠之前的一個中立地區，那幾條街渺無人蹤，從那裡經過的人不禁要問，那裡是否有人居住。我們發現，在一幢房子的二樓，有兩扇大窗戶亮著燈。我們坐在對面的一張長椅上，情不自禁地望著那兩扇窗戶。那盞電燈的燈罩是紅色的，在房間的最裡頭，暗淡的燈光就是從那裡映照下來的。我們還可以看見，在左邊的牆上有一面鑲了鍍金鏡框的鏡子。另外幾面牆上什麼也沒有。我守候著一個可能會在窗戶後面出現的身影，可守了半天也不見有人在這個不知道到底是客廳還是卧室的房間出現，恐怕一個人也沒有。

「有一陣子，我在找工作……我碰巧看到一則招聘啟事……是做臨時秘書……」

好像她試圖在一個兒時的朋友面前為自己辯護，而這個朋友，她已經很久沒有消息了，只是在街上偶然碰到的。

「那您呢，您喜歡結婚嗎？」

對面的那套房間住的是我們倆。我們忘記關燈了。我們一時把鑰匙弄丟了。剛才跟著我們的那條狗一定在等著我們。它在我們的卧室里睡著了，它會在那裡等著我們回來，直到時間的盡頭。

她沒回丈夫家的那個二月里下了很多雪，我們在阿根廷街，就好像迷失在一個位於雪峰上的旅店裡。我發現在一個中立地區生活很艱難。說實在的，最好是靠近中心。這條阿根廷街——我記錄了巴黎一些跟它相似的街道——最讓人覺得奇怪的是，它與它所屬的行政區一點也不相稱。它跟哪個都不相稱，別具一格。覆蓋了一層雪之後，這條街道的兩頭通向白茫茫的一片。我也許應該重新找到那些街道的名單，它們不僅僅是一些中立地區，而且還是巴黎的黑洞。更確切地說，是這種黑暗物質發出的亮光，這種黑暗物質是天文學上說到的，這種物質可以使所有的東西都看不見，甚至能夠抵禦紫外線、紅外線和X光。是的，久而久之，我們很有可能被這種黑暗物質吸進去。

「我跟您一樣，」我對她說道，「也住在星形廣場那邊。也許離您家不太遠。」

我還經常在夢中聽見她喚我的聲音。一切都是如此的清晰——直至最微小的細節——以至於當我一覺醒來的時候，我總會問自己這怎麼可能。有天晚上，我夢見自己正從居伊·德·威爾的那棟樓房裡走出來，時間恰好就是露姬和我第一次從那裡出來的那個時間段。我看了看表。晚上十一點鐘。底樓的一扇窗戶上爬著常春藤。我走出柵欄，穿過康布羅納花園廣場，徑直朝地面地鐵走去，就在這時，我聽見了露姬的聲音。她在叫我：「羅蘭……」連叫了兩聲。我在她的聲音中聽出了嘲諷。剛開始的時候，她嘲笑我的名字，這個名字並不是我的本名。我使用這個名字只是為了圖個方便，一個走到哪裡都沒問題的萬能名字，而且還可以拿來做姓氏使用。羅蘭，方便實用的名字。尤其是，特別富有法國意味。我的真名太富有異國情調了。那個時候，我總是避免吸引別人的注意。「羅蘭……」我轉過身去。沒有一個人影。我到了廣場中央，就像第一次我們不知道該說些什麼話的時候一樣。醒來之後，我決定去居伊·德·威爾以前住的那個地址，看看底樓的窗戶上是不是爬著常春藤。我坐地鐵一直坐到康布羅納。那是露姬返回諾伊利丈夫家的時候乘坐的地鐵路線。我一直陪伴著她，我們經常在阿根廷站下車，那裡離我住的賓館很近。每一次，她都打定主意要留在我的房間里過夜，但每次到了最後關頭她都咬一咬牙，還是決定回諾伊利……後來的一個晚上，她留下來陪我了，在阿根廷站。

「你說的有道理。我們應該永遠待在這裏。」

一個名叫貝洛-貝多萬的人也住在我租住的賓館旁邊那一片房屋之間。確切地說，是在西貢街8號。一個帶傢具出租的房間。我經常與他擦肩而過，但現在我已經想不起我們第一次說話的情景了。一個頭髮鬈曲、屬於陰險奸詐型的傢伙，穿著總是挺講究的，裝出一副上流社會人士的瀟洒派頭。當時，我坐在他對面，坐在阿根廷街那家咖啡館餐廳的一張桌子旁，那是一個冬日的午後，巴黎正在下雪。當他問我那個人們常問的問題「您呢，您是做哪一行的」時，我跟他說我想「寫作」，而他呢，這個貝洛-貝多萬，我不是很明白他所在公司的名稱。那天下午，我一直陪他到了他的「辦公室」——「離這裏非常近，」他說道。我們的腳步在雪地上留下了印子。只需要筆直地往前走到夏爾格蘭街就行了。我查閱了那年的一本舊年鑒，想查出這個貝洛-貝多萬到底在哪裡「工作」。有時，我們會回想起我們人生的某些片段，我們需要證據來證實我們沒有做夢。夏爾格蘭街14號。「法國商務出版社」。一定是在那裡的。今天，我覺得自己沒有勇氣去那裡、去辨認那棟樓了。我已經很老了。那一天，他沒讓我上樓去他的辦公室，但第二天我們在同一時間同一家咖啡館再次見面。他建議我做一項工作。為一些公司或者機構撰寫小冊子，他多多少少是那些公司或機構的推銷員或者廣告代理，而那些冊子將會在他的出版社出版。他會支付我五千法郎。但那些文章要掛他的名字。我只是給他做槍手。他會把所有需要的資料都提供給我。就這樣，我撰寫了十來部小作品：《布爾布雷的礦泉水》《綠寶石海岸的旅游業》《巴尼奧爾-德-羅納地區賓館和俱樂部的歷史》，還有一些九-九-藏-書有關約旦銀行、瑟里格曼、米拉波和德馬西銀行的專著。我每次坐在工作台後面，都擔心自己會因為厭倦而呼呼大睡。但工作做起來還是很簡單，只需把貝洛-貝多萬所做的筆記整理成文就可以了。他第一次帶我去法國商務出版社的所在地時，我非常吃驚：那是底樓一個沒有窗戶的房間，但在我那個年齡，是不會問自己太多問題的。那個年齡的人對生活充滿信心。兩三個月後，我就不再有這個編輯的消息了。答應給我的稿酬他只預付了一半，但也足夠我花銷了。有朝一日——假如我有足夠力量的話為什麼不是明天呢——我也許應該去西貢街和夏爾格蘭街朝聖，那是一個中立地區，貝洛-貝多萬和法國商務出版社都隨著那個冬天的雪一起從人間蒸發了。還是不行，思來想去，我真的沒有勇氣那麼做。我甚至在想，那些街道是否還存在，是否已經被那些黑暗物質永遠吸走了。

「他從不陪您去參加聚會嗎？」

她聳了聳肩膀，彷彿我剛才說了一句荒唐可笑的話。我每時每刻都在期待她說：「瞧你說的，你還不了解我……」

「在辦公室里，有一個男的吩咐我工作……他對我很好……他年紀更大一些……過了一段時間，他想結婚了……」

「我們可以去看電影。」她對我說道，「可以打發時間。」

我跟她說轉移到人行道的想法很愚蠢。最後，我終於把她說動了。今後，從馬比庸地鐵站出來后，我們不再避開拉貝格拉。一天晚上，我甚至把她帶到了那家咖啡館裏面。我們站在櫃檯前，不屈不撓地等待著墨塞里尼。還有過去所有的幽靈。跟我在一起，她什麼都不怕。只能是直視著幽靈的眼睛把它們逼退，除此以外沒有更好的辦法。我覺得她又恢復了信心，即使墨塞里尼出現的話，她都不會動一下。我教她用斬釘截鐵的語氣說一句話，我處在這種情況下都能脫口而出：「您搞錯了，先生……不是我……我很抱歉……您認錯人了……」

「實際上，我結婚了……我住在諾伊利，我的丈夫家裡……」

白色的請帖，相同的尺寸，金屬絲字母預示著這可能是一場上流社會的聚會，雞尾酒會或者生日宴會。

「我們應該去按門鈴，」露姬說道，「我保准有人在等著我們。」

壁爐上有一個枝形大燭台，他點燃了燭台上的蠟燭，然後重新坐到辦公桌後面，那個女孩、我，還有一對四十歲上下的夫妻，我們坐在他對面的座椅上，那對夫妻非常注重儀錶，那副神氣很像中產階級，我是第一次在那裡遇見他們。

我們繼續往前走。我們走到了那座橋中間，到了那座通向天鵝林蔭路的台階附近。她到了台階上，我跟了過去。她邁著堅定自信的步子走下台階，就好像去趕赴約會一樣。然後，她跟我說話的語速越來越快了。

她必須回諾伊利吃晚飯了，可到了八點鐘的時候，她依然躺在床上沒有動彈。她也沒開床頭燈。我終於開口提醒她時間到了。

我們走到了那條林蔭路的盡頭，正前方就是自由女神像。右邊有一條長凳。我不知道我們兩個是誰先行坐下的，也許我們倆同時有了同樣的想法。我問她是不是可以不回家。她這是第三或者第四次參加居伊·德·威爾的聚會，到晚上將近十一點鐘的時候才走到康布羅納地鐵站的樓梯那裡。而每一次，一想到要返回諾伊利，她就顯得垂頭喪氣的。如此一來，她往後都得乘坐同一路地鐵，在星形廣場站下車。在薩布隆站下車……

快到午夜了，我們倆要是出現在動物園的柵欄前會顯得很奇怪的。我們會看見半明半暗的夜色中的大象。但是，到那裡后，出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塊明亮的林間空地，中間聳立著一座雕像。共和國廣場。我們越往前走，演奏的音樂聲也越來越大。舞會嗎？我問露姬是不是到了七月十四日。她知道的並不比我更清楚。一段時間以來，白天和黑夜都混在一起了，我們都分不清日夜。音樂是從一家咖啡館里飄出來的，咖啡館在靠近林蔭大道和大修院街的拐角處。

到最後一班地鐵的時間了。我們是車廂里惟一的乘客。在星形廣場站換乘之前，她把電話號碼告訴了我。

「那家書店還行嗎，那家維嘉書店？」

她在稍往南邊靠近蒙帕納斯的地方租到一個房間時，我還待在星形廣場附近。在左岸，我一心想要避開那些幽靈。除了孔岱和維嘉書店外，我寧可不在我從前住過的這個街區耽擱太久。

我感覺到她的肩膀碰到了我的肩膀。她對我說，在那頓晚餐上第一次見到居伊·德·威爾之後，他就邀請她到奧黛翁旁邊的一個小禮堂里聽他的講座。那一天，他講的是「陰暗的中午」和「綠光」。從報告廳里出來之後，她在那個街區漫無目的地走著。她漂游在居伊·德·威爾所說的明亮的綠光中。晚上五點鐘了。林蔭大道上車水馬龍，川流不息，在奧黛翁十字路，行人推搡著她，因為她走的是與他們相反的方向，不想與他們一起衝下地鐵站的台階。有一條寂靜無人的街道往上通往盧森堡公園，坡度不大。到了半坡后，她走進了一幢樓房邊角處的一家咖啡館：孔岱。「你知道孔岱嗎？」她突然用「你」來稱呼我。不，我不知道孔岱。說實在話，我不喜歡這個大學區。它勾起我的童年，開除我學籍的那所中學的寢室和多費那街的一個大學食堂，我不得不用一張偽造的學生證，經常去那裡混飯吃，因為我經常飢腸轆轆。打那以後，她就經常躲進孔岱。她很快就認識了那裡的大部分常客，尤其是兩個作家：一個名叫什麼莫里斯·拉法艾爾的人，還有一個叫阿瑟·阿達莫夫。我聽說過他們嗎？聽說過。我知道誰是阿達莫夫。我甚至見過他好幾次，就在窮人聖于連教堂附近。眼神總是忐忑不安的。我甚至可以說他的眼神里充滿惶恐。他走路時光著腳丫穿著一雙拖鞋。她沒有讀過阿達莫夫的任何作品。在孔岱的時候，他有時叫她陪他去賓館，因為他害怕一個人走夜路。自從她成了孔岱的常客之後，別人就給她取了個綽號。她本名叫雅克林娜，但是他們都叫她露姬。要是我願意的話，她會把我介紹給阿達莫夫和其他人。還有吉米·康貝爾，一個英國歌唱家。還有一個突尼西亞朋友，阿里·謝里夫。我們可以白天在孔岱見面。晚上，當她丈夫不在家的時候，她也去那裡。他常常工作到很晚才回家。她朝我抬起頭來，猶豫了片刻之後，她對我說，回諾伊利她丈夫家，她一次比一次覺得九-九-藏-書艱難。她顯得心事重重的，再也沒有說一句話。

她問這個問題時夾帶著嘲諷的語氣。不過，也可能是她的巴黎口音讓我產生這種感覺的。

這都是些淡綠色封面的小冊子。剛開始的時候，在阿根廷街我的那個房間里，露姬和我，我們會高聲朗讀這些書。當我們沒有道德準則的時候，這是一種約束。現在想來，我們讀這些書的方式並不一樣。她希望從中發現人生的真諦，而讓我著迷的則是那些詞語的鏗鏘有力和句子的悅耳動聽。那天晚上，在維嘉書店，她好像忘記了那個什麼墨塞里尼以及此人帶給她的那些沉痛記憶。今天，我終於明白了，她閱讀那些淡綠色的冊子和「不存在的路易絲」的傳記，並不是要尋找一個行為準則。她只想逃走，逃到更遠的地方，用劇烈的方式割斷與日常生活的聯繫，呼吸到自由的空氣。然後，一想到被你拋在身後的那幫傢伙會找到你，要跟你算賬，你就會時不時地感到惶惶不安。必須隱藏起來，才能躲開那些訛詐者，希望有朝一日能夠徹底擺脫他們。去那裡，去山上的頂峰，或者外海，呼吸自由的空氣。這種事情我太明白不過了。我也一樣，我依然拖拽著那些慘痛的回憶和孩提時的噩夢形象，我要收攏前臂、緊握拳頭對付它們，讓它們消失得無影無蹤。

我不明白為什麼有人給亞娜特·高樂取了個綽號叫死人頭。是因為她那高高的顴骨和眼角上斜的眼睛嗎？那個時候，她依然處在錦瑟年華，青春魅力四射。那些無眠之夜，那些正如她所說的雪，都沒在她的身上留下任何痕迹。多長時間了？我本該對她起疑心的。露姬不帶她去孔岱，也不帶她去參加居伊·德·威爾的聚會，彷彿這個女孩只是她的一個影子。我在場的時候，只聽她們說過一次她們倆共同的過去，不過她們說得閃爍其詞的。我感覺到她們倆有著共同的秘密。有一天，當我和露姬從馬比庸地鐵站走出來時——那是十一月的一天晚上六點鐘的時候，夜幕已經降臨——她認出了某個人，那人正坐在拉貝格拉酒吧的大窗戶玻璃後面的一張桌子旁。她往後退了幾步。那是一個五十歲上下的男子，表情嚴肅，棕色的頭髮平貼在腦袋上。他與我們差不多是面對面，也有可能看見了我們。但我覺得他正在跟旁邊的某個人交談。她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拉到福爾街的另一邊。她跟我說，兩年前，她就因為亞娜特·高樂的關係認識了那個傢伙，當時他打理著九區的一家餐館。她壓根兒沒預料到會在這裏遇見他，因為這裡是左岸。她顯得憂心忡忡的。她使用「左岸」這兩個字，彷彿塞納河就是一條分界線，把兩個分屬不同國家的城市分割開來，就像金屬捲簾門一樣。拉貝格拉咖啡館里的那個人成功地越過了這條邊界。他在馬比庸十字路口的出現真的讓她惴惴不安。我問她那人叫什麼名字。墨塞里尼。那她為什麼要躲開他呢。她沒有明確地回答我的問題。她只是說，這傢伙喚起了她最糟糕的回憶。她一旦與什麼人斷絕往來，那會是決絕的，在她看來，他們都已經死了。假如這個人還活著，有可能與她狹路相逢，那麼最好還是轉移到別的街區去。

下了台階后，我們沿著天鵝林蔭道往前走。林蔭道的兩邊，一邊是塞納河，一邊是河濱上的燈火。而我，我感覺自己走在一艘在深更半夜裡擱淺的輪船上面供旅客散步的甲板上。

我費了老大的勁才忍住沒爆笑起來，我記得當時的情景，更因為此前我還從未出現過類似的情況。可是，蠟燭的亮光讓他的朗讀充滿莊嚴肅穆的氣氛。我經常與她的目光交匯。從表面上看，她不想笑。不僅不想笑，而且恰恰相反，她顯得畢恭畢敬的，甚至還擔憂自己聽不懂那些話的意思。她的這種嚴肅認真終於也感染了我。我為自己剛才出現的反應感到羞愧。我想都不敢想，要是我剛才大笑起來的話，會造成怎樣的混亂和難堪。從她的目光中，我好像看出了一種求助，一個疑問。我在你們中間夠格嗎？居伊·德·威爾把手指交叉在一起。他的語氣更加莊重，他目不轉睛地凝視著她，彷彿只對她一個人說話。她驚呆了。也許她擔心別人出其不意地問她一個問題，類似這樣的問題：「您怎麼想呢，我好想聽聽您對這個觀點的看法。」

「他總跟我說，他希望我好……是真的……他對我很好……都有些把自己當成了我的父親……」

我朝她轉過頭去，我們的目光交織在一起了。居伊·德·威爾微微俯下身子，一直在說話，但語氣很自然，差不多是日常說話的語調。每一次聚會，他都要念一篇文章，過後他還會把文章油印給我們。我留下了那天晚上的油印資料。我有了一個參照依據。她跟我說了她的電話號碼，我用紅色圓珠筆把號碼記在了那張紙的下面。

一大清早行走在康布羅納廣場讓我有一種異樣的感覺，因為我們以前去居伊·德·威爾家時總是在晚上。我推開柵欄門，心想時間都過了那麼久，我是沒有一絲一毫的機會再遇見他了。聖日耳曼大街上的維嘉書店不在了，在巴黎同樣再也見不到居伊·德·威爾了。也見不到露姬了。但是，那株常春藤依然在那裡，爬在底樓的那扇窗戶上，就像我在夢中見到的一樣。這讓我大惑不解。那天晚上，真的是在做夢嗎？我一動不動，在那扇窗戶前佇立良久。我希望聽見露姬的聲音。希望她再叫我一次。沒有。什麼也沒有。萬籟俱寂。但我一點也沒感覺到，從居伊·德·威爾的那個時候起到現在，這一段時間已經流逝。相反，這段時間在某種永恆之中凝固了。我想起了當我認識露姬的時候試著撰寫的那篇文章。我給它取名為《中立地區》。在巴黎是有些中間地區、一些無人地帶的，那裡處在一切的邊緣，處於中轉過境甚或懸而未決狀態。在那裡能享受到一定的豁免權。我本來可以把那些地方稱作自由免稅區的，但是中立地區更確切。有一天晚上，在孔岱，我徵詢莫里斯·拉法艾爾的意見，因為他是作家。他聳了聳肩膀，冷嘲熱諷道：「我的老弟，這事要您本人才搞得清楚……我不是很清楚您到底想說明什麼……就用『中立』好了，這個問題就到此為止吧……」康布羅納花園廣場，以及塞古和杜布雷克斯之間的那個街區，所有那些通向地面地鐵天橋的街道統統屬於中立地區，假如我在那些地方見到露姬，那並不是偶然。

她是通過她丈夫年輕九_九_藏_書時代的一個朋友認識德·威爾的，此人帶德·威爾去諾伊利他們家裡吃過晚飯。她皺著眉頭，把所有這些細節都向我彙報，彷彿她擔心有任何遺漏，哪怕是最沒有意義的細節。

我在阿根廷大街上租了一個賓館房間，它恰恰就處在中立地區。誰會去那裡找我呢？我在那裡碰到的很少的幾個人從身份上來說一定已經死亡。有一天，在瀏覽報紙的時候，我碰巧在「司法公告」專欄看到一則加有邊框的啟事，這篇短文的標題是：「失蹤聲明」。一個名叫塔利德的人已經有三十年沒在寓所里出現過，也沒有他的任何消息，因此大法庭宣布他「失蹤」。我把這則告示拿給露姬看。當時是在阿根廷街，在我的房間里。我跟她說，我敢打包票，那傢伙就住在這條街上，包括另外十來個被法院宣布「失蹤」的人。而且，我下榻的那家賓館附近的樓房每棟都標有「帶傢具出租」字樣。這些樓房裡可以自由進出，不需要出示任何身份證件，可以在那裡躲藏。那一天，我們和其他人一起，在孔岱慶祝拉歐巴的生日。他們灌我們喝酒。回到賓館后，我們有些醉醺醺的。我打開窗戶。我儘可能用最洪亮的聲音高喊：「塔利德！塔利德！……」大街上空無一人，那人的名字異樣地在大街上回蕩。我甚至覺得那回聲都在迴響。露姬來到我身邊，也跟著我一起喊叫：「塔利德！塔利德！……」這個小孩子才玩的遊戲讓我們大笑不止。但我最後相信這個人馬上就要出現了，我們會把在這條街上遊盪的所有失蹤者都喚醒。過了一陣子，賓館的夜間守衛跑來敲我們的門。他用從墳墓里出來的聲音說道：「請你們保持安靜，好嗎？！」我們聽見他邁著沉重的腳步走下樓梯。這時，我的判斷是，他本人就是一個失蹤者，就像那個所謂的塔利德，以及所有躲在阿根廷街的出租屋裡的人一樣。

就好像她在跟我懺悔一樁罪孽一樣。

我把打字機安放在房間里的那張小小的硬葉松木桌子上。我已經在腦海里想好了第一個句子：「中立地區至少有一個優勢：那裡只是一個出發點，人們離開那裡是遲早的事情。」我知道，一旦在打字機前面坐下來，一切都可能變得沒那麼簡單。也許應該畫掉這第一句話。還有後面的那句。儘管如此，我還是覺得自己渾身是勁。

那幾棟牆面呈米色或土黃色的千篇一律的樓房邊上有一條私人通道。同樣的鍛鐵門，門上方掛著一盞燈籠。一排排一模一樣的窗戶。過了鐵柵欄之後，我們便出現在亞歷山大-卡巴那爾街的花園廣場。我一定要把這個名字寫下來，因為我們的路就是在那裡交匯的。我們紋絲不動地在那個花園廣場中央待了一會兒，找一些話跟對方說。是我率先打破沉默。

電燈又亮了。我們在那間辦公室還待了好一陣子，跟往常不一樣。平常，聚會總是在客廳里舉行的，總會有十來個人到場。但那天晚上，我們就四個人，德·威爾也許更喜歡在他的辦公室里接待我們，因為我們人數太少。而這天晚上的聚會一開始只是一個簡單的約會，沒有像往常一樣發出邀請，這種邀請可以在你的住所收到，或者假如你是維嘉書店的常客，有人就會在那裡把請帖轉交給你。正如我保留了一些油印資料一樣，這些請帖我也保存了一些下來，昨天我就隨手翻到了其中的一張：

一張只能睡下一個人的床，但對我們來說並不是很窄。窗戶上既沒有窗帘也沒有百葉窗。我們開著窗戶，因為天氣很熱。樓下的音樂不響了，我們聽見朗朗的大笑聲。她湊到我的耳邊說：

「您結婚很久了嗎？」

我本該說得語氣堅決些，讓她閉口不再提及這件事情，但我知道萬一她想說服我的話，她大致會怎麼回答……我在童年和青少年時期不知見過多少墨塞里尼一類的人，過後我們總會問自己，這些傢伙乾的到底是什麼樣的非法勾當……我不是經常看見我哥哥和這夥人廝混在一起嗎？這麼多年過去了，我也常想，可以對這個名叫墨塞里尼的人展開一些調查。可那又有什麼必要呢？對於露姬，除了我已經知道的那些或者猜測出的那些事情，我不會了解到更多的東西。我們果真要對我們剛開始人生之旅時認識、後來又被我們放棄的人負責嗎？我父親，還有所有那些和他在賓館大廳或者咖啡館的后間里竊竊私語、帶著我永遠也不會知道裏面裝著什麼東西的箱子的人，我要對他們負責任嗎？那天晚上，發生那件冤家路窄的事情之後，我們走到了聖日耳曼大街。我們走進維嘉書店的時候，她好像鬆了一口氣。她有一張書單，那些書都是居伊·德·威爾建議她讀的。這張書單，我現在還保存著。每一個參加聚會的人，他都會向他派發這種書單。「您沒有必要把這些書同時讀完，」他習慣這麼說，「最好選出其中的一本，每天晚上在睡覺之前讀一頁。」

「不久，我是在年初通過一個朋友認識他的。您呢？」

她遲疑著。她可能想跟我說一些難以啟齒的事情。

那天晚上，他把我們一直送到公寓的門口。居伊·德·威爾和那對第一次光臨的夫妻比我們大了足足二十來歲。由於那架電梯四個人乘坐太擁擠，她和我，我們倆就從樓梯下樓了。

我安慰她，讓她放下心來。拉貝格拉跟別的咖啡館不一樣，店裡的顧客有些鬼鬼祟祟的，與我們正在行走的這個大學生和放蕩不羈的藝術家、作家組成的街區很不協調。她跟我說，這個墨塞里尼，她是在九區認識的？沒錯，拉貝格拉正如聖日耳曼-德-普雷的皮嘉爾的附屬，但人們不是很明白箇中原因。只需要走到另一邊的人行道上，避開拉貝格拉就行了。沒有必要更換街區。

太晚了，已經坐不上最後一班地鐵了。就在那家咖啡館過去一點點，有一家開著門的賓館。一盞沒有燈罩的裸燈照著一道非常陡峭的黑木樓梯。值夜者甚至都沒問我們的名字。他只是跟我們說了二樓一個房間的號碼。「從現在開始，我們也許可以住在這裏。」我對露姬說道。

只需穿過大軍林蔭大道，就會迎面看見奧布里加多影城電影院。那天晚上，我們倆誰也沒有專心看電影。我感覺放映廳里沒什麼觀眾。這些觀眾是不是一家法院宣布「失蹤」很久的那些人呢？還有我們自己，我們又是什麼人呢？我時不時地扭過頭去看她。她沒在看銀幕，而是低著頭，彷彿陷入了沉思。我擔心她會突然站起來，又改變主意，決定返回諾伊利。沒有。她一直呆到電影結束。

「不，不是很久……是在去年四月份……」

從奧布里加多影城電影院里出來后，她好像鬆了一口氣。她告訴我，從今往後，她回不了她丈夫家了，已經為時太晚。那天她丈夫邀請了一些朋友到家裡吃晚飯。現在，都結束了。諾伊利永遠也不會再舉行任何晚宴了。

另外，還得弄到錢。她賣掉了一件毛皮大衣，那可能是她丈夫送給她的禮物。賣掉大衣后，她就只剩下一件風雨衣了，這風雨衣太單薄了，無法抵禦寒冬。她讀著那些小廣告，像結婚之前一樣。她時不時地跑去奧特依看一名汽車修理工，那是她母親的一位老朋友，接濟過她。我幾乎不敢透露我所從事的是什麼樣的工作。可是，何苦隱瞞真相呢？

她不想呆在一個離她丈夫的住所太近的街區。只有兩站路。她一直在左岸尋找一家靠近孔岱或者居伊·德·威爾住的那套寓所的賓館。那樣的話，她就可以走路去了。可我卻害怕回到塞納河的那一邊，靠近那個六區的地方，我的童年就是在那裡度過的。痛苦的回憶多得數也數不清……但有什麼必要再去說它們呢，一些人在那裡經營奢侈品店，一些有錢的外國人在那裡買房子，對於他們以外的人來說，那個行政區今天已經不復存在……那個時候，我還能在那裡找到一些我孩童時代的遺迹：多費那街上的那些破敗不堪的賓館，裝教理書的庫房，位於奧黛翁十字路口、一些美軍基地的逃兵在那裡從事非法買賣的那家咖啡館，綠加朗的黑黢黢的樓梯，還有馬扎利納街那堵積滿污垢的牆壁上的一行文字：「永遠也別工作」，我每次去上學都要念到這句話。

「不，我住在星形廣場那邊。」

「那裡可以找到大量有意思的書。我會帶您去那裡。」

從她的口氣中，我聽得出來，她永遠也不會再去乘坐在薩博隆站下車的那趟地鐵了。我們沉默了好一陣子。我坐在那架打字機前，敲打著鍵盤。

她不知道聖日耳曼大街上有這麼一家書店，書店的櫥窗上貼著用藍色的字寫的標識：東方學以及比較宗教。我就是在那裡第一次聽說居伊·德·威爾的，一天晚上，書店老闆給了我一張請帖，告訴我說我可以參加那裡的聚會。「完全適合您這樣的人。」我本想問他「您這樣的人」是什麼意思。他對我還是蠻友好的，這句話應該沒有輕蔑的意思。他甚至毛遂自薦地把我「託付」給居伊·德·威爾。

總之，我前世一定認識她。

「什麼時間到了？」

「我嘛，通過維嘉書店。」

後來，我們朝北邊走去，為了不偏離航向，我們確定了一個目標：共和國廣場，但是我們並不能肯定我們是否走對了方向。走錯了也無大礙，假如我們迷路的話，我們任何時候都可以乘坐地鐵，回到阿根廷站。露姬跟我說，小時候，她常來這個街區。她母親的朋友居伊·拉維涅在附近有個汽車修理廠。是的，在共和國廣場附近。我們每見到一家修理廠都要停一下，但我們一直沒找到她所說的聖塞萊斯廷五世那一家。她已經找不到那條路了。下一次她去奧特依拜訪居伊·拉維涅的時候，她一定得問問他以前的修理廠的地址，要趕在這個傢伙消失之前，他也會跟著消失的。這看上去沒什麼，但這很重要。不然的話，我們的人生當中將不再有任何參照依據。她還記得她母親和居伊·拉維涅在復活節后的禮拜六帶她去過御座交易會。他們是走路去的，走的是一條沒有盡頭的林蔭大道，跟我們走的那一條很相像。可能就是同一條道。但我們已經偏離了共和國廣場。那些禮拜六，她常跟母親和居伊·拉維涅一起走到萬森森林的邊緣。

那天晚上，我們徒然等了墨塞里尼那麼長時間。我們從此再也沒有在那家咖啡館的玻璃窗後面看見過他。

那張長椅位於在兩條街的交匯處形成的一個類似於土台的地方的正中間。幾年之後，我坐在一輛計程車上，沿著兵工廠去往河堤路。我讓司機把車停下。我想找到那張長椅和那幢房子。我希望二樓的那兩扇窗戶過了那麼長時間之後依然亮著燈。可是，我差點就在幾條通往塞萊斯廷會修士住的那些粗陋房屋外牆的小街上迷失方向。那天晚上，我對她說沒有必要去按門鈴。因為裏面可能不會有人。再說了，我們坐在那裡，坐在長椅上也挺好的。我甚至聽見某個地方有泉水的潺潺聲。

我想，我們正在一個遠離巴黎的地方，在地中海的一個海港上。每天早晨，我們在同一個時刻，沿著海灘的那條路漫步。我記住了那家賓館的地址：大修院街2號。依維尼亞賓館。在隨後那暗無天日的幾年裡，時常有人問我要住址或者電話號碼，我總會說：「您只要寫信到大修院街2號的依維尼亞賓館就行了。如果我不在，會按新地址轉交的。」我也許應該去找找所有那些信，它們等著我去取回，已經等很久了，一直都沒有給人回復。你說的沒錯，我們本該永遠待在那裡的。

我們沒有馬上回賓館房間。我們在這個中立地區久久地漫步，我們倆在不同的時期都在這裏躲藏過。她想帶我去看她住過的那兩家賓館，在阿瑪依埃街和星形廣場街。我試著去回憶那天晚上她都跟我說了些什麼。都已經模糊不清了。只剩下一些片段。現如今，要重新找到那些缺少的或者我可能忘記了的細節，已經為時晚矣。她非常年輕的時候就離開了她母親以及她和母親一起居住的街區。她母親死了。現在她只有一個少女時代結交的女友，一個叫什麼亞娜特·高樂的女孩。我們和亞娜特·高樂在阿根廷街、靠近我住的那家賓館的一家破舊的餐館里一起吃過兩三次晚飯。一個金髮碧眼女子。露姬跟我說別人叫她「死人頭」，因為她那瘦削的面孔與豐|滿的體態形成的反差太強烈了read.99csw.com。後來，亞娜特·高樂還到塞爾街的那家賓館里找過她，那一天，我撞見她們倆在那個房間里，那裡散發著一股乙醚味道，我本該動腦子好好想想的。然後，在一個風和日麗的下午，在聖母院對面的河堤上，我一邊在那些舊書商的木箱里淘書，一邊等著她們倆到來。亞娜特·高樂說她和一個人在格朗-德格雷街有約會，那人會「給她帶一點雪來」……她聽了那個「雪」字后笑了，因為我們當時還在七月份呢……在舊書商的一個綠色木箱里，我突然發現了一本口袋書，書名叫《美麗的夏日》。是的，這是個美麗的夏日，因為在我看來它是永恆的。然後，我猛然看見她們，兩人正走在河堤另一邊的人行道上。她們從格朗-德格雷街走出來。露姬抬手跟我打了一個手勢。她們在陽光下，在靜謐中，款款朝我走來。她們常常像這樣在我的夢中出現，她們倆，在窮人聖于連教堂附近……我覺得那天下午，我好幸福。

每次從這條街回我的房間時，我都會想到這些事情。露姬跟我說，她結婚之前，也曾在這個街區的兩家賓館里住過，那是在再往北去一點點的阿瑪依埃街，還有星形廣場街。那個時候，我們肯定有過擦肩而過卻沒有注意到對方的經歷。

時至今日，每至夜晚，當我走在大街上的時候，我時常會聽到一個喚我名字的聲音。一個沙啞的聲音。音節有些拖長，我馬上就分辨出，那是露姬的聲音。我轉過頭去，卻不見一個人影。還不只是在晚上，在你不知道今夕何夕的夏日午後的那些休閑時刻也一樣會發生。一切都將重新開始，像從前一樣。一樣的白晝，一樣的夜晚，一樣的地點，一樣的邂逅。永恆輪迴。

「最大程度的聚精會神在雙目緊閉躺下之後才能獲得。外面一點點風吹草動，精力就開始分散。站著的話，雙腿會耗去一部分精力。睜開的眼睛會減弱集中的精力……」

我們沿著格雷那爾林蔭大道，走在高架橋下。她提議沿著這條通往星形廣場的地上地鐵線步行。假如她走累了，她總是可以坐地鐵完成剩下的路程。那一定是在某個禮拜天晚上或者節假日。街上沒有汽車駛過，所有的咖啡館都關門了。總之，在我的記憶里，那天晚上，我們漫步其中的是一座杳無人跡的空城。現如今，當我回想往事的時候，我們的相遇，在我眼裡恰似兩個在生活中萍蹤無定的人的邂逅。我覺得我們倆在這個世界上無依無靠、孑然一身。

「您住在這個街區嗎？」

我想找個借口把她留住，不要那麼快就和她說再見。「我們可以一起走一程。」

我現在還記得她打定主意不再回她丈夫家的那個夜晚。那一天，在孔岱的時候，她把我介紹給阿達莫夫和阿里·謝里夫。我抱著扎夏里亞借給我的那台打字機。我想開始撰寫《中立地區》。

到了比爾-阿肯站的時候，我尋思著她是乘坐地鐵，還是想繼續走路、穿過塞納河。在我們的頭頂上，每隔一段時間，都會傳來地鐵列車的嘎吱聲。我們走到了那座橋上。

那天晚上，我們像是在轉靈動桌玩招魂術。我們相聚在居伊·德·威爾的辦公室里，他事先熄了燈。或者，只是停電了。我們聽見他在黑暗中的聲音。他給我們複述了一篇文章，他本來可以在燈光下把這篇文章念給我們聽的。不，我這麼說對他是不公平的，居伊·德·威爾要是聽見我把這次活動說成「轉靈動桌」，他會瞠目結舌的。我們的活動比轉靈動桌要有價值得多。他會用略微責備的口氣對我說：「瞧您說的，羅蘭……」

「不，他工作太忙了。」

我想知道她都讀哪些書，是什麼東西吸引她參加居伊·德·威爾的聚會的。居伊·德·威爾建議她讀的第一本書是《消失的地平線》。那本書她一絲不苟地讀完了。前一次聚會，她比別人到得早一些，居伊·德·威爾就讓她進了他的辦公室。他在佔了整整兩面牆的書架上尋找另外一本書借給她。不一會兒，他彷彿突然有了一個主意一樣，徑直朝辦公桌走去，在堆積如山的亂糟糟的資料和信函中拿出一本書。他對她說：「您可以閱讀這部書。我很想知道您讀完這本書之後有什麼感想。」她很是忐忑不安。德·威爾跟別人說話的口氣就好像他們跟他一樣睿智、一樣博學似的。他的這種想法到什麼時候結束呢？他最終肯定會意識到別人到不了他的高度。那天晚上，他給她看的那本書，書名叫《不存在的路易絲》。是的，那本書我沒讀過。它講述的是不存在的露易絲的故事，那是個修女，書里還收錄了她的全部信函。她沒有按前後順序閱讀，總是隨手翻到哪一頁就讀哪一頁。有一些章節給她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甚至超過《消失的地平線》。在認識德·威爾之前，她讀過一些科幻小說，比方說《會做夢的寶石》。還讀過一些天文學方面的著作。真是投緣啊……我也一樣，非常喜歡天文學。

我更願意在一個春天的夜晚信步走到香榭麗舍大街上。如今，真正意義上的香榭麗舍已經不復存在，不過，到了晚上，它們還能給人造成一種假象。也許，走在香榭麗舍大街上，我依然能聽見你喚我名字的聲音……你賣掉毛皮大衣和鑲嵌有光面寶石的純綠寶石的那一天，貝洛-貝多萬給我的那筆錢還剩下兩千法郎左右。我們有錢。未來屬於我們。那天晚上，你善解人意地來到星形廣場街區找我。那是在夏天，跟我們與「死人頭」一起在河堤路那裡見面、我看見你們倆迎面朝我走來的那個夏天一樣。我們去了弗朗索瓦一世街和馬伯夫街街角的那家咖啡館。他們把桌子都擺到了人行道上。天色還早。街上已經沒有汽車了，能聽見人們悄悄的說話聲和腳步聲。接近十點鐘的時候，我們走到了香榭麗舍大街上，我尋思著，黑夜是不是永遠也不會降臨，這是不是一個白夜，不像在俄羅斯和那些北方國家出現的那種白夜。我們漫無目的地走著，我們有整整一個晚上的時間。利沃里街上的拱廊下面還映照著夕陽的餘暉。這是在夏初，我們很快就要出發了。去哪裡呢？我們還不知道。也許是去西班牙的馬略卡島或者墨西哥。也許去倫敦或者羅馬。去哪裡已經不重要了，這些地方已經混在一起了。我們旅行的惟一目的就是進入夏日的中心，時間在那裡停止，時鐘的指針永遠指著同一時刻：正午十二時。

我心想她在等我給出建議。她可能不習慣把心裡話告訴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