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袁世凱來到總督府時，他發現這裏的氣氛似乎很緊張，總督衙門裡增加了許多衛兵。康有為早已經是榮祿眼中的危險分子，當初可是說過要殺一品大員的，現在他有可能逃到天津，榮祿不得不防！

端郡王人們常常叫他端王，他是光緒的堂兄，團結在端王周圍的是一夥滿族王公貴族和八旗子弟。他們組成了朝中最有權勢的政治集團——端王集團。

對於老百姓們來說，朝廷是看不見的，洋務運動創造的財富真正的去向，就是落入官員們的口袋——官員們普遍富裕起來了。應該說大清國「官富」的現象一直都存在，所謂「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嘛，但真正使「官富」現象達到頂峰的，正是這場洋務運動。

用一句話總結就是：興一利不如除一弊。因為弊已太深！已經有的「弊」，足以吞掉任何新的「利」！

有一種失敗，是「成功的失敗」，因為它會為成功積累經驗，吸取教訓，譬如變法，一定會有後來者居上。但是，也有一種失敗是完全的失敗，這就是愛情，一朝離別，此生難見。

袁世凱跪在地上，向榮祿告發一切。

於是就出現了幾種類型的政府。專制王朝就是其中的一種，它的特色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全天下所有的資源都是皇帝老兒的，皇帝老兒通過官員選拔制度（科舉）收買一批人來替皇上看管和發展這些資源，這些人就是大臣，他們組成人民的一部分——官僚集團。

榮祿把袁世凱急著叫回來，就是想看看他被光緒突然提拔后對自己的態度。因為袁世凱是他手下的軍事將領，皇上越過自己直接提拔，榮祿大人當然會起疑。不過，消除領導的這個懷疑對袁大人來說並不是難事，要知道在人前表演正是我們袁大人的特長啊，他的態度比以前更加謙恭，更加表現忠心，這一切都說明他仍然是榮中堂的人。

是的，千年以來，變法的結局常常是失敗和流血，但是變法的目的不是流血，而是避免流血，破解變法即失敗、失敗即流血的千年難題，留給了後來者。

從某種意義上說，譚嗣同是一個平凡的英雄，一個值得敬佩的人。

「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替李鴻章出面的，是一個叫楊崇伊的人，這個人不僅是朝廷御史，還是李鴻章兒子的親家，他給慈禧上了一道奏摺。

一聽這話，袁世凱大哭，哭得幾乎斷氣，邊哭邊訴：「榮相啊，這個計劃是與皇上毫無關係的，如果連累了皇上，我只有喝葯自殺了。」（此事與皇上毫無干涉，如累及上位，我唯有仰藥而死耳）

首先做出反擊的是李鴻章。與俄國的《密約》是他親自簽的，一旦朝廷轉向日、英，他不僅將徹底遭到排擠，從此靠邊站，而且還將遭到調查和清算。

接下來的事情我們知道了，光緒皇帝受了一點打擊，寫密詔給楊銳，接受楊銳的建議，第二次命令康有為離開北京。而老康他們按原計劃實行圍園殺后，譚嗣同夜訪袁世凱，直到袁世凱進宮請訓完成。

看來英國要留著這張「親英」的旗幟。

而清國的情況有些不同。出於統治的慣性，朝廷不僅沒有「全民共富」的想法，甚至對人民根本沒有信任。話說秦始皇統一天下后，派人去老百姓家收菜刀，老百姓買賣菜刀被嚴格控制，最後只能是幾個鄰居合用一把菜刀，碰上逢年過節大家就排隊等著切菜。清國朝廷正是成功地繼承了這個收菜刀的傳統，朝廷似乎總在幻想全體國民骨子裡都是暴民，第二天早晨起來滿大街都是起義的隊伍。於是在1860年的洋務運動開始后，朝廷不僅不敢把當時最新科技——軍工技術下放到民間，甚至在其他民用領域（鐵路、電報）等也嚴格壟斷著技術和資源。

可見，一場成功的政治體制改革是需要建立在一場成功的經濟改革基礎之上的，也就是說，成功的變法需要市場經濟的力量去倒逼，市場的經濟會指向「市場」的政治。

一切的原因都將在接下來的故事中揭曉。

袁世凱這話是在暗示他考慮到圍園殺後計划可能涉及光緒，所以他才不好處理。這個理由正大光明，榮祿也無法反對。而接下來估計就是向榮祿表表忠心了。

天津閱兵的謠言，是他們造出來的。造這個謠言的目的是要在朝廷中製造「光緒被廢」的輿論氛圍，那時候的慈禧在支持光緒搞變法，她是不會廢去光緒的，即使要廢，大權在她之手，在皇宮就能辦成，並不需要多此一舉跑到天津去，所以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謠言。而端王集團並不死心，他們會尋找造謠的新機會。

「你恨嗎，恨她嗎？」珍妃曾經問。

相信大家和我一樣，對變法失敗的原因是最感興趣的，接下來的講述，我們將探索這方面的內容。而根據前面的分析，這些原因是可以會找出很多的。

他還是要吃那一百多碗的菜，這些菜跟太后慈禧所吃的是完全相同的，不管他的口味如何，從來不能換掉。這些菜大約要花費100兩銀子，摺合成小米，夠一個普通百姓吃上13年。

成功了。對於袁世凱來說，這是他的第一步。雖然是根據事實全部彙報，但彙報也是有技巧的啊。他已經成功地把榮祿繞到這件事情里，也就是把領導跟自己捆綁到了一起。接下來自己的洗脫也就輕鬆一些了。

「兩千年來，專制制度為大盜之政！」

而康有為的可貴或者可愛之處在於他的堅持。他是作為一個鬥士橫空出世的，他一直在戰鬥，不怕困難，不怕失敗，不為任何人和任何事情所動，如泰山般屹立不倒。流亡海外后的康有為以光緒給楊銳密詔為藍本，偽造了一份光緒給他的「衣帶詔」，從此在海外祭起「奉旨救駕」的保皇大旗。多年前，他因為鼓吹變法而「超前」于當時的時代，多年後他又因保皇而「落後」于當時的時代。但康有為就是康有為，他相信自己的選擇，也堅持自己的選擇，哪怕最後眾叛親離，連最親密的弟子梁啟超都跟他決裂了，他仍然懷著至死不渝的戰鬥精神，為他的選擇堅持了一輩子，正確也好，錯誤也好，老康都把它們堅持成了一種傳奇。他一直站在那裡。

結束了，一切都結束了。大家在看完這個漫長的故事舒展一下筋骨的同時，也是時候來總結一下這場轟轟烈烈開始的變法失敗的根本原因了。雖然我們只重點講述了這驚心動魄的103天，但我認為清國真正的變法從1895年清日戰爭結束后就開始了。在那幾年裡，朝廷新修鐵路，編練新軍，這是洋務運動關於經濟變法的持續。而政治上的「變法」也在進行，在過去，民間結社向來被嚴厲禁止，因為這是朝廷的大忌，不論你有多麼正當的理由，在朝廷看來群眾聚在一起都有造反的嫌疑，讓人睡不踏實。而在1895年以後，民間結社開始逐步開放，言論也進一步自由，這才造成了康有為辦的強學會以及各種上書的興起。

「請太后臨朝訓政！」光緒微弱的聲音傳來。

在遊歷過程中，他觀察風土人情，行走邊野鄉村，結交民間俠士，和卑微的百姓們無話不談，他終於發現了「外面的世界」，一個他在北京等繁華大城市見不到的世界，一種和天生富裕不同的草民的生活。

在伊藤博文來清國之前，他拜會了睦仁，兩人秘密談了三個小時。這三個小時會談的內容，並沒有在史料中留下記錄，但很顯然，伊藤博文的清國之行，「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讓日本的國家勢力向清國朝廷滲透，為將來實現「大東亞共榮」打下基礎。

好了，為什麼說物質準備是如此之重要，我們是可以拿清國的那個「好鄰居」來舉個例子的。

禮部主事王照

用一句的話來進行總結吧，1898年開始的戊戌變法在本質上是符合時代潮流的強勢文明向不符合時代潮流的弱勢文明傳播的結果，而變法真正失敗的原因是弱勢文明根深蒂固的弊端對於強勢文明的抵抗，變法轟轟烈烈開始之時，清國並沒有做好準備——個人沒有準備，社會沒有準備，政府也沒有準備。責任是共同的，也是大家的，只把責任推到政府或者其他某一方都並非全面。

而朝廷里的端王集團也即將開始行動，因為這是他們最後的機會。

如果光緒真的採納這些人的建議，朝廷的外交政策就要做出重大調整，慈禧將不得不承受來自俄國方面的巨大壓力，但這還不是她最恐懼的。

就這樣吧，我已經儘力了。我的理想我自會來堅持，當堅持不下去了，相信也會有後來者，而我的錯誤只能由我承擔。對於每一個我合作過的人，我都會對他講義氣，對於每一個我對不起的人，我都會負責任，哪怕他是皇上。這就是我的選擇。

而雖然這個晚上發生的事情稱不上政變，朝廷內部卻一直存在著一個政變的圖謀，主導他們的正是那伙一直在造謠的人，一群特殊的人，關於這些人以及他們的圖謀，我們將在接下去的故事中揭曉。

但是，光緒喜歡她！喜歡就是最大的理由，正統又如何？妃子又如何？

野心不死啊。雖然端王集團的政變陰謀暫時被挫敗了，但是，憑著我們對這伙神秘人物的了解，我們知道他們一定是不會就此罷休的，他們還會尋找新的機會。從另外一種意義上來說，當通過甲午戰爭和戊戌變法讓帝后兩黨的權斗暫時落下帷幕之後，朝廷也「需要」他們。因為專制朝廷的一大特色就是權斗無時不在，平衡只是暫時，內鬥將是永遠。

真正參与到變法之中后，譚嗣同才感到了真正的苦惱。他有滿腔的熱血，他有不懈的精神和堅定的決心，但是，變法需要的似乎並不是這些，現實總讓他處處碰壁，那種無法實現理想、突破現實的無力感深深地折磨著譚嗣同。

真像做了一場夢。夢醒來，一切都走遠了。千里江山，已是飄零，滿腔熱血，化為冰冷。

瀛台。空空蕩蕩的大殿寂靜無聲，每當下朝之後，光緒一個人孤獨地坐在這裏。

相信大家和我一樣希望搞明白。

對於這時候的慈禧來說，她並沒有廢去光緒的心思，但是端王集團的政治和軍事勢力太強大，連慈禧一時都無法撼動，所以他們的要求慈禧又不得不考慮。事實上對於慈禧這個最高統治者來說，她不得不在各派之間搞平衡，維持朝廷的穩定——原因前面我們也已經說過，只有朝廷穩定了她老人家的權力才穩定啊。光緒不知道的是，之前為了支持變法，慈禧也承受著來自端王集團的壓力，現在光緒提出開懋勤殿，引進伊藤博文|做外援，慈禧也頂不住了，除了對自身權力安全的考慮，她也需要安撫住端王集團，反對光緒某種程度也是沒有辦法。

這個變種就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先用武力征服清國，然後由日本人來統治清國，改造清國，所有的黃種人聯合起來，去對付白種人，這就是後來我們熟悉的那個詞——大東亞共榮圈。

而私權遇到公權之時，卻又往往自動回縮。好民不跟官斗，見官自動降三分，這又是一代傳一代。

跟清國一樣，出於抵禦西方侵略者的需要，日本一開始也是從引進軍工技術開始經濟改革，但是，政府並不懼怕民間掌握這些所謂「高精尖」的技術，更不壟斷這些技術，而是從一開始就決定要依靠整個國民的力量，將技術和資源推廣到民間中小企業，通過法律扶植民間中小企業發展。甚至國家在建成一些國有大型企業后，會以很低的價格賣給民間企業家，由民間參与國產化的設計和研發，比如今天我們知道的許多著名的日本跨國企業（比如三菱），它們的前身都是日本軍工國企。

而另外一種觀點歷史悠久，那就是「中華情結」。

所謂市場經濟，絕不是只有官富而民窮，也絕不是只有少數人富而大部分人窮，因為少數人的富，一定是建立在大部分人都還比較貧窮的基礎上，這就不是真正的市場經濟。

讓我的頭顱和熱血去祭奠這場變法吧，只有我為變法死，變法才不會因我九-九-藏-書們而死。讓我，讓我們的變法成為最深刻的教訓和思考留給後來之人！

我只能接受這樣的苦果，因為我沒有選擇。我原本是不必成為一名皇帝的，卻選擇了一條可以成為皇上的路，而這一切還是因為我沒有選擇。也許從那個時候起，快樂也好，幸福也罷，都從我的身體里消失了，我原本就是不配擁有它們的人，所以到最後都應該讓我失去它們才對。

而聘任伊藤博文的機構就是懋勤殿。在康有為看來，懋勤殿一開，除了聘請他這樣的國內顧問，還可以聘請伊藤博文這樣的外國顧問。當然，也不能少了英國人，康有為已經叫他在上海的一位英國傳教士朋友（李提摩太）來京「候命」，等待入值「懋勤殿」。如此一來，這樣國內國際的顧問都有，「懋勤殿」就更加有要開設的理由。他老康也可以不日在皇上身邊辦公了。

義和團，起山東！

在這樣的背景下，慈禧開始了臨朝訓政。然後圍園殺后的計劃暴露了，光緒背上合謀的重大嫌疑，這對於端王集團來說，是一個真正的機會！在端王集團的強大壓力下，憤怒中的慈禧終於動了廢去光緒的心思，默許了端王集團的小動作，由於光緒一向是體弱多病的，於是朝廷以光緒的名義頒布上諭：朕已重病，請各地推薦名醫。

可見，變法的艱巨性和長期性一點都不亞於革命啊。魯迅先生說，改變太難了，「連搬動張桌子都是要流血的」，更何況是要變法？

按照這夥人的意思，慈禧不僅要立即臨朝訓政，而且還要廢去光緒皇帝。因為康有為「很可能得到了皇上的授意」。

而戊戌變法就是在一場不徹底的經濟改革基礎上進行的一場不徹底的政改。由於還沒有真正興起的市場經濟力量作為班底，戊戌變法顯得有些心急火燎而又一廂情願。最起碼，對於一個百姓很窮，還在為他們的生存而發愁的國家來說，這樣的改革也太奢侈了。

是的，我還需要光緒繼續成為我的傀儡皇帝，他只是我手中的棋子而已，雖然這個棋子不聽話，還有謀害自己的嫌疑，但我也只能繼續去利用他。在他有被廢去的危險之時去保護他，作為一個臨朝訓政者，光緒的存在也是我存在的一個理由，我不能親手毀掉這顆棋子。

而另一個更重要的目的，就是：保護光緒。

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楊深秀和康廣仁，六君子皆被殺于菜市口刑場。

「昨天為什麼沒報告？」榮祿嚴厲地問。

康有為是一個複雜的人，他有驚世的野心，也能勇敢地立於時代潮頭。他常常被認為是一個變法的「激進派」，但所謂「激進」和「穩健」有時也是很模糊的，也很難去把握這個度，穩健的另一個代名詞可能是保守，激進的另一個代名詞可能是勇敢。事情做成了可能被認為是穩健，沒做成又可能被認為是激進。只是，理想激進一點沒有關係，但做事情是不能也無法激進的，因為它需要的是踏踏實實的過程，做事情的激進，恰恰是骨子裡害怕作長期努力和長期鬥爭的準備。

一直以來，慈禧對變法有一定程度的支持，這種支持是建立在她認為還能對朝政控制——大權還在她之手的基礎上，也是建立在列祖列宗的江山不變色——還是愛新覺羅家天下的基礎之上的。而光緒這小子玩著玩著，似乎也把自己給玩進去了，難道他忘了他還是愛新覺羅的子孫？

更重要的是，有了榮祿的保證，將來在慈禧那裡也是安全的，如果榮祿不為他說話，根據隱瞞了這麼多天的表現，慈禧一定會懷疑他——即使不懷疑他參与合謀，也會懷疑他首鼠兩端，兩面討好。而榮祿是慈禧最信任的心腹之一，他開口比什麼都管用，甚至比事實還管用，要知道在這個專制朝廷里，越往高層，就越是對人不對事。

在幾個月前（1898年6月）日本國內的一場政治風波中，伊藤博文被迫辭去內閣總理，成為了日本的前首相，著名的下野政治家。而伊藤博文不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來到清國，進行參觀和訪問。

專制制度，雖為大盜之政，但是它是一時無法消除的，夢想中為了天下蒼生的現代政體，一時無法建立，譚嗣同終於明白了這樣的事實。事實令人心碎，但是，也激起了他另外的信心和願望。他相信這一天一定會到來，此時看不到沒有關係，總有一天，它會到來。

步兵統領衙門接到了捉拿康有為和康廣仁的命令。康有為的罪名是「結黨營私、莠言亂政」，而且以前「屢被人蔘奏」，即行革職捉拿，交刑部按相關條律治罪。至於康廣仁的罪名，因為他是康有為的弟弟。

這個強大的同化和僵化作用讓很多人輕便地得到了利益，卻扼殺了多少的人才。有理想有實力能實幹的人身處其中之後，便會暮氣日深，垂垂老矣。專制體制內並不缺乏人才，而他們的特色是散則明，聚則暗。看他們私下裡的文章和言論，讓人敬佩，而看他們在任上乾的事情，兄弟你還不如敬佩一下自己。

就算站在變法的角度，朝廷需要伊藤博文這樣的人，但不需要伊藤博文本人。

謠言之中，北京城裡很快出現了普通百姓攻擊外國人的事件，他們朝洋人扔石子，追打洋人，而當洋人去找清兵時，那些八旗子弟說：你們是洋人，我們保護不了你們。

為了政治利益，端王集團不僅排斥外國人，也排斥漢人，他們認為天下是滿人的，只能由滿人來分享成果，所以要警惕漢人和外國勢力，也根本不要搞什麼變法。為了這個目的，端王集團隱藏的政變圖謀就是：鼓動慈禧廢去光緒，改立端王的兒子為皇帝！

但他有一顆愛她的熾熱的心。

一年後（1896年），西方國家中又開始大肆流傳一種觀點，這個觀點在我們現在看來很陌生，在當時卻是十分的有名，這就是「黃禍論」。

也許在1898年，更好的變法是另外一種思路：與其有那麼多的「新政」，不如不那麼著急，也不要有那麼多的口號和形式主義，先對洋務運動進行深刻反思和真正的總結，改進洋務運動中的各種弊端，調整洋務運動的方向和思路，做好經濟上的準備，去讓老百姓有發財的廣闊平台和公平的機會，總而言之一句話：先讓老百姓發了財再說嘛！

這是她真正驚恐的地方。

他帶著殺掉慈禧后可以順利實施變法的願望走進了法華寺。

而正是因為制約不力，發展到後期，官僚集團開始從霸佔資源升級到壟斷資源，官員們也因為共同的利益追求而形成我們前面已經講述多次的強大組織——利益集團。利益集團不僅侵犯百姓們的資源和利益，也在內部起著同化和僵化作用，比如兄弟你在這個集團內部，想做幾件有利於百姓的事，但這些事可能是不符合這個集團利益的。於是你雖然一身正氣，追求正義，也可能遭到排擠，反過來，你所做的事雖不利百姓卻有利於本集團利益，卻會得到掩護以及擁護。

自己不是端王集團的人，一旦光緒被廢，端王的兒子上台，這對榮祿絕無好處。

既然雙方都有需求，需求很強烈，很想馬上就滿足，那麼還需要一個中間人，在來到清國的伊藤博文和光緒皇帝之間牽線搭橋，這個人會是誰？

斬首名單上還剩下六個人。

而帝黨也很需要日、英兩國，這是怎麼回事呢？

慈禧並不知道，她這一去，就再也沒有回頭路。

她最恐懼的是：至少目前為止，日、英兩國的勢力並不支持她。這跟俄國很不一樣。

「專制君主為獨夫民賊！」

這就是珍妃新的住處，是求情換來的代價。金碧輝煌的皇宮不會再任她行走，豪華馬車也不再為她而備，在離孤獨最近的地方，只有兩雙思念的眼睛在彼此遙望。

抓捕的範圍迅速擴大，第二份通緝令名單迅速增加九個人：

在我們的印象中，明治維新最成功的地方在於政改（議會、憲法），其實這一切都是建立在成功的經濟改革基礎上的。事實上明治維新最成功的改革是在於經濟領域，明治維新一開始也是從經濟領域所做的改革，只是方式和方向與清國不同。

在伊藤博文進宮之前，康有為是去拜訪過他（跟皇上沒有關係），而伊藤博文的日記里並沒有留下上述內容，所以我們只能認為這是在造謠。但是，日記里沒有公開記錄並不等於這件事沒有發生，因為從種種跡象上看，憑空捏造這個謠言也很有難度。康有為既然可以利用袁世凱在京城製造混亂，也可以利用日本人，這不過是日本人版的「圍園殺后」，看來老康為他的計劃設計了袁世凱和伊藤博文的「雙保險」。

清國社會很快將發生一場前所未有的動蕩，這個動蕩來自民間。從1894年起，這個國家的人民先後經歷了戰爭和朝廷內亂兩件大事，雖然對於過程他們不是很清楚，只是聽到了一些流言和目睹了部分的鬧劇，但結果卻是生硬而冰冷的：清日戰爭證明了后黨不行，戊戌變法又證明了帝黨不行。太后不行，皇帝也不行，那麼，這個朝廷到底還行不行？

結束了。在一場政治高層的小範圍會議之後，一切都結束了。慈禧宣布，因為光緒還不足以擔當國事，她將重新出山，採取臨朝訓政的方式來親自指導光緒處理以後的朝政。

厄運還沒有結束。在譚嗣同結婚後，他的老婆曾經給他生過一個兒子，卻也最終夭折，譚嗣同就這樣成了只有父親妻子，沒有兄弟姐妹，也沒有孩子的人。

李鴻章也開始行動了。徐致靖的父親和李鴻章是科場「同年」，並且還幫助過李鴻章。當時徐致靖的父親和李鴻章同場進京趕考，李鴻章在考場上突發瘧疾，全身發抖，連筆都拿不穩，徐致靖的父親在自己交卷后，幫李鴻章謄抄好了卷子，李鴻章這才高中進士。對於這份「恩情」，李鴻章是不能忘的，他要去營救徐致靖。

前面我們說過，這一時期的日本是一個奇怪的國家，它在政治體制上走的是開明專制，是「具有日本特色的資本主義道路」。而奇怪的不只是政治體制，還有一個根本的東西——文化。

1895年戰後，一份媒體（《紐約時報》）的評論代表了西方各國對清日之戰的普遍看法：「日本人打開了世界的眼，讓人看到了清國真正的無能。」

但是作為現代公民，也應該反思個人權利的邊界。專制王朝的統治造成的一個結果是當私權遇到私權的時候，人們往往只把自己的私權自動擴大，不尊重他人的私權。常見的現象就是我是他老爸、老師或者老公老婆，便可以心安理得去侵犯兒子、弟子或者兒子他媽他爸的私權，以忠孝觀念或者情感來綁架私權，由此形成惡性循環，一代傳一代。

「脫亞入歐」在日本政界很火，「大東亞共榮」卻在軍部大受歡迎，因為這為他們侵略朝鮮和清國提供了方便，能夠把侵略行動轉為「正義」，獲得強大的思想武器。粉絲有間諜荒尾精、宗方小太郎，與軍部關係密切的黑社會「共主」頭山滿，軍部的實權人物山縣有朋、大山岩、東鄉平八郎，等等。這些人酷愛中華文化，沒事就讀讀《三國演義》、《孫子兵法》、四書五經，東鄉平八郎甚至做了一塊崇拜王陽明的牌子掛在身上，時不時就翻出來展示一下。

慈禧對這個謠傳是半信半疑的，不僅因為現在京城裡到處是謠言，而且因為她對造謠的這夥人並不信任，這夥人貌似忠心，掌握大權，卻並不在慈禧的信任範圍之內。他們將很快露出自己的面目。

朝廷的嫌疑犯在抓獲后，必須送到刑部審訊，按照《大清律》治罪，這是必經的程序。不經審訊就殺頭，這可是大清開國以來未有。而在榮祿的勸說下，慈禧竟然同意了，八個人不審不問，直接綁赴刑場殺頭。

而俄國和德國在清國的活動，也嚴重影響了世界老大——英國在清國的地盤和利益。根據國家利益的需要，日、英兩國正逐步走向同盟。在日、英兩國看來，為了對抗九-九-藏-書俄國，必須扶植清國朝廷中自己的利益代言人。

這看上去很美好，但要實現從專制王朝向現代型政府的轉型，並不容易。

但譚嗣同不是這樣的人。他雖然物質條件優越，精神上卻一直很痛苦。

康有為弟子梁啟超

按照總理衙門制定的時間表，光緒接見伊藤博文的這一天是9月20日，在接見入宮請訓的袁世凱后，他將和伊藤博文會面。

袁世凱走向了直隸總督府。

「皇帝病得很重！」「皇帝被外國人害死了！」

而頤和園裡就已經是一片熱鬧。當變法派們利用伊藤博文狂熱地製造輿論之時，意識到權力危險的王爺們和大臣們紛紛湧入頤和園，他們開始反擊，上奏摺的上奏摺，哭訴的哭訴，中心意思只有一個：太后您老人家不出山已經不行了。

要相信，只要財富能為民所共享，制度就能為民所共創！

而要搞明白這個問題，需要從兩個方面的原因去分析，這就是我們常說的國內國際形勢（包括日本的），以下的分析有些簡略，有關故事的詳情我會在以後的時間進行講述，現在讓我們回到1895年清日戰爭以後，這之後發生了很多的事情。

他把康有為當作了偶像，也當作了救星。康有為學識淵博，又享有名氣，譚嗣同認為只要按照康有為的想法去做，變法是一定能夠成功的。為了這個成功，他什麼方法都願意去嘗試，什麼風險都會去冒。在譚嗣同看來，變法只能成功，無法失敗，因為百姓們折騰不起。

關於袁世凱的告發過程一直是個歷史謎案。袁世凱把進北京后開始的這段經歷寫了一部日記——《戊戌紀略》，以上的講述也重點參考了《戊戌紀略》，但《戊戌紀略》也有問題，因為它並不是真正的「日記」，而是袁世凱在事後「補記」的。寫這些日記的目的有兩個，一是給當時的人看——消除慈禧和后黨對他的懷疑，二是留下大部分的事實給後來人看，因為他知道：歷史一定會同情這場變法，同情光緒皇帝。也許對於袁世凱來說，變法才是正義的，同情變法，支持和推進變法，這才是他老袁內心最真實的態度——這些當時不能說，就讓後來人去了解吧。

親英就是親日。雖然三年前簽署《馬關條約》時，張蔭桓被伊藤博文結結實實羞辱了一頓，但相逢一笑泯恩仇嘛，過去的恩怨就不用多說了，大局為重。張蔭桓決定把伊藤博文引見給光緒皇帝，交流一下明治維新的經驗。

大殿上燈火通明，慈禧坐在御座上，滿族王爺、軍機大臣等朝廷高層站在一側，只有光緒孤零零的一人跪在另一側。

可見對於一個「社會」來說，最重要的就是某種契約和規則，但總得有一個機構來保障這些規則得到執行。於是在社會出現之後，政府便出現了。由此可見，政府的功能之一是維護這種契約和規則的，它會由此制定相關的法律，守法不會有獎勵，但違法行為必定是要受到懲罰的，坐牢、殺頭、凌遲，等等。政府就是用強制手段來保證社會的正常運轉。但對於廣大的人民來說，政府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的功能：分配資源。

珍妃，我是京城公子，你是南國佳人，我來自冰天雪地的北方，你來自草長鶯飛的南方，是什麼讓我們走到了一起？

這樣的要求並不過分，既然洋務運動的口號是「自強」和「求富」，反思洋務運動只要求更進一步——去求老百姓的富（共富），而不只是占人民少部分的官僚集團的「富」。

鍾粹宮北三所。這裏以前是老媽子住的地方，離慈禧的寢宮只隔著一條長廊，方便慈禧親自看管。囚禁在這裏的人與世隔絕，屋門被反鎖著，每天只有太監從窗戶遞進一些冷盤剩飯，而每隔幾天，還會有一個太監前來「奉旨申斥」，被囚之人只能跪在地上靜靜地聽著責罵。

在專制朝廷里，皇帝生病本來是高度的國家機密，而皇帝在上諭中公布自己的病情，這更加異常。這一反常事件的背後就是端王要為廢去光緒作重要的準備，而這次已經不僅是輿論準備，還有程序上的準備了。

所謂市場經濟，就是指資源分配基本公平，大家創業、發財的機會基本均等，人們不會因為他的出生地、家庭背景不同而得到的資源和機會不同。不是有些人可以不勞而獲，而另一部分拚死累活，最後收穫那麼一點點。

而第二步更難，那就是釐清和嚴守權利的正當性——權利的邊界。當我們說到權利的邊界的時候往往會去責難政府，因為他們伸手太長管得太多，而在管的過程中去獲取額外的利益，最常見的現象是公權往往打著民權的旗號來事實上侵犯民權，這當然是需要反思和批評的。

一個現代型的政府，它的建立需要有一個根本的基礎——改變了的個人，也就是現代公民。也就是說，現代型的政府是建立在現代公民基礎之上的。認識準備就是讓大部分人成為現代公民，培育現代的公民意識。所謂培育現代公民意識，在我看來，其中比較重要的一點是建立對個人、社會和政府的充分認識，理順他們之間的關係。

對於謠傳，她需要證實，不信謠，不傳謠，這也是一個統治者的素質。但是對於光緒即將接見伊藤博文，她必須監控。局勢已經到了十分緊急的關頭，如果她再不出手，向日、英等國證明只有她才是嚴格控制這個國家的主人，以此絕了列強們蠢蠢欲動的那顆心，一切都將變得無可挽回！

朝廷的權斗不僅波及國內，還漂洋過海影響著國際關係。事實上朝廷的外交之所以沒什麼規律和章法，就是因為和國內的權力鬥爭有著緊密的聯繫。

一場大規模的騷亂在醞釀、忍耐、聚集，然後爆發！

需要說明的是，這隻是兩種「可能」的方法，而不是打包票的方法，革命的結果也許可以迎來光明，也許是「所有人都沒有得到他們想要的」（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變法也同樣如此，這並不是因為變法的方式不可取，而是因為變法實在太難了。

康有為認為，對於伊藤博文這樣的大人物，好不容易來到清國，只交流經驗是遠遠不夠的，朝廷應該留住伊藤博文，由他來指導清國的變法——老伊既然能領導日本明治維新成功，也必定能夠發揚國際主義精神，幫助清國搞好變法嘛。

此事關乎皇上、社稷，利害關係極大，說句犯上的話，不是世凱能擔當，也不是榮相您一時能方便處置的。好在雖有小人們結黨煽動，但世凱決不為其所動，世凱思來想去一夜，雖然覺得那幫小人們翻不了天，起不了風浪，但還是應該來主動告訴您，榮相一定要為我做主！

他就是張蔭桓。

袁世凱的猜測沒有錯，光緒接見他時，御座背後，坐著慈禧派來監聽的太監。

譚嗣同的出現給這場變法帶來了黑暗中的光芒，這微小的光亮，照過了多少野心與權謀、多少算計與圈套，讓它們都在光亮下顯得荒謬和渺小。多年以後的人們再次談起這場變法時，一定會提到譚嗣同，因為他也埋下了勇敢與正義的種子，留下了熱血和希望！

康有為終於用這種方式離開了北京，離開了朝廷的政治舞台，我們再見到他的時候，已經是在海外的場合了。

還有謠言，也是變法失敗的原因之一。謠言之所以能成為謠言，在於它是假的，但每一種謠言都造成了極端的後果，不是人們特別願意相信謠言，而是在朝廷信息不透明的體制下，大家只能相信謠言。

只可惜慈禧比他更精，正是伊藤博文的原因讓慈禧嚴厲地拒絕了光緒開懋勤殿的請求。

然後慈禧命令將有重大合謀嫌疑的光緒囚禁在西苑（今中南海）一座四面環水的孤島——瀛台。等抓捕到亂黨，審訊查明光緒是否合謀后再進一步發落。

而朝廷掌握實權的后黨一派，此時已經投入了俄國的懷抱，「向俄國一邊倒」。

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國內有兩種觀點，一種以福澤諭吉為代表，主張「脫亞入歐」接受西方文化，全盤西化。福澤諭吉等人認為，日本只有成為一個完全西式的國家，西方國家才會「以兄弟之國待之」，不僅可以從此免受西方人的侵略和歧視，打破「黃禍論」，將來還能參与西方帝國主義陣營，分幾塊殖民地蛋糕。

在歷史的進程中，有兩種力量能推動這種轉型。一種是外部強力——革命。革命和起義是不同的，這一點我們會在以後的故事中講述。而另一種是內部動力，這就是改革，也就是在封建時代常說的變法。

除了禁衛軍，甚至整個守衛京城的八旗軍都是偏向端王集團的，畢竟大家都是同一個出身的，有共同的利益嘛。

這份《密約》是李鴻章親自去簽的，簽的過程極為保密，當時朝廷只有極少數的人知曉。簽好的文件裝進保險柜，直接放進慈禧的卧室里。

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仁者，對天下人之仁也，義者，對周圍人之義也，這不需要多少豪言壯語、多少驚天動地的行動，只需要一種選擇與堅持。

譚嗣同是湖南瀏陽人，作為湖北巡撫譚繼洵家中唯一的兒子，也是唯一的孩子，按常理說，這個官二代完全可以過上養尊處優的生活，駕著豪華馬車，在馬路上橫衝直撞，撞到一個人說我爸是那啥，然後囂張地揚長而去。

珍妃，我並不恨誰。是的，太后勝利了，但是她也無法擁有真正的勝利，她也是失敗者。這一場變局中沒有贏家。皇宮看起來無比廣闊，但是它已經落後外面的世界太多。終有一天，我們這些人，包括太后在內，會被民間那些善良的、智慧的、正義的人士超越，我們會被他們拋棄，到那時，他們也許連看都不會看我們一眼，每一眼都會讓他們覺得噁心——因為我們現在的惡行！

當官兵前來抓捕的時候，譚嗣同正在瀏陽會館里平靜地等待他們的到來。

端王集團的政變企圖失敗了。但是他們仍然是不甘心的。於是謠言再一次在京城流傳，按照當時美國駐北京大使康戈爾的夫人（薩拉?康戈爾）日記記載，這最新的謠言是：

慈禧馬上頒布命令：這些抓捕歸案的「亂黨」們罪大惡極，不用再審了，直接殺頭。光緒終於脫離了從嫌疑犯變成事實犯的危險。按照慈禧的命令，他從此繼續居住在瀛台，派太監看管，但他仍然是皇帝，皇帝的名號和所有的待遇不變，光緒仍然要出席早朝等其他朝政活動，仍然可以發表自己對朝政的看法（需要看慈禧的臉色行事），除了每天必須回瀛台居住，他仍然有很大的自由。

在慈禧看來，伊藤博文不過是一個探路者，如果變法派和皇帝認為日、英兩國真心來幫助清國搞變法，或者真的會與清國結成盟國，那真是太天真了。與俄國結成同盟《密約》的合同就擺在她的床邊，沒有人比慈禧更清楚，跟這些列強的「合邦」或者同盟，實際上只是會讓朝廷接受別的國家的控制，與俄國結盟就是最好的例子。日、英兩國只不過也想和俄國一樣，試圖來滲透勢力，撈點好處，甚至控制朝廷。

在繁忙的朝政之餘，他曾經為她做過很多的浪漫之事。他帶著她在紫禁城看雪，去頤和園聽雨，還許諾帶著她去圍場打獵。他不善表達，不會說很多的情話，大部分的時候，在珍妃旁邊，他也很沉默，他有很多想要說的，卻因為羞澀而最終沒說，因為口吃而說不明白。

日本人無比憤怒，遼東半島正是俄國迫使他們從《馬關條約》中吐出來的。而對於日本人來說，更加恐懼的是，他們也是黃種人。如何選擇一條適合自己的道路，成為日本迫切的問題。

最先行動的是兩個國家——德國和俄國。這兩個國家勾結在一起，暗自支持，達成默契。俄國在1897年支持德國佔領青島，建立他們在亞洲的第一個海軍基地；而德國支持俄國佔領了遼東半島的大連灣、旅順。

在原始社會，大家都是光著屁股跑，拿片樹葉遮遮身子就去打獵捕魚，尋找食物。人從一生下來就是要在九九藏書這個世界上生存的，所以每個人都不得不追逐自己的利益，可以說人就是以發財為第一要義，在我看來這也是人之所以成為人的天性——人性的一部分。所謂人性，在更多的時候，也就是指人的動物性。

珍妃偏不信命，她勇敢地跑到慈禧面前，跪地為光緒求情，珍妃以為慈禧會動容的，沒想到慈禧大怒：「你平時一貫妖媚皇上，皇帝犯錯，你也有份！」

榮祿來到了北京，他來北京帶有一個重大任務：勸說慈禧不要審問這些亂黨，立即殺頭。

監察御史楊深秀

危險解除。在走進總督府之前，袁世凱就知道，說出事實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向榮祿表忠心，現在目的達到了，榮祿大人不再追究，結局很完美。

對於權利來說，第一步是形成權利捍衛意識，也就是要明白權利的正常性，生而為人，有權這是正常的，必須要捍衛。不僅要捍衛自己的權利，也要捍衛別人的權利，所謂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也要捍衛你說話的權利，說的就是這個道理。不僅要捍衛私權和民權，也要捍衛政府的公權。

半個月前，幾乎在徐致靖密薦袁世凱的同時，光緒另外一個智囊張蔭桓也向他推薦了一個人，準確地說是一個日本人——伊藤博文。

物質準備是最重要的準備，在我看來，這是一切問題的核心，它無比的強大，它能推動現代公民意識的培育和建立，也能夠理順人民、社會和政府這三者之間的關係，界定這三者權利的邊界，甚至幾乎能讓一切問題迎刃而解。所謂物質準備，對於個人來說就是讓大家都發財，去實現財務自由，而對於社會來說就是建立現代經濟——真正的市場經濟。

於是，康有為一邊動用他的官場朋友上奏摺，要求朝廷開設懋勤殿，聘請國內國際顧問，一邊在媒體上大肆炒作。老康看來，這是值得炒作的，至少要借伊藤博文在明治維新中的影響力，壯大一下變法派的氣勢。

他就是我們熟悉的袁世凱同志。

問題是專制王朝不是同百姓治天下，而是同官僚集團治天下，由於朝廷恰恰是依靠官僚集團來維護專制制度，所以對官僚集團的制約和監督依靠的是內部力量（監察御史、言官、欽差大臣）以及忍無可忍的部分老百姓的攔轎喊冤。按照人性自私、首先要保證自己發財的原則，在沒什麼制約和制約不力的情況下，官僚集團肯定要讓資源先滿足自己的需要，用盡各種辦法去發偏財，霸佔資源。百姓們常常痛恨貪官，殊不知他們不貪也很難。這就像兄弟你在路上行走，路邊到處是金子，又沒有人管，兄弟你最後能控制得住自己么？

對於前來插一杠子的日、英兩國來說，由於朝廷后黨已經投入了俄國人的懷抱，必須扶持帝黨，扶持變法派。變法派雖然目前實力較弱，但在青年官吏與知識分子中擁有大量信徒，這很有扶持價值。

而伊藤博文的到來，也讓另一個人「密切關注」，他就是康有為。

雖然過去很多的書中都把這個晚上發生的事情稱作「政變」，但從種種跡象看，這實在不能稱作「政變」，權力本來一直在慈禧手裡，只不過以前是在風景優美的頤和園，通過光緒的「事先請示和事後彙報相結合的制度」來遙控，現在換了一種方式，以後需要親自來辦公室上班。

也許這個孩子永遠不會長大，也許在她的眼裡，自己不過是她從廣州來到北京之後，找到的另外一個玩伴，一個寡言少語的怪人。

徐致靖的名字也被勾掉了。

軍機四章京譚嗣同、林旭、劉光第、楊銳

而另一伙人開始哭訴，等終於哭完后，擦擦眼淚給太后講了個故事。

6月11日，我頒布《明定國是》詔書，宣布變法正式開始，在接下來的103天里，我無比的勤奮，忘我地工作，不停地批閱大臣奏摺，不停地思考現狀以及未來，平均每兩天就要頒布一道詔書。沒有人比我更期望變法早日成功，沒有人花費我這麼多的心血，但是它仍然——失敗了。

康有為喜歡利用媒體，這本來是一種相對於舊時代的「現代化」的行為，但是老康的利用媒體也就是為了實現自我目的的炒作，而沒有真正把媒體納入到普及變法常識，進行「現代公民意識」啟蒙的作用中。這一切其實還是來自於康有為對於「現代」並沒有深入的認知和了解，他的頭腦仍然是舊式的，只不過比那些更舊的新了那麼一點點而已。

太后一直不喜歡她，光緒知道，在慈禧太后的眼裡，只有她的侄女——靜芬皇后才應該得到他的寵愛。靜芬是正統的皇后，而珍妃不過是普通的妃子而已。

這樣的結果是：帶來了民間經濟的興起和活躍，全民走向共富，因為有經濟行為作為聯繫紐帶，整個社會上的人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服務，彼此需要，也相互制衡。在強大的民間經濟對政治的訴求之下，1881年，睦仁發布詔書，承諾推行憲法，實行憲政，並在八年後（1889年）成功頒布憲法和推行憲政，第二年召開第一屆國會，成功地實現了政治體制改革——此時距離明治維新（1868年）開始已經有21年了。

光緒宣布變法開始以後，這夥人也沒閑著，他們幹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造謠。他們既不是朝廷中的變法派，也不是一般的頑固派，而是屬於造謠派。

一定要想辦法保護光緒，這是榮祿進京之前和袁世凱商量好的。雖然沒有證據證明光緒事先知道圍園殺后的計劃，甚至這個計劃是不是原本就來自他的授意，但是，光緒已經逃脫不了重大嫌疑，甚至已經成為了頭號嫌疑犯，因為一旦謀殺太后成功，獲益最大的就是他。端王集團正等著審訊那些「亂黨」，給光緒一個罪名，成功廢帝。而榮祿擔心的是如果讓端王集團以審訊證實了光緒的嫌疑，光緒只能面臨被廢的命運。

譚嗣同把這一切歸結于——專制。雖然他的父親是省部級高官，他是官二代，但對專制的批評毫不客氣。

戊戌變法雖然失敗了，但它畢竟出現了強國會等民間政治團體以及普通人關心政治權利的上書言事等「新現象」，也就是說，它帶來了一個很重要的東西——部分民權意識的覺醒。

而在這些天里，拿伊藤博文來炒作變法的氣氛更加狂熱，馬上就有人上奏稱僅僅聘請伊藤博文為顧問是不夠的，應該讓他擔任「相」（國務院總理），然後再有人認為這還不夠，為了更好地發揮這些國際友人的作用，清、日兩國，或者乾脆清、日、英、美四國應該成為一個「合邦」，大家結成同盟，親如一家，那些外國人也就會真心出力，事情也就好辦了。

而朝廷統治者雖然出於維護統治的穩定和長治久安的需要，對利益集團也很痛恨，但又離不開他們，最後會越來越拿利益集團沒有辦法。每到這時候，有辦法的只有一群人——拿鋤頭的起義者。比如陳勝、吳廣、朱元璋、李自成。

前一天（9月20日傍晚），有一個人坐著火車，失魂落魄地回到了天津。

總之，這是一群地位特殊的人，他們在朝中的勢力根深蒂固，又有軍隊做保障。

她唯一懼怕的就是外國人。「只要不涉及洋人，就沒有我辦不成的事！」這是老人家的公開名言。

比如現在看來，我們之前強調的官僚集團對變法的「共識」，僅僅是出於對維護政權穩定的一種憂慮，這種「共識」脆弱到經不起風吹草動的打擊。

光緒對於開設懋勤殿和聘請伊藤博文都十分有興趣。開懋勤殿可以繼續推進官制改革，而聘請伊藤博文，對光緒來說似乎也是沒辦法：一場他親自發動的變法，本國人不支持，請不動本國人，就只有去請曾經的仇敵日本人吧。而更重要的是，如果能讓伊藤博文參与，等於取得了日本和英國的強力支持，對自己和對變法都十分有利！

「若君不能為民辦事，亦可共廢！」

對於慈禧她老人家來說，只要有一支還聽她話的軍隊在，國內的人包括皇上再怎麼玩，她都還有信心掌控，所以她基本可以在朝廷一手遮天，指東打東，指西打西。變法期間看似光緒當家了，實際上光緒如果採取什麼慈禧不能容忍的新政，任用不能容忍的大臣，她發句話即可，光緒就得馬上去辦——就連翁同龢這樣的軍機大臣，都是她下一道懿旨就給免職了，但慈禧也有她害怕的東西。

由於利益集團已經形成並且力量強大，這一過程必定無比艱難。即使是純粹的經濟問題，相信也無法用純粹的經濟手段去切入。那麼在這一過程中，對「現代公民意識」的培育是必須的，對現代公民的信任（它是力量之源）是必須的，依靠公民的力量，去逐步化解利益集團，讓資源合理分配，讓機會均等，更是必須的。

由此可見，變法光靠喊口號是推不動的，光靠皇帝頒布再多的聖旨，甚至對著祖宗的畫像發誓也是推不動的。有人說經濟體制改革不能無限制地搞下去，不能迴避政治體制改革，幻想「實業救國」是不成功的，但如果連「實業」本身都不成功，真正的市場經濟都還沒有建立，這自然是無法救國的。所謂「迴避政治體制改革」，恰恰就是因為經濟改革不成功，才有「迴避」的空間。

譚嗣同去日本和英國公使館，並不是為了他自己，而是向外國人說明，即使變法失敗，保全光緒對他們也是十分重要的，外國人講究利益，譚嗣同就說清楚他們的利益，請他們答應一旦皇上有危險時，設法營救皇上——我們將很快看到譚嗣同這種努力的結果。

有人說洋務運動最大的弊端是只學習了當時世界的先進技術，卻不知道西方先進的政治制度才是最大的技術，先進的科技都是建立在這個根本「技術模型」的基礎之上，但這樣的技術模型並不是天生的，抄也是抄不來的，即使抄來也沒用——光緒皇帝推進的「制度局」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沉默，這個時候絕對要保持沉默，一定要有風度地沉默。

很顯然，既然官僚集團已經成了資源的掌控者，既然他們能夠依靠這些掌控的資源很方便地發財，如果沒有殺招（殺招不等於殺人的招兒），憑什麼能讓他們停止這種發財？所以變法最終都會遭到來自官僚集團的抵制。從專制王朝的歷史來看，太多的變法最後只是讓朝廷陷入不變就死、一變就亂的怪圈。精簡機構，最後機構卻越簡越多；減少徵稅，最後稅沒減少，不用交稅的項目卻減少了。太多的新政，都會被官僚集團當作皮球踢回來，或者用太極高招化為無形，搞不好還能撕破臉面公開對抗，最後妥協的只能是朝廷。

在《馬關條約》簽署時，俄國強迫日本向清國「歸還」了遼東半島，這在實際上給了李鴻章幫助，而給李鴻章幫助，就是給慈禧幫助。后黨的朋友們從此開始對老毛子感恩戴德，抱著大樹，湧泉相報。一年以後（1896年）兩國之間竟然還簽訂了一份極其絕密的《密約》。

「我必須要去管一下了。」慈禧對自己說。

感到恐懼的慈禧馬上做出了反應，她下令將光緒身邊十多位太監全部抓起來殺掉，這些太監原本就是她安排的眼線，而眼皮底下謀殺的陰謀竟然沒被發現，她懷疑這些太監不忠。

三年以後（1901年），那個將變法大業重新開始，把戊戌變法想做卻做不到的事情去變成現實的人，正是袁世凱。

這個問題像胸口揣著一顆炸彈——還是高靈敏度的，折磨著老袁。

如果說之前的權斗，不論如何你死我活，都還是窩裡斗，慈禧對掌控局面還有很強的自信，那麼，她現在很是擔心一個她搞不定的外國勢力的介入將是對她權力安全的極大挑戰，她只能認為到那時自己對朝廷的控制也就到頭了——搞不定的外國勢力會搞掉她至高無上的皇權。

在接受光緒的召見之前，譚嗣同以江蘇候補知府的身份住在南京，閉門寫書——以19歲那年旅行的見聞為基礎，整理自己的所思所感，他給這本書起了個好聽的名字：《仁學》。九-九-藏-書

譚嗣同的母親原本還生下過三女一子，但都先後夭亡了。最痛苦的一次經歷在1876年春天，那年的北京爆發一場流行性疾病，當時譚家正在北京，五天內一連奪去了譚嗣同母親、二姐以及兄長三個人的性命，譚嗣同也在昏迷了三天後才醒過來，他的號「復生」，就是指的這次變故。

這是從北方的一個省份開始。這裏原本是禮儀之邦，原本是好客的地方。但清日戰爭卻改變了這裏的一切。它是被日軍直接攻擊的省份，也是受戰爭打擊最為嚴重的省份之一，北洋艦隊在這裏覆滅，《馬關條約》在這裏換約。而整個戰爭中，家鄉來自這個省份的士兵是最多的，陣亡人數也是最多的。這裏的人們遭受了戰敗屈辱和失去親人的雙重打擊。戰後的形勢卻不是一天天好起來，而是一天天壞下去，激憤的人群和滾滾而起的烽火終於出現在這裏，為了保護自己的切身利益，他們打出了「扶清滅洋」的旗幟。

袁世凱有向榮祿表忠心的本錢，因為他知道，榮祿一定不會真正為難自己的，榮祿一直很欣賞袁世凱的才幹，而且把袁世凱當作他的心腹。果然，榮祿讓袁世凱站起身來，他表示不再追究，而且就算以後慈禧再追究起來，他也會竭力開脫。

老伊為什麼要來清國？如果是因為不用上班了有時間旅遊，相信這個原因是無法令大家信服的，他可以留在日本去夜店泡歌伎（老伊好這一口），也可以去別的國家旅遊，為何一定要來曾經交戰過的國家——清國？

「求榮相做主！」說完法華寺之夜發生的一切后，袁世凱長跪不起，誠惶誠恐。

禮部侍郎徐致靖

光緒對珍妃最後的交代是：要好好地活著。然而，這個願望很快就要破滅了。

榮祿十分滿意，兩人談了一些「布防英日軍艦」的事情，會見結束了，袁世凱走出直隸總督府。一夜無話。

朝廷吃了啞巴虧，但已經是騎虎難下，只好吞下苦果，外交政策還不得不繼續向俄國傾斜，只能寄希望于將來能擺脫這位既蠻橫又狡猾的大哥。

這並不奇怪，只要制度是這樣的，換了誰都一樣。

行刑完畢。軍機大臣、監斬官剛毅的臉上露出了他的微笑。

個人有個人的權利，稱作私權。由個人結合而成的公民群體也有權利——民權。政府有政府的權利——公權。社會是人民和政府之間的一個緩衝地帶，也可以看做民權的一部分。

慈禧開始了對光緒暴風驟雨般的痛罵。

朝廷最高層（宮廷里）的權力鬥爭終於取得了平衡，皇帝沒有多大的損害，太后沒有多大的損害，大臣也沒有多大的損害，熱鬧之後，一切照舊，朝廷繼續運轉。然而政變沒有發生，變政卻是實實在在發生了，光緒既然犯了錯誤，那麼他推行的變法自然要停止，在宣布變法開始后的103天里頒布的大部分政令要廢除，朝廷的大政方針又將回到老路上。只有那曾經令多少人熱烈討論、歡欣鼓舞、雄心萬丈的變法，真正受到了損害。

頻繁失去親人對譚嗣同打擊沉重，但譚嗣同是一個很講義氣、十分善良的人。1884年，19歲的譚嗣同離家出走，採用徒步旅行的方式，遊歷了大半個清國，一路風塵僕僕、曉行夜宿，只是在偶爾的時候搭搭牛車，宛如一個刻意修行的苦行僧。這次旅行對他來說影響長遠。

他首先說起了關於天津閱兵的那個謠言，也就是榮祿會在九月天津閱兵時，按照慈禧的旨意殺掉光緒，袁世凱強調譚嗣同是因為這個謠言，才來找他的。

所以，必須趕在光緒和伊藤博文見面之前，從頤和園回去看一下情況。

但是，人和動物畢竟是有區別的，這個重大的區別就在於人和人會結成一個群體——社會。很多的個人結成了社會，從而出現了人的社會性。你發你的財，為了自己的利益，這都沒有問題，但必須遵守在漫長的時間里形成的社會契約和規則，不然你打了一隻野雞，抓了一隻兔子，其他人不勞而獲跑過來把它們搶了燒了自己吃，你只有站在旁邊流口水的份兒——人類很快就會因為內鬥而自我滅亡。

榮祿雖然也是八旗子弟，並且出生於滿族八大家族之首——正白旗瓜爾佳氏。但是到他這一代時，家道已經衰落了，榮祿並不是端王集團的人，他只是慈禧提拔起來的絕對心腹。由於榮祿不像端王集團的人那樣在朝中有著根深蒂固的勢力，他在朝中的權勢除了來自慈禧，也需要更多的權力基礎。這個基礎就是：袁世凱。為了倚重袁世凱這樣的官場新星，榮祿在慈禧面前替老袁成功地開脫了。

朝廷里的那伙人終於露出他們的面目了。這是一群特別的人，而剛毅只是其中的一員，並不是他們的核心，他們的核心是一個顯赫的人物：端郡王。

看來端王先生真是很會造謠，想害死皇帝的明明是他，卻嫁禍到外國人頭上。是的，僅僅就這個謠言來說，無辜的是洋人，他們恰恰是想保護光緒的（後述）。而端王集團造個最新謠言的目的就在於：利用老百姓的民族情緒，再一次尋找發動政變的機會！

清日戰爭之時，帝黨是極力主戰的，也就是說日本是他們眼裡的頭號敵人，恨得牙痒痒。但是，后黨一派也是他們在朝廷中進行權斗的對手，所謂「對手的朋友是自己的敵人，對手的敵人則是自己可能的朋友」，既然俄國已經成為了后黨一派的朋友，日本成為了后黨一派的敵人，那麼，對於帝黨一派來說，讓李鴻章在和談中蒙羞的日本以及英國，又從原來的敵人，變成了可能的朋友！

是啊，這話必須等皇帝親自開口說啊。

好吧，對於慈禧來說，該處理的都已經處理完了，接下來，該上班的上班，該開會睡覺的開會睡覺。有關史料記載，慈禧在9月21日當天甚至還回了一趟頤和園，朝政又趨於平穩，這場風波似乎已經平息。

然後譚嗣同等到了一個機會，這就是徐致靖向光緒保舉他成為變法之人，譚嗣同來到了北京。他的內心充滿著興奮，因為他知道這是一個機會，正因為朝廷專制，所以需要改變，需要變法，他必須去實踐這樣的變法，為變法做一切的事情，哪怕是冒險。

多年以後，在變法期間被光緒接見過的另外一位大知識分子嚴復，評價起康有為在戊戌變法中的作為：上負其君，下累其友，書生誤國，庸醫殺人！

總理衙門把這一天定在9月20日，光緒皇帝在接見前來請訓的袁世凱之後，接著接見伊藤博文。

當譚嗣同來到自己的世界之外時，他才發現一個不一樣的清國，但這才是真實的清國。真實的清國沒有它應該有的活力，而是暮氣沉沉，洋務運動已經進行了二十多年了，而大部分地方都沒有分享到這種成果。大部分的清國人是一群沉默、疲倦和迷茫的人。他們有生存的壓力，遭受地方官吏的各種盤剝欺壓，但無處伸張。

直隸總督府，袁世凱見到了榮祿。他並沒有說出那個秘密，雖然袁世凱懷疑榮祿叫自己請訓完后立即回津，應該不只是為了「布防英日軍艦」這麼簡單，很可能聽到了什麼風聲。但袁世凱仍然壓制住滿腹的心事，藏住內心的秘密，在直屬領導面前，硬生生地將心頭巨石若無其事地憋回去，這需要多麼強大的內心啊。

光緒又變回了那個驚恐的小孩，只敢跪在地上，偶爾心急爭辯幾句，但一切無濟於事。

譚嗣同抱著必死決心的第二個原因是因為光緒。「沒有死去的人，無以酬聖主」，對於光緒皇帝，譚嗣同有著無可言說的愧疚，當年那個大罵皇帝為「獨夫民賊」的人，已經把光緒當做「聖主」了。這絕不是因為光緒重用了他，而是因為一場本來可以做好的事，他卻犯下了嚴重的錯誤，這樣的錯誤，已經連累了皇上，使皇上被囚禁瀛台，甚至有生命危險，譚嗣同悔之晚矣！

情況就是這樣了。由於洋務運動的先天不足，它帶來了嚴重的後果，那就是這場經濟改革最終成為了一場實現官僚集團利益最大化的運動，政治精英變成了新的政治加經濟精英，也就是形成了官員和資本的結合——官僚資本主義；政府部門變成了賺錢部門——它們既創造利益，又把控利益，然後在利益分配的過程自己監督自己。而朝廷只有兩張面孔，一個是傲慢霸道，一個是虛偽做作，因為經濟改革的不成功，利益集團越來越頑固和強大，朝廷仍然沒有走出那個千百年來的怪圈：只能在延長政權壽命和被形勢所逼不得不做出些讓步中，左右搖擺。

但在我看來，這些都只是失敗的原因之一，找出根本的原因也許還需要我們真正明白三樣東西：個人、社會和政府。

在《仁學》中，譚嗣同將他對腐朽朝廷的憤怒全部指向了專制：

千百年以來，日本都是以中華帝國為學習對象，強大的中華文明和威武的中華帝國徹底征服了這個民族，他們嚮往中華文化，崇拜中華制度，完全以中華為師。雖然進入近代以後，由清政府統治的中華帝國衰敗了，但這並沒有改變這種「中華情結」，而是產生了變種。

經過多方面的論證，以上的講述應該是最接近歷史事實的。這個歷史事實就是：不是袁世凱的告發導致皇宮裡事情的發生，而是皇宮事情的發生導致了他的告發。袁世凱同志是在自己有掉頂戴甚至掉腦袋危險的時候走進了直隸總督府，相信這是每一個官場人物在遇到這種情況時共有的選擇。我們不能苛求袁世凱為了變法大業連自己的命都不要了，我們不能排除他在告發之前有自己利益的考慮，但無論出於什麼原因隱瞞，他都在事實上站在了光緒和變法陣營這一邊。

在朝廷的部級高官中，張蔭桓是少數幾個「見過外面的世界」的人之一，他曾擔任清國駐美國、秘魯和西班牙大使。紐約自由女神落成儀式時，他有幸成為唯一受邀到場的清國人（1886年），一個人拖著辮子很是拉風。1897年還曾經代表清國在倫敦出席維多利亞女王繼位60年的慶典，女王也看他的辮子很帥，給了他個大十字騎士勳章。張蔭桓的英語說得很流利，嚮往西方世界，和英國駐北京公使竇那爾關係密切，在朝廷中是著名的「親英派」。

慈禧忍下了，看來那個叫維多利亞的女人比自己更狠，得罪不起。慈禧只好又一筆劃掉張蔭桓的名字，改為流放新疆。但這種隱忍只是暫時的，慈禧對張蔭桓的心頭之恨並沒有消除，兩年以後，在一個終於不怕得罪列強的時刻（1900年），慈禧下令將張蔭桓在新疆秘密處死。

甚至問題的嚴重性不止如此。在心腹奕劻等人看來，這還將是一場「和平演變」，一旦按明治維新的模式走君主立憲，朝廷權力無疑會被轉移到新興的漢人手中，而那些人只是一些不負責任的政治煽動家，比如老康。到那時，連光緒皇帝也會被架空，列祖列宗的江山就要變色，朝廷就要走改旗易幟的邪路，這與改朝換代已經沒有兩樣了！

而端王集團的強大不僅在於他們在朝廷中有強大的政治勢力，軍隊中也到處是他們的人。端王本人掌控著朝廷的禁衛軍之一——武勝新隊。這是一支配備洋槍洋炮的八旗軍隊伍。對於這支軍隊大家一定很陌生，但是在一年以後（1899年），這支軍隊改成的另一個名字我們一定很熟悉——虎神營。

所以必須立即向榮祿報告自己在北京遇到的一切！不再做任何隱瞞！立即彙報，全部彙報！耽擱一分鐘也不行！

此時的老康正在制定「圍園殺后」的計劃，但是伊藤博文的到來又讓他看到另外一個機會。

我們需要注意一下的是，頒布這個上諭的時間是9月25日，此時，榮祿進京了。他帶著兩個很重要的目的。

按照這份《密約》，清國和俄國結成秘密的軍事同盟關係，共同防範和對付日本，以後日本無論進攻哪一國，另外一國都要出兵。

對於光緒來說，這對他也改變不大，甚至還可以說是更好，反正以前要請示彙報，現在換成當場指導，不用辛苦跑頤和園，更好。

李鴻章找到了榮祿，請他在慈禧面hｔtps://reａd•９9ｃsｗ•com前求情。榮祿告訴慈禧，徐致靖是個教育部的書獃子（事實如此），他搞變法純粹就是瞎起鬨，也沒有參与謀殺陰謀，請太后饒過他吧。

她經常女扮男裝，大大咧咧地走來走去，在皇宮裡橫衝直撞，喜歡照相，喜歡宮裡一切時髦的「西洋玩物」。她沒有規矩，私下裡敢對光緒直呼其名，在照相時甚至大逆不道地穿著龍袍，很顯然，按照傳統的眼光，這不是一個規規矩矩服侍皇帝的好妃子。

如果這時候有人遇見他，見到的一定是一個目光獃滯、神情恍惚、心事重重的人。事實上從回天津開始，那個問題還在困擾著他。雖然在北京沒有向朝廷檢舉告發，但馬上要見直屬領導，難道還不該說出秘密嗎？

機會很快來了。這就是伊藤博文來到北京，野心不死的端王集團又造了第二次謠，那就是告訴慈禧光緒將勾結日本人劫持慈禧，這又是逼迫慈禧廢去光緒。

這樣的大罪，即使是莫須有，榮祿也擔當不起，必須澄清，果然榮祿大驚失色，立即發誓：「榮某若有絲毫犯上心，天必誅我！」

其實，我是一個演員。站起身來的袁世凱拍了拍身上的灰。

而當這些事情是百姓的公共事務——政治時，更需要用程序的正當和正義來保證結果的正當和正義。康有為的很多想法，看上去是都是創新的「建設性意見」，而實質上也只是他翻翻書本、拍著腦袋想出來的，沒有經過大範圍的徵求意見和討論，沒有重視其他人，甚至沒有經過自我的科學論證，就急於出爐，這又和以往官僚集團的人治並沒什麼區別，反而陷入搞陰謀搞黨爭的嫌疑。

而一個簡單方便的切入點就是他們的根本利益——權利。

從13歲入宮，她如今已經22歲了。

「黃禍論」在西方國家中流傳的原因雖然很複雜，但跟清日戰爭也有很大的關係，它正是瓜分清國、把清國變成殖民地的理論基礎之一。

所謂市場經濟，就是經濟增長的動力來自民間，不是政府去主導經濟行為，甚至去製造經濟規律。

而在榮祿的分析勸說之下，慈禧也冷靜下來了，對於慈禧來說，端王集團只是她的政治盟友，而不是像榮祿這樣的絕對心腹，心腹和盟友是有絕對分別的。慈禧明白了，一旦廢帝，再立新君，端王的兒子成為皇帝，端王成為太上皇，如果他們父子聯合起來成為她新的政敵，更不好對付。

然而，袁世凱的告發雖然沒有導致皇宮裡事情的發生，卻直接導致了另外一件事情的發生，讓原本只是罵了罵皇帝、開個高層內部的小範圍政治會議，變成了一個更加嚴重的社會事件——流血。

他雖然是官二代，但他更關心草二代；他雖然行事魯莽，但敢作敢為；他雖然性格衝動，但恩怨分明；他或許不是一個天生的政治家，不是一個合格的變法家，但他是一個有烈士氣節的人，一個敢於承擔結果的人，一個有著自己原則的很真實的人。他可以不死，不死，並不算錯，沒人可以責怪他，可是死了，卻突然凸顯了意義。英雄與凡人的分野就在這裏，他不僅要為自己總結，也要為天下人總結，為「天下為公」總結。

榮祿的第一個目的是保護袁世凱。

康有為啊康有為，你真行。

只有我清楚，太后內心明白，她的任務就是趁她還活著的時候讓朝廷的統治延續下去，只要大清王朝不在她的手中毀掉。只要她不背上失去江山的罪名，她可以去做任何事，至於其他的，連她也是無力和無奈了。

楊崇伊把這個情況帶回了北京。

楊崇伊去往天津。而正是這次平常的天津之行，又讓原本趨於平靜的朝廷局勢，再一次掀起波瀾，風雲突變！

然而英國駐北京公使竇那爾代表英國政府警告朝廷：必須留下張蔭桓，如果慈禧太后堅持要殺，英國將可能會對清國動武！

這個消息對袁世凱來說簡直是晴天霹靂！一旦康廣仁供出圍園殺后的計劃，也供出譚嗣同曾經就這個計劃找過他老袁，那麼，他老袁就不僅是包庇之罪，還會惹上合謀的重大嫌疑，到那時只怕沒有人能救得了他袁世凱！

如果光緒奪權成功，那才是真正的政變嘛。

南海會館里只抓到了康廣仁。9月19日，在譚嗣同夜訪法華寺的第二天，康有為在安排好一切后，終於乘火車去了天津，然後在天津乘輪船去上海。在上海，康有為並沒有能夠上岸，聽到消息的英國人將他從船上截下，送往香港。為了防備朝廷大內密探的刺殺，康有為被英國方面安排在皇家香港警察署里居住，躲過一陣時日後，他將去日本，開始漫長的海外流亡生活。

這些消息嚴重地震動了頤和園裡的慈禧，她感到了一種從來沒有的恐懼！

這些人都是和軍部有直接關係的人，而有一個人，他雖然不是軍方人士，屬於政界人士，卻對「大東亞共榮」深深迷戀，他就是伊藤博文。

只有用成功的經濟改革去倒逼政治體制改革，才是有可能走向成功的改革，也才是建立了符合本民族文化以及本國國情的改革，這樣既避免在改革中停滯不前，又避免了去急急忙忙地照搬和照抄外來的一切——畢竟我們不能因為是自己病了，就把所有的葯都看成是良藥。

由於步兵統領衙門報告康有為沒有抓到，要求在天津緝拿康有為和防止他從天津出逃的電報發給了直隸總督榮祿，然後，慈禧派出了楊崇伊到天津向榮祿通報北京的情況。

這103天，是變法最為集中的時刻，它留下了很多的「新政」，它興辦了工商，它振興了教育，京師大學堂（今北京大學前身）就是這103天里開辦的，我國歷史上第一個獎勵技術創造發明、保護專利的國家法律（《振興工藝給獎章程》）也是在這103天里頒布的，其他還有政治、軍事和文化等方面的創舉，這些內容教科書已經總結得很完整，有興趣的可以去翻書，我這裏就不再重複了。

是啊，這個問題慈禧也不得不考慮。變法的初衷之一是抓緊皇權，而不是要丟掉皇位！

當步兵統領衙門前來抓捕時，譚嗣同有很多機會可以逃走，他甚至已經去了英國和日本公使館，卻又自己走了出來。他只希望梁啟超去出走日本，「沒有遠走的人，無以圖將來」，他希望梁啟超做行者，讓變法火種薪火相傳，而他自己，已經抱有必死的決心。

與「官富」相對應的，卻是——「民窮」。財富是老百姓們創造的，卻被官員們以「朝廷」的名義吸走了，一部分用來養官，一部分用來壓民。老百姓們的發財機會都被大大小小的官員們搶走，於是官富者越來越多，而民窮者並不見減少。

可見，對於封建專制型政府來說，雖然統治階級和官僚集團得到了暫時的好處，卻有長期的風險。這個風險是一定會到來的，區別只是你趕上的是專制王朝的盛世，還是末世。

眼前的美味滿席，他已全無胃口，一個人坐在桌子旁邊，無比的冷清，而他已經成了冷清的一部分。

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大清的行政權和經濟權仍然在一起糾纏不清，它們攪合在一起，又被皇權牢牢控制。在商業領域，政府的行政命令仍然大於一切，甚至完全可以去製造經濟規律，替代市場行為。清國最大的企業，沒有一家不是「官企」：要麼是純粹的「官辦」，要麼就是「官督商辦」，反正都帶一個「官」字。至於資產，自然也是歸朝廷所有。

袁世凱馬上意識到自己要告別騎牆派的生活了，從此必須堅決擁護以太後為核心的朝廷領導，緊密團結在慈禧的周圍。皇上啊，這不能怪我，皇宮裡的結果都出來了，我還能騎牆嗎？先自保吧。

「選秀。」珍妃說了這兩個字，跑去玩了。

這道奏摺的核心意思是：形勢嚴峻，皇太后，請您老人家即日起開始訓政吧。

由於不懂得程序正義的重要性，康有為始終沒有跳出自己的世界。他一直沉浸在自我悲壯的角色里，他把自己當作民意的代表，而且是唯一的代表，在康有為看來，似乎其他人所有的人都反對變法，只有他在為了天下蒼生而奔走呼號，受苦受難。在這樣的心理驅使下，加上那驚天的野心，很容易做出極端的舉動來。

珍妃，她曾是光緒皇帝唯一的快樂源泉。

戶部侍郎張蔭桓

排在必殺名單第一名的是張蔭桓，這並不是因為他的級別最高。慈禧親自把他列在斬首第一名，張蔭桓直接將伊藤博文引薦給光緒，這犯了慈禧的大忌，必須殺掉他。

一切的事情都在那一天改變了。在光緒離開紫禁城，走向瀛台的那一天。珍妃終於明白，這個人真的要離開自己了，他搬了家，不會再回來。

「黃禍論」的意思是：黃種人是世界的邪惡軸心，世界上的西方白種人必須聯合起來，戰勝黃種人。

9月19日，慈禧從頤和園動身，回到了皇宮。

9月28日，刑場上響起了譚嗣同洪亮的聲音。

9月21日凌晨，光緒被太監從龍床上叫起，來到大殿，去參加一場政治高層的小範圍會議。

這樣造成的結果與明治維新截然不同。雖然洋務運動的口號是要建立以市場為主體的近代經濟，但是很遺憾，它的根本目的只是為了解決當時外患內亂的政治危機，它的本質是一場防禦性的改革，而不是為了國家的破舊圖強，更不是為全體國民謀福利。由於老百姓一直沒有機會和權利參与政事，經濟改革的動力依靠的是官僚系統，最後造成的結果是，雖然通過一再調動，官員們搞洋務搞改革的熱情是調動起來了，但謀來的福利也全部被官僚集團霸佔。

王照和梁啟超成功地逃到了日本大使館，在日本人的幫助下化裝去了東京，他們將在那裡與康有為會合。而其他人員全部落網，加上之前的康廣仁，步兵統領衙門共抓獲八個人。

《密約》看上去很完美，在朝廷看來，終於找到了一個大哥來防範日本再一次發起戰爭。不過，這份《密約》才是俄國人真正的陰謀，在簽署這份《密約》的過程中，李鴻章上了俄國人的大當。在《密約》簽署一年以後，俄國就露出了真面目，在德國的暗中支持和配合下，趁機侵佔了清國遼東半島的重要港口旅順、大連灣。

從表面上看，「中華情結」和「脫亞入歐」是完全對立的，但厲害的是這些人雖然思想對立，卻都知道無論哪一方都只有一個根本目的——強大日本。表面上的觀點之爭，實際上是如何強大日本之爭。

這個故事是：皇太后您危矣！日英兩國已經聯手，在必要時候，會用武力支持伊藤博文掌控清國朝政，再扶持變法派上台，建立親日英的傀儡政權。傳言康有為已經蠱惑了伊藤博文，請伊藤博文命令天津大沽口外的日本軍艦派兵進京，包圍頤和園，劫持太後送上軍艦。伊藤博文同意了，只提出了一個條件：光靠你們說的這些日本還無法行動，必須在皇帝接見我的時候，親口向我提出這個要求。

接下來接見伊藤博文，慈禧親自坐到了御座後面。

他是來參會的，也是來聽訓的，說直白點就是來挨罵的，因為他已經犯了錯誤。

楊崇伊行程和目的都是保密的，但是，這一切仍然沒有躲過袁世凱的眼睛。從在朝鮮時期開始，他一直都是搞情報的高手，天津城以至總督衙門裡，都有我們老袁的情報人員。袁世凱終於在第一時間里知道了楊崇伊來天津的目的，也知道了這天凌晨皇宮裡發生的變故：太后臨朝訓政，更重要的是：康廣仁已經被捉，康有為被通緝！

因為難，充足而紮實的準備顯得相當重要，在我看來，比較重要的有兩種準備：認識準備和物質準備。

罵完了，出完了氣。王公大臣們向慈禧跪下，高呼：「恭請太后臨朝訓政！」而慈禧沒有說話。

而另外一種類型的政府是現代型的政府，也可以叫民主政府，它規定資源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而是大家的，如何分配資源，就要由大家來決定，取得大家的同意。而要想取得大家的同意，這肯定是一個兼顧了大部分人的利益、大家都能接受的規則，也是相對公平的規則，而且必定還要通過一定的機構和程序（民主制度）來實行監督和制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