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作家，程賢章深諳「文學來自生活」的道理。他知道，即使作為一個編輯家，要編一部好書，也必須了解熟悉他編的書所反映的內容和描寫的對象。他知道，要編一部中國的治水史，必須對中國歷史上治水的重大事件和重大工程有所了解。於是，他下定決心先去各大型水利工程考察一番。

經過一番考察，程賢章心裏已經有些底氣了，他從新疆直飛北京，他說，他是來找靠山，找支持的。他到北京的當天晚上，請我去他住宿的那家酒店。對我說：「老繆，我們要編一本大書。我已經找到作家出版社的何建明社長。他是在水利部門工作過的作家，他支持我並答應擔任該書的主編。我請你，是想通過你的影響獲得新聞輿論界的支持。」我同程賢章已經交往二十年，是「風雨同舟」的老朋友了。當晚我們就商定，請《人民日報》、《人民日報海外版》、《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新京報》、《文藝報》等有關報刊的負責同志開一個新聞發布會，請他們在輿論上給予支持。程賢章的另一位助手楊國立從梅州專程飛到北京，代表楊總主持新聞發布會。事遂人願，這些新聞界的朋友給予了及時的幫助，陸續在報刊披露了這個信息。消息很快就傳到楊總那裡，楊總很高興。他決定把《中國治水史詩》（當時還稱為《中國治水史概要》）編輯部設在梅州。他要在「小地方」做一件大事。

程賢章和他的助手們走川西，上天山，並不是為了遊山玩水，不是為了去獵奇。他們的心目中只裝有那部書，那部還沒有出世的大書。

現在，我想轉過來寫一寫「治水史詩」的策劃者和執行主編程賢章先生了。程賢章是大家熟悉的廣東老作家。為了說明他在編纂「治水史詩」過程中所表現出的那種「拚命三郎」精神，我還想簡單地介紹一下他的經歷。這位在印尼度過童年的廣東梅縣丙村的農民的兒子，新中國成立后回到故鄉，大學畢業后當過文化教員，報社記者，甚至當過縣級「高官」，後來當了專業作家。30歲開始寫小說，發表出版過《樟田河》、《彩色的大地》、《胭脂河》、《雲彩國》、《青春無悔》、《神仙·老虎·狗》、《圍龍》、《神仙洞》、《大遷徙》等十余部長篇小說，近些年還寫了不少報告文學，幾次到北京領過獎。無論是寫小說，還是辦文化事業，他都有一種腳踏實地的「拚命三郎」精神。這次編「治水史詩」，也充分表現出他的「拚命三郎」本色。

新紀治水奇迹現，

參与《中國治水史詩》寫作的作家固然是國家一流的實力派作家。他們的文筆是無可懷疑，無可挑剔的。但是一旦讓他們改變槍法，從寫小說變為寫「史」，會不會受到史料的羈絆，在寫作上有些拘束呢？事實證明，沒有擔心的必要。看了何建明、蔣子龍、陳世旭、王宗仁、徐坤等作家首先發來的文章，編者們精神為之一振。篇篇作品都文采飛揚，保持和發揮了作家們各自創作的特色。有些作家的文章就是一首詩、一篇優美的散文詩。我這裏舉幾個例子。李存葆、王光明的《龍灘賦》，言簡味濃，是賦體之新篇，令人一新耳目；趙麗宏的《為了上海母親河的清澈》，與其說是一篇「治水史」，不如說它是關於水的長篇散文，作者從上海關於水的傳說故事，從「溯源」、「尋古」寫到治水的「宣戰」、「截污」、「圓夢」……直到結尾「我親愛的母親河」，文字優美流暢，處處散發著藝術美的亮光；葉兆言的《水上的文章》，用散文筆法，表達了作者有關水的思考，夾敘夾議，娓娓道來。其中「江蘇的水文環境」，「關於橋和水」，「關於秦淮河」，「南京的魅力指數」，「關於大運河」，「范公堤煙雨」，「江南水鄉和太湖佳處」等都寫得很有韻味，令人回味無窮。

編纂《中國治水史詩》這樣的書，是一個大工程。編好這部書要依靠各方面的「合力」，而主編則是總工程師，是參謀長，也是「掌柜的」。

楊欽歡做實業如此，做文化事業也是如此。他同程賢章商定要做「治水史」這個巨大文化項目時，不計個人和企業的名利得失，立即注入巨資，讓老作家程賢章帶著一撥人大胆地干。就這樣，同心干，燈火斑斕梅江畔。在廣東偏東北的山區一隅，梅江岸邊的客都大酒店裡，開始了這項巨大的文化工程。

編輯家是文學誕生的產婆和保姆，不知這個比喻是否恰當。不過在文學史上歷來有編輯家這個行當。孔夫子就是第一位大編輯家。有學者研究指出，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偉大的詩選《詩經》是孔夫子編輯的。《詩經》是一個包括五百多年漫長時代的作品，並非一人一時所輯成，應該是由許多人在各個時代慢慢地收集的。但毫無疑問，孔子是整理過的。孔子說：「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孔子把詩經中的詩配成「樂」加以誦唱。所以墨子在《非儒》篇里說：「儒者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把孔子「弦歌鼓舞以聚徒，務趨翔之節以觀眾」這樣的事，作為孔子的罪名加以攻擊。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里說：「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樂之音。」總之，孔子對於《詩經》的整理和弘揚是作出過巨大貢獻的，世世代代的人不會忘記孔子的貢獻。南朝梁武帝之子蕭統（謚稱昭明太子）是公認的大編輯家，編輯界的鼻祖。蕭統少時遍讀儒家經典，廣集古今書籍三萬多卷，輯《文選》三十卷，以「事出於沉思，義歸九-九-藏-書乎翰藻」為準則，選出上自周代，下迄梁朝各種文體的代表作，成為我國現存最早的文章總集，這就是著名的《昭明文選》。以後各朝各代均有大文學家做編纂工作，包括《四部備要》、《圖書集成》等圖書總集。還有值得一提的是清代康熙年間吳楚材、吳調侯兩人編選的《古文觀止》，把中國歷代優秀的古代散文共二百二十二篇選為一集，成為舊社會讀書人的必讀範本。所以我說，作為文章選家、編輯家，對於中國文化的普及也是「功莫大焉」。

在《中國治水史詩》中，名家們的一篇篇作品都充滿詩情畫意。蔣子龍是位以寫小說見長的作家，而在《海河水系的滄桑》中，一改他的小說筆法，以豐贍的史料，描寫海河水系的滄桑。海河是天津的血脈，是天津的母親河，「自古以來，它就是一條條放蕩不羈的河流。其複雜的扇形水系扇面極大，而扇柄極短，如一柄巨大蒲扇，鋪蓋著北國大地。」可是這條扇形水系，它的澇、旱、鹼，給河北、天津人民帶來多少災難。新中國成立以後，人民政府「一定要根治海河」，從口號變成實際行動。從「北水南調」——引灤入津，到「南水北調」——把長江的水，北調到黃淮平原、華北平原，調到北京、天津，想盡各種招數，來實現根治海河的偉大理想。作品寫得很有氣勢，有歷史的厚重感，也有現實的時代感。徐坤的《北京的水》也寫得很有特色。我久居北京，知道北京沒有像樣的河流，怎麼寫北京治水？徐坤別開生面，寫出了北京治水生動的歷史。她不是憑空編造。北京本來有五大水系：永定河水系、潮白河水系、大清河水系、薊運河水系和北運河水系。北京的母親河原叫「無定河」，「可憐無定河邊骨」反映的就是這條河，古時有「小黃河」之稱，康熙賜名為「永定河」。作者在梳理史料的過程中，夾帶著對歷史小說故事情節的敘述，如對《西遊記》里「通天河」的描寫，使讀者感到興味盎然。陳世旭的兩篇作品都是寫長江水系之一贛江治水的。一篇叫《天地英雄氣贛鄱雲水間》，寫了贛江、撫河、信江、饒河、修水五大河匯入鄱陽湖注入長江的治水歷史。另一篇題為《郁孤台下清江水》，寫贛南山區治水歷程。這兩篇作品有歷史滄桑的回顧，也有對治水文明的抒懷。「漫漫的歷史長河，川流不息。勤勞智慧的江西人民創造了光輝璀璨的古代文明，描寫濃墨重彩的近代畫卷，更有能力譜寫可歌可泣的現代篇章。」詩情畫意、雲捲雲舒，寫得自然而流暢。還有彭見明的《遍地明珠》、梁平的《嘉陵江記》都充滿著詩情詩意，值得一讀。

到哪裡？他首先想到大禹出生地川西北和秦代著名水利工程都江堰。相傳大禹是川北人，至少他的祖先是出自川北。歷史上有「禹生川北」的說法。川北也就是今天四川綿陽的地界。恰好，都江堰也在川西北。於是他決定先去探訪川西北，去看一看那享譽幾千年的都江堰水利工程。2009年5月，也就是四川「5·12」汶川大地震一周年的日子，他帶著他的助手羅煒新和程勇芳奔赴四川成都。他選擇這個日子是有特殊含意的。因為在地震發生時他沒有能夠奔赴現場參加救災，而一周年之後去，是想去憑弔地震災害的遇難者，用來贖自己的道義和責任，給自己一絲慰藉。他想親自去汶川、什邡和映秀。他們行程的第一站，是世界聞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在都江堰水利工程，他看到了一個奇迹，汶川、映秀等地雖然被毀了，二王廟也損毀了，「而雄偉的2000多歲的老人——都江堰，除了『魚嘴』震裂一條縫外，依然英雄般地屹立在浪花飛卷的岷江中，依然滋潤灌溉著肥美的成都平原」。他看到此情此景，深刻地感到「都江堰是世界水利奇迹，全世界有良知的人都關注都江堰」。他想：「2000多年前建堰的水聖有什麼絕招？」「都江堰，奇迹、神秘，客觀存在有密碼嗎？」他從都江堰回來之後，同楊欽歡談起都江堰的密碼。他們倆不約而同地想到：一定要請作家再寫都江堰，把古人總結出的「深淘灘低作堰」的秘密，用詩一般的語言告知今天廣大的群眾。對歷史上那個水聖李冰父子給予更充分的歷史評價。

程賢章並不滿足於這些。他說：「開弓就沒有回頭箭。」他一邊請作家朋友（如陳世旭、楊克、繆俊傑等）幫忙替他們組稿，但是他的實地考察並沒有停止。在北京召開新聞發布會的第二天，他從北京東進，去濟南、濟寧考察黃河出海口和古運河。他們在濟寧古老的街道上漫步，在古運河邊徘徊，看見滿載貨物的木船在運河上航行，就彷彿看見了當年京杭大運河上舟楫繁忙的情景。他們又到東營去看黃河入海口，美麗的山東平原引出他們無限的遐想。他看到，黃河口淤積造成的一片濕地，是一片富有生命的世界。他們在濟南找到了實力派作家張煒。張煒對他們的想法給了極其熱情地支持。

程賢章想到了新疆的「坎兒井」。「坎兒井」是新疆天山南北的著名歷史水利工程。但程賢章居住的梅州離新疆的「坎兒井」幾千公里。這時正是7月，7月盛暑正是新疆「火州」發威的季節，也稱為「七月流火」的季節。程賢章毫不猶豫地買好機票飛赴新疆烏魯木齊。那時，烏市剛經歷過「7·5」事件，社會還有點「亂」，楊欽歡勸他們晚一點去，程賢章沒有退縮。他對楊總說：「最危險的時候也是最安全的時候，最危險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程賢章的「固執」，正表現出他的智慧和剛強。他帶著助手煒新和勇芳以「拚命三郎」的勇氣和魄力，硬是飛赴新疆。到新疆后，程賢章寫下的幾篇日記，真實地記錄了他們在九*九*藏*書「火焰山」一帶的遭遇。程賢章寫道：「讀《西遊記》就知道唐僧取經時經過火焰山，全憑孫悟空的法力向鐵扇公主借來芭蕉扇。今年大暑第二天，我們就去闖火焰山，火焰撩起的是我的活力與熱情，去吐魯番，我們去考察水利工程坎兒井。」他又寫道：「在新疆最難得一見的是水。高速公路沿河而修，坐車靠窗的位置上想一睹婀娜多姿的河水，那你百分之百會失望，惆悵半天。因為乾涸的河全是沙石，滴水不見。」但是，他在天山腳下的吐魯番卻看到了坎兒井的奇觀。「坎兒井長流的雪水使荒漠的大沙漠出現了綠洲，出現了盛產瓜果的沙漠江南。」這時，他下定決心，要請作家好好地寫一寫「坎兒井」奇觀，歌頌包括林則徐、左宗棠這樣一些對修建「坎兒井」作出不可磨滅貢獻的官吏。

回到梅州以後，程賢章坐在新設立的編輯部客房裡，對他的助手羅煒新和程勇芳說：「這還不夠，北方還沒有去呢？」程老果決，說到做到。過了幾天，他們就從深圳北飛4000多公里，飛抵長春，目標是去考察鴨綠江和東北其他幾條河流。

作為一部「史詩」，「史」的成分不可或缺，沒有「史」就不成其為「史詩」。劉勰說過：「詩言志，歌永言。聖謨所析，義已明矣。是以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舒文載實，其在茲乎？」（《文心雕龍》）這部「治水史」既然稱為「史詩」，就不能只有「史」而沒有「詩」。沒有詩情，史料再翔實也只能是一部史料意義上的文本。《中國治水史詩》夠得上「詩」這個格，我認為主要是其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氣勢磅礴，詩情洋溢，不僅以史料服人，也以「詩情」感人。

還有幾篇稿件，都是著名作家寫的，或因篇幅太長主題不突出；或因引文太多闡述發揮不夠；或因內容上缺少某些環節和必要的交代，作為「史詩」的文稿，總感到有些欠缺。程賢章和幾個審稿的同志，均對稿件提出修改意見，或由編輯刪改，或退回作者進行修改，最後使稿件更加完善。

程賢章表面看是書生，但也是很有決斷的「將才」。他管起事來敢於發揚民主，也敢於集中，表現出他的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結合。有兩篇文稿發生一些看法上的分歧。一篇是寫一批在押犯人在某地抗洪鬥爭中的表現的，作品寫他們如何英勇，等等。文章寫得有聲有色，也有氣勢。作為文學作品是達到了發表水平的，但是考慮它可能在國際上產生一些負面影響，經過研究還是決定以不上為好。還有一篇是寫某省治水的。興修水利內容寫得不多，但消極面寫得不少，很容易引起歧義，決定這篇稿子也不上。但程賢章和楊欽歡兩位寬以待人、厚待作家。為了尊重作家的勞動，決定稿子不上，稿費照發。對作家進行解釋，消除不必要的誤會。

水利，是國家的命脈，民族的命脈，人民生存的命脈。興水利，除水害，是事關人類生存、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大事，也是歷朝歷代統治者、主政者治國安邦的大事。水利興則舉國歡，水利虐則國家悲。廣東梅州梅雁水電股份有限公司總裁、總經理楊欽歡從上學懂事時候起就在琢磨這個道理。他在改革開放時代興辦實業，幾經摸索，最後還是歸宿在「搞水利」、興辦水利產業這條道路上。他對水利情有獨鍾。有一次，他在同老作家程賢章談話中說到：「我一直認為，從某種意義說，中國的歷史就是一部治水史，從三皇五帝到現在，哪個明君不以治水而獲萬民擁戴？夏禹的傳說，都江堰和靈渠，都記載著明君名臣名人的千秋功業。我想，今天我們講發展，我們在用水、治水的同時，還要給子孫留下綠水，然而我們呼喚的聲音還不夠強大，常常被市場的討價還價聲給淹沒了。我想求助於我們的歷史，弘揚華夏千百年來的治水文化，會不會喚起某些人對歷史與未來的良知呢？」（見《序言》）

漁家傲

過了半年，即2010年12月31日，中央發布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快水利改革發展的決定》。這個《決定》真是說到全國人民心坎上了，說到策劃《中國治水史詩》的程賢章、楊欽歡的心坎上了。這個《決定》一開頭就說：「水是生命之源、生產之要、生態之基。興水利、除水害，事關人類生存，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歷來是治國安邦的大事。促進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必須下決心加快水利發展，切實增強水利支撐保障能力，實現水利資源可持續利用。」說得何等好啊。中央集中了全國人民的智慧，又用這種集體的智慧去統一全國人民的思想。楊、程兩位在思想認識上的「前瞻性」是顯而易見的。

特別應該提到的是，在這部表現中國人民治水的宏大史詩中，也寫到香港、澳門和台灣治水。楊克的《粵港情深》寫東江碧水引入香港的故事；南翔的《香港澳門供水治水填海造地側記》寫澳門治水；藍博洲的《曹公治水——一個河南人在台灣成神的傳說》寫一個叫曹瑾的河南人、這個被《清史稿》列入「循吏傳」的縣官在台灣領導人民治水成為水神的傳說。這些作品從不同側面描寫了這些特殊地區治水、供水的歷程，從而使這部治水史詩更加全面，沒有讓這個地域在治水史中「缺席」而成為遺憾。

真可謂「英雄所見略同」。他們這次談話，可以說是一次略帶「前瞻性」的對話，也就是這部書最初的策劃。

水經注，

「欲成此事要躬行」，這是一位具有責任心和擔當精神的作家和編輯家的職業美德。當然，九-九-藏-書作為本書的執行主編，程賢章所付出的心力要多得多。這在其他作者的回憶中當會有更豐富的細節加以補充。

程楊立志編新篇。

我在閱看這本大書的初稿時，讀到廣西著名作家馮藝一篇文章：《雁鳴柳江》。這篇文章寫於2009年夏天。文章記錄了楊欽歡關於水利建設的一段談話。文章寫道：「進入新世紀以來，西部大開發和西電東送戰略的實施給廣西的水電開髮帶來了千載難逢的大好機遇：被稱為紅水河龍頭電站、裝機容量僅次於三峽的世界級巨壩龍灘水電站動工興建，成為西部大開發西電東送的標誌性工程，它與世界魁首三峽電站遙相呼應，展現了我國水電工業的燦爛前景，把廣西的水電開發推向了鼎盛時期……因為敏銳，因為膽識，使楊欽歡一開始就瞄準了柳州市推介的柳江紅花水電站……楊欽歡清楚地認識到水電是一種清潔廉價和可再生能源，世界各國十分重視水電開發……這遠景是西部的誘惑，把東部的楊欽歡緊緊地吸引。楊欽歡心頭正在描繪著他的藍圖。」馮藝在文章中還寫道：「採訪中，我得知他（楊欽歡）是一個很低調，幾乎不出席大型活動，甚至連自己贊助的項目落成都不拿剪刀、不喜歡被媒體報道的人。他說，他喜歡本分地做好工作，說干就干，不要畏懼失敗。腳下是一條沒有終點的攀登之路，充滿艱辛和挑戰，要把梅雁建成『百年企業』，必須全力以赴。……堅決、果斷、雷厲風行，這是柳州市政府評價梅雁集團時用得最多的詞。是的，正是他們的堅決、果斷造就了項目提前就投入運行的輝煌成績。」

還有一些領域，過去寫治水的作品很少涉及過。如今作家們加以關注，寫得引人入勝。王宗仁的《長江源頭記》，提供了人們聞所未聞的活生生的資料。作者寫長江源頭數十條支流的始點沱沱河，寫長江北源楚瑪河，寫到這些長江源頭最初開拓者的艱辛，寫得很動人。作為一部治水「史詩」，這是難得的篇章。夏漢寧的《水經注：一部舉世無雙的地理巨著》，也是值得一讀的很有價值的作品。

《中國治水史詩》從策劃到成書，編輯者思路都非常明確：既不把它寫成治水歷史，也不把它搞成一部純文學創作，而是要編成一部文史結合的史詩式的紀實文學作品。如果把這部書看成是一部純粹的「治水史」，水利史方面的專家也許可以挑出不少缺陷。例如，中國歷史上還有什麼什麼水利工程沒有寫進去，還有對什麼什麼水利工程的評價不充分等等。如果把它看成是一部純文學作品，評論家們又可能從文學角度挑出毛病。如提出什麼什麼人物寫得不夠典型，人物性格不夠突出，抒情性不夠強烈，等等，但是，從文史結合這個角度來看，《中國治水史詩》就有它獨特的意義了。我覺得，它最突出的特點是史料豐富，內涵深厚。全書打破慣例，不是按作家身份、地位、影響力排列，而是以書寫的內容為主線，把它分為「黃淮卷」、「長江卷」、「珠江卷」、「海河卷」、「松遼卷」、「西部卷」、「東南卷」等。雖是一種篇章編排上的選擇，但也顯示了內容上的豐厚。從這些水系的源流以及治水的歷程，引發出中華民族文化發展的源流和歷代治水工程驚心動魄的場面。全書的開篇是熊育群的《大禹治水回望》。「大禹治水」是中國百姓婦孺皆知的故事，這篇「回望」，不限於講述世人皆知的傳說，而是從學術的角度，以生動的文字探索了究竟有沒有「禹」這個人物，他出生於何時何地，在治水方面有哪些作為？人們從作者所展示的史料和講述的故事中，獲得了許多過去鮮為人知的知識。李林櫻的《天下奇功都江堰》寫的是先秦時代李冰父子率領古蜀先民們修築都江堰的故事。儘管這個工程已是「家喻戶曉」，但是作家以報告文學的筆法，從歷史與現實的結合上，重新組接了歷史材料，成為「故事新編」，而引起人們的關注。黃偉林的《北有長城，南有靈渠》，寫了同樣具有偉大意義卻被歷史遺忘了的水利工程。作家鉤沉史料，把春秋戰國時期在廣西修建靈渠的歷史背景、技術條件、以及靈渠在歷史上的作用進行了新的描繪和評估，給人們以耳目一新之感。冷夢的《大唐魂歸》，寫西安市重修環繞古都長安的滻、灞河的故事，把它和秦國時期（公元前246年）一個叫鄭國的工程師修陝西鄭國渠連接起來，形成了一個歷史的觀照。韓作榮的《隋煬帝與大運河》是一篇大散文。作者從京杭古運河第一鍬土從杭州開挖的歷史講起，從春秋戰國時期吳王夫差開鑿邗溝寫到隋煬帝調集百萬民工開鑿通濟渠。作品富有歷史感。這裏對隋煬帝其人的歷史功過不作臧否，而是充分肯定了開鑿大運河給中國古代經濟發展帶來的影響，也是別開生面的歷史評估。繆俊傑的《治水奇觀福壽溝》寫的是宋代治贛官員治理贛江的故事，作為水利專家的劉彝擔任虔州（贛州）知軍以後，發明了一種防洪措施，修建了一條地下排水系統叫福壽溝，有效地遏制了肆虐的洪水。這個排水系統使用了1000年，直到去年（2010年）贛江洪水期間，贛南人民還用福壽溝遏制洪水，發揮了重要作用。去年，北美一家英文報紙《加拿大太陽報》刊登一個叫莫克姆（MALCOLM）的西方人寫的一篇題為《古代的排水系統把城市從嚴重的洪水中拯救出來》的文章，談贛州福壽溝在防洪中的作用。可見弘揚中國古代文明，對於提高今日中國的威望是有重要作用的。

主編何建明的功勞當另文再說。令我感動的是，在整個組稿、編稿、審稿過程中，何建明曾親自率作家出版社責編賀平同志到梅州審稿、定盤子。賀平為出版治水史詩日夜操勞，常常工作到深夜。廣東各界也給以多方面的支持。主編在他https://read.99csw.com的《後記》中都有充分的表述。

程賢章從川西北參觀考察都江堰回到廣東，又去考察了建於秦代的廣西「靈渠」。「北有長城，南有靈渠」成為千年佳話，靈渠千年猶存。他了解到，修建「靈渠」的靈感，大都來自秦始皇曾祖父當朝時李冰父子修築的都江堰。這樣一個看法形成了，那就是更加廣泛地去考察古代的水利工程。

究竟是「黃鐘大呂」，還是「瓦釜雷鳴」？我看還是從實際出發，分析一下這部書的文本。我在讀了這部書的原稿和出版后的這部稱為「史詩」的書之後，得出如下幾點印象。

同心干，

開台鑼鼓敲響之後，名家紛紛響應，稿件源源而來。程賢章棋高一著，請北京和江西、廣東等地的資深編輯、作家為他看稿，審稿。他略帶調侃地說：「一些大作家、名作家的稿子，我不敢動不敢改，但是像老繆這樣的資深編輯，當了幾十年編輯，又長期搞評論，改過很多作家的稿子，評過許多作家的作品，他改作家的稿子，也在情理之中，只要改得恰當，別人不會說什麼。」在審稿過程中有了難題，程賢章又把旅居廣州的作家陳世旭請過來，一起商量集體會診，共同決定稿件的去留和修改。

說者有心，聽者有意。程賢章聽了楊欽歡的一席話，拍案而起，激動地說：「你說得太好了。這樣吧，你先注資一筆經費，我來接招。」楊欽歡聽到程賢章要「接招」，心情激動。但他知道，程賢章是靠近八十歲的人了，為何要「接招」？想問個明白。便問道：「你為何接招？」程賢章很乾脆地回答說：「這題目太好了，千年一遇。中國太需要一部治水史了。」

為什麼說程賢章和楊欽歡這次談話具有「前瞻性」呢？事物的發展證明了這一點。程、楊作出這個決策是在2009年初，大概是那年春節前後吧。他們說干就干，工作緊鑼密鼓地在進行。一年多功夫，於2010年5月，這部二百多萬字的治水史書就出版了。

包羅宏富河川贊。

興利除害有前鑒，

名儒百位才斐然，

楊欽歡從對歷史的反思和對現實的觀照中，把問題提到了文化的高度。文化是一種精神，一種情懷，一個民族的靈魂。他想要求助歷史，他想要通過弘揚歷史文化來喚起人們對歷史和未來的良知。從這裏可以看出，楊欽歡對於問題的思考，提高到一個更高的層次。他不僅自己自省、踐行，還要通過某種努力，某種行為規範，來喚起社會需求的良知。

皇皇二百五十萬字的巨著《中國治水史詩》出版面世了。社會怎麼評價？文藝界怎麼評價？將來歷史會怎麼評價？這都只能由實踐去檢驗。上面提到的周克玉同志的詩句：「戎禹蜀郡驚夢喜，大呂黃鐘遺世傾」也是一種評價，這是一個很高的評價。

華夏水神禹為范，

東北作家寫松遼平原治水歷史的篇章，也寫得很有氣勢。阿成的《氣壯山河的黑龍江》，張笑天、韓耀旗寫吉林治水的《吉林——上善若水》，程樹榛寫嫩江治水的《紅色之岸看碧濤》，劉兆林寫遼寧治水的《遼河入海水輕清》，都各有自己的特色。其他各地作家詩人的作品，也很有氣勢。寫珠江水系治水的作品，如沈仁康的《山高水長話珠江》，楊克的《河源水傳奇》，李鐘聲的《梅江在我心上流》，等等。寫我國西部治水的，如董生龍的《三江源》，李霽宇、楊紅昆的《滇池圖》，崔治鑫的《雪域腹地的藍色哈達》等都從追懷歷史，寫到現代人治水的艱難歷程和卓越貢獻。

我為什麼用「前瞻性」來說他們這次談話呢？中國的語言豐富得很，同是一個意思放到不同人的身上，可以用不同的語言去表達。如果這兩位談話的人，有一個大人物，就可能使用「高瞻遠矚」這個詞了，一定會說某某偉人「高瞻遠矚」。而在偉大的歷史面前，程賢章和楊欽歡還不是「大人物」。他們的思想雖然很「超前」，站得高，看得遠，我們仍然不用「高瞻遠矚」這個詞稱讚他們，而是用「前瞻性」。否則就有「僭越」之嫌，或者被人指為「用詞不當」。

作為一部「史詩」，不只是寫歷史，使作品有深厚的歷史感，更應該貼近現實使其有強烈的時代感。如果僅僅滿足於鉤沉歷史，摘錄史料而對活生生的現實不予關注，也容易淪為「掉書袋」式的史料集錄。《中國治水史詩》的編者們在觀照歷史的同時，也把目光轉到現實。注意歷史與現實的結合，正是這部「史詩」的重要特色。一些寫當代治水的篇章，寫得很有氣勢，很有深度，令人贊為佳作。譚談、紀紅建的《湘中大血脈》，寫的是湖南治水史上一座豐碑式的治水工程。韶水灌區工程關係到灌溉韶山、寧鄉、湘潭、湘鄉、雙峰、嶽麓和雨湖七個縣市區約2500平方公里的百萬畝農田。作品描寫了這一工程從決策者、指揮員到工地上的普通員工的思想境界、奉獻精神和忘我勞動。作者說：「那個傳奇，那種精神，早已把滔滔洪波化成涓涓清流，流淌在湘中大地，也流淌在中華民族的精神史詩中。」葉延濱的兩篇作品：《流向北京的生命之河》是寫「南水北調」工程的；《紅旗渠，一座中國精神的豐碑》是寫河南林州的紅旗渠的修造。前者著重寫宏大的構想和創造的智慧；後者則著重寫艱難條件下的苦幹實幹。兩者所表達的思想情懷是一致的。那就是寫出新中國人民群眾創造的人間奇迹，寫出人民群眾的奮鬥歷程，寫出可以代代相傳的中國精神。焦祖堯的《大河走高原》本是一篇引起廣泛關注的報告文學，是寫山西引黃入晉工程的。經過作者的補充、修改和刪節，成為了一篇貼近現實的治水文九-九-藏-書章，雖長一些但值得一讀。潘仁山的兩篇作品《長纓在手縛蒼龍》和《生命之水，生態之水》，前者寫嚴重缺水的河北省人民治水的可歌可泣的故事；後者寫鳳凰涅槃之後的唐山人民科學找水、治水的經歷。兩文都有特色。

秦代靈渠都江堰。

首都，人民大會堂燈火輝煌。2010年7月3日，《中國治水史詩》首髮式暨座談會在這裏隆重舉行。到會的中央有關領導，文藝界、新聞界以及有關各界著名人士的席位上，擺放著一部二百五十萬字的大書（上下卷）。著名政治活動家、該書總顧問葉選平先生書寫的「中國治水史詩」6個遒勁秀美的大字，在封面上閃耀。與會者興奮地稱讚這部具有重要史料價值和文學欣賞價值的史詩式的著作，是我國自《水經注》以來難得的有關水利的華章。出席這次座談會的共和國上將、著名詩人周克玉先生作詩詠贊：「百位詩仙著水經，程門楊將領旗旌。戎禹蜀郡驚夢喜，大呂黃鐘遺世傾。疏鑿貫通利萬眾，道遵勢順循者榮。古來經驗堪珍貴，要知功效在踐行。」他所說的「百位詩仙」是指參与本書寫作的近百位著名實力派作家；而高舉旌旗的「程門楊將」，指的則是本書的總策劃楊欽歡先生和本書主持人、主編之一程賢章先生。當我們在回顧這部巨著問世時，不能忘記為這部書的寫作、出版給予支持的功臣們，特別是它的總策劃楊欽歡先生和程賢章先生。我為這部書的出版做過一點工作，本書楊先生的「序言」和程先生的「後記」都多次提到。我在這裏提供一些情況作為這部書出世的見證，談些看法也算我對本書的評說。

贊《中國治水史詩》

燈火斑斕梅江畔。

何建明的《百年夢想——中國幾代偉人與三峽工程》就是一部氣勢磅礴充滿著詩情豪氣的作品。長江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富饒的長江，千百年來以其雄渾的身影和咆哮的濤聲帶走了多少寶貴的資源。作品正是從「資源」這個角度入手，描寫了幾代偉人的「三峽夢」。「三峽夢」，幾乎是同20世紀中國的歷史命運同悲同喜。從孫中山開始，幾代偉人圓「三峽夢」的過程就是一部波瀾起伏、驚天動地的歷史，是一曲魂牽魄動、欲罷不能的壯歌。作品描繪了中國人要在三峽建大壩，利用水資源發電的歷史過程。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依稀可見的規劃；國民政府邀請美國專家的勘測；毛澤東「高峽出平湖」的詩意構想，直到中國改革開放以後，中央政府領導人民驚天動地的行動。長江水資源的開發與利用從夢想一步步走向現實。作者以充滿詩情的筆觸，描寫了三峽大壩從設計、移民到動工興建的宏偉場面，描寫了三峽建設者們那種驚天地、泣鬼神的奮鬥精神。作品以大筆寫意和細節勾勒的筆法著重描寫了三峽建設功臣們的精神風貌。一個個生動真實的人物感人至深，他們以奉獻精神催人淚下。這是治理長江的「史」，也是歌頌母親河的「詩」，一部氣勢磅礴充滿豪氣的詩。

《中國治水史詩》內容宏富，文采斐然。拜讀之餘，感慨良多，附驥詩輩，填詞一首，以記其盛，以頌其美。

但是，從思想到行動，從反思到實踐，畢竟還有一段不小的距離。「思想的巨人，行動的矮子」是做不成大事業的。有些人雖有高人一籌的思想，不一定有高人一籌的行動。楊欽歡想使自己的思想得到超越，開始從思想走向行動。他求賢若渴，虛心拜師求教。他想到了對他來說亦師亦友的程賢章先生。從年齡和經歷來說，程賢章是他的叔輩、師輩，但眼下程賢章又是他企業內的一名「職工」。這位編外職工程賢章是資力頗深的老作家、原廣東省文學院院長，退休后告老還鄉，回到了他生於斯養於斯的故鄉梅州，並把黨的組織關係落戶到梅雁公司，以普通黨員身份過組織生活，交納黨費，每年被公司評為「優秀黨員」。在一個組織里，黨員對黨員、同志之間就好交心了。在一次閑聊中，楊欽歡同程賢章談到當下國家的水電開發|情況，談到對水利事業的看法。也談到想編一部書，借鑒歷史，啟發國人，特別是水利幹部的「良知」。雖屬閑談，但思路很明確。

對幾個「廣佬」來說，從當時還是攝氏32度的深圳，飛到已經攝氏零下3度的長春，無異於從火爐邊跳到冰窖里。他們「一下飛機，果然寒風刺骨，雨夾雪更討厭，濕冷濕冷，煞是難受」。他們以巨大的毅力挺了過來。在長春見了著名作家張笑天之後，又去黑龍江見作家阿成，再飛瀋陽見劉兆林，去大連見鄧剛。他們每到一地，不敢言「考察」，只說叩拜北方的大江大河。他們到了鴨綠江，掬一捧鴨綠江水，吮一口，洗個臉，心潮湧動；在松花江上，他們彷彿聽到鄭緒嵐唱的一曲《太陽島上》，在太平盛世也深埋著松花江的悲慘歷史；在大連海邊，重回他舊日遊歷過的黑石礁，對這裏舊貌換新顏感慨良多。他把自己對這些古老江河的感受，熔鑄到對治水的理想中了。後來在審稿過程中，他對每篇文章的意見，都貫穿著他對這些江河湖海考察的心靈體驗。

現在回到程賢章編選的《中國治水史詩》這件事上。這部書同古代選本所不同的是，他們不是從過去現成的文章中編選，而是要自己組稿和編輯，在某種意義上說，是一個創作過程，也是一個選編出版的過程。為了順利編輯出版這部巨著，程賢章請出了著名報告文學作家何建明一同擔綱。程賢章在本書《後記》里說到：「找他，有兩點希望：一是把何建明請出來做我的靠山，請他擔綱《中國治水史詩》的主編；二是《中國治水史詩》成書後最好在作家出版社出版。」這雖有一點功利目的，也在情理之中。何建明擔當此任是當之無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