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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生死突擊隊

第六篇 生死突擊隊

「請讓路!讓路!」兩名流調隊員扛著擔架,絲毫沒有猶豫地直奔患者,並迅速將其抬上擔架,送進救護車內。
第四天,孫某的父親——那位長年癱瘓在床頭的老病號也在發燒。那時北京正處危急時刻,根本無法聯繫上一輛救護車。流調隊面對居民區內如此嚴重的傳染毒源,將自己的生與死放在一邊,他們不分日夜堅守在孫家的現場。「院長,救護車總算來啦,可誰都不敢去接孫某的父親下樓呀!」前方的流調隊員給正在另一個地方忙乎的醫院副院長、兼任流調隊隊長的李碩打電話。
已是雙腿發抖、氣喘噓噓的吳大夫她們只好往樓下退一步,就在踩過的地方噴一下消毒水。「上去的時候像攀喜馬拉雅山,下樓時像入海底。當我們退到一層地面時,兩條腿實在站不住了,哐當一下癱倒在牆根,恨不得躺下算了。可不行啊,我們還得走。樓里的居民見我們倒下不起,以為我們也得了SARS,那又怕又怒的嘴臉,真夠受的!當時我想寧可死在馬路上也不想多賴那兒一分鐘……」吳大夫又是搖頭又是嘆氣地對我說。「可是我們剛回醫院,脫下防護服還沒來得及洗完澡,那個樓里的居民卻打電話來火急火燎地讓我們趕緊過去,說他們聽說十六層有小保姆得非典了,大夥不放心,讓我們把樓上樓下還有院子都消毒一遍。去吧,人家現在又需要我們了。於是我們又重新穿好防護服,背起消毒藥水,再到那個大院,一直又忙裡忙外幹了三個來小時……」
文匯報編后
孫某的病情傳到他家所在的福綏境醫院流調隊,立即使這個小小的流調隊陷入了異常激烈的戰鬥之中。從居委會獲悉的情況得知,孫某家裡生活比較窮困,幾個人擠在兩間七十年代蓋的舊居民樓里,樓上樓下都是密集的居民。而孫某導致北方交大集體大面積感染就是通過電梯和宿舍等途徑。
「不會的,只要您配合醫生治療,會好起來的。」李若嵐說。
那地下車庫是車子呆的地方,而非活人久呆的地方,更何況黃大夫她們穿的是防護服,不一會兒渾身上下如泡在水裡似的難受。難受點也就忍了,可關在車子內總不是個事吧!黃大夫一看時間已經過去了兩個多小時,咋還不見接應的人?黃大夫趕緊又打手機給樓里的人。樓上的人說別急別急,現在寫字樓里還有人哪,他們正在想法引開別單位的人,讓他們早點離開大樓。「再堅持一兩個小時就差不多了。」樓上的人說。
「拿什麼保證呀?」
怎麼不是呢?您還有女兒,還有正掙扎在死亡線上的寶貝女兒呀!大哥,您現在的一份平靜和安慰,對您女兒來說,就是生的希望,生的力量啊!李治競用心在呼喚一個因過度悲哀而迷失方向的生命。
十六樓啊!身穿防護服又背著幾十斤重的消毒藥水等東西的吳大夫,望著緊閉的電梯和層層圍住電梯口的居民,無奈只好沿著樓梯一層層地向SARS密切接觸者所住的十六層高樓攀去。穿過防護服的抗非戰士們都知道,就是平時人高馬大的人,只要一穿上幾層防護服,就會感到像是肩頭壓了幾百斤重的擔子。而流調隊員對密切接觸者所要做的是:在知情后的第一時間內迅速隔離他們,儘快幫助其進行環境消毒。這是流調隊員必須完成的一項「規定動作」,而且這樣的「規定動作」只要密切接觸者一天不解除隔離,隊員們就得天天上門,重複進行消毒和測體溫。
「隔離區」從建立到撤出,前後近兩個月,可是西城小西天一帶的居民和眾多單位,誰也不曾發現,就在他們居住的附近有座大廈在抗非戰鬥中曾先後接待過百十多名SARS密切接觸者,並在這兒安全地接受了隔離期的數十天留觀。
「是!」李若嵐迅速穿上防護服,提起流調專用箱子,一步跨上車子。
李若嵐再往前移,一直貼在老人的床頭。「大爺,你不會有事的。我們想問問你得病前後跟誰接觸過?」
流調隊的吳疆小組剛剛在市郊做完一個非典患者流調,返程半道上又接到十萬火急的新任務。
苗先生的不幸和他四處亂走的街奔,讓許多人害怕和恐懼。

戰役之初,他們像一支「地下游擊隊」

隔離日里,李治競大夫的電話和身影,是苗先生呼吸的清新空氣、生命的不竭源泉。
「我就一個人,家裡沒其他人。你們走吧!」老太太一邊拍著發悶的胸口,一邊在滿屋子找葯。
「媽媽——」逃脫SARS魔掌的女兒這一聲凄婉動情呼喊,讓天地動容。
流調隊李隊長接到街道的報警時,已值深夜11點半。這一天老李跑了八戶密切接觸者,流調對象達18人,累就甭說了,光一次次沖澡他都有些受不住了——流調隊規定每外出執行一次任務,回來必須全身清洗一次。
老李胸脯一挺:「我保證。」
流調隊員把那些日子里的戰鬥比作與SARS激戰的「上甘嶺戰役」。最初有600人的防病隊,以後迅速組建成的2500人的流調隊也衝鋒在前。
「他們聽說后對你說什麼?」
「你們先不能出來,等天黑了,樓里沒人了你們才能進去。」人家鎖上車門,對黃大夫她們說。就這樣,黃大夫她們被關在地下車庫內不得動彈。
「我是學醫的,我給你打。」吳疆又操起醫生的本行。
「哎呀,我又不跟我媽住在一起,她可能傳染上了那個病,我們哪敢挨著她呀!」年輕女子說。
「想盡一切辦法,封鎖孫家的病源!九九藏書」流調隊幾位女大夫接到任務后,立即奔赴孫家,嚴防死守在那個狹窄的舊樓里……
老李定神后問那男人:「你愛人是不是從醫院跑回家了?」
女兒康復出院前一天,李治競大夫和流調隊的眾姐妹們一起來到苗先生家中幫他重新布置一番,讓這個不幸的家庭換上了喜色。
那天她和同事接到CDC通知,說某寫字樓內有五個SARS密切接觸者。黃大夫先用電話與對方聯繫,那邊說你們現在不能來,要是你們來,我們就集體逃跑。這怎麼行?黃大夫苦口婆心地跟對方做工作。對方說,不是我們不想配合,可你們不知道,要是你們穿著防護服的人一到寫字樓來,我們公司就要完蛋啊!黃大夫不明白,問為什麼?對方說,這不明擺著,你們一來,整個大樓里的人都以為我們得了非典,他們一定要趕我們走的。我們公司才開張半年,業務剛剛有個頭緒,你們一來,我們先前做的一切基礎,不全部泡湯了嘛!投資人還不把我們這些人的飯碗砸了才怪!黃大夫她們一想也是,因為大家對非典都不是特別了解,流調隊去一趟人家的公司,真要砸了,也是個事。可留一個非典傳染源的危害更大呀,黃大夫跟對方商量,說那你們想個辦法,按照傳染病法規定,我們流調隊的工作是必須做的,比如消毒呀,對你們幾個人隔離什麼的,不管什麼情況都得做。對方說,能不能你們不進樓,約個地方我們派車去接應你們。
上醫院的一路上,老太太招出實情:她身邊有過兩個保姆照顧過她,三個子女也來看過她……吳疆小組大汗淋淋地將這位老年患者抬進醫院之後,迅速扭頭對五名密切接觸者展開調查,等落實到人頭地名時,黎明的魚肚白天色,已經出現在他們眼前。吳疆一看表:到密切接觸者居住地的消毒時間定在早晨5點半……
康復的女患者和她丈夫事後萬分感激老李的「救命之恩」,多次備厚禮要酬謝老李。可每次都被老李退回。他給SARS這個患者和家屬只留下一句意味深長的話:當自己落難時,特別要看看是否對周圍和別人造成災難,這樣留下來的生命才更有價值。
沒有回答她。
「這樣不是很危險嘛?」我問。
在抗擊非典的硝煙中,多少人用心、用愛、用生命、用靈魂共同修復共和國首都的尊嚴和創傷。
「慢著慢著,我扶您起來。」吳疆這回要當閨女。
第一時間到達現場,近距離與SARS患者交流、必須準確無誤地記錄下SARS發病的時間地點所接觸的人群等等近五十多個問題……人們因此稱流調隊員們是「黃繼光式」的英雄,他們專堵敵人的槍眼。其危險程度不言而喻,肆虐的病毒隨時在他們面前晃來晃去。
苗先生的慌亂腳步開始停止,瞳仁中透現一絲亮光。
「有點。可我是學醫的,而且當時還不知道SARS到底是什麼東西,更不知道它會有那麼厲害的傳染力。再說,我大學畢業到單位還不滿轉正期,所以領導讓幹什麼比較積極主動。」姑娘靦腆一笑。
著名報告文學作家何建明傾力採訪,快速發稿,在第一時間為《筆會》獨家采寫的全景式反映北京「抗非」的系列報告文學《北京保衛戰》,從5月底至今已連續發表了六篇,在一個多月時間里發表一個作家六篇報告文學,這在文匯報歷史上也無先例。在今天編完最後一篇文稿時,我們代表廣大讀者向作者付出的艱苦勞動致謝。
「大娘,你可以不把自己的生命放在眼裡,可你也得為家裡其他人想一想,萬一傳染上他們不就麻煩了嗎?」吳疆好言好語。
李治競以女性特有的溫情和細膩將苗先生引領到正常的生活軌道,為他保持清醒,為他穩定身體,為他恢復理性,為他關照需要的一切,點點滴滴,涓涓雨露。
「打了兩次計程車,上過兩個醫院。是這樣嗎?」吳疆心急如焚,一邊記錄,一邊核實。
「我媽身邊的保姆幾次上人民醫院去拿葯,準是小保姆傳染上了非典又傳染給了我媽。你們得趕快把我媽送到醫院,如果耽誤了我可要找你們算賬!」年輕女子說話衝著呢!
流調隊里的黃大夫給我講的經歷更讓人又氣又好笑。
又過一小時40分鐘,接應的人總算神神秘秘地將她們引上樓。黃大夫她們顧不上喘口氣,就支起噴射工具,開始為密切接觸者的辦公場所消毒。就在她們向幾位密切接觸者交待完隔離事宜時,有個愛串門的外單位女人一邊咋呼一邊正往黃大夫她們噴葯消毒的那層樓道走來。
「閨女,你雖然失去了一個媽媽,可你得到了一群同樣深愛你的媽媽……」苗先生拉著女兒,讓她向李治競等流調隊員施禮叩拜。
於是,流調隊又接受了一項更為艱巨的「地下工作」任務:他們要隨時隨地將全區範圍內那些需要隔離的密切接觸者,在不露任何聲色的情況下將他們從四面八方彙集到這一秘密地點,而且不得出現一絲差錯。這可怎麼做呢?
這一例調查,李若嵐在病房整整呆了兩個多小時,而且幾乎都是與患者面對著面。當她微笑著退出SARS病房,輕輕掩住那扇玻璃門時,竟然「哐當」一下倒在了走廊的牆根邊,足足20分鐘沒起來……
老人在緩緩地講著一個個名字。李若嵐的後背、脖子和整個身子上卻像有無數只小蟲在爬動,癢得厲害,可又不能抓撓。
老人的眼睛微微睜開,迷茫而疑惑地看看read.99csw.com李若嵐,顫顫巍巍地問:「是不是我要死了?」
「3月11日。北京第一例SARS患者出現時,我就跟同事進行了對她和她一家人的流行病調查。」寧芳說。
「我是家裡的獨生女。爸爸媽媽開始一直不知道,直到6月初才知道我在整個抗擊SARS戰鬥中所做的事。」
定歸定,但執行起來又是另回事。隔離密切接觸者容易,可要隔離住百姓的眼睛則是件比登天還難的事。西城區的「密切接觸者隔離區」就設在四周居民密集的小西天一帶的一棟大廈內,周圍的居民平日里可以在自己的窗戶前看清那棟大廈內的一切活動。
「你有姐妹兄弟嗎?家人知不知道你一直在干這個危險性極強的工作?」
這樣的秘密使命正是由流調隊一手完成的。
「哎呀,我得上廁所去。」老太太又有事了。
「好不好都是我們家裡的事,你們別在這兒嚷嚷了。走吧!」男人瞪圓了雙眼,猛地掩門。
「你們別來管我,知道嗎?別來管我!嗚嗚……」50歲的苗先生做夢都不會想到一轉眼的工夫,全家四口人中除他之外竟然一連三人住院而且兩人死亡!先是老岳母死,后是愛妻死,20歲的女兒也不知是死是活……
流調隊員們在執行這一特殊任務時,完全置自己于SARS襲擊的危險境地。但誰也沒有退縮過。隊長俞蓓蕾以身作則,先後親自接應過十幾個這樣的密切接觸者。她在不能有任何防護情況下,以情以禮,以善以友地將那些處在SARS襲擊前沿的人安全而又無心理阻礙的前提下,送進「隔離區」,一些日子后又以笑臉將一個個解除隔離者送回他們的家。
「主意挺好,可西城地處城中央,哪兒找地方呀?」有人對此質疑。
「你不害怕?」
「忘不了。就是北京第一例輸入性SARS患者、山西的于某。當時她一家好幾口躺倒了,後來她父母死得很慘。」
「孫某父親是個癱子,200多斤重呢!他家下樓走的那個小梯子只能過一個人,弄不下來呀!」救護的人正跺著腳、搓著手,想不出個辦法將SARS患者從屋裡接出來。這時周圍的居民們則在遠遠的地方喊著嚷著,說什麼的都有,一句話:趕緊快把病人弄走呀!
「太危險了,一定要看護好他,不能讓他亂跑,更不能讓他再出現意外!」廠橋流調隊大夫李治競又一次接受這樣的艱巨任務。
老人終於感動了,對吳疆說:「看你們這麼實誠,我進醫院也就放心了。走吧,我跟你們上醫院去。」
「啊,還要一兩個小時呀?」黃大夫心想,到底是我們去隔離人家,還是人家隔離我們呀?
「我跟……」老人的嘴在張,卻沒有一絲聲音。他的手做了一個很小的動作,意思是讓李若嵐靠近他。
「叮鈴鈴——」早晨,吳大夫等剛想合一會兒眼,一陣急促的電話鈴響起。又是那個年輕女子的聲音:喂喂,是流調隊嗎?真是太謝謝你們了!要不是你們幫忙,我媽怕是沒命了呀!謝謝,謝謝啊!
「回不回家管你們什麼事?」男人粗聲粗氣,一臉不高興。
「慢著,你們已經踩著我們的樓梯了,以後讓我們樓里的人怎麼個進進出出?你們得把走過的電梯道消毒!」那密切接觸者半開著門,衝著下樓的吳大夫等大聲吆喝道。
「你什麼時候接觸SARS患者的?」我問。
吳疆知道一個重症患者這樣滿街跑的後果意味著什麼。「走,立即去找他的所有接觸者!」
在SARS襲擊北京的殘酷時刻,有一些家庭由於突然慘遭瘟疫的傳染而瞬間有數人或進醫院,或不幸去世。留下那些孤獨無援的人該怎麼辦?這給流調隊的工作帶來極其繁瑣的難題。地處京城心髒的西城區,就遇到了這樣的事。
原來如此。人家親生閨女都遠遠躲著不敢去見重病的母親,卻要一群陌生的流調隊員去拯救她媽的生命。
男人似乎從來就是「老子天下第一」的君王。愣片刻兒之後,連推帶搡地將個小瘦弱的老李支出幾十米外的院門外。「我看你是不是吃飽撐的啊?我們得了病沒著急,你這猴子看電視里打架——用得著吵吵嚷嚷嗎?」又猛又高的男人耍起威風來。
4月至5月初的40多天里,是北京SARS戰役最為激烈的階段。能否控制戰局,關鍵在於能否切斷傳播源。
「我馬上到!」李碩火速趕到孫家,見救護車前後圍了不少人,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
「危險也得有人去做。」俞隊長介紹說:在SARS襲擊最危急的時刻,這種將沒有生活能力或自我隔離有困難的密切接觸者集中起來管理,是萬不得已的辦法,也是政府採取的一項不得已而為之的應急措施。可又因為城區條件受限,更主要的是不能造成周圍百姓的不安,所以整個隔離工作,只能秘密進行。
茫茫人海,何處尋覓?吳疆小組離開這位患者后,迅速出擊,四處追蹤,整整連續奮戰了一天一夜,最後將50多名密切接觸者全部找到,並又一一調查,逐一布置隔離,其中發現一個計程車司機已被傳染並開始發燒……
「感覺搞流調最難的是什麼?」
「她可是確診的SARS患者,如果從醫院跑回來了,就得趕緊回去。如不抓緊治療是很危險的,對你們家屬也不好呀!」老李像自己家著了火。
我們的人類自遠古到今天,從來沒有停止過與各式各樣的災難和敵人的戰鬥。SARS僅僅是無數災難中的一種而已。當疫情過後,我們發現,其實SARS唯一令我們恐懼的就是九*九*藏*書它的摸不著看不見的強大傳染力。至今日,SARS雖然已經在我們生活中基本消失,可是我們賴以取得戰勝SARS的全部技術能力,還遠遠沒有達到人類征服天花、麻風那樣的水平。一切對付SARS的臨床醫療技術僅僅是支持性療法。
「別人不理解,像在乾地下工作。」寧芳脫口而出。
誰說戰爭讓女人走開?在與SARS之戰中,女人比男人承擔的戰鬥要多得多!她們是戰神,是克敵制勝的戰神!
那一天吳大夫正在流調隊值班。一個年輕的女子打電話,說她的媽在發燒,希望流調隊馬上過去把老太太送到醫院。
「流調隊吧?這兒有個確診SARS是剛從另一個醫院跑出來的,現在扣在我們這兒,聽說他滿城轉悠了一圈,了不得呀!你們趕快過來!」某醫院緊急呼籲。
這30小時里,吳疆小組共截獲4名SARS患者,調查和隔離密切接觸者86名。這樣的戰事紀錄,在激戰時的流調隊里,僅是普通不過的戰況。
「是周扒皮啊?半夜三更嚷嚷什麼呢?」防盜門「哐當」一聲打開,閃出一個高大的男人和一條「汪汪」亂叫的狼狗。
「我聽不到你的話……」老人急躁起來。
後面的事順利多了。三個多小時后,女患者終於回到醫院,也住上了較為滿意的病房。由於她配合醫生及時治療,很快在一個多月後出院。可她同病房的另一個SARS患者就是因為跑回家不肯再上醫院而耽誤治療,最後在不到一個星期里便離開了人間。
於是一項秘密計劃迅速在決策者中形成。
他們的戰鬥篇章讓我感到非寫不可。
「不行,你們穿著防護衣,又到處接觸非典病人,肯定身上不幹凈。知道我們這兒住的是什麼人嗎?這電梯上上下下多少人要乘坐,出了事你們負得了責任嗎?」開電梯的、管電梯的和上下電梯的人一個個瞪著眼睛,恨不得將吳大夫她們吃掉,可又不敢接近。唯一有辦法的是堅決不讓吳大夫她們上樓。
又一個緊急任務。吳疆趕到患者家中,一看是個老太太。
流調隊員的故事還在繼續。
第一天,孫某的母親發燒,被流調隊送住醫院確診為SARS。
「不行!」老李雙手扳住鐵門,嚴厲道:「傳染病法有規定,不將患者送到醫院治療是要負法律責任的。」
「那一次攀十六層樓梯,就像重新走了一回50年的路……」年屆53歲的吳大夫長嘆一聲,說:「怎麼上去的,用了多少時間,現在我都記不得了,反正當時我只感覺特別特別的漫長。可沒想到我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上到十六層的密切接觸者家時,人家閉著鐵門,就是不開門。不開門也罷,我們在門外向裏面又是交待政策又交待注意事項,哪知那位密切接觸者突然隔著大鐵門嚎著嗓子嚷嚷說我們是有意在樓道里壞他家和他本人的名譽。那人說他是政協委員,如果我們還不趕快走的話,他就要告我們去!隨後聽到鐵門裡面叮哐亂響一通,像是在操什麼傢伙砸東西。我們怕出什麼事,只得下樓。」
「好點了嗎,大爺?您繼續給我講誰跟你接觸過好嗎?」李若嵐定定神,聲音依然那樣和風細雨,並且微笑著給老人遞上一杯水。
災難正把一個堅強民族的承受力驗證。
躺在醫院非典病房內的患者是位八十多歲的老人。垂危的老人,處在半昏迷狀態。「大爺,我是流調隊的,能告訴我你得病前後跟誰接觸過好嗎?」李若嵐站在床前輕輕呼喊道。
疫情就是戰鬥任務。吳大夫她們沒有想那麼多,立即跟患者本人聯繫上,后又迅速操起電話,向一切可能尋求得到的指揮救援機構求助一輛救護車。那時的救護車就是患者的生命。吳大夫等在忙碌了一夜之後,終於安全順利地將老人送進定點醫院。
黃大夫一想也成吧。於是她和另一個流調隊員帶上消毒用品等先坐上自己單位的救護車,然後在一個路口等密切接觸者代表開車來接。到寫字樓后,人家沒有讓她們進樓里,而是將車開到了地下停車場。
流調隊以赤誠拯救著受傷的心靈,向世界交出了中國精神。
我把他們比作戰前的偵察兵,比作對敵人實施「斬首行動」的敢死隊,比作扭轉戰局的狙擊手,比作發起總攻的衝鋒號。當今天抗非戰役取得階段性重大勝利之時,他們又在承擔著「后非典」戰役的「排雷」與拯救心靈的任務。
在北京的SARS事件中,有一個患者是不能不記住的,他就是家住西城福綏境地區的孫某。孫某是位北方交大的二年級學生。4月1日孫某在軍訓時得了感冒,那天回家順便去了人民醫院看病,之後又去過多次,拿葯就診期間他被SARS感染,北方交大也因為他而演繹了一場慘劇——65名學生髮燒、之後又相繼被確診為SARS患者或疑似病人,222名密切接觸者被遣至校外隔離,萬名學生逃離學校,校內的嘉園A、B、C三座學生公寓也被迫整體隔離,裏面的400多人因此不得出入。
這是不曾想到過的意外:李若嵐的兩眼所看得到的是自己防護鏡上厚厚一層的痰漬——那是一個SARS患者口中噴出的痰漬!
「大夫,我去。我回醫院去……」那男人正在猶豫不知如何對待老李的保證時,那個從醫院跑回來的女患者一邊哭著一邊走過來對老李說。
「他們什麼都沒說,只是流了很長時間的淚,然後又給我做了一頓特別好吃的飯菜……」
李若嵐只得把頭靠過去,將耳朵盡量貼近老人九_九_藏_書的嘴邊。
正是李碩他們迅速有效的出擊,才使這個深埋于居民群里的毒源,後來並沒有波及周圍的樓宇和街道。
醫院副院長出身的西長安街一帶的流調隊隊長俞蓓蕾說,在擔任這一任務時,他們完完全全成了「地下工作者」。上級嚴格要求,凡接受這種任務時,流調隊員不能穿防護服,更不能開救護車,只能穿著便裝,像去看一個老朋友似的將密切接觸者從所在地方,悄悄接出來,再送到「隔離區」。一路上,誰也不會看出她們是流調隊員在緊張地執行著護送SARS密切接觸者的任務,倒像尋常親朋好友一起外出活動辦事。
第二天,孫某的奶奶發燒,又被流調隊送住醫院又確診為SARS。
「是。我是滿街跑了……」
玻璃一樣透明的心。
吳疆趕緊又給老太太穿衣備物。
4月25日早上,西城區CDC流調隊的李若嵐睜開眼睛,想到的第一件事是打個電話給媽媽,向老人家問聲生日好。可就在她操起電話的那一刻,出征的命令下達:某醫院剛剛收治一位SARS患者,馬上前去進行流調!
「快快,你們倆快進廁所躲一躲,不叫你們就別出來。記住!如果被外人發現,我們就說你們是我們公司專門請來的清潔工,正在給房間消毒呢!其它的不準多說一個字!」黃大夫等不由分說地被人關進了又悶又窄的廁所內。
苗先生愣了。他被一個陌生的女人如此真情的同情而愣了:我還有希望?真的還有希望?
某女士文化水平不低,但在SARS面前變得過於敏感和蠻橫。流調隊得知她患上SARS后,緊急求助「120急救中心」調來救護車將其送到醫院。可半夜裡這位女士趁醫生不注意時溜回了家。
「找塊地方,將這些孤獨無助的密切接觸者集中隔離起來。」有人建議。
老人突然中斷講述病情,說:「我要翻一下身。」他吃力地支撐了一下,卻又根本動彈不得。那雙哀求的目光轉向李若嵐。
「喂喂,你們快來,這兒又發現一個SARS患者,是一個外地民工,現在正躺在大街上,我們不知怎麼辦!」有人打電話到「120熱線」。流調隊迅速趕到現場,只見數十名街道幹部和公安人員遠遠圍著一個直挺挺躺在街頭的民工,驚恐萬分,又不知所措。
「房子是有,但要讓周圍的百姓一點不知道,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現在的市民,對SARS的警惕性太高了,想在他們眼皮底下放個『密切接觸者大本營』,怕比登天還難。」又有人質疑。
我發現自己的眼角噙著淚珠。小姑娘反倒很平靜地看著我。「還記得第一次出去搞流調時的情景?」
就這樣,黃大夫她們又被秘密接到地下車庫,在那兒又足等了一個多小時,等她們被人接上一輛玻璃窗全拉著紗布的小麵包車送回單位時,黃大夫她們這一天整整做了近七個小時的「地下工作者」。
「患者擅自回家,對家屬和居民威脅極大,得馬上動員其回醫院!」老李接到命令,立即奔赴到那個女患者家。
「我要打點滴。」老太太又說。

激戰之中,他們用血肉長城狙擊來犯之敵

半夜裡不能狠命敲門,可聲音太小了裏面又聽不見,老李只好壓低嗓門不停地朝患者的屋裡叫喊起來。
「好,大爺。來,我幫你。」李若嵐俯下身子,用雙手托起患者的後背……就在這一刻,老人「噢」地一聲后突然大咳起來。一驚之間,李若嵐的臉正好與老人的臉面對著面。
但在與SARS的交戰中,我們可以欣慰的是人類畢竟勝利了。這個勝利如果從戰術上分析,我們真正可以引以為自豪的是我們在切斷SARS傳染源上取得的成績。除了廣泛運用傳統的「人民戰爭」武器外,我特別想介紹在北京保衛戰中一支特別隊伍,他們便是一直在SARS戰役中衝鋒在前、使得SARS這一惡性傳染源無機可乘的英雄的流行病調查大隊。
北京在與SARS的戰鬥中,組成了一支共有2500人的流調隊伍。通常意義上講,這樣一支散布在一個1300多萬人口的大都市裡的隊伍,人們可能根本不覺得他們的存在。2500人的隊伍,還是在SARS全面襲擊北京時才被應急組織起來的。他們中多數人以前沒有搞過流行病調查,甚至連起碼的知識和技能都不會。需要一提的是,北京的流調隊伍中絕大多數是些柔弱的女性,她們佔了全隊總人數的85%!
再難也得做。不把有生活困難的「密切接觸者」隔離,就極有可能造成SARS傳染源的擴散傳播。區政府「抗非辦」成員一商量就這麼定了。
「你能保證她到醫院會得到最好的治療嗎?」男人要老李保證。
不得了啦!不得了啦!樓里有非典啊!女人一邊奔跑,一邊嚷個不停。不出幾分鐘,整個大樓的人全都知道了。
一場SARS之災,像面鏡子透露著這個世界的萬般景象。不同的靈魂表現著不同的光與色。
寧芳,1978年生,首都醫科大學2002年畢業生。這位文弱的小姑娘坐在我面前,漂漂亮亮、文文靜靜,你怎麼也想象不出她是北京第一位接觸SARS患者的流調隊員。
第三天,孫某的一個住在樓底做小工的親戚又發燒被確診是SARS。
會有多少個SARS病毒?百個?千個?萬個?那一刻,李若嵐只感眼前一片漆黑,天地在旋轉……可她沒有倒下,也沒有離開老人病榻半步。
「我陪她一起去醫院,如果她住不上病房,得不到好治療,我甘願將自己鎖在SAread.99csw.comRS病房受罰……」老李想不出還有什麼可以讓對方相信的事了。
「我在第一次確診的那個醫院是活不了的,他們那兒堆滿了患者,連個坐的地方都沒有了,我要活命呀!所以不得不跑出來想找個能夠好好收治我的醫院……」吳疆走到患者病榻前,那患者哭訴著自己的經過。
知道就知道唄。黃大夫心想,這樣也好向寫字樓里的人都進行一次宣傳預防SARS知識。「不行!你們不能隨便走動一步!呆在原地別動。我們會派車子將你們接出去。」黃大夫她們還沒來得及挪動腳步,寫字樓的經理已經將電話打到她們消毒的那個樓層,並且下了一道「必須執行」的命令。
二三十分鐘過去了,黃大夫她們不見有人來「解禁」,倒是外面的屋子裡又說又笑地沒個完。黃大夫她們生氣了,在裏面一邊敲門一邊嚷著叫人放她們出去。那個串門的女人好奇,說你們的廁所里怎麼還關著人呀?公司的主人忙說是請來的清潔工幫著他們清毒呢!串門的女人又問:消毒就消毒吧,幹嗎還把人關在廁所里?公司的主人忙說可能鎖廁所的門壞了,這時有人悄悄將廁所門打開。黃大夫她們走出廁所的那一瞬,串門的那個女人嚇得大叫:呀,你們這兒有非典啊!然後像見了瘟神似的轉身奔跑而逃。
「大哥,您有眼淚,我也有眼淚。我們大家都為您的不幸難過。可是大哥您想想,您還有女兒,她現在正處在生命最危急的時候,她需要力量,需要自己親人的力量支持!您現在是她唯一的親人,這個時候,大哥您怎麼能再甩手不管女兒的生死呢?大哥您說呢?」李治競大夫面對著苗先生,像是自己失去了親人一般悲痛欲絕地流淚。
老李的防護衣都快被對方扯破了,可他還是有節有禮地耐心說:你自己不著急,是因為你不太懂得SARS的傳染有多厲害。可我們不行啊!我們是SARS病源的流調隊隊員,我們知道這種病的傳染性呀!所以必須告訴患者,既然傳染上了就得趕緊上醫院治,否則會耽誤時機的。我們還有一項任務就是要讓患者的密切接觸者注意防止感染上SARS。現在你愛人已經確診SARS了,她很危險,你不想看到她更危險的情形吧?
「我去吧!」李碩抬頭看了一眼通向孫家的梯子,三步並作兩步地直往上沖。「我一進孫家才知道自己真的面臨一場特殊的戰鬥:那老孫頭,又胖又肥,躺在床上就像一座山似的,卻又連翻個身子都不成。再看看滿屋子亂七八糟的環境,你不知道裏面有多少SARS病毒!我當時顧不得那些了,伸開雙臂,一步上前就把老孫頭從床上托起來,然後抱起他就往樓下走。當我把老孫頭從樓上一步步抱下時,在場的人全都驚訝不已,說李碩你個頭不大,怎麼能抱得動一個200多斤的大塊頭,而且是從好幾層的狹窄樓道上下來的呀!你抱著患者也太危險了!我開玩笑地對同事們說:那也是慌神之下,沒了理智思維,反而也有了超常力氣唄!」兩個多月後,我採訪李碩時,他來了回幽默。

決戰時刻,他們以赤誠撫慰著受傷的靈魂

「我不想活了!活著還有啥意思?啊噢嗚嗚……」苗先生絕望哀號,完全失去了理智,在他作為密切接觸者的隔離日里,因悲切而不堪現實的他,選擇了狂躁的街奔——他一刻也不能安寧地呆在家裡,「呆在家裡不如讓我去死!」
從姑娘嘴裏我知道了這支英雄的隊伍,他們在抗擊SARS的生死搏鬥中,沖在最前線,干在最危險時,卻又常常不被人理解和支持。百姓們對SARS的害怕和恐懼,使流調隊員們遭到的非難和對抗,可謂比比皆是。
「大娘您先躺著,我給你找。」吳疆當起了親生兒子。
在接通女兒的電話前,李大夫教苗先生如何說,怎麼說。在通完話后又教他怎麼做,做什麼。
此刻,老人的那雙渾沌的眼裡,滴出一顆淚珠:「好閨女……」
吳紅,西城區福綏境醫院大夫,53歲。她瘦小的樣子讓人感覺比實際年齡要老些。她所經歷的一件事讓我聽后感到非常堵心。那一天她和另一位女大夫獲悉一個高幹大院內有戶人家的小保姆為給主人拿葯,在人民醫院傳染上了SARS。吳大夫她們不敢耽誤一分鐘,便當即趕到那個大院。嚴密把守的保安就是不讓她們進去,吳大夫她們好說歹說近一個來小時,磨破了嘴皮方才進了院子,卻又在上樓梯時被人擋住。
「你們來幹啥?我這把年紀了,死就死吧!死也要死在家裡,你們別操那個心,我不會上醫院的。」老太太果真軟硬不吃。
「大爺,你能說話嗎?」李若嵐往前走近一步。
甭客氣,我們昨晚是為「自己的媽」忙乎了一夜。應該的,你甭謝。吳大夫放下電話,朝自己的同胞擠擠眼。哈哈哈……幾位流調隊員開懷大笑。可不,如果不是待「自己的媽」那種感情,吳大夫她們怎麼可能做得到如此耐心、無畏和體貼入微的關心一個不曾相識的SARS患者?
這是一支百姓並不熟悉的特別行動大隊。如果不是SARS的襲擊,人們也許從來就沒有聽說過。而SARS具有的特別傳染強度,使得這支英雄的隊伍一直處在抗非最危險、最緊張和最激烈的戰鬥前沿。他們因此是我異常關注的採訪對象。
吳大夫一聽可能是「非典」,趕緊問年輕女子:「快告訴你的地址,我們一會兒就到。」
「吳疆,你那邊完事了沒有?快到海淀那兒去一趟,有個老年患者真難纏,死活不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