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去上面告呀？別看生產隊隊長官兒最小，可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說的話，要辦的事，還得最後落在我這個生產隊長頭上。你崔良娟腳踩的是咱們上董村的地，你就得接受咱隊上的領導指揮。告狀沒用的。」生產隊長抖著「二郎腿」，一副可以領導中央的架式。

但有人偏偏對這樣的神聖視而不見，並粗暴地踐踏。梁雨潤接到的一個案子，就是關於村幹部沒能妥善處理好農民宅基問題，結果使那位農民上訪長達18年，與村幹部積怨甚深。

原來這位大媽名叫崔良娟，家住該縣埝掌鎮上董村。崔大媽年輕時嫁給張保謀，張保謀是農家出身的知識分子，技校畢業后一直在太原鋼鐵廠工作。崔良娟一個人帶著孩子在村裡守著老宅，伺候年老的婆婆。因為丈夫長年在外，家裡的事就靠崔良娟支撐著。那會兒像夏縣這麼個窮地方，誰家有個吃「商品糧」的，肯定是寬裕戶。所以她家日子一直過得不錯。崔良娟長得娟秀，幹活又麻利，祖上留下的宅基地也很寬敞，難免招村上人嫉妒。「文革」開始的第二年，也就是1967年，村上有人喊著要築一條「萬年幸福的金光大道」，便不分青紅皂白地推倒她家後院的一垛牆，一條集體用的「金光大道」侵佔了她家的宅院兩米多寬，還說這是考驗她是不是甘願「走社會主義道路」。

「……」這就是李衛國盼望了多少個日子渴求見一面的領導嗎？然而就在這凝固的時間里，心中裝著千言萬語的李衛國卻說不出半句話來他獃獃地仰著頭，眼巴巴地看著那領導從自己身邊走過。

在拘留所里，張某依然心存一絲希望：只要等兒子從北京回來，看你們放不放我出去。一出去，啥事就是我說了算。哼！

梁雨潤是抱著既來之必決之的信心到朱呂村的，他覺得拖了18年不該再讓王典才一家人流離失所；可朱呂村又是個窮村，村上的經濟建設也要發展。所以梁雨潤是鐵了心要解決問題。可是雙方誰也不讓步，身為紀委書記面對這樣的糾紛，他是不能像辦重案要案那樣向嫌疑犯拍桌子瞪眼睛的，只能耐心細緻地做說服工作。

殘疾青年農民李衛國原先連殺人的念頭都有了，可經梁雨潤親自出馬做工作，他不僅連當初向縣藥材公司要求索賠的5000元都一分不要了，而且特意雇了一輛車，敲鑼打鼓到縣城，給梁雨潤送去了一面寫著「人民好公僕」五個大字的錦旗。

我有些不忍地看看她那張布滿刀痕般皺紋的臉和縷縷銀絲飄動的頭顱，心頭不覺陣陣發痛。當老人聽說我要寫梁雨潤書記的事迹時，她便拉我坐在炕頭滔滔不絕地講了起來。

張某也算是個「官」，太知現今官道上的奧妙了。你說一個省長縣長管得了天塌地裂的事，管得了千萬人的苦與樂大家都相信，至於能否管得了幾戶農家發生的宅基地糾紛？好，你管行啊，你法院判也行啊，中央發文件我都不怕哩！我早晨拎著褲子一泡尿撒他家牆根里，晚上睡覺前一泡屎拉在鄰居的院中央，你是派警察還是讓軍隊來天天看著我？哼，老子啥不怕，你省長部長，這個「批示」，那個「速辦」，到我這兒呀，啥都得聽我的！老子想咋辦就咋辦！看你們能怎麼辦！

「憑什麼占我宅基地？這是我們男人家祖輩傳下來的。再說你們也事先不打個招呼，既然都講大公無私，那你們為什麼不把『社會主義大道』先從自家院里通過？」崔良娟把氣出病的老婆婆送上醫院后，找到大隊「革委會」主任責問道。

這裡有個關鍵的細節——就是當他看到王典才一家和村委會幹部們為差的3000元錢爭執不下時，斷然說「由紀委出」這一情節。在採訪時我特意問過梁雨潤：這麼做是不是有點勉強，因為紀委是黨內監督機關，如果遇到同類問題都要靠紀委這樣的部門或者你梁雨潤來出錢，恐怕不太合適吧？梁雨潤也無奈地搖搖頭，說：其實這是個無可奈何的事，但在基層工作有時是非常具體和實際的，特別是一些久拖不決的老大難問題，有時就是因為某些具體的細節永遠解決不了。他說處事有個原則：作為黨的幹部，應該想盡一切辦法去為老百姓著想，尤其是在處理農民問題時，你得把最大的難處往自己身上攬，而不是推到農民身上。我當時看到像王典才這樣一個並不大的宅基地問題，弄了一二十年沒解決，心裏非常難受，覺得它有損於我們黨的形象，所以那天我是抱著非解決不可的決心去的。最後矛盾的雙方為了3000元僵持不下，我一著急，就說了『由紀委解決3000元』。當時拖了18年的糾紛馬上達成了協議。當然我回到紀委機關大家對我這麼做有些不理解，這我完全諒解。我們紀委既非慈善機構，又非創收單位，只有一些公務事業費。但我把要千方百計為農民的利益服務和提高紀委處理問題的能力等道理向紀委機關的同志們一講，大家終於明白了，那就是我們是共產黨人，是共產黨組織的機構，如果不努力想法為人民解決問題，把一些難題往外推，這看起來自己是省事了，但卻是對人民的不負責。當然，我在處理王典才一事時使用的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梁雨潤朝我苦笑道。

崔良娟哪知道這些理兒？她心中只有一個信念：嫁給上董村的張家來，就要操持好這個家，不能讓張家的院子少一寸地。

「兒子！你總算回來啦！太好了，怎麼樣，他們得把我放出來吧？什麼時候放呀？」在拘留所的張某一看兒子，欣喜若狂。

老胡仰起頭，想聽聽這位年輕上司那種堅韌不拔專啃硬骨頭的動力所在。

老胡知道梁雨潤不抽煙，便只管自己點上一支煙，然後說：「據我所知，崔良娟老太太這樁事，已經有幾任縣委書記都插手管過，但至今沒有解決，我想肯定裏面的事情不是一般的複雜。當然我說這話正好有點像激你似的……」老胡說到這兒，朝梁雨潤瞅了一眼，「我知道你好啃那些別人認為難啃的骨頭。所以……」

這就是中國的老百姓。

梁雨潤欣慰地笑了。「行，你算一個。另外我想這件事可能比較複雜，解決起來難度大，所以紀委再派一名常委帶隊，會同法院同志一起去。你們下午就到上董村去，這事不能再讓百姓等了，一天也不能等了！」

我見到李衛國時，他給我說了一句發人深思的話：「我們農民是生活在最底層的人了，別人總不該再騎在我們頭上張牙舞爪吧？」

「咋，你又要好言相勸了？」這回梁雨潤也朝自己的得力幹將笑笑。

工作組進駐崔良娟居住的上董村后，果然發現這件拖了32年的宅基地事件解決起來難度不小，根本的原因是與崔良娟宅基相連的三家鄰居中那位張某，當過幾任村幹部，現在又在鎮上工作，所以崔良娟告了幾十年，法院也判了三四次，但沒有一次可以付諸實施。張某當著村幹部的面不止一次揚言：領導批示法院裁決能頂啥用？就是皇帝下聖旨他也管不了我腳跟底下的事。

那天，崔良娟一聽說我是從北京來的，還不無感慨地拉著我的手，走到那垛耗去了她32年精力的新牆前，熱淚盈眶地說：「32年啦！兄弟啊，第一次出門上訪時我比你還年輕不少哩！你看看我現在……」

此時「談判」時間已到深夜11點。看架式當事者的雙方都沒有退讓之意，這可把梁雨潤急得坐立不定。他這才深知這麼一件並不大的事為什麼要一拖就拖了18年的原因了。怎麼樣？再放一放？不行。梁雨潤知道，如果再放一放，也許可能又是5年8年或者說不定是再一個18年，那王典才一家可就害慘了，而且對這麼個窮村也不利啊！

可崔良娟發現，等她把婆婆的後事處理妥當后，公社對她家的宅基地問題卻沒有任何動靜。她找那個曾經拍胸脯包她解決問題的領導，公社幹部告訴她那位領導已經調走。那就找新領導吧，崔良娟不得不又從頭說起，新領導說一定過問一下。可他的這一過問就沒了「下回分解」。等十幾天後崔良娟再去找到那新領導，人家說這事還得找村裡的幹部。崔良娟發現，自己磨破了幾雙鞋，結果還是轉到了原地。

「啥知識？」

「梁書記，我們也沒有說的……」村幹部們的眼眶裡也早已濕潤了。

看著工作組成員氣呼呼地像所有曾經來過的無數個工作組一樣雙手空空地返城時，張某的臉上堆滿了得意的陰笑。

這時梁雨潤站起來，一手拉著王典才的手，一手拉過村長的手，然後將這兩隻手握在一起，動情地說：「幹部和群眾本是一家人，我希望你們永遠好好地手牽著手，心連著心……」

梁雨潤派去的工作組找到張某談話，張某百般狡辯，無理強佔三分，依然一副天王老子也管不了他的架式。

王典才家要蓋房子有自己的道理，因為是在自己的宅基地上，所以他們該幹什麼就幹什麼。但村裡也有招，你不是要蓋房子嗎？那好，你蓋房子用的電是從村上的線路上走的，我掐斷了不讓你用。王家第一回就沒蓋成。第二回王家找到了鄰居家，說了個情送了點禮，用電線路問題解決了。村裡一看電斷不了，就搬出鄉土地辦的人來說，因為不管你是在自家老宅基翻蓋舊房，還是在新宅基地上蓋新房，沒有土地辦的批准你就都算違法，王家第二次蓋房又不得不停了下來。王典才的老伴周愛仙不甘心，跑了一次又一次，給鄉土地辦和鄉幹部說理，人家覺得沒有理由不讓王家蓋房，就批准了。王家又開始了第三次蓋房，這回王家理直氣壯了，有鄉里批文看誰還敢攔咱們蓋房？村委會也不是一幫盡吃閑飯的人，幾個幹部一合計，你王家不是找了鄉土地辦嘛，那我們就找管鄉土地辦的縣土地局領導，還是不讓你王家蓋房。王典才夫婦都是地地道道的老實巴交的農民，大字不識幾個，以前也沒有去過縣城，可為了這「頭等大事」，他們不得不往縣城跑。王才典去了兩趟縣城，結果連縣土地局的門在哪兒都沒找著九_九_藏_書，還白花了二十多塊路費，老伴數落了他一通，自己又跑了一趟。人家到底是縣領導，你說個理出來，那縣裡大幹部就是通情達理，說你們王家在自己宅地蓋房子沒有錯，村裡想用你家的宅基又不落實政策，錯在他們那兒。王家有了這「官話」，便像吃了定心丸，立即回去又動工，而且是把縣上的「官話」轉告給不讓他們蓋房子的村幹部。這村幹部畢竟經常跟上面的官打交道，說你王家到上面說的僅是一面之言，既然你們可以去說，我們也同樣可以向上級反映。村幹部就跑到縣土地局去鬧：你縣土地局同意也行，但我們全村百姓經濟上不去，沒了飯吃，我們就領著大夥上你們土地局來要飯吃！縣土地局領導一聽朱呂村的幹部這番話，連連擺手，你們的事我們管不了了，也沒法管。村幹部便得意洋洋地回了村。可回村一看：王家的新牆都砌到能放窗那麼高了！咋，真反了？各家出一個勞力，到王家給我把他們砌起的牆給扒了！村幹部火冒三丈。可動員了半天竟然沒有幾家願去扒王家牆的。好好，你們都不願出勞力不礙事，我出錢僱人來拆。村幹部讓人到外村叫來30多個人，說好了每人干一天30塊錢。這回非常奏效，外村人與王家無親無故，加上在家閑著也是閑著，人家給30塊錢干這麼點小活，於是來王家拆牆壁的人特別賣力，一會兒功夫就把王家新砌的牆「稀里嘩啦」給平了。王家老小怎麼攔也沒用，村幹部在一邊偷著樂。王家的氣自然無法咽下去。從此便開始了一次又一次地上訪，但這麼一檔子事王家有王家的說法，村裡有村裡的說法，結果讓上面感到左右為難，乾脆拖吧。這一拖不要緊，可是苦了王家。村裡幹部也心裏不舒坦，覺得很丟村委會的威信，就又研究對策：你王家不是會上訪嗎？不是憑著兩條腿一張嘴巴到處把咱村裡說得一塌糊塗嘛。好，那我們也不讓你過上安靜日子。有一次，王典才的老伴上訪跑出了病，住了院。王典才去醫院陪床，家裡幾個孩子也沒在家。村幹部們瞅準是個機會，親自動手，上到王家的五間舊房子屋頂，將上面的瓦片掀了個精光，意思你王家不是厲害嗎，不搬也行，那你們就這麼著「涼快」著吧。

公社的一位幹部告訴崔良娟說我們只管「革命」大事情，你這個人的私事我們沒時間管，也不會管的。說完繼續寫他的大字報。

我默默地點點頭，淚水噙在眼眶有種說不出的滋味。但心裏在向老人保證：我一定會的。

「梁書記！梁書記——」眾人趕緊圍過來。

1982年，村上為了建一個供銷社，看中了村中十字路口最好的王典才家的宅基地。村上把這個決定告訴王典才，並說村裡安排了兩處風水上好的新宅基讓他任意挑一塊。王家是個老實巴交的農民，一聽既然是村裡的安排，便答應了。可真到挑地準備蓋新房子時，發現那塊上好的新宅基已經被一名村幹部的弟弟佔了。王典才夫婦覺得自己被人耍了，就決定不搬了。王家的老房子是祖上傳下來的，有些年頭了。如今王典才的兒子也漸漸大了，也要準備娶媳婦，所以王家決定在舊宅基上翻建四間新房子。村裡幹部看到了就派人阻擋。王家不服，說這地基是我家祖輩傳下來的，憑什麼不讓我蓋？村幹部說：村裡要發展經濟，供銷社是村裡決定的一項「利民工程」，誰阻礙這樣的事誰就是改革開放的「絆腳石」，是「絆腳石」就得搬走。王家又說，村委會的決定也得根據政策來定呀，你們不能想怎麼著就怎麼著。於是一頭要蓋，一頭不讓蓋，矛盾就激化了。

汽車還在田野上飛馳，我的問題沒有答案。

「這回村上事先打了招呼，我服從統一規劃。」崔良娟通情達理，去太原前將院子的大門鑰匙交給了一名村幹部。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法規定，凡拒不執行法院判決的，可以對其採取強制執行措施，對仍然拒不執行者，可以採取拘留等強制手段……」梁雨潤手裡捧著的一本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法通則》。

「沒事沒事。」梁雨潤定了定神，說：「今晚我在這兒看著你們簽完協議后再回城。」

梁雨潤趕緊扶起老大媽，端水讓座。「大媽，你慢慢說，等我弄清楚了問題，一定想法幫你解決好。你把事情慢慢說給我聽聽……」

「怎麼搞的，堂堂縣委辦公大樓怎麼成乞丐爬來爬去的地方啦？保衛科的人幹什麼吃的？」突然，李衛國的耳邊響起一個異常憤怒的聲音，當他抬起頭時，這位殘疾青年農民的臉凝固了：這不就是某某領導嗎？是他，一副夏縣百姓許多人都認得的面孔！！

果真，在張某被拘留的第三天，身著武警服裝的兒子從北京回來后，立即怒氣沖沖地找到紀委，責問憑什麼抓他父親，並指責紀委這是「蓄意打擊現役軍人家屬」，如果紀委不從速放人，他要上北京找某某人告梁雨潤他們。

工作組成員氣得說找你們村長、鎮長來跟你談。

「我知道勸是勸不動的，但作為比你在夏縣多呆幾十年的老同志，我有責任儘可能地幫助自己的領導盡量不陷入困境。」

「你家男人是工人階級，是革命的先鋒隊，你家不帶頭貢獻誰還帶頭？要我說，別說是大隊修一條金光大道佔了你們兩米宅基地，就是道路築到你們院子的中央，你也該有個好覺悟嘛！」

按理說，像這種宅基地等民事糾紛，又是不被人待見的陳年老帳，一般可以不列入紀委所轄工作範圍，但梁雨潤用恰恰相反的態度來對待和處理這樣的事。

「你們為我們著想了嗎？」

「哎——這你就說錯了。你們是鄰居，應該友好相處，相互信任和幫助。只是不要再搶佔屬於人家的地盤和財物便是。」

「憑什麼？」

儘管那時還在「文革」期間，但崔良娟不信邪，因為她心裏裝著兩個「保佑菩薩」：一是自己的成份是貧下中農，二是丈夫是工人階級。但雖有這麼硬的「菩薩」保佑，仍不起作用。崔良娟跑了幾十回縣裡、省里，那時大家都在「鬧革命」，沒有人理會她，倒是歲月的痕迹在這位少婦的臉上留下了幾道皺紋。

「所以這件事我是一定要管到底的。」梁雨潤站起身，拍拍老胡的肩膀，對天長嘆一聲：「你老胡知道我為什麼對這樣的事特別急著上手嗎？」

這就是被士人們稱之為天的中國農民。

「……」

張某一聽哈哈大笑：那我巴不得呢，熱烈歡迎你們進駐我的家來，我正愁著蓋了那麼多房子不能像城裡人一樣出租呢！嘻嘻。

另一個故事的主人公曾經是我筆下的人物。他是一個在二三十年代就在上海與魯迅先生等人一起筆伐蔣介石的人。抗日戰爭開始，他以開明地主的身份，為共產黨新四軍出過大力，那出家喻戶曉的現代京劇《沙家浜》里，本應該也有他的身影：因為當年這批駐在沙家浜的新四軍和主力部隊里許多槍支彈藥都是經他之手弄到的。不僅如此，他還一次又一次變賣自己祖上留下的地，為新四軍籌槍籌糧籌葯。到解放戰爭時期，他把上千畝祖上留下的地一塊塊變賣成共產黨隊伍的軍用物資，最後到土改時，他僅剩下了100多畝地。可就這100多畝地，使這位革命功臣的後半輩子蒙受了奇天大恥，直到他83歲時才被摘下了「地主分子」的階級敵人帽子。這麼一位過去只會靠筆杆子革命的紅色書獃子，卻因為土地的緣故，使他那副文弱的身軀足足在最繁重的田野里當了50年農民。去年我回老家時才知道他不久前已去世。老人家的後人對我特別友好，因為我是第一個著文為這個革命功臣平反，並且使他的傳奇事迹見於報端，廣為傳頌的人。

王家和村幹部又鬥上了嘴，誰都不讓誰。

張某一聽兒子這話，頓時像泄了氣的皮球，一頭癱在水泥地板上，逞了32年的威風蕩然無存。「你這個傻兒子，我這還不是為了你嗎？唉，我這幾十年折騰啥嘛！」

這天一早，在眾多上訪人員中，一名滿頭銀髮的老太太一邊哭跪在地上，一邊舉著一套滿是血痕和窟窿的衣服，泣不成聲地對梁書記說：「梁青天啊，你一定要幫幫我啊，我都上訪告狀了32年啦！我已經老了，跑不動了，可，可他們還霸著我家的地，佔著我的宅……」

那時崔良娟才32歲，在別人眼裡她丈夫在外面吃「商品糧」，每月會給家裡寄幾十塊錢回來，日子一定好過得很哩。外人哪知崔良娟的苦處，她上要照顧八十多歲的婆婆，下要拖帶四個娃兒，供她們吃喝穿著上學。丈夫雖然在外，但一個男人啥事都不會料理，所以崔良娟還要時不時到太原去幫丈夫收拾收拾，儘儘做妻子的義務。那會兒是「農業學大寨」的高潮年代，你如果經常曠工，也算是覺悟問題。好在崔良娟那時年輕，裡外都不耽誤，不過這份苦只有她自己知道。崔良娟給我講的一件事很能說明問題：那會兒她得一個來月上太原一次，男人三十幾歲，正是需要女人熱被窩的年齡，而且生活也需要女人打理。所以為了每月能上一次太原，她可受大罪了。家裡孩子小，婆婆年紀大，都需要人照顧。四個女娃兒，上學的，吃奶的，排著隊纏著她。而生產隊里的「農業學大寨」活動中，女人們個個被搧惑得像瘋婆似的，整日整夜裡搶活干，不知死活，不知時間，也不知勞累。拖得崔良娟一回家就想倒在炕上呼呼大睡。但她不行，娃兒們和婆婆還等著她做飯吃呢！於是她只好支起散了架似的身子，在院子里忙碌。怪也就怪在這兒，村上的男人和女人們見這裏外忙得幾乎是四腳朝天的崔良娟，不僅從沒倒下過，那成熟少婦的樣子還越來越招人眼。有吃商品糧的男人在外工作，有熱熱鬧鬧的婆娃整天圍著樂哈哈，有寬寬敞敞的大院子。農民嘛，這些就是頂好的理想了。她崔良娟全有。說不出什麼道理，反正村裡人覺得你崔良娟家占的好處太多，就該在什麼地方作出點「犧牲」，也好九-九-藏-書讓村裡其他人心頭出口氣。

通過調查了解，得出結論：村裡要在地處村中央地段的王典才家宅基地上建蔬菜批發市場，符合全村經濟發展需要，應予支持。但決不能讓需要搬遷的王家遭受損失而獲得不到相應的補償。有了這樣解決問題的基調，梁雨潤就把村委會幹部和王典才兩口子叫到一起，進行談話。王家提出騰老宅基可以，但村上應該補助3萬元錢。村幹部則不同意，說可以考慮給一塊好的宅基，但這麼多補償費不能給。

而由於大片的土地不再屬於自己，農民們便視自己的宅地是一塊神聖不可侵犯的王國。農民對自家宅基地的看重，一點也不亞於我們對國家領土的重視程度。

「啥，7000元？你們也太欺負人了。我們不搬了，一分補償費也不要了，我們要你們逼得我們全家幾年無家可歸的損失費！」。

「我要是早知道人家領導是這樣兒，我根本不會忍受一次又一次的屈辱，像狗似地用四肢伏在地上爬著樓梯去見他。真的，打那次看到人家領導這麼對待自己的老百姓，我的心徹底地死了，從此再也不想為自己的冤屈尋求一個說話的地方了。你想，人家當領導的都這個樣，你還能期望那些普通的幹部和辦事員能為你一個小農民服務辦事？更何況我這樣一個不招人待見的殘疾農民！」李衛國告訴我，那次傷心經歷后，他曾有過一個念頭：尋找機會，到坑害他的縣藥材公司，放一把火，「燒他媽的精光，連同我自己一起燒為灰燼！反正我這樣的人不值錢。可我想光自己死太虧了，怎麼也該把那些不為咱農民辦事說話的人一起拉著去見閻王！可就在我準備實施『計劃』時，梁書記出現了，他不僅妥善解決了我與藥材公司的糾紛，而且拯救了我的靈魂，喚回了我對咱們黨的信念……」

「我說老王你睡了嗎？剛剛睡下？那也不行，我就在朱呂村。你馬上過來，今晚我們一起必須把王典才的事解決了，否則再拖一天我們這些身為父母官的幹部就多一份對不起老百姓的罪過。你趕快過來，越快越好！」梁雨潤拿起手機，又搬來了裴介鎮的黨委王書記。

這一下王家的日子可就難過了。王典才回家一看，氣得卧床不起。老伴住在醫院不知咋回事，提前出院回家，剛到家就又氣得舊病複發，老兩口就從此再也沒有能力與村委會的幹部們鬥了。王家的大兒子原在市重點中學讀書，準備考大學，聽說家裡的老房也給人扒了，跑回家提起一把钁頭，氣沖衝到支部書記家，砸了人家的臨街廚房的小窗戶。這下可就惹怒了「太上皇」了。支書覺得面子大丟，找到派出所，硬要人家將王家的兒子抓起來，並提出要賠償6000塊錢。王典才老兩口急得火燒眉毛，一是小兒子是全家將來的全部希望，真要給人家整了以後的前途就徹底毀了，二是這麼多年為房子的事折騰了多少冤枉錢，還哪有錢賠人家！一個小窗戶本來就不值那麼多錢，明擺著是要訛你嘛。王典才夫婦拖著病體，上支書家求情，支書連見面的機會都不給。後來總算託了個遠房親戚——也是支書家的沾親帶故人家，左說右說，算是同意讓王家把砸壞的廚房窗子修好，但對方還是提出要賠5000元錢的「名譽損失費」。支書說，我堂堂一村之主，不這麼整，以後村裡人想砸我家房就可砸了？5000元不多！

「嘿，法院已經先後判過三四次了，到他那兒等於一紙空文，啥都不頂。」

崔良娟說到這兒鬆開了我的手，埋頭整理起那堆記錄她32年上訪之路的公函與材料。

有一次印象最為深刻。那是他到縣委辦公大樓里發生的事。李衛國打聽到某某領導正在二樓的辦公室，便想求得一見。可根據以往的經驗教訓，像他這樣的殘疾人，想直接進領導辦公室，結果總是被轟出去。所以這回他等候在一樓樓梯口邊的那間廁所內——這裏既不會被人轟出去，又便於一眼看到從樓上下來人的模樣。從早上8點進廁所，一直等到中午時分，李衛國仍沒有見到那位領導。熏人的臭味和飢餓的肚子，讓他不得不再次闖一闖領導的辦公室。當他拖著殘腿一步步艱難地爬著樓梯時——因為水泥地滑，他的一雙拐棍不能用，所以只能靠雙手和膝蓋骨的力量一步一挪往上爬行。你想縣委辦公大樓是個什麼地方？人來人往，忽見樓梯上出現這麼個殘疾人上氣不接下氣地爬行，誰見了都會驚訝的。

「你想想老胡，一個連字都不認得幾個的老實巴交的種地人，到底為了啥要一次次跑到縣城省城和北京去上訪告狀？而且一上訪就是幾年幾十年啊？你我行嗎？不行！肯定不幹了，說不定跑幾次沒結果就再不跑了。不跑了心裏又在想什麼呢？肯定是灰心喪氣了，或者根本就不相信誰了。我說的對不對？可人家莊稼人都實在，他們為啥跑了那麼多次沒有啥結果后，還一次次、一年年地跑啊？為啥？就是因為他們心裏裝著對我們黨的信任，對我們這些共產黨幹部還有一絲希望，他們相信天底下雖然有不公平的事，但總會有人給他們主持正義，為他們服務呀！你想想，他們不懼任何困難，不畏任何恥辱，甚至敢用一生的時光，全部的生命，來找回這種對黨、對政府，對我們這些幹部的期望和信任，你說比起他們的這種執著和犧牲精神，我們還有什麼可顧慮和擔憂的呢？還有什麼架子不能放棄？還有什麼理由不去認認真真地、實實在在地為他們化解矛盾，平反冤屈？其實農民們上訪幾十次幾百次需要我們幫助他們解決的問題並不難啊！可為啥老沒有得到解決呢？就是因為我們這些當幹部的當領導的，不能像為自己的子女安排工作，晉陞職務那麼認真去做，去動腦筋而已。說句良心話，老胡你講我說的是不是這個理？」

「不是向我，而是應該向為了從你這兒重新獲得尊重的崔良娟一家認錯賠罪。俗話說，人心都是肉長的，你應當比我更清楚，她崔良娟從當年的一個小媳婦，一直上訪成滿頭白髮的老太太，我們是不是心裏應該感到罪過啊！」梁雨潤語重心長地對張某說。

回城的路上，汽車飛馳在田野上。我的思緒一直被崔良娟老人的話和她在過去30多年的風雨中喊屈叫冤的身影牽扯著，長思不解地想著一件事：如果有幹部在32年前就能像梁雨潤這樣認認真真把事情解決了，那這個崔良娟將是怎麼的一個形象？如果今天夏縣沒有梁雨潤書記的出現，那崔良娟這位農家婦女的命運又將是什麼樣呢？

村幹部也不是好惹的，「你們不搬房也行，那就把戶口搬出我們朱呂村！」

到裴介鎮朱呂村採訪時，我不由想起一個典故：晉朝名士介子推的故事。

梁雨潤所以要接崔良娟的這件事，正是從這個深層然而又是最基本的道理上考慮的。

梁雨潤點點頭，說：「張某這個人可能還懂點法，所以他這麼多年一直膽大妄為。不過他再聰明也還是差了一點知識。」

「不行！」梁雨潤臉色異常嚴肅地在屋裡來回踱步。那「咚咚」作響的沉重腳步，使得方才還吵成一團的當事雙方靜了下來，十幾雙眼一齊聚集在梁雨潤身上……

「我哪想到自己這輩子啥萬元戶、五好戶都沒當上，卻被人戴上一頂上訪專業戶的帽子！」老人長嘆一聲，說：「我到現在都一直不明白，從第一次上公社告狀，找到公社的最大領導，看他白紙黑字地寫給大隊書記讓他退回我家的宅基問題開始，我看了不知多少領導寫過這樣的話，批過這樣的條，下過這樣的指示，但我弄不懂為啥有這麼多領導為我說話，為我抱不平，可到頭來咋像黃河裡撒網，總是打水漂漂呀？我一個大字不認的農民，又是女人家，弄不明白是咋回事。就以為我找的官不夠大，公社書記解決不了后，我想就找縣上領導，縣長說話再不算數我就找省委書記。那次我到太原，省委書記還真給我批示了，我高興得想這回再不會有人敢不退還我的宅基地了。因為省委書記的秘書當著我的面說省委書記托話轉告我，你崔良娟的問題再解決不了我省委書記就把夏縣分管土地工作的縣長給撤了。那回我回到家裡，等著好消息。後來，果真縣委書記都派人來我家，說一定要解決我反映的問題。我盼啊盼，盼了一月又一月，還是不見問題解決。我就又到縣裡找書記。縣委書記知道后也生氣得很，朝土地局的局長拍桌子。我當時在場，那局長看上去也挺可憐的，人家這麼大的官，50來歲的人了，被書記訓得像孫子一樣，只會點頭，其它的啥都不敢說。我知道縣委書記對我的事是認真抓的，我老伴的一個同學是省里的組織部副部長，專門找過這位縣委書記請他過問我家的事。但書記桌子拍了，土地局長孫子也當了，可我家的問題就是沒解決。我始終搞不明白，那麼多的領導，一個比一個大的官，他們可以建設好一個大城市，讓幾百萬幾千萬的人過好日子，咋到我這兒就說話一點不頂用呀？芝麻大的事，牛刀，鍘刀，全用上了，咋還夠不上勁呀？我左想右想，就是想不通。後來有一次我看了電視《楊三姐告狀》的故事，心想我可能差就差在沒有找皇上，沒有到北京找中央去告狀呀！對，我一定要上北京去。那兒是毛主席住的地方，鄧小平住的地方，黨中央住的地方，天王老爺也沒有比北京的官再大了。丈夫和孩子們不讓我再折騰了，我就瞞著他們跑到了北京。你們北京可真大，人也好，一問到哪兒就會有人馬上告訴你。那些部長那麼大的官，親自接待我，當著我的面給下面打電話。不像我們山西有些地盤上，我站在一政府大門口想向領導遞個狀子，他們就出來個保安啥的，也有公安局的，啥也不問就說你是盲流。我有幾次被他們無故無緣地當壞人抓了進去。六七十年代時，我還沒老，一個女人家自己就出來了，到城裡告狀，有些衙門裡的人壞著呢，一聽說你是找他們來上九_九_藏_書訪的，就眼睛溜溜地在你身上打轉。你急死人問他啥時能見某某領導，他嬉皮笑臉地問你，幫你找領導可以呀，但你會給啥好處呀？我心想窮得連上訪的路費都沒有，還有啥好處給你呀。便說：我可以給你打掃辦公室。人家一聽就沖我哈哈大笑，說鄉下農民就是傻。其實我心裏明白，他們所說的『傻』，我來個以『傻』裝傻。後來我再出來時就帶上四娃兒，就很少再碰上這類事，他們一看到我的娃兒哭，馬上態度就變得兇狠起來。等我年歲大了再出來告狀時，那些官不大脾氣卻很大的人就更多了，常常我的腿還沒有邁進衙門，人家就一句『瘋婆子又來了』，便把我架到收容所啥地方去了。苦啊，天底下恐怕再苦也苦不過上訪人……那是別人不把你當人看待的那種苦。可這樣的苦對像我這樣一心想解決問題的人來說，又算啥？我想能把被占的宅基地要回來，我也對得起死去的婆婆，對得起遠在太原工作的男人，也對得起幾個娃兒。你問我為啥不死心跑了那麼多年？啥不死心，我不知有多少回死心了。可每回死心后又回過神一想：咱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老百姓的天下，總有說理的地方。毛主席、鄧小平、江澤民總書記，不是總在說共產黨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每回死心后，一想到這兒我的心就又活過來了……」

十幾分鐘后，王書記到了。梁雨潤與王書記分兵兩頭做工作，村幹部那邊有王書記負責，王家就有他出面談。又是一個多小時過去了，梁雨潤和王書記碰頭，結果是王家說看在梁書記的面上，同意再讓一步，只要1萬元補償費。村委會那頭意見卻「鐵板一塊」——只同意給7000元，多一分也不給了。

「你又要接這碗夾生飯吃？」信訪室主任老胡一見梁雨潤拿著崔良娟的狀子來找他，便知這位年輕的上司又要做什麼了。於是搖搖頭，又笑笑。

從王典才家出來，梁雨潤回到城裡時，已見東方紅霞滿天。他剛上縣委大樓的二層——這是他的辦公室所在處，突然有人高喊：「快快，梁書記上班來啦！梁書記上班來啦！」

崔良娟心裏不服，第二天一早，她就告到了公社。

「呸！你告，再告100年也沒用！」張某路過崔良娟家時，操起一根樹枝，「唷唷唷」地將幾頭豬崽往崔良娟家的院子內趕著。熟門熟路的豬崽在主人的吆喝下，擺著尾巴，晃晃悠悠地遛進他人的院子。

當我請崔大媽談談上訪的經歷時，崔大媽突然雙手緊緊地抓住我，我先是一驚，但馬上明白過來：崔大媽的心又開始流淚了——

「難道就真的沒法讓這樣的無賴就範了？」梁雨潤聽完工作組的彙報，思忖著對付張某這種人的辦法。

當日下午，法院和工作組的成員，持著拘留張某的手續，再次來到上董村。當著眾村民的面，向張某宣讀了法律「拘留文書」。

「我理虧。我不是。我回去馬上把建在她家宅基地上的三間房子拆了，退回多佔的地。梁書記我向您保證：今後我假如再敢把腳朝崔良娟她家多伸出一寸，我願受天打雷劈！」

李衛國的話並沒有誇張，因為要不是那天正在縣委信訪室值班的梁雨潤，無意間知道了李衛國的事，並且在短短几天時間內幫助李衛國重新贏回了他視為生命一樣寶貴的「信譽」——縣藥材公司當面向他承認所批發的那批藥材有質量問題，並公開賠禮道歉，也許夏縣又多了一起震驚省內外的惡性|事件。

「立即行動！」。

在拘留所呆到第六天，張某終於痛哭流涕地要找梁雨潤書記當面認錯。

過去在農村我聽父輩們講過許多很有意思的事：說有一個農民，祖輩三代一直給別人當佃農，後來到第四輩時，這戶人家積存了幾十塊銀洋，那時蔣石介的統治快要完蛋了，有些富人害怕共產黨，就在逃離大陸時很便宜地將土地賣給了佃農。這家佃農趁此機會買了40多畝地。當祖輩四代第一次在屬於自己的田地里幹活時，心裏甭提有多高興了。40畝地靠全家幾個勞力干不是件容易的事。一些老佃農就找到這家戶主，說過去我們都是佃戶，現在你家有田了，可以當地主了，我們租你們幾畝地種種如何？這戶人家說不用，說我們自己能種。可到他們買回這40畝土地整一周年時，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過了大江，江南一帶全解放了。之後緊接著便是土改，劃成份。按照當時政策規定，40畝土地可以評為一戶富農了。負責劃成份的鄉幹部過去與這戶人家的主人都是地主的佃農，便悄悄跑到老朋友家透消息，說你也是吃苦人家出身，買的這40多畝地也是血汗錢換來的，不易啊。可現在社會變了，按政策規定你家這麼多地就該是「地富反壞分子」了，但我不忍心見到你們一家划進階級敵人的那一邊。怎麼辦，最好還是你們主動把土地退了，那個地主老財家不是還有個老傢伙沒到台灣去嘛！你們把地一還，啥事就都沒啦，與我們一樣都是社會主義的新主人了！老朋友走了，這戶人家聚在一起商量了一宿，最後還是決定不將地退給地主家，說啥都可以不要，但這地已經是我們家的了，就不能丟掉，就是扣一頂富農帽子也不在乎。就這麼著，這一家祖祖輩輩給地主當牛作馬的勞動者，在土地改革后，不僅全家的40多畝地歸公了，而且從此戴了30多年「階級敵人」的帽子，害得第五代人沒有一個讀完初中。

「法律也治不了？」梁雨潤又問。

崔良娟頓時雙腿一軟，癱坐門檻上。婆婆的死是與宅基地被佔有關的，醫生證實，當時老婆婆住院時一則氣虛，二則她的胳膊有積血。前者是婆婆看到自家的宅基無辜被佔後氣的，後者是那次村裡來人推牆時，婆婆上前阻止時被人扯著胳膊拉扯了好一陣。婆婆年歲本來就大，哪經得起這折騰。其間又聽到兒媳婦到上面反映情況遇到的坎坷，這一氣一憂，結果帶著未愈的傷勢和冤屈離開了人世。身為媳婦的崔良娟為之打擊巨大，更覺得自己「罪孽深重」。作為張家的媳婦，在男人沒在家時，自己既沒守好宅基，又搭上了老婆婆的命。崔良娟這回豁出去了，她並沒有馬上把老母親的死訊告訴在太原工作的丈夫，而是先找到公社幹部，想用婆婆的死來換取上級領導的公正說法。公社幹部一聽事情到了這一步，趕緊派人來崔良娟家做工作，說無論如何先把老人的後事給解決了，其它的事好商量。我們是代表公社的，是一級政府哩！得相信我們。崔良娟是老實的婦道人家，公社幹部立下的保證她能不信？在這種情況下，她才叫回丈夫，擦著眼淚將老人入了土。

王家覺得鬥不過人家，便無奈送了500元過去，想了結此事。但支書那邊不幹，你不賠「名譽損失費」不要緊，我找人治你家小兔崽子。有一天晚上，支書知道王家的大兒子在家，便找了幾個村上的小痞子，說今晚我支書包你們酒足飯飽，條件是你們給我整一下砸我家窗子的王家的那個小兔崽子。那幫好吃懶做的小痞子們第一次得到支書的「重用」，滿口將此事包了下來，他們酒足飯飽后，便醉熏熏提著棍舉著刀來到王家。王典才的兒子一看這陣勢，嚇得拔腿就跑，長期不敢回家，從此神經兮兮，行為也同正常人不一樣，更不用說考大學了，連上中學都不得不放棄。王家一挫再挫，不僅再也沒有能力蓋新房，連舊房子都住著艱難。1996年夏，極少下雨的夏縣連續下了幾場暴雨。王家一家老小不能呆在上面沒有瓦的大房裡，只得躲進一間做飯的廚房。黃土壘的牆，哪經得起暴雨潑澆？一日傍晚，王家老少幾口子躲避的小廚房內發出了「吱吱嘎嘎」的異常聲響。「不好，這房要塌！」沒睡著覺的王典才趕緊叫醒全家，從小屋裡逃出，站在屋外的大雨中。小兒子不願出來，痴傻傻地對父母說我就死在裡頭吧！急得老兩口連拖帶抱地將他總算拉了出來，當全家人剛剛逃出小屋，突然「轟隆」一聲，小廚房傾刻間化為平地……王典才一家從此失去了自己的家園，五六口人不得不東借西湊住在親戚和鄰居家……

「其實根本不是我梁雨潤有什麼特別能力，只是我覺得像李衛國這樣極其需要幫助的農民，我們當幹部的只要主動彎一下腰，去傾聽他們的呼聲，再費些時間和精力去為他們做些本屬於我們份內的事，那就會化解一切天大的問題。關鍵是要看我們對百姓有沒有真正的感情和能否將心比心。」其實，梁雨潤得民心的「法寶」就這麼簡單。而這簡單的「法寶」，在實際工作中一旦用上，就這麼靈驗。

「是。」

面對如此眾多的農民兄弟進城叫屈申冤，梁雨潤深感肩負的重任，於是為了儘可能地滿足大家的需要，梁雨潤把自己的辦公室變成了群眾來訪的接待室。而在這接待和傾聽農民們的一件件申訴中，他發現了許多無法想象的農民疾苦和人間的不平事。正是這些想都想不出的農民疾苦，使梁雨潤心頭更增添了共產黨人的責任。

深夜一點半，朱呂村村委會和王典才一家有關動遷和動遷補償的協議簽定完畢。雙方代表在上面簽字划押，各執一份，鎮黨委書記也留了一份。

此刻，老胡的兩眼已經濕潤潤的。「梁書記，聽了你的這番話，老實說我感到很慚愧，而且我覺得感到這種慚愧的不僅僅是我一個人，應該有相當多的人。不說了不說了，處理崔良娟的事，你給我安任務吧，我請求參加。」

梁雨潤得知后不動聲色地讓人將張某的兒子叫來，然後嚴肅地對他說：你身為現役軍人，又是武警，應該更懂得所有公民都必須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你父親多年拒不執行法院的判決，擅自佔據他人宅基不還，對這種嚴重違法行為，你無論作為他的兒子，還是作為一名現役軍人，都有責任幫助他好好認錯，並立即服從法院判決，而不是助紂為虐，是不是這樣？

王書記氣得渾身發抖：「你們看看，鬧了18年了，還想再九-九-藏-書鬧18年呀？」接著，他又惴惴不安地給站在一旁出粗氣的梁雨潤端上一碗水：「梁書記，您可千萬別生氣，這些人哪，都不是省油的燈。快喝口水，您從下午來了到現在連口水都沒有顧得上喝，這些人也太不抬舉人了。要不你還是回城吧，日後我們再慢慢調停，你看行嗎？」

在張某的帶頭下，其他多佔崔良娟家宅基地的另兩戶鄰居也隨後向崔良娟家賠禮認錯，歸還了多佔之地。就這樣，這起讓一位農家婦女走了32年上訪路的民事糾紛，終於宣告處理完畢。

「你們都是來找我的？那就請到我辦公室來吧。」

「你可一定要寫好他。一定啊！」那天臨別時的一幕永遠留在我的記憶中：當帶我前往上董村採訪的車子已經發動並走出幾十米了，我從反光鏡中突然見她朝我揮著手，我趕緊讓司機停下，以為出了什麼事。

「那張某什麼也不在乎，該占人家的地照樣佔著，而且可能會變本加厲。」工作組的同志說。

「這怎麼能說是我個人的私事？再說我家又不是地富反壞右分子，他們憑什麼推倒我家的牆，占我家的宅基地？」崔良娟原以為公社都是些明白道理的大幹部，哪想會碰到這樣的只講大道理而不明白民情世故的人。她氣得在那位公社幹部的辦公室里直打轉。

什麼問題讓農民最憂心？什麼事對農民來說是最神聖不可侵犯的？沒在農村呆過，沒有干過農村工作的人，是絕對想象不出來。

「天下哪有此等道理？為村裡發展經濟想辦點事這應當，可不能不管別人的死活啊！」有一天，王典才的老伴周愛仙大媽上樑雨潤的辦公室聲淚俱下地訴說了18年來這樁事情的前因後果，令這位紀委書記也唏噓不止。

我當然知道。因為我在農村呆了很長時間。農民做夢都想得到的自然是土地，因為土地是他們賴於生存的基本條件，也是衡量財富的唯一尺度，幾千年來中國的農民都是這樣過來的。即使到了世界已經開始進入知識經濟的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改革開放之父——鄧小平推行的第一項政策就是滿足農民們對土地的渴望，「分田到人，包產到戶」使幾乎貧困到邊緣的中國八億農民重新獲得了解放，並且在之後的一二十年裡走上了致富的道路。至今，我們中國的社會，無論在政治領域，還是科技戰線，或者是教育文化界，不管你承認還是不承認，土地意識與經營土地的理念，一直主宰著我們的思維與行為模式。這不單是一種封建意識，把這樣的土地意識簡單地視為封建文化，是狹隘的。中國人的土地意識是這個農業大國與生俱來的，即使我們跟著整個世界的步伐全面實現了現代文明，也無法抹去我們對土地深厚和濃烈的感情。

「四人幫」倒台後，改革開放了，農村又來了新政策，包產到戶，聯產承包，熱火朝天。可令崔良娟萬萬沒想到的是，當年後院被佔去的兩米多宅基地問題不僅沒有解決，1982年，村上又在她家的前院門口劃去一塊寬3米，長17米的地方，說是在這兒要修一條新路通過她家門口。村上的交換條件是：順著這條線，她家的宅基地往後移動同樣大的一塊地方。崔良娟是個通情達理的人，雖然「文革」中的那檔子事還沒有了結，可現在畢竟是改革開放年代。那時她三個大的娃兒都在上學。四娃兒還在她懷中吃奶。丈夫寫信來希望她到太原呆一段時間，好多騰出些時間為廠里技術革新多做貢獻。臨走時村上幹部找到她，向她再次催促關於在她家門口修路和往後移宅基的事。

這就是中國農民對自己宅基地「奉若神明」的信仰。

這不明擺著欺負人嘛！崔良娟不能不急了。回頭就找村幹部說話。村幹部為難地說，不是村上辦事不公道，而是你後院住的幾戶人家心裏一直妒忌你家。他們眼紅，認為你崔良娟和孩子雖然全是咱上董村的人，但你男人在太原工作，你家又是四個女娃，又都是讀書人，將來一出嫁，誰還會回這驢子都嫌窮的黃土丘來？將來你崔良娟老了跟著你男人到太原享清福，老宅基不就成了空院嘛！言外之意，我們占你崔良娟家的宅基，在情理之中，說透了，你崔良娟家這塊風水寶地早晚也是我們的。哼，現在不跟你說透，我們先佔著用又有何妨？

「嗚——」不知過了多少時間，李衛國伏在樓梯的水泥台階上，哭得雙肩像拉動的風箱。

一個以百姓利益和幸福為已任的政黨，如果不能代表這樣的佔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們的根本利益，那這個政黨必然早晚失去對這個國家的統治與領導地位。

「這個我愛聽。」梁雨潤搬來一把椅子，幾乎是臉挨著臉地請老胡把話說完。

工作組成員說，這次你別再想拖著不還崔良娟的宅基，否則我們就進駐你家一直到你退出為止。

就這樣，梁雨潤一會兒跟村幹部們談，一會兒又回頭找王典才一家談。最後王家答應只要15000元補償費。梁雨潤和土地局劉副局長也覺得王家比較通情達理，實事求事。可哪想到村幹部還是嫌多，堅決不同意。

這回輪到梁雨潤笑了，「那好……你們，你們現在就，就簽約吧……我看著，看著你們簽……」他用燒著火般的嗓子，斷斷續續地說道，當他搖搖晃晃地坐下用手端起那碗茶水時，竟然沒有拿住，瓷碗「哐當」一下落在了地上……

這個農民叫王典才，老伴叫周愛仙。他們是夏縣裴介鎮朱呂村人。

當日下午4點，梁雨潤放下一個會議，叫上縣土地局的劉副局長一起來到了王典才所在的朱呂村。

這使得我更想從梁雨潤身上尋找更多的東西。

張某更得意地說：行啊。這兒的村長、鎮長哪一個上台沒有我的推薦？你們把他叫來，看誰聽誰的。

從此這位青年農民，拖著一雙殘疾的腿踏上了尋求伸張正義的上訪之路。他到過縣上，也到過運城市委，見的領導和幹部不下三五十個，但都令李衛國無比傷心和失望。那些領導的門是很難進的，因為他們通常十分注意「形象」，所以一見有人拖著殘腿一拐一跛地在自己的門口晃來晃去，就會顯出一副不耐煩的樣子，好的聽你三分鐘話；膩的乾脆搪塞說「有事」便讓秘書一類的人「接待接待」。這一接待事情就常常變了味。好點的會說：「你把相關的材料留下，人先回去等消息。」惡劣的就不用多說，什麼「製造不安定因素」，「閑著沒事跑出來想榨油水」云云。開始李衛國還很當回事，對那些所謂的「好點的」，他幾次感動得直流淚，甚至在人家已經趕他出了門后，他還傻裡傻氣地跑到街上買條煙什麼的回頭再給人家送去。而對那些不把他當回事的「惡劣行為」，李衛國也氣得直落淚。可時間一長，見慣了，聽慣了，也見怪不怪。然而不管是「好點的」還是惡劣的，最終結果都是一個樣：對他要求解決的事，總是石沉大海，有去無回。

當下我們的一些幹部和領導，他們不僅對農民和百姓缺少關心，而且真的常常是騎在人民的頭上張牙舞爪，為所欲為，這樣的幹部和領導者，人民不恨他才怪！

望著這位銀髮滿頭的農家老太太，我說不出自己的心頭有多少感慨：32年！誰會有這樣的毅力？誰會帶著某種不息的希望和信念，能維持如此漫長的歲月，只能以屈恥與下賤、乞求與討好的行為來感動他人。僅僅是一塊宅基地，僅僅是需要收回屬於自己的那份財產，她付出了32年的歲月與尊嚴！

欺人太甚！崔良娟又重新走上過去十余年的上訪路，並在這條路上走得不屈不撓，年復一年。而在這條漫長的上訪路上，由於我們的一層層幹部和辦事人員不負責任的工作作風和態度，使這位當年標緻的年輕少婦，成了一個滿頭髮白的老太太。

可是半個多月後回來一看，崔良娟拍著大腿喊屈：前院已經按村上築路要求給刨走了一大片，本該往後挪移的地方卻被住在後院的鄰居李某家高高地砌上了一道牆，並在此牆靠崔良娟家這邊又挖了一條深深的溝壑，凡是明眼人一看便知，村上規劃中讓崔良娟家后移的地盤，後院人家卻不准她后挪一寸。

事情就這麼個理，雖然擺不上檯面，但有人心裡頭就這麼想的。

我的主人公王典才的家就在介山腳下。

「憑你們不為全村人著想！」

崔良娟好不生氣，心想我娃兒多大？男人和我也還有幾十年可活，人家卻如此給我們料理「後事」呀！村裡解決不了，她跑到鄉里、縣裡。三級政府意見一致：崔良娟的宅基應當按集體佔用的面積后移，後面的住戶不得擅自佔用她家的新界宅地。1984年，鄉鎮政府法律服務站調解三戶佔用崔良娟家的鄰居倒牆還地。但由於這三家鄰居仗著他們的家族在村上人多勢眾，拒不還宅騰地。案子交到縣法院，法院很快也作出了同樣內容的判決，責令那三戶人家按時退地。有政府支持，又有法院判決，崔良娟覺得自己有了定心丸，哪知日子一天天過去了，法院規定的日期也過了很長一段時間，人家照常在她家宅地上搭房修棚。更氣人的是其中一戶姓張的鄰居仗著當過多年村幹部，現在又在鎮政府工作，鎮上縣上認識的人多，不僅拒不執行法院判決，而且變本加厲地在崔良娟的院子里建廁所，倒垃圾，並且每天將十幾頭牲畜趕到她院子。崔良娟實在沒法忍下去，便上鎮里縣裡告狀。哪知她每告一次，回來得到的是更多的報復：不是這不見了，就是那被扔出了院子。更可惡的是一次她帶著小女兒到太原看病，幾天後回到家一掀油罐蓋，油不見了，裏面儘是糞便……當她含辱洗刷乾淨油罐后，划火點柴準備做飯時，突然「乒乒乓乓」地響聲大作，一團團火星兒直朝她身上竄來……等到她從驚恐中回神過來，瞅著自己衣褲被鞭炮燒焦的一個個窟窿和表皮上滲出的血跡時，不由傷心得抱頭大哭。而此時，她的耳邊，是從後院傳來的陣陣狂笑。

「梁書記……我們聽您的。」王典才和老伴周愛仙「哇」地一聲，哭九_九_藏_書了……

在一個安分守己的農民面前，你無論怎麼的辱罵和嘲諷他，他可能只朝你瞪一眼，或者乾脆就躲得你遠遠的。可假如你說盡好話，又悄悄想霸佔他的一寸宅基地，那他就會不惜一切代價與你鬥爭，甚至付出生命也絕不會吝惜。

張某的兒子帶著一腔怒氣進的紀委，出門的時候已經心平氣和了，他整整警服，知道自己應該做什麼了。

新中國成立后，土地歸了國家所有。農民擁有的便僅是那塊生活的宅基地。

崔良娟不服，她不相信共產黨領導的天下沒有能說理的地方。從此這位年輕的農民少婦便開始走上了一條漫漫的上訪之路。

32年啊！在人的生命里能有幾個32年可活啊？而崔良娟這位普通的農家婦女為了守護屬於自己的一塊宅基地，整整走了32年上訪路。

很巧，那天從崔良娟家回城的路上，遇見了另一位得到梁雨潤幫助的農民。他叫李衛國，是個殘疾人。因為殘疾和家貧，天資很高的李衛國沒能在高中畢業後繼續上大學，他開始自學醫書，並獲得了一個行醫執照，在自己家所在的小鎮上行醫。李衛國十分注重自己的行醫道德，從來一絲不苟。可偏偏有一次出了問題。那是1998年年末的一天，他在給一位農民看病時，開了一副從縣醫藥公司水頭批發站買回的葯。患者服用后，突然感到不適，副作用極其嚴重。仔細一看，原來那葯已經變質，藥丸的外殼出現了裂縫，他便找到李衛國。受害者家屬當時說的話很難聽，李衛國感到無地自容。其實李衛國也是一肚子冤屈，因為他並不知從縣醫藥公司進的貨會出現質量問題。第二天他便拄著拐棍，先到縣葯檢所化驗，結果證明確實那葯有質量問題，於是他便找到縣醫藥公司索賠——既為經濟損失更為名譽傷害。哪知人家並不把他當回事，愛理不理的。李衛國急了，坐在經理辦公室不走。藥材公司經理惱怒起來，從街頭找來兩個人，威脅李衛國說，你要再賴在這兒，老子再把你的兩隻胳膊也廢了！雙腿殘疾的李衛國打小自尊心特強，哪受得了如此屈辱！

那天梁雨潤說要到一個叫裴介鎮的村子去。在鎮的東面，有座已經荒蕪的墳墓，而墳前卻樹著一塊高大的石碑。我走近一看：哇，原來這裏便是晉文公侍臣介子推的故里！關於介子推這個人物，現在的年輕朋友可能知道得不多，但讀過歷史的人都會知道介子推這麼個了不起的人物。在春秋戰國時期，晉獻公死後，兒孫們爭奪王位，釀成內亂。次子重耳因受其兄排斥和後母驪姬的迫害，逃亡到了國外。途中由於連日奔波，饑寒交迫，侍臣們離的離，亡的亡，所剩無幾。唯介子推等人一直護衛其左右。一日，重耳一行來到一個叫羊舍的地方，正值赤日炎炎之時，一路走來的重耳一行人困馬乏，個個口乾舌燥，飢腸轆轆。公子重耳想起往日在宮中吃不盡的山珍海味，而今連粗茶淡飯也無處尋覓，不由連聲唉嘆，淚水漣漣。侍臣們見主子如此凄涼，很不忍心，便四處尋找食物。然而在這荒野之地，終無所獲。介子推看著幾近昏倒的君主，心裏十分難過。他避開眾人眼耳，用利刃割下自己大腿上的一塊肉，然後煮成羹湯，給主子端上。重耳忽聞如此鮮美的肉味，伸手接過連聲稱道：「好香的野味，是哪位愛卿獵來的？」可是眾臣聽主子的問話后，誰都不敢應聲回答，相反一個個低頭避之。重耳頗覺驚詫，他隨眾人的目光看去，只見介子推此時正顫顫巍巍地站在那兒，臉色蒼白，下衣沾滿鮮血。重耳什麼都明白了，上前跪在介子推面前哭道：「介愛卿，來日平定天下后，我定當報你的大恩大德。」後來，在外流亡19年的重耳回晉都繼承王位，並大宴群臣，封賞隨從。然而在受賞的群臣中，已是晉文公的重耳卻忘了有恩於他的介子推。老臣們很不服氣，便在皇上的門上掛起書帛，寫道：「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同流天下。龍飢乏食，一蛇割股。龍返于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號于牛野。」晉文公見后連連說：「我何以忘了介愛卿？罪過罪過！」隨之傳旨速請介子推。但此時介子推由於看到晉文公初登王位就沒將心思放在改善百姓生活上，而是迷戀宮中華麗奢侈生活，便伴老母隱居到綿山。晉文公知後派人請介子推出山，但介子推終不願回宮，並讓人轉告晉文公「和睦待人，不忘根本，同心協力，圖強社稷。」晉文公聽后更加感動，便親自前往綿山。介子推聞訊后隱居到更深處。晉文公見請不回愛卿，便對手下人說：「分三路把山上的草木給我統統燒了，惟留一路給介子推母子下山所用。」晉文公心想，這樣你介子推不就下山了嗎？但在火焚三日之後，山上的草木皆成煙炭，卻仍不見介子推母子下山。晉文公急了，派人全山搜尋，最後發現介子推母子相抱成焦屍的慘景。晉文公見此失聲痛哭，後悔莫及。為感念介子推的救命之恩和忠言相諫，晉文公封綿山為「介山」。

自從梁雨潤鐵拳重擊夏縣「黑勢力」，懲治幾起腐敗案和為群眾辦實事的事迹不脛而走後，縣委大門口和他的辦公室的樓道里，天天都會有數十名百姓群眾跑來找他。有的群眾為了能同梁雨潤當面訴說心中的苦和冤，不惜頭天從幾十里的鄉下趕到城裡，然後整宿整夜等在縣委大門口或梁雨潤的辦公室旁的那個平台上。

崔大媽邁著顫巍巍的步子，奔跑著過來，伏在車窗前氣喘吁吁地雙手再一次拉住我的手，說：「梁書記是個好書記，你千萬要寫好他，啊！」

梁雨潤抬頭一看，只見與他辦公室一牆之隔的一個平台上，聚著十幾位群眾。

兒子說：「爸，是你不對，幹嘛一定要佔崔嬸嬸家的宅基嘛！」

「太好了，這麼說我們是可以通過法院手續，對張某進行強制拘留處理？！」

今年春節前一個星期天，我見到了這位年已68歲的老人。當她得知我是從北京專門來了解她的事情時，不由又一次老淚縱橫起來。她拉著我的手，坐在她家的炕頭上，然後拿出一個布袋，「嘩啦」從裏面倒出上百份各式各樣的紙和信封。崔良娟告訴我，這都是她在32年裡上訪、打官司留下的「紀念」。我拿起翻了翻，有縣「革委會」的介紹信，有地區「一打三反」領導小組出示的公函，更有鎮政府、縣政府、省政府和這些政府下屬的法院、土地管理部門等單位的「信訪處理意見書」。而在這疊起一尺多高的信函中，我看到特別多的是縣長、副縣長、市長、副市長、書記、副書記……的一份份批複，那些批複雖然字跡各式各樣，有龍飛鳳舞的，有中規中矩的，圈兒有畫得圓的，有畫得鴨蛋似的，但他們的內容卻驚人的相似，如「此事一定得解決」，「請某某部門閱辦」，「為什麼她的問題拖延如此長久？不能再拖了！必須速辦！」我見的一個個領導者批示的「閱辦」，「速辦」，「必須辦」的字眼是最多最醒目的，但就是在這麼多層領導年年關注下，年年批複下，崔良娟的事就一直拖到梁雨潤來夏縣工作之前的1998年還沒有解決。

但現在村裡修路，沒動其他任何一家的宅基地，偏偏將她家的院牆推倒了，而且令人氣憤的是竟然沒有一種通情達理的說法。崔良娟覺得自己的男人不在家，而自己在家裡卻眼睜睜地看著別人把老宅基地佔了一塊，這份「罪孽」重啊！她找公社沒解決問題，便跑到縣上找領導。找縣領導比找公社幹部難上好幾倍，更何況，那是「文革」打砸搶和揪走資派最激烈的時候。有一次她好不容易打聽到一位縣長在某個地方，她便去了，可一上那兒就被幾個造反派逮住了，問她幹什麼的？崔良娟說我家裡有事找她。造反派說縣長已經是走資派了，你這個女人還要找他？造反派左瞧右瞅，總覺得這個俊少婦跟當走資派的縣長有什麼關係。「搜！」幾位女造反派，也不管崔良娟的叫嚷，把她通身摸了個遍，查出了她身上帶的四根自己做的麻花。崔良娟說是自己做的，準備「上訪」期間吃的。造反派不信她話，說肯定是那個當走資派縣長的什麼「親信」（那會兒還不叫情人一類的詞，但意思差不多），這四根麻花很能說明問題。然後又說，現在是「偉大領袖」指引下全國上下一片紅的時候，你一個女人出遠門搞什麼上訪，這本身就是反革命活動。抓！崔良娟就這麼著被稀里糊塗地關了一夜。大概第二天造反派給崔良娟所在公社打了電話，才弄清了她並非是「走資派縣長」的什麼人，這才把她放了。回到家，她還未踏進院子，就聽院內傳出孩子們悲傷至極的哭喊聲：「奶奶，奶奶你別離開我們呀……！」「你別走啊，好奶奶——！」

「你們不能抓我，我兒子還在北京當武警呢！我要讓他回來告你們——！」這回張某急眼了。在臨上警車時大吵大鬧起來，但一副冰冷的鐵銬已緊戴在他的手上……

土地對中國農民來說就是命|根|子。

「好了，今天算我來你們村做『生意』賠了！剛才你們一方同意給7000元，一方要1萬元。不是差3000元嘛？好，這3000元由我們紀委出！王典才家的問題已經拖了18年了！我們不能讓老百姓白跑18年！怎麼樣？你們雙方還有什麼意見？」梁雨潤說完，用目光掃了一下全屋子的人。

方才還是個個怒髮衝冠的雙方當事人，彷彿像冰山一下被強烈的陽光所融化。

「大媽，我知道這些年你們一家受罪了。雖然現在村裡的幹部換了一茬又一茬，但即使再難辦，我也要把你們家的事解決了。你先回家，我會馬上到你們那兒去的。」梁雨潤望著一步一回頭的周大媽，心中湧起萬千感慨：一個農民，就因為村幹部的工作簡單化，使得全家幾口人幾年無家可回，如果見了這樣的事不心疼，還算是共產黨的幹部？梁雨潤覺得不能再讓這些確有冤屈，又無權無勢的農民百姓再拋家舍業地往咱政府和幹部的辦公室喊冤叫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