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際上，以美國為首的一些反華勢力，對所謂「三峽移民人權問題」的關注更不用說了，所下的本錢已經進入了他們的某些「國家預算」。從20世紀90年代起的歷次國際人權會議上針對我國人權問題的一次次「提案」，幾乎無一例外地將「三峽移民人權問題」列入其中。他們在三峽移民問題上的奇談怪論和說三道四，從來也沒有停息過。一句話，他們不相信中國人自己能建造世界最大的水利工程，更不相信中國人能在建設如此規模的水利工程中將百萬移民問題處理好！

關於歷史上的長江洪水帶給沿江人民的災難，史書上的記載足以令人感到驚心動魄。遠古的長江洪水史沒有記載，只有到了漢朝才有了關於這條大江的災情記錄。長江水利委員會提供的資料顯示，從漢代到清末即公元前185年至1911年，在2096年的歷史里，長江共發生有記載的大水災214次。通過這個記錄，我們發現一個規律，即長江洪水平均不到10年就泛濫一次。且越到近代，災害的發生越為頻繁。秦代以前，缺少歷史記載。前、後漢400多年間，有6次大水記錄。魏、晉、南北朝的200年間，有16次記錄。到宋代后因為中華民族的統治中心逐漸向長江以南轉移，故對長江大水的記錄準確性增加了，300年間有記錄的大水63次。平均每5年一次。元朝時中國的統治中心回到了北方，此間的長江水情沒有被朝廷當回事，記錄也隨之不見了。到明代，江南經濟文化逐漸繁榮，記錄的長江大水有66次，平均每4年一次。

關於三峽工程的論證其實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就開始了，這應該說是中國人做了幾十年「三峽夢」的具有歷史性意義的實質性決策。這一決策首先歸功於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作為中國第二代領導核心的鄧小平，在他主持中央全局工作之後，就把目光投向了三峽。1980年，鄧小平從重慶朝天門碼頭登上「東方紅」32號輪，那一路上長江的滔滔之水給我們的總設計師帶來了滾滾思緒，面對這條同樣養育了他的母親河，他感慨道：「看來，不搞能源，不上骨幹項目不行，不管怎麼困難，也要下決心搞。錢、物資不夠，寧可壓縮地方上的項目，特別是一般性的加工工業項目。這些小項目上得再多，也頂不了事。」1982年11月，鄧小平在聽取國家計委準備興建三峽工程的請示彙報時，果斷地說：「看準了就下決心，不要動搖！」針對當時一些人擔心三峽工程動起來后涉及面太大而出現所謂的「政治問題」，鄧小平又十分明確地指出：「只要技術、經濟可行，對國家經濟建設有好處，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是最大的政治。」

「還用說嘛，呼籲三峽工程啥時少得了你嘛！」王震樂開嘴巴，用拐杖親昵地敲敲王任重的腿，「走，現在就寫。」

江澤民總書記到了長江三峽。

建三峽怎麼還出來個「人權問題」？中國人感到莫名其妙。老實說，那時我們中國人還不太熟悉「人權」這個詞，更不清楚西方國家的人權概念。不過，三峽移民問題已經真的不再是三峽工程中一個簡單的「細節」了，而是一件非常巨大而敏感的超國界的大事！

議題只有一個：討論興建三峽工程的議案交全國人大審議。

那場面太令人難忘和激動了！無論是主席台還是大廳的普通坐席上，許多人相互擊掌慶祝，有的緊緊擁抱在一起，有的在興奮地抹著淚水。夢想七十多年，調查50餘載，論證40個春秋，爭論30個冬夏，三峽長夢終於成真。

當年的三門峽水庫修在黃河邊，那時的移民任務和安置地，全都由國家「計劃安排」和「政策決定」的，你去不去那可是「政治任務」，是「支持還是反對社會主義建設的大是大非問題」。為了確保移民工作的全面展開，有關部門將首批到寧夏的移民安排為一個特別的先遣（必須是青壯年），共5208人，出發那天舉行了隆重的儀式，縣鄉村上的幹部們全部出動，並且動員了幾萬人的歡送人群。先遣隊的移民們個個精神抖擻，胸前掛著大紅花。根據文件規定：先遣隊的移民必須以黨團員和貧下中農積極分子為主，中農和上中農基本上沒有，地主富農更不在其列。所以當時庫區的百姓出現了父子、夫妻、兄弟、姐妹踴躍爭當先遣隊員的動人場面，有個鄉分配的先遣隊名額是154人，結果報名的達1087人。有人為了爭取當上先遣隊員而咬破手指，寫血書，表決心。

萬里終於說話了：「今天的議程不包括大會發言。請代表們繼續表決！」

其實這些年來西方人對中國的三峽工程問題有過分的「關心」。某國家想承攬一項工程，後來投標失利了，他們就發表文章說「三峽工程」一旦上馬，如何如何會有幾百萬中國農民「喪失家園」、「淪為難民」。我在庫區採訪時，雲陽縣的人告訴我，那一年某國有幾個記者，想拍一組三峽移民不願離開家園的「悲慘情景」。他們走了一路，沒有找到什麼「理想」的鏡頭可拍，後來假扮成中國記者（他們有人會說漢語），叫一個家住山腰上的農村大嫂，讓她背一個背簍，裏面裝了不少東西，趕著一頭豬，往山上走，說還必須有哭的樣子。那大嫂笑了，說我哭不出來。那些記者就趕緊塞上200元錢給那大嫂，並說這是演戲，哭了才像。

三門峽水庫的移民工作就是一個教訓。那既有過去國力貧窮所致，也有決策本身的失誤。三門峽水庫已經成為歷史，因建水庫而得名的三門峽市如今美麗如畫。我們在此訴說他們的不幸境遇，其實正是想說明水庫移民工作的難度，說明今天三峽移民是在怎樣的背景下「舉國家之力」而進行的又一場偉大壯舉。三峽是長江上的第一大壩，而三門峽則是黃河上的第一大壩。長江與黃河一南一北，一個今天一個昨天，兩個大壩的移民，卻是截然不同的兩種命運。

清代時基本上將長江的每一次大水都詳盡記read.99csw.com錄，共發生62次，也是平均每4年一次。「荊州不畏刀兵動，只怕南柯一夢終」，這是刻骨銘心的記憶。1860年至1870年10年中出現的兩次特大洪水，沖開了南北荊江大堤，兩湖平原一片汪洋，百萬生靈葬身魚腹，僅死亡人數合計就達百萬以上。發生在20世紀的長江大水，是我們許多人親身經歷過的。像1931年長江中下游發生洪水，淹沒農田5089萬畝，死亡人數達4.5萬，漢口淹水百日；1935年災害再次降臨，僅支流漢江遙堤潰口，一夜之間就死了近8萬人，災難，數不清的災難，次次把中華民族推到痛苦的深淵。新中國成立后的1954年的武漢大水，儘管人民政府帶領沿江人民奮力抗災，並啟用剛剛建成的荊江分洪工程三次分洪，但武漢仍被洪水圍困3個月，京廣大動脈中斷百天，3.3萬人死於水災，直接經濟損失百億元。而1998年的那場由江總書記親臨大堤指揮的「長江保衛戰」，更是歷歷在目。

將來「高峽出平湖」后，三峽水庫的優勢還在於它構築起了一個效益巨大的長江航行新天地。預期到本世紀30年代，通過長江峽江壩址的單向貨運量由現在的1000萬噸提高到5000萬噸，客運約400萬人次。屆時從重慶到宜昌所形成的660公里的深水航道，真正使我們看到「天塹變通途」的壯麗景象。那時長江的新一段黃金水道將名副其實，足可與世界上內河航運最發達的美國密西西比河以及歐洲的萊茵河、多瑙河相媲美。

長江三峽就這樣沉甸甸地裝在了江總書記的心裏。這一裝他就再也沒有放下過。

在中國，誰忽略了長江，誰就不可能成為這個國家和民族的主宰者，因為長江主宰著大半個中國興與衰的命運。

12月14日，李鵬總理在三斗坪壩址工地上，按動了三峽工程正式開工的電鈕——世界再次以敬佩的目光注視著中國的偉大征戰！而當代中國人以充滿自信的氣概破解「世界級難題」的壯舉也全面拉開帷幕……

有關人員告訴我，在長江有歷史記載的洪水中，最大的一次洪水是1870年，那年洪水造成的死亡人數比唐山大地震多出了幾倍。那一年的洪水流量為每秒80000立方米。三峽水庫庫存的泄洪能力可以保證在每秒102500立方米。如此「百年一遇」的大洪水來臨時，我們國人可安心酣睡了！其實，長江洪水的「百年一遇」，並不是每100年就有一次水像1870年的每秒80000立方米大洪水從天而降。「百年一遇」是一種概率的表述，用一段通俗的話來比喻：一枚硬幣有正反兩面，轉動一下，肯定有時正面有時反面，其概率為50％。但並不是說每轉兩次肯定是一正一背，也許是兩正也許是兩背。「百年一遇」的大洪水，也許100年中長江一次也沒有特大洪水，也許100年中就連續來了兩次大洪水。三峽大壩給我們擋住的就是在一二百年中像1870年那樣的大洪水，不管它來一次兩次，還是一次也不來，我們都可以放下心來。

李鵬總理能不感到壓力？他從小生活在共和國第一任總理的身邊，那是位深受人民愛戴的總理。可即便是周恩來，在三峽問題上，他所經受的壓力也非同小可。有一回周總理在聽完三峽工程論證會後，面對專家們的爭論和各部門相互之間的指責，周恩來拍著胸口對大家說：「長江上如果出了問題，砍頭的不是你們幾個人。要砍頭，我是第一個。可砍頭也不行！這是國際影響問題。建國二十幾年了，在長江上修一個壩，不成功，垮了，那可是要載入我們中國共產黨黨史的啊！」

政策上的偏激、工作上的簡單化和當時國家整體物質生產水平的低下，導致了那個時期水庫移民的災難性後果。

據他身邊的人介紹，在三峽工程進入最後幾年的論證階段，只要有人向他談論有關三峽工程的事，身居要職的他會毫不猶豫地放下手頭的其他工作，立即滿腔熱情地給予支持。有位專家說，僅他一人通過王任重之手轉給中央領導的有關三峽方面的建議書就不下十幾次。每一次，王任重都辦得非常認真，直到有迴音為止。身為全國政協副主席的王任重，比別人早知道這一年的人大會議上要將三峽工程上馬的決議提交表決。作為政協的領導，又是三峽工程最堅定的「主上派」，王任重更加激動地期待這一偉大時刻的到來。然而，就在盼望多年的夙願即將實現時，他因勞累過度病倒了，而且一病不起，于「兩會」開會前4天突然病情惡化，猝然逝世。在彌留之際留下遺言：「一定要把骨灰埋在三峽工程的壩址。」長江滾滾東流，不舍晝夜。共產黨人那份憂國憂民的情懷，與群山峽谷同在。

「好啊，有您這樣德高望重的老一輩革命家支持三峽工程，我這個『主上派』勁頭就更大了。王副主席，如果您不反對的話，我願意在您的信上籤上我的名字！」王任重高興地說。

誰讀懂了長江，誰就掌握了中國的命運。

那大嫂看在200元錢面上，一邊往山上走，一邊抹著眼淚，可就是因為並非「專業」，所以總不像。那幾個別有用心的記者的陰謀最終也沒有得逞。這還不算，日本有個右翼組織為了污衊三峽工程有「人權」問題，甚至在一次國際會議上指著中國代表團的人員責問，說你們中國人建了三峽水庫後會造成污染，你們長江的「污水」就會直衝到我們日本島上，就會影響我們的吃水問題，這是「太大的人權」問題！中國代表團成員一聽就覺得對方在無理取鬧，並反問對方：我們中國的長江出海口在什麼地方？你們日本國的位置又在什麼地方？那幾個日本人中還算有一兩人有點地理知識，一算，對呀：長江出口處是在中國的上海吳淞口，距日本國還遙遠得很呢！再說長江出口處的東海海域的水也不會倒流到黃海海域呀！

當移民們扛著鋪蓋、帶著農具，千里迢迢來到目的地賀蘭山https://read.99csw.com下的平吉堡一看便傻了：這裏挨著光禿禿的賀蘭山，為沙漠邊緣地帶，不是半人高的茅草地，就是光禿禿的一大片望不見邊的「石頭地」——移民們稱那些是沙漠邊緣荒蕪之丘。「怕啥，再苦也嚇不倒我們光榮的三門峽移民！」面對風沙，有人這樣豪邁地說。先遣隊的移民們再也不吱聲了，默默地在荒灘上搭起了幾個草庵子。來年春天，他們借得當地人的拖拉機，竟然還種下了40餘畝麥子……新的家園就這麼安了下來。但一年春夏秋冬過去，移民們辛苦種下的麥子在即將收穫的時候，被一場風沙伴著的「石雨」吹得無影無蹤。遠遷的移民開始逃跑了。一個陶樂縣共安置800移民，三天里跑了361人。結果半途被當地基幹民兵攔回260人，其餘101人杳無音訊。

目前世界上排在最前列的大型水電站有巴西、巴拉圭合建的伊泰普水電站，其移民數僅為4萬人；非洲的迦納沃爾塔樞紐，移民為8萬人；印度的薩塔薩洛瓦水庫，移民為10萬人。中國人太多，中國人又習慣隨江河而居。在新中國建設的數以萬計的水庫中，移民共超過1800萬人。超過30萬移民的就有好幾個，他們是新安江水庫，移民30萬人；丹江口水庫，移民38萬人；三門峽水庫，移民40餘萬人。這一方面顯示了社會主義制度下移民工作的卓著成就，另一方面我們也飽嘗了某個水利工程因為沒有安置好移民所造成的痛苦。

但中國在20世紀末的最後十余年裡崛起了一位政治領袖，他註定要做出非凡的舉動。

那一刻，莊嚴的人民大會堂出現了從未有過的一片嘩然。

然而長江之水，在造福於民的同時，又因它的不馴性格，致使沿江特別是中下游地區的人民飽受洪水之災。

1989年7月21日，這是一個並不特別的日子，但這個日子對長江三峽的命運卻意味深長。

「請放心，我一定遵照您和小平同志的囑託，把這件事辦好，讓黨滿意，讓人民滿意。」李鵬總理充滿了一種前所未有的信心。

是啊是啊，不能再因為移民的事影響三峽工程上馬了！王震老將軍又一次為三峽的事坐立不定，當即揮毫給江澤民、李鵬寫信——

移民在一些國家和地區，其實是難民、貧困、危險因素的代名詞。

百萬三峽移民因此被稱為「世界級難題」。

巡視長江三峽的意義，在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們開始感覺到了。而且可以肯定，隨著歲月的繼續延伸，我們所能認識的遠大意義會越來越明晰和深刻。

三峽的命運註定曲曲折折。就在一年一度的「兩會」即將召開之際，被三峽工程「主上派」稱為「領頭羊」的全國政協副主席王任重突然病倒。這一消息傳出，令「主上派」們心頭好一陣緊張。關於王任重對三峽工程上馬所作的貢獻和努力，在黨的領導層內人人皆知。作為20世紀50年代的湖北省省委書記，王任重在任期間，經歷了1954年武漢被洪水圍困的那場驚心動魄的災難。所以，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再到江澤民，三代領導人在決策三峽工程問題時，王任重全都參加了，而且他的意見一直影響著三代領導的最終決策。「三峽工程能上的話，我願意前去擔當工程總指揮。」王任重在年富力強時曾多次向毛澤東和鄧小平表過態；在他年高體弱的20世紀90年代初，還向江澤民總書記表過這樣的態。「三峽夢」是這位堅定的老革命家畢生的追求和夙願。

1990年在江澤民總書記的親自推動下，以鄒家華為主任的國務院三峽工程審查委員會正式成立，至1991年8月該委員會通過了新編的可行性研究報告，即著名的「175方案」。在這之前的1984年2月，國務院曾對三峽水庫蓄水到底多高有過方案，當時的方案叫「150方案」，即水庫蓄水150米。這個方案差點促成了一個省的誕生——這是后話。重慶市領導們聽說「150方案」后提出了異議，說水庫蓄水150米就到不了重慶，這對重慶發展極為不利。於是，專家和領導們一起重新商議論證，最後確定為蓄水175米，「175方案」便是這麼誕生的。

長江啊長江，你給了中華民族太多的輝煌，你同時又讓我們的同胞經受了太多的水患痛苦！

三門峽移民留下的傷痛，像警鐘長鳴，無時無刻不在警醒著黨和政府的決策者：那就是任何一項重大的水利工程的移民政策在其決定之前，必須充分考慮科學性、現實性以及絕不能動搖的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離開了這幾點，特別是最重要的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我們將為之付出不可估量的代價。

中宣部、水利部隨即包下一艘游輪準備赴三峽實地採訪，回來好在各媒體下「毛毛雨」。不想，大江中部的「毛毛雨」尚未見到，華東的一場特大洪水席捲江浙皖閩和上海等省市，損失慘重。顯然，華東特大洪水主要是因為長江的原因，這條大江實在無法頂住上中游的巨流滾滾而下，於是把富饒的長江三角洲淹了個「咯噔咯噔」。這場洪水對華中的湖北湖南來說是小頭，但兩省損失也不是小數，1000個億哩！

三峽就是這般偉大！偉大得讓一些敵視我國的人無不感到心驚肉跳。

就當時的形勢而言，他的每一個細微行動都顯得特別重要，因為國際上所有的敵我勢力都在關注著他的一舉一動。

毛毛雨是什麼？那是上海話，人們對春天裡那種濛濛細雨的稱謂。總書記通過幾番調查考察和聽取各界意見，心裏已有幾分數了。對長江三峽的正面宣傳的「毛毛雨」從此開始「下」起來。

這是一次沒有公開報道的行動。就當時的政治局勢而言，為什麼首先選擇了長江三峽，而不是別的地方？儘管人們可以作出這樣或那樣的想像和猜測，也可以說有這樣或那樣的意味深長的政治含義，但有一點在九九藏書今天我們可以肯定：那就是作為中國共產黨的第三代領導核心，江澤民總書記一走上人民領袖的崗位，就顯露出了他那卓越的政治遠見和治國之道。

筆者當時作為中央某機關報的一名記者，有幸目睹了那個表決過程：

這裏面有幾位重量級人物，他們代表著黨和國家的崇高利益。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王震老將軍一生鐵骨錚錚，此時也被沸沸揚揚的三峽工程攪得熱血沸騰。老將軍在無數次親臨三峽地區視察和實地調查基礎上，與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三峽工程「主上派」人物王任重，一起邀來張光斗、嚴愷、張瑞瑾、楊賢溢等十來位著名水利專家，大年初三在廣州召開了一次具有歷史意義的「三峽工程諸葛亮會」。會上這些水利專家和老將軍匯成一個共同心聲：三峽工程早上比晚上好，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有能力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做好百萬移民工作。一定要抓住改革開放好時機，排除干擾，儘快促成三峽工程上馬的法律程序。

1992年2月20日，中南海懷仁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在此召開。

作為那次「兩會」的歷史性見證人之一，我同樣感到激動，但也同樣有種感覺：我們的那些決策者中間有相當數量的人仍在擔心三峽工程可能帶來的種種問題。這些問題中，外界都猜想可能是工程技術方面的，其實恰恰相反。三峽工程的技術問題，對我們這樣一個水利大國和修建水電站非常在行的國家來說，已經不是什麼大的問題了。因為在這之前，三峽大壩的不遠處，中國建起了另一座大水電站——葛洲壩。由於葛洲壩的壩址地形、地勢、河流等因素遠複雜於三峽壩址，加上葛洲壩本身也是一座重量級大壩水電站，早在中央決定建設葛洲壩時就提出了要將它作為三峽工程的「實戰準備」。所以，業內人士早有定論：既然我們能建葛洲壩，三峽大壩就不在話下。可是三峽工程畢竟是超世界級的人類從未有過的巨大水利工程，技術難題是不得不讓人擔憂的。可專家們包括那些社會學家們甚至有相當多的政治家們更擔心的是移民問題，一百多萬人要搬出自己祖祖輩輩的家園，到陌生的地方去生存，這談何容易！更何況，伴隨這一百多萬人的還有那些城市、鄉鎮，那些工礦企業、學校醫院……那些你想都想不到的其他！

1984年2月，第二屆國際水利問題裁判會議上，突然出現了一件令中國水利代表團意想不到的事：西方二十幾個國家聯合起來，向國際水利組織和本次大會提出了一項所謂中國建三峽工程「造成一百多萬移民的人權得不到保證」的提案，向中國政府施加壓力。

1991年春「兩會」按慣例又在北京召開，此次會議通過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第八個五年計劃綱要》和《政府工作報告》中沒有提到三峽工程問題。幾位力主工程上馬的委員不幹了，再次聯名上書給江澤民總書記。

「你就放開手，大胆地幹起來！」江總書記對水利專家出身的、一心想把三峽工程搞起來的總理李鵬如此說。

1990年春，「兩會」按照慣例在北京召開。這一次會上，江澤民總書記收到了一份由當時的政協副主席王任重同志轉來的幾位政協委員聯名的提案，題為《建議將長江三峽工程列入「八五」計劃》。王任重在附信中向總書記建議「中央常委能抽出幾個半天時間，聽聽有關三峽工程的彙報」。

然而三門峽這邊的整體移民工作剛剛開始，更大規模的移民還在源源不斷地向寧夏方面遣送。有人聽說「先遣隊」移民的命運后，不願去。幹部說：不去，可以，那你就去跳井！去跳黃河！

有人猜測他去了上海，也有人猜測他出訪歐洲或者美洲，但這些地方他都沒有去——他作出了一個人民領袖的明智決定。

這一天，新任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的江澤民離開了北京中南海。

在這個日子里，剛剛經歷了一場「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政治風波的中國心臟北京，尚處在飄蕩不定的非常歲月。按照常規，國家最高領導者恐怕不會在這種情況下，離開自己的政權中心，去關注其他什麼事。

你是總理，有權主持如此大的工程；你是水利專家，上馬三峽工程讓人多了一份保險係數。機遇難得，千載難逢。

那封信這樣說：「……三峽移民由於數量大，是個極為艱巨的任務，要想實現中央提出的一次性補償為開發性移民所採取的就地就近安置的辦法，關鍵在於早動手、早投入、早安置。如果喪失了有利時機，不及早掌握為安置移民所需要的土地資源，就會重走過去移民的老路，造成移民的極大被動，甚至喪失『就地后靠，就近安置』的條件，這樣三峽就可能修不成了……我們的水利水電專家嘔心瀝血地反覆調查研究和論證了幾十年，工作越做越深，論據越來越充分。

當主席台兩側的巨大熒光屏上顯示出《關於興建長江三峽工程的決議》表決的字樣時，時任全國人大委員長的萬里同志起立宣布：現在表決，請代表們按表決器——

代表席上又是一陣躁動。在代表們按下自己神聖的按鈕時，只見那位要求發言的老者和同一排上的另一位人大代表一起離開座位，退入與會議大廳一牆之隔的宴會廳。後來這兩位人大代表雖然對自己的意見在當時沒有獲得充分表達有些不滿，但仍認為在三峽工程問題上，中國決策層是盡了最大可能的民主程序，僅這一點便值得載入史冊。

今天的移民，移的單單是一個活脫脫的人嗎？不是。今天的移民，移的其實是堆積成的物質大山，移的是望不到尾的精神列車，移的是見不著底的慾望之海，還有思想、願望和扯不斷的顧慮與懷舊情結……

水資源的利用，不僅僅帶來巨大的電力資源。與火電相比，三峽水電可使國家每年少燃燒大量原煤，少排放1億噸二氧化碳、100萬噸二氧化硫、1萬噸一氧化碳和37萬噸氮氧化合物。有人估量僅此環境效益一項，三峽工程帶給我們國家的經濟效益每年至少有幾百個億。https://read.99csw.com而規劃設計的三峽水庫在防洪能力上要做到的是確保百年一遇的大水來臨時，中下游不受洪災損失。「百年一遇」是個什麼概念？就是100年中有一次特大洪水來臨時，長江中下游因為有了三峽大壩而穩穩噹噹生活與生產，不用再像以往不是「一夢醒來命歸天」，就是百萬人的「嚴防死守」了。

西方國家不止有十個百個的權威曾經預言：中國也許有能力建起世界上最宏偉的水利大壩，卻無法解決百萬移民的難題。

人們等待著主席台上主持會議的主席的聲音。

突然，莊嚴的人民大會堂里響起了一個不同的聲音——這個聲音來自大廳的西側。全場所有的人都將目光投向了一個滿頭白髮的老者。

三峽工程是中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樞紐工程，是治理和開髮長江的關鍵性骨幹工程，它具有防洪、發電、航運等綜合效益。三峽工程首要解決的問題是防洪。要解決的一是水患、二是巨大水資源的利用。長江每年有9600億立方米的水資源白白地流入大海，這對一個總體水量並不充裕的發展中國家來說，長江白白流走的哪裡是水，分明是黃金、是白銀！利用長江三峽大壩的巨大落差進行水力發電，其電力資源可以給中國人每年平均提供846.8億千瓦時，相當於10個大亞灣核電站的發電總量。

是你們中國人有特別的能耐？你們以往搞過的水庫移民不是已經有過極其慘痛的教訓嗎？三峽移民人數眾多，如今移民的要求也高了，你們經受得起這100萬移民可能帶來的政治、社會及文化的巨大衝擊波？

我們不僅能經受得住，而且要使百萬三峽移民都能搬得出，穩得住，逐步能致富！中國領袖們如此說。

「特別是近兩年零八個多月的重新論證，集中了全國50多個學科，在國內最知名、在國際上也有重大影響的400多位水利水電專家和權威，對三峽工程所存在的每一個問題和社會上每一點疑問，都認真地進行了客觀研究和反覆論證，從而再一次得出了『三峽工程技術上是可行的，經濟上是合理的，國力是可以承受得了的，上比不上好，早上比晚上有利』的科學結論。當然，還有少數不同意見，這是可以理解的、允許的，絕大多數是好心的、善意的、愛國的，但主要是不了解情況。我們也不能要求每個人都像水利水電專家那樣了解三峽，因此即使三峽再爭論100年，也很難有百分之百的贊成……移民工作是三峽工程的關鍵，因此建議中央早日進行移民工作的準備。移民工作動手越早，移民和三峽工程就越主動……」

三峽移民的數量遠遠超過過去任何一座水庫的移民，甚至是過去幾大水庫的移民總和。根據規劃，三峽工程的全部移民實際超過120萬人。這還僅僅是人，須知遷移一個人，就會有隨之同遷的物，而物的概念遠遠比人的數量大出幾倍。長江三峽水庫建成以後的水位基本穩定在175米，也就是說在這水位之下都屬於淹沒區。根據水利部長江水利委員會1993年向國務院報告的三峽水庫淹沒在175米水位線以下的實物大致有：房屋面積共為3479萬平方米，其中城鎮1611萬平方米，農村1087萬平方米，工礦企業751萬平方米，其他30萬平方米。

偉人逝世，舉國悲哀。然而歷史仍在前進，三峽工程如同已經揚起的風帆，它正以不可逆轉之勢等待人民代表的審定。

移民們不得不走。他們來到賀蘭山的新家園是個根本無法生存的蠻荒之地。當地農民本來就吃不飽，像寧夏陶樂縣總共人口才6000人，移民卻來了一萬三千多人。本地農民與移民之間矛盾不斷，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加。

啊，長江實在太大，大得連任何一位想主宰她的領袖都在她的面前感到一種巨大的壓力。水利專家出身的李鵬自他出任國家總理后，許多力主長江三峽工程上馬的人像是吃了興奮劑，他們把實現夢想的希望寄托在李鵬任總理的這屆政府身上。

關於三峽工程的防洪效益，顯然是整個工程中最突出的方面。它大得連經濟學家都無法計算，因為人的生命本不是用多少錢能估算得出的。根據設計，三峽工程建成后，它的正常蓄水位到175米時，其防洪庫容應為221.5億立方米，可使荊江南北兩岸，洞庭湖區和江漢平原避免「百年一遇」的毀滅性洪災。如果非要用鈔票來計算三峽工程的防洪效益，那麼按1870年特大洪水來估量，可直接減少農村淹沒損失約510億元，減少中小城鎮淹沒損失約為240億元，加上其他淹沒損失共可減少800億元左右的直接經濟損失。這中間自然沒有包括洪水吞沒人民生命所造成的無價損失。總之，三峽工程的防洪效益是無法估量的，它所產生的影響不僅是經濟的，還有政治、社會諸多方面。

「主席，我要求發言！」老者挺直身板，在萬眾注視下毫不含糊地面對主席台，高聲說道：「三峽工程是一項舉世矚目的大工程，應作為重大方案處理，必須有三分之二的多數票才能通過。怎麼能輕率地作為一般方案處理呢？」

會議最後一致同意提交議案請全國人大代九九藏書表討論。這就有了一個多月後那次歷史性的表決場面。

他先是參觀葛洲壩工程，接著又考察了三峽大壩壩址，察看荊江大堤。在從沙市順江而下的船上，他詳細聽取了關於三峽工程的專題彙報；到武漢，又參觀了三峽水庫泥沙模型試驗。4天時間，江澤民總書記邊看邊聽邊問，從三峽工程效益到實際問題的解決方案，了解得非常具體。

貧窮。無法生存。三門峽移民們經歷的那一幕在今天看來是無法想像的，然而它是真實的。幾乎從移民們遷移到目的地的第一天開始，他們就踏上了「返庫」之路（回到三門峽庫區）。從1957年開始到1990年為止的三十多年裡，返回三門峽的移民多達一二十萬人。他們中大多數是在中央［1985］29號文件下發后遷回的「合法返遷移民」，還有相當一部分因為種種原因沒有遷回三門峽，流落各地，有的則在返回的路上發生了悲劇……

該上馬了，幾代人的偉大夢想，到我們這代人手裡該變成現實了！三峽人民該有一種實實在在的企盼了！4天的實地考察后，江澤民總書記說了這樣一段非常肯定和堅毅的話。

「萬眾一心，不怕困難，艱苦奮鬥，務求必勝！」1994年金秋時節，江澤民總書記再次來到三峽庫區，面對滾滾東去的長江，他以深情和期待的目光，向百萬三峽移民發出總動員。

中南海。江澤民總書記見王震副主席的信和政協轉來的委員「上書」后，會心一笑，立即指示：「看來對三峽是可以下點毛毛雨，進行點正面宣傳了。」

總書記笑了：這回「毛毛雨」真的下得恰到好處。

別說，壞事也有好的一面。原來一些對建三峽工程有些不同意見的人，這會兒轉得特別的快。一個月前還明確表示對三峽上馬與否要「慎之又慎」的同志，在目睹了洪災的嚴重後果后大聲疾呼道：三峽工程非常重要，其防洪作用不可小視！迫在眉睫！

縱觀世界水利史，中國的三峽工程確實太偉大了。它是人類征服自然的又一次偉大實踐。滔滔長江，從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脈的源頭至上海吳淞口入海處，全長六千三百多公里，其流域面積達180萬平方公里，沿江彙集支流數千條，其中流域面積大於1000平方公里的有437條。全流域年平均降雨量1100毫米，滋潤著全國1／5的國土，每年入海流量近萬億立方米，水量無比充沛。落差五千多米，可資開發的水能2億千瓦，年發電量可達1萬億千瓦時。流域內氣候溫和，物產豐富，養育著全中國一半以上人口，創造著整個國家七成以上的國民生產總值。長江是中國生存與發展的大血脈，影響著中國的前途與命運。

江澤民總書記迅速對此作出批示。之後的「國務院三峽工程論證彙報會」便開始了實質性的工作，並由此成立了由國務院副總理鄒家華任主任，國務委員王丙乾、宋健、陳俊生任副主任的國務院三峽工程審查委員會。三位副主任分別還是財政部部長、國家科委主任和國務院秘書長，可見三峽工程的分量！

這年9月，水利部的一位資深老領導李伯寧就當時爭論的焦點——「三峽移民問題」給王震寫信，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更使老將軍熱血沸騰。

晚年的老將軍，已經很少再像當年開墾南泥灣那樣動激|情了。但這回為了三峽工程他又一次噴發著「南泥灣」時的那種激|情。

移民除了人和物之外，還有賴以生存的土地，合計被淹的耕地果園等面積就達48萬畝。另有工礦企業1599個，碼頭593處，水電站144處……更有外人並不知情的城鎮淹沒移民這一大塊。三峽庫區淹沒線以下的市級縣級城鎮13座，鄉級建制鎮114個。其中全淹的縣城有8個，他們是湖北的秭歸、興山、巴東，重慶的巫山、奉節、萬縣、開縣、豐都。以上這些縣城別看它們「在冊」人數只有幾萬十幾萬人，但它們都是歷史名城，而每一個城市不僅供養著固定居民住戶，還有相乘數倍的「外來工」。可見，三峽移民的概念何止是一個簡單的「百萬移民」。實際上每一個移民背上擔起的則可能是一個家園，是一個碼頭，是一條公路，也可能是一座工廠，是一座城市……

王震的信很快在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小平同志的手中傳開了。小平同志的態度非常明確，三峽工程看準了就早上。而其他那些影響中國命運的高層領導們也紛紛響應王震老將軍的建議，表示完全同意他的想法。

在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歷史上，還從未有過像三峽工程這樣引人注目的表決，因為它太激動人心了，同時又爭議得太激烈了。

正當這兩位代表向記者表達他們的不同意見時，人民大會堂的會議大廳里爆發出了雷鳴般的掌聲——《關於興建長江三峽工程的決議》以1767票贊成、177票反對、664票棄權、25人未按按鈕的結果，獲得通過了！

於是，老將軍回到房間，鋪開紙，提筆寫道：「……聽了各位專家、教授的發言，我深感有必要大聲疾呼，促進三峽工程上馬……」

然而，在三峽工程帶給我們巨大效益的同時，畢竟要犧牲某些局部的利益，移民便是其中最重要和關鍵的一項。

他心中裝的最多的還是鄧小平理論。發展是硬道理。中國的事只有靠發展經濟，才能有真正的出路。

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話，高瞻遠矚，落地有聲！從此，建不建三峽工程已不再是一個爭議的問題。可三峽工程實在太大，大到連許多專家左思右想也想不到的問題此刻全都出來了。

「這個會更加堅定了我的信心。我要給小平同志和政治局全體同志寫封信，建議他們儘快作出決策！」剛剛送走專家們，王震便抑制不住內心的澎湃心潮，對王任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