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出軍界的松井石根，巧逢日本佔領中國東北三省后成立的「滿洲國」尚不被國際所承認時。日本政府對此在外交上很傷腦筋，於是松井石根自告奮勇向首相提出自己與中國當局關係密切，可以想法讓中國政府自己認可「滿洲國」為「既成事實」，這樣日本一手扶持起來的傀儡政權不就可以很體面地讓國際社會承認嘛！日本政府的算盤這麼打，所以松井石根這位「中國通」的老將軍也便有了用武之地。1936年初，松井石根以私人身份開始了長達數月在中國的遊說，且與蔣介石有過深談。老蔣當時因日本一再地侵犯中國領土並不斷挑起事端弄得裡外不是人，故而也沒有給「老朋友」松井石根多少面子，尤其在讓他承認「滿洲國」的問題上，老蔣漲紅了臉，對松井石根說：「你讓我承認『滿洲國』，就等於允許外人扒我祖墳，也等於吾人自己打自己耳光！九一八事變時，我已經是中國國民政府的領袖了，你們把我的東北三省吃掉了，我痛得牙根常常『嘎嘎響』，還要常常被共產黨等人罵作『不抵抗』的賣國賊。你說，你換成我，你能承認這樣的『滿洲國』嗎？」蔣介石如此「掏心窩」地跟舊友一番直截了當的話語，讓松井石根一下覺得自己的使命是無法完成了。在離開南京的那天，他在日記中這樣寫道：「蔣對余之單刀直入態度頗為警戒，避免當場作答。」其實蔣是十分清楚地告訴了這位日本說客的，只是松井石根不想在自己的政府面前大失顏面而已，他原本以為憑他與中國各界要人的「特殊關係」，可以說服其承認或至少在國際場合不怎麼反對日本支持的「滿洲國」，然而中國的「老朋友」沒有給這位日本說客一點面子，這讓自認為是「中國革命之友人」的松井石根很下不了台。「忘恩負義是要付出代價的！」回國的路途上，松井石根連連發表公開的和私下的談話，大意是：中國民國政府的現任當政者，已經把他和日本當年曾經如何扶持孫中山等鬧革命給徹底地忘了，既然如此，這個與吾等「不友好」的政府和國家，早晚會受到懲罰，以便讓他們清醒。

從7月11日至8月1日的22天時間里，統帥部連續開了22次軍事會議，每天研究敵情和七七事變后的前方形勢，結果由於軍力較弱和戰略失誤，蔣介石等國民黨要人眼睜睜地看著平津失守，日軍又在東邊起兵滋事，在最後幾次軍事會議上已經著重研究了長江沿岸各城市的備戰問題。可是，瘋狂和野蠻的日軍並沒有給蔣介石和國民黨軍隊任何喘息時間，一步更比一步緊地向中國軍事和政治中心——南京進犯。

據資料顯示，1937年前的兩三年時間里，中國向德國購買的軍火、兵工及重工業設備，不下2億馬克，其中軍火裝備占多數，蔣介石確實裝備了一批自己的嫡系部隊，在淞滬戰役里也發揮了巨大作用，致使日本兵大傷元氣。值得一提的是，正是蔣介石在這段時間里，重視與德國之間的軍事與貿易方面的關係，所以中國特別是首都南京在抗戰前夕出現了一大批德國人，後來在南京大屠殺中保護了數以萬計的中國人的拉貝便是其中的傑出代表。這是后話。

面對這群舉著拳頭的川軍將領，何應欽臉上一陣尷尬一陣興奮。

「對，我們決不收兵！打到南京去！活捉蔣光頭！」

「打！跟他們拼到底！」

戰刀已出鞘，血腥怎可掩？

七七事變前一兩天，正在山中的蔣介石並非知曉全部情況，倒是他的軍方左右手何應欽最先獲得前線情況。

也是。同僚們表示贊同。於是除了蔣之外，最高統帥部內設了參謀總長，何應欽任之。當即，最高統帥部制定了對日作戰指導方針：「國軍一部集中華北持久抵抗，特別注意確保山西之天鎖堡壘；國軍主力集中華東，攻擊上海之敵，力保淞滬要地，鞏固首都……」（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上冊，台北綜合日刊社，第388頁。）可悲矣，上海前線失守，「鞏固首都」一事即成泡影！

川軍將領熱血沸騰，浩氣衝天。

鄙意以為此種辦法比原議之效力大，範圍廣，用途多，而造成一種速成而需費無多之掩護，更形重要……

當代中國人對蔣介石的了解多數是負面的，其實在整個抗戰期間，蔣是中國的領袖、正面戰場的最高統帥，代表國家形象，成與敗、榮與辱，皆與他有關。我們客觀地了解蔣在這場關係到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中日決戰中的表現，也應算是持一種唯物主義的公正的民族史觀。

「此機不擇，再等何時？」

何應欽這個時候正在重慶。他的任務是受蔣介石之命，與川軍大員劉湘商談給川軍「消腫」的。

「倭寇犯我中華之賊心不死，吾當萬不可掉以輕心！」這時的蔣介石是清醒的，而且也已有所準備，且這種準備從某種程度上講算得上是「周密」和「提前」的。考慮到中國內戰頻發多年、國內人心渙散、軍閥各自為政的實際，蔣介石了解日本，故在與日本尚未公開宣戰前的兩三年裡，便暗地備戰。其中之一是聘用了一批德國軍事顧問，其二是派他的浙江老鄉翁文灝主抓從德國進口軍火裝備。

進攻南京的日軍總兵力有10萬餘人，還有數十艘軍艦。

原本作為配合松井石根的第10軍，現在變成了獨自長途奔襲南京的主力，無論是糧食還是彈藥都無法給予他們戰鬥保障，然而被「榮譽」和武士道精神塞滿頭腦的第10軍將士們，將這些困難變成了另一種戰鬥動力：「糧食不足就地解決，彈藥不足就打白刃戰。」

現在，攻打南京的是「恩師」和「中國通」，守在南京準備決戰日本軍的偏偏是「恩師」的朋友與學生輩的「日本通」：松井石根和蔣介石之間的這場「知恩報怨」的中日大戰，一開始就非常有戲劇性——當然是場悲劇，這場悲劇在七八十年後的今天，中日兩國依然各自不依不饒地死咬著、鬥爭著。當然，罪在日本。

實際上，剛開始日軍並沒有制定攻打中國首都——南京的計劃。淞滬大戰結束，中國軍隊撤出上海后，兵力消耗極大的日本軍部迅速向上海派遣軍司令松井石根和在杭州灣登陸的第10軍司令柳川平助發出命令：「掃蕩上海附近之敵，戰線在蘇州、嘉興以東。」其意顯然是想喘口氣，等待時機再「重懲中國」。然而，遠離本土、剛從杭州灣登陸的柳川平助的第10軍居然拒絕了這道命令。他們中間有相當一部分狂熱的日本青年軍官認為：剛踏上中國國土即停止作戰是件讓士兵們無法接受的事。於是11月15日，柳川平助撇開派遣軍司令松井石根，獨自臨時召開擴大會議，允許中隊長一級的下級指揮官破例參加會議。會上，一些年輕軍官提議：「不要去管松井石根這個退役老兵的話了，我們第10軍獨自向南京方向挺進。」

不能不說日本舊軍歌在鼓舞士氣上頗有殺傷力，尤其是對那些年輕軍士。櫻花是日本的國花，它綻放時有種冷艷之美、寒光之秀。日本兵將自己的生命比作櫻花，外人覺得有些不可想象，他們的武士精神也很嚇人，失敗了、受辱后就得剖腹自盡，這種傳統在日本軍人之中極為盛行。筆者以前不懂也搞不明白，在寫作此書時，正好看到https://read.99csw.com一部叫《最後的武士》的電影，講述的是19世紀70年代一位美國軍人歐格仁上尉被日本武士部落的人俘虜后所經歷的故事。在武士部落里，武士領袖勝元大臣把武士道精神的本質告訴了歐格仁：武士道精神就像櫻花一樣，每吸一口氣、每凋謝一次，就是生命的一種醒悟。失敗對武士來說必須具有恥辱感，有恥辱感就該自盡，自盡和被敵人殺死都是一種恥辱，戰死在戰場是很光榮的事。這便是武士道的信念。日本走上軍國主義道路后，武士道便成了效忠天皇的一種精神支柱和侵略工具。

侵華日軍的年輕軍官們在1937年11月13日這一夜，藉著勝利的狂喜和上海外灘優美如畫的景色，縱情地抒懷著自己作為天皇的帝國軍人的那份武士道精神，他們或揮著戰刀，或舉著酒瓶，歇斯底里地高喊著「佔領南京」的口號，目中無人，舉槍就射，彷彿明天天亮時，他們便能看到太陽旗升起在紫金山上。

淞滬戰役，日方傷亡5萬餘人，我方的傷亡數是其5倍，25萬餘人。

「娘稀匹！」這回老蔣氣壞了，他在當日的日記中寫道：「倭寇向外侵略，已至滿溢時期。物極必反，其敗可立而待也。」

幾天之後，張治中將軍又給蔣介石發電報，說日軍不僅艦隊數量有所增加，而且已經由龍港向上海市內前進，更有虹橋機場上空連續出現「不知國籍」的飛機多次盤旋。「據稱日陸軍省於今晨4時，對53歲以下的人進行了後備動員……」情報部門的一份報告更讓蔣介石心頭一震：小日本真的想吞下大上海了！

11月12日，中國國民政府軍委會以政訓處的名義，在《申報》上發了一份《告上海同胞書》：

如果說蔣介石一直不想抵抗日本侵略者，或者畏懼日本，那是不公允的。在日本數年的軍校生涯和在第13師團野炮兵第19聯隊見習一年的時間里，蔣介石對日本軍隊是比較熟悉的，那種嚴明的紀律、細緻的管理模式、武士道精神、效忠天皇的意志和刻苦訓練及精良的裝備等，都給蔣留下深刻印象。也正是基於此，七七事變后的蔣介石從內心深處已經真正意識到：日本人無論如何也不會給他這個曾經的「學生」留面子了，「吞我河山之心必然」已成日本的基本國策。可憐我一團散沙，各路軍閥互不相讓、不聽從指揮……蔣介石內心的焦慮與無奈一直困擾著他的「衛國布局」。他心頭還有一著棋是期待北邊的斯大林和大洋彼岸的羅斯福兩位強國元首支持。蔣是個好面子的人，美國方面他讓自己的女人宋美齡出面，斯大林那邊則有自己的兒子在周旋，當然除此還有給這兩個大國實惠的地方：美國人愛做生意，那麼我讓給你巨大的中國市場；蘇聯人早死盯著外蒙古的大片土地，雖老蔣對祖宗留下的大片草原無論如何也捨不得，可假如江山沒了、總裁的寶座沒了，那面子還有啥用？

「對，為天皇效忠的時候到了！我們到南京后再向本部報告也不遲！」

呵，「經我們血染的山河，一定永久為我們所有，民族的生存與榮譽，只有靠自己民族的頭顱和鮮血才可保持」！我軍將士一邊向敵人開炮，一邊口中念念有詞地背誦著一年前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先生在看望華北前線將士們時所講的話。

這時的1937年距年末僅有一個多月。大好河山連連失手，平津之役大敗，上海又失，中國幾個最好的城市不到一年時間便讓日軍佔據。在進攻南京計劃獲得大本營的批准后，侵華日軍氣勢洶洶、不可一世。而虎狼的血口已張，我首都南京危矣！危矣！

經劉湘這麼一說，川軍將領們才憋著情緒，來到重慶參加何應欽主持的川康整軍會議。會議要求川軍師以上的長官都要參加，後來在「南京保衛戰」中殉身的第145師師長饒國華也在其中。

中國軍方領袖「不屈服」的態度，確實讓中國前線部隊打出了一些漂亮仗。在盧溝橋與日軍交戰的國民黨29軍，原來是馮玉祥的西北軍，雖在蔣介石看來是支雜牌部隊，裝備極差，但29軍將士以勇敢出名，尤其是他們的大刀隊，可以嚇退一片敵軍。這回跟日本的先進武器決戰，大刀隊在喜峰口一仗，殺得日軍丟盔棄甲，一片狼藉。著名音樂家麥新有感於29軍大刀隊勇士的神威，專門寫了一首《大刀進行曲》：

「還有我——45軍將士決不退一步！」45軍軍長鄧錫侯接過饒國華的話表態。

日本侵略者確實「大大的壞」。當他們處心積慮霸佔北平和天津等要地之後，在本土的日本軍部幕僚們暫時反對擴大對華戰爭，「極力避免在華中、華南使用兵力」，然而在侵華前線的日本海軍陸戰隊官兵們非常狂妄，尤其對中國經濟重心的上海垂涎三尺。由此，他們故伎重施：8月9日，駐滬日海軍陸戰隊大山勇夫和齋藤要藏官兵二人，不顧中國守軍勸阻，駕車企圖沖入我虹橋機場滋事，被我守軍擊斃。日軍藉此集中多艘兵艦，並公開讓陸戰隊登陸，甚至逼中方守滬保安隊後撤並拆除防禦工事，遭我方嚴正拒絕。

年輕軍官們揮動著戰刀，在柳川平助面前慫恿和宣誓道。

光我神州完我責，東來志豈在封侯。

「對啊，小日本是想步步為營，逼我們服輸。這回決不能讓他們得逞了！」

就這份《防守計劃》而言，總體戰略安排並沒有特別不妥，問題是後來的形勢變化和老蔣手下的那些實施這個計劃的具體人身上出了大毛病。比如在南京保衛戰打得最激烈的時候，有個部隊在守城時發現他們的水泥防禦掩體，除了表面有一層水泥之外，裏面竟然儘是竹竿等物，別說敵不住小鬼子的隆隆戰車，就是子彈也抵擋不住呀！難怪守城士兵直罵老蔣和當官的是「拿我們的性命來養肥他們的家業和狼心狗肺」。

「打！支那人以為我們日本軍是泥做的，所以他們才如此狂妄地想把我們趕出上海，那是白日做夢！」「支那人」是日本人對中國人的蔑稱。

「哼，中國的事我比你們都清楚。」松井石根不屑一顧地看了看勸他的人。

「什麼整軍！老蔣前年把我們川軍整掉了三分之一，這回姓何的又來收拾我們，目的只有一個：他老蔣是想吃掉我們川軍！不去，什麼鳥會！」劉湘的部下將領們紛紛出來勸劉湘不要去重慶見何應欽及陳誠、顧祝同等中央大員。

正是有了法肯豪森的建議和對初步方案的肯定，國民政府軍事參謀本部也隨之在1934年就有了第一個《南京防守計劃》。這個計劃從「九九藏書敵情判斷」、「防守方針」、「指導要領」、「兵力部署」、「水雷阻塞」、「防空」、「交通及通訊」等八個方面進行了規劃安排。

蔣介石在對日態度上，其實一直是猶豫不決的，他的「不屈服」後面，便是「不擴大」，即不想把戰局鬧大，儘可能讓戰火在「可控」的範圍內。然而，一心想吞併中國的日本人並沒有按蔣介石的心愿行事，他們變本加厲，步步緊逼，一直到把北平和天津兩地全部歸入他們的鐵蹄之下。

傾全國之精銳部隊，苦戰三個月，沒守住大上海，如今全線撤離淞滬戰場，蔣介石何以面對上海市民？

一國之都，豈能如此輕易讓敵國軍隊得手？然而面對松井石根、柳川這樣的虎狼，我等有何力挽狂瀾之勢？

中日兩國之間的又一次大搏殺即將拉開血幕。日本方面更是志在必勝，開戰的第三天，便設立了由天皇親臨指揮現場的大本營。此番設置大本營，可見日本從吳淞大戰的血幕拉開之日起，便準備了與中國全面開戰的舉國之策。

日本大本營根據松井石根等前線將士的報告，為全面進攻南京作了軍事上的部署和調整，組成了分別有朝香宮鳩彥王率領的「上海派遣軍團」與柳川平助率領的第10軍。這兩支軍隊中，中島今朝吾和谷壽夫率領的日軍是南京大屠殺的主要部隊，也是日軍華中方面軍的王牌軍。

上海失陷，首都南京即在敵人的眼前。中國的真正苦難由此開始——

北方的平津兩地在一個多月里先後淪陷，29軍副軍長佟麟閣與師長趙登禹的陣亡震驚全國，也逼得蔣介石南京政府迎敵抗戰。之後的一年多時間里，蔣介石的抗日還是「比較努力的」——這一評價是遠在延安的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給的。「在這個時期內，日本侵略者的大舉進攻和全國人民民族義憤的高漲，使得國民黨政府政策的重點還放在反對日本侵略者身上，這樣就比較順利地形成了全國軍民抗日戰爭的高潮，一時出現了生氣蓬勃的新氣象。」毛澤東這麼說。（《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1037頁。）

7月11日，統帥部第一次會議召開，會議商事11項，主要根據蔣介石的指令，派員到北平察看我軍力準備，一旦對日事局變化，則將黃河以北作為戰略落實地，也就是說：若日本全面開戰，我方力爭將戰場擺在黃河以北的地方。

「這些小日本鬼子，太不像話了！他們欺人太甚，吞了我東北，又想吃華北！」

1937年初的蔣介石，剛從西安事變的驚嚇中恢復一點兒元氣，面對內外交困的國家局面尚處維持現狀之勢時，日本人又鬧出個盧溝橋事變。蔣介石能不火冒三丈嗎？

然而此時的蔣介石畢竟不再是當年那個坐在日本火車上連怎樣下站都不知道的「中國鄉巴佬」了，現在他是堂堂中國元首、數百萬中國軍隊最高統帥，他豈能容區區島國的「倭寇」在自己頭上拉屎！

早在1907年，蔣介石在清朝政府辦的保定通國陸軍學校速成班學習時，有過一件事。一天，一位日籍軍醫在講微生物時，一邊指著擺在講台上的一塊泥土，一邊說：「這塊泥土，大約有一立方英寸，這裏面有四億微生蟲。」這位日本軍醫繼而說：「這可以拿中國來比喻，中國有四億人口，就像這四億個微生蟲寄生在這塊泥土地里一樣……」「老師，你可不可以這樣認為！」突然，課堂上，有位年輕學生衝到教桌前，「啪啪」幾下將那塊泥團分成八塊，轉而怒髮衝冠地責問道，「日本的人口是五千萬，在這個八分之一立方英寸的泥土裡寄生的微生蟲，也可以說這就是日本人嗎？」「你你！你大胆！」這位日本軍醫的臉漲得如豬肝一樣，中國學生哄堂大笑。在當時，有誰敢跟日本教員頂撞，是要開除學籍的，但後來學校校長一調查，認為這位學生是出於愛國之心，所以便大事化小了結了。而這事讓這個學生出了名，他便是蔣介石。

南京危矣！

1931年九一八事變讓蔣介石對日本人的侵略野心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但基本上還是採取「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精力主要花在「剿共」上。1936年，西安事變后，加之日本人不停挑釁，老蔣開始對舊友日本有些心灰意冷，反共的立場有所收斂，與「小日本干一仗」的決心漸定。1937年4月，蔣介石請假兩月回老家休養。5月回南京，接著便上了廬山搞訓練教育幹部事宜。這期間，汪精衛在南京與日本人暗暗勾結，關係打得火熱。中日國家關係則面臨破裂，日外務省向中方提出3點要求：（1）中國應承認「滿洲國」存在之事實，並承認「滿洲」為已失之領土。（2）中國應與日本簽訂特殊協定，保證於將來不侵犯日本在華權益。于遠東發生戰爭時，中國應對日本保持親善之中立態度。（3）中國應同意日本在華北享有之特權。關於內蒙問題，中國應注意日本意旨。

抗戰前後，在蔣介石身邊有幾個重要的德國軍事顧問，其中有名的一位叫法肯豪森，是德國軍事顧問團團長。此人為中國抗戰立下巨功，著名的台兒庄戰役「誘敵深入」的戰術就是法肯豪森出的主意。更可貴的是，在七七事變后，這位德國軍人曾直面批評蔣介石在對日問題上的消極抵抗政策，並多次警告蔣「若不傾全力奮鬥以圖生存，則華北全部包含山東在內，必脫離中國」。還有一點更值得肯定：法肯豪森雖為希特勒政府派往中國的軍事顧問，卻與納粹主義格格不入。二戰後，法肯豪森出任中德文化協會會長，1966年在柏林去世，終年88歲。

「目前還沒有來得及研究。」何應欽說。

「哎呀，你們啊先不要激動，聽我說……」台上的何應欽一副愁眉苦臉道：「打仗要靠實力和頭腦，不能全憑感情用事，你們很多人沒去過日本，無法想象他們的軍事實力、裝備優勢。以我們現在的國力和軍力跟日本打仗，只能是以卵擊石。」

毫無疑問，此時的柳川部隊，實際上已經成了一支亡命之師。亡命之師何等可怕！

在第10軍瘋狂進軍南京的5天後，也就是11月20日，遠在東京的日本軍部參謀次長多田駿得知柳川部隊已撲向南京后大為意外，立即命令停止行動，但柳川毫不理睬。

當日午後，何應欽急回南京，他手裡捏著蔣介石讓他立即召開統帥部軍事會議的通知，準備部署七七事變局勢下的軍事安排。

欲給當年的「學生」朋友致命一擊的日軍松井石根大將，因為想奪得生命中最後一次「至高無上的榮譽」，故而根本沒有將對手蔣介石放在眼裡。「鄙人以狀元的成績畢業於大日本軍校時，他蔣介石還小著呢！」揮刀向南京出征的路上，松井石根心頭這麼想著。

「比較努力」這個評價是毛澤東給他的老對手的。毛澤東為什麼要給蔣介石如此評價，我們先把話題轉到日軍侵華期間的南京大屠殺上來。

七七事變爆發，中日開戰之勢已迫在眉睫，而淞滬大戰打響后，日本當局迅速派一名中國通的大員出任前方總司令。松井石根便是在這種情形下又被內閣召回到軍界，出任日軍上海派遣部隊司令官，率第3、11兩個師團，以支援原駐上海的日軍海軍陸戰隊。日本政府之所以派一位退役老將軍擔當此任，是有其考慮的：一旦在上海引發戰事，國際社會必產生強烈反彈，尤九-九-藏-書其可能引起蘇聯對中國東北的出兵，這樣日本的「大東亞」計劃將徹底毀滅。這是日本政府所不願看到的，因此上海這塊肉既必須拿下，又不能惹怒「老毛子」（蘇聯人）及國際社會——日本政府的棋是這樣下的。

從7月11日到8月1日的22天時間內，國民黨軍事最高統帥部開了22個軍事會議，每天分析對日戰爭的軍事情況，並做部署和安排。

這個危非一般之危，因為從上海到南京，走火車很快；走水路，如順水而行，也就兩天之程，逆舟而行，一周時間也可抵達。即使步行，最多也就十幾天時間。更何況，從上海到南京，除水路外，皆為一馬平川，若有鐵騎戰車，不用一天，便可直抵紫金山。

在寫作此書時，筆者正好看了一本美國學者西格雷夫著的《黃金武士》，裏面披露的日本在二戰時侵佔中國的種種伎倆，實令人作嘔：1932年1月18日，5名日本年輕人穿著好戰的日蓮宗僧服在上海一條擁擠的大街上遊行，唱著歌慶祝在滿洲里的勝利，顯然這是有意激怒中國人——其實這是日本人精心策劃的一個陰謀，善良的中國人不知是計，他們襲擊了這5個日本人，當場打死了1個。這些「和尚」實際上是日本的秘密特工，是在上海的日本特務頭目田中吉少佐僱用的人。1個日本人死了，少佐按照日方高層預定好的計劃，便藉此口實，打著「保護」本國公民在上海的幌子，進行軍事干涉。「東京總喜歡讓自己看起來是受害者」的樣子，開始進一步派遣軍事力量進駐上海。而另一方面，在上海的日本特務組織，則著手動員在上海的3萬名日本僑民中的數百名流氓和黑社會的暴徒，這些自稱是「浪人」的日本人手持手槍、步槍和刀、棒等加入日本海軍陸戰隊對中國軍隊的挑釁。於是中國駐軍19路軍不得不還擊。日本天皇又立即派9萬增兵迅速支援上海的日軍。34天激戰，日本軍隊與「浪人」們相互配合，先後殺死了18000多名上海平民和數千名中國軍人，然後突然單方面宣布停火。看起來日本還是一個「仁義」的國家，其實是為了更好地在上海站住腳跟後進行全面吞併上海甚至全中國的毒計……5年之後的1937年，日本人決心「吃掉」上海了，於是又用兩個小兵製造事故，再次演出一場「苦肉計」，來掠奪中國更大的「蛋糕」……

蔣介石是1937年6月份到廬山的，他在那裡搞「暑假訓練團」，並自任團長。訓練的對象為「全國各界文武同志」、「全國公務員」。按照蔣介石在6月27日對訓練團大隊長以上的長官發表的《建國訓練的要點和實際的目標》講話，此訓練團的任務是：「在中央統一禦侮、救亡圖存的一向政策之下，人人奮發建國的熱忱，激勵其救國的責任心，向著共同的目標，能夠自動努力，自動奮鬥，盡忠於其本職，隨時準備為復興民族而犧牲，就是要人人盡忠於各人的職務，要人人知恥明義，犧牲奮鬥，自立自強，自動地發揮其愛國的精誠，這是我們此次廬山訓練的精神，也是本團教育唯一的目標。」

劉湘一邊吸著水煙，一邊半閉著眼，慢慢道：「我若不去開會，不等於讓南京來的人操縱整個會議嗎？其結果只能對川軍更不利。」

我方不是沒有動作。此時的蔣介石及幕僚們對形勢的估計並沒有錯，於是密令張治中迅速在蘇州一帶部署，並準備在江陰封鎖長江，命令3個教導師2個炮兵團（這些炮兵裝備都是德國貨，並不比日軍的差，一團是口徑100毫米的加農炮，一團是口徑150毫米榴彈炮）向上海推進。8月11日夜，張治中的司令部移至南翔。第二天即12日，張治中及時對我方兵力作了重新布置，並向蔣介石報告。

「對，決不能讓小日本得逞！」

既然前線將士志在必得，參謀本部有何阻擋理由？日本最高統帥部迅速調整決策，批准了松井石根的請求，並任命裕仁天皇的叔父朝香宮鳩彥王中將為日「上海派遣軍」司令，松井石根則任日「華中方面軍總司令」，統領上海派遣軍和柳川的第10軍等所有進攻南京的日軍。朝香宮鳩彥王其實是南京大屠殺的頭號元兇，因為他與天皇是親戚，所以在戰後清算戰爭罪行時他逃過一劫，活了93歲。日本王室和與王室沾親者不被追究戰爭罪行，是東京大審判的一大缺陷，也給戰後的日本在今天有那麼多右翼勢力叫囂軍國主義復興提供了土壤。這是后話。

坐在一旁的劉湘感覺似乎到了火候，對何應欽說：「何部長，我看你老兄最好向蔣委員長轉告，我建議中央應當迅速轉變思路，實行全國動員，停止內戰，槍口一致對外。如果前線戰事需要，我願意率所部兩個軍，立即開赴前線！」

「那就趕快研究嘛！」

軍國主義時的日本當政者真的壞透了。

何應欽不再說什麼了，一個勁兒地朝劉湘和川軍將領們點頭。他心想：委員長本想「吃掉」川軍的算盤看來不能再打下去了，眼下對付日本，恐是當務之急的首要大事。

從7月6日開始，將領們吵了兩天，會議沒有多少進展。8日上午，第三天的會議開始，川軍將領皆到了會議現場，卻獨不見何應欽。正當大家有些著急時，忽見何應欽手持一份電報，急匆匆地上了主席台，跟座位兩旁的劉湘等低語一陣后，突然站起身，沉重地向全場將軍宣佈道：「諸位川軍袍澤，告訴大家一個非常不幸的消息。今天早上，我接到中央軍委會緊急電話，剛才又接到外交部的緊急電報，日本華北派遣軍駐北平丰台部隊，于昨晚今晨，與我29軍盧溝橋守衛軍部隊發生激戰，雙方均有傷亡，戰事仍在擴大……」

1937年8月13日，中日淞滬戰役正式爆發。此次為我軍先發制人引爆了戰役的開端……當88師孫元良部隊向敵方在上海八字橋的海軍陸戰隊百炮齊鳴的一瞬間，那在我將士們心中囤積許久的仇恨與怒焰如火山爆發之勢，震得日本兵丟盔棄甲！

「是嘛，老子用大刀砍他，也要砍死他個球兒！」

這是日軍一批年輕軍官在攻佔上海后，在當晚喝酒時你一句我一句的情景。勝利后的狂歡中，有人舉起酒瓶，然後高唱《同期的櫻花》——

「何部長，如果前方真需要增援，我們川軍首先報名，我145師全體官兵甘願與小日本決一死戰！」說話的是饒國華。

對警備司令谷司令掘一長濠並積read.99csw.com土築一高牆于雨花台周圍及天堡城至太平門外公路之建議，鄙人完全贊成貴廳簽呈主張。

就這樣，一個瘋狂而冒險的軍事行動開始了。

「各位將士，此日吾民族已臨于最後關頭，此日吾人亦陷於生死線上！光榮神聖的民族生存抗戰之血幕必將展開。茲持揭櫫要義，為本區將士同志告。期以忠勇堅毅，共迎行將到來之無限艱苦，但必有無限希望之歲月……」大戰之前，張治中將軍慷慨激昂地對他的部下宣誓道。

騰騰殺氣滿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

七七事變后的第二天，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即向全國通電，號召全國軍民團結起來，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此時，正面戰場的最高指揮與國防軍的最高統帥是蔣介石。

8月12日，上海告急，南京城裡的蔣介石和軍政大員們召開國民政府黨政最高領導人參加的聯席會議，商討抗戰大計，並推薦蔣介石為陸海空大元帥，以軍事委員會為抗戰最高統帥部。老蔣說：「現在都啥時間了，搞那麼多名目有何實用？別再給我弄個大元帥的名堂了！有最高統帥部便是。」

這裏必須讓讀者對松井石根作一些深入的了解，因為他是南京大屠殺的日軍最高統帥和後來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認定是「南京大屠殺」的主犯而處絞刑的甲級戰犯。這人在日軍與我軍開戰前幾天才重新復出軍隊並被天皇任命為「日本上海派遣總司令官」，當時59歲，瘦小老頭兒一個，卻是個標準的「中國通」。1878年出生於日本愛知縣的松井石根，是著名漢學家松井武國的兒子，其先祖曾是日本的名將。松井石根1898年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后又進日本陸軍大學，同期成績第一。他與中國關係甚密，早年與孫中山的關係密切，孫中山在日本時，松井石根給予了很多支持。可以這麼說，民國時期的中國領導人，很多都與此人有過甚密交往，連整個抗日戰爭的最大對手蔣介石，松井石根也沒有少幫助過——蔣在日本留學時，據說曾有兩年時間是住在松井石根家裡，可見這對「老對手」還是關係相當的難兄難弟。1915年，松井石根出任日在上海駐軍的武官。1922年調任駐哈爾濱特務機關長，次年晉陞為陸軍少將，5年後成了日軍中將。1933年，松井石根任台灣駐軍司令官，同年晉陞為陸軍大將。因為日軍內部的矛盾等原因，1934年8月，松井石根退出軍界，轉而在政界活動。

作為軍人，在異國打仗，還有什麼比佔領敵國的首都更「至高無上的榮譽」嗎？從軍40餘年的松井石根，自知這是他一生最後一次作為軍人為天皇和國家「效忠」的機會了，故而最終他下了決心：進攻中國首都——南京！

「喲西——向南京前進！」一片戰刀的寒光下，柳川平助的眼珠賊亮。

這是蔣介石在23歲從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時給表弟單維則寫的一首詩。有道是「詩言志」也，蔣介石年輕時雖崇拜日本，同時也非常痛恨日本看不起中國的蠻橫行徑。

蔣介石決意在淞滬狠打日本人，一為挽回自己的「抗日」名聲，二是輕信了身邊宋子文這些人向他提供的「3個月內，日本將處於破產的邊緣並面臨革命」這一不實情報，三是原本期待此役可得到國際社會的支持並獲取盟友的出兵干涉。這三個原因中，老蔣最期待的是第三個，但蘇聯與美國都沒有給蔣介石面子，德國人倒是出力不少，不過主要是為了賺老蔣的錢——當他的軍事顧問、做他的軍火生意。當時在南京的德國軍事顧問人數達幾十位，他們大多數是退役將軍，與蔣介石政府簽有私人聘用合同。

「大將軍，柳川部隊已經向南京進發，他們是想搶在我們前面去摘戰果給天皇，我們不能讓這等好事獨給柳川！」獲悉「友軍」第10軍已向南京進軍的消息后，上海日軍主力的高級軍官每天都在向司令官松井石根提出請求，要求儘快搶在柳川部隊之前進攻南京。

「好，諸位將軍的決心讓我感動、讓我感動！」何應欽連連點頭。

我們再來看當時淞滬戰役之後的中國局勢——

根本的問題還不在於此。根本的問題在於七七事變后的蔣介石及他的同僚們在對日開戰一事上一直猶豫不決，並存有幻想，因此在實施防禦備戰中不那麼有力，導致了日本人殺到門口時束手無策、慌亂一片。

但，這回中國似乎也看清了日本人的意圖。蔣介石和他的幕僚們算沒白吃飯，被任命為「京滬警備司令」的張治中將軍在8月9日「虹橋機場事件」還沒有出來時，就已經密電給了南京的蔣介石：（1）日軍在滬兵力，近日來迭有增加，綜合各方情形，計陸戰隊官兵約5000人，業經組織健全之在鄉軍人約3000人，壯丁義勇隊3500人。各種輕重口徑炮約30餘門，高射炮8門，戰車及裝甲汽車各20餘輛。（2）本日由長江上游抵滬之日艦，計9艘，連原有在滬之日艦3艘，合計12艘。各艦可隨時登陸之水兵，共計3000人。

八一三淞滬戰役持續整整三個月，一直打到這年的11月12日。縱觀此役，我方先後投入的兵力達50個師、70萬人。日方共增至10個師團和海軍陸戰隊，總兵力不下30萬人，更有大炮300餘門，戰車200輛，飛機200架，兵艦數十艘，日自誇其「戰鬥力之強，火力之旺，一時無雙」。在整個淞滬戰役中，不能說蔣介石不賣力，從實際情況看，他其實也是盡了全力，一是親自指揮了此次戰役全過程，二是他把自己的嫡系部隊也都投入了戰場。最終老蔣失敗，乃有一大失誤，即戰機的貽誤。如果趁日本人還沒有準備充足，在8月13日之前的數日開戰，則戰局形勢可能完全不一樣。還有就是我軍的裝備和海軍力量、空軍力量較之敵方差距甚大，再加上第三階段即11月7、8、9三日的最後決戰中，由於日方第10軍的突然出現，蘇州河南岸的我軍一下陷入腹背受敵的境地，從而戰局迅速發生變化。11月11日，日本藤田進的第3師團攻進上海市區。第二天，上海完全陷落。

「此番既去之，無論如何是要打到南京去的！」當時大本營給松井石根的任務是：「掃蕩上海附近之敵軍，佔領其四方要地，保護上海僑民之生命。」這樣的軍令顯然是對上海派遣軍的作戰範圍作出了限制，具體限制是給派遣軍划明了「上海周圍」之線便是蘇州至嘉興範圍的戰略限制線。但松井石根在東京出發前上火車的那一刻，同前來送行的當時的日本首相近衛文麿說了上面這句話，令首相和在場的日本要員暗暗吃驚，尤其是外交人士對他悄聲勸語：「老將軍，你可得三思而後行啊！」

其實，身為日內閣大本營派遣上海日軍總司令的松井石根早知柳川部隊的動向，只是這隻狐狸一直在忖量著到底發不發兵南京。了解松井石根的人，知道這是他的一向作風，而松井石根自己更清楚，眼下日本國天皇和參謀本部對華方針還處醞釀之中，淞滬大戰後到底下一步方向往何處走還不清晰時，他身為日軍在中國華中前線的最高指揮官，自然需要三思hｔtps://read.9９ｃｓｗ•coｍ而後行。

法肯豪森是位職業軍人，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戰爭時，他曾到過中國，后在德駐日大使館任武官，是位通曉東方語言的軍事外交家。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法肯豪森當了德國步兵學校校長。1933年到中國出任蔣介石的軍事顧問。德國人辦事非常認真，尤其是像法肯豪森這樣的職業軍人，又有軍校校長的經歷，加上對中日文化和軍事的熟悉，故法肯豪森一方面讓蔣介石國民政府出錢裝備先進的德國軍事武器，另一方面更多精力放在訓練國民黨軍隊和布置對抗日本人的一系列軍事措施上。蔣的軍隊在法肯豪森等一批德國軍事顧問的指導和影響下，確實得到了整頓，戰鬥能力大幅度提升。鑒於日本日益劇增的吞華野心，法肯豪森在1934年便建議蔣介石儘快拿出一個保衛南京的軍事計劃。蔣對這位顧問的話是聽進去的，並馬上責令南京警備司令谷正倫負責初步方案。這年8月17日，法肯豪森看了谷正倫的方案后，作了充分肯定：

11月12日政訓處的幾個秀才還真寫出了一份冒著一些熱氣的文告書，但上海市民讀完文告中那麼多「一定」后，直罵蔣介石「講的就是一句空話」，直罵「小日本總歸不得好死」！

我們來說說德國軍事顧問。

「中央軍會有向華北增兵的打算嗎？」饒國華師長從座位上站起來問何應欽。

當然，言及「南京大屠殺」這一讓中日兩國結下「世紀之仇」的大事件，我們不能不從1937年發生在盧溝橋的七七事變說起。

若對正規之圍攻軍作戰，則此種工事，苟中十五公分之榴彈數枚，頃刻傾坍，無甚價值，故鄙意以為不如僅採用加堅之野戰工事（步兵支撐點，機關槍陣地，觀測所等項），于可能範圍內構築或準備鐵條及他種障礙物，如汜濫、蹈發地雷、觸發地雷等，盡量向縱深地區逐漸增加。

鄙意若為防敵侵襲首都，無需偌大工事，工程既大，需費必巨，需時甚久，需力甚多，轉不如用以構築新式而有效之防禦工事。試一推算崎嶇之岩石地中，需動何種土工，不難測知。

川軍將領們一聽，會場頓時炸了起來。

淞滬戰役之前，面對強大的日軍，蔣介石聽進了法肯豪森的「以廣闊之疆域，拖垮之後勤供應困難的日本」之「持久戰」建議，並且也作了兵力和戰術上的布置，將全國戰場分為五個方面，其中東正面即江蘇區和浙江區，包括上海。首都南京是蔣政府的總部，但由於南京與日軍上岸線路太近，沒有縱深和持久的防守可能，故撤出南京的計劃其實在蔣介石心中早已有後備方案，但作為一國之首都，不保南京，顯然無法向國人交待，更有損「國體」與「國威」，所以蔣介石在「誓死保衛南京」問題上一直調子很高。

日軍便開始將戰刀指向上海……

平津失守后，蔣介石開始清楚地意識到日本人不可能給他這位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的學生一點面子，收拾他蔣介石的江山已是早晚的事。「到了今天，大家一定要覺悟，不是日本滅亡我們，就是我們滅亡日本！我們再不能受敵人的欺騙，再不能以企求和平的苦心反而招致敵人的欺侮。」8月1日，蔣介石從廬山回到南京，在出席中央軍校的活動時，在《準備全國應戰》的動員中如此說。

國與國之間的戰事紛爭和人與人之間的行為差不多，小人做事便有小人的伎倆：日本從1931年九一八佔領我東北三省后，便虎視眈眈地一直在盤算著如何向中國的縱深處進犯。於是在1937年7月7日這一天夜間，駐盧溝橋的日本軍隊在未通知中國地方當局的情況下，徑自在中國駐軍陣地附近舉行所謂的「軍事演習」，詭稱一名日軍士兵失蹤，要求進入北平的宛平鎮搜查，當場被中國駐軍嚴詞拒絕，日軍於是隨即發動進攻，中國駐軍第29軍37師219團奮起還擊。七七事變由此而來。日本藉此事，立即在短時間內，制定出《在華北行使兵力時對華戰爭指導綱要》，並調動40萬兵力，對華全面宣戰。

此種工事，用以防禦戰車，效力之大，自不可沒，惟遇敵輕襲，一時未必用戰車參加，更未必在建議地區。

12日晚，我方戰將王敬久、孫元良兩師長分別率領87、88師抵達上海江灣一線，兵陳吳淞，完成長江航道阻塞任務。此時的日本東京，已獲悉我軍用意，內閣緊急決定組建派遣軍連夜出征……

「汗了戎衣四十年，興亡如夢大江流。君恩未酬人將老，執戟又來四百州。」當聽說新登岸參戰的柳川部隊已經向南京進發時，松井石根這幾天一直在盤算到底出兵否，最後他在吟詠自己出征前寫的這首「自勉詩」時，斷然決定：「佔領敵國首都，迫使中國屈服。」

這話可惹惱了川軍將領們，於是會場上亂嚷一片：「日本人也是肉長的，我們就不信他們刀槍不入！」

松井石根確實對中國的事和中國的人看得比誰都清楚，淞滬大戰的三個月，中國軍隊雖有勇卻仍然不敵對手，尤其是後期階段，可謂兵敗如山倒。因此松井石根得出結論：只要蔣介石領導這個國家、指揮中國軍隊，我大日本便能無往而不勝！

儘管淞滬大戰是以中國失敗而告終，但此役仍然在中國產生了不可低估的積極意義：一是張揚了民族氣概，粉碎了日軍由華北長驅直入武漢、三個月滅亡中國的陰謀；二是它爭取了三個月時間，使得長江下游的工廠和物資有了內遷的時間，為日後中國長期抗戰提供了一定的物質基礎；三是消滅了日軍有生力量，並且造成了日軍在華北戰場上的兵力不足，為之後的山西決戰準備了時間；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中國人民拚死抗日的決心與精神，洗刷了九一八事變以來中國軍人的恥辱史，從而也堅定了國民抗戰必勝的信心。淞滬「戰鬥中，將士們打得十分勇敢，每小時的死數以千人計，犧牲得壯烈，在中華民族抵抗外侮的歷史上，鮮有前例。中國軍隊在武器裝備嚴重不如人意的情況下，仍頑強地和日軍爭奪一村一鎮，並常常為一個陣地進行反覆較量，白天日軍攻佔，晚上中國軍隊又把它奪回來，雙方軍隊的傷亡都很大。在此會戰中，國民黨軍隊主力各師都補充了四五次，後方各省的保安團整團整團地補充上去，原有下級軍官和士兵傷亡達2/3，旅團長傷亡也達半數」。（楊樹標、楊菁《抗戰時期的蔣介石》，華文出版社 2014年版，第101頁。）

這首原本為29軍大刀隊而作的歌，後來改了些詞，成為全國抗日的戰歌。之後的70餘年裡，它一直是中國軍營里最響亮的軍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