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熟的經濟是「全民老闆經濟」，這個「全民老闆經濟」依託的正是常熟招商城的磁性力和輻射力。據常熟官方提供的數據表明，這個市場在2006年實現成交額306億元。「其實這是一個保守的數字。我們的服裝城是個批發市場，如果算上從這裏批發出去的貨物的終端成交額，我們每年為全國市場的貢獻應在1000億以上。」常熟人這麼說。

「車站搬家肯定不行，那我們劃一塊地盤讓小販進場做買賣？！」有人出主意道。

「賣給你了我穿什麼？」我的話讓這位上海「阿拉」陷於窘境。

「這麼好的生意啊！」

我的老家從什麼時候開始種植棉花的，我沒有考證，但我很小的時候就從紡線的奶奶口中知道了「黃道婆」。

有一次他聽上海服裝店的一位朋友說：滑雪衫將取代中西式棉衣。可當時中國市場上還沒有出現過這種新時裝，然而老潘的眼睛就是「厲害」，他認定用不了多少時間，那輕便、漂亮的滑雪衫必將風行中國市場。於是他果斷地決定將「秋艷」服裝的大部分生產能力轉產做滑雪衫，並親自南下到廣州購料採樣，回廠后與技術人員一起創造性地設計出了一種色彩鮮明而獨特的帶帽女式滑雪衫。此款服飾一投入市場就風靡上海灘，那些穿著講究的上海女同胞為買上一件「秋艷」滑雪衫不惜請假去專門店排隊，據說老潘在上海的合作夥伴那家商店最多曾創造一個星期賣出「秋艷」滑雪衫8萬件的紀錄。

車站十字路口的地攤仍然熱鬧，並且越來越熱鬧，甚至達到了難以立足的地步。

如此龐大的營銷隊伍，會不會成了一盤散沙？徐之偉告訴我，他在人員管理上採用的是「鯰魚效應」，讓營銷人員競爭上崗，層層做營銷人員的儲備，能者上平者下。並採取預算制，每月根據三項指標進行綜合排名，這三項指標是：回款率、地區人均消費指數和利潤率。

一個小鎮的百姓，買一個企業的產品，能從人均的一元消費水平上升到5元，這確實是個了不起的漲幅，想想，全國有多少鄉鎮？

何市從此成為常熟的一個正式地名。解放後設鄉、設鎮時都管它叫「何市」。

不能簡單地把類似「何家市」這樣的「市」硬說為商貿集市。中西部地區不少幹部曾經到過蘇州一帶，他們領略過這裏的一些小市的情況，最後的結論是：蘇州區域的鄉鎮小市，論行政級別與其他地方一樣是國家最底一級，但這些鄉鎮小市的經濟實力完全可以同內地中西部地區的中小城市相提並論，甚至有的遠遠超過。

創業的20多年間，徐之偉和「隆力奇」的生產基地與營銷大本營從來就沒有離開過他的家鄉界善村。雖然現在「隆力奇」的品牌價值超過100億人民幣，但徐之偉的總部大樓和他的老闆辦公室依然是那座看上去很「老氣」的四層灰磚樓，然而當你有機會跨進這幢「隆力奇」大樓的一步，你就會發現，這裏充滿了知識至上、人才至上、科技至上、市場至上和品牌至上的濃烈氛圍。大樓的走道上，樓梯的拐彎處，到處可見一些十分上口、文字樸實又容易記的標語，如「『隆力奇』的上帝：企業的員工、消費者和社會」，如「人人是人才」、「賽馬不相馬」、「用人要疑，疑人要用」、「原則做人，規劃力事；誠信服務，追求卓越」、「有情、有義、有利；同心、同德、同贏」、「公平、公正、公開；合情、合理、合法」，如「服務無限」、「需要就是市場」，如職工的培訓原則：「幹什麼學什麼，缺什麼補什麼，急用先學，立竿見影」。

「剛起步那會兒，我們不懂得啥叫品牌，只知道加工主蘇州服裝六廠對我們的要求特別嚴，我們做不好一件產品，他們就會一腳踢開我們，所以我們從一開始就把產品質量與自己的飯碗和企業的命運緊緊地聯在一起，不敢半點馬虎。」那天我在高德康的辦公室，靜靜地聽他講述他的「品牌經」。

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國市場，成為西方先進國家和國際著名品牌大舉進入的時代，就日化行業而言，幾乎被國外著名品牌和外資、三資企業的品牌所佔領。我們熟悉的「寶潔」、「聯合利華」等成為市場上的第一陣營；「絲寶」、「拉芳」等牢牢地佔據了第二陣營。剛剛入行的「隆力奇」如何突圍這種已經形成的市場格局？這是擺在徐之偉和「隆力奇」人面前的第一任務。

1986年，徐之偉掛牌成立了「常熟蛇業公司」，當代「捕蛇者」徐之偉從此登上大雅之堂，而這一步對徐之偉本人和「隆力奇」的脫胎換骨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為正是有了這個正牌的「蛇業公司」，所以才可能有了後來的與香港、蘇州等單位合資建起「蘇州東方蛇園」。這個蛇園現在是徐之偉和「隆力奇」的蛇王國大本營。

這個估計其實也是保守的。有位專營西北運輸線和俄羅斯市場的客商向我透露，他每年從常熟市場批發的貨物大約在15萬件以上。作為中間商，他每件獲利在10—15元之間，而他的後端還有兩個中間商，他們的利潤也跟他接近，也就是說，從常熟市場上批發出的每件服裝假如是50元的話，真正賣到末端消費者手裡的應是150元左右，如此估計常熟服裝城對國家的貢獻應超過1000億元的GDP肯定是少說的，因為在製成服裝前的加工和原料階段還有至少兩至三個利潤環節。

「隆力奇」在成功完成「農村革命」之後，迅速調整戰略，從上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以業界少有的姿態，全線舉兵，向城市大規模進軍，其勢頭讓那些著名日化品牌商家驚得目瞪口呆——

後來有一天我終於在招商城的一次拍賣現場搞明白了這個不可思議的「秘密」。這是1993的事。

中國的服裝業之根為什麼在常熟？這讓我既感自豪，又感疑惑。那天我回到自己的老家，身邊坐著我年邁的母親和姐姐妹妹。姐姐的女兒馬上要結婚了，姐姐在一旁綉著一塊花邊，這種情景在我小時候就見慣了，但這一天卻讓我有意外的收穫。

這個時候便出現了一個突出的問題：大量的產品生產出來后，需要一個銷售和周轉平台。

幹部們像趕鴨子似的開始每天在車站的十字路口吆喝著，奇怪的是那些習慣於馬路邊擺攤的小販們誰也不願意進到大棚內的「招商場」去。

「做買賣的進去啦！」

「你就是夢蘭的錢月寶同志吧！」十多年後，有幾次在北京、在蘇州的不同場合，共和國主席、敬愛的胡錦濤總書記親切地握著這位當代「阿慶嫂」的手，這樣稱呼她。

支塘雖然無法與拉斯維加斯比知名度，但誰能保證支塘就不可能成為比拉斯維加斯更大的一個經濟市場？

在北京，「隆力奇」和「波司登」兩大品牌遠比在蘇州和常熟的影響力大，我生活在北京近30年，從媒體和普通消費者口中知道這兩個產品在北京人心目中的位置。多數北京人和中國人並不知道「隆力奇」和「波司登」同屬於一個縣級市常熟，而我這個常熟人則十分清楚，所以有關「隆力奇」與「波司登」在北京鋪天蓋地的廣告宣傳活動出現時，我總有一點弄不明白：為什麼這兩個產品會有那麼大的宣傳動作？會產生那麼大的市場效應？

大家清楚地看到錢月寶的眼裡涌著熱淚。她是微笑著的。

現在的沙家浜不僅僅是蘆葦塘和碧波蕩漾的陽澄湖了，它有一個讓我們了解當年新四軍浴血奮戰史跡的革命紀念館，有一個全面展示江南水鄉民間風物的民俗館，有實景實樣的集江南水鄉建築特色的「紅石村」，更有成片綠色生態濕地的自然風景區以及水上森林公園等景物。許多著名導演把沙家浜作為影視拍攝基地，作家和藝術家們將此地作為創作基地，會「白相」的上海人更是不放過這樣的人間天堂美景，僅上海市總工會就在此建了一個同時可以接待3000人的度假村。前幾年，上海主辦的一次國際會議還把沙家浜作為分會會場，引來世界幾十位國家元首光臨小鎮。「沙家浜」因此不再僅僅屬於中國人，開始名揚海外。

這是好事，應該支持！常熟市委、市政府很快同意了琴南鄉的意見。

那時中國的不少地方男人們還多數穿著中山裝和綠色軍裝，女人們稍稍時尚一點的也就是穿些花格子的「翻領衣」。但令我不曾想到的是，田埂邊的王市「農民服裝節」上，不僅人山人海，而且竟然有一半以上是外鄉人，包括不少說著「阿拉」的上海人。這讓我驚喜不已。我老家的人歷來就有「洋上海」之說，意思是說，上海人最講究吃穿，相比較，上海人對衣服更為挑剔。問題是，現在十分講究的上海人竟然跑到百里之遙的「鄉下」來參觀王市的農民服裝節，你說奇不奇？更奇的是，上海人竟然對「鄉下人」做的服裝大加讚賞，成批成批地往回買。於是老潘、潘炳福的「秋艷」牌服裝沒過多久就享譽上海灘……

常熟無疑在這個階段比周邊的縣市走在更前列，尤其是紡織和服裝業上所表現出的區域經濟特色更顯現特殊光芒……

起初這個商標沒有名氣，弄得我經常整夜睡不好覺，反覆思忖著到底是怎麼回事？牌子叫不響，肯定自己有毛病嘛。於是我到北方市場做調研，看了以後才發現，是我們的定位不到位，其中最要緊的是顏色不好，不鮮艷；其二是款式不符合北方人，面料也有些問題，包括做工上也存在缺陷。找到了問題，我反而有了信心，因為我知道怎樣改進自己的產品了。回到家，我把1995年的生產計劃重新作了一個調整，將原先臃腫的羽絨服改成輕、薄、美的新「波司登」，結果一上市，一炮打響，這一年「波司登」一舉成為全國銷量第一的羽絨服產品，之後又連續兩年銷量第一。這個時候我又馬上推出第二個品牌——「雪中飛」。大家知道，後來的「雪中飛」連續七年在同類產品中銷售名列第二，僅次於「波司登」。當年在我推出「雪中飛」時，我的一個銷售經理就跑到我辦公室責問我，「我們的『波司登』已經銷售這麼好了，為啥還要搞個『雪中飛』？」我笑笑，對他說：「你要是現在就能知道的話，那你一定會坐在我的位置上。」這位經理非常生氣地走出了我的辦公室。直到2002年，他打電話給我，說市場上有的羽絨服違反常規地亂降價，降到比成本還低，問我「波司登」和「雪中飛」降不降。我說「雪中飛」可以降，「波司登」不能降。他有些不明白，我告訴他，「『雪中飛』也是我們的品牌，現在我用第二品牌與他們拼，這樣既可以保護『波司登』，又不會在市場上被動。」這位經理這時才恍然大悟，連聲誇我「高德康，就是高！」

每次我回故鄉，總有人欣喜地告訴我，又有多少位「阿慶嫂」如何如何地風采，如何如何地風光。

——紡織業和服裝業。

1986年，老潘推出女式繡花仿毛、粗花呢西裝及男女風衣系列。

常熟的一個「波司登」、一個「夢蘭」、一個「隆力奇」，把中國的服裝、日用床被、日用化妝品市場帶到了五彩繽紛、驚天動地的美麗世界，僅這三個品牌所擁有的無形資產值超過400億元，每年它們創造的市場銷售額也在400多億元，三個企業為社會直接消化和連帶消化的勞動力也有幾十萬人……而常熟，又何止一個「波司登」、一個「夢蘭」、一個「隆力奇」！

我幾次對我的朋友說，在我老家的地盤上，我何家就有一個「市」。朋友們都不相信，說我吹大牛。這也難怪，說到「市」，人們常常會把上海、北京這樣的城市搬出來。其實中國人最早對「市」的理解並非像現在大家所認識和了解的城市概念。

其實世界經濟發展史早已告訴了我們一件有意思的事：凡是種植棉花的地方，後來幾乎都可能成為經濟最繁榮的地區，或者說這裏的經濟發展總是走在其他地區的前列。

進入本世紀，「隆力奇」以其無可爭議的事實和市場佔有率，成為中國本土出品的日化商品之王，多次進入「中國500最具價值品牌」行列。

開始他當大隊會計，後來讓給我當，我們兩人都是生產隊上的活躍分子，人說元元聰明精細，說我心靈手巧。我們是1969年結的婚。我原來的村叫老浜村，既偏僻又貧窮。我是個愛做夢的人，有一天問丈夫：為啥我們不能像華西村那樣富裕？丈夫告訴我，人家集體經濟搞得好，如果你們那個繡花廠搞搞好，說不定村上的面貌也能改變了。這話對我觸動很大，當時我在村上負責一個只有八隻綉針的作坊式繡花加工廠，這也是村上惟一的一個企業。說企業，其實也僅是為人家做些加工的小活，一年忙碌下來還掙不到3000來塊錢。我就想，為啥非要給人家干不可？還不如自己辦個廠，好壞都是自己的嘛！我把自己的想法跟村上的領導一說，人家很支持，說你假如能給我們村上獨立辦一個廠，所有的收入都歸我們，這是最好的事。可人家又說，錢月寶啊，辦廠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弄不好會賠老本的。我說，賠了算我的，賺了算村上的。領導一聽這話，啥話再沒說了。

在我童年的記憶中，蘇州一帶特別是「高鄉」常熟地區，有四種手藝人是從來沒有因政治原因而消亡過，這四種手藝人分別是裁縫、綉娘、瓦匠、木匠，他們都是散落在民間的能工巧匠。我老家將區域分為「高鄉」和「低鄉」，主要是按照是否可以種植棉花而劃分的。棉花地不能被水淹，相對需要距江河湖塘水平面高一些的地方種植，便於排水。蘇州是水鄉，許多地方的土地基本上與湖塘江河的水平面一樣高，甚至還要低一些。就是在同一個鄉村，也有高地和低洼地之分。

「9萬戶籍人口中，有4.6萬人從事服裝業。你想想，除去囡囡和老人，還有幾個不是在做服裝生意？」海虞鎮的一名幹部給我講述：上世紀80年代初，在以王市「秋艷」和「紅杉樹」為代表的著名服裝企業為龍頭的帶動下，海虞一帶很快成了遠近聞名的羊毛褲、羊毛衫基地。現在在海虞工商所登記的服裝加工個體工商戶約1200多戶，全鎮擁有織布機2萬余台，平均每兩個勞力擁有一台織布機。這些分散在各家各戶的家庭織機，年產毛衫毛褲約1億件（套），這個1億件（套）的服裝產業，使得這片土地上匯成了一個繁榮而強大的鄉間市場……這市場既是有形的，又是摸不著的，因為每個海虞人都可能是老闆，又都可能是商品的交易者。只有到鎮上的汽車運輸站看一看，你才能感受到這個鄉間市場的巨大和富有活力：汽車運輸通往全國各地甚至直通俄羅斯、伊朗等國家，4100多名專業運輸戶每天忙碌地穿梭在村頭巷尾……

老潘所在的王市從此成為常熟服裝市場的一個發源地。

有人認為支塘的炒貨市場是因沈奎生的「阿里山瓜子」而紅火起來的，也有人認為是由常熟服裝城的輻射作用而形成的。客觀地講，兩者作用皆有。前者是基礎，後者是本因。沒有早期沈奎生的「阿里山瓜子」名揚九州，支塘炒貨市場不可能紮根，同樣，沒有每天如流而過的往來全國各地的服裝運輸隊伍和客商在常熟與上海之間涌動奔忙及歇腳，支塘的炒貨市場——現在已經不再是炒貨了，而是華東最大的食品批發市場——就不可能落根在這麼一個小鎮上。

「不準再在馬路上擺攤了！一律進招商場去——」

「閑著也是閑著，花邊是我們常熟人的本事，不能失傳唄！」姐很隨意地這麼回答我。

其實讓老潘的「秋艷」能夠征服上海灘，還是他那雙「厲害」的眼睛起了作用。

「我們來個農村包圍城市。中國有9億農民，我們如果把農村市場佔領了，也就有了我們自己的品牌。」農民出身的徐之偉在他家鄉的四層「指揮大樓」這樣對他的營銷隊伍說。

常熟人有資格成為蘇州地區的「長子」，這是無可爭議的事實，除了它的建城史和悠久的歷史文化原因外（常熟也是國務院批准的第一批歷史文化名城，這一點與蘇州城是平起平坐的），還與歷史上的一對兄弟有關——

「我要！」

「也行，車站秩序不能因為這個添亂啊！」

「其實，多個品牌僅是品牌戰略中的一個部署而已，企業要真正實現品牌戰略，就必須瞄準行業的世界頂尖水準。」高德康說。

在常熟市場發展日益顯示力量的時候，許多地方想「克隆」它，結果幾乎都失敗了。這讓許多人感到不可思議，甚至今天也不知所以然。這是很有意思的現象。

在安徽捕蛇數十天，竟然引來當地成百上千的百姓每天來參觀他們的「蛇窩」；

1985年，老潘推出白色西裝系列；

有一位著名經濟學家說過這樣一句話：品牌只是一個門面，它的背後是巨大的商業活動和經濟效益。常熟人懂得並嫻熟地運用著「品牌」這一金字招牌，進行著他們的真正意圖——經濟的和效益的全面戰略。

偉大的發明就是在這樣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中誕生的。

那是在抗日戰爭時期，日本鬼子和漢奸偽軍在蘇南一帶為非作歹，干盡了壞事。在茅山堅持游擊戰的陳毅將軍派遣葉飛率新四軍第六團組成「江南抗日義勇軍」，東進蘇南地區，發展敵後根據地。第一次東進的主力部隊西撤後，1940年林俊（譚震林）同志又率新四軍第二次東進，與常熟地方抗日革命武裝——常熟人民抗日自衛軍一起，在常熟包括董浜在內的一些鄉村建立了不少地下交通站。那時我和丈夫陳關林在鎮上開了個茶館，交通站就設在茶館內。當時我們的茶館不叫「春來茶館」，叫涵芬閣（涵芬閣至今仍在董浜鎮上開張，保存完好）。「涵芬閣」前面是街道，後面是一片蘆葦塘，所以很適合做地下交通站工作。那時新四軍和譚震林等經常到「涵芬閣」來開會、碰頭。他們一般總是夜裡來，天一露白就走。我和丈夫負責接待和站崗放哨。當時在上海、蘇州和常熟城裡有許多青年為了尋找革命來到我們茶館，我們就利用茶館為他們安排住宿和聯絡接頭。我不是地下黨員，直到現在還是個普通群眾。但當時我和丈夫都覺得鬼子太壞，給新四軍做事是應該的。我丈夫是地下黨員，這是後來我才曉得的。1939年至1941年是日本鬼子最瘋狂的年月。有一天，我丈夫突然被鬼子抓走了，敵人壞透了，先讓他吃下三大碗飯，然後又挑來一擔水讓他喝下去。當我丈夫喝得肚脹如鼓時，鬼子就將他按在地上叫人踩在他肚皮上。我丈夫就是不屈服，後來他和另外62名新四軍傷病員、地下黨員一起，被敵人押到蘇州虎丘山裝進麻袋，再用刺刀活活給刺死後又用鏹水滅屍于荒野之中……

營銷學上有句話叫「終端為王」，說的就是商家力求與消費者實現面對面直接溝通的營銷取勝的戰略原則。徐之偉和「隆力奇」走的就是終端市場戰略，因此他們成功了。有機構曾對20多個地區的農村進行抽樣調查，結果表明在人口從100人到1000人的村子中，50％的小店都能買到「隆力奇」產品。這恐怕是除了油鹽醬醋米之外世界上最了不起的營銷成功的例子了。

不行了，從那時起地下交通站也暴露了。老人抹著眼淚，說：後來我也呆不住了。當時地下黨負責人朱英同志讓交通員帶我到江北呆了整整3個月。從江北回老家時，常熟有名的抗日民族英雄、游擊隊司令員任天石給過我200銀元，讓我做小生意過日子。但生意不好做，後來我就帶著兩個小囡回鄉下買了幾畝地在雪溝村安了家，一直到解放……那年我寫的《阿慶嫂其人其事》文章發表后，陳二妹很快成了名人。然而當我11年後再次踏上故鄉之土想再一次拜會這位革命老人時，她已經與世長辭了。「阿慶嫂」和我之間留下一個永恆的遺憾，因為我曾答應她把發表的文章給她看，但由於種種原因我沒能滿足她的請求，以至於成為我們之間的一個遺憾。

許嘉璐接著說：「剛才坐在台下，我可以說思緒紛紜哪，總的想法是：龍芯的誕生、成長，它的意義遠遠超過了計算機硬體研製的技術和產業。為什麼這麼說？我們常說創新是一個民族的靈魂。同時，現在幾乎每天、每小時，中國人都在對世界作著貢獻。可是我們現在最主要的貢獻是什麼呢？是工業和農業生產的低端產品，是解決人們衣食住行的消耗物質產品，從襪子到領帶，從組裝房屋的材料到傢具，到剛剛『走出去』的一點點汽車。總體上講，我們的外貿順差，這個順差是用什麼換來的呢？當然是產品，但是凝聚在產品里的主要是我們的勞動力……」

十多年前第一次採訪她時，她已經是遠近聞名的服裝老闆了。那時她的生意已經很火爆，麾下的「翔祥公司」除了專營服裝外，還有飯店、旅社等連鎖公司，當時就有人對九九藏書我說，黃希芝的財產「至少在千萬元」。

「因為中國服裝業的根在常熟，我們離不了這個根。」大老闆郭道輝這麼對我說。

2004年10月，「隆力奇」作為中國惟一指定化妝品出現在法國巴黎的「中國文化年」活動的展覽會上，這一中國本土化妝品竟然在世界化妝品之鄉的法國大門口著實熱鬧了一番。法國總統夫人試過「隆力奇」后，驚喜地高喊：「中國，OK！」

這台改變英國傳統紡紗技術的機器，將人類文明又推進到一個先進階段。

幾年前我探親看父母親，在上海虹橋機場遇見紅牛集團駐華東辦事處的負責人，他告訴我，他的辦事處不在大上海，而是在支塘汽車站旁邊的一家飯店內。我看著這位風流倜儻、氣宇軒昂的小夥子，笑著問他在一個無名小鎮當老闆有何感慨，卻不料小夥子這樣回答我：對一個大公司來說，看重的不是形式，而是實效，我們紅牛飲料在華東市場上擁有非常大的份額，但如果我們的辦事處設在上海市內，每年的批銷量只能完成公司下派任務的70％左右，但在支塘鎮，我們的年批銷量都在公司下派任務的120％以上。你說我作為公司的外派代表，我是在上海瀟洒，還是在支塘瀟洒？

一撥又一撥的小販們在沒有人「趕」的情況下，自覺自愿地移師大棚里開始進行各式各樣的交易，相比馬路邊的地攤，這樣的交易數量大而又安全，於是大棚里漸漸熱鬧起來，一直到馬路邊的地攤開始與大棚連接起來……

我作過一個小小的計算：一張百元大面額的人民幣，長16厘米、寬7.6厘米，每張合121.6平方厘米。如果那個鋪面是18平方米，那麼95萬元的年租金就等於要用百元大面額人民幣在這個商鋪的地面上鋪66層厚！也就是說，一張百元人民幣那麼大的一點點面積，一年要用660元錢才能把它租下來！商家不是傻蛋，660元租那麼一塊手掌大的地方，賺進的錢是多少？沒有人告訴我，但拍賣現場那位以95萬元拿到鋪面的老闆當時的一臉得意勁可以看出他的胸有成竹。

我是常熟人，在我小時候沒有「沙家浜」這個真實的地名，後來我當兵在外，突然有一天聽老家的人說我們常熟有了一個「沙家浜鎮」，於是覺得很奇怪，可細一想又覺得並不奇怪：常熟的「沙家浜」故事早已在全國人民心目中家喻戶曉，為什麼我們常熟就不能有個真正的「沙家浜」鎮呢？我暗暗笑了，笑我的父老鄉親終於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思想變得前衛了，也懂得品牌意識了。我只在自己心裏留下了一個小秘密：其實那個叫「沙家浜」的地方原名叫橫涇，1981年改叫蘆盪鄉，1992年撤鄉建鎮時正式定名為「沙家浜」。

常熟古時又名琴川，是因為城內有七條河流穿城而過，從空中俯視風景如畫的城郭猶如一把七弦古琴。這「古琴」兩邊既有半入城的江南名勝虞山，又有兩泓明鏡一般、面積達十平方公里的尚湖、昆湖兩大水域，如此江繞城、城抱山、山枕湖，構成了常熟這個千年古城的獨特風韻。

走進「隆力奇」的總部，有許多事會讓你產生無法想象的驚奇與驚喜。

南門。汽車站。這是常熟當時通向蘇州、無錫和上海的主要交通口，這裡是過往常熟最熱鬧的地方，多數過往常熟和從常熟通向外面的主要交通是依靠這個車站。那個時候，無論買什麼車票必須排隊，原因是班車少，於是車站候車室總擠滿了等候在此的乘客。人一多，就會有人想買個水喝、填個肚子什麼的，這就會有那些腦筋靈光的人推著小車或自行車，或用塑料袋，或用竹籃裝些茶水、茶葉蛋之類的東西在一旁吆喝著做個小買賣。但工商部門管得緊，稱這類推車做小買賣的人是「投機倒把」，而且政府機關還有專門的「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專司「打擊」事務，有關人員系著紅袖章，時常出沒在車站四周，一旦發現「投機倒把分子」，不是沒收貨郎擔，就是抓進去罰款。「走！趕快走！」「再不走抓你進去吃官司！」

常熟，你的「南國文章」真的「嘆倒瀾」，真的如此精彩！

常熟經濟中的品牌意識是常熟人能夠在激烈的市場經濟中獨領風騷，能夠不畏懼周邊的一個個強勢的競爭者輪番地你死我活地拼殺與友善地較量，能夠在這種致死的拼殺和友善的較量中保持獨立性、領先性與鮮明的發展個性的主要因素。

……

「土一點何妨大雅。」徐之偉與「隆力奇」人正是以這種精神，不僅牢牢地佔領了農村市場，而且開始一步一步實施「農村包圍城市」的計劃。

果然不久，上海商場里出現了一種中長馬褲呢作面料、內托全夾、緊身大方、富有青春活力的「卡曲衫」。這新款服裝一上市，便在上海乃至全國各地掀起了一股「卡曲衫」熱。

「好，我們就做一元錢一盒的蛇油膏！」徐之偉聽后高興地宣佈道。

「趕得走他們嗎？」

發生在東張鎮同一地的另一個服裝廠也令我吃驚和意外。這個廠的產品曾經在中國體育用品和休閑服飾業創造過輝煌，那便是「聖達菲」服裝。

《易·繫辭下》曰：「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這裏「市」的概念，乃是「集中交易」之地。隨著歷史的變遷，「市」越來越被理解為一個行政區域概念，這是一種並不十分準確的演變。行政區域式的「市」，事實上僅為一個「域」而已。城市城市，只有有了城、有了市之後才可以稱做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在名稱的應用上，習慣用方塊字的中國人，總比用阿拉伯式文字的西洋人更聰明些，並且恰如其分地用上了。早在三四千年前，古代的中國就有了「立市必四方，若造井之制」的「市井」。秦漢時還列了一系列「市籍」、「市規」，那些有「市籍者」除必須向國家交納稅金外，在國家需要時還要從事勞役和征戍。漢高祖更明確規定，凡有「市籍者」（經商人）不得坐車、穿絲綢衣服以及攜帶武器，後來又規定商賈子女不得做官。瞧，我們的祖先就這樣聰明地意識到官商是不能同坐并行的道理。

比如上面已經提到的「波司登」，這麼有影響力的世界名牌，就是因為它的創始者、老闆高德康自己是一位「小裁縫」出身。與老一代常熟裁縫相比，高德康只能算是串巷走村的「起碼頭」小師傅。常熟一帶真正做衣服的大裁縫大師傅一般不會親自「出門」做生意，他們都有自己的門面，而且非常講究，一般的小生意根本不接，要接也都是有錢人家求上門的活，還有就是專門給那些富貴達官人家定做的活兒。常熟大裁縫師傅講究得很吶。你要想見他，必須約時間，而且人家出來見你之前先要品茶喝湯，再等雙手和臉面洗得乾乾淨淨后再出來與你會面。舊時，大裁縫比師爺還要吃香，有點像北方唱戲的梅蘭芳派頭。

據說這個「聖達菲」是中國第一個休閑服品牌。之前我同樣不知道它竟然也是在我的故鄉常熟地盤上誕生出來的。問題是，這個後來成長為中國名牌的服裝是在一個完全叫人想象不出來的地方誕生的。

大約在1980年，老潘帶著幾個「小裁縫」辦起一家鄉鎮小服裝店后，便學著城裡人的做法，給自己的服裝起了「秋艷」的名字。老潘當裁縫師傅的時候就是個很講面子的人，不管是有錢人用高級料子做的高檔衣服，還是普通人家的日用衣衫，只要到他手裡，都是「挺呱呱」的。辦了廠子，跟串門走戶那種「吃百家飯」的裁縫生意不一樣了，尤其是打出「秋艷」牌子后，老潘整天想著「不能光給農民兄弟姐妹穿，要讓城裡人也喜歡」的奮鬥目標。

小裁縫在鄉鎮企業中所起的作用絕對不小，尤其是對「紡織之鄉」的常熟現代經濟來說，更是如此。

西方世界控制了計算機的芯技術，一台手提電腦賣我們幾千元。而「龍芯」技術的研發成功和推向市場，將徹底改變這種受西方世界控制的計算機市場。

我去的那年正好已改制，廠子除每年向村上交60萬元外，就全部屬於郭氏四兄弟。我對郭氏兄弟的「聖達菲」懷有特殊疑問：為什麼選擇一個如此偏遠的鄉下卻又起了一個洋名？郭道輝告訴我：他的一個弟弟前些年在阿根廷辦了個公司，阿根廷首都有條很出名的服裝街叫聖達菲，於是熱衷服裝業的郭氏兄弟商量也要搞一個中國的「聖達菲」。可為何又選擇了常熟東張這麼一個非常偏遠的鄉下來辦廠呢？

2008年的春節前後，中國從南到北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冰雪天氣，作為中國羽絨衫第一品牌的常熟「波司登」實實在在又火了一把。2007年「波司登」老闆高德康的年銷售額創下歷史最好水平，達120多億元。但在2006年，中國是個暖冬，有人在那一年曾經臆想高德康會慘得痛哭流涕，可在後來在中央電視台舉辦的「中國經濟年度人物大講堂」上，高德康滿臉笑容地對全國人民說：「2006年確實是個少有的暖冬，這對羽絨服銷售極不利，但我們的『波司登』仍然銷售了106億元，創歷史最高水平。這是為什麼？我認為：這是品牌優勢的力量。」

徐之偉告訴我，以山東為例，他有2000多人的營銷隊伍常年直接奔走在各地商場，「佔領」著全省140多個縣級商場。

「波司登」和高德康是我比較早就知道和認識的，但「隆力奇」及其主人一直是我不熟識的，於是更想探究這個企業與這一馳名品牌的秘密了。機會終於來了，在寫此書時，常熟市委宣傳部的同志總算將一直很神秘的創立「隆力奇」王國的「蛇王」徐之偉引出「洞」來……

「沒有我們這些『中國毛衫名鎮』、『中國休閑服裝名鎮』、『中國羽絨服裝名鎮』、『中國紡織產業特色鎮』，哪有常熟服裝城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繁榮景象？」常熟鄉鎮的百姓這樣說。

蘇州有座千年古剎寒山寺名揚四海，常熟人說，他們的興福寺方丈做過寒山寺大和尚的師傅；蘇州的虎丘塔日映斜陽，常熟人說他們的南宋方塔堪稱「南國第一塔」。

一元錢一盒的「隆力奇」蛇油膏就這樣誕生了！一元錢一盒的「隆力奇」蛇油護膚品竟然在廣大中國農村市場一炮打響，紅遍了整個中國的每一個角落，因為農民們喜歡這種又便宜、又管用的產品。而一元錢一盒的生意在那些著名日化企業看來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和毫無興趣的事，但當他們回過頭髮現幾乎是廣闊無邊的農村市場被「隆力奇」牢牢佔領之後不由得大為驚嘆：徐之偉了不得啊！

上海人總是怪怪的，別人好的東西總想據為己有。

「那就算了，算了。」這個上海人後來跟我緊挨著坐在同一排機倉內，直至此時我才知道「雄牌」在上海的傳奇——

擁有全部中國知識產權的龍芯CPU產品亦稱「中國芯」，這是國家有關計算機軟體產品的重點攻關項目，現在它已落戶在「夢蘭工業園區」。這也是錢月寶的又一個美麗的夢——她期望中國人，還有全世界那些窮國家的孩子們能夠實現用得起電腦的一個美麗的夢！為這夢，錢月寶苦苦努力了數年，她一面繼續努力擴大和提升「夢蘭」床上用品在市場上的競爭力和佔有率，另一方面努力積聚資金吸引人才，研製和開發「龍芯」。

這就是市場的魅力。市場可以改變人的觀念和人的行為方式，市場更能改變和推動一個地區的社會發展，並形成自己的經濟形態。

世界金融危機之前，蔡坤寶的年經營額在1億元上下，假如利潤按10％計算，我想他肯定至少是個「千萬富翁」了！

在《常熟市志》上還有一則典故，也能說明常熟在遠古時代早有繁盛文明之景象：

「你每天能給我多少件衣服？一百件？能不能再多一點？這個地方交貨太亂了，我們以後約在旁邊的大棚里如何？」

「這就是徐總，徐之偉。」在「隆力奇」大廈三樓，我們這對不曾相識卻彼此早有神交的老鄉終於見面了。大名鼎鼎的徐之偉其實只比我大一兩歲，而這位在商界名聲顯赫的「隆力奇」創始者和掌門人，看上去並不像當地農民，倒像是一個很有教養的城市知識分子。

問題擺到了「收費而肥」的琴南鄉領導面前。

這其中，我們不能不提到常熟市場和常熟經濟另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現象，即常熟的品牌經濟。

「隆辦奇」玩的是蛇。徐之偉這個「蛇王」推出一元錢的護膚產品而一舉佔領中國廣大農村市場，這就驚呆了所有在中國市場上自認為玩得很瀟洒的那些著名品牌企業，他們想盡辦法來探究「隆力奇」的商業秘密，結果發現，「蛇王」就是厲害：20克一袋的護膚產品，且是具有中藥性質的蛇質日化產品，竟只賣一元錢。如果換一個國際品牌，還不賣它20元，40元？

常熟經濟的市場模式與崑山、張家港和吳江等很不一樣，它所帶給這個區域的百姓和社會的效應是磁鐵般的吸引力和太陽般的輻射力。

「這是因為我們招商城的含金量高唄！」一位常熟市領導很自豪地這樣說。

是呵，我猛然省悟！

王市的服裝業對當時常熟的其他鄉鎮產生的影響十分巨大，本來這個富饒的江南水鄉的庶民們非常懂得學他人之技而富本家之道，所以王市的「秋艷」和老潘式的鄉鎮興業之路很快成為大家學習和仿效的榜樣，像與王市近鄰的碧溪、東張等鄉鎮，沒用兩三年時間，其服裝和紡織業如雨後春筍般湧出。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每次回老家探親，東張的表兄總會把我拉到東張的一家「雄牌」服裝廠去「試衣」——表兄自然少不了會給我弄幾身合適的男休閑裝穿穿。老實說，開始時我並沒有將這樣順手牽羊穿在身上的東西當回事，只是後來當我穿著「雄牌」在虹橋機場候機時，才知道這衣服還真是很有「品位」呵！

常熟人把「沙家浜」的文章做得如此精彩，這與國家近年倡導的「紅色旅遊」風潮有關，但更多的還是常熟人的自覺意識。1999年時，沙家浜的景區建設開始正式形成，那時的旅遊人數一年也才十幾萬人，到2004年時，已經達到30多萬人。近3年來，沙家浜在常熟市政府統一制定的品牌戰略中更加顯現其魅力，旅遊人數連年增加，2008年超過100萬人次，旅遊自營收入達7000萬元，為1999年的50倍。2007年，國家文化部向世界推薦30個「中國旅遊文化示範地」，蘇州有兩處，一是聞名於世的蘇州園林，二是沙家浜景區。

這三個名稱，都是經工商部門註冊而來的。從字面上看，它可以讓人感受到的是從小到大、從量到質的變化，然而當地的常熟人感受到的何止是這些！那是一種革命！那是幾個時代！那是翻天覆地！

「我——我出95萬元！」

徐之偉給我解釋這話的含義：國際化妝品市場是個僅次於食品市場的第二大消費品市場，中國沒有幾個擁有自己知識產權的品牌產品，「隆力奇」要做的就是要用中國人自己的知識產權，去佔領國際化妝品市場。

常熟有沒有「沙家浜」，這是常熟之外的人感興趣的一件事。

我想這一刻，是一個國家和全體人民給予這位農家女子最崇高的敬意了。

然而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常熟在新的歷史時期，尤其是隨著改革開放不斷深入，經濟迅速騰飛，婦女們越來越被重視，其地位也有了突破性的變化。讓人意外和特別欣慰的是，在服裝和紡織之鄉的這片熱土上，無數新時代的「阿慶嫂」以嶄新的形象出現在我們面前，她們紛紛走到時代的前沿，承擔著新的歷史使命，成為一道獨特的風景線。

我看到全場與會者全都站立了起來，大家一起以最熱烈的掌聲向常熟「阿慶嫂」錢月寶致意……

話說常熟招商城為什麼從一開始建起就不斷地「擴」卻仍然跟不上湧進來的商家潮水？這個現象許多外地人弄不明白，是什麼產業可以全面推動一個地區的家庭工業經濟的全面啟動？

1985年，捕蛇者徐之偉的「蛇鋪蛇店」在當地已小有名氣，但看上去多少還只能算是鄉下人「草班子」。

「從那一天開始，我決定扔掉木匠和雕花生意，發誓也要去做服裝生意了！這一做就是二十幾年……」我的這位親戚後來的發跡史我清楚，現在他除了有個三四百人的紡織廠外，還專門從事紡織原料的買賣。

浙江人的回答是：常熟的風水和紡織資源優勢是浙江任何一個地方都不可比的。

楊岩錫，浙江溫州人。他15歲時到上海碼頭當搬運工，後來聽說常熟招商城生意好做，於是把所有積攢掏出來在這兒租下三個攤位，寬不過15米，楊岩錫起初賣的是襪子，後來有錢后也批發服裝。又過幾年後他自己搞了一個叫「洋蕾」的服裝品牌，去年他的「洋蕾」牌服裝一年就銷了5000萬元，而且獲得了國家免檢產品稱號。靠常熟招商城「發」起來的楊岩錫說：常熟現在是他的「第二故鄉」，他不僅早已把全家人遷到這裏定居，而且先後投資1.5億元和1.8億元建了一個「九龍國際尾服市場」及一個物流投資公司，他說他現在的目標不僅自己每年要賺回一個億，更重要的作為一名「新常熟人」，要為常熟服裝城貢獻「綿薄之力」。

錢月寶的話說准了，就在筆者落墨「常熟篇」時，2008年歲末的最後一天，中國新聞社報道了一則新聞，題為「常熟獲得首個『中國品牌城市』殊榮」。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中國品牌城市評價課題專家組負責人牛鳳瑞介紹說，中國品牌城市評價指標體系分為品牌支撐、品牌驅動、效用評價三大體系，包括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城市文化品位和居民素質、城市生態環境、知名品牌數量、自然文化遺產價值及吸引力、政府工作效率等16項指標，綜合評估達80分以上的，可認定城市品牌價值達到了「品牌城市」的標準。經課題組成員和特邀相關知名專家數次實地考察並採集數據，常熟市綜合評估為92.24分，所以中國品牌城市評價課題專家組決定授予常熟市中國首個「品牌城市」稱號。目前，常熟除擁有一個「波司登」為中國世界名牌外，還擁有中國名牌產品、中國馳名商標60多個，有26個全國同類產品「單打冠軍」。常熟連續多年名列全國百強縣（市）前茅，2008年全市地區總產值達1000億元，人均GDP突破1.2萬美元，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

常熟服裝城在常熟乃至蘇州和整個華東地區，它像一個巨大的磁場，在有50餘萬人時刻支撐、推動下，帶動和影響著周邊與區域內的相關行業、鄰近城鄉，而最直接受益的自然是常熟的相關行業和城鄉地區。除了海虞、支塘外，在常熟歷史上留下過輝煌與繁榮記載的諸如徐市、趙市、何市、唐市、王市、張家市……現今仍然保持著旺盛的商市和產業特色，比如我老家何市的紡織市場、鄰近徐市的蔬菜市場、張家市的紅木市場等，它們都以自己不同的光芒烘托著常熟市場和常熟經濟的繁榮與昌盛。

到過常熟的人都會發現一個基本事實：在蘇州之地，常熟也許是最務實的一個縣（市），這裏的百姓生活和他們的心態是最富足與和諧的。這跟常熟的市場經濟模式所帶來的實惠有著直接關係。

錢月寶在其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和卓越。

「隆力奇」是什麼？「隆力奇」是徐之偉這個捕蛇者創立起來的中國第一個本土日化產品，它最初做的僅是百姓日用的「蛇粉膏」，用於消除普通的皮膚病症，後來有了高檔的蛇業日化用品和蛇類保健品。其全部歷史為20餘年。

「夢蘭」好聽！就叫夢蘭！錢月寶以農家婦女的特有方式深情地親了一下自己的丈夫。

「波司登」的高德康這樣的小裁縫，現在能夠把生意做得全世界聞名，是因為他這個「小裁縫」有經濟頭腦，手藝也屬高超。

徐之偉確實在這方面有獨到之處，這跟他當年帶領捕蛇者隊伍走遍村村寨寨、邊邊角角的經歷有關，所以他在推廣自己的「一元錢蛇油膏」時用的就是撒網逮蛇戰術——他在全國相繼建立了160多個銷售公司，並與1000家經銷商簽訂了長期合作協議，銷售網路覆蓋了包括新疆、西藏在內的全國各地，滲透了幾乎每一個發達縣級城市。而且徐之偉和「隆力奇」人不遺餘力地對已經了如指掌的農村市場在銷售方式上給予準確到位的指導。他要求自己的經銷隊伍能夠做到用摩托車、自行車甚至是三輪車把貨源送到農村各個小賣部。對那些沒有固定店鋪的鄉鎮，他還發明了「趕集銷售」的特殊方式。在某些高寒地區、人口不集中的地方，他要求營銷人員利用趕集機會在集市上擺攤銷售，或者讓郵遞員幫助把蛇油ｈｔtｐs://rｅａd•9９cｓw•cｏｍ膏送到消費者手裡……有人因此說徐之偉是全世界最土最原始也是最偉大的營銷家。

這是中國現代文學巨匠聞一多先生游常熟時有所感而留下的一首七言律詩。聞一多先生感慨常熟這人傑地靈之地是「南國文章嘆倒瀾」，若用在今天常熟在改革開放30多年來所創造的特色經濟及其輝煌成就上，也可謂恰如其分。

「夢蘭」從此名揚全國。

2008年為寫這部書，我到常熟服裝城第一個點名要採訪的就是她。

常熟的市場不小，但常熟畢竟是縣級市，所以它的許多現象並沒有引起社會更高層面和更寬泛的認識，這一點社會學家和新聞媒體應給予補上。

「我要定了！」

今天的「夢蘭」不單單是床上用品了，在它3平方公里的「夢蘭工業園區」中，除了「夢蘭服飾」、「夢蘭綉品」、「夢蘭物流」、「夢蘭廣本汽車特約經銷市場」和「夢蘭鑫達不鏽鋼製品」等產業集聚系列產品外，現在已經有了一個讓中國人感到驕傲的IT製造與研發基地——國家863計劃中的重點項目的龍芯CPU研製與生產基地。

中國人受計劃經濟的影響，過去並不知道還有「品牌」一說，更不知道「品牌經濟」這一概念，只知道有名氣一說。常熟過去是跟著「沙家浜」出名的，當然常熟本身的經濟和老天賦予的肥田沃土也曾在歷史上留下英名，但無論如何在普通人的心目中，它還是因「沙家浜」而聞名的。

「常熟招商城。」

我搖搖頭，因為是表兄給我的，真不知道價格。

「哐！」隨著拍賣師手中的棒槌落下，標誌常熟招商城的又一個門市與攤位的出租價又一次創下全國紀錄。當時我曾經對這個95萬元的商鋪進行過一次現場觀摩，發現才十幾平方米的門市櫃面，既無上海「一百」那樣的豪華氣派，更沒有北京「國貿」的國際水準，平平常常，然而它的出租價格卻令人心驚肉跳。當時我曾向上海「一百」和北京「國貿」打聽過同樣面積的鋪位價格，大約年租金在三四十萬元之間。常熟招商城竟然高出近兩倍！

說到山，蘇州人總歡喜把獅子山搬出來，常熟人搖頭說，到了我們的虞山，你就不用再登江南的所有山了。因為虞山是蘇南一帶距長江入海口最近的一座山峰，站在虞山頂，盡收千里江南美景，前望長江大海風光，難怪當年吳王要為西施修樂亭會挑在虞山頂上。

17歲時我就沒了父親，與母親一起挑起了一個七口之家，從那時起元元就像大哥哥似的融入了我的生命與生活中。

「雄牌」廠也是一個由「小裁縫」搞起來的鄉鎮企業，最初時是東張的幾位有些經營頭腦的「小裁縫」合作成立的鄉辦服裝廠，後來跟著到王市服裝節去銷貨，期間被上海人看中了，於是上海人的資金加東張人的手藝，「雄牌」給上海灘來了一次「服裝革命」。

先是連續三年拿下中央電視台黃金時段的廣告，讓全國人民天天可以看到「隆力奇」的產品和宣傳，這個代價不小，央視的黃金時段的廣告標價都在1.6億到2億元之間；

原來如此。

由於的確良的誕生和「紐扣革命」，蘇南一帶的手工業快速地朝著工業化方向發展，鄉鎮企業也因此不斷跨躍式地發展並形成滾滾洪流……

我相信這位農民「蛇王」的遠見和他操控與運作市場的本領。看看他的東方蛇園，看看他與清華大學合作建立的「清華·隆力奇生物科技研究所」，看看他與上海醫科大學等十幾所高校建立的人才戰略合作夥伴工程，看看他公司內設立的國家級博士後站，看看他擁有數百名博士、碩士組成的管理團隊，看看他公司20年來平均增長速度都在40％以上的發展強勢，你就會非常踏實地篤信在並不遙遠的日子里，我們可以看到「世界的隆力奇」……

常熟的品牌經濟是在常熟市場和常熟特色經濟下產生的一個獨特經濟現象。這在整個蘇州地區惟有常熟做得最突出和最具成效，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全球經濟形態下所走出的一條正確路子。

1992年，錢月寶的「夢蘭」進入全盛時期，小小的一個村辦企業，出現了預付貨款、支票挂號、汽車排隊、客商進廠自己裝貨「搶貨」的全國性熱銷潮。老浜村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都被動員起來，幫著廠子幹活。這一年，錢月寶的「夢蘭」踏花被生產量達23萬條，並一銷而空。

「中國常熟服裝城。」

自古以來，在蘇州諸縣中，常熟一直是「兄弟」中的老大，而且論建城史，常熟甚至可以同伍子胥建的姑蘇城比悠久。

那天我在常熟，與一群北京來的文友聽常熟市委副書記秦衛星講起這樣一件事：

2008年底，常熟的一位政府官員告訴我：這個本地人口104萬的縣級城市，人均收入已經超過一萬美元；各金融機構存款超過800億元，高居江蘇全省各縣之首。「這些指標證明常熟的人均收入已經達到或超過世界上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這位官員說，「在常熟，全市平均每戶擁有一輛私家汽車，每四個家庭中就有一個老闆。」

自由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由政府出面進行引導和規範，並使之納入正道，這是常熟市場經濟成功的關鍵所在。支塘的食品市場更證明了這一點。

「再這樣下去怎麼行？我們車站快成商場了！得把他們統統趕走，否則要麼我們車站關門！」車站為此提出強烈抗議。

這個華東最大的食品批發市場正好也是建在支塘汽車站的三角地帶。上世紀80年代初，沈奎生的「阿里山瓜子」火爆大半個中國市場時，許多來自全國各地的客商們雲集在這個小鎮的汽車站旁邊的幾個小旅店，久而久之，慢慢在這個三角地有了一些地攤批發小販出現。有人批發「阿里山瓜子」，也有人叫賣本地自製的「五香豆」一類的小食品。三年五載過去后，周邊的一些食品批發商跟著跑到支塘這個地攤市場來，而且很快把整個三角地段統統佔領了。

1985年底，蔡坤寶聽人說常熟汽車站旁邊有個「招商場」，專門交易一些服裝之類的生意，還說一天能賺幾百元甚至幾千元，這讓早出晚歸的雕花匠蔡坤寶動心了，於是他專門找了個時間到招商場細細觀察了兩天，令他驚奇萬分的是：坐地買賣竟然真的能賺上幾百、幾千元啊！再細一問那些賣的確良和羊毛衫的人，你的貨是自己的還是倒來的時，蔡坤寶更是驚出一身汗。有個自產羊毛衫的人告訴他，我自家有三台織衣機，一天織二三十件，用的「工人」全是自家人，除去「工錢」和成本，每件拿到招商場里賣掉，凈賺十來塊錢，這樣一天凈收入就是二三百塊，一個月就穩賺六七千塊！有個專做「倒買倒賣」的人告訴他：我是專門從一家一戶的織布人手裡收衣服的，再拿到市場上來賣掉。「開始我負責收一個村，現在收三個村。那些有織機的人家每天把織好的衣服送到我家，我再拿到招商場賣掉，一件衣服平均賺兩到三塊錢……」蔡坤寶問這位「倒買倒賣」者：你平均一天能賣掉多少件？人家告訴他：一般是二三百件，多的時候也有四五百件。「那你一天就能賺一千塊？！」蔡坤寶的眼珠瞪圓了。那個「倒買倒賣」者的眼睛則眯成了一條縫，滿是喜色地回答道：「差不多吧！」

這可是個大難題！怎麼辦？面對空空如也的大棚，「招商場」的管理人員無奈地搖頭，哭笑不得。

了解了一個有綉娘的心和綉娘的手，一個有阿慶嫂那樣八面玲瓏的社會活動能力的人之後，我們也就不難理解「夢蘭」為什麼能夠成為中國床上用品的第一品牌了。「夢蘭」的產品總是給人一種溫馨雅緻、美麗舒適、風姿綽約的高貴與時尚的感覺，同時它又適宜所有的家庭和不同品位的消費者的審美需求。觀「夢蘭」，可感精、細、柔、美的全部內涵；用「夢蘭」，更體會舒適、溫馨、時尚、愜意的所有感覺：這就是「夢蘭」為什麼只會在常熟，只屬於蘇州的奧妙。這奧妙里包含著一種地域文化的傳統性，更包含了這種地域文化的傳統性中所具有的十分鮮明的開放性。而無論是地域文化的傳統性如何完美，還是地域文化的傳統性中孕育了多少開放性的成分，歸根到底仍然是那些主導物體命運的人的素質和美德在起決定性的作用。

那天，錢月寶帶著我走進她的「寶貝」地盤——「龍芯」研製開發中心。她笑眯眯地像對自家兄弟一樣對我說，一般情況下她輕易是不會帶客人到這個地方的。我知道這裡有她最為珍貴的「寶貝」，那其實也是我們中國人的「寶貝」。想想：自世界上有第一代計算機到現在，美國等外國公司賺了我們中國人多少錢？控制了我們多少科研的發展？還挨過他們多少所謂侵犯知識產權的無理責罵？

但這位昔日的木匠出身的雕花工藝師因常熟縣城裡的那個「招商場」（後來的服裝城）而完全徹底地走上了另一條富家之路。

「因為常熟這塊地方水土好，到處都有心靈手巧的匠人，常熟的裁縫恐怕是世界上最好的匠人之一了，尤其對服裝的細工和感覺也許連世界上最好的服裝設計師都很難比，而且人誠實勤勞，這也是我們為什麼看中和選擇像東張北新村這樣一個地方的緣故。再有一點我想告訴你，常熟離上海才多少路？以後交通改善了，常熟的任何一個地方都像上海的後花園，幾支煙的功夫啥都搞定了。」這話是十幾年前說的，當年我這個常熟人聽了還覺得有些「遙遠」。才過了幾年，郭道輝描繪的誘人前景都實現了。昔日的東張北新小村現在就緊挨著長江第一大橋——蘇通長江大橋，不僅不再「偏遠」，而且成為交通樞紐之地。從這兒到上海一路都是高速路，花上一個多小時便可抵達上海的人民廣場。郭氏「聖達菲」現在早已在上海有了自己的總部，在國內和國外的分部也到處都是，而它的生產基地卻仍然放在常熟。

我為故鄉的父老鄉親們的品牌意識感到驕傲。這才不愧是作為歷史文化名城——常熟人應具的素質。

「先生，儂能不能將身上的衣服讓阿拉試試？」那天，我穿著一件淺黃色的「雄牌」，坐在候機室的椅子里看書，有位「阿拉」過來問我。如此唐突的方式，我還是第一次遇到，不免讓我記憶深刻。

至此，我才明白那個徐琴梅為什麼能依靠倒賣商鋪攤位就能成為「千萬富婆」的奧秘了。原來由於市場交易的火爆而給常熟招商城裡面形成了一個「鋪位價差市場」——那些手中囤積鋪位和急著想要商鋪之間的私底下交易所形成的買賣……當時的徐琴梅手中有300個商鋪，不等於有300個隨時隨地可以提錢取款的眾多「小銀行」一般？

阿慶嫂再次成為常熟巧婦、常熟新型婦女形象，甚至是常熟獨一無二的品牌，她的魅力舉世矚目。

在常熟，與「沙家浜」齊名的品牌還有一個，那就是《沙家浜》里的阿慶嫂。歷史上其實並沒有阿慶嫂這個人，她只是當時特定歷史時期的一個戲劇典型形象。但阿慶嫂的原型人物我見過幾個，我自己的親奶奶和大姨媽都是當年曾經為掩護新四軍傷病員而開設過茶館的「阿慶嫂」，所以常熟地面上的阿慶嫂有千百個。人們公認的阿慶嫂原型叫陳二妹，不是沙家浜人，是常熟董浜人。1982年的「八一」節，我奉命到常熟採訪這位「阿慶嫂」，記得當時在董浜鎮的一名熟人引領下，來到一個叫雪溝村的小農莊，見到了年已古稀但身板仍很硬朗、記憶也很清晰的老婦人。這是我採訪她后所寫的一篇連載在《北京晚報》上的文章的片段：我問她：有人說你是「阿慶嫂」，是這樣嗎？陳二妹連連擺手，說：可千萬別叫我阿慶嫂，但你要聽過去的事，我可以跟你說說。

常熟的鄉鎮企業之路有十分明顯的本地特色。「波司登」形成「世界名牌」的國家頂級服裝大企業所走過的路就是如此，而高德康在常熟並非是惟一的成功人士，80年代前後的常熟，像高德康這樣的「小裁縫」幹得轟轟烈烈的有很多。原王市鄉的「小裁縫」就比白茆鄉的高德康等「小裁縫」厲害，只是後來在市場開拓方面沒有高德康有遠見和魄力而已。

徐之偉從締造「隆力奇」那天起，就深知日化產品欲想佔一席之地，必須極端重視品牌的市場作用。一個「極端重視」就顯現出了徐之偉與眾不同的戰略思考和戰術舉措。

從事日化品的人知道，世界市場上競爭最激烈的要算日化產品，所有國際著名日化品牌幾乎無一例外地會將大把、大把的錢投在做廣告和宣傳上，目的只有一個：為了贏得產品的品牌效應。

「我們感到特別榮幸，沙家浜能與蘇州園林共同成為國家向世界人民展示的文化旅遊示範地，這說明了沙家浜品牌已經形成。」常熟人對此格外自豪。

錢月寶告訴我，她的「龍芯」手提電腦現在的市場價已經控制在2000元以下，她最後的目標是把每台中國產的「龍芯」手提電腦價格控制在1000元左右。「我希望中國的農民和那些家庭貧窮的孩子都能用得起電腦，有一天我也希望世界上那些窮國家的百姓和孩子們也能用上我們中國人生產的龍芯電腦……」

古人把「市」定為人與物聚集和交易的地方，這對我們今天準確理解「市場經濟」的內涵極有現實意義。至少它從這樣一個方面告訴我們，市場經濟是一個極為廣泛的含義，它不能局限於在那些用磚牆固定起來的工廠、城市，而應當在所有可以形成物品交易的地方建立起相應完備的市場經濟體系。

人民公社時代的綉娘與著名的常熟花邊一樣從來就沒有被列入「資本主義草」的範圍，所以這也是常熟地區的手工業和鄉鎮企業比其他地方發展得更早、更快的重要原因之一。

許嘉璐說到這裏，話鋒一轉，道：「在李國傑院士的領導下，龍芯技術研製從一開始就體現了讓平民百姓享用先進技術和面向廣大人民、面向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理念。剛才我與錢月寶女士交談時，她欣喜地告訴我，她要在今年推出不到2000元一台的電腦，要讓全國的所有貧困大學生用得起電腦。我聽后很感動，很激動。這讓我聯想到，近年來我常帶著全國人大代表團到發展中國家去訪問，幾乎每次去的時候，都要代表中國政府和全國人大贈送一些禮物，最受歡迎的禮物是什麼呢？電腦，特別是手提電腦。在座的朋友可能想象不到，當我宣布帶來的禮品單時，在場的議員在議長帶領下都要歡呼起來！一台筆記本電腦一萬多元，我們不可能大批地贈送，一般就是帶一二十台。可假如我們有了一兩千元一台的龍芯電腦，我們就可以贈送更多一些電腦給我們的朋友們，那將是怎樣的一番情景？」

上世紀80年代初，我在北京解放軍某兵種機關工作，有一天在一份中央級大報上看到一則消息：常熟王市舉辦第一個中國「農民服裝節」。當時這事非常轟動，因為那個時候就連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都極少聽說辦正式的服裝節，而常熟農民卻能辦「服裝節」。報道還披露了這樣一件趣聞，說是上海大明星張瑞芳也被邀去參加王市的「農民服裝節」。張瑞芳自己說，開始她接到這樣的邀請，純粹是因為「不好意思駁農民兄弟的面子」，哪知「去了后才發現常熟小鎮的農民們個個穿得艷麗漂亮。我演了一輩子農村婦女，穿得總是破破爛爛的，以後我再演農村婦女時可以告訴導演說，我也要穿得漂亮點！」

在常熟服裝城，有人告訴我，這裏「遍地黃金」，就是「倒賣攤位」也能發大財，當百萬富翁。有這樣的事？

上世紀70年代後期，隨著小五金、小紡織的出現，一批綉娘被招進了鄉鎮企業，她們開始由綉娘變成鄉鎮企業里的「織女」。

在全國人民面前，常熟的品牌中沒有比「沙家浜」這個品牌更具影響力和廣泛性了。一出革命傳統戲在「樣板戲」年代被無限誇大和鋪天蓋地的宣傳下，「沙家浜」幾乎成了常熟的代名詞。即使在當今的中國，13億人中除了孩童外，人們似乎可以不知道常熟，卻不會有人不知道「沙家浜」和「阿慶嫂」。

我出生在常熟下面的一個叫「何市」的地方。何市也叫何家市，就是我們何家的市唄。何市其實是個小鎮，我記得小時候的何市就只有一條街，從東到西大約四五百米。我們何家有市是我祖先的功勞，據說「何家市」在四五百年前叫桂家市，但打我祖先到了這個地方后，憑著何家一幫人勤勞和智慧，沒多少年就擊敗了桂家，連同地名一起改成了「何家市」。

1983年，老潘又一次來到上海南京路和淮海路「掃市場」，在五顏六色、熙熙攘攘的街道上，老潘從眾多穿中山裝的人流中敏銳地發現已有一些人開始著起緊身卡腰、線條優雅的西裝了。可多數中國人當時仍然比較保守。取兩者之優，兼成國人時尚，必勝無疑。老潘一邊走心裏一邊就已有了一種適合中國市場的新服飾了……

徐之偉聽后坦然一笑：「我本來就是農民，土一點何妨大雅？！」

「那——你們準備怎麼辦？」

進入本世紀后，「夢蘭」品牌始終堅挺地站在中國床上用品的最高峰，並閃耀著絢麗的光芒。據權威部門測定，「夢蘭」品牌的市場價值目前已高達80億元人民幣。假如你有機會再到昔日的老浜村、今日的夢蘭村走一走，你感受到的則是另一番「夢蘭」世界：這裏到處蘭花飄香，粉牆黛瓦，碧水綠柳，鳥語花艷。夢蘭村的百姓生活如蘭花一樣美麗溫馨，100％的勞力就業，100％的村民享受農村醫療保險和新型合作醫療保險、村養老金，100％的村民享受「五險」的城鎮保險，100％的村民住進了嶄新的現代化別墅，100％的家庭免費供應口糧，100％的家庭用上液化氣、衛生設施和太陽能熱水器，100％的家庭能享受免費閱讀三份報紙……「夢蘭村」是中國第一批十佳小康村，擁有最齊全、最具現代化水準的小康生活。這是錢月寶心目中所追求的，是這位「阿慶嫂」用近30年的心血獻給父老鄉親們的「夢蘭」世界，也是蘇州幹部和常熟的共產黨員們在事業成功后所追求的一種基本境界。

見過高德康的人都會感覺到，在這位服裝大王身上有股霸主之氣，而我感覺到的是他內心的底氣，這個底氣來自於他企業的品牌背後的實力與技術，以及高德康個人的專業水平和素質。

徐之偉的新「捕蛇者說」，可以寫成另一本傳奇小說。我們現在要說的是他的「隆力奇」。

沙家浜的今天讓我這個「沙家浜人」感到了一種自豪和踏實，因為我現在可以對任何一位遠方而來的賓朋說：我們常熟的沙家浜真的很美，歷史上的和戲曲中的沙家浜就是這個樣。

「我的命運是跟著常熟服裝城的發展而發展的，沒有服裝城就沒有我黃希芝的今天。」多年擔任常熟服裝城商會會長和常熟市政協委員的黃希芝如此深情地說，我記得十多年前她說過同樣的話。

我小時候曾經跟著父親去那兒捕魚捉蝦，那個地方本來就非常美，到處可見「蘆花放，稻穀香，岸柳成行」的景色。在我少時留下的有限的記憶中，一幅難忘的美景就在「沙家浜」。那是我初中畢業，跟著幾位船老大，揚帆走湖到蘇州城裡去，小木船穿越百里陽澄湖。正值夏季的午後，從「沙家浜」出發走水路需要半天時間，我平生第一次乘船在碧波蕩漾的湖面上行駛，看故鄉的江南水鄉美景，也似乎平生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什麼叫「人間天堂」……夕陽下，我們的小木船在鼓足風力的一葉白帆引領下乘風破浪快速行駛在陽澄湖中，因為有帆助力，所以船上的人除了簡單地掌舵外，完全可以靜下心來觀賞身邊所有的景物。而在寬闊無邊的湖上駛行，就是幾歲的小孩也能輕鬆地掌舵。那一天我的記憶太深刻了，由於湖面特別大，你並不感覺船走得快。夕陽照射下的湖面如一幅七彩畫，風卷波光，清澈見底的湖中飄逸著疊疊翻卷的水草，似乎不停地在變幻著奇妙異趣。更有趣的是那些魚兒，它們似乎有意在我們的面前表演，時而穿梭在木船兩側與我們平行前進，時而繞過舵板忽前忽後地跳躍在水面與水底之間，那個歡樂勁兒就像一群頑皮的孩童，讓人無法放棄與它們玩耍……陽澄湖和「沙家浜」從此留在我記憶中的永遠是最美的一幅景象。

據傳孔子晚年不放心各地學生的作為，曾駕車南行吳地察訪言子（言偃，字子游）的德行。一日，孔子來到九*九*藏*書常熟西南郊的「十里亭」，時值炎夏之季，一路上悶熱異常，孔子一行很想進城早些歇息。孔子舉目四望，見附近河中有一赤膊孩童正在捉螺螄，即下車含笑問道：「去此城內有幾許路？」那孩童見孔子一副斯文樣子，便拿起盛螺螄的缽頭頂在頭上，口中有板有眼地吟唱起來：「缽為冠，水為衣，此去琴川一十里……」（常熟城古時稱琴川）。孔子聽罷暗忖：此地孩童都如此知詩達理，足見文風之盛。吾何須再去關照子游？於是孔子折身回了山東。

這樣說的道理是明擺著的，然而處於全國服裝批銷中心市場的常熟服裝城，它的獨具魅力同樣不可否認。「大市場和小市場的互動與相互促進構成了常熟市場經濟的全部面貌和生動局面。」政策研究學者準確地總結了這一現象，並認為：一個中心大市場的形成，在更多情況下則會對周邊地區和相關產業發生根本性的改變。

「傻，嘿嘿。土，嘿嘿。」也有人嘲笑徐之偉和「隆力奇」，認為他們只能在莊稼地的田埂上玩些土貨。

1985年，在距常熟汽車站約二三百米的一塊農田被徵用並在上面搭了一個大棚，鄉政府的幹部像模像樣地在門口掛起了一塊「招商場」的木牌子。

然而所有上面的這些內容我們僅僅看到的是市場的中心區域的景況，常熟的市場何止是一個「服裝城」。常熟的市場遍及每一個鄉鎮與村落……

「果真是雄牌！」他一邊看著我脫衣，一邊翻開內側看商標，欣喜地說道。然後試了試，非常合身。「先生，你這件衣服花了多少錢？」他問。

「便宜，一件五塊錢本地毛衣嘍！」

「要賣衣服喔！」

這樣的叫賣聲延續了半年、一年……車站兩側的馬路上擺攤的人越來越多，開始是幾個，後來變成了十幾個、幾十個。有人向上面反映「車站秩序很亂」，於是就有人出來「整治」。可沒幾天，擺地攤的人更多了，不再是幾十個，而是上百個，長溜溜的儼然像一條賣貨郎的長龍。

常熟的服裝是有名的，關鍵是這個地方的小裁縫特別多，而且手藝巧而細。說幾個事例你就會信服。

「我們為了使產品更加深入人心，被消費者所廣泛接受，經常推出不同的營銷措施。如根據基層城鄉地區特點，我們在近兩年裡進行了一個大動作——千縣萬鎮推廣會。實施兩年來，『隆力奇』的產品以系統規範的模式推向全國80％以上的鄉鎮。推廣會的效果超乎我們的想象，比如像江蘇泰州的品岸鎮，『隆力奇』產品的地區人均消費已從歷史最高的1元上升到了5元。這樣的上升幅度，對我們一個企業而言，是何等的進步啊！」徐之偉很得意他的「農村革命」經驗。

任何一種深刻的社會革命，有時可能是在一種無意識的行為中萌發的。不是嗎？大鬍子哈格里佛斯就是那一天下班后看到妻子珍妮很辛苦地紡著紗，便心疼地叫了一聲「愛妻早些休息吧」。妻子「哎」了一聲，結果手一松，不慎將紡車碰翻了，紡車則仍然帶著那隻錠子飛旋著。哈格里佛斯看著看著，突然心生靈感——如果把幾個錠子同時豎起來，效率不是可以翻幾倍嗎？於是第二天哈格里佛斯動手做了一台多錠紡紗機讓妻子珍妮試試，結果一試便成功了。

「車站那兒可以擺攤了！聽說一天能賣十幾件衣服，好的時候有上百元進賬！」

「沒問題。秩序我們負責。」

這時，我發現大會堂內一片寂靜。我還發現，錢月寶的眼睛里閃著晶瑩……

「收點管理費吧，都是鄉里鄉親的。」

支塘註定是常熟不可分割的市場組成部分。

海虞經濟靠的就是服裝業，著名社會活動家費孝通在上世紀80年代末曾讚譽海虞「江南小鎮，衣被天下」。走進海虞，你會發現在這個10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無論哪裡的村頭巷尾，到處「但聞機杼聲」，又到處都是「商賈雲集地」。

在常熟的當代史志上，招商城無疑是最值得讚美的一件事。現在的華東地區有幾大市場，比如浙江的義烏小商品市場、紹興的紡織市場，名氣都很大，了解內情的人都知道，浙江的義烏市場和紹興市場，其實開始都是常熟招商場的「徒弟」。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常熟招商城已經名揚神州大地時，浙江等地的商家便開始學著常熟人的方法騰塊地方搞個馬路市場，最早他們都想複製和克隆常熟招商城，但沒有成功，於是開始從自己的本地實際出發，尋找其市場特色，漸漸形成了如義烏小商品市場和紹興紡織市場等，尤其是義烏人緊緊抓住小商品做文章，且文章越做越大，如今就年銷售量數額而言，超過了「師傅」常熟。

文革後期，一種叫的確良的紡織品開始進入我們的生活。與粗布相比，的確良穿在身上，一是光亮筆挺，二是經久耐穿，價格嘛還基本能接受。我記得第一次穿的確良上學去，確實「洋氣」，於是同學後來給我起了個「洋明」的諢號，現在想起來覺得有些好笑。更不用說女孩子們有多喜歡的確良了。

「那個時候，我們用了60萬元搭起的一個大棚，最早的時候按人頭收攤位費，起初時一天一個人收5毛錢；可沒幾個月，大棚的攤位爆滿，我們不得不漲價，按一個月收幾十塊錢；但沒出半年，攤位還是不夠，就只好再漲價，一直漲到幾百元一個月，還是不夠用。所以只好再擴大……」顧邦君是常熟招商場第一任總經理，共幹了11年，經歷了如今服裝業稱為「中國第一市場」的常熟服裝城的「發育」全過程。

還是說我們言及的「市」吧。

那個時候，常熟的鄉鎮企業處在全面開花階段，市場經濟的形態還沒有形成，許多像錢月寶這樣的經營者絕大多數是在為集體事業奮鬥著，而這中間，女人闖天下遠比男人要艱難得多。

無論是「波司登」老闆高德康，還是「夢蘭」創始人錢月寶，或者「蛇王」徐之偉，他們在常熟之外的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昂著頭、提著高嗓門，想說什麼就說什麼，可在老家常熟的地盤上，他們仍然見了誰都只是謙和著、低調著，為什麼？「因為常熟地面上的能人太多，有本事，有能耐和賺大錢的品牌還有許多，說不定哪一天就超過了你。」錢月寶這麼說。

「好。以後我們就約在大棚里交接貨。」

然而這個洪流的形成，追蹤其「源」也十分有意思，它靠的還是無數條涓涓細流匯合而成。比如縫紉機所形成的服裝業，紡織機所形成的紡織業，前者開始是有那麼一批串門走戶的「小裁縫」所匯流而成的，後者是由無數巧手繡花的綉娘們匯流而成的。

1984年，老潘的「秋艷」系列中再度推出「航空式」、「森林式」新穎滑雪衫；

蘇州後來稱為「府」，常熟為此一直耿耿於懷。新中國成立后的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常熟一直是省轄「大市」，與後來升級為地區級的泰州等一樣待遇，但人家泰州早已跟蘇州在行政級別上平起平坐。常熟人對此很無奈，由於離無錫和上海太近，尤其是離蘇州太近，他們一直沒能升格為地級市。

除了名揚全國的「波司登」、「夢蘭」、「秋艷」、「欣格」等品牌外，常熟到底還有多少著名品牌？常熟人告訴我，僅服裝行業，目前在常熟服裝城掛牌和入駐的國內外著名品牌已有110多個，其中世界級馳名商標產品約有20個，國內馳名商標產品有60多個，還有幾十個省部級著名品牌。常熟服裝業之所以在近30年間一直是全國服裝業及服裝市場的領頭羊，靠的正是這些名牌產品的巨大市場效應。

常熟服裝城的書記告訴我，現在這個市場帶動的就業人數約50萬人，其中一半是本地人，一半是外地人。外地人中浙江人佔了絕大多數。這個現象很有意思。都說浙江是民營經濟發育最完善的地方，但浙江人則更願意到常熟服裝城來做生意，或者在這裏生根落戶。這是為什麼？

這是一場革命，對蘇南傳統紡織業的影響是巨大的。但有一點沒有變化：小裁縫的生意沒有改變，反而更好了，因為的確良的做工更講究，縫紉機的作用變得不可替代。的確良的盛行還帶來了另一個革命，即「紐扣革命」。為什麼？因為土布做的衣服，其紐扣雖然也有工業品的，但老裁縫還繼續沿用著那些純粹的棉布做成的扣子，如長衫和對胸扣，用的都是棉布做的扣子，可是的確良衣衫盛行后，紐扣就必須是機器生產的工業品了。蘇州附近的常州有個國營紐扣廠，於是這個廠便成了香餑餑，有人千方百計地從那裡搗鼓出一些紐扣來滿足民間做衣服之用。紐扣不是什麼先進的工業品，常州紐扣廠稍稍加加班，其紐扣就堆積如山了，後來根本就不好賣了。這更加給了那些「挖牆腳」的人提供了發財機會，於是常熟和常州之間有一條秘密的「紐扣」交易通道……

「夢蘭」在走自己的民族特色品牌征程上，一直在飛快奔跑，從未歇過腳。這是錢月寶的性格，也是常熟「阿慶嫂」的本色——追求完美，永無止境。

有些不可思議，在與徐之偉見面之前的十幾年間，當我得知「隆力奇」是常熟著名品牌且是以「蛇」為業的一家企業時，常有疑惑之感。

「這個品牌在上海賣瘋了，據說最多一天能賣8萬件！男人們以穿『雄牌』而自豪，女人們都喜歡給自己的男人買『雄牌』……」

前年北京有幾個部委領導到常熟來檢查工作，常熟城內的本地人喜歡早晨到興福寺吃面，這天，市長書記帶北京來的領導也一起到興福寺去吃面。北京客人一看吃面的場景便感慨道：你們這個地方肯定幹群關係好，群眾生活富足。主人問何以見得？客人說：看看這個吃面的場景就明白了。五六百人，大家吃得和和氣氣，而且你們市長、書記跟老百姓很隨便地坐在一起，這要在別的地方，市長、書記是不太可能跟老百姓挨得這麼近的。常熟人覺得奇怪，問為什麼。北京的領導說：現在有好多地方的官員根本不敢挨著老百姓，天天躲著，出門都要警車和保安跟著，怕老百姓告狀、找麻煩。

蘇南的鄉鎮企業最早是從紡織業開始的。在常熟一帶，這種手工為主的小企業行為即使在文革期間仍然沒有停止過，只是處在低級水平和半地下的狀態。我記得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一般家庭穿的衣服大多是自家織的粗布，上商店買「洋布」的很少，只有那些吃皇糧的城裡人才可能上布店裡「扯布」去，就是城裡人，相當一部分人還是穿土布。

「千萬別小看了『隆力奇』的一元錢產品，他們用很短的時間在中國農村建立起了一億人的消費市場，現在中國的農村中有1億人用他們的蛇油膏，這難道不是奇迹？這難道不是我們要好好學習的市場經驗？」一日，寶潔公司的亞洲區負責人衝著中國等亞洲區域的經理們，大著嗓門這樣說。

她是典型的常熟阿慶嫂。

「目前，隆力奇集團早已實現了五大產業、1000餘個產品齊頭並進的快速發展態勢。除了化妝品外，還有保健品、家用洗滌品、傢具、皮件以及生物高科技產品等多個產業鏈。」市場開發部的負責人介紹道。

「給市裡打個報告試試。」於是有了琴南鄉向常熟市政府建議在車站劃出一塊地盤建一個招商場的報告。

「常熟服裝城不僅僅是常熟人的，光我們浙江人在這兒為生的就有20多萬人。」一位浙商告訴我。

再後來，老潘幾乎每月都要推出一個新產品，甚至每天推一款，到後來一天能推出三個新產品……

蘇州人說，他們有位賣家園修學堂的大教育家范仲淹；常熟人說，他們的言子是當年孔子三千弟子中惟一的一位江南人，堪稱「南方夫子」，名列十哲中第九位，後人傳稱知識分子為「老九」就是從言子這兒來的，言子因此是讀書人的鼻祖……

「像野草似的，你今天割，明天他們長得更瘋了。根本趕不走。」

後來似乎專司打擊「投機倒把」的人員不見了，於是車站的出口處的馬路兩邊開始出現擺地攤的人群兒……

「好，90萬還有沒有人出價了？」

你聽明朝吳地詩人沈以潛詠琴川的詩句：

「你們這是怎麼啦？就願意在馬路邊吸灰塵挨雨淋哪？」

再是「隆力奇」連續數次拿下央視的「全國青年歌手大賽」的獨家冠名權，這樣的一次冠名權要五六千萬元；

「波司登」的成長過程，我在前面已有敘述，它是當年的小裁縫高德康於1976年組織起的8台縫紉機、11個人一點點做起來的一個全國服裝業「老大」。現在它的無形資產值將近200億元。「波司登」能成為中國服裝的「巨無霸」，與高德康堅信「品牌就是實力」的理念分不開。

「咔嚓嘶——」「咔嚓嘶——」這種聲音在七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的蘇州一帶，幾乎在任何一個鄉村和城鎮旮旯里都能聽到，這是蘇州鄉鎮企業最具標誌和繁榮階段的一種特殊鄉間音樂，它似乎是在一夜之間覆蓋了千百年來獨步天下的蛙聲和蟬鳴，從而使這裏的農耕水鄉開始轉向農耕文明與工業文明並存的新世界。

老阿婆見我后，熱情地握著我的手連聲道「老朋友」、「老朋友」。雖然十幾年裡只有幾次見面，但確實算是老朋友了——在記錄常熟服裝城的歷史變遷中，我是一個筆錄者，黃希芝是一個親歷者。我知道黃希芝是個不平凡的阿婆，在共和國成立前夕只有15歲的她，就是一個浪漫色彩很濃的少女，蘇州女中畢業后她瞞著父母報名隨解放軍南下，後來因為軍隊考慮她是獨生女，就把關係轉到了地方政府，黃希芝因此成為解放后常熟市政府機關的一名年輕女幹部。1958年一件不經意的生活瑣事鑄成了黃希芝曲折的一生，她從此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家庭，也失去了美好理想……直到1979年，已過不惑之年的她才有了家庭和第一個孩子，哪知孩子才幾個月她卻發現自己患了絕症。生活真像一杯苦酒，手術后的黃希芝為了孩子和遠在新疆的丈夫，不得不在街頭擺地攤——她是最早在南門汽車站擺地攤的小販之一，可那時她和那些小販擺地攤是被當做「投機倒把分子」經常受到打擊的對象，黃希芝為了給兒子掙幾塊錢的「奶水錢」，不得不整天「流竄」在汽車站周圍。1985年，常熟招商場正式開張了，飽嘗了無地擺攤之苦的黃希芝，憑著豐富的經商經驗和久積的那份期待，傾囊2萬元，租下了幾個攤位，正是這大胆的一步，使得黃希芝徹底改變了自己後半生的命運……

常熟的「文章」之所以「嘆倒瀾」，與其高度重視和大力弘揚主打產品的品牌效應，以最終實現主業市場的品位效應有著直接關係。實踐使常熟人清楚地認識到：在順應產業與市場互動規律過程中，「硬」在人丁興旺，交易量大上；「軟」則在檔次和品質上。作為主打服裝與紡織產業的常熟市場經濟，如果能夠在激烈的競爭中始終保持立於不敗之地和直線飆升的發展勢態，就必須在品牌與品質上下苦功，下力氣。

與錢月寶認識到現在已有近20年，她的阿慶嫂形象始終未變，熱情、善良、憨厚、真情是她留給我的第一印象，也是不變的記憶。她曾在解釋她的「夢蘭」為何從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品牌，一直成長為馳名商標和中國床上用品第一品牌時，這樣說：我只是盡了一個繡花女的心思和責任；要綉好一幅花，需要每一針都不出差錯，每一個針腳不能偏了，辦企業跟繡花一樣，只有把心思全部用在了上面，企業和企業的產品才能做好，才能讓客戶滿意；我錢月寶是一個農家婦女，沒有多少本事，但我有綉娘的心、綉娘的手。

「姐，你現在也算是一年收入幾百萬元的老闆娘了，幹嗎還要自己動手繡花嘛？」姐家裡辦的紡織廠，有三四百個工人，姐夫在我面前多次說過他廠里的年產值已達億元，在當地也算中等水平的小老闆了。姐姐平時花錢特大方，可卻仍然自己動手綉一個幾塊錢就可以買回來的桌上裝飾品。

「只有把服裝城建設得越來越好，我們的事業才能越來越紅火。」常熟服裝城的幾萬個老闆，幾乎都與楊岩錫懷有一樣的心思。我知道，因為楊岩錫的成功和榜樣的力量，他在溫州老家的瑞安現在有500多人到了常熟服裝城來做生意。

有人說，常熟服裝城是個「聚寶盆」，因為它獲得的效益不僅僅是服裝城自身的每年三四百億的銷售額收入，更可喜的是在它的帶動和輻射下全市十幾個衛星鄉鎮的服裝業蓬勃發展。對此像海虞、古里和辛庄的鄉鎮們並不服氣，他們認為，常熟服裝城的效應和光芒，是由他們這些鄉鎮特色服裝產業烘托出來的。

「嘩——」這時，會場突然爆出雷鳴般的掌聲。

中國的日化用品沒有幾個國際品牌，除了我們起步較晚外，還有一個根本的原因是我們缺少品牌意識和品牌戰略措施。就像中國的服裝一樣，許多國際著名品牌服裝其實都是由我們中國人在中國土地上製作出來的，但貼上的都是外國商標。同樣一件服裝，假如貼上世界品牌商標，價格立即會漲上一兩倍，甚至更多。這就是品牌帶給我們中國人的教訓。

呵，好傢夥，這些年裡全國人民會在有意識或無意識間發現，中央電視台或其他最具影響力的國家文藝活動、體育比賽，甚至包括奧運會等國際性大型活動中，「隆力奇」總是成為最引人矚目的廣告冠名者和參与者。

說到水，蘇州人愛把太湖抬出來，常熟人這時會笑著指指那碧波蕩漾的尚湖告訴你：它的面積比杭州西湖還大些。

對此常熟人坦然笑言：我們的市場克隆不了。因為我們的市場有幾十萬當地百姓的自覺行為和豐厚的本地資源，以及市場自由經濟的自身規律決定的，三者缺一不可。

其實，常熟的故事最精彩的也應該是這30年來的景況。

南門車站擺攤就這樣一傳十、十傳百地擴散開來。後來連蘇州和無錫的那裡消息靈通人士都著大包小包向常熟汽車站奔來……擺攤的人越來越多，往往比進出車站的乘客還要多出幾倍。開始是車站「十」字路口全被佔滿了，再後來沿著車站一直向縣城內延伸達數百米，好不熱鬧！

一個小鎮就是一個市場，一個市場就有一個特色產業，一個產業就富足了一方百姓，這是常熟市場和常熟經濟的特有模式。

「總而言之，與蛇為伍，用你們作家的話講：每天都有傳奇的故事發生。」讓徐之偉感到得意的事是，他的「捕蛇者」隊伍最多時達數百人，「像一支特種兵，到處遊盪，到處出擊……因為我們乾的活兒特別，所以總會引來眾多的好奇者圍觀，甚至被誤解為一幫壞蛋。時間一長，我們這些捕蛇者也習慣了，大夥常常把這些意外的境遇當做一種樂趣，自比當代吉普賽人。」

常熟在蘇州管轄之下，無可翻案，但常熟在諸縣前則始終一派兄長風光。它確實有理由和實力。崑山和張家港包括太倉這些舊縣城，小得根本不能用城字來形容，最多只能說「街」。然而常熟城不同，那是像模像樣的城，有街有道，縱橫交叉，水陸網狀，小橋流水處皆是人家。小時候我只聽大家說去一趟常熟是去「常熟城」的，還從未聽說到吳江和崑山、太倉等周圍幾個地方的名字後面加過「城」字的，除非是上蘇州才叫「到城裡去」。

1980年到1985年，常熟的鄉鎮企業發展速度可以用勢不可擋四個字來形容。

像這樣以家族和姓氏稱呼的「市」在我們常熟一帶比比皆是。其實這裏的「市」即為北方的集市概念，但你也不要小看了這樣的「市」。離我「何家市」不遠的「張家港市」現在名氣挺大，二十幾年前也還只叫「楊舍鎮」，無論從歷史悠久和名氣角度講，張家港也難與我們「何家市」相比，可現在人家張家港市不也名揚四方？

徐之偉笑了，指著身後的一個毛澤東像說：「在中國搞革命，只有毛主席最成功，只有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最成功，為啥？就是因為毛澤東對中國的情況比任何一個革命家和皇帝了解得更透徹，鄧小平的理論管用，就是一個核心——從中國的國情和實際出發。不錯，世界上所有著名的日化品牌主攻的都是城市消費群，這是因為城市的人是這類高端產品的最大消費者，城裡人講究嘛！可是大家不要忘了一件事：中國是個農業國家，農村的人口佔了80％以上。另外，改革開放后的中國農村將很快會朝著小康的方向發展，農民們的生活也會不斷提高。你們注意到了沒有，現在農村的姑娘和小夥子們比過去我們那個年代要會消費得多，講究得多https://read.99csw.com，可是現在市場上的日化產品基本都是以城市的白領人為服務對象。這更說明我們要進軍日化行業，想佔據一席之地，恰恰有農村和低端產品這麼個巨大市場空間在等待著我們。我們『隆力奇』是我這樣一個農民做起來的，不能忘了本。我們要做中國百姓用得起、買得到的日化產品！」

蔡坤寶的發跡在常熟人中極普通和普遍，常熟的許多農民屬於他這等的發跡者，是他們這些人共同經營了「常熟招商場」（現在的常熟服裝城），並使之成為中國第一服裝市場的。當然更大的建功者是生長在這片熱土上的四五十萬「離土不離鄉」的農民工人們以及來自四面八方的客商們。

「夢蘭」現在是全國人民皆知的當代中國最優秀、最響亮的床上用品名牌產品，當年由錢月寶帶領下的八個婦女靠一針一線干出來的一個中國馳名品牌，也是常熟人引以為豪的一個成功範例。

許嘉璐繼續說著：「龍芯這個『芯』，Heart，是上面一個草字頭，下面一個心字，它指的是樹木、草木之莖裏面的中心，它的作用、地位和人的心是一樣的。按此說法類推，『龍芯』和『龍心』是雙關的，那就是東方之龍的心！那麼現在我想賦予它另外一個含義，這芯字應了一句古詩：『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這句話講的是受父母和社會恩典的年輕人應該感恩，應該報答撫養自己的父母與社會。我想『龍芯』之『心』，也就是中華兒女對自己的祖國、對自己的師長、對自己的父老鄉親的報答之心。而對於錢月寶女士來說，更了不起，她是做枕芯的，從做枕芯到做計算機之芯，做到了中華之心。我想，這是一個奇迹，一個中國人的奇迹！」

「夢蘭」開始走向世界。常熟新時代「阿慶嫂」也因此成為中國婦女界的一顆閃耀明星。然而就在錢月寶的事業蒸蒸日上時，她的丈夫元元因病突然離她而去……我們的「阿慶嫂」含著痛苦的淚水在熱鬧歡愉的商壇上強顏歡笑地迎送賓客。

虞仲兄弟的史跡和仲雍墓立於常熟，也說明了常熟在古代的歷史地位。這個時間比伍子胥在蘇州建城要早出數百年。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后，中央再次強調50年政策不變，所以我開始做商標，「波司登」商標就是在這個時候誕生的。

品牌體現的是卓爾不群的個性和優異絕倫的品質，品質則反過來又為提升品牌發揮內動作用。為此，常熟專門成立了名牌戰略領導小組。別小看了這個不起眼、也沒有什麼編製的「小組」，它的每一任組長卻都是由市長親自擔任。名牌戰略領導小組承擔著全市制定實施名牌戰略的計劃與措施，名牌產品的培育與擴大，每年排選出的品牌扶持工作，設立名牌獎勵基金等戰略部署與具體的指導，這使得全市企業都從無牌經營、傍牌經營、借牌經營到創牌經營、名牌經營，從而形成了全市各行各業的企業產品在激烈的市場經濟競爭中牢牢地站穩腳跟並迅速奪取產品的質量與品牌的制高點。

事實上常熟在很多方面超過了蘇州，即使現在我在蘇州城內採訪，仍經常聽到有人會說：要說生活和環境，常熟不比蘇州差——嘿嘿，這話讓常熟人舒服了許多，慢慢地，常熟人也習慣在蘇州面前俯首稱臣了。

「在20世紀20—30年代，蘇州的鄉村工業已具相當規模，是當地民族工業的重要組成部分。1919年常熟的織布手工業場有31家，織布機300架左右，男女工人約4000人。」而在上世紀60年代初，由於受當時的政治性政策影響，從城鎮工業企業中下放了一批職工到農村，後來在70年代又有近20萬城鎮「知青」上山下鄉到了農村，這期間有近萬上海人因種種原因沒有到更邊遠的地方而通過各種關係落戶到了蘇州一帶，這些城鎮人員到了農村，一方面他們有知識，又有一定工業技術，同時蘇州在當時為了幫助這些人能夠在農村「紮根」，於是主張和鼓勵社隊創辦一些以「多種經營」名義的小企業。1972年，蘇州地委公開提出「圍繞農業辦工業，辦好工業促農業」的要求，社隊企業因此在堅持「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銷售」的三原則下迎來了積極發展的第一個高潮，這就是蘇州地區為什麼在粉碎「四人幫」后的1977、1978年時其鄉鎮企業已初具規模的緣由，而且當時的蘇州地委明確要求各級黨委都把發展社隊企業工作列為重要議事日程，並提出相應的發展目標。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時的1978年底，全蘇州社隊企業已經形成第一個發展高潮，全地區8縣（市）社隊兩級集體工業企業已經有7508家，擁有固定資產3.35億元，職工達40餘萬人，占農村總勞動力的17％。1979年7月1日，國務院在黨的生日這一天，以少有的方式頒發了《關於發展社隊企業若干問題的規定（施行草案）》的通知，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總結蘇州社隊企業的基礎上向全國各地發出「社隊企業要有一個大發展」的號召，因為在兩個月後召開的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上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議》中，中央專門提出了要大力發展社辦企業的重要決策。蘇州作為鄉鎮社隊企業發展最早、最快的地區給中央作出上述決策提供了某種依據，所以它的發展毫無疑問更是走在別的地區前頭。到1983年鄧小平到蘇州視察時所看到相當一部分農民們已經蓋起了小洋房，這證明蘇州的鄉鎮企業發展不僅已經呈現「半壁江山」之勢，而且廣大農民通過創辦鄉鎮企業獲得了生活的富有。1980年，蘇州全地區的鄉鎮社隊企業實現產值35.3億元，比1979年增長了50.7％，這種發展速度超過了任何一種經濟形式。由於近一半勞動力在鄉鎮企業上班，一般農民家庭的收入有了根本性的改變，於是成片的老宅居地上出現了兩上兩下或三上三下的農家樓房……無疑，在這之前和這一階段中，常熟的鄉鎮企業發展是全蘇州走在最前列的縣，其總量和工業產值遠遠超過兄弟縣市，與同樣有傳統優勢的吳江、吳縣相比也快了一截，「小弟弟」崑山、張家港更無法與之比高低。1980年，常熟的鄉鎮企業產值總量據說已有20億元，這個數據如果能夠在早幾年被周恩來總理看到的話，老人家或許又會感慨地說：「要是有十個常熟就好了。」1968年的一次會議上，周恩來曾經感慨過「要是全國要20個常熟就好了」這樣的話。那時常熟的工農業生產總量很小，到1980年時已經翻了幾番。鄧小平同志在80年代初到蘇州視察時明晰「小康」概念時的常熟，用現在的眼光來看，其實也還是剛剛起步階段。

「好好，去大棚！」

上海女人本來從心底里瞧不起「娘娘腔」的小男人們，現在「雄牌」讓許多「娘娘腔」的男人們「雄」起了，不僅男人們得意了，女人們也高興了，所以上海灘上的「雄牌」男裝風越刮越烈，最後到了誰沒擁有一套「雄牌」似乎就不是男人的分上。

「所有這些，都是一個目標：『隆力奇』不是中國的寶潔，而是世界的『隆力奇』！」

論風景，蘇州有的，常熟也都有。

辦廠容易，可做啥生意就不那麼容易了。我就想，我有的本事就是繡花，綉一條好的樣品到市場上看看有沒有買家再說。於是我花了幾天時間認認真真綉了一件樣品，然後拿到蘇州綉品市場上跟人家比，內行的人誇我的繡花一點不比專業蘇綉差。於是我把樣品送到蘇州的一家涉外飯店，識貨的人一看就情不自禁地驚喜起來，說這是你們自己的產品嗎？你們有多少貨？我們全要！我一聽太高興了，就說：你們什麼時候要貨，我們就什麼時候送貨；你們要多少，我們就送多少。那天夜裡回到家裡興高采烈地跟丈夫說了這事，並盤算了一夜如何把廠子辦好，把生意做紅火。第二天一早我就上了村上的繡花廠，可是等到太陽快到頭頂時還不見一個人來上班，一問才知道，說都不來了。為啥？原來這幾天市屬、鎮屬企業在招工，她們都跑到國營和大集體企業去上班了。我氣得差點暈倒，是丈夫安慰我才終於靜下心來。人都沒了，咋辦廠呀？我急得不知所措。丈夫卻對我說：先別急，總會有辦法的。這一天他一早出門，很晚才回來。一進門就告訴我說：村上有7個婦女願意回廠子干，明天就上班。我一聽，眼淚奪眶而出。我們「夢蘭」最早靠的就是連我在內的這八個婦女、八根針線一針一針做起來的……「夢蘭」就這樣誕生了，也是錢月寶夢想做一番事業的最初階段。

「那是夢入天堂的變化！」說這話的是我的一位親戚，叫蔡坤寶。蔡大我兩歲，在我當年離開家鄉前他就是當地小有名氣的木匠，聰明的他還有一手雕花的手藝——專門為木器裝飾刻雕的手工藝製作技術，在蘇南一帶十分流行。木器雕花師屬於蘇州城鄉民間手工藝人員中最吃香的匠藝師，收入自然也是木匠、瓦匠等手工藝師的幾倍。然而在「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年代，雕花師最多也只能比別人的飯碗里多幾塊紅燒肉和魚鴨雞肉而已。

常熟辦了招商城，到底有多少人通過這個平台賺了大錢、富了家庭，也許誰也說不清。但有些現象是明擺著的，你只要到招商城去轉一轉，你就會發現：除了那些在商城內設有鋪位的大大小小的老闆在點鈔機上點錢外，還有數以萬計的周邊百姓也整天臉上露著笑顏在點錢——他們點的是出租房屋賺來的錢，用他們自己的話說這叫「坐地收金」。

昔日一元錢一盒的蛇油膏「隆力奇」也不再僅僅是一種產品了，它的系列產品可以排列成十分壯觀的「長城」，從一元錢一盒的低檔護膚品，到幾百元、幾千元甚至數萬元一套的中、高檔化妝品。那天我在「隆力奇」總部的產品展示廳參觀，講解員告訴我，現在隆力奇集團研製和向市場推出的新產品，平均每三天就有一個，並且大多數都是科技含量很高的自主創新的專利產品。

「80萬！」

1981年，徐家四兄弟裹著行李到湖南津市捕蛇，被當地公安人員當做敵特分子抓進看守所；

事實上，「隆力奇」走低端產品打開市場的經驗，帶給諸多在中國市場上激烈競爭的國內外著名日化產品的商家都是一個深刻的借鑒，「隆力奇」因此慢慢在業界被稱為「低端市場最有殺傷力的狙擊手」。

這時，穿著一身鮮艷花衣的錢月寶微笑地站起來，全場掌聲雷動。

你丈夫死後，茶館還開嗎？我問。

「這樣行嗎？」

這是錢月寶向自己的祖國和全世界亮出的心聲！她美麗而響亮，壯麗而偉大，崇高而深遠。

後來他開店設鋪后，有人起歹心想盜他財產，結果被蛇咬得半死而上門求救……

都說老潘愛用眼睛「掃市場」，而且在口袋裡還總帶著三件寶：小剪刀、皮尺和計算器。當他的目光「掃」到一個新款式、好面料時，他就動用自己的「三件寶」，然後回廠開動腦子，幾天後肯定又有一款讓同行眼紅死的新產品問世。

平台是什麼？平台在何處？當時常熟人並不知道這些，更不知道如何去尋找這樣的平台。

奇怪得很，支塘本來是現代紡織廠最早落戶的地方，它卻沒有像海虞鎮那樣成為聞名全國的服裝名鎮，卻成了與歷史和本地資源及傳統文化毫不相干的食品市場，這就是市場經濟的玄妙之處。美國拉斯維加斯地處沙漠腹部，誰也不可能相信這裡有黃金存在，然而一個賭城的建立卻使這裏成為世界著名的消費城市。

「珍妮紡織機」的發明，改變了英國和世界的男耕女織的常態，因為這部「珍妮紡織機」是個力氣活，只有男人們才能操作得了它。一些有錢人家擁有了它便逐步發了財，而一些沒錢擁有它的男人們只能到擁有「珍妮紡織機」的人家當傭工。漸漸地，紡織機越來越先進，當傭工的人也越來越多，最後慢慢成了一個階級，這就是受雇於資本家的無產階級。

常熟人的心靈手巧並非天生就有，也是世代形成的。很小的時候，我並不知道早在100多年前的1904年，在我家鄉常熟支塘鎮就有了第一家叫「裕泰」的紗廠，但經常看到母親、奶奶及鄰居的女人們都會在休閑的時候聚集在一起繡花邊——這種花邊都是靠一針一針地勾挑起來的，很好看，布料和顏色都非常講究。女人們靠一針一針地繡花，可以換得每月幾元、十幾元的收入，而且不管什麼樣的女人，只要她們低著頭靜靜地在胸前行針時，都會讓人感到她們非常美——那種美是恬靜的美，優雅的美和勞動的美。這是我在童年時代的記憶中僅有的幾幅鄉情美景之一，現在想起來仍然感到很愜意。原因之一是所有我故鄉的美女們無一例外的都是優秀的綉娘，原因之二是所有難看和不善良的女人肯定也是成不了綉娘的。

這個世界有時很瘋狂。上海市場上的服裝瘋狂原來是從常熟鄉鎮企業刮出來的，這是許多人並不知道的一件趣事。

「70萬，我出70萬！」

「我們鎮上開始沒有在意這個，更沒有想到它會成為一個可以形成氣候的市場。後來汽車站意見越來越大了，市容管理部門更是每天跑到鎮里吵吵嚷嚷。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鎮上才認認真真到實地考察評估，最後在市裡的支持下，我們正式決定開闢這麼一個以批發食品為主的大棚市場。」支塘鎮的一名負責人這樣說。

「老潘的眼睛很厲害！」早在20年前我就認識這位著名品牌服裝「秋艷」的創始人、全國著名的鄉鎮企業家。第一次見老潘就覺得他的那雙眼睛很獨特，目光銳利。

「『隆力奇』也要賺錢，但我們不賺快錢，不賺大錢。」這是徐之偉的經商理念。在一手採取低價策略滿足農村市場需求的同時，「隆力奇」開始抓住產品的質量不放，積極注重吸納和採取與國際一流品牌的合作，從原料和工藝及市場運作上與國際接軌，同時加強在源頭上確保產品的高品質與高科技含量，及以蛇質原料為核心的中藥特色。

什麼叫寸土寸金，常熟的招商城就是。

海虞鎮，常熟北邊的一個經濟重鎮，是由過去的王市、福山和一個農場合併而成的新鄉鎮，全鎮戶籍人口9萬，外來人口也有近6萬人。2008年，全鎮實現生產總值70億元，財政收入7，5億元。相當於西部地區的一個中等地區級水平。

——這就是常熟，這就是品牌常熟。

從「常熟招商場」到「中國常熟服裝城」的演化過程，前後才20多年，可它的這一看似簡單的更名變化，是連常熟人自己都想象不到的事。

陳正達，普通的常熟農民，今年51歲。以前一家三口靠1.5畝地營生。1992年他開始製作竹針、竹鑷子等手工藝品到招商城販賣，農忙時還要回家種「責任田」，就是靠著一個90公分寬的地攤，兩年內他成了「萬元戶」。後來生意越來越紅火，1996年他在常熟城內買了一套房子，徹底告別了鄉下的農民生活。現在陳正達在服裝城內有三個小商品店面，一年「七位數」收入是穩穩噹噹的。

沙家浜蘆葦盪1995年秋，我邀著名詩人汪國真和作家畢淑敏、徐坤等友人到沙家浜時，「沙家浜」的這塊招牌似乎還略顯粗糙，除了「春來茶館」和一片蘆葦盪之外，並沒有太多內容。儘管如此，我的這些第一次做客「沙家浜」的作家朋友們仍然興趣滿懷，激動得很。2008年，當我再次踏上這塊新四軍抗日革命根據地時，我突然感覺記憶中的「沙家浜」和想象中的「沙家浜」終於契合一致了——經過父老鄉親們的數年建設，你看：一望無邊的湖面和輕風中激|情蕩漾的萬頃蘆葦，原汁原味的「春來茶館」和「沙四龍」用過的迎送新四軍傷病員的小篷船，還有江南水鄉最具標誌性的青竹綠柳，漁翁垂釣，櫓聲咿呀及萬頃碧波間的鳥兒飛翔和歌童老翁的剪影……這才是沙家浜，這才是中國人想象中的沙家浜，才是常熟歷史上應有的沙家浜！

「哎老哥，這個地方有點太不方便，要不我們到旁邊的大棚里再把貨數一數？那裡沒人，我們驗貨點錢也安全些。」

許嘉璐一上台，便說：「我非常高興參加今天的發布會。也許在座的新聞媒體的朋友和IT產業的同仁們並不都認識錢月寶女士。我在這裏向大家推薦，請她站起來，讓大家見一見……」

呵，這就是一個市場的力量！

「阿慶嫂」的磨難似乎是命中注定的，也正是這種非同尋常的磨難使常熟「阿慶嫂」成為心靈手巧、八面玲瓏、心地善良的婦女形象。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人們不相信眼淚，每一塊從商場上賺得的錢都是用心血與汗水換來的。「夢蘭」之所以能在萬千家床上用品中脫穎而出、一枝獨秀，這跟錢月寶身上的那種勤勞、無私、善良、進取的美德分不開，更與她講求信譽，追求完美，重視品牌的信念緊密相聯。

常熟當然有「沙家浜」，它是常熟十幾個鎮之一，距市區10餘公里，南達滬寧高速，距蘇州、無錫各約四五十里。

「那——儂能不能把這件衣服賣給阿拉？」上海人突然提出，一臉誠懇。

於是陳二妹這樣給我講述道：

徐之偉確實了不得，他就像文化界的趙本山，開始那些職業大導演、科班大演員怎麼會把一個玩「二人轉」的土老帽放在眼裡，而當趙本山以其獨特的、緊緊與生活貼在一起的演出形式與演技牢牢佔領舞台和央視這樣的主流媒體時，他們才恍然大悟——「狼來了」。

「常熟招商場。」

歐洲的工業革命是從英國開始的，英國的工業革命最早也是從一台紡織機開始的。我們知道，英國工業革命前是個田園牧歌情調的國家，當時人稱「快樂的英格蘭」。它的居民有80％從事農業。由於英國很早就把自己的大量羊毛賣給鄰國，這使得它的農業經濟比當時的任何國家都具有更深刻的商業性質。隨著這種商品經濟的發展，農民與市場的聯繫業務不斷緊密起來。走過「圈地運動」和「海盜生涯」后，從18世紀60年代開始，英國便創世紀地進行了後來一直影響到我們今天整個世界的大工業革命。這場大革命最先肇始於棉紡織工業部門。之前英國紡織部門中佔主導地位的是毛紡織業，但英國產業革命卻沒能從毛紡織業開始，其原因是毛紡織業為英國的傳統工業部門，它雄厚的基礎和充足的原料，在世界市場上一直處於壟斷地位。政府不僅沒有意識到對它進行技術改進的迫切性，相反在政策上給予保護和特權。當時英國甚至有這樣一條法令：凡死在英國領土上的人都要用毛織的壽衣來入殮。但與此相異的棉紡織業則是英國的一個新興產業部門，因而對它的技術革新便是順理成章的事。懂行人知道，棉紡織業有兩道重要工序：紡紗和織布。這兩道工序必須平衡才能生產正常。可是在1733年，蘭開夏的一位鍾錶匠發明了飛梭，完全徹底地打破了這種平衡。用飛梭取代手工引線，使織布效率提高了數倍，這樣紡紗的人就怎麼也趕不上織布的人了。這「紗荒」讓英國人整整苦惱了30多年。1765年，有位叫哈格里佛斯的英國人發明了「珍妮紡織機」才算結束了這種局面。哈格里佛斯是在看妻子珍妮紡紗時受啟發后精心研製成功了這台影響英國乃至世界的「珍妮紡織機」的。這位木匠不曾想到，他的歷史性功績還使世界從此誕生了無產階級。聽起來似乎有些唐突，但這是真實的客觀存在。

「可以啊！」我脫下身上的「雄牌」。

不知從何時開始，常熟竟然被「小弟弟」崑山和張家港超過了！這股積在胸膛里的氣使得常熟人很壓抑。

「我爺爺、父母過去都曾在上海跑過灘，解放前我們徐家的家境不錯，所以劃成分時被評為富農……」徐之偉說。難怪，在農村，能劃上富農成分的家庭，一般不是家裡置的地多，就是家產格外多了。徐之偉說，他家祖父和父親都是很會經商的精明人，而且修養也好，所以他們徐家在當地算是一戶比較開明的家庭。可惜徐之偉的父親去世得早，加上「富農」這頂「牛鬼蛇神」的帽子，從小聰明過人的徐之偉連中學的門都沒能進，十二三歲就要跟著大人一起翻地、挑擔、罱泥等。成人後的徐之偉深知像他這樣出身的人，要想有「出息」，就必須有門手藝，於是18歲那年他跑到20多裡外的吳縣塘角村學木工。3年出師后，他以自己出眾的手藝開始帶徒弟，一共帶了8個徒弟。從此徐之偉師徒9人開始走南闖北，生意越做越大九_九_藏_書，名聲傳遍遠近。說來也怪，徐之偉真正發財起家的並非是他的木工手藝和自學成才的雕花技術，而是罕見的蛇道與蛇業。

黃希芝，常熟服裝城資格最老的老闆之一，一位七十余歲的老阿婆，我認識她已經十幾年了。

細細品味這位阿婆的話，就會發現一個值得我們思考的歷史課題：到底是常熟的招商城（服裝城）改變了像黃希芝這樣的數以萬計的常熟人的命運，還是數以萬計的黃希芝式的常熟人決定了常熟服裝城的命運？這是一個很值得思考的課題，就像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成就一樣，到底是中國人以自己的奮鬥精神推進和改變了中國命運，還是中國改革開放推進和改變了億萬中國人的命運一樣。辯證法告訴我們，事物發展與本質的變化，來自於內因與外因兩個因素，歷史的進步首先是人民要求進步的意願和革命的動力，其次是時代的發展與推進影響了人民的這種進步與意願的實現，兩者缺一不可。

「人家的日化產品都是打的城市牌，我們這樣戰略對嗎？」有人覺得「徐總」捕蛇行，搞市場純粹是「土包子」。理由也是非常充足的：農民不會買幾十元、幾百元甚至幾千元一瓶或一套的化妝品的！

「全國有35000多人直接參与『隆力奇』產品的銷售工作。」市場部經理向我說了另一個數字。

「還有沒有老闆出價了？有嗎？沒有了——95萬成交！」

蘇南一帶的農民都受過黃道婆織布的影響，這裏之所以比別的地方更富裕一些，與婦女們會紡紗織布有直接關係。

「A門市部底價租金30萬元，誰要價？」拍賣大廳內，人山人海，拍賣師喊出的第一聲剛落音，台下一片喧騰……

正在寫作此書時，友人將《蘇州農村改革30年》一書送到我手上。我認真一讀，了解了一些蘇州鄉鎮企業發展的歷史淵源，書中講到：蘇州農村中傳統的手工業發達，能工巧匠眾多，因此歷史上形成了較為發達的吳江絲綢業；吳縣的刺繡、工藝和建築業；常熟、太倉、張家港一帶的土紡土織布。

原來如此！

紐扣多了，的確良衣服更加盛行於廣大鄉村之間。大量傳統的土布衣服也基本上開始用工業品紐扣，畢竟用上它對土布衣衫也是一種提升——這種服飾上的革命是我這個年齡的蘇州人都經歷過的事。那時我們在中學時代，剛懂得一點兒「美學」，會對這類小事很敏感，男女同學之間的那種朦朧之愛往往先從彼此講究服飾開始的。嘿，現在想起來十分有意思——這竟然同我寫一本書牽上了關係。

在常熟城的東南邊，現在有一片非常壯觀的新城景區，這就是著名的「中國常熟服裝城」。這裏一年的營業額在450億左右，是中國十大市場之一，也是中國最大的服裝市場。據說每年從這裏銷售和批發出去的服裝夠全世界一半人穿的了。什麼樣的世界名牌都有，絕對不是假冒偽劣，而是世界服裝名牌企業或在這裏設了專賣店，或在這裏加工製作……

以沙家浜為例，現在每年的旅遊收入在近1個億的水平上，而沙家浜鎮的黨委書記朱亞輝同志心中有另一本令他更加得意的賬：2008年，他所在的沙家浜鎮全年入庫稅金接近4個億。由此可見，「沙家浜」品牌背後的真正效益在於被品牌帶動下的另一個經濟形態，這也就是常熟人的品牌戰略的根本目的。

常熟歷史上有太多的名流英雄。光是文化大家就有與唐伯虎齊名的「吳中四才子」之一的徐楨卿，還有「江南詩聖」錢謙益和「巾幗烈女」柳如是及晚清《孽海花》作者曾樸等常熟邑人。兩代帝師翁同龢自然不用多說，常熟人在明清朝考中狀元的就有8人，有9人在朝中當過宰相。這樣的大牌人物，在蘇州列縣中是不可能有的。說今，「兩彈一星」的元勛王淦昌是常熟人，大學者錢昌照是常熟人，我國電信和外貿事業的開拓者李強是常熟人，水利大師張光斗也是常熟人，後來常熟的一部分劃到了張家港，張光斗先生也一下子從「常熟名人」的名單中被劃了出去。有人後來再問張光斗老先生，你到底是常熟人還是張家港人？老先生幽默地說：我是蘇州人。

上世紀80年代，這個小鎮上出了一位與安徽蕪湖「傻子瓜子」齊名的「炒瓜子大王」沈奎生，此人後來經常獨來獨往，所以到90年代后連本地人都很少見得到他，不過他的「阿里山瓜子」所形成的炒貨市場給所在的支塘鎮帶來的歷史性影響將長久地刻印在這個小鎮的史冊上。

常熟（包括蘇州其他縣市）的現代工業發展的初級階段，也是靠了一台不起眼的縫紉機和後來的一台紡織機帶動起來的。在此後的二三十年裡，迅速成長為具有中國乃至世界影響的「服裝之城」，以及由服裝和紡織帶動了整個社會的工業化、現代化進程的迅猛發展。

「我出價60萬！」

王市離我老家也很近，小時候父親帶我走親戚時沒少去過。於是我決定借一年一次的探親假再游一次王市，看看那裡的「農民服裝節」到底什麼樣。

哈哈，這真是怪了，起初趕他們都趕不進來，現在竟然自個兒往「招商場」搬啊！這下子把琴南鄉的幹部們喜得眉睫上直挂彩燈。農民們並沒有學哲學，他們也不懂得市場經濟是有一隻「無形之手」在操縱著，然而他們卻在這隻「無形之手」下感受著越來越勢不可擋的商潮的巨大力量和由此帶來的收穫的喜悅。

這就是常熟。

錢月寶告訴我，有一次她到蘇州送貨，老黃牛式的拖拉機半夜才到蘇州城裡。那時夜深人靜，街道上不見一個人影。她是來送貨的，可這當兒誰會接待她呢？照例她可以找個小旅店住下，但那時廠子里每一分錢都金貴，能省下來不用就不用。就這樣，她在蘇州的人民路上整整走了一夜。她笑說那夜她真的當了一夜「人民」。這樣整夜當「人民」的歷史，錢月寶有過幾次。有一年她到上海買下幾台二手貨機器設備，由於別人把地址搞錯了，結果到上海后她找了一個下午又轉了一個傍晚也沒找到。手裡拿著準備送人的螃蟹，無奈地又在上海馬路上走了一整夜。這樣的苦日子只有家人知道，只有與她相依為命的丈夫知道。所以在為自己的產品起名時，丈夫對她說，你不是愛做夢嗎？愛做有一天我們老浜村這個小廠也能跟人家一樣在市場上稱雄稱霸的夢，愛做有一天讓我們老浜村農民們家家戶戶也能過上富裕幸福的好日子的夢。這個夢現在不是就快實現了嗎？夢來——夢來，做的又是床上用品，一枕美夢就來。對，就用「夢蘭」吧！

歷史上商賈雲集的蘇州大地，十里一市，市市相接，形成「井」字框架的區域經濟體系。

南門的周邊，那個時候還是屬於城鄉交叉地段，常熟縣城管不了，屬於琴南鄉管理。琴南鄉的人出面每天向擺地攤的人收一份「管理費」，這就使得所有擺攤的人成為了「合法」經營。

許副委員長真是個才華橫溢的演說家，我們都在靜靜地聽他演說：「……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要對世界作出貢獻，以前我們做的只是初級的一步。下一步應該做些什麼？應該奉獻我們的知識和智慧，具體地說就是要奉獻我們的技術。龍芯的誕生就是在這一點上邁出了重要的第一步。我要說的第二步是，以龍芯走向世界為標誌，我們在貢獻自己的聰明才智，貢獻知識和技術的時候，實際上已經在推出一種理念，這就是人類的發明應該讓整個人類享有，它將打破某些國家的壟斷……」

這僅僅是開始，中國人不是喜歡看好的電視連續劇嘛！「隆力奇」為此不惜重金，一次次買斷那些萬人空巷的好電視劇的特約冠名權……

這一天，常熟招商城在進行新一輪的商鋪招標。由於攤位事實上已經成為誰只要佔有誰就可以發財的最佳捷徑，因此圍繞攤位的爭奪成為了常熟上上下下都把眼珠子盯得溜圓的一件大事。曾經有幹部通過「內部認購」而獲得一些攤位后暴富，結果百姓揭竿而起，引發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之後再也沒有人敢這麼做了——招商城的鋪位一律公開拍賣。

蘇州一帶的民間紡織業相當發達，尤其是農村，幾乎沒有一個生理正常的婦女是不會紡紗織布的，就連一些條件差一點的家庭的男人也都會紡紗織布，只是男人干這種活得偷著干，否則會被人瞧不起。在封建社會這種現象很普遍。

潘炳福便是當年比高德康名氣大得多的王市「小裁縫」！

常熟在品牌戰略中還有一個顯赫的人物和品牌，那就是「蛇王」徐之偉和他的「隆力奇」。

這話聽起來並沒有什麼深奧的道理，但細細想來，卻是道理萬千，真理一條：你走什麼道路，必須從本地的實際出發。

「我太普通了，像我這樣的農民因為服裝城而富起來的常熟人太多太多！」陳正達不屑地對我說。

「辦一個市場，興一方產業，活一片經濟，富一地百姓」，這是常熟執政者在創辦服裝城初起就建立的理念，這個理念一直堅持了二十多年，因而形成了從「一個市場——興旺產業——繁榮經濟——實惠百姓」這樣的良性的發展模式和社會進步標誌。

「就是，這兒多寬敞。」

「我們界善村歷史上就是個蛇村。」徐之偉介紹說，他所在的界善村原屬常熟辛庄鎮，是常熟與過去的吳縣交界地，這裏地勢低洼，草蛇、水蛇很多，「我們小時候經常看到安徽人來捕蛇，覺得這是一條可以賺錢的路子。文革期間，社會上興起文藝宣傳熱，生產胡琴的樂器廠需要大量蛇皮，界善村的年輕人就結群捕蛇，有的甚至跑到外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素有『蛇村』之稱的界善村的農民兄弟們紛紛抄起傢伙外出捕蛇去了，甚至出現父子搭檔、夫妻同伴、全家合夥、一個人牽頭數十人合作經營蛇業的景象。我就是在這個時候，放下木工活，學著村上人的做法，開始當捕蛇者的……」徐之偉笑言當年初入蛇道時的一幕幕驚心動魄的故事——

如上所言，在像老潘、高德康等一批能人帶動影響下，一大批鄉鎮社隊企業開始紛紛轉向收入豐厚而又蒸蒸日上的服裝生產業，同時由於服裝生產的大發展必然帶動服裝業的前端產業——紡織業的加快發展，於是在服裝業推動下的常熟紡織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這片素有紡織傳統的熱土上奔騰而起，並迅速形成滾滾洪流……

商城周邊現在大約有2萬家城鄉居民，95％以上的老百姓把自己多餘的房屋出租給了在商城做買賣的老闆們，或作倉庫、或作車間，一年也有四五萬、七八萬的穩定收入，而這還都是些等閑之輩。有些頭腦和手腳靈光一點的，則看準商城每天20多萬來自四面八方的客源，開起飯鋪、旅店或運輸站，這樣的收入就不止是幾萬元的事了！

這時我見母親湊過去拿起針，熟練地挑起花邊線針來，隨之我妹也湊了過去……看著我母親和姐姐妹妹三人的繡花的樣子，我內心一陣感動，引出聯翩浮想：我的親人和家鄉的婦女們與眾多小裁縫們一起匯聚而成的世代傳統，不正是常熟服裝業代代相傳而永遠繁榮昌盛的薪火嗎？這不就是郭道輝先生所說的「中國服裝業」的根嗎？

商周交替之際，有一對兄弟不遠數千里，從富庶之邦來到當時荒蠻的江南大地，甘心斷髮文身當農民，並帶領當地百姓墾田治水，建立「勾吳」之國，他們就是仲雍與泰伯兄弟倆。仲雍是周太王的次子，本名虞仲，在當時的王室中，虞仲精於文韜武略又忠厚勤勞而深得人心。但周太王屬意其幼子季歷繼承大業。虞仲明白后便勸兄長泰伯一起順從父意，讓國避位。泰伯被兄弟說服后，兩人借採藥為名，從渭水流域，千里迢迢來到了常熟、無錫一帶。後來季歷之子昌（即周文王）繼位，使中華民族有了一段非常輝煌的歷史。而身為王子的虞仲兄弟倆，卻在江南的荒蠻的原野上同百姓一起堵水墾荒，苦心經營，最後也建立起了不朽的偉業。虞仲歿后葬于常熟城邊的山頭，此山因而得名虞山。如今每逢清明時節，仲雍墓前總是圍著成千上萬的當地百姓為這位先祖燒香磕頭……

常熟服裝城的前稱一直沿用「招商場」，從字面上可以看出管理者最初的用意，無非是搭個棚、圈個地方，讓那些散落在馬路邊的小商小販搬到一個固定的地方進行交易。起初常熟人並沒有將它看做是一個產業來加以發展的，只是後來商勢猛烈得叫人不可思議，故而一再擴大，直到發展到今天面積達幾平方公里、年銷售達450多億元的「中國服裝第一城」的景況。

因為有這樣的奇遇，所以當我的表兄第二次帶我去「雄牌」服裝廠「試穿」時，我特意採訪了一下這個廠，也就更全面地了解了一下這個廠的發跡史——

車站上，這樣的情景經常見到。

北京人都聽說過「紅都」服裝，這是當年專門給中央領導定做的品牌服裝。毛主席和周恩來等國家領導人出國和平時穿的禮賓制服，都是「紅都」裁縫們的手藝，而「紅都」的頭把剪刀的大裁縫師傅就是常熟人，名叫田阿桐。

這也不足為怪。中國那麼大，市場各有各的特色才能形成千鳥飛翔、百舸爭流的態勢。中國需要10個、100個像常熟、義烏和紹興這樣的不同特色的市場，因為中國有13億人的消費群體。

「在中國，我們企業的目標是做老百姓買得起、喜歡用的產品；在國際上，我們的目標是，做世界上最好的產品，賺全世界有錢人的錢。」「中國蛇王」徐之偉之所以這樣說，是他內心有一個強烈的願望，他要把「隆力奇」做成全世界都知道的品牌。

「我出90萬！」

噓，天文數字！

錢月寶，現在的常熟人總是把她稱做新時代阿慶嫂的代表人物，並非因為錢月寶長得像阿慶嫂，也非因為她的經歷與阿慶嫂有什麼相似，而是錢月寶在創造「夢蘭」這一著名品牌過程中及面對市場經濟條件下所表現出的一個女人的精明和愛做夢，為了實現夢想敢幹敢拼的精神。

馬克思經典經濟學說告訴我們，任何經濟形式所帶給社會的財富肯定歸結為資本的合理流通與釋放。常熟因為一個服裝城，一個每天都有來自各地的20餘萬人的客商的激|情經營、241條輻射到全國各地1000多個城市的客貨供應鏈和日均資金流量近7億元的32個專業市場組成的巨大市場，它帶給這個城市的幾十萬勞動者（多數是農民）的效益顯然巨大無比。

「領導啊，大棚好是好，可我們進去了，人家買東西的不往那裡去，我們不還得出來嘛！」

2007年3月28日，北京人民大會堂。「龍芯」合作開發項目和產品發布會在這裏召開。我有幸參加這會，並聆聽到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許嘉璐的一段賀詞，他是即興講話，但讓所有聽者熱血沸騰。

當年我認識錢月寶時，她也就四十多歲，丈夫去世不久，肩上的擔子很重，生產大隊剛剛變成村委會，她的「夢蘭」還處在創業初期階段。那時的錢月寶遠沒有現在的名氣大，她看上去與我鄰居的阿嫂一樣，沒有特別的地方。但當她講起她的「夢蘭」時，我頓時感覺到她的與眾不同——我和丈夫元元（她一直這樣親昵地稱呼自己的丈夫）在一個生產隊。

企業發展方向和品牌戰略上的認識統一之後，接下來的就是賣什麼產品。有人說，農民能買得起什麼商品嘛，除非你賣一元一瓶的東西！

我第一次去「聖達菲」廠時，需要從小鎮東張坐15分鐘的車，然後還需要擺過一個渡口，再一腳高一腳低地走上幾百米泥地，才能到達這麼一個莊稼地邊上的村辦企業。

1994年，世界婦女大會在中國北京召開，錢月寶本人受邀參加，而她的「夢蘭」成為國家向世界各地婦女代表們饋贈的金質贈品。

「聖達菲」在東張的北新小村，那天接待我的郭道輝與我同齡，他說這個企業最早是郭氏四兄弟與北新村聯辦的。

常熟鄉鎮小市的經濟繁榮在蘇州更具特色，它們如繁星拱月般照耀著服裝城市場，並使之更加明亮皎潔。

進入90年代后，蘇州地區的百姓進入了全面的小康生活水平，企業經濟蒸蒸日上，社會財富不斷積聚，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講究排場的蘇南人民開始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消費時代。在房子解決之後，吃穿緊跟其後，穿的問題在常熟不成問題，自產自銷，價格便宜，即使有此地方的城裡人都買不起的名牌服裝，常熟農民每人都有幾套，於是他們的消費集中在「吃」上。「吃在常熟」，這話在蘇州地面上早已流行。這一點蘇州城裡人承認，即使是現在很富有的張家港、崑山人也承認。

支塘是常熟下面的一個鎮，我老家何市現在劃歸在支塘鎮名下，「兩彈一星」功勛王淦昌就是支塘人。支塘在歷史上有過重要貢獻，幾百年前太倉縣城的建立和後來上海建市都有這個小鎮的特殊貢獻。支塘現處在常熟和上海的中間位置，新建的一條高速路和原有的204國道橫穿支塘境內。古時黃道婆向蘇南民女們傳授織布技術時經常路過支塘，一百多年前的現代紡織傳播到蘇州一帶時第一個廠就落根在支塘。

常熟服裝城的建立與發展史實證明，在近二三十年間發生在這塊熱土上的一場改變了當地人民生活和地區經濟及社會面貌的革命，首先是人民有強烈改變自身命運的需求和奮鬥精神，其次是政府和黨的組織因勢利導，並正確執行了黨的方針政策，又從本地的實際出發，緊緊抓住了發展的機遇，從而獲得了今天的輝煌成就。這也許就是常熟人創造的特有的經濟發展模式，我稱其為「常熟經濟的市場模式」。

黃道婆佈道傳藝，讓蘇南大地的農民，特別是農民婦女學會了紡紗織布，這是魚米之鄉的蘇南大地發生的一次非常大的革命，即原來這裏的百姓主要是靠種稻和河湖養殖富足的，後來因為種植了棉花這一經濟作物，它既可以解決自家的穿衣蓋被，同時又能將多餘的衣被布匹作商品交易，這使得蘇南大地迅速地超過了其他地方，成為全國最富饒的地區。

支塘的食品市場的形成與常熟有名的「吃」水平有很大的關係，據測：僅常熟地區，每年過節（現在的節日很多）的食品消費人均達180元水平，婚喪嫁娶和生兒育女及企業開張、店面營業等紅白喜事幾乎每天都有，這就給食品消費市場帶來巨大的內動力。支塘市場最初滿足的是本地人，後來輻射到周邊，一直影響到大上海的居民食品消費。你想想：同樣的飯局，如果從支塘批發來的跟附近商店裡買來的，差距在一倍左右的話，摳細賬的上海人自然會青睞支塘的市場，這你一批我一買，市場就越來越「鬧猛」。開始是本地的炒貨進市場，後來是油鹽醬醋也來了，再後來是煙酒登場，到最後像可口可樂、紅牛等國內外著名飲料紛紛在此設店立櫃……支塘市場就這麼紅紅火火起來了！

常熟人說：「我們這裏不會有這種事情出現的。即使老百姓有什麼要緊的事，也會很客氣地跟幹部反映。說得再嚴重一點，假如有人想耍橫蠻，市長、書記也不會有啥怕的。解決問題要講理嘛！」

1998年，他的一個產品讓世界登山運動員到達了世界最高峰珠峰，那是真正的世界頂級的質量。「這一宣傳的品牌效應全出來了，羽絨服好不好，你能穿上它登世界頂峰就是最好的羽絨服嘛！以前我們的企業大多不敢到中央電視台做廣告，原因有二，一是認為廣告價格貴，二是主要對自己產品的質量不自信。我們『波司登』在蘇州的企業中是比較早地登上了中央電視台的黃金時段廣告，『波司登』成為家喻戶曉的馳名產品。一方面可以擴大宣傳的效應，另一方面我們也敢接受全國消費者的檢驗與監督。後來廣告又上了飛機，使得產品和品位更具國際化，這都為『波司登』成為世界馳名品牌起到了積極作用。當然，一個產品的品牌並不是單靠宣傳和廣告吹出來的，它的管理水平、技術含量及原料和產品的不斷地更新都是其根本。『波司登』在這些方面都無懈可擊。」

仍然以沙家浜為例。在完成和不斷提升「沙家浜」品牌之後，沙家浜人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培植產能型與稅源型的企業經濟上，使得「沙家浜」品牌真正納入經濟和富民服務的軌道。近年間，國內一些著名的企業如中利集團、白雪、力寶等紛紛在沙家浜落戶，富士寶、華達利等外資企業也在這個美麗的江南水鄉開花結果。總投資32億元的40個項目在鎮區內全面展開。如今沙家浜鎮不僅被國家有關部門命名為「中國玻璃模具之鄉」，還擁有3個中國馳名商標企業，5個國家免檢產品和上百個專利產品。在文化和旅遊依託下的沙家浜經濟正如陽澄湖上呈現的一片朝霞，美麗而充滿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