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一個為兩彈一星而隱姓埋名18年的大院士
生產部件的車間里不見一個人，王淦昌拖著自己有病的身軀，到處尋找車間主任。車間主任告訴他：「王總啊，我們都已經給人家奪權了，再出面也沒有人理我們啦。再說，大夥真的來上班，連食堂里的飯都吃不上啊。大師傅們也都回家的回家了，鬧革命的鬧革命去了，不好辦呀。」看著車間主任為難的樣子，王淦昌急得直搓手，他是個科學家，能獨自運算和設計無數錯綜複雜的中子、原子一類的頂尖難題，也能作為一名核武器科學研究的主要領導與組織者指揮和處理各種千頭萬緒的業務工作，但他卻從來沒有做過行政工作。面對車間主任和下面提出的類似難題，不知如何是好。深思之後，他突然對車間主任說：「能不能把同志們的家屬發動起來，讓她們給大家做飯？」「這……」車間主任想了想說，「倒是個好辦法。可誰給她們開工資呀？我們職工的錢都是上面按人頭撥下來的，家屬們幹了工作也不能從財務那兒拿得到錢呀！」「這個問題我能解決。」王淦昌不假任何思索地回答，「可以由我來給她們發工資嘛！」車間主任不由捧腹大笑起來：「王總您有多少錢可以給大家發工資？再說您真給大家發了，人家造反派會說您是在僱工幹活，是『剝削階級』的行為嘛！」王淦昌一下愣住了，心想對呀，這倒是個難題。於是嘀咕道：「那還是我去動員那些燒飯的大師傅吧。」也許正是基地的幹部群眾和科技人員們看在他們老院長這麼認真和天真的分上，再加上王淦昌本來威望就高，所以大多數部門和機構都回到了自己的崗位上。然而，被「惡二趙」人為搞成的兩派只要一發生衝突，基地上的生產和科研就會受影響，甚至停工停產。派別鬥爭已經嚴重到拿槍拿重武器的地步，為了讓雙方停止武鬥，回到生產和科研上來，王淦昌不止一次冒著生命危險親自跑到兩派的「司令部」勸說。
當美國人於1945年7月15日在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附近爆炸世界上第一顆原子彈之前，德國的哈特克博士就曾向德國陸軍部建議研製核炸彈，他在信中這樣對德國的陸軍將領們說：「我冒昧地請你們注意在核物理方面的最新發展。我們認為這些發展將使人們可能製造出一種威力比現在的炸彈大許多倍的炸彈……顯然，如果我上述所說的可能性得以實現，這肯定是在可能範圍內的——那麼，首先利用這種炸彈的國家就具有一種超過其他國家的無比優勢性。尊敬的將軍們，相信科學家們的見解吧！」然而自高自大的德國陸軍將軍們並沒有把哈特克博士的建議放在眼裡。後來也有人曾經把一些研製核武器的資料送到希特勒手中，不過幸虧沒有被希特勒重視，否則今天人類可能是另一種狀況了。與德國人相反，美國人對原子彈的興趣遠超過德國人。在二戰後期，著名科學巨匠愛因斯坦也用同樣的方法寫了一封建議造原子彈的信，不過他的信是直接寫給美國總統羅斯福先生的。他在信中說：「利用大量鈾進行核裂變鏈式反應已成為可能，這樣將產生巨大的能量和生成類似鐳的新元素……這一現象將導致製造炸彈。雖然還不能肯定，但可以設想製造出一種威力無比巨大的新型炸彈……只要一枚這樣的炸彈，就足可以毀滅一個海港及附近地區……」愛因斯坦以他個人的巨大影響力，使癱坐在輪椅上的羅斯福總統心頭為之一動：「造一個給希特勒看一看無妨。」於是經過兩年準備，一項名為「曼哈頓工程」的研製原子彈計劃正式啟動。擔任此項工程的組織指揮者是格羅夫斯將軍，技術負責人是著名物理學家，後來被稱為「原子彈之父」的奧本海默。羅斯福本來是準備把原子彈用在打德國法西斯的，但希特勒投降了，只有日本還在東方戰場掙扎。羅斯福覺得應該讓全世界知道一下未來「世界第一強」的美國是個什麼樣子，於是就在1945年8月6日和9日兩天，連續在日本廣島和長崎投下了一枚代號為「男孩」和一枚代號為「胖子」的原子彈，造成數十萬平民死亡。悲劇發生后，全球震驚，弄得當時寫信給羅斯福總統的愛因斯坦後悔莫及，痛苦不堪地發表聲明呼籲停止核試驗，但此時的愛因斯坦已無能為力，因為核物理科學成就已被政治家們緊緊地握在手中，成為用來向別人撒威風的武器了。
「K.C.Wang！」「一個曾在蘇聯杜布納聯合原子核研究所擔任副所長的K.C.Wang領導和主持了毛澤東的東方大國成功地進行了核試驗。」「K.C.Wang——中國的奧本海默！」一時間，美國《紐約時報》等西方媒體大量地刊載著一篇又一篇有關K.C.Wang的「傳奇」、「軼事」，K.C.Wang成為公眾議論的東方神秘人物。
王淦昌對自己在激光慣性約束核聚變方面的科學成就也情有獨鍾。
「哎，稼先啊，我們都是上了年紀的人，你這個樣，我們都會嚇出毛病來呀！」後來鄧稼先在向周恩來總理彙報此次氫彈原理研究成功時，由於太興奮與緊張，竟然臉色蒼白，連手都在發抖，害得周總理趕緊給他解圍。
後來終於查出事故原因：一個地方的電線「脫殼」！這一事故，使王淦昌下決心發動基地人員重新從頭到尾對已經裝置好的整個核爆系統進行全面檢查。
1969年，黨中央正式決定進行一次地下核試驗，並任命王淦昌為此次核試驗的總指揮。同以往核試驗一樣，當中央的重大決策下定，所有相關的製造與參加試驗的數百家工廠、數十家研究單位、數萬人將要投入緊張的運轉。
「啊，老鄉來了！坐坐。」90高齡的王淦昌老先生一口純正的「常熟土話」，使我心頭敬畏之感蕩然散去。初次見面，我就驚喜地發現：這位像泰山一般的豐碑人物沒有半點架子，身子骨之硬朗程度令人難以想象。他剛拉著我的手坐下，就有電話打來。坐在沙發里的他竟無半點拖沓之感，站起來直奔電話機，說話的聲音也格外清朗洪亮。我當時就想：老先生活100歲不成任何問題。
戰士們背後都叫王淦昌是「王老頭」，王淦昌並不在乎，反倒經常跟那些小戰士們開玩笑：
王淦昌女兒說：「他還挺厲害，我們小的時候，他動不動就打。我們見了他很害怕。其實我們知道父親很忙，但畢竟我們那時並不知道父親是在為國家搞原子彈等核武器，就知道父親平時很忙，可在我們上學讀書等問題上關心甚少呀。我們的母親是箇舊式婦女，文化不高，怎麼可能幫助我們的學業呢。父親不是大學問家嗎，怎麼就不能像別的家長一樣抽點時間輔導輔導我們呢？特別是在考大學等關鍵時刻，我們多麼渴望父親能在身邊幫我們一把，哪怕是站在我們身邊鼓鼓勁也是好的，可父親沒有那麼做。
「我多了個兒子？！」他把肩上的書包一扔，抱著新生嬰兒在原地轉起圈來，「哈哈哈，真有趣，真有趣，我有兒子啦！」這一年，王淦昌24歲，其實他自己也還是個滿身孩子氣的人呢。有趣的是他在清華大學時第一個暑假回到家，當聽說自己有了一個女兒時，每天紅著臉不敢多看家人一眼，家人讓他給女兒起名，他更是躲著不出聲，最後還是大哥圓場給侄女起了名。這實在難怪王淦昌，當時他才剛18歲。
一兩個月沒工作？這還是不是核試驗基地了？王淦昌心頭之怒不由直衝腦門。他找到上面派來「支左」的頭目、人稱「惡二趙」的兩個人（兩人後被鎮壓），責問道：「中央的命令可以不執行嗎？」「惡二趙」見中央有文，自知不好正面與王淦昌較量，便悄悄避到一邊去。然而沒有人幹活怎麼行呢？地下核試驗可不是往地里種蘿蔔，缺一個方面的人馬，就會使整個系統無法正常開展工作。身為地下核試驗的總指揮，王淦昌心急如焚。他又一次找到「軍管會」頭目「惡二趙」，要他們趕快停止把大隊人馬整天拉出去搞運動。
K.C.Wang就是王淦昌的英文名字。西方人推測王淦昌是「中國的奧本海默」是有足夠理由的。這位20世紀30年代在德國邁特納手下曾與中子的發現擦肩而過，後來又在40年代提出微中子實驗建議，50年代末在蘇聯杜布納聯合核研究所發現反西格馬負超子的黃皮膚黑眼睛的中國著名物理學家，無疑是此次東方核爆炸的「領頭馬」。
王淦昌直流淚水……
「好。有你這位專家的話，我心裏就踏實多啦。」周恩來站起身，感慨道，「難怪格魯謝林帶領蘇聯專家撤出時對我說，『你們有王淦昌，還怕造不出原子彈！』你還記得幾年前我們一起會見過他嗎？」「記得，總理，那次參加會見的還有蘇方的阿爾齊莫維奇和我們郭沫若院長以及宋任窮部長。」「你的記性不錯。那時是我們與蘇聯合作核科學的開端，僅僅幾年，形勢就變化得那麼大。今天一切得靠我們自己動手，你和同志們的擔子不輕啊！」周恩來說得語重心長。
1975年，因「文革」中斷數年的第二次地下核試驗又重新被列入議事日程，時已68歲的王淦昌仍然以技術總負責人的身份，與小夥子們一起，從吐魯番到戈壁灘，乘著汽車，整整顛簸了11個小時，到達爆炸地。
當年參与中國「兩彈」研製的一批傑出科學家中，有被人或稱為「兩彈元勛」或稱為「兩彈之父」的著名科學家錢三強、鄧稼先、朱光亞、周光召、彭桓武……那麼，王淦昌在這批科學巨人中處於什麼地位呢？
「上吧，再不上後面的車就要頂我們的屁股了。」就這樣，王淦昌重新坐進了「伏爾加」。
在向下降落的吊籃里，我和方正知教授並肩站立，我們身材的高矮差不多相同，體態和面色也類似，只是他比我少一臉絡腮鬍子，他是一位很有成就的科學家，工作起來精力充沛，作風嚴謹，他的氣質使他更像一個高級熟練工人，他的名字應該記在功臣榜上，使更多人記住他。
「這個事情不能老拖我們的後腿了！」王淦昌把彭桓武、郭永懷副所長和理論部主任鄧稼先、副主任周光召叫在一起，「五巨頭」共同研究主攻方向。
「我一個人去，還是家屬都遷去？」王淦昌問。
「你到底去什麼地方呀？」吳月琴有些急了。
事隔兩日，研究所里突然開來一輛轎車，車門一開，走出兩位身材魁梧的人。原來這兩位不是別人，正是王淦昌、鄧稼先等他們熟悉的大元帥聶榮臻和陳毅。
關於中子和中微子這些物理學專用名詞，過去我們普通人對它太陌生，但自從有了原子彈等核武器后，我們才多多少少知道了一點有關它們的膚淺知識，那就是中子和中微子都是原子核的基本粒子，誰「捕獲」了這些只有瞬間生命但卻威力無比的小東西，誰就可以主宰世界。因而探求中子和中微子存在，幾乎是全世界物理學家在20世紀上中葉競爭最激烈和最熱門的課題，因為它的重要性不僅僅是科學本身，而且關係到全球政治、經濟與軍事格局。科學家沒有那些政治家和軍事家的野心與功利，他們只有一顆探求自然界奧秘的赤誠之心。王淦昌毫不例外。當他在柏林大學的邁特內手下痛失獲得中子的發現權后，又重新投入了另一個基本粒子——中微子的實驗與探索。
當時碰到的第一個難點是關於氫彈爆炸的熱核聚變的核數據掌握不了，因為沒有核數據的理論探索就等於大海撈針。為此女物理學家何澤慧率30多位科技人員，在王淦昌的另一位弟子丁大釗教授等曾進行過的輕核反應研究基礎上，苦戰半年，成功獲得了相應的核數據。同年9月于敏率領的一支小分隊在上海計算機所不分晝夜，戰鬥100天，發現了氫彈的熱核材料自持燃燒等方面的關鍵性原理，為整個氫彈試驗開闢了一條光明的道路。
同行的彭桓武也被王淦昌的怪模怪樣搞糊塗了。
還是讓我們用現在已經公認的中國核武器領導者和組織者之一的錢三強的話來說：「我的學長王淦昌同志對我國原子核科學基礎研究和原子能的應用作出了重要貢獻……淦昌同志是清華大學第一屆（1929屆）物理系畢業生，比我高七級，他在學校時的教授有葉企孫、吳有訓等，教師有趙忠堯等。我們在學校常聽老師們提到第一屆學生中的王淦昌……1949年7月為了準備召開第一次政治協商會議，曾在北京召開過自然科學工作者大會籌備會。在這期間，我第一次見到了浙江省代表、聞名已久的王先生。王先生深厚的科學知識、開朗的性格和直率的發言，給我印象深刻。當時就想到，要發展我國原子核科學時應請他一起參加。」
「有趣有趣！讓我一下想起了當年在貴州湄潭的日子……」這一夜，王淦昌滿臉笑容，開心得像個老頑童。他給自己的學生們講了一段「最最危險的事情」。
當天23時30分，僅11歲的我和億萬中國人半夜起床聽到了這樣一則「重要新聞」——一則經毛澤東親自圈閱的重要新聞：「我們向全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莊嚴宣布，毛主席的這一英明預言和偉大號召已經實現了，在兩年8個月的時間內進行了5次核試驗之後，今天，1967年6月17日，中國的第一顆氫彈在中國的西部地區上空爆炸成功了！」氫彈比原子彈厲害好幾倍，是一種殺傷力巨大的核武器。中國的此次氫彈當量為300萬噸。
「他不是幾年不著家門，就是進了家門也是一個人關在屋裡忙他自己的事。而且一回家我們還得跟著母親為他準備這準備那的！最讓我們接受不了的是，在我們5個兄弟姐妹結婚時，當父親的他竟然沒有一次在我們的婚禮上出現過，我們能對他沒有意見嗎？唉，我們的父親真是一生從不知家是個什麼概念！其實這也不能怪他，因為在我的大哥大姐出生以後，父親其實還是個孩子，還是個學生。
劫難中的秘密歷程羅布泊的一聲巨響，驚醒了西方世界的霸權主義者。美國《紐約時報》等主流媒體隔日便開始進行鋪天蓋地的報道，說什麼的都有。但是最使西方政要和情報部門想不明白的是，到底是誰主持和領導了中國的原子彈研製？一篇篇臆測文章帶著情報部門和政要們的恐慌心理，不斷拋出。
幾個月後的「清明節」，天安門廣場發生了聲勢浩大的群眾性悼念人民總理的活動。王淦昌不顧人多車擠、年高體弱，義無反顧地加入了悼念隊伍。
1966年12月28日，曾經讓全世界震驚的中國西部羅布泊又騰起一團直衝雲霄的蘑菇雲……
王淦昌一頭扎在他利用雲室拍攝R射線的艱苦工作中。那時我們的許多基礎技術非常落後，整個原子彈研製工作中只有幾台很低級的計算機，而且包括像王淦昌這樣的大科學家也大多不會使用計算機技術。因此那台被中科院負責人張勁夫同志稱為「有了」的計算機分給了核物理學理論家周光召他們。中國的第一台計算機誕生於1958年，當時是電子管的，一秒鐘才運算幾十次。後來為了給研製核武器用，又在1959年生產了第二台計算機，晶體管的，比起第一台計算機不知強了多少倍，但即使這樣一台計算機，在今天連小學生都會嫌它水平太低，因為它的運算能力到不了「286」水平。我們的前輩太了不起了，他們用最低級的技術條件進行著最尖端的科學研製。
「原來中國的『奧本海默』是那麼慈祥，而並不是幾十年來盛傳的惡魔呀！」美國公眾發現政府和情報部門又將他們捉弄了幾十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東方戰場以蘇聯紅軍出兵和美國人在廣島扔下兩顆原子彈而告終。就在日本舉起白旗投降時，王淦昌應浙江大學學生的要求，作了一次題為《關於原子彈及其原理》的報告，引起同學們的濃厚興趣。後來成為中國核武器試製中堅的程開甲等一批當年的浙江大學學生，大多是受了導師王淦昌的這堂課的影響而將一生獻給了中國的核事業。然而王淦昌本人當時並不清楚自己竟然要親自動手研製中國的原子彈。在浙江大學同學為王淦昌慶賀40歲生日不久，中國的這位風華正茂的物理學家和著名學者受浙江大學所派，前往大洋彼岸的加州大學作訪問。一年之後，正在國內的吳有訓先生興奮地告訴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美國科學促進協會出了一本百年科學大事記，中國能列入其中的人只有王淦昌和另一位物理學家彭桓武（也是後來中國的原子彈主要研製者）。
王淦昌是個「計算機糊塗」——他一輩子就沒入計算機的門，所有最繁雜的計算都是靠筆頭功夫。當時利用雲室進行R射線的拍攝就更不可能用計算機技術了，只能靠手工一張張地拍攝，那雲室本來就屁股那麼大一點點地方，黑咕隆咚地整天鑽在裏面能不難受嗎？再加上R射線拍攝的不是普通的照相，R射線本身就是有放射性的。一天，一位年輕同志乾著乾著就沒個姿勢了，王淦昌一看就來火了：「像你這樣怎麼能照上什麼東西嗎？膽小鬼，走開！」說著，他自己動手，一干一整天。當他完成一批拍攝任務後走出雲室時，才似乎發現了「一個不小的問題」：「嗯，小青年跑哪兒去了？喲，是我把他訓跑的。得，趕緊向他賠禮道歉去！」「囡囡同志，對不起喲，昨天是我的錯，脾氣太大、太急，向你道歉。」王淦昌找到那個年輕人，畢恭畢敬地說。王淦昌是原子彈研製中資格最老的大科學家，能如此平易近人，誰還能計較什麼？年輕人臊得無地自容：「王先生您千萬別這樣，是我的錯。是我工作不認真……」王淦昌欣慰地笑了，拍著小青年的肩膀，語重心長道：「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當年在蘇聯杜布納工作時怎麼發現負超子的嗎？其實沒什麼秘密，就是靠我們幾位同志不辭辛苦日以繼夜地拍攝片子，然而再夜以繼日地一張張檢查片子，中間不能有一點點差錯。最後我們真的成功了。科學工作就是這樣，要有不怕苦堅持到底的作風，才能出成果。」「我一定聽您的，王先生。」在世界核武器史上，幾乎每一次成功的研製就像發動了一場規模巨大的戰爭。當年美國人在進行研製原子彈的「曼哈頓工程」時，動員了75萬人參與。蘇聯的原子彈研製工程一直由30萬—40萬人組成的一支「秘密部隊」和同樣人數的幾十個特殊部門參与，並且堅持了近20年時間。中國有多少人參與了原子彈試驗？我從已經「透秘」的幾本書中看到有6位數以上的人參加。其實這僅僅還只是在第一線的人馬，至於那些配合「596工程」的後備軍就不知其數了。王淦昌和錢三強、彭桓武、鄧稼先、朱光亞、周光召是整個核研製的總導演，不僅要統領全盤棋，更重要的是要攻克技術難關。1960年至1964年，中國什麼樣？三年自然災害，共和國除了精神富有，其餘都陷入了困難的境地。這段歲月對王淦昌等埋頭攀登科學尖端技術的科學家來說，實在是最艱難的歲月，不可能有機會獲得外界的先進技術資料與信息。
「張震寰，你去用3天時間給我把這個問題解決了！」周恩來總理親自過問並指派大將。
「轟——」成功啦！成功啦！縮小尺寸的實驗性爆炸獲得了絕對成功。王淦昌像年輕人一樣，高興得跳了起來：「好極了！我太高興了！中國的原子彈可以正式進入爆炸準備了！」1964年2月，中央一道命令，原二機部九所改為第九研究院，王淦昌被任命為副院長，繼續主抓原子彈研製的生產與技術工作。4月，王淦昌和幾位主要技術人員被北京派來的飛機突然接去。原來，周恩來總理親自給他們下達了一項最機密的命令：「596工程」採取塔爆方式，於9月10日前做好試驗前的一切準備，隨時聽從中央下達的正式爆炸的命令，要萬無一失地做到「保響、保測、保安全，一次成功」。
「主席說得很清楚，世界上兩個強國現在都有了原子彈，我們也應該搞一點嘛！這『一點』的意思就是從我們中國的實際出發，一點不搞是會受人欺負的，搞多了呢，不利於我們搞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這『一點』是必須要搞的，主席是鐵了心要搞一點自己的原子彈！」軍委擴大會議上，周恩來總理向出席會議的老帥們和將軍們講述著毛澤東主席「要搞一點原子彈」的指示。
6月26日，一座102米高的鋼鐵巨人在羅布泊湖邊高高地聳立。這座由人民解放軍124團5000餘名官兵苦戰數月豎起的鐵塔，是原子彈試驗的最後地點。它的出現，意味著中國的原子彈爆炸試驗已經進入倒計時。
就在王淦昌忙於在羅布泊組織地下核試驗時，北京發生了一件大事：9月11日，周恩來總理和蘇聯的柯西金總理在北京機場進行了一次歷史性的短暫會面。這次會面，中蘇兩個大國敵對了近10年後雙方都想試探一下對方的某些意圖。但是那時的兩國政治家們實在太不相信對方了，所以作出的一些判斷現在看來都很偏激。在柯西金走後的一個多月，也就是在王淦昌報告第一次地下核試驗成功消息后的第22天，中南海召開了一次重要的政治局會議，主題只有一個：研究當前國際形勢和蘇聯戰略動向。不知哪兒來的一份情報顯示，蘇聯內部有人主張乘中國的核武器發展尚不夠充分的時候，對中國的核設施進行一次「外科手術」式的毀滅性打擊，這使得中國領導人懷疑「老蘇」真的想對我們中國突然發動核襲擊。會議經毛澤東批准，政治局作出決定：在全國立即開展一場「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全民戰備動員。
他剛從設在酒泉的原子能聯合企業的工藝車間回到基地，一個緊急電話就跟到了他的屁股後面。
「我從不迷信。既然外國人能造出原子彈來，我們中國人並不笨，也一定行，問題的關鍵，是要我們有嚴謹的科學態度，求實的工作作風，不怕犧牲的獻身精神。」王淦昌經常這樣向他的那些「技術將領」和研製工作者灌輸。由於研製原子彈涉及的知識與理論太多，好多新參与進來的同志都得加強理論基礎學習，技術骨幹也同樣存在再學習和打基礎的必要，因此在研製初期，王淦昌不僅一方面要抓緊時間完成好毛澤東和黨中央交給的在「五六年時間內搞出原子彈」的艱巨任務，同時還得利用一切時間為參与研製工作的同志們「開小灶充電」。
王淦昌就是上帝賜予中國科學事業的「空氣」與「水」。
其實為了祖國的核事業而獻身的，又何止鄧稼先一個？在中國核研製工作中與鄧稼先齊名的丁大釗院士，也由於長期從事核物理研究工作勞累導致了腎功能嚴重衰退。王淦昌得知后比丁大釗還著急，那時王淦昌自己快80高齡了，為了丁大釗的病東奔西走，親自給彭真、張愛萍寫信求助，還特意找到人大副委員長王漢斌同志，直到盯著中央決定批准給丁大釗進行換腎手術。事後有人說丁大釗的命是導師王淦昌給爭來的，王淦昌聽后說：「我和祖國已經失去鄧稼先這樣的好同志，不能再讓另一位傑出科學家英年早逝了。」跟隨王淦昌進行核科研的同志們還記得這樣一件事：當年王淦昌先生在進行激光慣性約束核聚變研究時，認識了上海光機研究所從事X光光譜工作的助理研究員小盧。那年小盧不幸也患了肝癌，而且是晚期。王淦昌聞訊后及時與上海光機所的領導通話，要求一定要想法全力搶救小盧。他後來出差到上海，辦完事去的第一個地方就是小盧住的醫院。生命垂危的小盧情緒波動很大，但他沒有想到日理萬機的王淦昌竟然親自跑到醫院來看望他。
「『文化大革命』？」「知識分子被叫做『臭老九』？」「有功之臣變成了反動學術權威？」聶帥望著身披綠軍大衣、腦門已呈光溜的王淦昌的背影，心頭一陣痛楚：這麼好的老科學家，忠心耿耿為祖國，憑什麼把他們推到「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牛鬼蛇神」之列？我能保得住他們嗎？一個被別人「火燒」、「炮轟」的人？
「我能不激動嗎？數據和原理這一關過了，就等於我們可以大踏步向實驗的方向前進了！我又可以為不遠的將來的勝利而干它個大醉！」事後，鄧稼先在王淦昌面前分辯道。
這一年，正是鄧小平重新出來主持工作的年份。
王淦昌隨口說：「西安。到西安去。」其實這是王淦昌瞎編的，因為鐵的紀律不允許他把實情告訴家人，多少年來王淦昌一直對自己從事的工作守口如瓶，就連在夫人吳月琴及子女面前他也從沒透過一個字。
「其他的我不用說，大家也與我一樣清楚，周總理說的『3年拿下氫彈』，這是道死命令。
大科學家感到非常困惑和失望，但又束手無策。
到達戈壁灘后王淦昌發現，這兒的一切遠比王昌齡寫的詩要蒼涼和可怕得多。先說睡的地方，根本找不到一間房子——幾萬人集結的一個地方竟然沒有一間房屋。然而，在我們這位老科學家的眼裡，新中國和毛主席太了不起，一聲號令，把整個「困著的」戈壁灘給「弄醒了」，而且到處「蠻開心」。王淦昌那腔常熟話細細聽來很叫人解乏。在當時「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只有我英雄戰士」的試驗基礎上，任何一樣東西都可能引起大家的一陣不小的歡樂。
但這也並沒有使我在抄家問題上屈服。我一直死死地把著王先生家的門，就是不讓造反派進王先生住的房子。後來總算達成了一個「協議」：把房子封存起來。我心想這一招也行，既保護了王先生的東西，又可以過抄家這一關。但造反派頭頭警告我，說：「你以後不準再照顧王淦昌了，就是他從青海回來也不能去車接。」不幾日，王先生真的從青海回到綿陽，我偷偷開車去接了他。王先生見了還特別高興地對我說：「還是綿陽這兒好，這兒我就不是受批判的壞人了。」他哪裡知道這兒的鬥爭有過之而無不及，只是許多好心人一直全力在保著我們這位可敬的老先生而已……
「王先生，我是來向您轉達周總理話的。」張愛萍說著在王淦昌的鋪上坐下，鄭重其事地說，「總理指示說，我們的『小太陽』要等國慶過後，讓那些來參加我們15周年慶典的外國朋友都送走後再爆。為了穩定軍心，我和基地司令員同志作出了新安排，一方面讓大家進行預防、預想查漏補缺，增加演練，以確保萬無一失。另一方面怕大家在臨戰時大意緊張帶來急躁情緒而影響我們的『萬無一失』，我準備組織同志們到古樓蘭散心來調整一下情緒，您看如何？」王淦昌這才恍然大悟：「張副總長，你們到底是打仗出身的，考慮戰鬥藝術真有一套。行，我看大家的情緒現在波動很大，太需要調整了。包括我在內，都有些等不及了。好，明天我也跟你到古樓蘭去拾魚螺化石！」「王先生，由您一帶頭，我的工作就好做了幾倍！」張愛萍握住王淦昌的手，動情地說，「王先生，你那麼大年歲整天跟大家沒日沒夜地工作，千萬要注意身體。否則我無法向總理交代啊！」「謝謝。謝謝總理和你的關心。」第二天，王淦昌隨張愛萍一行到了古樓蘭一帶，那實在是個值得一看的戈壁灘上的獨特景緻。古河道雖然乾涸了，卻留下了深深的河床和隨手可拾的魚螺化石。加上左右追逐的、搖動著小尾巴和眼睛光亮溜圓的黃羊群，使整個「死亡之海」呈現少見的生命畫卷。不用說，「詩人將軍」的這一招，讓隨行人員簡直樂開了懷。但唯獨只有一個人既不拾魚螺化石，又無半句笑語，他就是王淦昌。
車到鐵塔前，我們在警戒線外下車，簡單地問候了值班的哨兵。李覺將軍對上塔的同志說，張司令和朱主任都在下面，等一會兒再上去。我向操作吊車的卷揚機手致意。然後我們圍著鐵塔小步地來回走著，像在清閑地散步。不一會兒，李覺又鑽進了鐵塔旁的一間小磚房。這裏安裝著引爆電纜的電閘和一部與塔上通話的電話機。按程序，塔上正在進行接插雷管的工作。我在離小屋不遠的地方席地而坐。太陽很好，碧空如洗，地面上有輕微的風。對試驗來說這真是一個頂好的天氣。塔上緩慢地放下吊籃，幾個操作手走下來，李覺將軍從小磚房出來在鐵塔下迎接他們。接著我和他登上弔籃，朱卿雲主任留在塔下。
周恩來一邊笑著，一邊退後毛澤東半步：「主席，還是你來講吧。」這下可樂壞了在場被接見的藝術工作者們，他們看到了一幕國家領導人之間的親密謙讓。
1979年10月20日，王淦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此時他正好72歲。介紹他入黨的是與他並肩戰鬥幾十年的另一位我國傑出的核工業領導者李毅同志和著名核化工專家、當時的二機部副部長姜聖階同志。王淦昌何以在「大功告成」且年逾古稀的時候要求加入無產階級先鋒隊？在他的入黨申請書里，我看到了這位為民族作出卓越貢獻的老科學家發自肺腑的一段話：「我親身體會到，在帝國主義蹂躪下，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我們是一個10億人口、8億農民的大國，沒有共產黨的堅強領導，要建設社會主義強國是不可能的。經過了十年動亂的曲折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我更加深信中國共產黨能夠依靠自己的力量，糾正錯誤，撥正航向，帶領全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走向共產主義。因此，我決心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生。」他的入黨介紹人之一李毅同志，在王淦昌先生80壽辰時說過一段很感人的話：「淦昌同志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核物理學家，是我國核物理科學研究工作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是我國第一個原子能科學研究機構的主要創始人之一。在新中國成立後幾十年裡，他為核科學在中國生根，為培養一代又一代核科學研究人才，為我國核科學做出世界先進水平的成果嘔心瀝血；為自力更生，突破原子彈、氫彈科學技術關，發揚國威，作出了重大貢獻，建立了功勛……他生活艱苦樸素，胸襟坦蕩，敢於說真話，敢於開展批評，也能聽取別人的批評和不同意見，他富於民主精神，善於集中大家的智慧，發揮眾人的才幹；他熱情寬厚，平等待人，從不妒賢嫉能，從不憑個人好惡嫌棄人才；他在研究工作時慣於親臨科研第一線，親自動手，對年輕人耐心培養；他對黨政幹部、後勤人員也平等相待，一視同仁，從不以權威科學家自居，不盛氣凌人，不鄙視別人的勞動。他確實樹立了知識分子、科學家與黨政幹部、後勤人員同志式團結合作的典範。」1997年一個夏日，我終於在北京木樨地的「部長樓」里見到了我久仰的「老鄉」。
王淦昌大胆嚮導師陳述道：「我以為實驗用的是電離探測器，那樣不會有什麼奇迹出現，如果改用雲室作探測器，然後對博特教授的實驗進行不斷的重複實驗，結果可能大不一樣。我是這樣想的，尊敬的邁特內教授。」邁特內放下實驗，思忖片刻，搖搖頭說：「不可能，這將是個永遠徒勞的實驗，讓我們換一個話題吧，密斯特王。」
1999年9月18日，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追授王淦昌等科學家「兩彈一星功勛獎章」。
1996年，他捐款設立「王淦昌基礎教育獎勵基金會」。
「不行，王院長你不能進去，裏面已經有了核物質裝置，太危險了！你絕不能進去！」戰士和現場的同志們組成一道人牆，把王淦昌攔在外面。
西方世界知道王淦昌的名字的比中國人還多，這正是極有意思的一件事。那是因為西方傳媒在當局霸權主義思想引導下，對東方的社會主義大國的每一點發展都感到緊張和不舒服，特別是那些可以影響世界和象徵一個國家實力的核武器與尖端科學領域里所出現的任何一點事，西方當局和情報部門都要大肆渲染一番。
「淦昌，快來抱抱你的囡囡！」行前，王淦昌回到常熟老家，一進門，大哥興高采烈地抱出襁褓中的嬰兒塞在他的懷裡。王淦昌看了一眼，大驚：「怎麼是男囡？」「當然是男囡嘛！要不，我們全家非得讓你回來看一趟？！」大哥衝著滿身書生氣的王淦昌邊笑邊說。
當王淦昌的論文《關於探測中微子的一個建議》於1942年1月在美國《物理學評論》上發表后，立即引起美國著名物理學家阿倫的注意，他隨即按照王淦昌的建議進行實驗，並一舉獲得成功。這就是有名的「王淦昌—阿倫實驗」。10年後，阿倫與另一位物理學家戴維斯一起正式確定了俘獲中微子的完整實驗。又過了近40年，瑞典皇家科學院在1995年將當年度的諾貝爾物理獎頒發給了當年進行成功實驗的美國科學家。王淦昌對此沒有半點遺憾，相反他得悉消息后很為美國同行感到高興。他說：「物理學的成就還是應由實驗證實的，榮譽也應該給予那些最後做出結果的科學家。」可見王淦昌作為一名中國科學家的寬闊胸懷。
這一年，王淦昌的名字又出現在周恩來總理主持召開的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委員名單上。
1929年夏，王淦昌從清華大學畢業，吳有訓邀他留校當助教，並給了他一個獨立完成的實驗任務：測量清華園周圍氡氣的強度及每天的變化。這種測量，德國物理學家曾在世紀初的20年代就做過，但中國在王淦昌開始進行這項實驗前誰都沒有重視過。半年時間里，王淦昌嚴格按照吳有訓先生的要求，利用最簡單的器材，出色地完成了實驗，並寫出了北平地區有史以來第一份大氣中物理放射性現象研究的科學論文（事實上在中國也是首次）。吳有訓對他的成果非常滿意，親自將論文譯成英文，以《九_九_藏_書大氣中的放射性和北平天氣》為題，發表在清華大學的首期論文集上。1930年，在葉企孫、吳有訓的關心下，王淦昌考取江蘇省官費留學研究生，派遣到德國柏林大學……
「張副總長來啦！」工作人員趕緊趁機溜走，免得挨克。
「王先生，今天請您來，想讓您做一件重要的事情。請您參加領導原子彈的研製工作。」劉傑部長開門見山，「毛主席和黨中央已經作出決定，有人想卡我們，我們就要爭口氣！」我們中國也要造原子彈？！王淦昌一陣激動，他看看錢三強。錢三強朝他重重地點點頭。
「當時我們聽了中央的這一精神，既興奮，又緊張。興奮的是多年的夢就要實現了，緊張的是假如爆炸試驗中出一點差錯，怎麼對得起毛主席、黨中央和全國人民呢！」王淦昌在事後的幾十年，還這樣感慨。
「你們怎麼搞的？要是王先生有一絲閃失，我就槍斃你們！」基地的人還沒見張蘊鈺司令這麼嚴厲地訓斥過部下。
王淦昌女兒說：「年長后的父親有時坐下來在我們幾個兒女面前嘆氣說，咱們家的後代沒出一個傑出的人。他一說這話就立即受到了我們幾個子女的反擊。我們告訴他，我們家也不像別人家那樣有一個像你這樣的父親呀！老爺子一聽，問這是什麼意思？我們告訴他，就是說你也沒有一點像做父親的樣。父親一生是個天真的人，他聽了我們的話愣了半晌，很不服氣地說，我怎麼不像父親嘛？我一直做得很不錯嘛，雖然我知道在外面時間呆得長，可那是工作，是國家交給我的極其重要的工作呀。我們對他說，我們知道你是在為國家做重要工作，可你還是個父親，還要對家庭和子女負責！你這方面做好了嗎？老爺子聽了后就沉默不言了。有時對我們的話還特別生氣。不過隔了幾天後他見了我們又露出一副很天真的口吻說：『嘿嘿，真有趣，看來我在家裡對物理現象的對稱性實驗做得太差了，實在太差了！』這就是我們的父親。一個把一生心思全部撲在事業和國家利益上的科學家。」在王淦昌子女印象中，父親不是出國就是出差，一年到頭沒幾天能在家裡見得上他的影子。
王淦昌只管自己走，不理那一套，既然昨晚決定不坐車就永遠不坐車了！他從家門出來后直奔開往花園路的331路公共汽車站。他上了車，把大邵害苦了，開著「伏爾加」不快不慢地跟在公共汽車後面，一路上被後面大大小小的其他車子罵得狗血噴頭。331路車到站了，王淦昌從公共汽車下來后照樣步行，任憑大邵大呼小喊。
有一天，一輛全副武裝的吉普車橫衝直撞地開進基地禁區，警衛人員想攔住，結果反被對方繳械。誰敢這麼膽大妄為？原來一打聽，是那個通天人物毛遠新。
王淦昌是以一名忠於職守的科學家的態度在對待每一件生產和技術上的事，而在龐大的氫彈試驗的系統工程中，他又承擔著統率千軍萬馬跨越各種艱難險阻的重任。然而，王淦昌沒有而且不可能想到的事發生了。
王淦昌先生與我談起中國原子彈成功爆炸時感慨道：「物理科學上任何一種發現或通過物理現象進行的任何一種核試驗，沒有百次千次甚至上萬次實驗，那是天方夜譚！」王淦昌在物理學界的權威正是他從吳有訓先生那兒學到的實驗能力，他在科學實驗上的專心致志與心靈手巧的天才本領，連吳有訓都極為稱道。
1991年，王淦昌接受國家對「863計劃」作出貢獻的獎勵。
王淦昌看到人大公報上有自己的名字，心頭湧起的一股激動是旁人無法理解的，因為他根本不曾想到自己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加入到了國家政壇人物的行列，而且是以化名的身份出現。
郭永懷錶示完全同意。
這位著名的中國物理學奠基人在早年留學美國時就與他的導師康普頓一起研究X射線散射譜效應，後來他的導師在1927年獲得了諾貝爾物理獎，很大一部分功勞來自吳有訓的實驗，因為康普頓進行的X射線散射譜研究當時受到了另一位著名X射線專家杜安的攻擊，正是吳有訓證明了自己導師的研究具有普遍性，並以實驗駁斥了杜安的錯誤，所以國際上有人稱康普頓獲得的諾貝爾獎的X射線散射效應為「康普頓—吳效應」。王淦昌在晚年曾這樣比喻自己的恩師：「中國能夠擁有後來的原子彈的天地，如果沒有吳有訓先生當年手把手地教我們從擰螺絲釘開始進行實驗性的艱苦工作，那麼我們這些承擔國家核試驗的科學家至少可能晚十年八年才能把中國的原子彈送上天。」
王淦昌在柏林大學與諾貝爾獎失之交臂，至今仍被中國物理學界認為是極其可惜的事件，但王淦昌跟隨邁特內教授在柏林大學威廉皇家實驗室過的難忘歲月，使他領略和接受了許多國際物理科學的前沿知識與技術。1933年底，王淦昌在完成他的畢業論文之後，走訪了歐洲幾個著名實驗室，有幸見到了盧瑟神福、查德威克、埃利斯等他所敬仰的物理學大師，大開眼界，為日後從事獨立的科學實驗工作拓展了思路。1934年4月，他帶著「柏林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回到了祖國，然而此時的中國正被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蹂躪，中華民族陷入了深重的災難……
自泡利和費米對中微子的假說肯定之後，一時間，全世界的科學家幾乎都盯著中微子這個未出世的「金色小子」，並拚命想搶佔最先的發現權。居里夫婦、維克、貝特、派爾斯、阿爾圭雷茲等都先後上陣一試，但都沒能抱住中微子這個「金色小子」，其原因都是因為沒有掌握俘獲的正確辦法。
1988年，他與王大珩、于敏等物理學家向國務院提出將「激光核聚變」列入「863計劃」，並獲得批准。
「誰敢包圍我們的『灰樓』？那是毛主席和周總理都說過的國家絕密地方呀！為什麼要抄光召的家呀？他又沒做什麼壞事！我要到北京給他作證！」王淦昌是一個從來不知政治奧妙的老知識分子，他根本想不到別人告訴他的這些到底是怎麼回事。「說光召是『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那我們是什麼呀？『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怎麼為國家造原子彈嘛！瞎胡鬧。我要找聶元帥問問清楚！」王淦昌從來沒有這樣氣憤過。
進入60年代，自從美國奧本海默完成「曼哈頓計劃」，蘇聯的庫爾恰托夫院士也在斯大林元帥的緊逼下相繼完成多次原子彈試驗后，當時的蘇美兩個超級大國一方面為抑制對方的核試驗，一方面想使自己永遠保持在全世界的核霸地位，簽訂了限制在空中和地面核試驗條約。雖然這一條約對第三國並不存在約束力，然而畢竟核武器由於它所具有的巨大毀滅性後果，只要繼續不停地試驗，就會對自己的國土家園帶來環境與自然條件的嚴重破壞。地下核試驗在這種情況下首先被提了出來。中國總理是人民的總理，周恩來想在了所有中國領導人的前面。王淦昌在接受這一新命令后立即開始布置。10月，他與自己的學生、後來也成為傑出物理學家的程開甲教授（時任西北技術研究所所長），組織召開了我國首次地下核試驗講座。會議的主題非常明確：爭取在一兩年內將地面核試驗多數轉入地下。在這之後，王淦昌作為我國地下核試驗的直接組織者和領導者，全面擔起理論與設計的重任。繁重的工作使他不得不奔波于羅布泊和北京之間。然而這位年已6旬的老科學家不曾想到在他從事如此機密和重要的工作時，一場他根本弄不懂的劫難洪水猛獸般地向他襲來……
毛澤東笑呵呵地示意周恩來：「你說，你來向大家報告好消息吧。」在毛澤東面前，早已站滿了被接見的《東方紅》劇組的幾千名工作人員。
他是一座大山，一座讓中國揚眉吐氣的大山。
彭桓武是直性子，說這是我們科學方面的事，就是上面不說什麼，我們也要努力加速進展。
是嗎？聶帥又把頭轉向穿越于白雲間的「轟—6」戰機：嗯，好高嘛。它還在天空中轉悠，好你個傢伙！「快給我接通飛行員，問清到底是怎麼回事。馬上！」聶帥發脾氣了。
錢三強雖是研究所所長，但論資格比王淦昌「嫩」一點，故平時總稱呼王淦昌為「王先生」。於是他說：「王先生，這回我跟您一樣，什麼都不知道。學森也不知道是什麼事。」正在幾位科學家疑惑不解時，掌聲突然響起。王淦昌他們只見側門間走出周總理和陳毅、聶榮臻元帥。
「直接進行多級熱核試驗。」經周恩來總理批准，王淦昌他們又開始了新一輪氫彈試驗。
自進入「灰樓」或後來到青海高原的羅布泊基地，王淦昌雖然工作中再不用「王淦昌」這3個字記錄自己的生活與工作，但化名后的「王京」其實也沒有幾個人這麼叫他。無論從國家的總理到共和國的元帥，還是整天廝守在一起的同事，甚至那些「娃娃兵」們，全都叫他「老王」、「王先生」、「王老頭」，這是他聽得最多也最熟悉的呼喚。
王淦昌帶著地下核試驗成功的喜訊回到北京，然而當他回到那個熟悉的「灰樓」時，一切都突然變得陌生了。
「王老師，我們的實驗有結果了！我給您帶實驗報告來了！」這天，正在「灰樓」進行核彈緊張測試工作的王淦昌突然接到鄧錫銘的電話。他忍不住丟下手中的急活，說：「今晚你在賓館等我，啊，什麼地方都不要去。」鄧錫銘想說一聲「還是我去見您」，王淦昌電話已經掛了。「那是個異常寒冷的冬日。當時王淦昌先生已經年近花甲，但他蹬著自行車從中關村來到友誼賓館。外面下著雪，他進門時渾身上下都被雪水淋濕了。讓我好感動。」鄧錫銘在幾十年後回憶與王淦昌共同戰鬥的歲月，歷歷在目。「我們在王淦昌先生的指導下，利用我出差住的友誼賓館為基地，召集了當時激光慣性約束核聚變的幾位研究人員，開了幾天專業座談會。白天王淦昌先生很忙，我們只能湊他晚上時間。那段時間也怪，天天下雪下雨，特別寒冷。但王先生天天晚上自個兒蹬著自行車跑到賓館來，對我們這些年輕人教育極深。根據王先生的建議和意見，我們很快將激光慣性約束核聚變的打靶試驗不斷由實驗性轉向運用性方向發展，並在短時間內取得了可喜的進步。」然而由於體制上的分離，上海光機所的激光打靶實驗受技術與條件設備的影響，王淦昌得知后立即提出與他所在的二機部九院（核武器研究院）進行合作，並一針見血指出「合則成，分則敗」，「中國的科學研究條件達不到西方世界，因此我們就要學瞎子背瘸子的辦法來實現自己的目標。在激光聚變方面的實驗也是這樣，我們可能將來不及人家的多和快，但技術上我們要超過人家，特別是牌子上我們要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中國牌！』」而在這之前的漫長歲月里，王淦昌一邊埋頭于祖國的秘密核試驗研究，一邊始終不放鬆激光打靶的前沿科研。
15日的一天是在檢查再檢查中度過的。大爆炸前的十幾個小時是怎麼度過的，我問過數位參加原子彈試驗的人，他們都用了極其簡單的「太緊張」或「稀里糊塗」這樣的字眼來形容。
這個核裝置在安裝時我已看過，現在再看忽然覺得它已經具有了活的靈魂，莊嚴、純正，令人肅然起敬。檢查完后，方正知在塔上的最後一項工作是合上啟爆電纜的電閘。我把牆上貼著的那張操作規程順手取了下來，即時在上面簽了字：
當時王淦昌他們有兩種考慮：一是熱核聚變，如美國的氫彈試驗裝置用的就是一個很大的固定體，進行熱核聚變就算完成了氫彈試驗，這對王淦昌來說比較熟悉，他在研製原子彈時就成功探索了激光慣性約束核聚變，其本身就包含著這方面的突破；還有一種意見就是直接研製出能裝上導彈頭的氫彈。後來周恩來總理綜合各方面意見，提出了氫彈試驗也要像原子彈那樣小型化的見解，因此，王淦昌、朱光亞（時任副院長）和鄧稼先、周光召、于敏等統一了研製方向，即不求大而求「爆」的戰略決策。
只見王淦昌的臉上習慣地露了一下那孩童般的笑容，然後一字一句地說道：「我自己對我在1964年提出的激光引發氘核出中子的想法比較滿意，因為這在當時是個全新的概念，而且這種想法引出了後來成為慣性約束核聚變的重要科研題目，一旦這個科研題目得到實現，這將使人類徹底解決能源問題。」話音剛落，李政道等科學大師們帶頭熱烈鼓掌。是的，因為大家心裏清楚，王淦昌作為中國「兩彈元勛」，他的一生中最輝煌的和對中國作出特別貢獻的，無疑是領導和參与了原子彈和氫彈的成功研製；而作為傑出的物理學家，他早年在柏林大學提出的發現中子的建議、在抗日戰爭時的浙江大學里提出了中微子實驗方案，以及在蘇聯杜布納聯合研究所里發現反西格馬負超子等劃時代意義的成就，都可以歸為「滿意」的科學研究工作。
當時他的主要工作是抓縮小尺寸的局部聚合爆炸實驗。由於戈壁灘基地特殊的環境所決定，各種車間、工號、實驗場相距都十分遠，常常為辦一件事情，得清晨出發，晚上才能趕到。
「氣泡事件」對當時整個原子彈爆炸試驗前帶來不大不小的緊張氣氛。基地上上下下都知道了要在當年的「國慶」進行原子彈實驗核爆試驗，這一嚴重的技術問題如果處理不掉，勢必影響整個試驗的時間表。能不急嗎？基地司令員急，幾萬名將士急，聶榮臻、張愛萍等軍委領導急，毛澤東和周恩來急。
這無疑是黨中央對基地最高領導層做最後的一次檢查和動員，但爆炸時間卻沒有確定。「聽中央和毛主席的決定。」周恩來總理在會議臨結束時對在場的這些早已按捺不住的將軍們和科學家們這樣說，「在正式命令下達之前的時間里，我們不能有任何鬆懈，無論從技術還是從官兵的戰鬥情緒上，一定要一切從零做起……」王淦昌和將軍們如期回到羅布泊。基地所有人都明白，憑經驗，中國的許多重要事件，一般都發生在元旦、五一、七一這樣的喜慶日子。這回中央讓9月10日前做好一切準備，這等於告訴大家：國慶前將進行原子彈正式爆炸試驗！9月15日，9月20日，9月30日……國慶快到了，怎麼中央還沒有下達爆炸試驗命令？王淦昌也同大家想的一樣，該是國慶前的一天正式爆炸呀！可一直到國慶節那天，北京仍然沒有命令。
五一節清晨，原子彈的「心臟」——鈾芯正式安裝完畢，而且經王淦昌等科學家檢測合格。
事後有人說那兩天里的「王老頭」真的像個老頭，不管見什麼人，都要不停地問你這兒到底怎麼樣了？那兒到底有沒有問題？當別人清楚地告訴他什麼問題都沒有時，他反倒又朝你瞪眼睛：
我來到白雲崗指揮部的時候，張愛萍將軍說「K1」指令已經發出。這時炊事人員送來包子，老遠就聞到了香味，但吃到嘴裏卻一點也感覺不出來。吳際霖和我站在一起，這位核武器研製的領導者，我始終忘不了當時他的那種複雜表情，與平時的和顏悅色判若兩人。
已經解密的史料告訴我們，氫彈是利用原子彈的能量點燃氘和氚等氫核的自持聚變反應，並在瞬間釋放巨大能量的核武器，一個原子彈的威力可能是幾百至幾萬噸梯恩梯當量，但氫彈的當量則要大至幾千萬噸梯恩梯。可是並不是所有核武器都能在短時間內讓眾多科學家所能掌握的。美國人從原子彈試驗中得到啟示開始氫彈探索，他們的第一顆氫彈爆炸用了10年時間，蘇聯用了更長時間。中國總理對部下「用3年時間」爆炸氫彈的計劃很不滿意，可想中國的科學家又將面臨更緊張更艱巨的秘密歷程！「小黃，有一天我們要搞氫彈試驗，所以組織上決定把你的那個研究小組的專業研究內容作重大調整，進行輕核理論研究。這是一項非常艱巨的任務，可要注意保密啊！」一天，錢三強把30來歲的黃祖洽叫到自己的辦公室叮囑道。正是錢三強的這著棋，使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后，為中國科學家們開始進入氫彈正式研製爭取了寶貴的時間。
「我們的『娃娃博士』有什麼新聞？」總理問。
搞核試驗的人都清楚，冷試驗的10次效果可能就只抵一次熱試驗。為此王淦昌帶領大家付出了比原先多出幾倍甚至幾十倍的艱辛。正是在一次次冷試驗中，王淦昌他們很快解決了引爆設計中的許多關鍵技術。當實驗中得到的技術再到鄧稼先他們的理論研究之中進行「回爐」后，整個氫彈研究工作便進入了實質性的研製程序。
「我們希望也有點那個東西。」那一年，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與毛澤東在一起游泳，毛澤東向他伸出一個小手指。
王淦昌這個時候在哪裡？
我與王淦昌先生本來有約，請他細說一下在原子彈爆炸24小時內的每一個細微的工作與他的心情。因他後來突然離開人世而未能實現。我從郭光甄、蘇方學著的《娃娃博士鄧稼先》一書中見到了有關王淦昌和他弟子鄧稼先在大爆炸前的一段描寫，可以一窺這位大科學家當時的情景：
此時的王淦昌無可非議地成了有國際影響的著名科學家。1950年，郭沫若以中國科學院院長的身份，邀王淦昌赴京主持中國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組建工作，並全面啟動新中國的核物理科研。王淦昌感到內心無比舒坦，儘管當時條件並不比解放前好多少，但完全可以按照物理學的本身規律進行理論與實驗工作了，這對歷經了十幾年戰亂的王淦昌來說是太寶貴了。因為或許不是那十幾年的戰亂影響，他早已把諾貝爾獎牢牢揣在了懷內。
王淦昌離開夫人之後的心情非同尋常，因為他知道，中國的原子彈成功爆炸的時間不會太久了！在之前不久中國共產黨召開的一次全會上，根據毛澤東的建議，中國的原子彈試驗將要加快速度，因為東西方核武器威脅的氣焰越來越濃，毛澤東受不了這口窩囊氣。全會開完第二天，王淦昌被中南海的一個電話叫了去。
「上帝，毛澤東想幹什麼？難道他手中有100個奧本海默？」白宮一片驚恐。在他們看來，中國倘若沒有100個奧本海默，就不會在這麼短時間內將美國、蘇聯用了十幾年才走完的那條艱巨複雜而曲折漫長的「核歷程」，僅用短短兩年時間就全都走完了！可怕！可怕的中國人！可怕！可怕的「中國奧本海默」們！其實西方世界應當清楚，中國具有幾千年歷史，又是個「四大發明」之國，華人的聰明與智慧是超人的，一旦獲得可以充分發揮的機會，任何人間奇迹都會創造出來。
1999年5月8日晚上10點，當我剛從外地採訪順道回到江蘇常熟老家的父母親身邊時，電話鈴突然響起：
王淦昌的這一「奇想」是在1964年初，也正是前方原子彈研製的最緊要關頭，手頭的要緊事太多，關於激光慣性約束核聚變的事不得不放一下。1964年12月，當原子彈爆炸成功后，王淦昌等有功人員紛紛被毛澤東請到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會議上。有一天小組討論，王淦昌回單位取資料，說巧也巧，中科院上海光機研究所的鄧錫銘副研究員瞅見了匆匆而過的王淦昌，便一聲「王老師」把他叫住了。
王淦昌和鄧稼先等科學家們感覺這一次試驗似乎比兩年前進行原子彈試驗時還要緊張，原因是這一次大家心裏都沒多少底。「我到羅布泊不下10次，每次做這種試驗，心都提到嗓子眼上……記得有一次試驗，當量知道了，第二天才能知道物理試驗的具體結果。會不會沒有結果呢？那一夜睡不著，翻騰得厲害，真擔心啊！心慌、心跳、緊張、不安，非常之難受！我躺在床上，不敢動，也不好意思叫人，強忍著，現在想起來真后怕，那時我是40多歲，如果是晚幾年，心臟就會受不了，就會死在那兒了……知道成功了，五臟六腑和渾身的毛孔全都舒服極了……」于敏在十幾年後對作家彭繼超談起當年的心情時，充滿了真切感。
1997年夏，他被無名氏（至今仍未查悉）騎車人突然撞倒致重傷，住北京醫院數月。
「王院長，他們把大字報都貼出來了，您還是先躲幾天吧。」幾位好心人過來勸王淦昌。
我們今天應當懷著崇高的敬意，說一聲：「感謝錢三強。」因為正是這位有遠見的中國核武器研製戰略家，在王淦昌他們全力進行原子彈研製的同時，悄悄開始布置另一個「核戰略」——氫彈技術的基礎理論研究。
「成功啦！」不知是誰先喊了一聲，於是所有躲在掩體里的千軍萬馬齊聲高呼：「成功啦！」「我們成功啦！」那情景，王淦昌一輩子也忘不了：士兵們紛紛摘下自己頭上的帽子往空中扔去，將軍們互相捶拳，科學家們抱成一團……他們喊呀叫呀甚至罵呀，連王淦昌這樣年紀的「老頭兒」都興奮得跟著年輕人在地上亂蹦亂跳。王淦昌突然感覺兩眼模糊，用手抹一抹，原來是淚水，是激動的淚水！「王院長，我們成功啦！」「王先生，我們終於勝利啦！」鄧稼先、程開甲等科學家們一齊圍過來，一個勁兒地向王淦昌祝賀。
美國的霸權主義者害怕「中國奧本海默」，除上述原因外，他們感到格外恐懼的是：自1964年10月16日那次大爆炸后，中國的核試驗就像下凡的仙女在浪漫地散花，彷彿要把整個羅布泊的四季照個通體透亮。美國情報部門連續不斷地派了高空偵察機和無人駕駛間諜飛機飛越那塊令霸權主義者驚恐的「死亡之海」，而且得到的情報是：中國核試驗的研製速度、技術水平，太快太神，實在是不可思議！1964年10月16日第一顆塔綁式鈾球原子彈爆炸成功，當時的西方國家為了掩飾恐慌心理，惡意說中國的鈾球原子彈只是具有實驗性質的核試驗，從這一步到實用核爆炸至少還要5年。
臨出家門時王淦昌像往常一樣，覺得自己欠了妻子和孩子很多，可他又似乎習慣了，而且把這個「欠」字看得一點也不重（他子女的話）。
我們一起離開了鐵塔，我的車是最後離開的。走出幾百米，我又讓車停下來，向塔看了最後一眼。這座鐵塔在核爆炸后已經不再是本來面目，它的上部在那個驚天動地的瞬間化成了氣體，塔身殘骸扭曲著倒在地上，像一具巨大的恐龍骨架，更像一座造型奇特的紀念碑。22年後，這裏豎起了一個爆心紀念碑。其實，真正的紀念碑還是這座鐵塔。
1982年，美國海軍實驗室粒子束聚變研究室負責人庫珀斯坦博士在中國參觀了中國同行的實驗室，在聽取了王淦昌先生等中國科學家在加速器的物理和工程設計方面所做的工作，以及在實驗現場觀看了中國電子束打靶的結果后，稱讚中國的加速器物理設計考慮得比較周到細緻，把計算機的模擬計算方法也用於了加速器的設計。庫珀斯坦特別說，美國雖然也建造了許多台比中國規模大的加速器，但在物理設計方面所做的分析和計算不如中國全面和深刻。
「嘶——」飛行員徐克江駕駛著726號「轟—6」飛機準時從馬蘭機場起飛。聶帥和王淦昌等基地指揮員與科學家們始終盯著戰鷹，並且不時指指點點。8點整，徐克江的飛機進入空投區。地面指揮立即發出「10、9、8、7、6、……2、1——起爆！」的命令。
「沒沒，我在想我們還有什麼地方沒有考慮到或者哪個環節上有質量問題，我想回去后第一個任務就是先要看看那些線路接頭安裝得牢不牢。一想到這些，我就沒了其他心思啊，張將軍！」張愛萍把科學家的雙手放在自己胸前，對天長嘆一聲：「國寶，我終於明白總理為什麼這樣珍重您這樣的國寶啊！」「現在我下令：根據中央命令，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爆炸時間為1964年10月16日。從現在開始的48小時內，全體人員進入戰鬥狀態……」10月14日下午，張愛萍代表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在「石頭房」里向基地高級將領和王淦昌等技術領導者下達正式命令。
什麼事這麼急呀？王淦昌走進部長劉傑的辦公室時，見老朋友、好搭檔錢三強教授也在。錢三強此時是二機部副部長兼原子能所所長，王淦昌內心的緊張似乎減少了一半。
然而，地面上的大批判一浪比一浪高。當「惡二趙」赤|裸裸地批判王淦昌是「反動學術權威」、「笑嘻嘻地腐蝕青年人」時，一位同志實在看不下去，便責問造反派：「像王淦昌這樣好的專家，你們都要批判，那這個世界上就沒有好人！」就這麼一句話，這位同志竟然被「惡二趙」一夥抓了起來，並戴上了手銬，拉到刑場進行慘無人道的「假槍斃」。
一位九旬高齡的科學家在家門前的馬路邊散步時，被一個年輕的騎車人撞倒。那人見老人倒地后竟揚長而去。後來是過路人將他送到了醫院。這立刻使我想到了王淦昌。我當即打電話給他家，他的家人向我證實，被撞倒的正是王淦昌老先生！「現在王老先生怎麼樣啦？」「股骨骨折，一條腿不能動彈，醫生說至少得住院三個月……」該死的騎車人！你知不知道，王老先生一旦有個好歹，將給國家帶來多大損失？假如這一撞發生在30多年前，那中國的原子彈、氫彈就可能晚不知多少時候爆炸！據說王老先生被撞的消息在報界披露后，引起國內外震驚，他所住的北京醫院病房裡每天都有社會各界送來的鮮花，連整個走廊都堆得滿滿的。然而那個撞車人一直未露面，至今王淦昌老先生已經離世，那人仍逍遙在道德法庭之外。真是天理不容！王淦昌老先生住院期間仍沒有忘卻接受我採訪的事，終因傷勢嚴重被醫生勸阻。這是我深感極大遺憾的。因為後來沒過多長時間，我國一代核科學大師王淦昌先生就帶著他的未竟事業離我們而去了。在八寶山舉行的遺體告別儀式上，江澤民、李鵬、朱鎔基等國家領導人都送了花圈。
出於時局與形勢的考慮，羅布泊第一次大爆炸之後，中南海隨即決定搞氫彈戰略決策。就在王淦昌參加人大會議之時，他和並肩戰鬥在核武器試驗一線的核專家接到了毛澤東主席的又一道命令：「原子彈要有，氫彈也要有。」早在研製原子彈的同時，最高決策者已經把視線觸及了「別人有我們也應該有的」氫彈上。而這個「蛋」的威力遠比那個「蛋」要大得多，且其相關的技術當時也僅有美蘇英3國能夠掌握。從來就好勝的法國總統戴高樂將軍當時曾發誓要成為氫彈「老四」。這時，王淦昌、錢三強等中國頂級核物理學家對氫彈方面的技術一無所知。
「灰樓」現在依舊聳立在原地，周圍有了無數遠比它高大和宏偉的建築。往日的「灰樓」淹沒在鬧市之中的海淀花園路的中央地段。當我站在車水馬龍的大街上，望著百米之外的那座至今仍充滿神秘色彩的「灰樓」時，眼前突然升騰起那光徹天地的「蘑菇雲」……
「我看是可以實現的。」王淦昌認真地點點頭。
鄧稼先一愣，馬上哈哈大笑起來：「王先生，您有大智若愚、大悟大徹的頭，我等小輩怎能與您相提並論？」王淦昌還在獨自思索，嘿嘿自嘲：「不一樣就是不一樣！」說完，他才轉入正題，「論證怎麼樣了？」鄧稼先頓了頓，說：「同志們夜以繼日，估計能在預定的時間里完成，但大家已經感到有些頂不住了，好幾個人的腿都出現了浮腫……」「別說你們這些年輕人，你看王先生的腿也早已出現浮腫了。這不，他上午還在忙著跟中央聯繫，希望幫助解決所里工作人員的生活問題。」彭桓武正要為王淦昌提褲腿給鄧稼先看，被王淦昌擋住了：「你老彭也好不了哪兒去。」王淦昌告訴鄧稼先：「中央對我們這兒的事很關心，聽說還開了專門會議。告訴同志們，國家困難是明擺著的事，毛主席和周總理都不吃肉了，為的就是支持我們造出爭氣彈，我們大家要體諒中央，用實際行動把工作做好。」「是，我們一定要用實際行動把黨中央交給的任務做好！」鄧稼先發誓似的向王淦昌和彭桓武保證。
1998年12月，王淦昌逝世。江澤民、李鵬、朱鎔基等國家領導人和中外科學界著名人士、社會學界、教育界近千人送了花圈。
這是真的了！王淦昌只覺自己的手心熱得很。
王淦昌每每在臨睡前都要向理論部方向望上一眼，每一次他看到的都是通明的燈火……「太晚了，大家要注意身體。」好幾次他實在不忍心，進屋動員年輕的科學家們早點休息，但每一次都被「趕」了出來：「王院長，你都快60歲的人了，還常年待在戈壁灘吃沙泡夜睡帳篷床，我們加點班開個夜工，還不是受您老影響？什麼時候戈壁灘上見不著您的身影了，我們才敢偷懶呀！」有這些好小伙，中國還愁幹不成上天入地的事？王淦昌常常被這些聰明絕頂而又可愛的小夥子們所感動。但是科學畢竟不是「小兒的玩意兒」，核科學更不用說了，它是一門新科學，根據當時的實際，中國的戰略家們在周恩來總理直接指揮與組織下，採取了「龍頭三次方」合成作戰的戰略步驟。
核武器爆炸過程，實際是物理作用的過程。掌握它，還得回到核反應前的爆炸壓縮過程。怎樣掌握這個過程呢？
「王淦昌先生，根據『林副主席』的『一號命令』，我們決定把在北京的九院所有機構，遷至四川綿陽一帶，這是一次極其重要的大遷移工作，組織決定你也一起遷至那兒。」二機部「軍管委」正式通知王淦昌。
「你怎麼就敢保證沒有問題？」訓完，他又自己蹲下身子重新檢查，直到什麼問題也沒有發現才罷手，可等臨要離開時，又在嘮叨：「再一起想想，看到底有沒有問題呀！」他心頭的壓力實在太大了！14日傍晚7點20分原子彈放到鐵塔，當那個巨大的圓錐體「傢伙」傲然挺拔地聳立時，所有的人都緊張得有些不能自控，包括我們那些身經百戰的將軍們。
為了確保所有地下裝置與線路不出任何問題，王淦昌一面向各個環節與系統提出要求，同時親自深入洞內指揮和監督每道工序的操作和檢驗。
「報告總理，我們剛剛完成一次微縮原子彈模型爆炸試驗。一切正常。」王淦昌習慣地拍拍身上的塵埃，用科學家的準確語言向周恩來報告。
「朝鮮戰爭的親歷，使我也多少明白了中國要有自己的核武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遵照中央的指示，王淦昌和同事們幾年來日日夜夜盼望成功的原子彈爆炸試驗就要進入最後階段了。啊，羅布泊，「死亡之海」！在王淦昌心目中，羅布泊卻是個「希望之海」、「生命之海」。為了讓自己親手研究的「小太陽」在羅布泊誕生和燃燒，習慣用數字來演奏生命進行曲的王淦昌，時不時哼出幾聲「羅布泊，羅布泊，你是心中的太陽，夢中的維納斯……」為什麼要選擇羅布泊那樣的「死亡之海」進行舉世矚目的原子彈試驗？王淦昌對我近似天真的問話只是淡淡一笑，說那兒沒人，炸起來不會傷著什麼。說來也巧，世界上第一個成功試驗原子彈的美國人，當年選擇的試驗地也是「死亡之海」。王淦昌對美國人搞的那個「曼哈頓工程」心裏是清楚的，美國將軍格羅夫斯為了讓自己的國家在二戰後成為稱霸世界的頭號國家，要求奧本海默領導的數十萬研製人類第一個核武器的勇士們最先完成的就是能吃得起和經受得起「死亡之海」的苦。
「兩彈」成功爆炸之後的若干年裡，在「兩彈」研製中作出重大貢獻的一批著名科學家後來都從「國家特級機密」的帷幕後走到了政治和社會活動的前台，成了眾所周知的人物。而王淦昌是為數不多的幾個一直沒有走出神秘帷幕的「兩彈」研製工作的大科學家之一。其原因有二：一是中央決定王淦昌參与「兩彈」研製領導和組織工作時他已55歲了，是所有直接參与研製工作中年齡最大、資格最老的科學家。1980年2月，在鄧小平主持下的全國科學工作大會上，「科學是第一生產力」被確定，長期得不到應有政治待遇的「臭老九」們第一次有了走向政治舞台的機會。王淦昌此時已是73歲高齡了，他說，當國家領導人是要有管全面工作的大才的。我老了，有生之年再為中國核能事業做些業務工作便是最大欣慰。因而當與他並肩戰鬥十幾個春秋的「後生」們如錢三強、朱光亞、周光召等都成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或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工程院院長時，他則繼續埋頭在中國核能工作的第一線上，雖然那時他也有全國人大常委、全國科協副主席、中國核學會理事長等職務，但他依然是位不被公眾所知的神秘人物。二是研製「兩彈」是中國的最高機密，所有參与者即使是工地炊事員也得「三代貧僱農」出身，政治審查是最嚴格的，凡與「兩彈」研製工作沾點邊的幾十萬參与者中，幾乎是清一色的「中共黨員」，但王淦昌不是，而且是核心領導層中為數不多的非中共黨員決策者。王淦昌當時被推薦為「九院」副院長，直接負責「兩彈」研製的領導和組織工作，是毛澤東和周恩來親自批准的。從1961年4月走進那座「灰樓」起，他經歷了長達18年之久的隱姓埋名。他不僅是參与「兩彈」研製工作的科學家中隱姓埋名時間最長的一個，即使是可以公開身份之後的七八年中仍嚴格按照組織規定，極少露面，更不太用自己的真姓真名。
然而原子彈到底怎樣才能研製出來？當時中國雖然有錢三強、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懷等著名物理學家和朱光亞、鄧稼先、周光召等中堅力量，但畢竟過去誰都沒有直接接觸過原子彈以及研製工九-九-藏-書作，從何著手呢？
在杜布納原子核研究所的那段歷史，現今是共和國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王淦昌當年得力助手之一的周光召也有著難忘的感受。他說：「我和王先生在蘇聯杜布納原子核研究所工作時，他已經近50歲了，我們對當時迅速發展的高能物理都沒有經驗。王老作為中國組的組長，為了維護中國科學工作者的榮譽，組織大家從頭學起。每天晚上在中國同志內部開展互幫互學，王老自己毫不例外，與大家一起學習，以能者為師，不恥下問。很快，王老領導一個小組建成了蘇聯當時第一個大型丙烷氣泡室，並開展實驗工作……我們都知道，一個年近50歲的科學家要轉向新的學科領域，學習新的知識，是何等的困難。但王老以他高超的智慧、超人的精力和艱苦的學習戰勝了困難，不僅完成了這個轉變，而且很快就成了新領域中出色的專家。」王淦昌心裏清楚，他作為中國組的組長和原子核研究所副所長，身後不僅有一批來自社會主義國家的科學家，更有斯大林和毛澤東等領導人在看著他工作！當然，作為對手，美國人也在死死地盯著他。從當時的物理科學領域看，競爭也處在白熱化狀態。特別是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后，基礎科學中的物理基本粒子研究成了最熱門的前沿課題，加上政治家們狂熱的叫喊，對基本粒子與原子核之間相互作用及其轉化規律性的認識，成了當時著名科學家最醉心的研究項目。王淦昌執掌的又是最大能量的加速器，不搶先研究出成果實在有點說不過去。
好啊，你們說我「反動學術權威」，那我就「反動」吧。王淦昌作出一個「重大的決定」：
當年與王淦昌並肩戰鬥在羅布泊的同志告訴我，「王老頭」除了工作和技術，其他什麼都不在乎。穿的也是綠軍裝，住的也是帳篷，睡的也是木板床。雖然中央有指示，他的待遇應當跟基地司令級首長一樣，但見過王淦昌的人，實際上誰都不會相信他有那麼高的「待遇」。
王淦昌平時是個「好老頭」，從不跟別人計較什麼，埋頭業務工作，把國家和人民交給的任務視為生命去實現，這是他最大的樂趣和追求。他的女兒說過這樣一句話：「我父親從來不知道向單位和上面要點什麼，所以單位的人一說起我父親就是『王先生那裡不會有什麼事的』。他就是這樣的人，倒是我們這些兒女和家人被他常常弄得一肚子氣。」但王淦昌的大智大慧又決定了他不是一個別人想嘲弄就嘲弄、想污辱就污辱的人。「我是『反動學術權威』？反動的人可以參加國家最機密的核試驗？天下哪有你們這樣的『革命者』？『造反派』？」王淦昌平時本來就不善言辭，有話常常心裏說。
王淦昌於1929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物理系，他是第一屆清華物理系學生，班上的同學連他只有4個人。後來4人中的3人都成就卓著。王淦昌成為清華大學的第一屆物理系畢業生，奠定了他作為中國第一代物理學家的位置。當時引導他走上物理學之路的是中國物理學的開拓者葉企孫和吳有訓先生。初進清華大學時，王淦昌對化學課十分感興趣，後來聽了葉企孫先生的物理課才立志畢生獻身於物理科學事業。1926年3月8日，王淦昌經歷了一場終身難忘的生死考驗。那天，清華大學學生會集會，聲討日、美、英等國借口所謂的「大沽事件」，向中國政府發出最後通牒的荒唐行徑。後來集會變成了大遊行，清華、北大、師大、女師大等高校的學生都加入了遊行隊伍。在遊行隊伍向鐵獅子衚衕的段祺瑞政府前的廣場進發途中，全副武裝的軍警突然向學生開槍。走在遊行隊伍前面的王淦昌看見身邊一位同學倒在了血泊之中，他驚詫地抬頭時，又見女師大的兩位同學也慘叫一聲倒下了……王淦昌被亂了陣的人群擠到了牆角邊，才免於一難。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當時共死了47人，傷150多人，王淦昌的一位同班同學也犧牲在這次慘案之中。
「尊敬的邁特內教授，我知道您早在1922年就對R輻射與元素衰變的關係進行過實驗研究，並對其性質也作過一系列研究。最近我聽了科斯特斯教授關於博特先生的有關R輻射具有那麼強大的穿透力的介紹，我非常懷疑……」「嗯！什麼懷疑？我聽著呢，你說吧，密斯特王。」邁特內側了一下頭，繼續做著她的實驗。
然而核試驗畢竟不是「囡囡玩爆竹」，特別是原子彈爆炸實驗中一個關鍵性的技術就是怎麼實現炸藥的內爆問題，即如何使外層高能炸藥爆轟后所產生的衝擊波符合內爆的要求。這中間會涉及流體動力學等其他學科，王淦昌是實驗物理的高手，但流體動力學等畢竟不是專長。作為總技術負責人，他必須對每一門所涉及的技術有足夠的熟悉和運用能力。
可是人呢？人都到哪兒去了？王淦昌從北京飛抵羅布泊時，昔日人聲鼎沸的戰場，怎麼就見不著幾個人了？
王淦昌說什麼都不願住進去。「我同大家一樣，不搞特殊，帳篷很好。大家能住我為什麼不能？」王淦昌說啥也要搬到帳篷里跟他的「娃娃博士」和朱光亞這些年輕人住在一起，而且還加了一條理由，「我們可以隨時研究問題」。
「我馬上就來！」沒有顧得上喝口水，王淦昌便帶著衛兵和兩名助手，又趕往酒泉。
頓時，他看到被自己拋出的一個白色圓柱體，飛速地墜下，瞬間，一頂猛然張開的降落傘使勁地想拽住墜下的圓柱體，只見白色圓柱體在與地面即將撞擊的瞬間，一個巨大的「太陽」閃著強烈的光芒，亮徹天宇與大地之間……
1989年，王淦昌赴蘇聯杜布納訪問，被莫斯科大學授予名譽博士。
周恩來總理開始說話：「今天請大家來，只有一個任務，吃肉！算做我和兩位老總的一份感謝之心。」「嘻嘻……」總理的話剛落音，坐在王淦昌另一側的鄧稼先突然忍不住笑了起來。
1979年10月20日，72歲的王淦昌實現了他畢生的追求，成為一名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黨員。
經恩師葉企孫介紹，王淦昌先是在山東大學任教。由於當時山東是處於日本侵略者眼皮底下的一塊「東亞肥肉」，局勢動蕩，根本無法很好地在那裡進行教學與實驗。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盛邀他去浙江大學當物理教授。浙江大學離王淦昌的老家近，且又是一所名校，當時已在政界、教育界和學術界久負盛名的陳獨秀、邵飄萍、陳布雷等都是浙大畢業生。浙江大學的樸實和濃厚的學術風氣，是王淦昌所渴求的。於是，1936年暑假，王淦昌來到了浙江大學物理系，那年王淦昌不到而立之年，是浙大最年輕的教授。由於他長相細嫩且說話時易臉紅，所以浙大的師生們都親昵地稱他是「娃娃教授」。
1975年，美籍華裔著名科學家楊振寧回到中國，一次談起蘇聯當年的杜布納研究所時，對周恩來總理說：「杜布納唯一的成就便是反西格馬負超子的發現。」當杜布納科學城的科學家們歡呼發現反西格馬負超子這一偉大科學成果時，中國政府突然給正在莫斯科郊外的中國科學家王淦昌發來一份絕密電報：放棄手頭工作，立即回國接受新的任務。
於是一封以中央軍委名義的「特別公函」產生了。
「各位老帥和將軍們都聽到了吧？主席又一次下命令了：我們不僅要搞原子彈，也還要搞一點氫彈、洲際導彈。今後世界強國有的武器，我們也都得有一點。」周恩來炯炯有神的目光環視了一圈，口氣往上一提，「10年，主席給我們下達的是10年時間先要搞出原子彈、氫彈來，大家有沒有信心啊？」「有！」會上頓時響起一片歡呼。
中國人的拿手好戲是「游擊戰」，果不其然，1964年9月9日，這個時間離原子彈正式試驗的時間很近了，再不能讓美國人操縱的偵察機在我「絕密地區」的上空橫衝直撞了！空軍導彈營營長岳振華在這一天立了大功，他和戰友們一起「鎖住」了再次潛入我領空的U2飛機，以三發導彈擊中了它。為此，毛澤東、朱德親自接見了這位英雄的導彈營營長和導彈營全體官兵，在人民大會堂還召開了萬人慶祝大會。
「對啊，剛才這位同志改得好啊。」張愛萍將軍突然端起一隻水杯，「今天讓我以茶代酒，為諸位話別。我沒有發言稿，只有兩首詩送給大家。第一首是王昌齡的《出塞》：『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徵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在場的諸位是當今的龍城飛將。當然，那『胡馬』就是一直用核武器威脅我們的核霸主。有你們這些龍城飛將，我中華民族就不怕幾個『胡馬』了！第二首我要送給大家的也是王昌齡的，叫《從軍行》：『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這最後一句是全場所有科學家們齊聲朗誦的，場面真是地動山搖。「太感人了！我都流出眼淚了！」王淦昌一生研究了數項世界級頂尖科學技術，在語言表達上僅能用有限的幾個「太」字，然而這正是他那顆純真心靈最真實和坦蕩的寫照。沒有虛誇，沒有掩飾，只有直截了當的熾熱與坦率，以及對科學事業的執著追求。
這個報告謊稱我國在六十年代就「竊取」了他們的核情報，並且煞有介事地說到了我們的「情報部門」特別竊取了他們的「激光模擬核爆炸」技術。這種毫無根據的捏造，立即得到了中國政府的反擊。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趙啟正在5月31日針對美國的謊言，在記者招待會上嚴正指出：「《考克斯報告》荒唐可笑。我這裏順便告訴大家一個事實，《考克斯報告》中提到的激光模擬核爆炸，本來依據的是中國科學家王淦昌先生1964年得出的激光慣性約束核聚變思想，中國從來沒說其他國家使用這一思想是竊取。中國核武器是獨立自主開始研製的……」這段話很明確地表達了一個事實：中國的核武器研製理論與技術，都是由我國科學家自己研究出來的，而且有些技術如王淦昌的激光慣性約束核聚變理論不僅是我們中國自己研究核武器技術的寶貴財富，同時還被外國核試驗廣為運用。
正如楊振寧博士指出的那樣，自從1930年12月著名物理學家泡利先生為解釋衰變能譜的連續性提出中微子假說后，第二年6月又預言β射線連續譜應有明晰上限后，泡利在紐約的一家中國餐館里對他的朋友拉比聊天時這樣說：「我以為，原子核的發現，僅僅是我們對自然界基本粒子的剛剛開始，在那個原子的家庭里，除質子和電子外還有更英俊的『小子』存在，我認為它比先出世的所有原子家族裡的小子們都了不起！」半年之後，正在柏林大學讀書的王淦昌用CM計數器精確地測定出RAE的β譜上限，有力地支持了泡利的「狂想」。1934年，大物理學家費米以泡利和王淦昌對中微子假說為基礎，建立了著名的β衰變理論，費米的論文寄至英國《自然》周刊，結果被一句「它具有太多的空想，遠離了讀者所感興趣的實在」的評語而「槍斃」，幸虧費米後來把論文寄到德國另一家雜誌得以刊出，才使一項震驚世界的科學理論正式被承認。
好在我看到了張蘊鈺司令員寫的一篇題為《中國一日》的文章，他在文中細述了原子彈爆炸前那扣人心弦的情景——……在10月15日那天晚上，我不知道在整個試驗場區有多少人沒有睡覺，至少在那個晚上沒有人能像以往睡得踏實。多少年後我還記得那天晚上的月相：上弦月，呈半圓形，從順時針方向看，右邊發亮。試驗場上幾處強烈的燈光在朦朧的月色下卻有些顯得暗淡昏黃。我們住的帳篷內非常安靜，聽不見以往熟悉的呼嚕聲。在躺下之前我們都互相催促過，但能否真正睡著卻又是另一回事。
9月中旬，王淦昌等基地技術與行政負責人全部被北京叫了去。
「為試驗發展中國核武器作貢獻是頂頂光榮的事」，成了千軍萬馬的戰鬥號角。然而，被「革命」和「造反」弄得神魂顛倒的中國人已經難以控制自己的狂熱，就連國家一級機密單位的人也跟著發瘋與發高燒。
當時，負責核心技術的科學家們進行著兩大系統方面的決戰：一是原子彈的整體理論設計；二是王淦昌他們的實際爆炸試驗。「十七號工地」是完成後一任務。統率這支「爆炸隊伍」的除王淦昌外，還有郭永懷、程開甲、陳能寬和蘇耀光等人，都是實驗物理學、炸藥學、爆轟學、電子學方面的權威人物。在他們手下，有方正之、錢晉、任益民、陳黨宜、劉長祿、林傳騮、孫維昌等數十位有專長的年輕人，組成兩個小組進行操作性的爆炸工作。工作條件的艱苦程度難以想象。大家都吃住在帳篷里，工地又正好在風沙口上，有時一頓飯會逢上幾次刮沙，一碗飯里半碗是沙。可小夥子們誰都沒怨言。為啥？一方面他們知道這是在為國家從事一項最光榮和了不起的事業，一方面像王淦昌這樣的大科學家與他們同吃同住，甚至有時比他們過得還要艱苦，還說什麼？
1980年2月，他被推選為新成立的中國核學會理事長，同時還被選為中國科協副主席。這一年，他進中南海為中央領導同志作了題為《核能——當代重要能源之一》的報告，從此致力於中國核電站和其他核能科研的領導與組織工作。
「對對，看到了！真的像蜘蛛網呀！」助手們頓時歡呼起來，圍著王淦昌讓他給這個新奇的粒子起個名字，因為這新奇的粒子一旦向外宣布，將震驚整個世界。
「……你看新聞了嗎？北約把我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炸了！今天大學生們和不少市民都到大街上遊行呢！」在北京的妻子告訴我一個晴天霹靂般的消息。
我急忙打開父母一直用著的那台黑白14寸電視機，看到我駐南使館被炸的血淋淋的場面和首都大學生們在美國駐華使館前憤怒聲討的鏡頭……這一夜對許多中國人來說是個不寧靜的日子。我睡不著，並且一直在思考著這樣一個問題：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為什麼竟然在全世界面前悍然發動對我駐南使館的野蠻轟炸？
「坐坐，大家都圍著飯桌坐下。」周總理一邊跟科學家一一握手，一邊招呼大家坐下。錢三強和錢學森坐在總理的左右手，王淦昌在聶榮臻元帥的邊上，與周總理面對面。
「萬歲！毛主席萬歲！」「萬歲！共產黨萬歲！」「萬歲！中國萬歲！」人民大會堂內的歡呼聲，飛向天空，飛向神州大地……
其實你們的這些情況毛主席和黨中央也都知道。現在全國人民的日子都不好過，毛主席都不吃肉哪！但是國家再窮，我們不能不搞國防，不進行爭氣彈試驗！所以，你們的肚子要先吃飽，吃飽了才能造爭氣彈。我先向你們報告一個好消息，你們的老部長、現在剛剛到東北局任書記的宋任窮上將想著你們，一下從東北給你們調了5萬斤大豆來！大豆是好營養品喲！王先生，你們先享用著如何？」王淦昌連忙代表全所科技人員謝過陳老總和聶老總：「太感謝中央和兩位老總的關懷，還有宋任窮部長。」陳毅哈哈大笑之後，一把拉過王淦昌的手，輕聲道：「你那個……搞得怎麼樣了？什麼時候可以響起來？我都等不及了！」「現在已經進入最後階段的數據論證，應該不會很長時間了！」王淦昌回答得非常肯定。
「為了工作需要，不用真名可也得有個化名吧？總不能叫我們王先生阿狗阿貓呀！」劉傑的一句話，使氣氛異常的辦公室里響出了一陣笑聲。
在張蘊鈺的視野里沒有見到他的身影，這是為什麼？這是因為王淦昌仍在布置一項項比司令員啟動大爆炸似乎還重要的工作，那便是大爆炸后的科學數據的測試與採樣——這是驗證原子彈爆炸必須和最重要的事。將軍和士兵們可以看到「蘑菇雲」就算完成任務了，可對科學家來說，大爆炸僅僅是表象，獲得各項數據和採集到各種樣本才是根本的。王淦昌在忙著大爆炸前必須交代完的幾十項細微的事。但畢竟眼前的大爆炸是最輝煌的，作為核武器的主要技術領導者，王淦昌比所有參加試驗的官兵和將士們更期待親眼看到自己研製的「小太陽」閃出萬丈光芒！一切安排就緒，但這並不意味就沒有什麼事做了。從決定16日爆炸試驗倒計時48小時開始，所有技術問題已經全部準確無誤地完成了。然而這不能按捺得住王淦昌那顆懸在嗓門口的心。
「毛主席號召做的事絕不能耽誤！」「特別公函」所到之處，全都「堅決擁護」。
「稼先和于敏兄在這方面是行家，有他們的理論功底，再加上我們這些人配合，應該不成問題。」周光召說。
「中國的希望，淦昌也。」竺可楨抖著小鬍子，情不自禁地搖頭晃腦起來。
「小夥子們，今天請你們到我家去一趟。」第二天，王淦昌讓後勤要來一輛車，然後叫上兩名年輕同志跟他上了車。兩個小夥子一聽樂了，心想王先生是否又要請他們嘗嘗他家鄉的陽澄湖大閘蟹。到了王家，這兩個小夥子知道「上當了」：原來，王淦昌讓他們從床底下拉出一大堆「古董」來。
我突然摸了摸裝在我口袋中的那把能夠啟爆這個核裝置的鑰匙。
丈夫一年四季沒幾天在家，即使回家也等於多了個連喝茶端碗都得伺候的「少爺公子」。後來孩子大了，對他們的媽說：「爸的毛病都是你給慣出來的，你要不給他泡茶看他渴了怎麼辦？」吳月琴偷著笑了，心想你們知道啥？你們爸是有學問的人，在外面教書做事都是用腦，回家還不讓他靜靜心。
「K2」指令發出，我回到自己的位置。
這座大山早已在我們面前聳立，儘管許多人不知其名，那是因為他實在太高太大。而這座大山支撐的，正是中華民族在20世紀構築起的象徵科學與國力的那個神秘的核世界。這座大山就是被國際人士稱為「中國核武器之父」的王淦昌院士。
王淦昌到聯合研究所工作時，正是國際上利用高能加速器進行基本粒子研究的第一代工作時期。他以準確的科學判斷力，根據當時面臨的各種前沿課題，結合聯合高能加速器的特點，提出了兩個研究方向：一是尋找粒子（包括髮現各種超子反粒子）；二是系統地研究高能核作用下各種基本粒子的產生規律。科學家發現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理論預言的實驗，這種發現是有既定方向的，只要選好技術路線，一般來說會有所發現；另一種是帶有偶然性的，就是在眾多的實驗結果中察覺到異常點，並進行確認，這種工作對實驗工作人員的要求就相對的更高一些。而且前者的科學發現，其價值一般比不上後者。王淦昌在設計研究課題時，對這兩種工作都給予重視：新粒子的發現有一定偶然性，而利用人類所掌握的實驗資料研究基本粒子相互作用則必然會有結果。利用高能量加速器打擊核靶，既可以產生新的粒子，也可以對研究基本粒子在核作用過程中的產生規律提供許多新的信息。王淦昌選擇的兩個研究方向，正好發揮了聯合研究質子同步穩相加速器的能量優勢。如果把科研工作比做一首交響曲的話，那麼，按照王淦昌的編排，樂曲的展開，都是以由他親自負責的尋找新粒子課題為主旋律，並輔以兩個平等出現的旋律——研究在高能核作用下奇異粒子的產生規律（由丁大釗和另一位蘇聯同志負責）和介子與質子相互作用的研究（由王祝翔負責，後來把其中非彈性作用的一部分分析工作划給另一個由蘇聯工作人員為主的研究組）。當然，研究組的主攻方向是尋找新粒子。這是具有挑戰性的課題，難度自不待言，可以說具有一定的風險。因為聯合所高能加速器建成后，人們都期望能儘快利用它做出突破性的成果。王淦昌要求不論誰分配在哪個課題組，在觀察原始實驗資料時，都要為這個主攻方向積累資料。
「王先生，張愛萍將軍明天要帶你們去古樓蘭！」像成千上萬的工作人員一樣，王淦昌也焦急地等待著北京下達爆炸命令。當聽部下有人這樣通知他時，不免奇怪地反問：「張將軍讓我們到古樓蘭幹什麼？」「聽說是帶你們去散散心，那兒有很多魚螺化石呢！」「什麼什麼？去拾魚螺化石？」王淦昌火冒三丈，「我不去不去！都什麼時候了，誰有那份閑心呀，不去！」「是王先生說不去呀？哈哈哈……」正在說著話時，帳篷外傳來熟悉的聲音。
1980年，在他和另一位著名光學專家王大珩的推動下，中國第一台大功率激光裝置成功，並又經3年的運行調試和打靶實驗，於1987年獲得國家級鑒定，正式命名這個在國防和現代科研技術上有廣泛用途的裝置為「神光」。
1956年9月，王淦昌在莫斯科出席杜布納原子核研究所成立大會後，中國政府給他下達了一項特殊使命：留在這個研究所，與蘇聯同志一起利用這兒世界上最先進的高能加速器進行更好的科學研製工作，新中國也迫切需要核物理科研成果，說不定以後我們還要搞更重要的核科學工作呢！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國際格局出現了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這種有你就沒有我的冷戰狀態，必然造成兩大陣營之間在軍事和政治上的激烈攀比與鬥爭。特別是以原子彈為標誌的核武器的誕生，使與核武器密切相關的核物理實驗研究變得更加搶手。為了對付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蘇聯政府制定了幫助各社會主義國家發展核物理基礎研究的計劃，杜布納研究所的成立便是實施這一計劃的首要部署。中國政府不失時機地選派了最具發展潛力的核物理學家到此進行「充電」，除了王淦昌外，還有周光召和丁大釗、胡寧等。此時，王淦昌的學生李政道和另一位華裔科學家楊振寧先生一起在美國留學期間，提出了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恆原理，揭示了弱相互作用的性質，從而獲得這一年的諾貝爾獎。王淦昌既為自己的學生高興，同時也憋著一股勁：努力工作；爭取為國家早日拿出成果！
不久，正當我忙著為採訪作準備時，突然有一天在《人民日報》上看到了一則驚人的消息：
其實在王淦昌的性格里，似乎很難找到他有什麼值得一提的浪漫情調。書本、圖紙、公式、實驗，是他全部的生命內容和興趣所在。從不張揚自己，從不挑剔別人，從不計較組織，在無形的生活空間正正規規地要求著自己，在枯燥乏味的公式里尋求和豐富著自己人生的樂趣，以及在奧妙無窮的科學世界里不斷探求未知與發現新奇，這是他生命的全部特徵。王淦昌一生活了91歲，組織上和他的學生多次為他祝過壽，但在所有的祝壽中，都沒有比得上他在80壽辰時那個熱烈而隆重的場面。
「報告聶帥：北京來電。」「不接！」「是總理的。」聶帥這才接過話筒：「是總理啊，我沒有完成好您和毛主席交給的任務呀。」「怎麼回事呢？是技術故障？人員有沒有傷亡？」這是總理關切而焦急的聲音，「……好，沒有傷亡就好。告訴徐克江同志，請沉著冷靜，不要緊張。」總理和聶帥的指示傳到了白雲間的戰機上。機長徐克江定了定神，將拇指貼向自動投擲器，然後用力一按……
「王先生，您快上車吧！您越這樣，人家越會注意您的。」「伏爾加」里的大邵一邊把車擋和油門開得最低，一邊急紅了臉跟在王淦昌的後面不停地叫喚。
「同去的有同所的一位助理研究員小林，還有日壇醫院的桓興教授和一名部隊同志……我們後來經過實地測試，沒有發現任何原子武器的散裂物。志願軍同志們反映的殺傷力很大的炮可能是一種『氣浪彈』新型火炮，但絕對不是原子炮什麼的。其實那時我們對原子武器的知識很貧乏，現在看起來十分幼稚。因為即使當量很小的原子彈，由於其爆炸后溫度很高，不可能留下塊狀的彈片。我們的同志為什麼懷疑美國人可能使用了原子武器呢？這是有原因的。自二戰時美國人在日本扔下兩顆原子彈后，特別是朝鮮戰爭開始后，美國人多次揚言要動用原子彈來轟炸朝鮮和中國重要城市。事隔幾十年後，據美國五角大樓透露，當年美國確實曾多次把原子彈轟炸朝鮮和中國的計劃拿出來過，只是害怕發生新的世界大戰而擱置了。但美國人掌握原子彈后流露出的那種霸權主義的嘴臉是越來越清楚了。
「王先生，是不是有什麼不舒服？」張愛萍關切地問道。
不用說，鄧稼先和周光召本來就是研究所的超級數學天才，工作的認真和賣力自然不用多說。有一天，鄧稼先剛從辦公室出來，便遇上了王淦昌。「娃娃博士」是有名的技術尖子，平時研究所里的人對他恭敬三分，但「娃娃博士」唯獨害怕比他年紀大一截、在學術上有世界影響的王淦昌。
李覺還是軍人作風，「啪」的一個立正：「報告陳老總，我在給科學家們點饅頭！」「新聞新聞，將軍給科學家點饅頭！」陳毅一聽就興緻勃勃，「你點一下，夠我們科學家同志一人幾個饅頭？」「這……」李覺為難地低下頭。
「王先生，您能到我的病榻前站一站，我就感到自己這年輕輕的一生獻身給祖國的核科學工作沒吃虧……」小盧拉著大名鼎鼎的王淦昌的手，淚流滿面地說道。
王淦昌吐出了一句真言：「不輕鬆，太不輕鬆了！」聶帥聽后，默默地點點頭，因為這僅僅是開始，真正意義上的氫彈大爆炸還有太多的路要走。可此時此刻的聶帥心頭不由湧起了難以形容的憂鬱：唉，羅布泊的「大太陽」雖然升起，可當量級的熱核聚變還有很長的距離。但聶帥最擔心的不僅是這些，他擔心的是一場已經開始襲擊神州大地的劫難……
王淦昌一面安慰小盧，一面找到醫院領導，希望他們儘力搶救年輕科學工作者的生命。為了讓小盧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感受到中國核物理同行們的關懷之情，王淦昌特意多留一些時間在醫院，陪著他聊天，給他剝香蕉……在場的醫生和護士都深為感動。幾天後，小盧離開了人世。彌留之際，他特意讓家人拿來錄音機，向他尊敬的王淦昌先生錄了一段充滿深情的告別話。王淦昌後來聽了小盧用生命中最後一點力氣說的話，長長地嘆了聲：「為了中國的強大，多少人在他們不該離別人世的時間走了，我們活著的人還有什麼可怨言的呢？努力吧！」努力吧，這就是王淦昌一生的座右銘。
造原子彈1997年的那個夏日，我問過王淦昌先生：「你當時真的沒預感到國家高層領導有朝一日讓你去研製原子彈？」90歲的王淦昌準確地回答我：「怎麼沒有預感到呢？我是搞核物理的，當然知道先進的國家都在把物理科學技術運用於國防和軍事上，核武器是我們核物理科學工作成果在四五十年代的最終體現。我們新中國從成立開始就注意這個問題，從錢三強教授把我從浙江大學調到北京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那天起，我們就制定了新中國物理科學的前沿課題，其中之一就是核物理研究。當然真的要搞原子彈，還是我從蘇聯回國接受命令后才知道的。」中國搞原子彈是被逼出來的。代號「596工程」便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與赫魯曉夫為代表的蘇聯政府針鋒相對時上馬的。
「王淦昌先生的建議可是件大事呀，咱們得抓緊辦！」張勁夫同志當即表示贊同。中國的激光慣性約束核聚變工作便迅速得到了重視和開展，而此時的美、英、法、德、日等國還沒有想到此事呢！
據後來了解，「林副主席」的「一號命令」共有5條內容：一是蘇聯談判代表團於10月20日來北京會談，對此要提高警惕；二是為防止蘇聯利用談判做煙幕對我軍進行突然襲擊，全軍各部隊要立即將重武器和重要目標隱藏起來；三是通信聯絡要保持通暢；四是國防工業要抓緊武器彈藥的生產；五是導彈部隊要隨時做好發射的準備。
即將工作的啟動控制系統是可靠的。主控站的門口堆放著許多沙袋，這些都是用來堵塞門洞的，以防止衝擊波的壓力。在上甘嶺作戰中我們也使用過米袋和面袋來構築工事，今天這一方法又派上了用場。事實證明沒有比這種辦法更經濟和更有利於爭取時間了。
中微子的發現，使諾貝爾獎又一次與王淦昌擦肩而過。對此，他有如下見解：「由此看來，諾貝爾獎並不是高不可攀的，中國人完全有能力獲得此獎項。一是要選准課題，確有重大理論或實用價值；二是要鍥而不捨，持之以恆，花上幾年甚至幾十年的工夫。」王淦昌生前留下的這段話，值得中國科學家們認真地品味和理解。
「好，太好了。看來我們有希望按照毛主席要求的時間完成原子彈的成功試驗嘛！」周恩來興奮地握住王淦昌的手，「下一步王先生看來又得讓你更辛苦了。中央已經正式決定，你們在『十七號工地』上的試驗要搬到西邊去了……」王淦昌聽了很激動，他明白周恩來所說的「西邊」，就是原子彈的引爆地——他和千千萬萬參与原子彈研製的科學家們嚮往的地方——羅布泊。
「鄧主任和王先生說得對，第一步我們就要抓原理研究，我想只要方向對頭，應該是可以突破的。」于敏充滿信心地說。
至於王淦昌他們急需要的一些部件，更是催張三張三說要「革命」沒時間，催李四李四講「批判」還沒完。「這樣還能幹事嗎？勿來事勿來事！」王淦昌一著急就冒出幾句別人半懂半不懂的常熟話來。
「惡二趙」無可奈何地硬著頭皮開會傳達，然而基地的廣大幹部群眾和指戰員恨透了這兩個人，沒有人理他們。這一下，「惡二趙」反倒緊張起來了。他們明白，「文革」重要，可核試驗也不是件小事，每次核試驗執行的都是鐵的紀律和鐵的命令，跟打仗沒有兩樣，誰真要耽誤了，或者在試驗過程中出了什麼事故，那可是天塌下來的事，誰頂得住呀？「惡二趙」只得極不情願地張羅人開工，但已經陷入混亂的基地竟然到了想動也動不了的地步。
錢三強先生說的後來這個由二機部和中科院雙重領導的「原子能研究所」，自蘇聯背信棄義撕毀同我國一切合作協議后，經毛澤東同志親自批准，成了後來專司負責研製中國核武器的「九院」（二機部第九研究院），也稱二機部「九局」和「九所」。「九院」在六七十年代里，是毛澤東為首的第一代領導人心中的「寶貝疙瘩」，在國家高級機密會議上常被念叨。
「王老，你得住進『高間』。」一到高原，基地司令和先前到那兒的李覺將軍就把王淦昌接進被基地同志們叫做「高幹房間」的石頭房子里。所謂的「高間」實際上是戰士們用小石頭壘起的一明兩暗的3間10平方米的掩蔽建築，這是專門為軍委領導準備的。
「頭！為什麼我們三個人的頭都不一樣呢？」王淦昌突然摸摸自己已顯「光天化日」的腦袋問鄧稼先和彭桓武。
周恩來在西花廳接見了從蘇聯回來的中國物理學家，關切地問王淦昌：「在杜布納的幾年還好嗎？我們的人都從那邊撤回來了嗎？」「按照中央部署，大部分人已經撤回來了。大家現在都已經到各自的崗位報到，情緒十分高漲。」「這很好。你們在杜布納聯合所的一批同志都是我們國家核物理的骨幹力量，毛主席和黨中央對你們寄予巨大希望。主席今天還特別指出，第一步，我們要用五六年時間把原子彈造出來；再用四五年把氫彈、洲陸導彈搞出來。你認為可能性大不大？」周恩來將詢問的目光投向物理學專家。
「你們都給我閃開，技術方面的問題，我有權負責處理。誰也別想擋得住我，走開，讓我進去！」王淦昌扒開人牆，指揮工兵迅速拆除封口，貓著身子鑽進深深的山洞之中……
有一日，上海復旦大學的謝希德教授見到了王淦昌：「王先生，您最近關注過激光嗎？聽說這種東西在國際科學界成了熱門話題。」王淦昌先是一愣，然後又異常敏感地反問道：「激光？我怎麼不清楚？」謝教授這一問，使正在專註研製原子彈的王淦昌意外地萌發了一個想法，「激光不是具有強度特別大、方向性好、單色性和相干性好的四大特點嗎，尤其是前兩種，如果把它引用到核物理實驗中，不就可以創造出更神奇的效果來嗎！」於是不久，王淦昌便想出了激光打擊氘化鈾靶產生中子的想法，而這實際上就是用激光打靶實現慣性約束核聚變的科學概念的雛形。
「美國的張伯倫和塞格雷算什麼？比起我們的『北極熊』，他們的高能加速器只能算小毛驢。小毛驢怎麼能與我們雄健的北極熊較量？哈哈哈……」蘇聯朋友自豪地拍打著自己造的10GeV高能加速器，用猩紅的眼睛盯著王淦昌等中國朋友，半醒半醉地說道：「我們一起……一起把美國佬趕到大西洋里，喂……喂鯊魚去！密斯特王，知道你是了不起的科學家，我們全看你的了。啊，來來，為我們的蘇維埃，為我們的斯大林同志乾杯！」王淦昌不會喝酒，尤其是蘇聯的那種烈性酒，他一生中最多能喝幾口常熟老家的那種米酒，但在蘇聯朋友的盛情邀請下，沒喝酒心卻快醉了！那天，中國專家第一次來到莫斯科郊外，王淦昌和周光召、丁大釗等漫步在四周是鬱鬱蔥蔥的原始森林的伏爾加河、杜布納河邊，頓覺心曠神怡。之後，他們再沒有時間進行如此悠閑地散步了，每天必須有十幾小時甚至近20小時站在那台龐大的高能加速器旁，或連續幾天在見不著一絲光亮的雲室內……王淦昌開始是作為課題組長指揮中國助手們的，後來擔任了聯合研究所副所長，手下不僅有中國科學家九-九-藏-書，還有蘇聯、越南、民主德國、波蘭等國的幾十名學者。王淦昌成了整個研究所的一名指揮官，一名向世界科學技術最前沿衝鋒的指揮官。
至此，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已經誕生。
——題記
毛澤東的命令發出后，二機部部長劉傑召集部下迅速寫出了「3年到5年能爆炸氫彈」的報告，送到總理辦公桌上，周恩來馬上告訴劉傑：「3年才能爆炸氫彈，太慢了，要快！」可以看出，中國領導人對發展核武器的心情太迫切了。
「王老，你年歲大了，有我各路精兵強將在，你還有什麼不放心？」司令員張蘊鈺和李覺院長勸王淦昌不要擔當累差。但王淦昌說什麼也不聽：「如今最後一步了，而且部件運送的安全與否，責任重大，我是總管技術和生產的，不去，出了問題怎麼向總理交代？不行，我一定得去！」「好吧。王老要去，警衛部隊的同志聽著，你們要像保護原子彈部件一樣一絲不苟保護好王院長，出了一點問題，軍紀嚴處！」張司令員吩咐手下的一名師長。
王淦昌兩隻眼睛一下瞪得老大：「我躲什麼呀？周總理交代的任務誰來完成？氡氣就是有毒嘛，他們懂什麼？同志們長期在洞內，不注意防護就是要傷身體的嘛！我叫大家注意點有什麼錯？他們這樣批判我，我要向總理彙報，看看我到底有沒有錯！」老科學家較起勁來誰都拉不住他，「什麼叫『活命哲學』？我們是搞科學的，科學講究的是實事求是嘛！」正是老科學家的一顆愛國的赤誠之心，影響了全基地參加地下核試驗的將士與科技人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試驗準備工作熱火朝天地進行著。
「我說把那『無』字改成『有』字為好。」有人說。
「最後我提議：我們這些在座的王淦昌先生的學生，應當像王先生一樣，勤奮工作到老！」李政道端起杯子，第一個將酒一飲而盡。
大爆炸「老太婆，快幫我把衣服準備好，要帶些棉的。」王淦昌回到家裡，便衝著正在為孩子們準備飯菜的夫人嚷嚷道。
「那怎麼行！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一場史無前例的革命群眾運動，廣大群眾不參加還叫什麼運動，誰都別想破壞這場偉大運動的開展！」「惡二趙」氣勢洶洶，根本沒把王淦昌這個「總指揮」放在眼裡。王淦昌是個忠於職守的人，想不到碰了如此一鼻子灰！當天，他用機密電話向北京彙報了基地的情況。
毛澤東又笑了，對著話筒朝周恩來說：「今天應當由你講，今天一定由你講。」周恩來頓時露出燦爛的笑容。他走近話筒，用目光掃了一眼全場，說：「請同志們坐下。因為我們的合影架子還要接待很多人，我怕你們一高興把它跺塌了！」全場一片哄堂大笑。
我們3人走下吊籃之後，李覺將軍又特地囑咐卷揚機手：「請把毛主席像降下來，忘記了就是政治事故。」我們對面而立彼此相看著。這些日子在共同的工作中我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之後不久他又回到他的青海大草原去。「苦命」的將軍，一生戎馬倥傯，從西藏到青海，從青海到羅布泊，在這裏他才能夠呼吸到充足的空氣。他喜歡考古，一個念念不忘的心愿就是到周口店去考察那裡的北京猿人遺址……
就在王淦昌的建議被導師無情拒絕，居里夫婦同樣鑽了牛角尖的一個多月後，劍橋大學卡文迪許實驗室的查德威克先生像王淦昌一樣，懷疑博特和居里夫婦認定的R輻射效應，他認為R輻射不可能有這樣大的能量，便像王淦昌設想的利用雲室，採用線性放大器質子所產生的脈衝進行一個一個測量，並將其與電子所產生的脈衝分解，結果發現質子的數量奇多，與當時物理學界普遍認為的R射線的理論不符。查德威克認為從鈹源放射出的是一種新的物質組成的輻射，於是他連續奮戰數日，終於證實了這種粒子是一種質量與質子相近的中性粒子，即被後人稱為的中子。查德威克同時還認為這種粒子是原子核的主要組成部分。
「好，我們向中央報告，以求儘快投入原理研究。同時也把實驗迅速開展起來，同步進行，一旦有突破，合二為一，時間就能搶住了。」王淦昌說。
1930年秋天，景色迷人的柏林迎來了一位風華正茂、才華橫溢的中國青年。
王淦昌的女兒其實並不太了解他的為人，在核試驗的千軍萬馬中，他是一個最有人緣的大科學家，與他一起工作過的年輕人都說：「王老先生是個大好人。」幾乎在王淦昌手下當過學生和助手的人都能回憶起幾件難忘的事，無論是獲得諾貝爾獎的李政道和同樣排在中國「兩彈元勛」之列的朱光亞、周光召、鄧稼先這樣的傑出科學家，還是曾經擔任過王淦昌秘書、司機一類的普通工作人員，許多人異口同聲地告訴我：「王先生對我們的幫助，絕對不僅僅在事業和學術上，他平常對大家的體貼關心的程度勝過對他自己。」曾經有人說過這樣的話：「與原子彈打交道的人，每天都在與死神擁抱。」這是說由於核物質很多是屬於放射性的，做實驗和研究的工作人員確實難免會患上各種惡性疾病，比如從事過核工作的人患癌症的比例就相當高。英年早逝的鄧稼先便是一例。
「同志們，你們誰能背誦唐代大詩人王維的《送元二使安西》一詩？」時任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的張愛萍將軍在科學家「西行」前的動員大會上，上來就給大家出了一道題。
「當然是你們可以用來嚇唬美國人的原子彈嘛！」「什麼？你們也要搞它？」赫魯曉夫先是一愣，隨即直晃腦袋，「不行不行，那東西要花很多很多錢。你們現在的主要任務是搞經濟。至於軍事上，有我們給你們張著核保護傘，兄弟的中國人民和毛澤東同志你就只管放心。」毛澤東再也沒有理會對方，獨自躺在游泳池旁的沙發上一支接一支地抽著「熊貓煙」……
「請總理放心，我們一定全力以赴。」50多歲的王淦昌像一名剛上戰場的年輕戰士，站起身子，腳又用力一攏。
王淦昌看了看他，信任地點點頭：「你晚上到我辦公室，我把已經寫好的一份論文稿給你看，它會幫助你指導實驗的。」當晚，鄧錫銘從王淦昌手中拿到了一份20頁的論文稿。幾天後，鄧錫銘把王淦昌的建議直接向時任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副院長的張勁夫同志作了彙報。
「走，今天太累了，你帶我到王府井轉轉。」王淦昌往車裡一坐。許久，司機毫無反應。他火了，「怎麼回事？我的話沒聽到？」「王先生，對不起。你的話我都聽到了，但我不能帶你去。」司機一臉委屈。
值得重重寫一筆的是，在這之後的70多年裡，王淦昌從一名鄉下學子，成為世界著名的大科學家，而他的夫人一直就是那位比他大三歲的結髮妻子吳月琴，大科學家與她共生了三女二兒，孩子相繼出生時，幾乎都是在王淦昌讀大學或在國外留學期間。王淦昌一生從事科學事業和肩負國家的特殊使命，從來沒有管過一天家裡的事。正是這位文化不高的夫人帶大了三女二兒，並讓孩子們一個個讀上大學，當上了科技工作者、人民教師和國家幹部。在王淦昌家做客時，當我第一次見到這對身份懸殊的老夫妻竟能和睦親愛地結合了近八十個春秋時，心頭不由升起一股深深的敬意。94歲高齡的吳月琴老太太身子骨依舊硬朗，說話走路麻利乾脆，全然不顯半點遲鈍，她的家人告訴我，老太太現在還堅持搶著上廚房為「老頭子」做飯，我聽后忍不住大為驚嘆……
「我來！」一位年輕的物理學家應聲而出，「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好，記憶不錯！」張愛萍熱烈鼓掌后說，「今天這個動員會我想把它改為『詩歌研討會』。剛才那首詩，我看有個字可以改一下。現在請諸位不吝賜教！誰先來？」方才還很緊張的會場一下活躍了起來。
在返回途中我先到了主控制站，在主控站的領導同志還有基地的鄧易飛副政委和基地研究所副所長程開甲教授。程開甲教授是1950年從英國歸來的學者和技術負責人，是一位真正的老師。在試驗各項準備工作就緒后，他曾不止一次地對我說：「它不能不響。」他薄薄的嘴唇顫抖著，那樣子像是在對原子彈詛咒和祈禱。爆炸后我又見到他——這個試驗方案的制訂者，並對他說：「這一回，你是張飛的鬍子——滿臉。」在主控站，我將啟動控制台的鑰匙交給了在那裡負責指揮的張震寰同志。
這回他火了，一連幾天在心裏罵人。
「這次我要去西邊。那兒天涼嘛！」「西邊！西邊是啥地方？大姑娘、二姑娘和遵明都說今年要回家看看，你不是說好，在家等他們嗎？怎麼說話老不算數？沒見幾個囡都對你意見大著呢！」夫人吳月琴心裏有氣這是自然的。因為在她的生活中，她這一輩子似乎嫁給了一個只知道在外跑而連家都極少呆得住的丈夫。剛進王家門那幾年，當時僅17歲的她，稀里糊塗地嫁給了還是「學生囡囡」的王淦昌，一守就是好幾年空房。先是他上清華大學，后又到德國留學，這一晃前後就是六七年，可她卻在這期間由一名小媳婦變成了兩個孩子的母親。叫吳月琴哭笑不得的是，她的有博士文憑的丈夫留洋回家一看到自己的孩子搶著叫他「爸爸」時，竟然躲在一邊滿臉的不好意思！吳月琴出生在鄉下一個醫生家庭，與其他農家姑娘沒有啥不同，不折不扣地按照舊式家庭的要求做著一個賢惠妻子應該做的一切。與別人家小媳婦不同的是，她的丈夫是個有大學問的教授，而且定期給她和孩子們寄錢。這使得她心裏感到有種超越于別的女人的優勢。她因此也就任勞任怨地把家裡所有的活全包在了身上。都說南方的女人能幹，可吳月琴不幹行嗎？
1966年10月27日，當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還在忙於派高空間諜飛機採集中國空爆樣品時，新華社又傳出了一則驚人新聞——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新聞公報：中國在本國國土上，成功地進行了導彈核武器試驗，導彈飛行正常，核彈頭在它預定的距離，精確地命中目標，實現核爆炸……
「那一天王先生從青海回到北京，我開著他的伏爾加專車去接他上班。在他將要鑽進車內時，王先生突然站住了，然後繞到車子後面，站在那兒半天一動不動。我急了，以為出了什麼事。過去一看，原來後車的玻璃上又被造反派貼了張標語，寫著『反動學術權威』幾個大字。我看到王先生的臉色氣得發白，嘴唇微微顫抖著。
王淦昌在漫長的一生中完成了數項影響中國社會乃至國際社會的科學研究，但在90歲高齡時與我這位小他半個世紀的科學門外漢談話時，說他一生中最後悔的一件事就是年輕時沒有堅持一次重要的實驗活動：「如果那一次我堅持了，別說我王淦昌一定不會是今天的王淦昌，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分量也可能大不一樣！」那天他是用自嘲的口氣說這番話的，但後來當我了解真情后則實實在在地相信了這確是每個中國人都應該牢記的一個非常惋惜的事件——王淦昌到柏林大學后，有一個傑出的導師——著名的女物理學家、柏林大學第一位女教授邁特內。邁特內的個人能力確實不容忽視，連愛因斯坦都評價她說是「天賦高於居里夫人的『我們的居里夫人』」。王淦昌是她唯一的中國留學生。在邁特內手下當研究生的日子，王淦昌是終身難忘的，女導師對科學研究的超人能力使他從井底探出頭顱看天下。
「真有趣！太令人高興了！嘿嘿，太有趣了！」王淦昌的弟子們見他們的恩師說的仍然是那類「太有趣」、「太高興」的話，忍俊不禁地更加放聲大笑起來。
「哎，圓乎乎的，正像個『胖子』。」不知誰說了一句，惹得大夥都把頭湊到王淦昌筆下，「這不，還真像個胖子哩！」「嘿嘿。有趣，是有點像。」王淦昌又一次露出天真的笑容，說：「那就叫它『胖子』吧！」其實，像這樣在一個個實驗中創立的新技術、新方法，後來連王淦昌自己都記不清到底有多少了。原子彈太複雜，從孩子那樣捏泥團團到將幾十噸的龐然大物送入高空成功爆炸，王淦昌和無數科學家所付出的艱辛和探索不計其數。
原子彈的核爆炸過程之巨大，可以摧毀一個城市與區域。在這複雜而巨大的爆炸過程中，王淦昌需要回答一切必須回答的問題，同時還要與實驗的結果相符。為了弄清這些高難度的問題，王淦昌會幾天甚至幾個月不能靜下心來。
1987年，王淦昌主持國家「神光」激光裝置鑒定會，並在80壽辰時發表有關中國激光研究的重要論文。
鄧稼先不負眾望，很快另闢蹊徑，並和于敏的研究成果形成了著名的「鄧—于理論方案」。
有人說：「基地機密雖多，但有『王老頭』這個活晴雨表，我們不比司令員知道得少。」這話多少也能說明一些問題。
就在這時，一向被外界視為「蒼蠅也飛不進」的羅布泊也發生了一連串荒唐的事。
有一位國家領導人在現場這樣評價過王淦昌，說像王淦昌這樣只知幹活不知回報不計名利的大科學家，在世界上也是極少極少的。我們用王淦昌，就像用自然界的水和空氣一樣，好像根本沒有想過一分錢的成本。
三位副院長便是主管核試驗研究的王淦昌、主管理論研究的彭桓武和主管設計研究的郭永懷。朱光亞、鄧稼先、周光召則是王淦昌手下的研究室負責人，極富才能且十分年輕。從1961年初起，「九院」的骨幹格局一直沿襲至1978年。後來李覺不再兼任院長了，由時任二機部副部長的王淦昌兼任院長，直至1982年9月。朱光亞和鄧稼先、周光召等也先後升任為副院長、院長職務。
一次，王淦昌和隨行幾個要員剛到烏魯木齊機場就聽到激烈的槍聲，通往基地試驗場的通道被造反派們死死地把守著。「怎麼辦？我們帶的都是機密資料，可不能被壞人搶走啊！」王淦昌著急得在原地轉圈。
「不過我要提醒大家：眼下到處都在貼大字報、抄家，可這樣的風我絕不允許它刮到基地來，也不允許它對準在我們這兒辛辛苦苦工作的科學家們。我們這兒是什麼地方？我們這些人是幹什麼的？是毛主席、黨中央親自領導指揮的最高機密單位呀，亂沖亂批還了得！大家放心，有我在，你們該幹什麼還幹什麼。誰要想動你們或者想在基地上打主意，我和幾位老帥都說了，那就拿我們的命一起抵上！」王淦昌他們聽完聶榮臻的這番話，內心泛起無比感激的巨瀾。尤其是周光召，這位已經被衝擊得不輕的科學家，身體又有病，在聶帥親自過問和保護下，才使他擺脫了造反派們的無理糾纏，來到基地重新參加激動人心的核試驗。
「老彭、老郭你們看看怎麼辦？」王淦昌問他的老夥計。
遠望戈壁灘似乎一展如平海，可當你坐在吉普車上飛速行進時，屁股就像坐在搓板上一樣難受。年近花甲的王淦昌幾乎每天都得在千里寬闊的戈壁灘上來來回回奔波。
1986年，他與王大珩等著名科學家向黨中央提出跟蹤國外高新技術發展的建議，即著名的「中國863計劃」。
「我們剛剛進行了一次釹玻璃激光器試驗，發現在激光束的聚焦點上，空氣被擊穿后光軸上出現了一連串火球。我們不知道那是種什麼現象，正想請您幫著解釋呢？」「真的？」王淦昌一聽驚訝地叫起來，「這是個新奇問題。太有趣了！來來，我們坐下來談。」王淦昌隨手把手中的一份報紙往旁邊的一個石階上一放，自己先往上一坐，隨即招呼小鄧：「你知道嘛，我最近正在設想用激光束打擊靶子的實驗方法，如果這個方法在實驗中成功，熱核聚變問題將得到解決，那將又是一大科學貢獻！」「王老師，請您把這個任務交給我吧，我們一定按照您的要求完成好。」鄧錫銘聽后特別激動。
1998年夏季的一天，王淦昌曾經說過，我一生重要的科學工作並沒什麼，對一名科學家來說，追求新的發明創造與新的發現才是真本事。王淦昌畢竟是位真正意義上的大科學家，他把人類研製的一種最強有力的武器及幾項有可能獲得最高科學獎的發現和發明並沒有放在「最滿意」的工作成就之列。僅此，我們也足可以見到一位科學大師的寬闊、深遠與慈善胸懷。
「K3」指令發出后，儀器設備進入自動化程序。9、8、7、6……讀秒的聲音讓我感到了一種無法形容的激動和緊張。我屏住了呼吸，我們面對著爆心的方向，戴著深度黑色的防護眼鏡，頭朝下低著，等待著最後時刻的降臨……
「讓我再進洞看一遍。」同每一次核試驗之前一樣，王淦昌堅持要在最後時刻親自檢查一下裝置和線路。當在場的人看到老先生吃力地彎著腰在低矮的「貓耳洞」里鑽進鑽出時，誰都會感動。
周恩來和毛澤東會心地笑了。「喲，主席，我要先走了。那頭我還有些急事去安排。」周恩來看看表，急忙跟毛澤東和諸位老帥與將軍們打了聲招呼，驅車回到中南海西花廳。周恩來說的急事，就是根據中央指示，儘快把王淦昌等一批中國物理學家接回來，以防不測。事後，秘密從蘇聯撤回中國物理學家的行動便開始了。王淦昌是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一位。他借口回國彙報工作，從此離開了杜布納。
又一次震撼天地的巨響！聽聽傲慢的美國人這回還能說什麼。多麼不容易啊！美國人在沉默了24小時后，開始裝出一副阿Q嘴臉，說中國的導彈核試驗「是在預見的時間之內進行的」。嘿，這真是極其難受的「大度」！1967年6月17日，羅布泊試驗場地的上空出現了一個白色的圓柱體——它在湛藍的天空中被高速飛行的飛機拋出，猶如蔚藍色海洋中一個浮沉著的深水炸彈。它使勁地拽著降落傘，搖晃，飄飛，尋覓，滑行……越來越遠，越來越遠，只剩下一個小小的白點，一個只能憑感覺而不能憑視覺捕捉的白點。突然——白光！白光，無所不在的白光，亮徹天宇的白光！就在人們因強烈的震撼稍稍眯了眯眼的剎那間，白光中現出了金色，猶如一個新生的更為壯觀的太陽，將另一個太陽擠向一邊，那個在大自然中具有永恆意義的太陽竟然被擠成了一個小小的無光彩的彈丸。一片奪目的暈眩。茫然之中是燦爛的光海。核火，在這一刻超越了太陽。崇拜太陽的人在這一刻意識到了人類自身的力量的燃燒。一切都按照預先的軌跡運行。火球的上方漸漸出現了草帽形的白色雲團，雲團悠悠地旋著，旋著，變成了一朵白色蘑菇雲。在這數10公里高10公里寬的蘑菇雲頂部，是黑墨色的穹廬……許久許久，人們的耳鼓中留有兩聲驚心的巨響。一聲來自前方的巨響是巨大的火球的爆裂，而另一聲更為驚心的巨響，是來自背後的綿綿無盡的天山山脈的迴響……（摘自彭繼超《東方巨響》）
「誰敢沖核試驗基地，就給我統統逮起來，一個也不放！」聶帥火了。一道命令下達，那個「中央文革小組」派來的要員毛遠新被官兵們押進一間小黑屋。
中國同樣不例外。羅布泊的選擇與保密是中國政府的最高機密，即使這樣，美國還是先後派出了U2偵察機通過台灣機場入侵我領空，特別是對我原子彈研製基地羅布泊地區進行偵察與騷擾。「把老美的『黑貓小姐』給我打下來！」毛澤東火了，命令剛剛組建的導彈營幹掉美國的U2偵察機。那時中國的空軍防空力量太薄弱了，龐大的領空只有一個導彈營，怎麼打？
科學家為自己熱愛的事業而發狂，政治家們則利用科學家的科研成果而瘋狂稱王稱霸。王淦昌從20世紀30年代初在柏林大學留學的日子里已經感受到了這一點，因此這決定了他後來一輩子獻身自己民族的科學強國實踐。
「這是中央給您定的紀律。王府井那兒有不少日本人，您一露面，說不準有人認出您來，所以我們不能去……」「喲，我把這事給忘了。」王淦昌回過神來，連忙給司機作揖，「對不起，對不起。」說完，他無奈地瞅瞅四周，獨自往「灰樓」旁邊那塊荒地走去……
「我給大家出一個題目：今後的高能物理實驗方嚮應該如何選擇？這是頂頂重要的。我比你們先離開聯合所，你們也要做好馬上回國的準備。回去后我們的條件比這兒差了，但新中國的物理科學實驗不能停止！怎麼辦呢？我們心裏必須有數。這是我離開杜布納留給大家的最後一道題，你們回答好，我心裏就踏實了。這比給我開個隆重的歡送會要開心得多！」王淦昌說完自個兒又樂起來，「真有意思！」弟子們一下也跟著樂了，像往常一樣，又你一言我一語地「開起仗」來了……「要我看，王先生的方法也不是最理想的。」有人當著王淦昌的面在黑板上划拉著，而這樣的事在杜布納聯合所是常有的事。導師與學生進行角色的交換，在王淦昌的身上不算是新鮮事兒。這不，已經打好領帶準備回國的王淦昌，還是以一顆平常心坐在台下聽自己的學生髮表高論。
這時，坐在一旁的汪容被人輕輕用胳膊捅了一下：「快看，王先生幹嗎了。」汪容轉頭一瞅，差點笑出聲。原來，聚精會神的王淦昌竟然不知什麼時候從沙發上「出溜」了下來，蹲坐在地毯上竟毫無察覺。「先生，您還是坐起來舒服些。」汪容將他扶起，王淦昌似乎仍然沒有感覺似的兩眼直盯著黑板……
「王先生在工作中是最講效率的，誰拖延工作就得挨他訓。有一次他讓理論部主任鄧稼先完成一項計劃，鄧晚了一天，被王淦昌狠狠地批了一通。」朱光亞同志曾提到當年「王老批『娃娃博士』的趣聞。」鄧稼先後來在研製兩彈中起了重要作用，堪稱「兩彈元勛」之一。那時鄧稼先和周光召等都是王淦昌手下的幹將，所以王淦昌對他們的要求自然格外嚴格。
1952年，世界上第一例利用慣性約束的方式成功地進行了氫彈試驗。但之後的科學家們試圖用受控熱核聚變來解決人類能源問題的努力都沒有任何實質性的進展。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是世界上激光誕生的黃金歲月。而這段時間的王淦昌正在蘇聯杜布納研究所，後來回國后又投身到了秘密的原子彈研製工作中去。
「怎麼樣，我們一起來給王老辦個漂漂亮亮，熱熱鬧鬧的祝壽會？」「還用問？早等你老兄這句話了！」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核工業部、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中國核學會的幾位領導電話一商量，一場「私辦」的祝壽會變成了「官方」的。最後，私方、官方意見統一。
兩天後，中南海又傳來電話，要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懷和鄧稼先等幾個主要負責人到總理辦公室。電話里沒有說什麼事，只說不用帶任何文件資料。王淦昌感到有些奇怪，因為每次周總理邀他們去，大多是聽彙報和徵求意見一類，所以他提前總會得到一些通知，或準備一些材料什麼的。
空中投擲氫彈爆炸成功后，王淦昌接到周恩來的指示：著手研究地下核試驗。
自然，在一線負責技術和生產的王淦昌就更急了！根據當時酒泉工藝車間負責人祝麟芳回憶：自一批濃鈾235在蘭州氣體擴散廠生產出來后，經毛澤東親自批准，第一套合格的鈾235部件正式在酒泉原子能聯合企業的工藝車間開始組合。這個鈾235部件是原子彈的「心臟」。原子彈是個比人的生命體更為複雜的特殊「生命體」，其「心臟」出現「氣泡」就意味著爆炸試驗徹底「泡湯」。不用多說，「氣泡」問題已經牽動了無數人的心了。王淦昌趕到酒泉時，負責鈾芯技術的物理學家姜聖階總工程師早已忙得不可開交，並正在發動技術與生產骨幹找問題找原因。大家一致的意見是：繼續重複試驗！說來容易，做起來就比較艱巨和困難，當時我們國內即使是生產最精密的高新技術產品，用的卻是最原始的設備。酒泉廠消滅「氣泡」的整個戰鬥就是這個狀況。技術人員和工人同志們無法上馬，靠著真正意義上的自力更生精神，一爐一爐地重複著試驗，一絲不苟地查找問題，終於在大家的努力下，徹底消滅了「氣泡」這個幽靈。
王淦昌思維的活躍和驚人的記憶力，使我消除了採訪的疑慮，於是給他留下了一長串問題，並另約其他時間長談。他爽朗地答應了，告別時他在我筆記本上寫了一行「希望你將來成為大文豪」的題詞。
「天都熱了，你要帶棉的幹啥呀！」夫人一邊忙著自己手頭的活，一邊不解地回頭問王淦昌。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時，王淦昌在黑色防護鏡下看到距他23公里遠的爆心點突然閃了一道強光，只聽一聲驚天動地的巨響，隨即大地開始劇烈地顫抖……在他前方有一顆碩大的火球轟鳴著、怒吼著，以雷霆萬鈞之勢，攜著百米高的沙塵，迅速托起一個蘑菇狀煙雲……
「王先生，主席的精神已經給你傳達了。看來國際形勢需要我們把『596工程』計劃往前趕。我知道這對你們來說擔子就更重了。但這就是政治。政治是常常不依我們個人意志為轉移的。今天請你來，一方面就是想聽聽你的意見，一方面我們共同想些行之有效的辦法。」總理說這話時，有意把自己的椅子往前挪動了一下。王淦昌頓時感到職責的神聖。
王淦昌不像美國的奧本海默那麼輕鬆，因為奧本海默是第一個試驗原子彈的人，即使不成功也還可以進行第二、第三次試驗，反正別人拿他沒辦法。王淦昌也不可能像蘇聯的科學家那麼幸運，因為斯大林給蘇聯科學家的任務是「必須超過美國人的，不超過的我不想要」！毛澤東和中國人民被隔海的美國人天天在用原子彈威脅，而「北極熊」更是張著大嘴巴要你好看呢！王淦昌沒有退路。
王淦昌和杜布納原子核研究所的首要任務是如何選擇研究方向，這好比決戰前的指揮方案，制定得好，就勝利了一半，反之就可能斷送整個戰役。由王乃彥院士審校，李瑞芝、孫曉光、常甲辰編著的《核物理學家王淦昌》中記述了當年王淦昌領導中國科學家和兄弟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學者們，利用蘇聯高能加速器進行一系列實驗探索和完成了一項世界性影響的科學發現的過程。
這是飛行員的問題。
「嗯，有點像當兵的樣。」周恩來說完，自己先笑了起來，「聽說你化名了？叫——」「王京，北京的京。」「好王京同志，老規矩，今晚還是請你從物理學的角度給我介紹介紹原子彈所需要的一切物質基礎準備……」據王淦昌的隨身司機介紹，那些年裡，他時不時需要在節假日或晚上，送王淦昌到中南海西花廳的總理辦公處。在那兒，王淦昌或向周恩來彙報工作，或是周恩來請他上一節「原子彈知識課」。「王先生常常一進西花廳就是好幾個小時，幾乎每次從西花廳出來后，他不是先回家，而是讓我把車開到他的辦公室。他總說總理又提出了一個新問題，我必須儘快找到正確答案。所以我常常見王先生為此而開夜車，有時一開就是一個通宵……」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歲月，對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中國領導人來說，國際國內的種種壓力彷彿每時每刻都會像「陣陣黑雲」襲來，王淦昌從總理的急切之中感受到了所肩負的重任。
「向王先生學習，多為國家作貢獻！」已經是院士或在學術領域大名鼎鼎的王淦昌的學生們，齊聲高喊。
「聽說法國的戴高樂要當『氫彈老四』，我想我們絕不能當『老五』，爭取把戴高樂比下去！」鄧稼先的話又引起了一片歡欣鼓舞。
從1956年9月到1960年12月24日離開杜布納原子核研究所的4年多時間里，王淦昌認為這是他一生從事科學實驗工作最得心應手的好時光，不僅因為這兒的生活條件很好，比在柏林大學留學和在浙江大學工作時不知要好多少倍，更重要的是這兒有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高能加速器。美國人在1955年有了第一台6.4GeV級高能質子加速器，但蘇聯這台高能加速器是10GeV級的，超過「老美」的級別。有了高能加速器就意味著可以在研究反粒子領域獲得最快捷的途徑，美國科學家張伯倫和塞格雷僅在美國高能加速器建成幾個月，就利用它發現了反質子，因此獲得了諾貝爾獎。蘇聯高能加速器是最高能量的加速器，在當時，世界物理學界誰擁有了高能加速器，誰就可以去擁抱諾貝爾獎，誰就能主宰東西方世界。杜布納原子核研究所的建立，就是以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陣營希望利用最先進的技術設備與西方世界在尖端科技領域搏一搏。在剛到杜布納原子核研究所時，蘇聯朋友在用伏爾加葡萄酒招待中國客人時就流露出了這種強烈的願望。
有一次王淦昌與周總理見面，他就直撞撞地請求道：「總理，我真想請求能以我的真名出國訪問。那樣的話，我可以從不少朋友那裡帶回一些在他們看來是根本用不著的『垃圾資料』和『垃圾設備』。」周恩來聽后笑了：「王先生，你只要一出去，即使撿垃圾，人家情報部門照樣會把你抓起來。知道嗎？自從你們幾位著名科學家突然從日常生活中『消失』后，好幾次有外賓問我是怎麼回事？問我們是不是也在進行『曼哈頓工程』？我只能用外交辭令告訴他們，『王淦昌等先生做著他們所一直從事的專業，很忙，所以不大露面嘛。』你要是往國外一跑，那帝國主義的情報機構可是巴不得呢！」關於中國科學家怎樣在完全被人封鎖的條件下研製出了原子彈等核武器一事的秘密，幾十年來一直是西方世界為之不解的一個謎團，也是西方敵對分子經常攻擊我們的一大「嚼舌頭根」的事。直到今天，當北約野蠻轟炸南斯拉夫，悍然襲擊我駐南使館事件發生后，美國人一方面狡辯，一方面又無中生有地炮製了一個《考克斯報告》。
大爆炸仍然在王淦昌的注視下獲得預期的成功。
「大家過來一下，看看這張『蜘蛛網』奇特嗎？它就是我們夢寐以求的反超子！」一天，王淦昌突然驚呼他的助手們，讓他們都過去仔細看一下氣泡室里出現的一個奇迹。
1969年9月23日，王淦昌和參加試驗的上萬人在幾十公裡外的山巔上，親眼看到了在天山支脈的一個山體上揚起滾滾塵埃。從千米地下發出的陣陣悶雷，回蕩在天山南北……
「全體集合！準備行動！」此時，從中南海傳來一聲號令。這句暗語告訴所有參与原子彈試驗與生產的部門，原子彈安裝開始！各路兵馬向羅布泊集中……
由子氫彈的原理比原子彈複雜得多，雖然鄧稼先、于敏他們把熱核聚變原理的研究完成了，但從原理到實驗、到核爆炸成功，這過程又是極其艱難和漫長的。王淦昌是實驗高手，但氫彈試驗卻讓他費盡心思。首先是那個核裝置本身就夠他動足腦筋的。「假如能用不帶核反應的冷試驗解決問題，都用冷試驗解決，這樣來提高熱試驗的成功率，儘可能減少熱試驗的次數。」這是他日夜思考的問題。王淦昌多次從周恩來總理的口中得知：為了進行核武器試驗，政府和全國人民都在勒緊褲腰帶。王淦昌懂得，在試驗中多動用一個核反應堆裝置，等於把幾萬甚至幾十萬人的口糧剝奪了，因而他比別人想得更多。
一次，探測器突然發出「啪啪啪」的響聲，王淦昌立即趕到現場，詢問是不是產品本身有放射性物質泄漏了，是不是山體本身有貧鈾礦存在？為了查清真相，王淦昌一連幾十小時鑽在幽暗潮濕的山洞內，那時的他已是60多歲的老人了。
誰都企盼成功，但誰都不可能在沒有失敗的經歷中獲得成功。王淦昌曾經對自己的弟子說過這樣的話：「我從不懼怕失敗。正是一次次的失敗使我激發了對下一次實驗的興趣。失敗是成功之母，這是真理。」然而這一次沒有失敗，這一次不允許失敗。雖然這對科學來說是有違規律的，但它必須是這種結果。你不管有什麼理由，你一定得成功。這就是全中國、全民族給王淦昌等科學家的全部任務。
「大家談的時候不要過於慎重，隨便些。」聶帥的話，使會場氣氛頓時活躍起來，特別聽說來年就要搞大當量級的空投氫彈試驗，將軍們和科學家們精神振奮。
「小心小心，這是從美國帶回來的。是我的心肝寶貝呀！」看著王淦昌輕手輕腳，小夥子們也只好賣力起來。
對人情世故一點不沾邊的王淦昌哪能清楚大邵的「陰謀」，「我怎麼會裡通外國？胡說八道！」「真的？真的是胡說？」「當然，絕對是胡說八道！我怎麼可能會裡通外國嘛！」王淦昌挺著脖子，分辯道。
如果我們的經濟和軍事實力與其相當的話，它敢發動這樣的野蠻襲擊嗎？在這個令億萬國人悲憤與深思的夜晚，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一個人，他就是我的同鄉，中國原子彈、氫彈研製的主要領導者和組織者之一的王淦昌院士。
作為氫彈試驗的基地總指揮，張震寰後來因為忙不開身，周恩來又重新派遣另一位大將到這個金屬結構廠，他整整用了12個白天和黑夜總算動員職工到車間幹活了。
「當然是全家都去。而且，你們要做好長期工作、生活在那裡的準備！」「好的，我回去馬上做遷移準備。」王淦昌絲毫沒有想過其他什麼問題。在他看來，自己所從事的工作，本來就是高度機密的，幾年前自己連名字都改了，這很正常。只是這一次是大遷移，所以他想到了家的問題。回到家裡，王淦昌對老伴和子女只說了幾句話，就把全家離開北京的事全都定了下來。王淦昌當然不明白中央作出這項決定的大背景。
「你們都清醒地想一想，現https://read.99csw.com在是啥時候了？按照中央規定的時間我們已經緊得不能再緊了，你們大家都不能再情緒化了。搞地下核試驗是國家大事，大家要以國家利益為重，否則將來就會變成歷史的罪人！」但由於派別鬥爭和管理上的混亂，一些原先就回北京休假或者辦事的人藉機都沒有回到基地，使得基地不少崗位的人手異常緊缺。從青海到北京，來去需要坐好幾天火車的工夫。王淦昌利用自己經常回北京彙報工作的機會，抽出時間走訪那些留在家裡的同志，勸說他們返回基地。
作為核武器主要領導者和組織者之一，1964年王淦昌和並肩戰鬥的同事們完成第一顆原子彈試驗之後，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為了褒獎這些傑出的功勛人物，將他們接回北京。1965年1月，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羅布泊的那一聲巨響之後隆重召開，這對剛剛經歷了3年自然災害，被「左」、右傾擠壓了數年的中國領導人和我們的人民一下變得揚眉吐氣！在選舉人大常委會委員的一次會議上，一個從未在中國政壇上出現過的名字——王京，被代表們一致選舉為新一屆人大常委。
「你們得好好謝我這個老頭，這不，我一來你們的伙食就改善了！」原來，根據基地張蘊鈺司令和李覺將軍的指示，對王淦昌等科學家的待遇要像對待基地最高首長一樣。因此王淦昌每到一地檢查工作，有關單位的領導就把平時不捨得吃的好東西都拿出來招待，戰士們趁機也能改善一下，故而大家特別盼著「王老頭」出現。還有，「王老頭」自己根本吃不了幾口，好吃的都留給大家。
「好好。」陳毅緊握王淦昌的手，「有你這句話，我這個當外交部長的以後跟外國人談判就硬氣多了！」聶榮臻元帥走過來，彎下腰，輕輕扯起王淦昌的褲腿，用手指按了按王淦昌的腿，心疼地說：「看看，連王先生這樣的大科學家的腿都浮腫了！」王淦昌心頭一陣激動，忙說：「算不了什麼，大夥比我還嚴重得多！我們能克服。」陳毅元帥又一次緊握王淦昌的手，這回他一個字都沒說，只有晶瑩的淚珠在眼眶內滾動……
第一顆氫彈原理試驗爆炸成功后的第二、第三天，聶榮臻元帥在基地的「馬蘭招待所」主持了一次核武器試驗高層會議，基地指揮方面的負責人有張震寰、張蘊鈺、李覺、胡若嘏等，技術負責人有特意從北京趕來的錢學森和一直在基地工作的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亞、程開甲、郭會英、于敏、周光召等。聶帥給大家出的議題很清楚：總結此次核爆經驗，來年進行百萬噸當量的空投氫彈核試驗。
1964年10月16日，當廣播電台傳來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的喜訊后，就有人傳言說王淦昌先生是中國原子彈的主要領導者和研製者。直至20世紀80年代，有關我國研製原子彈等核武器的內幕不再成為「絕密」時，我和我的常熟老鄉們才知道在歷次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名單上那位叫「王京」的人，原來就是王淦昌先生！一位世界聞名的大科學家，在和平時期為了國家的特殊使命，隱姓埋名18年之久，這在世界歷史上是極其罕見的。
「就是。我們敢向中央保證，一定在預定的時間內把我們自己的氫彈爆炸成功。」像以往的每一次會議一樣，王淦昌覺得他手下的這批年輕人太有希望了。
「妙妙！」張愛萍大聲叫好，「王維那個時代的西域一片蒼茫，別說找不到人煙，就是找到了人煙，你也不可能與其共飲和友善得起來。那時民族矛盾厲害喲！現在不同了，我們是社會主義大家庭，各族人民情如手足，你就是陌生一人走天涯，照樣像在自己的故鄉一樣……而今，我們的科技大軍又要出征西域，去進行偉大的事業，那正是『春風已度玉門關』啊！」「詩人將軍」的一片激|情，激活了在場所有科學家的情緒。於是台上台下相互呼應：「張總長，我看這句話也該改一改，叫做『春風已度玉門關』……」張愛萍將軍高興得指著台下的那位科學家，說你站起來讓我瞅一眼，又說你可以帶學生了。
「王先生，我又做錯了什麼呀？」鄧稼先一見王淦昌兩眼目不斜視地盯著他，心裏發毛起來。
從這天起外國科學界發現，即將要擁抱諾貝爾獎的著名物理學家，反西格馬負超子的發現者王淦昌一下子「消失」了。
1978年，王淦昌奉命從綿陽調回北京，任二機部副部長，併兼任中國原子能研究所所長。在這之前的3個月，他再次當選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陳老總，別為難他了。你看看，稀飯都稀到這個程度。是我們的工作沒做好。我們有愧王先生他們這些科學家了。」聶榮臻用鐵勺攪了攪大木桶里的稀粥，不無心疼地說道。
可以看出，大爆炸前王淦昌那根緊張得不得不繃緊的心弦是何等顫動！是啊，在龐大而無比複雜的原子彈工程試驗中哪怕是一個焊接頭、一個線路、一隻螺帽的任何一點點的鬆動，便有可能使整個試驗陷入可怕的後果！這樣的問題，誰都不敢設想。可如果出現這樣的問題呢？誰該負責？又有誰負得起這種責任？不管什麼責任，不管負得起還是負不起，作為生產和技術總負責人的王淦昌第一個跑不掉！大爆炸前，他無疑是最最緊張和壓力最最大的一個人。都說上了年歲的人不易激動，都說大科學家最沉得住氣，但這回王淦昌比那些一二十歲的士兵更沉不住氣了——「5、4、3……」讀秒聲使王淦昌的血壓直線上升，似乎連心跳都停止了……
王淦昌知道邁特內是公認的對任何可能出現的某種具有科學價值的現象都不會輕易放過的科學家，怎麼偏偏對自己提出的問題毫無興趣呢？他認定博特的實驗壞就壞在計算器計數上，如果改用雲室作實驗，其結果必然兩樣。「尊敬的邁特內教授，我還是想著雲室可能解決博特教授未解釋清楚的問題，所以能否請允許我借用一下我的師兄朋友菲利普先生的雲室對博特教授的實驗進行重新研究？」「密斯特王，我已經說過了，我們還有很多課題需要研究，博特先生的事還是讓別人去完成吧。」邁特內的回答讓王淦昌感到十分意外。兩次要求都遭到拒絕，使王淦昌無法再就自己認定的預見得以在實驗中加以證實。
幾十年後，物理學家、院士何祚庥說：「這件事當時在我心靈引起的震動是巨大的。我一是驚訝蘇聯人居然也有不成功的事情；二是從心底里佩服王老敏銳的科學洞察力。在那時的政治背景下，王老對蘇聯科學家的直言批評，充分體現了他追求真理、崇尚實踐的政治勇氣和科學精神。這件事給我的啟迪是，對科學問題的評價不能政治化，不能用政治觀點去評價科學發現。這個原則我們應該永遠牢記。」王淦昌的行為和何院士的話發人深省。
「為了讓美帝國主義看看社會主義科學成就」，蘇聯《真理報》和中國的《人民日報》都為反西格馬負超子的發現專門作了重要報道。蘇聯的科學權威刊物《自然》雜誌還指出：「實際上發現反西格馬負超子是在微觀世界的體繫上消滅了一個空白點。」25年後的中國政府在那個難忘的「科學春天」里，特別向王淦昌等當年參与發現反西格馬負超子的科學家頒發了新中國成立以後物理學家獲得的第一個最高獎：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
聶榮臻對天長嘆：「唉，老天啊，能多給我幾年時間，中國的核武器就可以在世界強國之林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中國人也可以不再總受人欺壓了。」然而突發的政治風雲，使中國的核武器發展歷程開始陷入可怕的命運——1967年初，當中央決定大當量的氫彈「實彈」試驗正式下達后，一些重要部門和生產基地卻像斷了齒的輪子轉不動。那個試驗必須用的鐵塔製作任務交給了華北某金屬結構廠加工，可人家根本不動手。
「第一步我們先搞一點原子彈，下一步就再搞一點氫彈、洲際導彈，我看10年工夫完全可能。這話我在幾年前就說過了，大家還一定記得吧？」坐在正中央的毛澤東開口道。
「啥都可以馬虎，科學實驗是馬虎不得的。這樣搞法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完成更大的核試驗嘛！」王淦昌向周恩來總理和元帥們發起牢騷來。
「你指的是什麼？」赫魯曉夫從水中露出一顆碩大的光腦殼，裝作不懂毛澤東的意思。
「你們看，上次我向總理彙報工作時，他向我提了5個問題，當時我只回答了3個。現在剩下的兩個問題我也想出來了，可他已經走了……」王淦昌坐在椅子上悲痛欲絕地向人訴說著。
新中國成立后不久，中央立即作出了成立以原子核研究為主的近代物理研究所。這個最初設在北京東皇城根、后遷到中關村的被後人稱為「中國核搖籃」的研究所，其第一任所長就是錢三強，副所長則是王淦昌和彭桓武。而身為所長的錢三強從此時起不僅是位著名的科學家同時又是位著名的社會和政治活動家，許多場合上需要出面。正如他自己所說：「當時，我還兼任科學院計劃局工作，又先後參加過幾次保衛世界和平會議和有關工作，因此所內的組織領導責任就落在王先生和彭桓武同志的肩上，而王先生負了主要責任。1956年周恩來總理主持制定我國科學發展十二年規劃，其中原子能科學部分的初稿是由王先生主持擬定的。規劃定稿中包括了質子加速器、電子同步加速器的建造，輻射化學的研究和同位素製備等，使得規劃擴大了。所有這些，包括低能核物理、應用核物理、宇宙線、高能核物理、反應堆、加速器、放射化學、同位素製備等方面，為1958年研究所（近代物理研究所1953年10月改名為物理研究所）改名為原子能研究所（由第二機械工業部和中國科學院雙重領導）的科學技術範圍勾出了初步藍圖……」
怎麼回事？聶帥不安地看看王淦昌，王淦昌則用更加不解的目光看看聶帥，目光分明在說：
「同志們，我們乾的這個事業與西方世界有一大段距離，不能再耽誤了呀！大家應該清楚，科學試驗花的時間是很多的，我們本來就有很多事情要做，再因為運動和整天開會，生產和科研就沒有了保障，這就完不成中央交給我們的任務了！」「地下核試驗意義重大，它可以豐富我們過去的地面和空中試驗，能掌握許多新的數據。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緊時間，全力投入工作，以最快的速度通過地下試驗這一關！」王淦昌一個科研室、一個生產車間地跑，一遍又一遍地跟大家講道理。當時的科研人員連看業務書都被禁止了，只能在自己的家裡偷偷看。王淦昌就利用就餐時間，挨家挨戶去請出科研人員帶著業務書上研究室學習、研究。
「嘻嘻，我是王京，王京就是我。」這位平時天真得像孩童般的科學鬥士，手拿人大會議新聞公報，嘮叨著。回到家，他拿著報紙有趣地對自家的孩子說：「這個『王京』就是我！」從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始，王淦昌當了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直至1987年第七屆人大。而在這20多年間，王淦昌始終在中國核武器試驗及核能科學工作的最前沿領導著中國核試驗的秘密工作。
「第二，今天下午3點，我們的原子彈爆炸成功啦！」周恩來伸出另一個手指，並把臂膀舉得高高的。
到底是什麼東西在作怪呢？經過反覆測試，終於查明是一種叫氡氣的東西在作怪。氡氣是一种放射性有害氣體，對人的呼吸系統有很大損害作用。王淦昌得知真相后，看到在洞內工作的解放軍小戰士們根本沒有任何防護措施，便一個個告誡他們：「小同志們，大家在幹完工作和吃飯時盡量不要待在洞內，那樣會很危險的。在工作時，一定要戴上防護口罩。千萬千萬記住我的話，人的生命寶貴啊！」「他這不是宣揚活命哲學嗎？」「這是擾亂軍心！」王淦昌沒有想到早已想治他的「惡二趙」一幫人，竟然把他關心戰士們的話當做「反動言論」，公然在大會上指名道姓地拿出來讓「革命群眾」批判。
1966年12月27日，王淦昌想找的人來了。當聶榮臻元帥從飛機上下來，來到指揮部帳篷時，王淦昌劈頭就問：「聶老總，周光召是『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話，那我這個當老師的又是什麼呢？你得給我說說清楚。」聶榮臻一愣，繼而笑開了：「王先生，你當然是大大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哩！」「什麼？我、我是大大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我？我怎麼會是呢？」王淦昌瞅著大家，又瞅著自己草綠色的軍裝，一臉茫然。
王淦昌自己講的激光引發氘核出中子的想法，最早源於1934年世界上第一台加速器投入使用后不久便實現了氘的聚變反應，四年之後人類又實現了鈾的裂變。儘管人類在裂變能源的發展方面超乎尋常的順利，但裂變能源的探索卻格外艱辛與曲折。就像一個彩色的謎，它既令許多有功利思想的科學家們想入非非，又使得那些腳踏實地的科學家們無所適從。因為這一課題太偉大了，正如王淦昌說的，一旦被攻克，人類的能源問題將徹底被解決。這個貢獻絕對比任何一項諾貝爾獎和任何一種核爆炸更榮耀、威力更大。
1994年，王淦昌向「863計劃」提出五點新建議，受到國家重視。
一日，錢三強帶著于敏和黃祖洽等一批輕核理論研究人員來到核武器研究院，對主持工作的副院長王淦昌說：「王先生，我把最後的兵將都調來了，現在就看大家的了！」王淦昌瞅著于敏、黃祖洽等年輕人，喜上眉梢。經研究，于敏被派到核研究院的理論部，而這時的理論部真是兵強馬壯：主任鄧稼先，副主任周光召……這麼一批才華橫溢、思維敏捷的年輕科學家，給全面主持生產與技術工作的王淦昌猶如送來了千軍萬馬。
王淦昌特別欣賞自己的這位得力助手，他本人不善言談，可鄧稼先是位豪情噴涌的科學家，所以他從心眼裡喜歡鄧稼先。「于敏他們給我們整個研究工作帶來一種喜人的突破，這個開頭好。你和光召同志要抓緊從另一條路子入手，對已經取得的成果進行計算論證，這樣我們才能從根本上攻克熱核聚變原理。」王淦昌不愧是個站得高看得遠的大科學家，他要求鄧稼先這樣做的目的，可以使中國在熱核聚變理論的研究領域超越西方國家的老路子，從而為中國以後的核武器研究工作擺脫許多被動局面。
王淦昌就差沒有急出毛病來。因為當時原子彈的爆試已經基本完成，但對核爆的一些理論問題還有待認真的計算核證，然而事情恰恰在這方面進展極其緩慢。王淦昌是研究所三位副所長中主持全面工作的一位，因所長錢三強忙於國務工作，所以，他肩膀上的擔子比誰都重。
然而，就在各個系統按照中央確定的日子，全力準備在預定時間爆炸原子彈時，問題真的出來了！氣泡！報告王院長，×××的三次模擬試驗中出現了氣泡！這一天是五一國際勞動節前夕，基地本來對科學家們作出特殊安排：五一放假兩天。但王淦昌沒有休息，也無法休息。
1984年，王淦昌親自主持和指導秦山核電站及北京的強流電子直線感應加速器論證等。
王淦昌得知此事後，潸然淚下。他憤怒地對天長嚎：「我們辛辛苦苦幹工作錯在什麼地方？」他終於倒下了，血壓驟然升高。但是他知道核試驗遠比自己生命重要得多，於是不顧大家的勸告，連續3天3夜在場指揮把最後的核裝置和乾燥劑放進洞穴。當工兵用最後一塊水泥封死洞口時，指揮系統傳來緊急狀況：控制台的電壓幾乎全沒了！沒有電源怎麼引爆地底下幾千米的原子彈呢！「把洞口重新打開，我要進去檢查！」王淦昌立即命令。
「誰乾的？給我馬上放人！」康生衝著聶帥高嚷。聶帥義正詞嚴地回答：「放人可以，但得毛主席、黨中央批准。核基地是國家保密地方，難道你們「中央文革小組」的人連最起碼的知識都沒有？」下面的一件事更叫人聽后心驚肉跳。
90高齡時的王淦昌回憶起解放初期的工作情景時，兩眼閃著光芒：「那時我們整天覺得有使不完的力量，有干不完的活。」根據國家的統一部署，當時的核物理學向著理論物理、原子核物理、宇宙線、放射化學等4個基礎領域的方向挺進。通過對宇宙線的觀測，發現新粒子並研究其性質，是王淦昌多年的夙願。1954年，他和助手們在海拔3185米的雲南落雪山成功地建造了我國第一個高山宇宙線實驗室，第二年就利用自製的設備，完成了一批科研成果，論文《一個中性重介子的衰變》在布達佩斯召開的國際宇宙線物理會議上宣讀後引起各國同行強烈反響。
「中國朋友發現新奇粒子啦！」「烏拉，偉大的蘇維埃高能加速器萬歲！」「斯大林——毛澤東萬歲！」王淦昌領導下的研究小組發現了世界上第一例反超子，其意義不亞於一項單純的諾貝爾獎，因為它使當時的基礎科學又向縱深大大地跨越了一步。正如丁大釗院士所言：王淦昌對「反西格馬負超子」的發現，「正是因為有許多這樣的學者的探索、研究，才使基本粒子研究從50年代認為是『基本』而發展到60年代認為『不基本』，使人們對物質結構的認識發展到更深入的層次。自然科學的發展就是要歸功於這些活躍科學思想的學者的創造性勞動」。
我國的第一次地下核試驗，成功了！「老院長，我們成功啦！我們終於完成任務啦！」在大家興高采烈地向王淦昌祝賀時，這位「兩彈元勛」的臉上只露出了一絲十分凝重的微笑……
王淦昌一愣。停下步子，兩眼直盯著駕駛座上的大邵：「我怎麼會不愛國？」大邵心裏偷偷一笑，「老頭兒」上鉤了！隨即裝出一副特別認真的樣子：「我看你不愛國。」「我怎麼不愛國？我不愛國怎麼去……」王淦昌想說「去為國家造原子彈、氫彈」的話，但一想到紀律，便改說，「我不愛國為啥當初從德國回來到浙江大學去教書，後來參加了社會主義建設？」「我看你不僅不愛國，而且你還裡通外國……」大邵有意氣他。
1992年5月31日，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舉行的「中國當代物理學家聯誼會」上，王淦昌的學生、諾貝爾獎獲得者李政道在他的導師發言之前問道：「王老師，在您所從事的眾多科學研究中，您認為哪項是您最為滿意的？」獲得世界上最高科學獎的學生向沒有獲得諾貝爾獎的老師問這麼個問題，頓時引起了全場的關注。幾乎所有的人都把目光投向了王淦昌。其實會場上很多人心裏幫著他們尊敬的王淦昌先生回答了：「還用問，成功地研製了中國自己的原子彈和氫彈唄！」但是錯了。
這是紀律，鐵一般的紀律。
「張司令，不能怪醫生，我是上了年紀，有些高原反應罷了，不要緊的。」王淦昌趕快出來打圓場，為了不讓大家擔心，他有病也不說，甚至當著眾人的面連葯都不吃。
用K電子俘獲「金色小子」中微子！王淦昌以其天才物理學家獨特而敏銳的見解，開啟了20世紀一項偉大發現的大門。
後來，被稱為「中國核武器國產一號」的青年物理學家于敏同志也加入了黃祖洽他們的輕核理論研究行列，並且因此使中國這方面的科學理論得到了迅速突破。
10秒、20秒、30秒過去了，飛機竟然還在平穩地飛行，聶帥和王淦昌他們期待的大爆炸遲遲不見。
1982年，75歲的王淦昌主動辭去二機部副部長等職，仍兼任原子能研究所名譽所長。
「中國奧本海默」就是這樣一群非凡的創造者。
當時主管國防工作的聶榮臻元帥得知此事大喜，特意揮筆寫信給王淦昌和王大珩：「在建軍六十周年的喜慶日子里，感謝你們又告訴我一個喜訊，激光核聚變實驗裝置已經建成。這對我國國防和經濟建設都具有重要意義，很值得祝賀。所有整個工程體現了自力更生和勤儉節約的原則，更值得讚揚。你們和許多同志多年來為祖國的科技事業的發展，為國防力量的增強，精勤不息貢獻殊多。現在又在高技術領域帶頭拼搏，喜訊頻傳，令人高興。請轉達我對同志們的敬意和祝賀！」王淦昌在激光核聚變上的研究一直到他去世前從未間斷過。在他的建議下，這項工作還列入了「中國863計劃」的前沿項目之中，全國上下有1000多名科研人員從事這個領域的研究與實驗工作。這些都是后話。
「毛主席給原子彈研製工程定的代號是『596工程』，是國家最高機密，從現在起必須長期隱姓埋名，不得跟任何人透露你的工作，即便是家人。還要斷絕一切海外關係。」知識分子出身的王淦昌，像剛入伍的戰士，站起身來，畢恭畢敬地向劉傑部長保證：「行，我能做到！」劉傑和錢三強頓時對視著笑了，請王淦昌坐下。
王淦昌兩次聽到德國物理學家博特與他學生貝克用釙的粒子轟擊輕元素硼和鈹的實驗，結果發現有一種穿透能力極強的射線放射出來，這射線能穿透10厘米厚的鉛板卻自身的強度減弱得很少，博特師生倆認為這可能是一種波長極短的電磁波——R射線。自從發現質子后，科學家們紛紛開始向剖析質子組成的方向研究，所以博特他們的新發現立即引起諸多科學家的追蹤研究，包括居里夫婦也著手抓緊實驗，以爭取新的發現。居里夫婦用他們強大的射線源研究博特首先發現的奇異射線，這對著名的物理學家夫婦用的是電離室測量射線的強度，以石蠟做屏蔽層，放置在鈹源與測量裝置之間進行觀察，結果發現計算器的數字大大增加。但遺憾的是居里夫婦沒有從另一個角度考慮這射線的物理現象包含著新的一種特殊物質，簡單認為那R輻射能量極大的現象只是R的射線效應，僅僅將自己的實驗結果寫了個簡單的報告發表便完事了。然而就在居里夫婦把一項重大發現束之高閣時，年輕的邁特內助手、中國的王淦昌則特別地關注著博特師徒倆的那根神秘的射線以及他們沒有能解釋得清的未知結果……
有人建議繞道而行。「不行，一旦途中發生情況，資料丟了怎麼交代呀？得重新想辦法。」王淦昌急中生智，連夜給有關部門打長途電話，於是很快來了一架飛機將王淦昌一行安全送抵了核試驗基地馬蘭。
當時與王淦昌同時開展宇宙線研究的兩位蘇聯院士在帕米爾高原上也建了一個宇宙線實驗站。這兩位蘇聯專家好大喜功，用自己設計的一套電子系統操作，不久就聲稱已發現一種叫「變子」的新粒子，因此在蘇聯走紅，獲得斯大林獎金和「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王淦昌對蘇聯同行的「成果」表示懷疑，便重新實驗，結果他認為「僅憑一個電子信號就斷言有什麼發現實在太草率了」，併當即在公開場合表示「蘇聯人的發現靠不住」。這是什麼年代，王淦昌竟敢對已經獲得斯大林獎金的蘇聯「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的成果說三道四？但後來許多科學家都證實了王淦昌的判斷是對的，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麼「變子」。
方正知教授又合上了小磚房內的電閘。從鐵塔上的核裝置到主控站的啟爆電纜這時已經全部接通了，我又一次摸了摸那把鑰匙，它還是那樣緊貼在我的襯衣口袋裡。
在主控站擔任指令長的是忻賢傑同志。他學術一流，功底深厚，與人共事平易近人，是個很有聲譽的研究室主任。今天，他帶領這些科技人員將用自己的一雙手去撞擊這個世界。他1988年冬逝世時，我曾沉痛地向他遺體告別。
王淦昌住在中關村，工作在花園路的「灰樓」，其間有相當一段路程。原先每天都是大邵車接車送——這也是中央規定給王淦昌等大科學家的待遇，一方面是出於照顧，另一方面是為了保密。自隱姓埋名后，王淦昌他們在一般情況下不允許自由出沒在公共場合。這回老先生不坐專車，可把大邵急壞了，萬一出了什麼事或者失密了怎麼辦？
「……1952年春，有一天中科院黨組副書記丁瓚同志把我叫去了。那時我是近代物理所副所長，三強同志是所長。丁瓚同志說，根據赴朝志願軍方面消息，美帝國主義在朝鮮戰場上使用了一種炮，威力特別大。志願軍同志懷疑是不是美國人用了原子炮？因此上級命令中科院派人去戰場實地調查。院里決定派我去……我一口答應了，一方面是內心被朝鮮戰場吸引，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我很想真正看一看是不是美國人真的用了原子武器。我首要的任務是到戰場測試原子彈所產生的放射性，也就是了解原子彈對戰爭特別是對我方軍隊的影響。當時國內沒有測試儀器，只能自己動手，做了一個攜帶型測試器，連現在幾十塊錢就能買到的『隨身聽』都不如。
王淦昌又噌地站立起來。他眨了眨眼睛，說：「就叫王京吧。北京的京，怎麼樣？」「好呀，王京同志！讓我們一起為中國研製出原子彈吧！」劉傑高興地上前握住王淦昌的手，一旁的錢三強也把自己的手放了上去……
「王先生，今天我們的爆炸試驗比前幾次有了大的進步，但似乎仍不能達到特別的效果，我以為由於內爆的時間差的要求極高，必須製造出一種平面波和曲面波發生器，這樣才可能使內爆的時間差得到相應控制和把握。」王淦昌對助手們提出的問題認真地思索著，這個問題使他整整幾天沒有停止過一刻的分析和思考。「啊，有了，我們可以採用『炸藥透鏡法』，即高低爆速法。簡單地說，就是用高低爆速炸藥透鏡把發散的球面爆轟波高速為平面波，再使爆轟波從平面變成曲面。你們看……」王淦昌拿過一支筆，隨手就在一張紙上畫了起來。
「啊哈，將軍同志你在這兒幹啥子事喲？」陳毅一進食堂就瞅見了李覺將軍也在裏面。
二戰結束后，美國的原子彈雖然不能再隨便扔了，可它在蘇聯人的眼裡卻是一件必須對付並且一定要超過的東西。蘇聯專家們全力以赴，在1948年8月成功地進行了一次原子彈核試驗。從此，美蘇的核競爭開始了。美國至1967年時，庫存核彈頭曾多達32000個，蘇聯也不甘示弱，光這兩個核大國的核武器數量足可以將整個世界轟炸數遍。
當原子彈試驗進入48小時準備程序之時，所有在場的人都緊張得幾乎暈厥，其中最甚者數王淦昌教授和鄧稼先。王教授總是不時地問身旁的人，某某測量儀器某個焊點牢不牢。他忽然于靜思中驚叫一聲，拉住人問，你看見那條導線按程序插|進去了嗎？你確實看清楚了？沒有絲毫差錯吧？他甚至還要求打開已經貼上封條的工號大門，再進去檢查線路，總擔心有人不慎碰了哪條線路引起脫焊……
「九院」院長是李覺將軍，他是在聶榮臻元帥領導下直接指揮「兩彈」研製的現場組織者。
1983年，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上他再次當選常委委員。
為防患於未然，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不管有無問題，一律緊急撤離北京。根據這一精神，毛澤東隨即到了武漢，「林副主席」到了蘇州，只有周恩來留在北京「守家」。
「為什麼？」王淦昌一臉茫然。
雖然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距今已30多年了，但只要一提起「王老頭」，當年參加核試驗的官兵和科研人員，可謂無人不曉。當時赴青海戈壁灘原子彈試驗基地工作的數萬人中，絕大部分都是年輕力壯的部隊官兵。上年歲的都是些科技人員，數千人的科技隊伍中，王淦昌是年齡最大的一個。原子彈爆炸成功時，王淦昌57歲，彭桓武、郭永懷50剛出頭，王淦昌的部下鄧稼先、周光召才40來歲。當第一次在實驗場上聽到有人叫他「王老頭」時，王淦昌抹抹自己微禿的後腦勺，不無驚詫地叫了一聲：「呀，我真的老了！」為了紀念自己為中國原子彈試驗而獻身的滄桑歲月，他拔下一根銀絲，悄悄地藏在試驗場的一道石窟里，然後逢人便說：「嘿嘿，真有趣，我都成老老頭了！」「老老頭」就是常熟話「老頭」的意思，王淦昌的骨子裡減不掉好多小時候的習慣，比如他的鄉音。
在20多年後的80年代中期，當中西方世界開始出現某些和解時，王淦昌作為中國核能代表團團長出現在美利堅合眾國，引起了大西洋彼岸不小的轟動。
王淦昌老兩口帶著外孫女三人很快到了目的地——四川綿陽（而今的長虹集團便是當年王淦昌他們的九院子屬單位）。司機大邵一家跟著王淦昌「榮幸」地一起到了綿陽那片山溝溝里，並且這一去就是近20年。下面是大邵回憶跟著一起到四川后的有關王淦昌的一些情況——開始部里說了，凡是重要的領導和院長們都要遷到那裡，可等我們一到那兒住下后，發現院級領導中就王先生一家搬去了。其他的院長都沒有去，房子留著卻是常年空空的。我對王先生髮過牢騷，說你看人家多精，根本就沒打算來。我們倒好，一下把全家的戶口都遷到了這兒，現在想回去都沒有門兒了。王先生說，別人我不管，可我們來這兒沒有錯，九院把主要人員和技術設備都搬來了，今後這就是我們工作的機構，我們不跟著工作的地方還能幹什麼？
陳毅的臉頓時也沉了下來：「是嘛，是我們的工作沒做好嗎。」陳毅一手叉在腰裡，另一隻手在空中劃了一道旋風，「聶老總和我知道你們在這兒乾的是國家最重要的工作，而且生活如此艱苦。
「1964年10月16日。張蘊鈺。」從塔上向四周眺望，極目所見的效應物都是靜靜地展開地在地面上，整個情景就像是大戰前的戰場。
這一幕，幾十年後汪容一直沒有忘記過。他說：「王淦昌先生對科學的真誠與專註，教育了中國物理學界幾代人，並且永遠是後人的榜樣。」王淦昌回國沒多久，被通知到二機部部長辦公室。
「說不定總理請我們吃一頓好飯呢！」鄧稼先最年輕，想的也最活躍。
「于敏兄，太感謝你了！你為我們整個氫彈試驗找到了一扇可以通向勝利終點的大門，哈哈哈，我太高興了！太高興了！」鄧稼先得知消息后，專程飛抵于敏處，當他見到于敏后擁抱住這位好搭檔，興奮得像個大孩子。
在由核工業部部長蔣心雄主持祝壽賀辭前，王淦昌收到了幾份異常珍貴和特別的禮物，其中有國防部長張愛萍將軍的親筆賀詩：「草原戈壁苦戰鬥，首次核彈凱歌奏。科技園丁勤耕耘，裝點山河添錦繡。」王淦昌的家屬告訴我，他生前特別欣賞這首賀詩，它常使王淦昌想起為國家和民族隱姓埋名的那些難忘歲月。
為了神秘的使命，中央將這個絕密單位有意設在首都西郊的元大都的土城牆邊。那裡一片荒蕪，長滿了灌木和雜草。住在這裏的農家突然有一天發現在田間地頭上聳起一座灰色的四層大樓，周圍是高高的圍牆，門口有解放軍站崗，常有各種轎車進出。於是「灰樓」便成了一個神秘禁區。一二十年後，人們這才知道，這神秘的「灰樓」是中國研製核武器的指揮機關與核心部門。
「家的概念和當父親包括當丈夫是怎麼回事，他自己都不清楚。從德國留學回來后緊接著是八年抗戰，那段時間是父親和我們全家一起生活得最長的日子，可那是戰亂，我們跟著父親隨浙江大學遷移了多少次，國難當頭時的父親一方面為了幫助學校堅持上課，一方面以極大精力投入了他一生中非常重要的科研工作……解放后，父親上調中科院工作的前幾年，我們全家還在杭州，等全家後來搬到北京沒多少日子他又經常出國訪問。1956年他又受中央派遣到了蘇聯杜布納聯合研究所，一去又是4年。1960年回國后，父親馬上投身到原子彈研製中，那幾年別說一年見不了他幾次回家，國家讓他隱姓埋名，連真名都不能用，本來就不管家的父親還能對家和我們幾個子女做些什麼呢？唉，父親就這樣度過了他的六七十年。等『兩彈』上天後，他老人家仍然又十多年承擔著原子能研究的領導工作，當他在80多歲時退居二線，有時間真正回家與我們一起生活時，他發現他不僅當上了爺爺，而且還當上太爺爺了……父親曾感慨地說，這輩子他真沒有體味到當一個完整的父親和完整的丈夫是個什麼樣。他說他一輩子都獻給了教育別人的後代和國家的科學事業了。」
「請總理和毛主席放心，我們一定努力加快研製進度！」王淦昌知道作為一個科學家，必須服從國家的最高利益。
「同志們，我向大家報告兩個好消息：第一，赫魯曉夫下台了！」周恩來伸出一個手指。他的聲音剛落，全場齊聲歡呼。
王淦昌的腳下突然被荊棘絆了一下，腦子裡閃出一個伴他幾十年科學實驗的「寶貝玩藝」——雲室。沒錯，用雲室照相可以獲得X光照相的效果。
1999年5月9日，北約襲擊我駐南使館第二天清晨，一夜未眠的我，忍不住再次來到30年前曾經拜謁過的王淦昌故居，緬懷我心中的大師。當我默默地向王淦昌出生的農舍鞠躬時，楓塘灣的村民都圍攏過來，他們都在談論一個話題：北約欺人太甚，假如王淦昌活著，再造幾樣厲害的武器，看還敢不敢侵犯我們中國的尊嚴！三次與諾貝爾獎失之交臂的中國人1907年5月28日，王淦昌出生在江蘇常熟水鄉的支塘鎮楓塘灣村。父親是當地頗有名氣的「郎中」（中醫師）。王淦昌13歲時父母雙親都離開了人世，主要靠大哥和外祖母撫養。小時候的王淦昌就讀過兩所有名的學校，小學是在太倉的沙溪學校上的，那是個非常開明的學堂。五四運動席捲全國，沙溪小鎮也破天荒地舉行了大遊行。70多年後，王淦昌與家人談起這件往事仍非常激動：「那是我第一
九-九-藏-書次上街參加遊行，當時雖然年紀很小，可心頭覺得能為國家興亡出點力是很光榮的事。啥叫國家的尊嚴，從那時就深深地紮根在我心中。」然而封建的農村風俗習慣使得王淦昌過早地承受了包辦婚姻的負擔。在家人操辦下，剛小學畢業才14虛歲的王淦昌在暑假里娶了一個比他大三歲的小媳婦。當時他不懂什麼叫家庭與婚姻，家裡有個既是媳婦又像姐姐的女人幫他干這做那，他似乎很開心。當了一個多月「新郎官」后，王淦昌被表哥帶到上海浦東，進了浦東中學。這是王淦昌第一次從鄉下到「十里洋場」，是他人生的一次重要轉折。浦東中學第一任校長是中國近代教育的先驅黃炎培先生，當時國內就有「南浦東，北南開」之說。在黃炎培先生的栽培下，該校畢業生幾乎百分之百考上著名大學，如革命家聞一多、科學家錢昌照、教育家夏堅白、史學家範文瀾、文學家胡也頻，以及蔣經國、蔣緯國等許多名人。嚴謹的學風，使王淦昌對數學萌發了濃厚興趣。1925年，他考上了清華大學。當這位前程輝煌的18歲學子，興沖沖地拿著入學通知書向家人報喜時，他的「姐姐」卻抱來一個娃兒對他說：「快看，我們的囡囡長得多標緻。」王淦昌的臉一下紅到脖子根，竟然不知所措地躲得老遠……
讓我們還是回到當年王淦昌他們進行原子彈等核武器研製的驚心動魄的秘密歷程吧。
「哎，小鄧呀！你最近在做什麼？」王淦昌到過中科院上海光機研究所幾次，知道鄧錫銘這位年輕有為的光機專家。
「『小太陽』終於要閃光了！」王淦昌內心湧起一股難以抑制的激動。而作為現場的技術主要負責人，王淦昌又無法平靜。在過去的幾十天里，他和朱光亞、鄧稼先、程開甲等已經不知多少次檢查過每一個可能出現問題的接頭、線路或者裝置，但畢竟這是第一次大爆炸，第一次真正的大爆炸，久經沙場的大科學家王淦昌心頭緊張得直冒虛汗——他相信自己和同事們的能力，但他又擔心可能會出現的問題。因為這畢竟是件太大的事了，只要有半點問題，就可能影響整個大爆炸，或者可能出現難以料想的可怕後果！啊，實在太可怕了！那絕對是不能想象的事！可又不能不朝那方面想一想。萬一……那可怎麼辦呢？不，不能有這種「萬一」，絕對不能有！可誰又能保證沒有這種「萬一」呢？
1976年，70虛歲的王淦昌再赴風雪迷漫的青海高原，在一望無際的「死亡之海」的腹部又一次成功進行了我國第3次地下核試驗。經過代號為「21—29」、「21—92」、「21—93」三次平洞地下核試驗，我國的空中、地面和地下核試驗基本走完了所有歷程。王淦昌帶著讓全國人民引以為豪的核試驗成果，回到了北京。他沒有想到的是，他最最敬愛的人——周總理離開了人世。
「三強，學森，今天總理叫我們都到這兒研究什麼大事情？」王淦昌忍不住問。
中子的發現，轟動了整個物理界，也轟動了世界。那些更企盼搞清原子核構成的政治家們早已等不及了。因為這太重要了，它緊接著就可以製造後來證明確實可以征服全人類的原子彈！1935年，查德威克因發現中子而獲得諾貝爾物理獎。
「報告聶老總：飛行機長徐克江說他因為背毛主席語錄而一時忘了按自動投擲器！」「扯淡！」聶帥臉色發青，看得出他是強忍著不讓自己的口中吐出髒字。
大邵哈哈大笑起來：「王先生既然你堅持自己不是『反動學術權威』，不是『裡通外國』，那就證明人家確實是在胡說八道。既然您認定人家是在胡說八道，幹嗎還理他們？生他們的氣呀？值得嗎？您生了氣，影響了工作，您說誰高興？還不是那些想整倒你的人高興嘛！所以你犯得著嗎？」這劈頭蓋臉的「反擊」，真把王淦昌給撥開了：是啊，我憑什麼跟那些無知又魯莽的人計較呀？他們哪能理解我們這些連自己真實身份都要隱藏起來的人一生所追求的是什麼呢？真糟糕，我幹嗎自己生自己的氣？想到這裏，王淦昌止住了步子。
「我一定要去，不去心裏不踏實。」在指揮部會議上，王淦昌第一個提出要親自去西安和蘭州等原子彈重要部件的安裝與生產地護送「寶貝兒子」到羅布泊來。
「哈哈哈，王先生啊，這次你先不要帶我到實驗室去，我要先看看你們的『彈藥庫』。」陳毅一邊說一邊就拉著聶榮臻往研究所的大食堂走。
『這幫狗日的！』我心裏罵了句，因為在王先生回來之前就有人已經貼過同樣的標語，可每次都給我撕了。我沒有想到今天又有人貼上了。為此我曾向李覺副部長反映過，他也很生氣，說王先生這樣的科學家是『國寶』，怎麼能不負責任地說他是『反動學術權威』？李將軍指示我不要讓王先生知道這樣的事，以免刺|激王先生。可是那天我還是沒有『把好關』。」時隔近20年，我採訪跟隨了王淦昌十幾年的司機大邵同志，這位中原大漢仍然懷有幾分內疚。大邵全名邵春桂，現已退休在家，這位經歷朝鮮戰場洗禮的老戰士，自1960年起就來到核研究所（院），之後成了王淦昌的專職司機，同時又兼王淦昌的「隨身警衛」。
當天傍晚，北京人民大會堂內。
結果僅僅時過半載，1965年5月14日，羅布泊上空又一聲巨響——中國人民解放軍優秀飛行員于福海在幾千米高空將原子彈準確無誤地投下，后據雷達測得：空爆原子彈與靶心目標僅40米偏差！這一次西方政要們啞了。
1990年2月，他與錢三強、李覺、姜聖階聯名寫信給江澤民、李鵬同志，就中國發展核電站提了建議，由他領導的氟化氪準分子激光研究取得重要進展。
「原子彈研製就像要進行一場戰爭，需要多方面全力配合協作，還要有巨大的物質條件保障。」一次，毛澤東找來錢三強，認認真真地聽了錢教授的一番話后，大手一揮，對錢三強說：「放心，這件事中央會通盤考慮。只要研製工作需要，其他部門必須全力支持。」由中央出面，人、財、物肯定是不成問題的，關鍵的關鍵還是原子彈的研製技術。而技術工作的核心部門就在李覺將軍擔任院長、王淦昌擔任第一副院長，及彭桓武、郭永懷領導的二機部（核工業部）的「九院」等三大部門。
但這還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科學家給研製核武器的決策者一個信息，即原子彈的威力有可能使某個地區在瞬間徹底毀滅，因而不可能在任何有人類生存與集結的地方進行試驗。當然，把一種新的威力無比的科學實驗放在一個保密的狀態下進行也是最重要的考慮因素。美國人當年研製原子彈時並沒有告訴外人，他們在他們的「死亡之海」——阿拉默果爾地區爆炸第一顆原子彈時發了一份公報，謊稱是「一座裝有大量烈性炸藥和煙火的軍火倉庫發生了爆炸」，直到20天後的8月6日廣島十幾萬人葬身火海，阿拉默果爾的原子彈試驗場才不再成為是被封鎖的絕密地方。
1967年6月17日，中央決定首次空投氫彈爆炸試驗。聶榮臻親自在基地坐鎮。空投爆炸時間定在上午7點。一切準備就緒。聶帥和王淦昌等都進入了指揮室，等待空軍飛行員駕著載有300萬噸當量的熱核裝置起飛。
王淦昌踏上歐洲這塊美麗的土地時，就有一種來自心靈深處的強烈衝動。因為此時正是以德國為中心的世界物理科學的黃金歲月。愛因斯坦、居里夫人、海特勒、蓋革、邁特內等一批頂尖科學家相繼發現了影響20世紀後來幾十年整個人類政治、軍事與經濟的偉大科學成果，鐳的發現、鈾的提煉、相對論的提出，使每一位科學家熱血燃燒。一年一度的諾貝爾獎大有來不及取捨當年度的科學家們所發現的驚天動地的成果。
第二天，我們的激動和不安似乎都已經穩定下來。按照張愛萍總指揮的指示，李覺、朱卿雲和我在上午10點分乘兩輛吉普車向鐵塔馳去，很顯然，鐵塔上任何一項工作都不需要我們，更不要說伸手去干。對塔上操作的技術專家我們也沒有絲毫的擔心。但是過去我們總是怕它不響，現在卻又擔心假如在萬一不受控的情況下「響」了怎麼辦。這種擔心不是沒有一點道理。我們這時來的目的，也正是在這裏。在我們黨內和軍內有這個傳統，就是在困難和危險的時刻，領導和同志們必須在一起。如果真的「響」了，我們和塔上的同志一起來個「太空葬」，那真是一種燦爛輝煌的榮耀，那時我們會成為最早慶祝我國首次核爆炸試驗成功的人……
「九院」家屬大院中不少老同志感慨地對我說：「那陣子王院長天天串東家走西家地找人，碰見一個就盯住一個不放，一直到人家同意回基地為止。好多同志回到基地，就是衝著老院長的面子才離開北京的。沒有他呀，我國的第一次地下核試驗還不知要拖到什麼時候呢！」如果不是王淦昌上上下下動員，如果不是憑著他崇高的威望，被「惡二趙」把持大權的基地在那幾年是絕不可能進行任何實質性的試驗工作的。基地的人們還記得，當時從烏魯木齊通往基地關口的要道，都被兩派的造反派重兵把著，別說物資不易運送，就是行人也常常都要被扣下。
「哈哈哈……」聶榮臻大笑，然後打趣地說，「王先生，你相信我是『大軍閥』嗎？他們罵我是『大軍閥』，還要『火燒』我，『萬炮齊轟』我，可我並不怕他們呀！我告訴他們，毛主席讓我指揮原子彈等核武器試驗，你們誰敢來『火燒』和『炮轟』我？那我就讓誰嘗嘗『蘑菇蛋』是什麼滋味！你跟我一樣，是毛主席和周總理讓你來搞原子彈的，誰要說你是『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你就告訴他，你是革命的學術權威，那就來羅布泊造造原子彈呀！」王淦昌被逗笑了，自言自語道：「怪了，政治怎麼就比我搞原子彈還複雜？」聶帥的到來，使基地重新恢復了緊張而專一的試驗工作，王淦昌的心頭暫時消除了一絲掠過的疑雲。爆炸之前千頭萬緒的準備工作，使得他無暇顧及北京和其他地方正在發生的事。千里戈壁灘上的核試驗基地上有的只是一片神秘而緊張的戰鬥情景。
我們常把王淦昌等著名科學家譽為「兩彈先驅」，這兩彈指的就是原子彈和氫彈。
一到中南海，王淦昌才發現，除了他們所里的幾個負責人外，錢三強所長也被叫來了，還有錢學森。
「初步結果我們已經有了，下一步的關鍵是論證。」「娃娃博士」鄧稼先說。
1995年，他與錢學森，黃汲清（大慶油田發現者）和王大珩一起獲得李鵬總理頒授的「何梁何利基金優秀獎」。
「嘿嘿，下回我一定請你們吃大閘蟹，正宗陽澄湖的。」大科學家一說起家鄉的事，就彷彿年輕了好幾十歲。
這時的王淦昌感到該是自己出擊的時候了。他認為「不能用中微子的電離效應來探測它的存在。測量放射性元素的反衝能量和動量是能夠獲得中微子存在出證據的唯一希望」。因此他建議用K電子俘獲的辦法探測中微子的存在，指出「當一個β+類的放射元素，不放射一個正電子，而是俘獲一個K層電子時，反應后的元素的反衝能量和動量僅僅依賴於所放射的中微子……只要測量反應后元素的反衝能量和動量，就容易找到放射出的中微子的質量和能量」，「由於沒有連續的β射線被射出來，這種反衝效應對所有的元素都是相同的」。
10月，沉悶了許久的中國響起一聲春雷。王淦昌無比激動，他說：「這是更大當量的『核爆炸』！我要繼續努力為國家作貢獻。」
那是1987年的事。王淦昌80大壽的慶典籌備由中國科協、中科院和中國原子能研究院的一批中國資深科學家，以及參与「兩彈」研製工作的王淦昌的好友與學生們一致主張和發起。但像王淦昌這樣一個對國家和民族有著如此巨大貢獻的傑出科學大師，沒有「國家級」組織出面賀壽，似乎實在過意不去。
「胡鬧！地下核試驗是毛主席、黨中央作出的決定，怎麼能耽誤呢？一定要恢復生產和科研工作，該上班的同志都得回到第一線！這是中央的命令，必須執行！」周恩來得知后，直接向基地打來電話。
5月28日，北京的科學會堂里春意濃濃，笑語盈盈。一群群中外知名的科學界泰斗和學者，三三兩兩地興沖沖步入會場。「壽星」王淦昌這天特意著一身淺灰色西服，系一條紫紅色領帶，鼻樑上架著黑邊眼鏡，使得他神采奕奕，根本不像一個80老翁。我是從後來的照片上看到當時「老壽星」形象的。那次參加賀壽會的大多是王淦昌從事科學工作時的學長、同事和摯友，他們是嚴濟慈、周培源、趙忠堯、錢學森、錢三強、朱光亞、周光召和國防科委、二機部、核工業部的領導劉傑、蔣心雄、伍紹祖等，還有一位特別人士，他便是從美國專門趕來的王淦昌的學生李政道教授。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歐美各工業強國從自身利益發出，紛紛開始重視起科技革命，並將推進科技革命與本國社會發展緊緊聯在一起。於是大量國家資本投入科研工作，使得本來就比較活躍的歐美物理學研究呈現「熱火朝天」的景象。當居里夫人發現鐳元素后，人們很快發現了射線的醫療作用，於是X光廣泛被運用並使其在今天依然成為了解和戰勝疾病的重要手段。隨著人工放射性元素的製成，很快就有人製成了標記原子，用來研究磷在植物枝葉中的分佈，進而發生了一場肥料革命。最突出的例子要數原子能的運用了。1938年，物理學家剛發現中子會引起鈾核裂變，在不到4年時間里，第一個反應堆便建成，美國人又用了不足7年時間便製造出第一顆原子彈，使美國的國際地位和國力一下驟增，並一發而不可止。
氫彈試驗實在太複雜，從熱核材料的部件研製到產品設計、爆炸實驗，再到物理測試，每一個環節都得王淦昌操心幾陣子的。他早出晚歸，奔波在幾千里基地上，從細微的一個計算題到頂天立地的一個鋼鐵裝置，他都要過問。
1963年11月20日，這在中國原子彈試驗史上是應該記住的一天。這一天，雖說不是正式核爆炸，但卻有著與核爆炸相似的重要。當時參加這項縮小尺寸的整體模型爆炸試驗的人不多，可從技術角度而言，王淦昌心裏明白：成功與否，意味著中國原子彈正式爆炸日的到來。王淦昌在獲得中南海直接批准后，便與彭桓武、郭永懷、鄧稼先、朱光亞等進入了緊張的實驗實戰。在那些日子里，王淦昌一天光跑研究室、車間和實驗場就得好幾個來回……終於有一天病倒了，血壓一下高了起來，這可把基地上上下下嚇壞了。
「咚——！」「咚咚——！」不知什麼時候開始，在河北懷來縣的燕山腳下，周圍的百姓突然每天都能聽到這震耳欲聾的爆炸聲，隨著隆隆爆炸聲，總有一條「火龍」帶著長長的尾巴躥出古長城，直刺天際……直到八十年代，這裏的百姓才知道，原來當年一聲聲奇怪的爆炸和一條條「火龍」，都是科學家們為了進行原子彈試驗的「小爆實驗」。燕山腳下的這塊當年的神秘爆炸地就是中國核試驗歷史上有名的「十七號工地」。
王淦昌到基地一線是周恩來總理親自過問的事。「你不去我不放心。」周恩來對王淦昌有過這樣的交代。僅憑這麼一句話，王淦昌肩頭的擔子便可知其分量。
彭桓武斜了鄧稼先一眼，說：「總理那麼忙還忘不了請你吃飯？想得美！」鄧稼先在三位尊師面前伸了伸舌頭，不再敢胡言了。
「那麼剩下的就看你們了！」王淦昌用期待的目光看了看他兩位得力的助手鄧稼先和周光召。
「王淦昌是我國核武器研製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不僅參与了我國原子彈、氫彈原理突破及第一代核武器研製的試驗研究和組織領導，而且在爆轟試驗、固體炸藥工藝和新型炸藥、高功率脈衝技術，以及核武器試驗等實驗診斷方面進行了奠基性研究，指導解決了一系列關鍵技術問題。在開展地下核試驗過程中，他花費了巨大精力和時間研究與改進測試方法，使我國僅用很少次數的試驗，就掌握了地下核試驗測試的關鍵技術。」周光召同志寫這評語時是1996年2月。作為一位著名的物理理論科學家和中國科學院院長，一向用詞極其嚴謹的周光召，在評價王淦昌先生對中國核武器研製的貢獻時，在僅有180個字且大部分是專業名詞的評語中，重複用了兩次「奠基」和兩次「關鍵」的字眼。顯然，王淦昌是當之無愧的真正的中國「核彈先驅」。
一連數日，王淦昌和大邵天天這樣「對峙」。結果吃不消的不是60多歲的王淦昌，而是身強力壯的大邵。組織上讓他為王淦昌開車時就說得明明白白：「王淦昌先生是我們國家傑出的科學家，要像保護高級首長一樣保護他，不得出任何差錯。這是一項極重要的革命工作。」雖然大邵並不太清楚王淦昌到底是在從事什麼工作，但王淦昌經常進出中南海，去見周恩來總理等國家領導人，可知他是個不同尋常的人物……
雖說我們把原子彈搞出來了，可是對氫彈我們誰都不懂，它的一些基本原理，我沒碰過，三強同志沒碰過，錢學森同志沒碰過，你們也都沒碰過，但我們必須用別人七八年、十幾年搞出來的東西，用兩三年的時間把它搞出來。難在什麼地方？難就難在第一步要搞清它的基本原理。不知我說得對不對？請大家一起思考這個問題。俗話說3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有趣，我們這兒可以有好幾個諸葛亮！」一次會上，王淦昌點著理論部的鄧稼先、周光召、于敏等人說。
柏林大學校園內一個綠蔭覆蓋的小道上，邁特內教授十分歉意地拍拍王淦昌的肩膀：「很對不起，密斯特王，我沒能支持你的建議。不過，這是個運氣問題。」女科學家朝自己的學生聳聳肩，又回到了自己的實驗室……王淦昌對天長長地嘆了一聲。他有自己的見地，他認為科學就是科學，與運氣是兩回事，科學是實實在在的事。王淦昌和後來了解此事的其他人，都肯定地認為，倘若邁特內聽了他的建議，加上邁特內本人具有別人難以相比的實驗能力，中子的發現非她的學生王淦昌莫屬！然而猶太血統的大科學家邁特內教授太把王淦昌當做科學娃娃看待了。幾十年後，有人曾問王淦昌是否就此事抱怨過他的導師？王淦昌斷然搖頭道：「不不，我不僅不會有絲毫的抱怨，反而終身感恩邁特內女士，是她的卓越智慧和研究精神為我日後能在物理科學上有所建樹作出了榜樣。至於說到中子的發現這件事，這不全怪邁特內教授。假如當初我能堅持自己的觀點，不也可能獲得邁特內的有力支持，並最終可能獲得成功嘛！所以在此後的幾十年裡，我一直把這次自己犯的錯誤當教訓牢牢記在心頭。」
「說嘛。」陳毅催他回答，並說，「我和聶帥今天來此，是受中央委託，查的就是你們的『彈藥庫』！」「報告陳老總，每人不足一個半。」「這是什麼軍情嗎？很緊急的軍情呀！」陳毅大手一揮，指著李覺吼起來，「你是院長，你還是軍委和中共中央派來保護我們這些『國寶』的！讓科學家吃不飽肚子，怎麼能造得出爭氣彈嗎？你得寫檢查！」「是！陳老總。」李覺又畢恭畢敬的一個立正。
次年，鄧錫銘等人在王淦昌的指導下，利用一個四級平面波放大釹玻璃激光系統產生的激光束照射平面靶獲得成功。這可以說在世界上完完全全的第一例實驗成果。
今天很多中國人為自己國家擁有強大的核武器而無比自豪，誰能想到當年王淦昌他們所進行的試驗工作是那樣的艱難！不說國家的物質經濟條件差，不說西方世界對我國技術與情報的封鎖，我們自己給自己卻造成了那麼多的難題！中國的地下核試驗，實際上是在一個人工挖掘的山洞里進行的，這個洞長達一公里。在這樣深的洞穴里裝配原子彈，其難度要比在地面上大好多，特別是幾百根各式各樣的線路，每一根都要拉幾公里長，接頭與接頭之間、線路與線路之間，稍稍有一點點問題，都有可能釀成大難。
什麼新任務這麼急呀？王淦昌一生不善政治，但他知道自己從事的核事業與政治太密不可分了。不用說，祖國的需要是第一位的，在決定離開杜布納的那一夜，他靜靜地思索了一下各種可能。他已經好久沒顧上看看報紙了，可當他拿起一份中國的《人民日報》和一份蘇聯的《真理報》時，不由內心一陣隱痛：兩個社會主義大國已經罵得不可開交了！「太糟糕啦！」王淦昌從不對政治時勢發表評語，然而他內心明白：中國要與蘇聯徹底分手了，中國的科學發展也將同時要與蘇聯「老大哥」們斷絕交往了。作為一名科學家，王淦昌知道新中國才成立不久，一切科學實驗條件尚不具備，相對而言，蘇聯要強大得多先進得多。「我能為祖國做些什麼呢？」那一夜王淦昌睡不著。第二天，他把在留蘇期間積省下來的14萬盧布以買設備的名義全部交給了國家。
經請示中央，第一顆氫彈原理試驗在聶榮臻到來后的第二天進行。
「老院長您總算來了，我們的人都被拉去開批判會了，這兒已有一兩個月沒正經搞生產了！」有人走過來悄悄告訴王淦昌。
「你們想想看：在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人在廣島和長崎投的原子彈，為什麼幾乎所有重要的建築物都倒了，而一些煙囪卻好端端地挺立在那兒？想一想，這是很有趣也很有學問的事。」中國的原子彈研製離不開對國外原子彈研製過程的研究與比照。王淦昌常常把自己已經弄清楚或尚沒弄清楚的問題交給大家討論，而每一次討論就是對研製原子彈工作的推進。
「伏爾加」像只蝸牛似的跟著王淦昌一步一步地慢行著……望著性格耿直的「老頭兒」，大邵突然靈機一動：「王先生你是不是愛國的？」大邵把「伏爾加」貼近王淦昌，然後伸出半個頭沖王淦昌這麼說。
「報告總理，」鄧稼先的臉一下就紅了起來，「我、我是興奮的，毛主席和您等中央領導同志都在勒緊褲腰帶不吃肉，可您和兩位老總請我們來吃肉，這……我們過意不去。」「你這個『娃娃博士』說得不錯。國家目前有一定困難，主席帶頭不吃肉，但你們不一樣。主席和我，還有聶老總、陳老總都希望你們把身體養得好好的，把我們的那個『爭氣彈』研製出來。在兩位老總的建議下，今天請你們來吃頓肉，一是向諸位致歉，二是表示對你們的感謝。來，動筷動筷……」王淦昌事後說，這是他有生以來吃的一頓最香的飯。「肉過去不是沒吃過，但總理和老帥親自出面請我們吃肉，這是少有的事，而且是在全國人民連毛主席都不吃肉的歲月里，能吃一頓肉，這是一生中不會重複的事。」中國的原子彈要進行實彈試驗了，科學家們都做好了「西行」的準備，只等中央一聲號令。
「無私奉獻，以身許國。核彈先驅，後人楷模。」張勁夫同志也寫了一副賀辭，這16個字恰如其分地評價了王淦昌一生的科學追求精神與輝煌事業。據說當時一聽中國「兩彈元勛」王淦昌要過80壽辰，北京新聞界著實「瘋」了一陣，科學會堂一下擁去了不少記者，他們特別想看一看「露出水面」的大科學家的「生日」到底怎麼個過法——此前，這些國家級「絕密人物」很少被允許對外宣傳。但是，記者一進去便發現：這哪是什麼熱熱鬧鬧的慶賀，科學會堂內，一片肅靜，座無虛席的台下，所有目光直盯著講台——「各位師長、領導、同事和朋友們，先生們，女士們：剛才聽了大家的講話，我內心感到非常慚愧。其實我的缺點很多。就學術上講，我做事、研究都不深不透，其次是理論學得太少，遠不如我的學生。我不熟悉電子學，更不懂計算機。這對我的科學研究工作是個很大的障礙。對『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這句古話，現在我體會更深。希望年輕人以我為借鑒，要比我做更多的工作，比我做得更好……」如果不是事先有人指點台上講話的人正是王淦昌先生，記者們不會相信一位名盛天下的科學大師竟然會在80高壽的慶典上如此坦誠地在大庭廣眾前剖析自己的不足！「下面，我向大家彙報最近一個時期，我和一些同志開展準分子激光研究工作的情況。我報告的題目是《準分子KEF和XEP強激光》……」記者們見此情景恍然大悟：原來科學大師們過「生日」竟這麼獨特！科學會堂的學術報告會結束后，以抗戰時期浙江大學學生為主，一個專為王淦昌先生80壽辰舉行的冷餐會在北京理工大學進行。幾乎在京的40年代的浙江大學物理、化學系的畢業生全部到齊。李政道要求做當晚的司儀，他的開場白使許多人掉下了淚，在場許多學業有成的科學家，當年就是在王淦昌導師的敬業精神影響下才堅定地走了「科學救國，科學興華」的道路，並在後來取得了卓越成就。
這便是讓王淦昌終身感到自豪的「大太陽」——氫彈爆炸成功了！「王院長，你感覺怎麼樣？」在「大太陽」徐徐升起的一刻，聶榮臻元帥握住王淦昌的手，關切地問。
從後來那些撤密的檔案資料上我們知道，毛澤東、黨中央為了實現我國獨立自主地「搞點原子彈」，在王淦昌回國之前就抓緊開始投入了「596工程」的建設。當時兵分兩路，一路是由李覺將軍帶領萬名官兵開赴青藏高原的「死亡之地」進行未來原子彈試製基地的建設；另一路就是在北京西郊的那個「灰樓」里開展技術研製工作。後者由錢三強領頭，下面是技術負責「三巨頭」的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懷，分別擔任物理實驗、總體設計和理論計算的領導組織工作。
「王先生，十七號的實驗進展如何？能不能跟上前方需要？」1963年初的一天，王淦昌再次被周恩來請進西花廳。
這是真正的戰鬥。在五一節之後的那些日子里，王淦昌像「接新娘似的」從鄭州、從西安、從蘭州等生產原子彈部件的地方，率千軍萬馬，將原子彈部件一個個護送到羅布泊基地……那都是一列列警衛森嚴的絕密專列，其警衛的級別與中央領導出訪等同。每到一個站，全部清一色一級警衛，就連車站的負責人甚至當地的最高領導都不知專列上裝的是什麼東西。有一次回憶中王淦昌這樣描述過當時參与護送原子彈部件的情景：「我們都像天上掉下的神秘人物，不能跟車站或當地的領導同志說話，對方也不敢問我們一聲是幹什麼的。有意思的是，那些警衛我的戰士，只要我一行動，他們就左右前後地簇擁著，我真當了回大幹部。太有趣了！」大爆炸就在眼前。
「那——你為什麼不坐專車？」「人家罵我是『反動學術權威』！可我不是！笑話，我怎麼會成『反動』？成為壞人？」王淦昌一提起「反動學術權威」，氣不打一處來。
「今天我把大家招來，想開最後一次會議。大家知道，我已經接到回國的命令。」離開杜布納的前一天，王淦昌把在聯合研究所的中國部下全都召集在一起，以少有的沉重口氣對大家說道。助手們這才想起應該給王淦昌開個歡送會，準備點水果茶點什麼的。「汪容，你們別去忙乎，坐下，都坐下。我有話對大家說。」汪容等年輕人只好折回，坐到原來的位置，靜等一向嚴格要求的王淦昌「訓話」。
楔子
王淦昌和他的手下曾在這裏前後進行了數年的幾千次核「小爆試驗」。今天當我們從歷史的鏡頭中看到原子彈那巨大殺傷力時，很難想象得出最初的核爆炸竟與「囡囡玩爆竹」（王淦昌語）沒什麼兩樣。但研究原子彈的專家們知道，要成功進行殺傷力巨大的核爆炸之前，這種不裝核材料的「冷爆炸」是必不可少，而且是極其重要的。在神秘的「十七號工地」上，王淦昌指揮著中國核試驗前的一系列土法「冷爆炸」。「我們開始什麼都不懂，就知道按王淦昌先生他們提出的方案在沙丘上一次次地刨坑、裝炸藥，然後引爆……粗看看不出那是什麼偉大的核試驗，就跟我們打日本鬼子、跟蔣介石國民黨軍隊干仗差不了多少。」一位參加引爆工程的老戰士這麼說道。其實，這些看起來很土的爆炸試驗，科學家們心裏明白這到底是為了什麼。
「它是反西格馬負超子，當然應該叫反西格馬負超子嘛！嘿嘿，真有趣！」王淦昌自言自語道。
不再坐專車，改乘公共汽車。
「報告王院長：北京城裡全亂了，到處都是大字報，我們的『灰樓』也被包圍得水泄不通。」「周光召主任的家都被抄了……」有人把這些消息偷偷地告訴王淦昌。
美帝國主義國家早已封鎖了我們陸上和空間的所有通道，我國連一些稍稍先進的技術與資料都不可能從正常渠道獲得。
當晚，王淦昌來到葉企孫教授家，訴說了白天的慘景。葉企孫聽后，滿腔義憤：「科學，只有科學才能拯救我們這個苦難的民族！」數十年後，王淦昌回憶起當年的情景，神態非常嚴峻地說：「葉先生的話，當時深深地烙在我心中，可以說從那一刻我下定決心走科學救國的道路。幾十年來，我無論走到哪兒，都始終不忘為了實現『祖國需要更加強大』這個願望，並甘心情願為之奮鬥。」如果說葉企孫在悲憤時說的話使王淦昌樹立了畢生的奮鬥目標，那麼另一位教授吳有訓則以嚴謹的治學態度和對科學的不懈追求，激勵了王淦昌在科學道路上邁出堅實的步伐。可以說，中國的近代物理科學沒有吳有訓教授將不知要落後多少年。
無奈，「惡二趙」找到了王淦昌：「王總，這可怎麼好，找不到人上班呀！我們是下了很大工夫的，可還是不見效，是不是由你向中央把這裏的情況彙報彙報？」王淦昌不傻，知道對方想把皮球踢到他這邊來。思忖片刻，他說：「既然這樣，就用我這張老臉去做做工作吧。在中央對地下核試驗定下的時間內，我們一定要按時完成，否則就是對不起毛主席。你們說呢？」危難之際，王淦昌心頭比誰都著急。其實基地廣大幹部群眾、科技人員和指戰員都很關心地下核試驗，只是大家恨透了「惡二趙」破壞生產和整人的那一套，一些膽小的人甚至懼怕他們的瘋狂行徑，所以寧可少找點麻煩，讓「造反」就去「造反」，讓參加「批判會」就去參加「批判會」，啥生產啥試驗，才不管呢！面對如此一盤散沙，王淦昌怎能不急？
大家喜歡王淦昌的主要原因還不在這裏，基地的上下都清楚，中國的原子彈什麼時候真的開始爆炸試驗，這隻要看「王老頭」的工作情況就明白了。別說是根本不掌握高級機密的普通士兵，就是基地司令也得看王淦昌他們的工作進展才能判斷什麼時候「爭氣彈」該聳立於長空了。
吊籃徐徐往上升，把我們送入了塔上的工具間內，為我們消除了身上的靜電后，我們又登上了幾級台階才進入爆室。九院試驗部副主任方正知和他的助手正在做最後的檢查，他簡單地對我們說：「就完了。」然後又繼續埋頭檢查。
「王先生說得對，要說氫彈可比原子彈複雜得多。蘇聯人撤走後，我們還有王先生、三強院長，他們都是在西方留學或者搞實驗時，不同程度地接觸過原子方面的理論與實踐，就連我們幾位年輕同志也知道原子方面的不少基本原理。可氫彈就不一樣了，誰都是門外漢。現在上面給的研製時間又這麼緊，但我想也沒有什麼值得可怕的事。攻下原理這一關，我們就可以突破。」「娃娃博士」鄧稼先平常就有一股詩人氣質，容易激動。他的話就像給理論部的年輕科學家們打了一針興奮劑。
王先生就是這樣一個人，在他的心目中，從來不去想那些亂七八糟的私事，只要他認為是上面交給的任務，不管在哪裡，不管是幹什麼，他都要全身心地投入，直到完美地把它做好為止。那時綿陽的條件極其困難，連孩子吃的食糖都得從北京帶過去。而我們的九院工作區為了適合戰備需要，整個工區和生產廠區鋪得特別大，共佔6個縣的地面，近的相互間距離三四十公里路，遠的達100多公里。整個綿陽地區實際上成為中國核武器試驗的大本營。那時王先生已經是近70歲的人了，但他是生產和技術的總負責，所以幾乎每天都要在幾百公里的工區里奔波。當時我們所在區域還有不少國民黨殘留部隊，敵情很複雜。每次跟王先生出門，我必須帶上武器，隨時準備應付不測。由於「文革」影響，許多工廠停停乾乾，這給王先生的工作帶來極大困難，他既要安排科研工作，還要做人的工作，那幾年真是難為他了。綿陽地區又是地震多發區，我和王先生多次出門碰上地震，由於擔心出事，我不讓他往下面的工區跑，他哪兒肯聽！地震一來，夜裡我把他拖到汽車上睡，他就是不讓，說怕什麼？我是搞原子彈的，震波多大，對人類危害多大，我心裏都清楚。他照常睡在屋裡。有一次我問他，王先生你真的不怕地震砸死人啊？他嘿嘿一樂，說死誰都怕，只是你心裏裝其他事多了，死的事就給讓路了。我相信他的話，因為他心裏裝了那麼多工作，哪兒能顧及自己生死？但就是這樣一個兢兢業業為國家作貢獻的老科學家，「四人幫」一夥仍沒有放過他。青海基地的「惡二趙」派人把王先生抓到羅布泊，說是「工作需要」，實是為了批鬥他。而在後方的綿陽，他們則進行大抄家。我知道王先生家裡的東西都是國家核武器試驗的重要資料和文件，所以我堅決不讓造反派動一動。為此，造反派也給我扣上了「反動學術權威的司機」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