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一直需要國家大量返銷糧的台州人竟然在混亂的『文革』十年中沒有餓死一個人。」對這樣的「輝煌一頁」，我問台州人是什麼原因時，他們笑著告訴我：「全國工人在造反打架，我們台州農民在家種糧生娃。」智慧的台州人已經老到起來了，就像得了天台山上那些隱士的真傳。

「那——你們能不能準確地說出你們是什麼時候正式開始分田到戶的呢？」這是個關鍵性問題，我希望皂樹村的鄉親們能夠準確回答。

「我高中畢業後到了浙江水泵廠工作，可是不到一年就碰上了國家精減國營和集體企業職工的政策。我父親解放前到了台灣，又是國民黨員，還當過校長和保長。所以我這樣出身不好的人就成了第一批精減的對象。1965年我回到了家鄉下陳水倉頭村，在我們這個地方的農村。

「如果就從1967年算起或者以耕牛數量分田的1973年、1974年算，到中央決定可以分田的1980年，這中間有六七年、十來年，是中國政局比較複雜的『文革』時代和『文革』剛結束的『兩個凡是』階段，你們的分田到戶搞包干，有沒有因此受過牽連？」我進而問。

有史記載：南朝大詩人謝靈運在永初三年（公元422年）七月，出任永嘉太守，在途經台州赴任途中，因山高路險，又多林莽深壑，便招得幾百民夫開山伐木，一路焚燒叢林方「日走三里」。由於謝靈運他們一路砍燒林木，以致當地的台州官員以為是匪徒滋事，發兵前去阻擋，鬧出笑話。台州交通不便而鬧出的「歷史性笑話」還有不少，即便到了20世紀後期的80年代仍然還有流傳。在這之前的1958年，台州修過一條與外界通行的公路，但因翻越大括蒼山等曾被李白驚呼高達「四萬八千丈」的重重大山，司機們一向極其畏懼行走。天氣晴朗時，去一趟省城，天不明出發，黑夜才能趕到西子湖畔。如遇雨雪天氣，由於山道險惡，誰也不敢出差。

「可幹了幾個月後，還沒有分一次紅，玉環這地方的武鬥就鬧起來了，兩派打得不可開交。

經濟上的不投入、少投入也罷，最讓台州人不可忍受和負辱的是建國初期的前十年裡，有兩次竟然被撤銷地區行政區劃，第一次是1954年，第二次是1958年，撤銷后的台州下屬縣級單位不是划給了寧波，就是分給了溫州。直到1962年，台灣的蔣介石瘋狂地叫囂「反攻大陸」時，考慮到軍事形勢的需要，台州才再次重立專區。重立后的台州又在很長時間里承擔了海防前線的特殊任務。所以因諸多的「軍事秘密」和「軍事要地」的原因，台州始終成了一個不被人熟識的地方。

我的結論源自我走進的一個農民創造了當代中國經濟模式的地方，那就是浙江台州。這塊土地過去我們對它非常陌生，即使是現在，對許多人來說仍然是陌生的。但台州以另一個角色所出現在當代的其他形式，我們早已對它不陌生了。比如過去人們常說的「溫州模式」，其實多數是台州人在支撐著這樣一個「假溫州、真台州」的現象。比如我前文所言，在全國影響廣泛和最初的個體戶形象與民營經濟的形式的「浙江補鞋幫」就是台州人創造的併為主體；比如第一個嘗試農村股份制的是台州人；比如第一個搞農業新型合作社的是台州人；比如第一個民間銀行的誕生也在台州；比如第一個民營汽車製造廠並形成名牌的也是台州人；比如第一個個人製造飛機的也是台州農民——這位農民雖然沒有把土製的飛機飛上幾千米的高空，但他至今仍然在不停地試驗……夠了，有這些現象和事實，足可以證明台州人的與眾不同。

「可我們台州人比任何一個地方的人都務實肯干，性格里有股硬勁，從不好高驁遠，也不好大喜功。追求富有，改變貧窮命運，是支撐我們自身的一種精神力量，也是我們日益進取不竭的動力源泉。一般的台州人都會有一股雄心——因為過去我們都很窮。」有位台州經濟學家這樣說。

目前有據可查的上面兩份史料，足可證明台州是中國股份制的發源地，這已被現在研究經濟工作的專家所認可。其實，談到台州的股份制，其開始和發源的時間遠比這兩個事件要早得多和廣泛得多。

可沒法找人說理。你找公社的人去說，人家說沒把你們抓起來送進監獄里算是對得住你們了，你們還嚷嚷什麼？我們只能啞巴吃黃連，有苦沒處說。」顏祜慶回想當年事，依然憤憤不平。

「溫嶺那邊的人活泛，用現在的話說，那邊的人思想解放，敢幹冒險的事。所以後來我把做出來的機器賣到了溫嶺的牧嶼。」管康仁說。

真不敢相信，在如此小而偏僻的山村，同樣有許多嚮往都市生活的人，並且竟然也加入了富人的行列。

自古以來，中國的農民們其實一直很聰明，當苦難的生活逼得他們無路可走時，人間的許多奇迹都是他們創造出來的。而人類文明史的推進，尤其是靠他們的這種創造力和發誓改變命運的積極性。而今中國的現代化發展到高度文明的工業化和信息化時代，許多人似乎正在忘卻農民的功勞，這其實是非常幼稚的。

「後來呢？」「後來就慘了……」老人的臉陰沉下來，「後來就有人知道了，告發到大隊、公社領導那兒去，說我是破壞農業學大寨。」「這哪兒跟哪兒的事嘛！」我覺得很荒唐，但荒唐年代就有荒唐的事。管康仁自己說，有人認為你管康仁自己偷偷做補鞋機不說你搞資本主義已經夠寬大的，你還將機械賣出去，你這一賣就是鼓勵那些不安心農業生產的人出去搞副業，你這不是破壞農業學大寨是什麼？於是幹部就把管康仁叫去辦了四個月「學習班」，最後讓他把所賺的1200元全部罰了出來。這怨，換了別人早甩手不幹了，可管康仁覺得自己好不容易搞出了補鞋機，而且要貨的人也很多，自己賺錢不賺錢是一回事，能夠讓自己的那些走南闖北的鄉親用補鞋機代替手工補鞋總歸是件功德無量的事吧！他管康仁是個認死理的人，心想你們不讓我在水倉頭賣，不讓我在陳下和黃岩賣，我就賣到溫嶺那邊去……

種田人知道：種什麼樣的田，就有什麼樣的收成。「人民公社」之後，農民們種田的自主權其實被徹底地剝奪了，剝奪了種田的自主權的農民等於沒有了天生的能力，時間一長，就沒有了進步。而對那些地薄人多的山區，沒有了自主權的農民就只能靠國家來養活自己。笑話，農民們對這樣的寄生生活自己也不滿意，加上返銷糧還常常不夠和不及時，餓肚子的日子是難過的。走出大山到政府去鬧事？去造反？農民們最後選擇的不是這些，而是悄悄地「土地革命」——把集體的地分了，分給各家各戶種，結果發現他們基本能豐衣足食了。這等好事怎不做？再說，山高皇帝遠，沒人說就沒人來管——皂樹村的老百姓和幹部們就是這樣在山外的世界都在大批「資本主義」時，他們卻瞞天過海地進行著徹頭徹尾的「資本主義」——分田到戶。這樣的日子竟然使全村的人在國家沒有返銷糧的年份里照樣可以養活了全村人，於是他們認為這沒有啥錯，符合毛主席說的「自力更生」。慢慢的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成了習慣。再後來，周邊的村子也悄悄地跟著學，一直把幾個村、幾十個村和兩個公社的農民們全都帶動了起來，所以等到1980年9月中共中央以75號文件向全國轉發了總書記胡耀邦同志主持農業工作座談會的紀要文件——《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的通知發下來后及那個報道安徽鳳陽小崗村分田到戶的新華社記者的長篇通訊《中國，有這樣一村莊》發表時，浙江台州的農民們帶著半嘲諷的口吻說：小崗村人做的事，在我們這裏早已成了歷史。也就是說，被寫入中國改革開放史的20世紀80年代初在我國農村掀起的一場最讓9億農民們激動的分田到戶、承包單幹運動，在台州相當多的地方根本就沒有濺起一點兒水花——原因是這裏的農民早已把地分光了！比小崗村和其他地方的農民們早承包、早分田到戶的台州人，在別人忙著還在爭論分田到戶到底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時，他們便又開始了悄悄地離開家鄉、離開莊稼地，開始向外鄉、向城鎮做起買賣來了——第一批穿村走街的補鞋匠、賣糖換破爛的貨郎擔延伸到江浙各地，隨之到了全國所有角落……

2006年4月23日，當我採訪完台州諸多現代化的先進企業和令人振奮的民營經濟后，提出要到台州目前仍比較落後的山區看一看時，市委宣傳部的同志與臨海市聯繫了一下，結果有關人士帶我到了臨海、天台和仙居三縣市交界的三水洋鎮。與高度發展的台州市區相比，偏僻的山區小鎮白水洋確實更像我記憶中的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南方小鎮。雖然這裏的居民也能通過電視看到大洋彼岸的奧斯卡獎頒獎的現場直播，但人們住的、商店裡陳設的基本上還都是一些日用品，時尚的奢侈品很少見。鎮政府的文化站長小楊將我們領到鎮會議室時，已經有幾位老幹部在等候我們。其中一位叫王植江的老同志指指會議室，說他在上世紀70年代當副區長時，這會議室和辦公樓就是這個樣。近40年了，鎮政府的辦公條件沒有什麼變化。

「沒有再被人發現？」「我換了製造的方式。在自己家裡做肯定不行的，就是關起門再敲敲打打也會被人盯住不放的。我不在自己家裡做。而是跟牧嶼那邊的合作夥伴聯手干，我把圖紙給他們，他們就在牧嶼那邊製造，再由他們賣出去。他們每台給我150元。做完一台，我再教他技術，就這樣一直做了好幾年，他們那邊也就慢慢做了起來。牧嶼現在是有名的製鞋業基地，就是那會兒我們打下的基礎。浙江各地後來出了幾千、幾萬的補鞋匠，布滿了全國各地，就是因為他們手裡有了補鞋機。別小看這補鞋機，這是我們浙江人致富的第一桶金。它的意義可不一般。

「公社的人走了后，我們幾個幹部坐在一起又商量，這回採取新辦法：按耕牛分田！」李文君介紹說。

老人也笑了，說：「沒辦法，他們的招數太多了，無論我們工作組想什麼法子來割『尾巴』，最後還是一點效果都沒有。這種情況下，我們工作組開始反思了：一是思考為什麼農民們那麼強烈地堅持要分田到戶搞單幹？二是從調查得出的結論是，凡搞單幹和分田到戶的地方，農民們的日子就相對好一些，基本上沒有出去討飯的。相反，那些靠吃國家返銷糧又不分田的村子，則每年會有很多人出去討飯。基於這種情況，我立即向區委和盧凱書記作了彙報，結果其他幾個工作組了解的情況跟我們一樣，農民們就是願意分田單幹。基層生產大隊、生產隊的幹部也都支持分田單幹。而且這些基層幹部明確告訴我們工作組：如果一定要讓他們去執行不讓農民們單幹分田的話，他們就全部自動辭職。這一態度在鄉以下幹部中佔了90%以上，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堅持要求鄉、大隊和生產隊的幹部執行所謂的割資本主義尾巴、動員農民們上交已經分的土地和停止單幹的話，那麼鄉以下的所有基層組織將基本癱瘓。在那個年代，我們共產黨領導的天下如果出現這種情況，是誰也擔當不起的事，所以區委，尤其是本來就支持農民分田的盧凱書記的態度，我們那次的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工作組後來完全站在了農民這一邊。比如我領導的六個工作組，幾十號幹部，沒有一個人說農民單幹和分田有什麼壞處。

「應該是1967年。」有人則說。

「那會兒，政治形勢非常緊，別說是分田到戶，就是發現誰種了幾條絲瓜也算是『資本主義』。農民們辛苦幹一天只有024元收入，根本沒辦法過日子。上面又不讓我們勞力外出，誰外出幹活，就是不正派的人，就是流氓、盲流和壞分子、反革命；政策是把所有勞動力都捆在土地上。如果是田多人少，或人多地好，可能還過得去。可我們皂樹村是人多地少，而且田地又都是非常差的山地，二三百號人捆在這麼一塊山窩窩裡，不想點法子，真的肯定會餓死一半人哪！分田到戶是逼出來的。」李方滿說。

在我來台州採訪之前，浙江有關媒體就已經發表了一則令人鼓舞的文章，題為《尋找玉環股份制經濟起源》，其中介紹了記者追尋到的台州最早搞股份制的那個「蘆浦工藝廠」和那幾個敢於最先吃螃蟹的農民。他們創辦的這個股份制企業是在1967年，比溫嶺的那個有「正式戶口」的「中國第一家股份企業——牧嶼工藝廠」早出了整整15年，而且這時間正是中國「橫掃資本主義」最激烈和嚴重的「文革」初期。真是有些不可思議，台州人竟如此膽大妄為。

這正是個山清水秀的「世外桃源」：四面環山的小村莊，坐落在環山的半山腰間，背靠的大山頂峰，有一塊衝天巨石，十分雄壯巍峨。皂謝村的正面，有一塊小盆地，種著綠油油的水稻，滿山都是綠林。那天我們去時，正是雨後，所以整個村莊和盆地，飄舞著濕淋淋的雲霧……

採訪中我發現，台州的股份制到底誰是第一家，其實很難確定。但有一點則是毫無疑問的，那就是台州農民以股份形式開辦企業，「文革」前有之，「文革」中有之，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更有之。到1985年中央文件上第一次出現「股份合作」字樣時，整個台州的多數企業，其實基本上都是實行的股份合作形式。十幾年後世紀交替之時，有專家帶著股份制經濟對中國經濟會產生何種影響的問題而走進台州考察時發現，這裏除了一些如電力等極少的企業是國有外，已經幾乎看不到國有經濟，驚恐不已，悄聲議論：這台州還是不是社會主義的天下？

「有你作家這話我們就滿足了！滿足了！」能說會道的顏祜慶喜笑顏開。而不太說話的林友泮，我則看到他的那雙眼裡閃著淚花……這位老人讓我頓時想起了曾經同樣當過生產大隊支書的我自己的父親。他們是同代人，我父親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曾經也是為了農民兄弟們能過上些好日子，在蘇州地區成為鄉鎮企業的創始人之一，但他們都是失敗者，而且因為辦了所謂的「黑廠」而下台、受批判，甚至影響到下一代的我們……想到這兒，我不由得繞過桌子，雙手握住林友泮老人的手，對他說：「老支書，我會在書里寫到你的……」老人有些激動地：「是嗎？我們有啥寫的？都是過去的事了。」我點頭向他保證，心裏說：是啊，都是過去的事，可這些過去的事，現在許多人並不了解，尤其是年輕一代，他們並不知道自己的前輩為了求生存而作出的探索精神是何等的可貴！別小看了區區一個由七位農民合作起來的六個股份組成的「紅衛儀錶廠」，在那瘋狂的年代，如此舉動，就是一個偉大的革命行動，它弄不好是要被殺頭，並且株連九族的！然而敢為的台州人就這麼做了，並且做得曾經轟轟烈烈。

絕非滋事惑眾。所有從事黨史和國史研究的學者與專家，所有想了解當代中國農民發展史的人們，都應該懷著虔誠的心，與我一起走進台州這塊由農民們建立起的創新與求索的精神聖地——

台州人因為自己獨特的地理原因和歷史原因，長期被外界所冷落、所陌生，所邊緣……新中國成立，幾乎所有的中國城市和地區都跟著共和國一起奮發圖強，而一大批老城和新城都在這樣的奮發圖強中或煥發青春，或平地而起。照理，有千年歷史的台州應該像它們一樣迅速崛起並被人熟識。然而台州卻因地處與台灣遙望相鄰的海防前線，又嚴嚴實實地被排除在大建設的總格局之外，眼睜睜地坐失於千載難逢的大發展機遇之中……蔣介石軍隊與大陸人民解放軍的最後一仗是在台州的大陳島，時間是1955年。戰鬥的結果自然是我軍全勝，可台州從此也就成了台灣國民黨反攻大陸的最前線。

「是。就是它。」顏祜慶繼續說，「作家同志你可以想想，在當時的形勢下，我們的公社領導能出面支持我們辦廠，太不容易了，所以大伙兒的積極性挺高的，廠子很快重新動起來了。

中國今天飛速發展的現代化和信息化的工業社會，其實就是靠像皂樹村和安徽小崗村農民分田到戶的改革精神所打下的基礎為推動力的。

這話的意思是：我們能不能制止和剎住單幹風，關係到能不能保住共產黨政權的天大問題。老實說，當時我帶著工作組，就有種同單幹風生死鬥爭的味道。你可以想象，我們認為自己代表的是共產黨和共產黨的政權，而他們搞單幹、分田分地就是與共產黨唱對台戲的資本主義、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嘛！可一下去，我們才發現農民們分田單幹的實在太多了，多得讓我們簡直無從下手。為了給那些分田搞單幹的人點顏色看看，工作組也曾採用專政的手段，揪了幾個人，像斗地主、斗走資派一樣，押著遊街和游村。但這些措施還是不管用。一方面搞單幹的人太多，我們不可能把所有搞單幹和分田的人都抓起來；另一方面你今天到某一個生產隊把他們分的地合起來，明天你工作組還沒有離開村子，他們又把地分了。開始有人報告后我不相信，說哪有那麼快就把地分了嘛！一調查才有人告訴我說，區長這還不簡單，我們熟悉每一塊地，你們工作組白天把分的地收攏了，晚上我們再開個會，幾句話就又把地分了。我聽后，心想可不是，農民們祖祖輩輩生活在這裏，他們對每一塊土地了如指掌。於是我動員工作組人員，說為了防止農民們偷偷分田單幹，讓白天從地里收來的黃豆全部倒在生產隊的曬場上，這樣誰的黃豆就分不清了，你們想單幹也單幹不成。我自以為這樣就可以讓農民們沒轍了，哪知他們笑著將我領到曬場，然後用腳輕輕扒開滿地的黃豆。我一看，頓時恍然大悟：原來，農民們在黃豆下面或放了幾根稻草，或放上幾塊小石頭，將張家李家的黃豆分得一清二楚……」「哈哈，農民們就用那麼簡單而充滿智慧的做法矇混過關了！」我聽后忍俊不禁。

我還認識另一位奇人，他如今也是幾十億身價的台州人，他在1983年還是個補鞋匠。因為他年紀小，別的補鞋匠都賺到錢回家辦廠了，可他才剛剛邁出賺錢養活家人的第一步。為了多補鞋，他隻身到林海雪原的興安嶺，因為他聽說那裡的伐木工人的靴子是皮的，伐木工人很少出山，靴子壞了沒人補。於是他扛著補鞋機進山，白天走雪地，晚上住在人家的狗棚里，幾次半夜裡被野狗叼出來差點喪了命。後來他學精了，逢到雪夜沒地方住，就幫人家補鞋，補鞋換得一宿。就這樣，他隻身在大興安嶺掙得了「第一桶金」——是用自己的性命掙來的那桶金。回家后他也辦起了縫紉機廠，現在他的「傑克牌」縫紉機同樣是世界著名的品牌，他便是水倉頭村又一位名人，叫阮積祥。小夥子看上去仍然像個二三十歲的青年，整天一臉可愛的笑容。

「為什麼你這麼認為？」我問。

因為陳宜根一直稱自己是溫州人——很慚愧，那個時候我還不知道中國有個台州。老陳後來入了我編的《中國英才》叢書。他的事迹很不簡單，即使是現在，不用看介紹他事迹的文章，我也會說出個大概：他老家盛產珍珠，1987年時，年已花甲的陳宜根帶著兒子獨闖北京，父子倆先在北京革命歷史博物館3樓租了一個櫃檯，做起了珍珠生意。之後又搬到紅橋農貿市場，擺下了浙江人在北京開設的第一個珍珠項鏈攤位。不料陳老先生的珍珠生意越做越紅火，並成為京城一景。那時即便是首都北京的老百姓生活也很一般，開始愛美的女同志們能有一條價格在100元左右的珍珠項鏈是件十分愜意的事。陳宜根的生意就這麼火了起來。後來他帶著老伴、女兒、女婿和外孫女一起都進了北京，之後又把村裡的人、鄰村的人都帶到了北京，「溫州人」在京城賣珍珠賣出了名。1992年，陳宜根把珍珠弄進了人民大會堂展出，中央領導和夫人，對陳宜根他們的珍珠大加讚賞，有中央領導還為陳宜根親筆題寫了「珍珠大王」四個字。陳老先生很會做生意，他把與領導人的合影和人家給他的題詞往小攤上一放，於是那些逛紅橋商場的國內國外的遊客紛紛慕名而來。後來他的珍珠攤位，成了外國總統參觀紅橋市場的必到之處，尤其是隨訪的總統夫人們對又便宜又光艷的中國珍珠更是愛不釋手，更使陳宜根這個「珍珠大王」的名聲威震四海。

原因是，牧嶼這個出補鞋機和補鞋匠的地方的百姓通過補鞋賺得「第一桶金」后，開始由補鞋和賣補鞋機發展到製鞋業了。而陳華根是牧嶼製鞋業的「領頭羊」，他把企業的名字後來改成了「寶利特」。這「寶利特」從製作低檔鞋到現在生產各種高檔仿皮鞋等數十種產品，成為日產10萬雙鞋的「中國鞋王」。牧嶼這個地方除了陳華根的「寶利特」外，還有「雅迪」「遠霸」「海王星」「天馬行」「奧利萊」等眾多著名製鞋企業，小小牧嶼一年生產的鞋，可以讓每個中國人都能穿上一雙。不僅如此，牧嶼的鞋業還輻射到了周邊的橫峰、澤國和潘郎等鎮，形成中國製鞋業的主要出口基地。

「我們皂樹村都姓李。全村有100畝糧田，其中旱地30畝，水稻田70畝，還有460畝山地，是個很小的山村。人民公社時，我們曾經是一個行政生產大隊，根據自然村又分了三個生產隊。因為都是山地，種植的糧食不夠全村人吃的，在吃返銷糧的那些年裡，全村得到的返銷糧在1萬斤左右。到了『文革』后，返銷糧斷斷續續，村裡的百姓日子就難過了。可日子總得過，怎麼辦呢？光靠外出討飯不是個事，尤其是『文革』那陣子。社員出去討飯，是要生產大隊開證明的，那會兒誰也不敢給社員開證明，你一開證明就等於說你允許壞分子出去給社會主義抹黑，這個責任幹部是擔當不起的。所以外出討飯不行，國家的返銷糧不來，人民公社大集體種田的收成又不夠大夥吃，最後只有一條路可走——把地分給社員自己去種……」「這麼說，分田到戶，其實都是逼出來的？」「那是！安徽小崗村農民畫押，也是逼出來的，他們那個地方餓死人的特別多，他們的分田到戶，其實是農民兄弟跟死神在決鬥。我們呢，是同餓神在決鬥。相比之下，我們這兒天高皇帝遠，大山溝里，以前上面的幹部一般不會走到我們這兒的，最多區委和公社的幹部幾年來一趟，偶爾來一趟也不會呆上幾個ｒeａｄ•９９csw.cｏｍ時辰，他們說什麼我們聽聽而已，該做什麼還是自己的事。再說，當年我們的區委幹部、公社幹部都是些非常不錯的人，他們跟我們農民有感情，他們只要不是睜著眼睛說瞎話的人，看著我們農民過的日子，他們是不會昧著良心去做些喪盡天良的事。

「後來的情況就變了。1958年後，上面號召所有地方都要成立人民公社，緊接著又是大躍進。再過後，就是三年自然災難，黃岩和溫嶺有了餓死人的情況，其他縣也出現了死情……

台州還有一個非常不利於名氣外傳的原因，是它的地名讀音，很不適合國人的理解。台州台州，不就是台灣的「台」字嗎？非也。到了台州才知道，這個台州的「台」字不讀台（tái），而讀台（tāi），其音與「胎」兒的胎字一樣。台州的真正讀音，與江蘇的泰州一樣，所以過去除了台州地理上的偏僻荒蠻原因外，很多人一聽「台州」，還以為是江蘇的泰州。總之，台州的名聲很受這些歷史的、地理的、讀音上的種種客觀因素的影響而吃虧。

那一天採訪管康仁出來，走在水倉頭的那條狹窄的鄉間簡陋公路上，我不免有些感慨：世界上那些曾經輝煌了近一個世紀的縫紉機霸主，怎麼也不會想到，僅僅一二十年時間，他們就徹底地敗在了一群中國農民手裡。這群中國農民便是來自台州的邱繼寶的「飛躍牌」縫紉機、來自台州的阮小明的「寶石牌」縫紉機和阮積祥的「傑克牌」縫紉機等。你自然不會相信，在全世界每年近千億銷售額的縫紉機產業中，這個中國浙江台州的小小水倉頭村就佔了三分之二的份額！就說被朱鎔基總理多次稱讚為「國寶」的「飛躍」老總邱繼寶，現在他的「飛躍」縫紉機，一年銷售量達上百億元，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都有他的「飛躍」。邱繼寶在許多國家，享受的是國家元首級的待遇，一些國家的總統都認識他。朱鎔基和溫家寶兩屆國家總理都誇邱繼寶是「真正的世界名牌」。邱繼寶告訴我，他也曾是補鞋匠出身。如今身價百億元的邱繼寶在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時，正在中國北方的那個天寒地凍的街頭，靠著一台補鞋機為過往的行人補鞋。正是這半年積攢下的幾百元錢，使他回鄉后動了自己辦廠的念頭。而正是這一念頭促使他第二年便開始做起了縫紉機零件的小生意，之後又辦自己的縫紉機廠，一直辦到現在。如今邱繼寶家產過了百億元，5000餘人為他企業做事，100多個國家銷他的「飛躍」牌縫紉機，那縫紉機大的能做像球場一樣的巨幕，小到國家主席、總理出國手提著作為「國禮」送給外國元首們。

那天送走林友泮幾位創辦股份制的老人後，婁昌福要我「多留幾分鐘」，他說他要向我介紹玉環縣真正的「第一家股份制企業」——蘆浦工藝廠。

其實，中國農村改革的真正發源地並非在小崗村，而是在一個更邊遠和偏僻的山區農村——浙江台州的皂樹村。這裏的分田到戶和大包干，比小崗村更早、更廣泛、更徹底，並且經受的鬥爭也更激烈和痛苦。皂樹村和台州農民應該是中國農村改革真正的發源地和急先鋒！中國改革開放史將重新改寫這一新事件。

「在杭州和台州等地搞建築的。他是我的前任，當過村主任。」李方滿說。

長達一千余年的封建皇朝時代，台州一直被朝廷當作貶官流放之地，又加上這些被貶的官員和學士經常奮起反抗朝廷，所以台州在歷代朝廷的眼裡，是塊必須打壓的地方。也不知是哪個朝代留下的規矩，轄6縣之域的台州，在之後的一千多年設郡立州的歷史里，竟然沒有一個「台州」的中心城市！其他府郡卻不是這樣。比如蘇州，設府建郡后就有了蘇州城，之後的幾千年，蘇州的發展與沉浮一直沒有脫離過中心城市的建設與壯大。台州鄰居的寧波與溫州，能夠發展成解放初期規模僅次於杭州等名城的海濱城市。尤其像寧波，自19世紀中英《南京條約》起，就成為中外著名的港口，其發展一直沒有脫離過中心城市寧波府。所以到了20世紀初時，它的規模和經濟發展水平處在東南沿海各大城市前列，與隔杭州灣相望的上海齊步發展成東方大港。即便我們今天看到了大上海，如果沒有「寧波邦」加入和源源不斷的輸血，是斷然不能成大器的。相比之下，台州的命運實在可憐可悲，連台州人自己也一直弄不明白：為什麼在千年漫長的歷史里，「台州六縣」這一廣大區域內、長達800公里的大陸海岸線上，竟沒有形成一個稍有些規模和影響力的中心城市？

在台州採訪的第一天，市委就安排我見了一位人稱「台州農村通」的老幹部邢傳欣。這位上世紀50年代初就到台州從事農村工作的老農工部主任，在新中國成立后不久，就被省里分配到台州當土改隊長。

我沒有理由不相信這些憨厚老實的農民，自有皂樹村的一百多年來，他們根本就沒有見過哪個記者、作家來過村上，除了為生存而不得不多次向上面來的幹部們隱瞞分田到戶說過假話外，他們從來沒有說過第二回假話，這一點我完全可以相信。

台州人的股份制經濟浪潮如滾滾東流的長江之水，奔騰不息，一發而不可收，遠遠走在其他地區的前面。

「比如說蘆浦工藝廠，毛慶貴他能辦這個廠，如果不是因為當時任蘆浦公社書記的他父親毛崇友的支持，他毛慶貴根本不可能把工藝廠辦下去。蘆浦公社的股份制能夠在『文革』期間得以生存和發展到『半壁江山』，沒有像毛崇友這樣敢作敢為的領導在背地裡支持，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林友泮他們的『紅衛儀錶廠』，如果不是因為有林友泮他這個當支部書記的帶頭干，這個合股企業也絕對不可能在『文革』最瘋狂的1966年、1967年中誕生和成活。」是的，我相信婁昌福的這番結論。台州的民營經濟之所以能夠發展到今天如此生機勃勃，統領天下，沒有台州歷屆的幹部們以人為本、以民為本、以當地實際為本的思想和勇氣，那絕對只能是一枕黃粱美夢。我想老百姓最清楚這個事實。

之後的台州股份制，以排山倒海之勢，進入所有的經濟領域，甚至向教育和衛生部門……

那天我是懷著一番好奇而又有些激動的心情，跟著幾個農民來到玉環蘆浦分水村一塊田埂上。一位本地農民老漢叫林友泮，指指一座水閘上破舊的卻依然挺立在那裡的三間半磚瓦房，告訴我：「這就是我們當年辦的最早的一個股份廠，當時叫紅衛儀錶廠……」「就這個樣啊？」我對影響當代中國經濟和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浙江台州股份制發源地竟然產生在這麼一個極不起眼、極不壯觀的地方，內心多少有些失望。不過心想：毛澤東當年打天下時，不也就是幾根破槍、幾把紅纓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別小看這幾間房子，當時我們還當寶貝呢！」林友泮老漢說，「這個地方辦廠，一是不佔集體房子，二是關鍵這裡能上電線，好發動機器做工。」末后，他補充道，「我們辦的是儀錶廠，需要電動力。」原來如此。

這一天，金清區公所的拍賣現場，能容納200人的會場，擠滿了參加競拍和看熱鬧的人，連走廊里都是人頭攢動。上午9時30分，拍賣開始，三位買方代表隨即展開了緊張激烈的輪番叫價，一直較量到23回，最後由徐正坤所代表的6位股東以1691萬元的價格，購得黃岩縣輪窯廠。

我們的盧書記真是一條硬漢，他理直氣壯地告訴縣領導，說讓我檢查可以，但讓我動員農民把分的田再收回來，我不幹！我也幹不了！縣裡領導一聽，氣得嘴都歪了，說：你是區委書記，你不執行上級組織的命令，還要你這個區委書記幹什麼？盧書記說：我這個書記的烏紗帽你們可以隨時摘掉，但你們誰也無法阻止農民分田的行動！盧書記的態度，讓這事鬧大了，周圍的公社怕我們的分田到戶風刮到他們那兒去，於是在我們雙港、黃坦二鄉通往外面的一個叫花冠岩的地方特意豎了一塊巨大的牌子，上面赫然醒目地寫了十個大字：堵住花冠岩，防止雙港爛。意思是我們雙港已經被資本主義爛掉了，現在緊挨雙港的花冠岩村是其他鄉村的最後防線，一定要堵住不讓我們的分田包干風吹到他們那兒去。」才30多年前的事，現在我們聽聽當年所發生的那一幕，會捧腹大笑。「後來呢？」我問。

「為什麼？」我善意地笑著問他。

2006年4月24日，我在台州市委宣傳部的同志引見下，來到玉環的蘆浦鄉那個原「第一家股份制企業」的舊址現場，並與幾位當年辦股份制企業的當事人見了面……

由於有了1957年那個一下抓了幾百人的事件，一向敢作敢為、反抗性很強的台州農民從此不再正面起來表示對現實的不滿，變得你上面喊什麼口號，我下面該做什麼照樣做什麼，用我們本地的話說就是學乖了。」邢傳欣老人介紹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情況：「從1957年到1961年、1962年這些年裡，台州像全國各地一樣，出現過不少餓死人的事，但在『文革』十年中，像安徽等地方的農民因為『人民公社』大集體種地，死了許多人，可我們台州就沒有餓死過一個人。

「那到底是1965年還是1967年呢？」我想弄清楚，因為這很重要，如果這一時間成立，等於說皂樹村的分田到戶，其實要比安徽小崗村早出十年！「這是肯定的。我們可以拍胸脯保證比他們那兒分田到戶早得多！」「早得多……後來報紙上說學習安徽人分田的事，我們這兒早就把地分掉多少年了！」

天台山腳下的一位老人告訴我：1951年，第一次獲得土地的台州農民最先聯手辦起合作社，結果1952年使得這裏的農業大豐收，於是大辦農業合作社成了全國性的讓毛澤東同志極為欣喜的一件事。浙江因此也成為全國辦社的先進省份。但到了1953年、1954年，辦社就出了問題，那些中農有意見，說拼起來種稻沒有谷，合起來養獵沒有肉，於是他們要求退社，而且有的地方退社后發現谷也多了，肉也能吃到了。農民們因此紛紛效仿，上面的一個叫鄧子恢的領導也支持這事，提出辦社的調整思路。毛澤東知道了，怒斥之是「小腳女人」，並再度號召「書記動手，全黨辦社」。於是全國一轟而上，中農也被大批特批。後來是統購統銷，農民的自主權基本被剝奪。1957年，農民開始鬧事，因為他們發現交了公糧后自己吃不飽肚子。帶頭鬧事的就是台州的仙居人，一時間這個縣的合作社全部垮掉了，一些壞人藉機興風作浪，把政府的牌子都砸了，再度驚動毛澤東。仙居一縣被抓起來的人就有幾百人……自古就有硬氣性格的台州從此再不敢在政治面前碰硬了。他們開始以另一種方式進行著自己的革命——想明白了，悄悄干，干對了也不說不揚。這種行為的結果是：台州人空前地收穫了實惠。

「當時我們還利用政策，掩飾了我們分田到戶的做法。」李方滿說，「人民公社講的是隊為基礎，三級所有。於是我們根據這一政策，就把原先的三個生產隊，再分成小小生產隊，又三分為九，成了九個小生產隊，這一分，全大隊等於把所有的地通過合法的政策，全都分給了各家各戶……」「我不太懂這層意思。」我被聰明的農民們有些搞糊塗了。

我就找了一位朋友，他叫林維慶，是坎門前台的支部書記。林維慶就建議我們辦個儀錶廠吧，他說他跟上海儀錶廠有熟人，好有銷路。這樣我們才定下來辦儀錶廠的。」林友泮插話。

因為寫此文，我到了陳宜根老家溫嶺採訪，才知我十幾年前就認識的這位「溫州人」，原來竟是台州人！「過去在外經商的溫州人中至少有一半是我們台州人。那時台州沒名氣，我們說了自己是台州人，別人會再問台州在哪兒，有的甚至以為台州是不是在台灣。所以久而久之，在別人問我們是哪裡人時，就不說台州人了，乾脆說自己是溫州人。台州人吃虧就在這裏，在前二三十年裡一直是這個樣……」台州人談起這事，至今仍有些苦澀。

台州人？台州在哪兒？許多人聽了這樣的結論，會立即問起這樣的問題——這，正是我們不了解歷史真實的重要原因，歷史和傳說因此變得有些偏誤……

一年後，一位新華社記者將小崗村的事寫成一組「內參」送到中央領導手裡，小崗村從此成了中國農村改革的「發源地」。

真是聰明絕頂！合理合法的分田到戶、到人制度，與當時的社隊三級所有制又相符……

台州地理位置獨特，三面環山，一面臨海。山之處，群巒疊阻，交通不便，人的生存需要攀岩走陡，意志和磨難必不可少；海之域，風浪險多，需有闖蕩冒險之氣，所以台州人素有「處危爭死」「輕死易發」的強悍、雄豪之氣，又有自強不息、敢於進取的精神。台州人硬氣，在浙人中早有傳聞。魯迅在《為了忘卻的記念》一文中，就曾誇獎自己的學生、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的革命作家柔石這位台州人具有「台州式的硬氣」。股份合作制所以能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那個完全瘋狂的歲月里成為台州人民求取生存的一種重要經濟形式，及其後來成為全民性的經濟形式，原因有二：一是台州人的性格和骨氣所致，二是山與海的自然環境養育了台州人別於他人的靈性與求索精神所致。在傳統的漁業和經濟落後的年代里，群眾自發採取的以資金和勞動力折股聯合的經營生產方式——「打硬股」，則為台州人創辦股份制企業提供了經驗與實踐基礎。

她們的身邊，是一台手搖的補鞋機，幾乎席地而坐的她們以最低微的姿態、以最熱切的期待，招攬著每一個需要補鞋或者捎帶擦鞋的人。這種情形在北方居多，在寒冷的冬季居多。在那個多數中國人還不知道做生意，甚至把生意當做「資本主義」的改革開放初始階段，我們到處都能看到這些「補鞋匠」，他們遍布了全國各地的每一個城市的每一條街……這樣的「補鞋匠」，有姑娘，也有小夥子，有三四十歲的小媳婦，也有四五十歲的莊稼漢。

台州人為浙江人製造了補鞋機，成全了浙江人發家致富的「第一桶金」。浙江人通過補鞋換來的「第一桶金」，辦起了自己的家庭小廠，又把家庭小廠慢慢擴建成擁有一定規模的私有企業，有了企業就有了工業產品，有了工業產品就出來擺地攤交換成現錢，於是一個個像義烏那樣的自由市場便出現了。市場漸漸變大了，全國的商人和全世界的商人都來做買賣，於是浙江人又開始從仿製到自製的階段……後來生意越做越大了，他們就開始獨立研製自己的產品，「浙江製造」從此一發而不止，並且把中國民營經濟風暴帶動了起來，直到把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推動得如此波瀾壯闊……

在台州地委和黃岩縣委支持下，金清區大胆提出對那些政府沒能力再投入，又缺乏管理人才使之起死回生的企業，實行「拍賣」。

我們這些當年「人民公社」社員，自然很知道三四十年前中國人民公社的情形，然而當我離開白水洋，往大山深處的雙港和黃坦兩地再一次目睹「公社」時，仍然不敢相信中國之大、中國農村與農村之間的差異之大。

白水洋、雙港和黃坦三地，在新中國成立之後的幾十年間，曾經一次又一次地演變過行政管轄權。白水洋鎮憑著歷史悠久、鎮大人多，所以從來都是以「中心鎮」的優勢在這一帶雄踞龍頭地位。「老二」的雙港則曾經在鎮之前的行政區劃內一度作為縣下面的區政府所在地，而「小弟弟」的黃坦始終是受白水洋和雙港的領導與管轄。現在從台州市區的中心到白水洋，汽車路程也就是三四個小時，從臨海到白水洋也就兩個來小時，可在交通並不發達的前一二十年，別說台州市領導，就是臨海縣的領導能夠跑一趟雙港或黃坦，也實在太不容易了。難怪當我把黃坦和雙港人在六七十年代就大面積分田到戶的史實告訴在臨海當了十幾年領導的台州市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朱廣建時，他十分驚詫地說：「我怎麼不知道黃坦和雙港有這麼偉大的事情？」「他們當然不知道！因為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我們這兒農村的分田到戶大包干，從公社和區委、區政府的幹部開始，所有人都是瞞著上面乾的，根本不會讓上面知道一點兒風聲，知道就麻煩大了！」老區長王植江這樣解釋。

「作家你想想：這僅僅是因為我們村口的半畝地被發現了，還要出現這麼大動靜的批鬥，如果上面真要是知道我們把村上的田地都分光了的話，那不知要落下什麼大災難啊！」是李方滿打破了沉寂的氣氛。他的這一問話，讓李文君重新開了口：「我敢說，全大隊的幹部都得下台，幾個主要的幹部得坐牢去。」「老隊長說的真有可能。」我點頭道。

「很簡單的螺絲。現在看來根本不算啥產品，純粹為別人加工的一種用在裝訂賬冊的螺絲。」林友泮說。

雙港小鎮還算說得過去，有那麼一些街道和居民。可黃坦的公社所在地我就無法認辨了。

1986年10月，原台州地區黃岩縣委下發的《關於合股企業的若干政策意見》的69號文件，是中國地方黨委、政府關於股份合作企業的第一個政策性文件——

你問為什麼？就是因為我們台州人其實通過各種形式，偷偷把土地或直接分給了農民、或承包給了生產小組，總之形式上是一樣在幹人民公社，其實是在進行土地所有制的調整和生產生活的自救，也可以說是農民們自己搞的地下革命……」邢傳欣這樣總結道。

但是，當我第二次到台州的臨海白水洋採訪時，碰到當年分田到戶的積極擁護者、原臨海雙港區副區長王植樹老先生時，他一口嚷嚷起來，說：「溫嶺陳華根的牧南工藝美術廠絕對不能算『中國股份制企業』第一家，第一家應該是我們雙港區辦的雙港金屬薄膜廠和香料廠。

管康仁所在的水倉頭僅是一個小小的自然村落，也許正是第一台補鞋機是從這裏誕生的，所以註定了水倉頭的不平凡。

「知道了你們還敢批准他們辦哪？」我知道那個時候「文革」已開始，批資本主義是「無產階級文化革命」在農村的最主要任務。

中國的股份制誰最先搞？忙碌的經濟學家們似乎還沒有時間來總結，當今的歷史學家們又因為缺少實地考察與調查的能力而在書齋上添不出新的真實的東西，這樣的責任讓我們這些文學家來完成實在有些可悲。不過到台州採訪，讓我再一次感到發現的驚喜。原來，中國的股份制發源於台州，產生於台州的田埂上，植根于台州的農民中間……

他們總是在我們的視野中，並且深深地烙在當時的中國人心目中——因為沒有哪類人能像他們那樣不懼風寒、不分時光。當第一輛公共汽車駛過行人稀少的馬路時，路邊的補鞋機和補鞋人已經靜靜地守候在那裡；當風雨交加、寒氣逼人的夜晚驅趕著街頭的最後一位行人時，你只要想補鞋，就可以找到馬路邊或公共汽車站邊的補鞋匠，他們正在那兒等待你……在那個年代里，我在北京多少次看到冬天的寒風裡或者是沙塵天的黃昏下，那些在街頭補鞋的「補鞋匠」，哆嗦著一雙凍得皮開肉綻的手，一手捏著鞋，一手握著針地在為別人掌鞋。他們只收一塊錢，有人看著他們可憐，想多給一塊錢，可「補鞋匠」們會毫不猶豫地把多收的錢還你。對這樣的情形我幾次覺得不可理解，於是有意前去問「補鞋匠」，他們的回答讓我更加吃驚：「這回多收了你的錢，下次讓我怎麼再跟人做生意呀？」浙江人在絕大多數中國人尚不知做生意為何物的年代，就已經在神州大地的每一個角落開始了為賺一分錢而不顧艱辛、不知疲倦的人生軌跡。浙江人做生意不怕吃苦，勤奮精明，當然後來也出現了「浙江人做假貨」的一陣風潮——必須說明，是極少數的浙江生意人敗壞了聲譽。

而且這個時候上面颳起了『打掃地下廠』的運動，我們的廠自然跑不了，只好關門。幾個月後，『打掃地下廠』的運動風吹過了，公社幹部看到農民們的日子過得非常苦，所以就主動找到林友泮，勸說他們重新辦廠，並且公開同意原來集體所有的、位於蘆浦尖山三眼陡門的半門房無償地借給我們當廠房……」「就是剛才我們在水閘上看到的那幾間房子？」我打斷顏祜慶的話，問。

管康仁顯然動心了，這可能正是他一生最得意的事之一。「這個可以講講。」管康仁的臉上露出了一絲微笑，看得出他對自己的現狀並不滿意，對自己的歷史倒是另一番態度，並且一說起來便滔滔不絕：

日子一長便成了習慣，連台州人自己都不太願意說自己是台州人了，加上後來溫州人的名氣越來越大，生意場上本來就興誰的名氣大，誰的生意就好做。如此一來，改革開放以來的許多年間，台州人幾乎統統稱自己是「溫州人」了——這份榮辱感在台州人內心壓了很久，也很疼痛和無奈。

村民們告訴我，皂樹村得名是因為村子後面的大山上有棵兩人合抱的大皂角樹，這樹的莢果像肥皂一樣，能用來洗衣服，所以得名「皂樹村」。據老者講，這村子有一百多年歷史，過去住在這裏的沒有幾戶人家，抗日戰爭后，山下搬來不少怕打仗的人，所以慢慢村子就大了。現任村支書李方滿接待了我，當我在他家坐下后，立即有十幾個村民跟我們圍坐在一起。原因是，上午鎮上有幹部告訴他們我要來了解當年他們村上分田單幹的事，加上老區長王植江跟著一起過來，所以我們一出現，正在家裡閑著的村民們紛紛來到了村支書家。

「哈哈……」於是全屋的人大笑。他們七嘴八舌地告訴我：我們皂樹村本來就都姓李，基本上是一個族的本家人，再分成九個小小生產隊，所以便成了「父子隊」「夫妻隊」「兄弟隊」「親戚隊」為主的「分田到戶」和「包產到戶」了。

當年在縣社隊企業局登記「溫嶺牧南工藝美術廠」的廠長陳華根，現在是當地大名鼎鼎的企業家了，不過他的企業已經不叫「牧南工藝美術廠」了，而是名揚海內外的「寶利特」鞋業集團。陳華根是標準的農民，只是他有些文化，高中畢業后不甘心整年過「背朝太陽面朝黃土」的日子，所以腦子靈動些，於是想做些生意過好日子。那年他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和安徽小崗村農民九九藏書分田到戶的鼓舞下，與村民王華林一起想辦合股企業，誰知到縣裡登記時碰上了「好人」陳心鶴等人，所以他的「社員聯營」企業竟然被批了下來。「後來縣上的工商管理部門吩咐我們，說你們這是股份企業，上面沒有精神說可以辦，我們是冒了膽發你們執照的，你們千萬不能聲張，悄悄干就是了。我們一聽當然就不敢聲張了，幹了兩年後，發現全縣大部分企業都公開成了股份制企業，於是我們在1984年後也正式更名為股份制企業。後來我專心搞鞋業，就把企業更名為達力寶鞋業公司。1996年又改名為寶利特鞋業……」陳華根說。「寶利特」現在是中國鞋業界的龍頭企業，一年所生產的鞋子能夠讓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每人穿上一雙。

溫州人的名聲，越來越大。台州人默默地融入在80年代、90年代下的「溫州熱」中茁壯地成長與發展著，而當20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溫州人」和溫州貨及「溫州模式」被舉國臭罵或抨擊時，台州人則聰明地躲過了一次又一次的劫難，毛髮未損地照舊按自己的改革與敢為的方式在自己的土地上和自己的經營世界里，不斷往前衝鋒，向前行進，直到把一個默默無聞的台州市建成硬朗朗的現代化城市和全國民營經濟最繁榮、最堅強的地方……

白水洋鎮現在管轄二鎮一鄉，即原來的白水洋鎮和雙港鎮及黃坦鄉，與中國農村鄉鎮變革一樣，這些年裡白水洋鎮並併合合，管轄的行政村也由過去的145個撤併成了122個。雙港和黃坦也不再叫鎮與鄉了，改為白水洋鎮下屬的辦事處，就是過去的公社。

多數中國人沒有去過台州，而且可能多數中國人還不知道台州這個地方。但今天去過台州的人幾乎沒有不被那裡的人的改革精神和思想解放精神及那裡的民營經濟所震撼！本來我是要寫一部關於台州的大書的，後來因為工作關係沒能完成，但我的採訪任務則是完成了，並且前後去過那裡5次，記錄下了厚厚5本的採訪記錄，在我書房裡有幾大包關於台州的書籍和材料，它們已經伴隨了我三年多時間……至今仍然時常感到台州之風的灼|熱與台州的溫度。許多台州的當代人物和他們的敢作敢為，時常在我的眼前閃動，不用翻閱採訪本，我就能說出他們的名字，說出他們的事迹——農民阮小明，從補鞋匠起家，一直把「寶石縫紉機」做到全世界，在亞非拉的許多國家，只要他阮小明出現，那個國家的總統就會像迎接國家元首一樣迎接他；農民葉仙玉，能夠把曾經名噪一時的北京「雪花」牌冷櫃從地球上消失，而他的「星星」牌冷櫃如今則成為中國「冷櫃之王」；農民張小赧，1971年時他就敢邀集了24個農民兄弟湊「打硬股」，成為一家戴紅帽子的私營企業，前七八年裡他屢遇失敗卻從未挫傷辦廠發財的理想，后30年間他把企業建成全國同行之首，如今他的「三友集團」名揚天下；農民葉洋友，生產隊會計出身，頭腦靈光，按不住那顆想發財的心，於是外出搞建築承包，後來生意越做越大，成為台州民營第一家上市公司的「老董」，現在他的「騰達」在上海灘威名顯赫；農民吳金火，天生的聰明人，他因為聽了一個當化學老師的親戚說沖膠捲的定影水裡有「銀鋁」，於是便從1974年開始，挑著水桶，到各醫院和照相館去收定影水……如此「銀鋁之路」，一直走了30多年，一直到他的徒弟可以排成幾里長的隊伍，最多時他的「收銀隊伍」多達四五萬人！現今全世界都有他的「收銀兵團」。

歷史需要還原真實，台州人現在已經從中國民營經濟發展的幕後走到了前台，尤其是近些年它所表現出的強大內動力，已經讓國人和眾多研究者為之振奮。2007年，台州的GDP總量達到1717億元，位居全國100個城市的第36位，這百個城市包括上海、北京、廣州、深圳、蘇州等特大城市；其143％的增長速度位居浙江全省五大城市之首，浙江五大城市為杭州、寧波、溫州、紹興和台州。其實台州人告訴我，台州人創造的GDP應該有兩個概念，這官方公布的1717億元是在台州本地統計部門統計的本地所創造的國民生產總值，而至少還有達1700億元的GDP是台州人在其他省市區為別人創造的財富。如果兩數相加，550萬台州人實際為國家創造的GDP，應名列全國100個城市的前25位，與大連、武漢、瀋陽等大城市相當水平。而這樣的數據絕非杜撰，只要你到台州走一走，再深入百姓和金融機構了解一下，你會真切地感受到這些數字或許還是低估的。

馬克思說過，考察歷史，必須追求真實，而真實的歷史才是人類文明進步的起源點。

「因為這些年來到我們台州來考察調查股份制發源問題的專家們認為，林友泮他們的紅衛儀錶廠之所以沒有被當作『中國第一家股份制企業』，有兩個原因：一是認為林友泮他們的廠辦廠時間短，只有兩年左右。二是在當時的特殊歷史背景下，該企業從創辦到最後倒閉，沒有分過紅，銷售也沒有在賬目上反映出來，與嚴格的股份制企業有些差異。而毛慶貴他們辦的蘆浦工藝廠則完全符合股份制企業的一些基本規範特徵。比如，股東，他們當時共十幾個人，10元一股，股東中有幹部，有教師，廠里會計和廠長都具備，雖然股東多為兼職，但職責明確。而且企業也有縣工交局的正式批文。時間是1973年。」婁昌福從一堆檔案中翻出保存的「蘆浦工藝廠」批複材料給我看。

不是我聰明，因為補鞋機的基本原理就是縫紉，靠機械操作代替人的手工縫補，所以我把自己掌握的那點縫紉機構造知識搬到了相對簡單些的補鞋機上。成功后，我很驚喜，先是把自己家的一雙雙破舊的鞋子拿來縫補，後來又試著把鄰居的鞋也補了，而且針腳比手工縫補的要好，快更不用說了。機器補鞋至少比手工縫補快幾倍，用這樣的補鞋機外出做生意，一是省去很多手工縫補的辛苦，二是任意到哪裡都可以去，這樣不可以賺更多錢嗎？第一台補鞋機搞出來后，我興奮得很，心想如果多做幾台賣給那些經常外出補鞋的人，他們一定非常歡迎。這樣，我就白天參加生產隊勞動，晚上就偷偷在家裡關起門敲敲打打起來，製造第二、第三台補鞋機……」「你有製作車間和模具什麼的嗎？」「沒有。完全靠手工敲打出來的。」「手工能敲打出來嗎？」我想起20世紀80年代初在北京街頭隨處可見的那種與縫紉機差不多的補鞋機，覺得它還是蠻複雜的一種機械，於是便問管康仁老先生。

「能。沒聽說最早的汽車也是手工敲打出來的嗎？補鞋機還是相對簡單些。」管康仁很得意自己的技術，說，「我喜歡搗鼓機械，特別是縫紉機製造，再複雜也難不倒我。可惜我對現在的電腦縫紉機不感興趣，他們搞的那一套我不喜歡……」管康仁指指窗外，我知道他說的是同在水倉頭村的「飛躍」等現代化縫紉機企業。看得出，管康仁是個非常有個性的人。

台州農民就是了不起，連這麼一個大山深處的窮山村，竟然也會冒出個讓我們感到敬佩的大亨，簡直不可思議。

說到這裏，我們不能不重點提一下原中共台州地區黃岩縣委下發的那份題為《關於合股企業的若干政策意見》的〔1986〕69號文件，這是中國地方黨委、政府關於股份合作企業的第一個政策性文件。

為了承擔這種政治責任，我還和王德虎擊掌而盟：出了問題，我倆承擔！但我們堅定地相信，霜雪之後，必有陽春。后在縣委農工部同志的參与努力下，1986年10月23日，我們黃岩縣委、縣政府正式發出了現在被譽為中國第一個地方黨委、政府頒布的關於股份合作制的系統政策文件，即《關於合股企業的若干政策意見》，從此黃岩的股份制經濟得以迅速發展，蔚然成風……」如孫萬鵬所言，有黨委和政府的「紅頭文件」支持，黃岩的百姓像吃了秤砣鐵了心，於是股份合作制企業如四月里的雨後春筍……

與此同時，隨著股份合作企業的生機勃勃，原有的那些集體企業也被推到了前台。由於計劃經濟留下的種種體制上的弊端，純粹的集體企業和國有企業該向何方發展，成了又一個突出問題。這樣的企業，如果再投入，有沒有發展前景，是個問題。讓其自生自滅，損失的是國家和集體，似乎讓哪個領導出面承擔這樣的責任也不太客觀。怎麼辦？黨委和政府又面臨一個新課題。

中國的民營經濟發源於台州，早已被那些研究「浙江現象」的學者所共識，但在一般人的印象里，溫州人似乎是最先搞起中國民營經濟的。正如前文所言，歷史上的台州是塊貶謫之地，進那裡的人和出那裡的人都不願說自己是台州而來、台州而出的人。所以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台州人和溫州人一起扛著補鞋機走遍大江南北時，他們著意掩飾了自己的祖籍，都說是來自溫州的——溫州人天不怕地不怕，爛了名聲也不怕。台州人如此謙卑，原因只有一個：

浙江人的理由是：如果說分田，我們浙江人要比安徽小崗村人早得多，而且範圍要大得多，不止幾十個農民，是一個村、一個公社，甚至是一個區的範圍。「在小崗村人按手印分田之前，我們早就有人悄悄地甚至是公開地把地分到了各家各戶……」如果說農民走出莊稼地開始經商，「我們浙江人挑著補鞋機走遍全中國的時候，絕大多數中國人還在靠糧票、靠定額過日子呢！」如果說民營企業，「這更不用說了，是我們浙江人最先開創了民營企業的先河，而且先有『浙江製造』，而後才有了『中國製造』的……」浙江人的理直氣壯，是因為改革開放的歷史早已證明了這一點，而今天的浙江經濟，特別是浙江廣大農村所掀起的民營經濟風暴，事實上一直引領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樣式，是全國各地的樣板。

2006年和2007年及2008年初的三年時間里，我先後在一個過去根本不熟悉的地方進行採訪，其原由是因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同志的一個提議：浙江是中國民營經濟的主要發源地，應當請作家和學術界的專家們好好總結一下。於是我成了這一提議的主要執行者之一。

我這裏沒啥可採訪的……」當我告訴他「到台州，不採訪你這位『浙江製造之父』就是一種對歷史不負責任」時，他老人家顯得很激動，忙說：「我有啥值得你勞神的？實在沒有啥說的。」「就說說你當年怎樣搞出第一台補鞋機的？」我直奔主題。

從風靡全國的「補鞋匠」到撼醒中國民營經濟並形成舉世矚目的「浙江精神」，溫州人扮演了前台的主要角色。然而中國人至今仍然並不清楚在這影響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浙江精神」中，其實最重要的角色應該是台州人，因為在當年的眾多「溫州補鞋匠」中，至少有近一半人是台州人而非溫州人；而更加重要的是，那台引領浙江人走遍全國並致富浙江及影響十億中國人共同致富的補鞋機，其發明人是地地道道的台州人！製造第一台補鞋機的人叫管康仁。

他現在搞的「中國製造」，把外國汽車霸主們攪得常常夜裡做噩夢……

溫州人很有個性，他們有知命而認命，信命而不受命的特徵，他們總能從沒有市場處找出市場，從亂花漸欲迷人眼的市場混亂中尋找商機，從鮮為人知的邊緣經濟的夾縫中殺出一條血路，從而創造了人人皆知的現代版的經商神話。

台州東臨海，在落後的時代，滔滔大海成了另一種阻隔台州與外界相通的屏障，倒是常有海盜和倭寇侵擾沿海庶民，弄得人人恐慌不已，紛紛后遷或逃跑。清初，台州又成為張煌言、鄭成功反清復明的重要基地。清朝政府實行堅壁清野撤盡沿海30里居民于內地的政策，並禁止片板入海，台州又一次成為與世隔絕的荒蠻之地。

人類歷史上有趣的一件事可以寫入世界經典教材並成為真理：中國的農民永遠是歷史的創造者！從大禹治水到陳勝吳廣起義，從太平天國到韶山走出的毛澤東，農民革命一直是改變和推進這個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大國的命運。今天我們看到的中國的現代化如此繁榮，而真正影響和推動這個現代化的繁榮進程仍然離不開9億農民的每一個情緒與每一個表情——農民主宰中國命運的歷史從來就沒有改變過，一百年後仍然會是這樣。

台州人和台州農民的一切都讓我無法不感動，這裏掀起的農民革命風暴，雖然已經颳得很久、很久了，但由於它不曾以自己的本來面目出現於世人面前，所以沒有引起人們足夠的認識。現在我們的黨和國家已經非常成熟了，路線和方針政策都不再叫人有後顧之憂了，已經非常硬朗和殷實的台州人也開始知道挺著腰板站立起來的意義。

在白水洋鎮最繁華的地方走了一程，總體感覺這裏偶爾也有一些年輕人能夠上上網，但百姓們基本上仍然處在農業社會的那種逍遙自足的狀態，與大都市那種人趕人、車擠車的情況相比，白水洋人的這種逍遙自在的生活方式很讓人有種懷舊的享受感覺。

鄉親們頓時哈哈大笑起來。「他們幹部和工作組只要睜一眼、閉一眼，我們就有日子過了！」有鄉親站起來，給王植江敬煙、敬茶，說著當年多虧了老區長開恩一類的話。

「不是1965年，就是1967年！」有人馬上說。

但畢竟作為負有一定領導責任的我們幾個負責人，還要對上面負責，所以最後我把六個工作組的隊長召集在一起，我們共同商量了一個對上的對策。因為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上面最關心的是在『祖國一片大好形勢下』，如果哪個地方出現成群結隊的討飯和流浪的老百姓，才是最大的政治問題。所以我們幾位工作組的隊長約定：在我們負責的那些生產大隊，對農民們的單幹和分田分地現象，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基本上不再去管他們了。工作組的任務將向上面保證：所進駐的地方，如果出現有外出討飯的人，我們將負政治責任。當時我們還盟誓向上級保證：要讓所進駐的農村，少要或不要國家的返銷糧。縣上後來聽說我們雙港區派到下面的『割尾巴』工作組能夠保證上面的兩點，自然非常高興，之後也就不再怎麼逼著我們問到底有沒有解決分田單幹的現象，最多問問現在又收了多少土地，至於分掉了多少土地似乎並不在統計之列。這個情況一直延續到1979年、1980年……所以後來聽說安徽小崗村分田到戶，有人跟著學他們時，我們這兒的幹部和農民們只是笑笑而已，因為到那個時候，整個黃坦鄉的土地基本上已早分光了，雙港鄉和白水洋的土地也都分得差不多了。」王植江說到這兒，突然想起一件重要事似的，抬頭瞅了瞅我們正坐著的白水洋鎮會議室，說道：「大概在1979年吧，有個經濟學家叫薛暮橋的，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叫做社會主義經濟是一種商品經濟的文章后，引起了全國大討論。當時我們區里各鄉的幹部都坐在這個會議室開會討論，議題只有一個：分田到戶到底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這場討論涉及的是農民們的大事情，所以我們幹部在會議室開會，各鄉的老百姓也來了不少人，他們在外面聽著我們到底是什麼態度。討論整整持續了一天，當社員們聽我們會議室的幹部說分田到戶沒有什麼錯時，他們立即興高采烈地回家去了。等我們會議結束時，各鄉、各大隊、各生產隊那些沒有分的土地，幾乎在一夜之間又全部給分掉了！」「有這麼快嗎？」我有些不敢相信。

農民謝啟定，小時候全家人住在半山腰因為沒有乾淨水喝，他就動腦筋為挑水的母親架設了一條將山腳下的井水引到家裡的自來水管，受此啟發，他開始搞土水泵，後來搞「洋水泵」，一直搞到亞非拉世界各地。我去採訪他的時候，這位「水泵大王」在老家的那個山窩窩裡竟然在建一幢五星級的摩天大樓。「我要讓村裡的農民都能享受到世界上最現代化的生活設施。每戶四五百平方米，每戶都有室內游泳池……」在即將竣工的大樓前，謝啟定這樣對我說。我走進那幢大樓的樣板間參觀之後，無法用感嘆來形容對一個山區農民所做的偉業——因為即使在北京，我也很少見過如此豪華的住宅。而我的這位台州農民朋友告訴我，他的這幢樓，是要以特別的優惠價賣給他本村的農民兄弟。

1972年是什麼年代？是中國絕大多數地方還在高舉「語錄」，「大批特批」的「文革」歲月，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中國人還在起勁地批封資修、批摔死在沙漠里的「林副統帥」的瘋狂年代，那是多數人連鄉鎮企業為何物還不是很清楚的年代。台州的黃岩人竟然已經在明目張胆地干起了投資辦廠的事！「我們能這麼干，主要原因是，當時鄉辦企業出現了問題，普遍存在產權不清，職責不明，大呼隆勞動，分配上的大鍋飯，群眾意見很大。比如有的集體企業名義上是集體的，可廠長一人說了算。集體企業的廠長或者供銷人員，掌握著廠里的購進原料、銷售產品的大權，他們熟悉購銷渠道，明著干集體的，偷偷又辦起自己的個體廠，而把一些私人企業的原料費、出差費弄到集體企業來報銷。搞來搞去，集體企業虧損，個人腰包鼓了。這種『富了和尚窮了廟』的情況在鄉辦、村辦的集體企業中非常普遍。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我們的地方黨委和政府想不出其他辦法，認為只有從產權所有制和職責上分清，才能使企業集體有活力，否則鄉辦、村辦企業只有死路一條。之後，我們在辦新的企業時，採取集體投資與個人投資的合股形式便由此推開。

「我們那時辦廠，完全是被逼出來的。」林友泮是當年辦廠的「頭頭」，也是當時分水村的黨支書，他給我解釋當年為什麼辦這個廠的第一句話這樣說。隨後他指指坐在他對面的另一位60來歲的老漢說：「最早是他顏祜慶出的主意。」被林友泮點名叫顏祜慶的另一位老農笑了，沖林友泮說：「你是支部書記，我不向你說向誰說嘛！」林友泮顯然不是個能說會道的人，被老夥計顏祜慶這麼一激，一邊抽著悶煙，一邊低頭瓮聲瓮氣地說了句：「你主意倒好，可把我拖進海里差點淹死……」屋裡的人頓時哈哈大笑。「老支書你做人正直，再大的海水也淹不死你的。」顏祜慶這話讓林友泮愛聽，老人一個人「嘿嘿」地笑了起來。

1978年12月，安徽鳳陽小崗村的18個農民按下手印，簽訂了一份分田到戶的包干「契約」。

他的話再一次讓一屋子的人沉默了，而我聽后差點落淚。心想：當年的生產隊長也是窮人，或者比一般社員還要窮苦，可就是為了能讓自己的鄉親們活下去，把村頭的一塊半畝坡地分給了社員，結果落個又是批鬥又是撤職，最後還要罰交15元的命運！窮苦的李文君可憐，沒有錢，只好把自己老婆的嫁妝上交了才算頂了這事……這是中國社會曾經發生的一幕，離今天的日子並不遠。

李文君說了十幾分鐘，說得並不複雜，也並不太悲涼，但在他講完后，整個屋裡的人都不說話了，沉寂了很久。我想，老鄉們一定還沉浸在當年那個很可怕的事件之中。

「因為像玉環、臨海等地方搞股份制是群眾自發性的居多，而我們黃岩從一開始就是在政府和縣委的支持下推廣實施的。」「此話怎講？」「因為黃岩歷史上有路橋市場，這裏的人商業意識強，商業活動的能力更強於別人，從古至今很會做生意。即使在計劃經濟年代，黃岩因為有名揚天下的蜜橘和模具，做生意的人就有不少。我們的鄉鎮企業在七八十年代，就與紹興的水平不相上下。可由於我們處在台州這個地方，交通比較封閉，外來的資金很少，而當地企業又要迅速發展，資金怎麼解決？國家和政府沒有錢，所以集資和私人拼湊合作便成了一條必由之路。」這位老同志隨手拿出一沓複印的材料給我看：「這是一個香料廠當時的群眾入股收據憑證，你可以看看……」我接過複印件，在一張張「收款單」上，清清楚楚地寫著某某人、某某人「交入香料廠投資款」，或100元，或50元。交款的時間是1972年8月和1972年9月……

雙港區金屬薄膜廠於1979年正式開辦，當時廠里添置的一台設備還算比較先進。雙港金屬薄膜廠其實是個很小的企業，但由於區委書記與區長的入股，使得它名噪一時，整個浙江省都知道了這件事。當時爭論的傾向，有贊成的，而批評和反對的則佔了上風，相當多數的人則在中間觀望。持反對和批評的人認為，國家幹部的工資是國家發給你用於生活消費的，現在你們盧凱和王植江卻拿去投資入股，而且還要分紅，這不是把國家給的工資變成了資本嗎？這符合馬列主義嗎？這不是剝削是什麼？《浙江日報》的大討論也由此展開。在長達兩個多月的爭執中，參加的基層幹部、學界專家都有，大家眾說紛紜，反對的和支持的態度都很鮮明，而在10月8日發表的浙江省社會科學研究所的方民生的一篇題為《不可濫用資本主義和剝削的概念——談談我對雙港區委書記投資辦廠問題的看法》文章，在這次轟動一時的大討論中格外引人注目。方民生的文章從理論和實踐上闡明了「雙港區委的同志投資辦廠符合黨的政策，應當熱情支持他們」。

近鄰的台州人則不一樣。台州人因為過去沒有多少人知道「台州」這個地名外，還有一層更重要的原因是，歷史上的台州是「貶謫之地」，故而這裏的人不願聲稱自己是台州人。筆者本人就遇到過這樣一件事：十幾年前，我正在編著一套《中國英才》叢書，那時我知道北京的紅橋市場已經有了一個很具規模的浙江人開的珍珠市場，因為那時經常在報端看到外國政要到中國訪問，會到紅橋市場買中國珍珠，比如英國女首相撒切爾夫人，美國總統柯林頓等。

然而，既然台州人作出了如此偉大和了不起的豐功偉績，為什麼卻一直默默無聞呢？著名學者、當了新華社《瞭望》十年總編輯的陳大斌給過我們這樣的答案：台州改革與發展的特點，「都是靜悄悄地推進，一切都不事先聲張，在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十幾年間一直默默無聞。這與山水相連的溫州形成鮮明的反差。溫州人敢為天下先，大力發展個體、私人經濟，經濟發展上取得突出九_九_藏_書成果，而政治上都陷入了眾矢之的的險境。『復辟資本主義』的指責、批判，漫天卷地，有如黑雲壓城。有人說，改革開放的前十幾年間，溫州的航道上風疾浪高，電閃雷鳴。而近在咫尺的台州，卻是悄無聲息，沒有任何『驚險動作』引起左鄰右舍的關注。台州的航船在悄悄地繞過急流險灘。這是台州人審時度勢，作出的智慧的選擇」。

台州有座高高的山，叫天台山，「台」字便是起名於此岳。

1993年，日益崛起的台州人需要一條高速公路通向他們期盼的致富前方！自行建高速，錢從何處來？政府有些為難了。百姓說：政府修高速，為的是咱台州經濟發展和老百姓的富裕生活，政府沒錢，我們合股出錢！好啊！既然辦企業可以搞股份制，為什麼修高速路就不能試一試用股份制形式呢？市委、市政府領導一合計：干！前人沒有走過的路，後人就該蹚一蹚嘛！「修高速、搞股份」的消息一出，台州各界大亨們紛紛響應。於是數億元資金不日聚集到位。原本計劃三年修完的全長82公里的台州境內的第一條高速公路僅用半年時間完工，它的建成通車，如給勇於創富的台州人的雙腳添置了飛輪，台州經濟和台州社會從此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歷史……

我之所以特別敬佩這位時下在台州並沒有多少光環的老人，就是因為他製造出第一台補鞋機的這份歷史性貢獻，對後來浙江民營經濟和「浙江精神」的形成所起的奠基性作用。絕不要小視了管康仁當年的那台粗糙的補鞋機，在我看來，它的成功製造和之後在民間廣泛的運用，直至造就了幾萬、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的浙江幫補鞋匠，其意義並不比當年英國的瓦特發明蒸汽機小多少。瓦特發明蒸汽機，使落後的歐洲乃至整個世界從落後的農業社會開始走向工業社會，人類的文明史從而比以往任何時代都要快幾倍、幾十倍的速度向前發展。浙江補鞋匠遍布全國各個角落，他們以最原始的方式建立起的商業網路和商品意識，以及由此發展起來的中國民營經濟模式，不僅影響了整個中國的今天，並且延伸到影響整個世界的今天。今天我們不是常聽到世界上有人一直在叫嚷「中國威脅論」嗎？西方人所害怕的「中國威脅」，實際上更多的是他們認為的「中國製造」已經改變了整個世界的經濟與政治，甚至是文化和軍事的格局。諸君想一想：這「中國製造」首先是從什麼開始的？毫無疑問，「中國製造」應該可以說是從「浙江製造」開始的，而「浙江製造」又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同樣毫無疑問，是從「溫州製造」開始的。

台州，又因歷史上「貶謫之地」的緣故，像駱賓王、鄭虔等一批傑出的文學大師和著名學者被貶之後在這裏養心修身的同時，寫書作文，使得台州的名勝古剎和自然風景讓許多文人墨客慕名而至，於是高僧與文化名流的合作，為中華文明史尤其是輝煌的中國傳統文化增添了不可缺少的一頁。

「我們這兒的分田到戶，最早的一些生產隊上世紀70年代前就分了，我敢說要比小崗村早出幾年，甚至十幾年！我們這兒的包干、分田是大家的一種默契，一開始就是按人口分的，不像小崗村，他們是那種幾個農戶聯合起來形成的一種反抗集體土地制的形式。」王植江進而介紹：「比如黃坦公社有個皂樹村，在1977年前就已經把地全部分完了，後來到80年代中央出台農村實行分地到戶的責任承包制政策時，皂樹村就沒有重新再分田分地，因為好幾年前他們就把地分完了……直到前兩年中央出台的新一輪土地承包政策時，他們因村裡的戶籍人員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才重新調整了本村的土地承包劃分。」王植江說完這話補充道：「我在雙港和白水洋當幹部到退休，已經幾十年了，都是在農村工作，對這裏發生的每一件稍大一點的事，全部記得清清楚楚。」「那你能說說你老是什麼時候開始知道並支持農民們分田包乾的呢？」「可以。」

「最早動因確實是我。」看得出，顏祜慶是個見過世面的農民。果然，他說他是個複員軍人，當過幾年兵。「我在部隊時當過團部通信員。複員后，回到老家，看到自己的家鄉那麼窮，流血流汗干一年，連口飯都吃不飽。於是我就和也是從部隊回來的本村社員蔡志昌，還有回鄉知青、懂點機械知識的梁華星商量，說能不能幾個人湊點錢辦個廠，賺點錢。他們都覺得是好事。不過那時在集體之外辦廠是件冒政治風險的事，所以只好找在蘆浦一帶有影響的支部書記林友泮商量。老林是個好人，用現在的話說，在當時也屬於腦子比較開放的人。我們一說辦廠的事，他開始有些猶豫，後來聽我們發誓保證：本金我們幾個人自己湊，賠了算我們自己的，賺了也給集體分一點。這樣他就表示同意，並且願意同我們一起合股干。有支部書記跟我們一起合股干，這對我們來說等於借到了天大的膽子，所以後來就偷偷幹起來了……」「其實到底辦啥廠，他們幾個心裏根本沒有底。幾個人想了幾個月也沒有拿出個主意來。

王植江不假思索地告訴我，「我第一次清楚下面分田包乾的事是在1976年。當時我任雙港區副區長。」「你是怎麼發現這裏的農民其實早把地分掉的呢？」王植江很驕傲地說：「我還是先介紹一下我們這裏農業的一些基本情況吧。」老人到底是農村幹部出身，知道應該先讓我明白些什麼，「我們雙港區除了白水洋鎮情況好一點外，雙港和黃坦是臨海最窮的地方，尤其是黃坦，基本都是山區，又是天高皇帝遠的偏僻地方，農民們一直吃國家返銷糧過日子。但由於人民公社后，土地歸了集體，農民們吃返銷糧仍然不能吃飽，所以早在上世紀60年代初就有生產隊把土地按人頭分給了各家各戶。可那時畢竟全國農村都是不允許分田到戶的所謂社會主義，因此上面聽說有人分田分地后，就要求我們去割資本主義的尾巴。1976年夏，我當副區長時，上面又要求我們組織工作組下鄉，對那些分田的農民動粗。當時上面給我們工作組的精神是：只要共產黨在，就絕對不允許任何一個人搞單幹。

其實，最早分田到戶的並非小崗村，從筆者實地採訪和掌握的材料看，台州市的白水洋鎮皂樹村遠比小崗村18戶農民的分田包干要早出好幾年，而且分田到戶的範圍和所經歷的過程比小崗村所經歷的要更加驚心動魄！

黃岩的金清區是該縣鄉鎮企業最多的地方，遇到的這類問題也最突出，急需一種辦法解決。

黃岩因蜜橘和模具而聞名中外，這也讓黃岩的名聲遠遠超過台州。黃岩現在是台州的一個區屬單位，正是因為黃岩在外界的名氣大，而當十多年前台州市由地區改為市時，黃岩縣不得不改成黃岩區。黃岩人為此曾經抗爭了近兩年時間，甚至採取非常極端的行動企圖阻止黃岩被「矮化」的進程。黃岩人為自己曾經輝煌的黃岩歷史和黃岩品牌，經歷了痛苦的「改名期」。這是另外的話題。說到台州的股份制經濟，無論如何也不能不說黃岩這塊土地，因為台州的股份制經濟，其聲勢和規模在黃岩是最廣泛和最深入的。這與黃岩歷史上的商品經濟發育比別人早和成熟有關。黃岩南鄰溫州，東有臨海的台州港灣和海中寶地大陳島，腹地有永寧江與椒江兩大流域，特別是歷史上有名的路橋，是浙東最著名的商品集散地，現在我們所知道的浙江義烏市場，其「祖師爺」就是路橋市場。百年前，路橋市場就在浙東名氣很大，上世紀80年代時的路橋市場已在全國通商時，義烏市場僅有幾條街的路邊攤位！原中共黃岩縣委下發的那份《關於合股企業的若干政策意見》〔1986〕69號「紅頭文件」之前，黃岩的股份制經濟形式早已遍地開花。那天我到黃岩區委，原農工部的幾位老前輩早早地等在會議室接受我的採訪，他們現在都是退休的老同志了，但一談起當年的股份制，興緻依然高昂。

「是幹什麼的？」我吃驚不小。

「有。越到後來鬥爭越艱巨！」李方滿指著李文君：「老隊長最清楚了！」李文君點點頭，抽著悶煙。我突然發現，老漢的眼裡閃著淚花……「老隊長你能說說嗎？」「他可受大罪了。」有人在一旁說。

溫州人還有一個特點，他們除了要比自己的鄰居富有之外，沒有別的使命。賺錢和比鄰居更富有的慾望，控制了他們的全部思想和行為。

至2007年末，台州市金融機構本外幣存款餘額達2000億元。台州的經濟95％以上是民營經濟，也就是說，存在台州金融機構的錢絕大多數是老百姓的。按照這個「硬碰硬」的基本事實推斷，台州的人均存款是多少，你可以計算一下，而計算出來的數字會嚇死人！台州人與溫州人的最大區別在於，後者做生意靠吆喝賺錢，前者是悶聲大發財。

台州人感到十分好笑，並且理直氣壯地回答他們：我們台州怎麼不是社會主義？我們台州的所有企業和台州人對國家的貢獻每年都以兩位數的速度在增長，難道我們還有錯嗎？

2000年1月1日零時零分，地球外的第一縷曙光最先照射到中國陸地的地方是台州的溫嶺市石塘鎮。「千年第一曙光」落腳台州石塘的新聞，通過央視現場直播，傳遍五湖四海。那時，來台州的人越來越多，認識台州的人也越來越多。所有來到台州的人，被生機勃勃的當地民營經濟所震驚和振奮，他們通常會時不時地問當地人一個敏感的問題：你們這兒還有沒有國有企業了？

「是啊，我們最好的辦法就是睜一眼閉一眼，誰也不得罪。」王植江抽著鄉親們遞上的煙捲，點頭道。

外人根本不知道中國還有個台州，而溫州卻是大家熟識的，並且也是能從地圖上找得見的地方。

過去就有『扁擔兩頭尖，出門針線鞋』的傳統，就是在農閑時，許多人挑著擔子外出當手工補鞋匠，賺些錢補償生活不足。還有一種生意就是挑擔賣豆腐，可賣豆腐受天氣和時間等條件的影響，相比之下，補鞋生意更適合走得遠些。但因為是手工補鞋，又慢又粗糙，尤其是天寒地凍季節，外出補鞋格外辛苦，錢也賺得少。我在水泵廠時就愛搗鼓，特別是對縫紉機械的修理蠻熱心鑽研，拆拆卸卸，掌握了一些縫紉機的構造知識和修理技術。當時還不敢說自己製造縫紉機，可看到鄉里鄉親們外出手工給人補鞋很辛苦，賺錢又不多，就想能不能搞個機器，代替手工補鞋？如果成了，不可以減少鄉親們一針一線縫補的辛苦？於是我就先從路橋市場上買回些舊鋼板、鐵皮和螺絲什麼的，開始利用勞動之餘，一個人躲在家裡、關上門，敲敲打打，搗鼓起來，沒多長時間補鞋機就出來了。

本書恰逢舉國紀念改革開放30年的偉大歷史時刻，因此我將這段過去一直鮮為人知的歷史公佈於眾，意在讓研究中國改革史的專家們和想了解我們曾經走過的30年輝煌中國曆程的世人們，能夠更客觀、真實地撰史與閱讀中國，這樣有助於全貌地認識我們的那些創造歷史的英雄的人民。同時期待那些創造歷史的人們獲得應有的尊敬和榮譽。

了解這樣的背景后，誰都會對台州和台州人刮目相看。然而，當我們再深入到台州這塊神奇的土地時，我發現的卻是另一個令人震撼的現象：默默無聞而又絕頂智慧、堅忍不拔的台州人，在最近30餘年的歷史里，為中國社會和現代化建設事業創造了無數極其珍貴的精神財富。而這些豐富的精神財富，在筆者看來，是必須進入中國共產黨的黨史和新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史冊的內容，否則中國的當代史將是一個嚴重的缺憾。

「你們的分田到戶，與安徽小崗村相比到底時間比他們早多少？方式有什麼不同？」這是我所關心的事。

中國改革開放30年了，誰發起和締造了這場改變了當今世界命運的偉大革命，誰是沖在這場偉大革命最前列的勇士和英雄，我們或許需要花費一定的時間和客觀公正的史學研究，然而現在大家能夠統一和共同確認的是對前一問題的肯定，那便是：鄧小平同志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締造者和主要領導者。那麼，到底誰是沖在這場偉大革命最前列的勇士和英雄呢？有人說是深圳人，然而「特區」的孕育和「特區」這一詞的出現，也還是在上世紀的80年代初中期；有人說應是1978年12月安徽小崗村的18戶按手印分田的農民，他們該是沖在這場偉大革命最前列的勇士和英雄。可浙江人不同意這種說法，浙江人明確告訴我：中國的改革風暴確實始於窮得連飯都吃不上的農民，是中國農民最先掀起的改革風暴，但我們浙江人毫無疑問是這場急風暴雨中「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我當會計那會兒，村上的人最多時共有296人，101戶。現在少多了，常住在這兒的有70來人，其他的都出去打工了，有65戶到臨海、台外買了房子，甚至還有到杭州、上海買房子的。他們都不會回來了……」李方滿向我介紹說。

「股份制」在今天的中國人眼裡已經不再是什麼新鮮玩意兒，可在二三十前年的中國，它與當時農村所開展的「分田到戶」搞包干一樣，是實實在在讓一些人感到不可思議的、與「復辟」和「政變」沒多大差別的驚天動地的事。

「政府沒有資金投入，吸納社會資金，使企業恢復元氣，提高效益，然後有利共享，這是我們當時客觀條件下認為可以使鄉村的那些處於半死不活的企業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徑，所以才有了搞股份制的想法。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被逼出來的事。」王植江說，他們區第一個進行股份制的企業是區原所屬的金屬薄膜廠。在論證金屬薄膜廠時，都認為企業產品在當時用途會很廣，效益肯定不錯。辦廠的資金經核算，需要投入18000元。區委、區政府很明確這回金屬薄膜廠以股份制形式來辦，於是張榜公布，每股500元，一年後工廠拿出20％的利潤按股分紅，並鼓勵機關幹部和社會上任何人都可以成為股東。當時第一個投股人叫何虎保，他是一位校工，但在何虎保之後就沒有人再投了，原因是社會上議論很大，有人說這樣投股是搞「資本主義」，用不了多久就會被上面沒收了。大家很害怕，沒人敢再投了。一直拖到八月份，分管企業工作的王植江便向區委書記盧凱彙報，說群眾顧慮大，要不我們幹部帶頭入股。盧凱是個思想非常解放的書記，當年皂樹村分田到戶就是他在後面當後台。現在聽王植江一說金屬薄膜廠的事後，立即表態：我支持你，而且也要入半股，你也入半股。王植江聽后無比興奮，說：好，我也湊250元。於是雙港區就有了書記區長帶頭入股辦企業的事，而且在盧凱和王植江帶頭入股后的一個星期內，股票很快就賣光了，共有200多人蔘股，共計40個股東。

歷史學家喜歡追溯首創和第一，其意義顯而易見。因為只有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才能稱得起勇敢者，其後，即使你能一次吃上一百隻螃蟹，充其量也只能算個勇敢的追隨者；第一個登月者在月球上邁出的那一步，遠比今天在幾萬公裡外的太空站上行走的宇航員要偉大得多；《共產黨宣言》的創立者卡爾？馬克思和恩格斯，連同第一個創建社會主義國家的列寧，之所以被後來的信仰者與追隨者稱為「馬列主義」，同樣也因為他們都是共產主義學說和學說實踐的第一人。

這就是台州人的聰明與智慧所在。這也是台州人做了那麼多偉大貢獻而至今仍不被外界所知道的主要原因。

「有人現在把台州看做是中國民營經濟的矽谷，不是沒有一點歷史原因的。因為台州人在過去計劃經濟的年代，特別是政治高壓的年代，他們一直沒有放棄最大限度地發展自由經濟形式，一直在默默地發揮著人的最大創造性和積極性，他們是最講實際、最求現實的人。『文革』時期，我在下鄉中經常聽到農民們這樣對我說，主任啊，我只要吃飽肚子，就是做死也願意。台州人就是這個樣。在種地吃不飽的年代，你只要讓他們吃飽肚子，他們甘願像黃牛一樣乾死也情願。後來政策鬆動了，允許干私營經濟，允許賺錢發家致富了，他們又對我說：邢主任啊，只要能讓我們發財，就是再苦再累、再下等、再被人瞧不起，我們也不會有一句怨言。世界上，能有這樣的人，你還不相信他們能創造人間奇迹？」邢傳欣最後一句話發人深省，令我內心產生強烈震撼，也使我明白了為什麼名不見經傳的台州人能夠在今天成為中國民營經濟的奠基者。

鄉親們你一言我一語，有一點是共同的，即這兒的分田到戶總的時間遠比小崗村要早。那麼到底早多少年呢？現任村支書李方滿的話可能比較接近事實，他說：「我是1966底、1967年初當生產隊會計的。在這之前，我們村上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搞起來的食堂已經停了幾年，記得1964年、1965年村上的糧食還是不夠吃，我當會計時，生產隊就研究決定先把30畝旱地和山前坡下的零碎地全部分到各家各戶。但這一招還是沒有根本上管用，第一、第二年下來，社員們普遍反映糧食還是不夠吃的。這可怎麼辦呢？這時我們發現一個情況：就是村上還有70多畝好田好地怎麼種就是上不去產量，而相反已經分掉的那30畝旱地和山前坡下的那些零碎地倒是產量挺高的。總結來總結去，只有一條理由：就是大田好地是集體在種，社員們不像對分到各家各戶的那些旱地和邊角地種得認真，所以生產隊的糧食總產量還是上不去，社員的口糧還是不夠。針對這個情況，生產隊最後決定把剩下的70畝好田也按人頭，全部分到了各家各戶……」原來如此。「這事上面一點不知道？」我問。

在台州，企業股份制形式的形成之早、之廣泛，隨著採訪調查的不斷深入，令我越發震驚和驚嘆。在中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中國，那場在高層以批判「修正主義」、下層以橫掃「資本主義」的瘋狂式的浩劫，曾經使無數說了幾句真話、做了一兩件有違極左路線的事，甚至連賣一個雞蛋、少種一畝「口糧田」，都有可能被人「踏上一隻腳」而永世不得翻身的年代，浙江台州農民竟然能如此廣闊、如此深入地悄然進行一場以求生存的新型體制下的經濟革命，而這，也只有在台州才能出現。

「什麼叫『戴紅帽子』？」我還頭一回聽這樣的詞，便問。

《浙江日報》的大討論，從整體勢態看，反對的和贊成的，各佔一半，最後報社也非常寬容地沒有肯定誰對誰錯。聰明地將結論留給了未來和實踐。

這春雷如今仍在中國大地上迴響著、回蕩著……

不然車至途中，一旦被險情所擱，呼天不應，呼地不靈，難保性命。一場雨來，幾天不通路是常事。改革開放初期，有一群省城來的客人，乘坐幾十輛客車被阻在貓狸山嶺上，幾天下不了山，結果幾百名旅客，只得衝進沿途的農家戶舍，竟然把山民們家中的所有食物吃了個精光。80年代初，浙江省委書記到台州檢查工作回程途中，阻在台州境內前後動彈不得。這時省城有急事催書記同志回杭州，可就是沒有辦法，急得當時的台州地委不得不令沿途幾縣組織幾百名基幹民兵上山鏟雪開路，方讓省委書記得以回到省城。後來浙江省府上下有到台州的，旁人都會半真半假地關切道：你備好隨行的基幹民兵沒有？

如山一樣的硬氣，如水一般的靈氣，如佛一樣的超然與內斂，決定了台州人不畏強權，敢於冒險，勇於闖蕩，又富有創造進取的精神，造就了台州昨天和今天的歷史，而這也為我們合理地理解和解釋台州為什麼能夠成為中國民營經濟的發源地以及它又沒像溫州那樣早已被外界熟知的緣故。

「你後來是不是就開始將做的補鞋機賣出去了？」「是。那個時候，一方面我們農民窮得很，我家裡也需要錢，另一方面我為了製造這補鞋機要時不時地到路橋舊貨市場上去買破銅爛鐵等材料什麼的，得花錢。另外我也確實想，如果能把自己製造的補鞋機賣出手，賺點錢，好養家糊口。前後我賣了三四台，一台賣了本地的一位補鞋匠，兩台賣到了溫嶺。」「每台能賣多少錢？」「三四百塊吧！」「賺點嗎？」「賺，賺二三百塊一台呢！那時二三百塊等於兩三個壯勞力干一年農活的收入，蠻可觀了！」管康仁又一次露出了笑容。

「就是打著集體的名義，辦私人的企業。」顏祜慶嘴快說道，然後又指著另一位沒有發過言的叫婁昌福的人：「你問他，他最清楚……」婁昌福原是蘆浦公社的工業辦公室主任，對那段歷史了如指掌，而且心細地保存了上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蘆浦公社(后改為蘆浦鎮)的全部工業資料。只見他一邊翻閱著一沓發黃的檔案，一邊向我介紹：「林友泮他們辦的玉環縣紅衛儀錶廠，是1967年在公社登記的。

真正的先行者應該是台州人！這是筆者近年多次親歷台州實地考察的結論——許多社科界的專家和學者以同樣的形式作出了同樣的結論。

自人類有經濟活動以來，所有的經濟學家和政治家都一致認為，社會的經濟形式決定著社會的性質和人類社會的發展軌跡。而股份制形式則是現代社會的經濟中最活躍和具有社會推動力的先進經濟形式。新中國成立以來，計劃經濟條件下的中國社會，幾乎只有一種經濟形式——國營集體經濟。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股份制經濟形式開始被人們漸漸認識和接受。最早出現於中共中央文件上的「股份」二字是1985年的中央1號文件，這對當時的中國甚至全世界都是一次令人震驚的事件。因為在許多年裡，「股份」和「股份制」在中國這個紅色政權的國度里，它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是「剝削階級的產物」。現在，既然被中共中央文件明確提出要「大力提倡」，這不能不說是對實行了幾十年一貫制的國有集體經濟的一場革命。

「我們白水洋歷史上可是蠻有名氣的呀！方圓幾十里，就這兒街市熱鬧，有『台州京城』之稱的臨海的城裡人，都稱我們這兒是『小上海』。」老區長的話讓我對白水洋刮目相看。一個山區小鎮，有5萬人居住在這兒，僅憑這一點，我相信它在方圓幾十里的百姓心目中的特殊地位。

有一天，我在編輯部見到一位長者前來拜訪，他操著一口濃重的浙江話，他說他是在紅橋賣珍珠的溫州人，他掏出一張名片給我，從此我知道了ｈｔtｐs://ｒｅａｄ.９９ｃsw•ｃom這位叫陳宜根的長者，他就是在北京紅橋市場名氣很大的「珍珠大王」。

連我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議：在兩年前我第一次去台州採訪前，竟然還不知道中國還有個叫「台州」的地級市。買飛機票時，服務員特意為我查了好一會兒才告訴我：只有到黃岩機場的，好像台州就在黃岩附近。最後電話打到台州市委的同志才弄明白，原來黃岩機場就在台州市區。可為什麼不叫台州機場而叫黃岩機場呢？到台州后問了當地官員，他們苦笑著告訴我：建機場時，國家民航部門的管理者說，國內和國外的人都知道黃岩，因為黃岩蜜橘出名，台州沒人知道，若起名台州就會影響民航的「社會效益」。台州人哭笑不得，只好認賬。

可不，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幾個農民能有這樣幾間房子辦工廠、能在田埂上響起機器的轟鳴聲，這在當時肯定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那時在農村，能響機器聲的，只有集體農田的抽水灌溉，和很少地方才有的脫穀場上的拖拉機聲，除此再不可能有什麼機器聲響了。林友泮他們能在如此無遮無掩的廣袤田野上開動機器搞「資本主義」，不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也起碼是吃了熊膽！在蘆浦鎮的鎮委會議室里，幾位當事人的講述證實了我的看法——玉環農民在田埂上創辦的第一個股份制企業，果真歷經了太多滄桑：

這就是台州的一部當代改革史。它簡明而爽朗，智慧而詼諧，從從容容，遇險而不驚，最終變得光輝而燦爛。一旦聞世，舉國震驚，人類敬之。

「我已經快三十年沒來過了。基本上還是老樣子……」王植江老前輩望著小山村，感慨道。

婁昌福的話令我茅塞頓開。

不少理論家走進浙江后，多數跑到了溫州。溫州的經驗和「溫州模式」早已擺在那裡，無需著力就已經很完整。然而這不是歷史的全部，更不是歷史的全部真相。

台州人會十分自豪地告訴客人：我們在20世紀90年代就基本上沒有國有企業了。台州的百姓這麼說，台州的幹部和市領導也這麼說，沒有一絲的顧慮。因為他們不需要顧慮，他們知道，雖然這裏基本沒有了國有經濟，但這裏的天下仍是共產黨的，仍是社會主義的，這裏為國家所作的貢獻是改革開放前的二十幾倍！30年所走過的歷史告訴世人：中國的第一批「股民」，源於台州，源於田埂上那些想發家致富的台州農民們！

「你們是哪兒的？」當貨郎擔和補鞋匠出現在全國各個角落時，有人好奇地問他們時，這些人開始告訴別人：我們是台州來的。

他帶的一批浙江徒弟有的成為國內外名門望族的常客，如白茹芳、童建紅、茹培培等「珍珠女」現今都成了跨國公司的大老闆。

「台州的農民，是非常了不起的，可以說是一群最有革命性的農民，他們對土地的敏感和感情代表了中國大多數農民的心態。」78歲的邢傳欣老人談起台州的「三農」歷史，滔滔不絕，一個上午基本上就他一人在說話：土改對農民來說，是天大的喜事，台州的農民們高興得不得了，分田那會兒，大夥哎呀呀喊著唱著，說我們的土地總算回家了。當時的土改是與抗美援朝工作聯在一起的，時間短。我們台州的第一個農業合作社在臨海的洋渡六房村。農民們對初級社很贊成，因為這是按勞分配原則的制度。土改雖然解決了土地歸屬，但家庭條件差的貧下中農沒有分到什麼農具和耕地的水牛，這樣農民們就特別期待建立合作社，以解決農具及其他生產資料。洋渡是1951年辦的社，第二年他們就大豐收，農民們很高興。豐收的原因除了土地歸屬權外，生產上採取了兩條措施：一是改革了耕作方法，二是種了雙季稻，每畝一下增加一二百斤。洋渡六村辦社農民們得了實惠，其他的村子就跟著學，洋渡鄉一下辦了十個合作社，成為當時浙江省農業戰線的第一個先進單位。台州在那時就出名了。但到了1953年、1954年就出現了問題，因為家庭條件原先比較好的中農有意見了，說入了社、與貧下中農拼在一起種地，「種了稻沒有多收谷，養了豬也沒有多吃到肉」，於是中農們紛紛要求退社。一時間，台州的退社現象嚴重起來，甚至驚動了京城的毛澤東主席，土改以來對農民辦社傾注異常熱情的毛澤東很關注台州出現的傾向，對當時負責處理此事的鄧子恢很不滿意，認為照顧中農利益而進行的調整辦社方針是「小腳女人」，並且隨即提出了著名的「書記動手，全黨辦社」的八字方針。在毛澤東的這一號召下，全國農村一轟而起，批中農，全黨辦社風起雲湧。1953年，全國實行統購統銷，楊渡有個富裕中農產糧不少，可我讓他上交1000斤糧食，他竟然哭了一天一夜，說什麼也不想交。我一打聽，他家裡是交得起這些糧食的，就嚴厲地告訴他：你哭也沒有用！後來這位富裕中農還是賣了1000斤糧食。從此農民向國家賣糧成為一種義務。這階段，中國農民為國家工業建設、國防建設及城市建設貢獻極大。但農民交糧的時間太長，農民們就有意見了。到1957年，一些農民開始鬧事，因為他們交了糧，自己卻吃不飽。仙居縣地處台州的深山區，這裏的合作社經一些農民一鬧，很快全部垮了。後來又波及臨海，臨海甚至有農民到縣鄉政府把政府的牌子全給砸了，震驚全國，這又一次捅到了毛澤東那兒。毛澤東大怒，立即提出要嚴厲打擊富裕農民的自發資本主義行為和新興的農村破壞分子。台州是重災區，一下抓了好幾百人……這個事件，台州一些上年歲的人至今仍然歷歷在目。

「難道就沒透過風聲？」我問。

然而，因為苦難，因為要活命，因為想過得好一些，皂樹村的幹部和群眾，並沒有被一次次的批判和懲罰所嚇倒，他們頂著坐牢，甚至可能被槍決的風險，早在「『文革』最嚴重激烈的年代，以各種非常智慧的辦法，瞞天過海地將土地分給各家各戶種植，使得這個小山村的百姓得以繼續傳宗接代，繁衍生息至今。這難道不是一場看似無聲卻比萬鈞雷霆更巨大的響聲嗎？

當時林友泮他們的分水大隊叫紅衛大隊。所以他們是以紅衛儀錶廠名義在我們公社工業辦登的記。」「那你們知道不知道他們這個廠是什麼性質的企業呢？」這是個實質性的問題，我問。

「有什麼看的？只要符合鄧小平同志講的『三個有利於』，我看『改制』和『賣掉』都可以嘛！」時任台州市的主要領導在幹部大會上，回答得清清楚楚，而且底氣很足。說這話的人叫黃興國，時任台州市市長、後任市委書記，現在是天津市市長。他敢於改革，思想解放和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在台州人民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是對台州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作出過歷史性貢獻的人。

我軍則把台州當做「放進來，關門打狗」的最佳海防戰區。從50年代到60年代甚至直到70年代初的二十幾年裡，台州一直處在這樣的備戰前線。當地黨政機關和人民群眾的第一任務是支援前線和備戰。有一個電影叫《東海女民兵》，就是按照台州所轄的溫嶺石塘鎮一群守衛海防線的女民兵事迹拍攝的故事片。2006年筆者到石塘鎮採訪時，專程上了這個女民兵哨所，見到了今天的7位守疆海防女民兵，她們個個英姿颯爽，不減當年老一代女民兵的鬥志，令人敬佩。

「可不，要不是怕餓死人，誰敢冒著掉腦袋去搞分田到戶嘛！」李文君指著滿屋的人，挨個問：「你們對作家說說，我講的是不是事實？」「是，是這個理。」眾鄉親異口同聲，像要向我發誓似的。

現在的溫嶺市檔案館和工商局資料室，都備有牧南工藝美術廠的那份「社員聯營集體」企業執照檔案材料，並且成為有關部門視作考查中國股份制企業發展史的珍貴史料。我在採訪中也有幸見到了當年為這個企業開具執照的當事人陳心鶴先生。是他當年在請示局長后親手為王華林、陳華根開具的那份具有歷史意義的「中國股份制企業」的第一份執照。

「我們基層幹部和群眾相信實踐是檢撿真理的唯一標準，所以上面大討論，我們下面是大幹。到1981年時，僅我們雙港區就相繼辦起了26家以股份制形式的聯戶企業，整個臨海縣的股份制企業則達到518家。真有點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勢。」王植江老人談到這兒，眼睛里放著光。

台州更有幾位現在擁有幾十億資產的民間金融家，他們的發家初始，依然同樣沒有離開補鞋機。

天台山蜿蜒于東海之濱，以其絢麗多姿的形貌和臨海昭然又與塵世幾乎隔絕的獨特地理原因，而一直被佛教界所看重。從漢晉至唐宋的數百年間，天台山以其古久、清秀、奇特和幽靜的自然「佛性」而被佛界所高看與尊重。尤其是南朝陳至隋時的高僧智創立的中國化佛教的第一個宗派——天台宗，更使天台山成為中國古代佛教的聖地。天台宗在歷史上曾經輝煌和傳世多時，特別是對日本和韓國宗教的影響與傳播所起到的作用是關鍵性和決定性的。在今天的日本和韓國，「天台宗」的佛學和弟子之廣、之多，簡直令人吃驚。創立「天台宗」佛教學說的智，在隋初受「智者」號，世稱「智者大師」、「天台大師」，是位對中國古代哲學和古代文化起過巨大影響的大師。智者大師採取「六經注我」、「隨義立名」等手法，從當時中國社會的實際出發，對印度佛教經典進行了取捨、發揮和再創作，又把中國哲學中有關人的心理活動、精神修養、人性|欲念等融入天台宗思想中，提出有自己本體特色的種種命題，並用一系列的範疇進行思辨論證，建構和引照了在中華文明史中佔有重要地位的天台宗完整的佛教哲學體系。

婁昌福笑了，說：「一會兒我再給你講我們玉環為什麼成為中國農村的股份制發源地。我先說林友泮他們的紅衛儀錶廠。為什麼說它是戴紅帽子，就是因為這個廠的名義是當時紅衛大隊辦的，社辦工業在當時並沒有說不讓辦，雖然也有人說它是資本主義的產物，但一些加工小企業還是有的，公社的工業辦就是管這些事。林友泮他們就是打著這樣的幌子，辦了玉環全縣的第一家股份制企業。」我算弄明白了。「儀錶廠具體生產什麼產品呢？」我問。

屋裡頓時靜了下來。我猜想著一定是有很悲痛的事……果然，李文君猛抽了幾口煙后，瓮聲瓮氣地說道：那應該是1976年五六月份的事，我記得非常清楚，當時村口有塊半畝來大的坡地種了包心菜，全村每人15株，人人都有份。菜地長勢好，又在村口邊，剛巧被下鄉檢查工作的公社新上任的那個姓金的書記發現了。其實全村的其他一百多畝大田早也分了，他沒發現。這個姓金的書記原來也是區委派到我們黃坦公社工作隊的，後來他留在黃坦。這個人「左」得很，他發現我們的那塊半畝地分掉了，就把我揪到全公社幹部大會上批鬥。那是個現場會，放在黃坦鄉最高的山頂上開，那兒有個茶場，叫安基山茶場。批鬥會就在那裡開的。他們在我的胸前掛了一塊硬紙牌，上面寫著「分田頭子」。還讓我手拿著一面小銅鑼敲，一邊走一邊敲，從山底下的公社所在地一直往山上走，走到安基山頂的茶場，算是游山批鬥吧……

牧嶼從製造補鞋機和銷售補鞋機到最終成為中外聞名的「中國鞋業製造地」並非特例和唯一。在台州，像牧嶼這樣的「浙江製造」和「中國製造」可謂遍地皆是。

因為是海防前線，建國初期蘇聯援建我國的156項重點工程自然沒有台州的份，即使國家和省內安排的一般性大中型項目，也不會有人敢放在台州。據統計，從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的30多年裡，國家在台州的各項建設投資加起來總共還不到5個億，而且這些投資主要投向農業和興修水利之類的工程，稍稍大一點的就是台州唯一的一個發電廠。這個數目與國家對鄰近的寧波和溫州所投入的建設資金相比，台州人實在可憐又可悲，如同一個從沒有吃過娘奶的野孩子，它的成長經歷中有些自生自滅的味道。而這恰恰給了台州人一份勇於奮進、從不索求的自強不息精神。這是后話。

我見到管康仁時，這位曾經引領浙江人走向富裕的「浙江製造」之父，現在住在他的老家台州市中心椒江區下陳鎮的一個叫水倉頭村的地方。椒江區原屬黃岩市，這裡有著傳統的經商風氣，民間經商之風在數百年前就很有影響，與下陳鎮近在咫尺的路橋，是浙東有名的商賈重鎮，歷史上就很有名。那天我去見管康仁時，對一個現象很吃驚：在彈丸之地的下陳鎮水頭倉村，竟然看到中國馳名、打下世界縫紉機七分天下的「飛躍」「傑克」等幾十家著名縫紉機廠！現在的管康仁管著一家很小的縫紉機企業，每年生產約2萬台縫紉機。與如今年生產已達百萬台、銷售額超100億元的「飛躍「等企業相比，管康仁的「求精針車有限公司」，既顯得落後又顯得很不起眼。但在台州、在有「世界縫紉機之王」美稱的水倉頭和台州下陳鎮，誰也不敢輕視了管康仁。1941年出生的管康仁，對我的來訪感到有些突然，他在那間窄小髒亂的辦公室外接待我時，第一句話便問：「你大作家怎麼不到『飛躍』那兒去？卻來我這兒幹嗎？

邢傳欣老人說到這兒，剎住話題，神情顯得凝重。

「按耕牛分田怎麼講？」我又不懂了。

1982年12月，由台州地區的溫嶺縣社隊企業局(那時還沒有工商部門)正式發給「牧嶼工藝品廠」等四家為「社員聯營」的企業營業執照。「股份制企業」是1985年中央1號文件出來之後才正式可以冠于的企業性質，台州的鄉鎮企業局當時給牧嶼工藝品廠等四家由社員合股出資辦的企業起的名字為「社員聯營」，用後來的名稱就是股份制企業。這也是新中國工商企業史上第一個頒發的標明由幾個法人「聯營」的股份制性質的企業營業執照。

我一向認為，文學不僅僅是一種取樂於人的消遣品，它更多的功能應是鼓舞和激勵我們的人民與後代能夠在閱讀作品中獲得積極的向上精神與動力。而作為文學工作者，我們如果能在歷史的發展進程中，為當代人和後代發現一些具有重要價值的歷史經驗與歷史真相的話，那這樣的文學意義比創作一部言情小說或寫一篇愛情詩歌不知要強大和偉大多少！發現歷史，將使人類自己清醒地明白以後的道路怎樣走。發現歷史，可以讓智者更加聰明，並從已知世界獲得更多的靈感與智慧去創造更多的輝煌與夢想；發現歷史，可以使所有喜歡踏著時代足跡前進的人，能夠不再迷失方向，以最快捷和簡便的方式，贏得成果，爭取未來成為居上者。在文明社會的進程中，發現歷史與發現未來一樣具有金子般的重要，因為它可以改變我們的世界。

「幹什麼定下來后，就馬上涉及怎麼個干法的問題。集體的錢肯定不能用，再說生產大隊也沒有什麼錢，即使生產隊有錢，我們也不想借，因為一借集體的錢，今後賺了賠了不好說，所以我們商量大伙兒湊錢合股辦廠。」顏祜慶說：「我們六個人，每人出一股，最早每股是150元，後來因為買機器設備，錢不夠用，每股增加到500元，記得我們六人中有一個人出不起500元，就又找了一個人合了一股。所以整個廠共有6股，股東是七個人，其中有兩人是合了一股。除了我和林友泮外，其他四股的名義是梁華星、蔡志昌、林友富、江新德。」顏祜慶的記憶顯然比較好，對當時的情況記憶猶新。「有了合股的錢，可辦廠仍然困難重重。先是我們想到楚門木器社學習，看看能不能也干木器活。可一到那裡，人家聽說我們也想搞木器，根本不讓我們看。后又找到林友泮的朋友坎門前台大隊的林維慶書記，他那兒用現在的話講是思想解放一點，所以我們就準備把廠辦在他那兒，誰知才辦了四個月，造反派武鬥，我們去上班，半途上能遇到炮火，嚇得誰也不敢去了。最後想來想去，只能搬回來自己辦吧。這麼著，我們又偷偷到溫州瑞安去買了4台儀錶機床，就租用了你所看到的環島上作放水用的斗閘上的三間房子，算是我們的正式廠子……」「那會兒，我們運回4台儀錶車床跟打仗一樣，很驚險喲！」顏祜慶繪聲繪色道：「那個年代，如果有人把我們的設備查出來，肯定是要沒收的，而且我們還要倒大霉，吃官司。林友泮他是支書，認得的人多。也沒人相信他支部書記干違法的事，所以我們從溫州買回儀錶車床后，將設備拆卸成零件，裝進麻袋裡，然後走的是不被人查獲的水路。開始也沒有把設備運回到自己的地盤上，而是放在林友泮的好友、坎門的林維慶那兒。我們幾個人先在那裡偷偷把操作的技術學到了，然後再把設備運回自己的家鄉。」「當時的形勢下，我們想辦合股的私人企業，只能『戴紅帽子』，否則根本不可能響起機器聲。」林友泮瓮聲瓮氣地又插話道。

「林友泮他們的紅衛儀錶廠的事當時在我們這兒鬧得很大，就是因為他們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第一個敢在『文革』的風頭上辦股份制私有企業。」婁昌福接過顏祜慶的話說：「過了大約兩年的1969年，公社要建農機廠，沒有錢買設備，就想起了林友泮他們辦過紅衛儀錶廠，所以就將他們的那些閑置設備全部充公到了公社農機廠。顏祜慶他們就鬧，說那些機床是他們幾個人出錢買的。公社幹部一商量，說安排你們幾個進廠，抵作你們先前的那些損失吧。老顏他們也沒轍，就這麼著平息了這事。林友泮是大隊書記，後來被安排在公社養殖場工作。」「這個股份制企業就這樣徹底散了？」「散啦！當時只能是這種命運。」婁昌福苦笑著看著我。我再看看林友泮他們幾個其貌不揚、卻是中國股份制的第一批吃螃蟹的農民，不由得讚歎道：「你們都非常不簡單，雖然損失了自己的許多，而且今天你們中間也沒有人成為富人，可你們的歷史功績應當被載入史冊。」

「我敢說，真正推廣和實踐股份制的要算我們黃岩最早，最廣！」一位老「農工委」領導搶先說。

這是毫無疑問的歷史。

「知道。公社知道的。」「知道了他們還同意分？」「怎麼會同意呢？」李方滿說，「那是『文革』最瘋的時候，是打擊資本主義最嚴重的年景！我們哪敢頂風公開分田嘛！」「那你們採取了什麼招數？」「這你問問我們這些老幹部。」李方滿指著隔我而坐的一位老漢，說：「他是大隊的副大隊長，又是三隊隊長，他知道。」有人馬上告訴我，老漢叫李文君。我便讓李文君老漢坐到身邊，請他講講當年如何分那些大田的。老漢說：「公社才不會讓我們分田呢，分了大田就等於是反革命分子！我們是以種菜地和豬口地等名義分的……」「啥叫豬口地？」我不懂了，便問。

「一點沒錯。就分得那麼快。」王植江瞪大眼睛向我證實，「分不分土地，對當時的農民來說，是有沒有活路的大事情，他們太關心了！所以聽我們幹部說沒什麼不對時，他們一下把消息散了出去。你想想，咱們這兒雖然是山區，可一傳百、百傳千……一頓飯的工夫，區委幹部贊同分田到戶的消息還不傳遍了每一個角落嗎？」原來如此！「王老，據你所知道的，當時分田搞單幹的，在咱們雙港、黃坦兩個公社中，哪個村最早、最典型？」「黃坦的皂樹村。」老人不假思索地告訴我。

問舊史，封建統治者心目中的台州是貶謫之地，他們根本不想把台州弄出一個有團結力量和象徵意義的中心城市，這樣做的意圖非常清楚：讓你台州永遠一盤散沙，不得有為。即便到了新中國，台州仍有35年的漫長歷史里沒有一個中心城市。直到1994年8月22日，國務院批准撤銷台州地區和縣級黃岩市、椒江市，設立地級台州市，將椒江、黃岩兩個縣級市一起拼合成現在的台州中心城區，境轄椒江、黃岩、路橋3區與臨海、溫嶺2市和玉環、天台、仙居、三門4縣。市人民政府駐椒江區……至此，台州市才結束了有州（市）無城的歷史。

王植江老人聽后連連點頭，臉上掛滿了得意的笑容。

「別看我們村小，現在也有人當千萬富翁了！」李方滿指指村中央的一棟新樓房，說那家主人就是個「千萬富翁」。

「也不能說上面沒發現過。我經歷的就有兩次：一次是1976年底，一次是中央出台農村包干政策之前的1979年。」王植江一講起當年的大包干，頓時情緒高漲起來，說：「先說1979年，因為我們雙港和黃坦兩鄉的土地基本分光了，所以附近鄉的幹部就向縣裡報告了。有一天縣裡的領導就把我和區委書記盧凱同志叫到縣裡詢問。當我們承認有這回事時，縣領導就責令盧凱書記在全縣三級幹部會議上作檢查，那會兒改革開放剛剛開始，『兩個凡是』風還很嚴重，誰要搞分田到戶，就是『資本主義復辟』，是要坐牢殺頭的事。

1988年4月18日，這個日子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上還沒有記載，但現在看來應該補上它，因為這一天在中國台州的黃岩縣金清區舉行了新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將一個國有集體企業放到了「拍賣」場。

這時的王植江感到特別自豪，連聲說：「我這輩子風水一直很背，唯獨當年對你們的分田到戶我是支持的。」「僅憑這一條，您老功德無量！」鄉親對他說。

李方滿忙接過話茬，解釋道：「我們是山區，基本上家家戶戶養著一頭條牛。當時上面根本不會同意按人、按戶分田，一聽按人頭、按戶分田，那就是了不得的搞資本主義！所以我們就想出了個辦法，你不是不讓分成小小隊嗎？那我就按耕牛來分田，牛是農業學大寨時的主要生產工具，政策鼓勵大力養牛，按牛分田，上面就沒法說不同意，因為中央文件上沒有哪一條規定不能按牛分田，只有鼓勵大力養殖耕牛的精神。我們就是借這一個精神，來了個『按牛分田』……」高，實在是高！我忍不住伸出拇指把皂樹村的農民們誇耀。他們笑著說：「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而我聽后，說這是「真正的高明辦法」——因為它既沒有與當時的政策相抵觸，同時又結合了皂樹村的實際。

大凡英雄有兩種：一種是不顧一切地向前沖，結果還沒有衝到目的地，就已經倒下犧牲了；另一種英雄也衝鋒，可他一邊沖一邊在觀察審時，結果別人犧牲了，他則成了衝到頂峰的繼續生存著的英雄。台州人屬於這ｒｅａd•９9cｓｗ.com樣的英雄。而這樣的英雄有時不被歷史和他人所標榜，無可否認的是這樣的英雄才是真正的歷史推動者和歷史繼承者。犧牲的英雄可以將歷史凝固在一個悲壯的定格上，而活著的繼續在努力創造著的英雄則可以將歷史推向更輝煌、更文明的新時代。

現在該讓歷史還其本來面目了！改革開放30年了，越來越多因為客觀和人為的原因阻隔了普通人了解歷史真相的期待，現在確實到了告訴世人什麼是歷史的真實的時候了！啊，台州和台州人，你亮出神秘面目和走向前台的時候到了——

我為我的發現而感到自豪。

「再有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這兒有一批幹部來自百姓，心裏裝著百姓，而且自己也敢作敢為。如果沒有他們，台州的股份制，或者說民營經濟就不會發展得這麼好。」婁昌福感慨道：

「我現在相信為什麼台州這個地方的民營經濟一統天下了！30年前，你們這裏的民營企業其實已經佔據統治地位了！」婁昌福笑道：「可以這麼說吧。」「30年前，就有蘆浦這樣的民營經濟現象，真讓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議。你認為這種現象為什麼會在台州或者說會在你們玉環這種地方出現呢？」這是我必須弄清楚的問題。

翻開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中共黨史和社會主義現代化改革開放史書，我們都能看到這樣一段歷史記述：1978年安徽鳳陽小崗村18位農民按手印分田，從而掀開了中國農民的又一場偉大革命……

空氣顯得特別清新。村邊的一條小溪，響著潺潺流水，無論是舉目遠眺，還是低頭觀草，無處不讓人心曠神怡。

皂樹村從此烙在我的腦海中。第一次採訪台州沒有時間了。2006年5月22日上午，在我第二次採訪台州抵達目的地后，立即請市委宣傳部的同志安排到皂樹村的採訪事宜。下午3點40分左右，我們到達皂樹村。

只干不說，靜收實惠，於是就成了台州人自我發展、自我保護的傳代經典經驗和處世方式。

「就是豬的口糧地。當年農業學大寨時，我們農村養豬支持社會主義建設，支援『文化大革命』，這是上面號召的，還有種菜子地也是上面號召的，所以我們借上面的號召、為多種菜子地、種好豬口地名義把地分了……」李文君咧著掉了好幾顆牙的嘴巴，憨厚地朝我笑著說。

公社這時也要求我們安排了一些退伍軍人和困難家庭的人進廠，算是交換條件吧。之後一段時間我們廠幹得很不錯，股東們勁頭很高，再次出資擴股，增加了流動資金。時候一長，我們覺得有些虧了，長此下去也不是事，就托林維慶幫助聘請了一位上海小青年當我們的業務員，讓他專門負責跑業務。產品也由單一的賬冊螺絲，到加工些其他產品。那陣子我們幾個股東熱情可高呢，看著產品一批批出廠，就等著匯款早點進賬，可就在這個時候，兩個晴天霹靂砸在我們頭上：一是有人又指責我們是『地下工廠』，是『挖社會主義牆腳的黑廠』，要堅決剷除。匯來的貨款因為廠里沒有賬號，只能到公社，一到公社就被扣住了。二是給我們跑業務的那個上海小夥子被公社基幹民兵半夜抓走了。這樣，廠子也很快被封了，不讓再開了。」「我們不僅沒拿到匯款，連手頭買貨的發票都沒法報銷，我損失最多……」林友泮又一次瓮聲瓮氣地插話道。

實踐證明台州人沒有走錯路，而且他們的經驗影響了今天整個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台州人的股份制探索與實踐，雖然從開始是由老百姓為求生存而萌生起因，到通過傳統的「打硬股」形式進行原始的實踐，到後來不斷完善和成熟，成為具有中國式的股份制經濟模式，但它的核心和本質與西方世界所創造的現代企業的股份制經濟形式，沒有什麼區別。如果說有一點點區別，那就是台州式的股份制，它源於民眾，動力于百姓，生存於自然，得益於政府和黨組織的支持與扶植，因此它更具生命力。因而它也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股份制的最初形式。

婁昌福脫開他的那些「寶貝資料」，與我侃侃而談：我們台州這個地方，尤其是像玉環，我們的農民過去生活很苦，基本上是靠海吃海，耕地少，農民只能靠出海打魚為生。可是出海打魚是要有漁船的，小船打不了魚，造大船又沒錢，怎麼辦？於是我們的先人就發明了一種叫「打硬股」的傳統，這種「打硬股」就是幾個人、幾家子湊錢來辦一件事。比如造一艘大船，幾家、幾戶一起湊錢，然後有了收入就按出資多少分紅，這就是台州人的「打硬股」傳統，流傳下來已經至少有百年歷史了。所以新中國成立后，有幾個階段農民們的日子難過時，就有人聯合起來用「打硬股」的方式辦些小企業，這種經濟形式在解放初期就有。後來在60年代后被當做「資本主義」的東西封殺了。可老百姓要過日子，就得想辦法。「打硬股」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我們台州沿海一帶老百姓發明的一種非常有生命力的經濟形式，只要一旦有適合它的空氣和條件，它就像水岸邊上的蘆葦瘋長，你想割掉它也不易。台州能成為中國股份制的發源地，是有地域原因和歷史條件的。

「這個廠是原玉環縣科協主席毛慶貴為主要股東辦起來的。可以說是真正意義上的股份制企業。」婁昌福說。

外界似乎有一種統一的說法，是溫州人。其實這是一個不大不小的錯誤。

輪窯廠當時是金清區最大的社辦企業，也可以說是金清最大的「國有」企業，連「最大」的國有企業都敢「賣掉」，這金清、黃岩乃至台州還有啥「國有」不能「賣」的？啥不能「股份制」的？老百姓在喜笑顏開地議論著，在欣喜若狂地詢問著自己的幹部和領導……幹部和領導們你看我，我看你，最後眼睛一起看市領導……

他的話使我聯想到一則法國故事：傳說有位法國年輕人，他從小很窮。後來他以推銷裝飾肖像畫起家，在不到十年時間里躋身於法國50大富翁之列，成為一位年輕的媒體大亨。不幸的是他因患絕症於1998年去世。在他去世后，法國一份報紙刊登了他的遺囑。

「毛慶貴他們的廠當時非常正規，就是從現在來看，也很規範。廠子辦在當時的井頭大隊，廠里雇了業務員王孝增跑外勤，業務主要是做扇子，就是過去我們出差或旅行用的那種扇子，很有些銷路。蘆浦工藝廠由於產品對頭，第一年下來，股東們所有人都拿到了千把元的分紅，而且在工廠的工人拿的分紅與股東們一樣多，這在當時是非常了不得的事。如此連續運轉了四年多，後來他們開始做宮燈，業務更加紅火，產品銷到廣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業務量大了，需要擴建廠房，股東們又每天晚上開股東會，研究商量擴大生產規模。據毛慶貴講，當時股東意見並不統一，有人擔心借錢投資風險大，但在豐厚的利潤面前，大家最後畢竟還是統一了認識，所以企業越干越好。到後來做宮燈的業務，廠里來不及做，職工們每天都要加班加點，收入就更好。廠子收入高了，廠外的人也眼紅了，跟著幹了起來，像楚門、清港、城關等許多人開始做起扇子和宮燈……到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時，這個廠年收入達到上千萬元，成為台州乃至浙江省第一家年收入上千萬元的鄉鎮企業。」「除了蘆浦工藝廠外，當時還有類似這樣比較成功的股份制企業嗎？」「有啊！到1978年底，僅蘆浦公社一個地方，就有股份制企業34家，企業人數達1500多人，實現工業總產值1939萬元，銷售收入1913萬元，佔全公社農副總收入的646％。」婁昌福一邊翻著資料，一邊指著賬本有憑有據地告訴我。

「林友泮他損失最多，沒有一萬，也有五六千塊。我們幾個股東的損失也大呀！那時大家都窮，誰有幾千塊錢是了不得的事。本來我們幾個湊的錢辦廠，現在一下被查封了，損失慘透了。

其實台州人並不儘是因為看到左鄰右舍當「出頭鳥」的不幸命運，才收斂自己的「硬氣」性格，而是他們自己也曾有過「血的教訓」才慢慢懂得了「政治智慧」這四個字。

「知道是林友泮他們幾個人合股辦的私人企業。」婁昌福肯定地回答。

你們都說浙江人或者說溫州人是中國民營經濟做得早、做得好，說白了，就是因為我們浙江人靠一台補鞋機比別人先一步走遍了全國各地，先一步有了一些原始積累，先一步比別人知道啥叫市場。啥叫市場？就是我們這些補鞋匠到哪兒補鞋時，知道那個地方缺啥日用品，知道了那裡缺啥東西，就多了一個心眼想法去搞那些東西。因為我們出去補鞋的人到處都有，而且相互之間有聯繫，一封信、一個電話，就相互之間把商業網路給建立起來了。在補鞋的同時把一些北方缺的商品從南方調配到了北方，又把南方缺的貨物從北方發到了南方，這樣慢慢地形成了一種賺錢機會，慢慢地從補鞋變成了做貿易、搞企業的風潮。我們台州人和溫州人是同步走向全國的，而最早的一批人應該說是我們台州人，因為浙江人的經商之風是從補鞋匠們開始的。補鞋能夠形成風潮，就是因為有了補鞋機這個關鍵性的環節。補鞋機是我們搞出來的嘛！」管康仁對自己的歷史性貢獻很是自豪。

然而在我們紀念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時候，還有一個需要深究的問題是：在英氣昂揚的浙江人中，又是哪個地方的浙江人開先河並成為真正的「浙江精神」和「浙江製造」的始作俑者呢？

他所在的台州仙居，一個季度可以出口白銀120噸！沒聽說過吧？沒一寸銀礦資源的仙居，竟然成了影響世界銀業市場的「銀都」！台州農民現在乾的事你無法想象——一位姓丁的農民，他與幾位農民兄弟在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收舊貨，後來到上海「收破爛」，從此一發而不止，一直將「收破爛」收到全世界。現今他的「收破爛」行當也改名叫成廢物利用的「循環經濟」，並將這一產業建成台州的一大特色經濟，連胡錦濤總書記都誇他是落實科學發展觀和創建特色經濟的典範。

在這份遺囑里他說：「我曾經是一位窮人，在以一個富人身份跨入天國的門檻之前，我把自己成為富人的秘訣留下，誰若能通過回答『窮人最缺少的是什麼』，而猜中我成為富人的秘訣，他將能得到我的祝賀，我留下銀行私人保險箱內的100萬法郎，將作為睿智地揭開貧窮之謎的人的獎金，也是我在天堂給予他的歡呼和掌聲。」這家報社後來收到18000多個人寄來的答案，這些五花八門的答案中大概有三類：一類認為窮人最缺少的當然是錢，有了錢窮人便不再窮了；另一類認為窮人之所以窮是因為沒有機會，有了機會就可能不再窮了；再一類認為窮人缺少一技之長，有了一技之長就可以改變貧窮；也有人說窮人最缺少的是幫助和關愛。在這位富翁逝世一周年的時候，律師和代理人打開了這位年輕富翁的私人銀行保險箱，公開了他的致富秘密。他認為：窮人最缺少的是成為富人的雄心。有一個年僅9歲的女孩猜對了，因此獲得了100萬法郎。這個女孩在領獎時說：每次我姐姐把她11歲的男朋友帶回家時，總警告我說，你還小，不要有什麼雄心！於是我想，也許雄心可以讓人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東西。所以我想窮人最缺少的可能是成為富人的雄心吧！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中國，也有不少這樣的女孩子。她們無論在炎熱的夏天，還是在寒風刺骨的冬季，三三兩兩地散落在城市的每一個馬路邊，或者在商場的路口和學校的門前。

現在有據可查的幾個史實是：——

這就是台州人——確切地說，是台州農民們在30年前所掀起的那一波又一波驚天動地的春雷。

台州，台州在哪裡？台州？是不是在台灣喲？什麼，你們是台灣來的？是不是台灣特務？壞人！特務！竟然一時間在外補鞋、做貨郎的台州人，連連被莫名其妙地關進了派出所和監獄。

如今我們能搜尋到的並被一些權威部門當做「改革開放后的『革命性』事件」之一的股份制先行者史料中，「中國第一個股份制」企業，是台州溫嶺縣於1982年12月18日以縣社隊企業局〔1982〕74號文件名義批准的牧嶼公社牧南工藝美術廠。那份寫著「社員聯營集體」性質的企業執照，據說是中國改革開放后可以查閱到的屬於官方機構出具確認「股份制性質」企業的第一份文件。「社員聯營集體」這樣的企業所有制名稱在中國沒有過，那天到現在的溫嶺市工商局採訪，當年的當事人告訴我：當時「社員聯營集體」這名稱完全是他們社隊企業局給由社員聯合出股的股份合作企業「戴」的一隻「不紅不黑的帽子」。「為什麼叫它不紅不黑呢？是因為當時的形勢還沒有文件明確社員合股能辦企業。1982年，安徽的分田到戶經驗，剛剛在全國鋪開，但爭議和阻力正大的時候，不用說，社員合股辦企業這種長期以來被看做資本主義的東西，肯定不能被工商管理部門認可。但在我們台州，這種合股聯合辦企業的情況已經很多了，我們的領導很了解這樣的情況，他們思想真的很解放，所以當牧嶼公社的農民王華林和陳華根等人持著公社介紹信來社隊企業局登記他們辦工藝美術廠時，我們一問他們是幾個社員合股辦廠，想來想去，乾脆給他們登記成『社員聯營集體』這樣一個名稱。」工商局的同志這樣解釋當時他們為「第一個股份制企業」所出具的經營執照。

王區長就是個很好的例子，可以問問他是不是這個情況？你說。」李方滿指指身邊坐著的王植江。

「公社」所在地竟然只有一座半山腰的破落小院子。主人告訴我，現在的白水洋黃坦辦事處和過去的黃坦公社，都是在這座小院子里。這與我小時候所看到的「公社」和近些年走過的江浙小鎮相比，黃坦實在是「大西北」水平了！由此我心中想象得到：雙港和黃坦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里所發生的一切完全可能是必然了。

玉環是台州的一個縣，面積很小，老玉環是個四面環海的島嶼，後來又將溫嶺的楚門半島劃歸了玉環，但陸地面積僅有378平方公里的玉環仍然是台州面積最小的縣。可別看這彈丸之地的「海中玉環」，它現在的人均收入不僅在台州各區縣中名列第一，2007年，在全國的百強縣中也名列第29位。玉環有數個「全國第一」的產業與產品，這與玉環人敢為天下先的創新精神有直接關係。浙江籍著名作家葉文玲老師曾經對我說，寫台州，繞不開玉環。葉文玲是玉環人，她最了解家鄉的歷史和現狀。

「後來公社知道了，又派人來，要求我們合併。在上面看來，三級所有制是大事，不能隨便再分什麼小小隊，所以我們不得不在形式上重新合併成原來的三個生產隊。這大約是1973年、1974年的事。」李方滿回憶說。

台州在哪裡？幾千年來，地圖上我們找不到，即使在十來年前的中國地圖上我們仍然找不到台州這樣一個城市。就是在台州的諸多經濟指標已經超過溫州市的今日，許多台州人向外人介紹自己的家鄉時，仍然會有意無意地加一句：「我們就在溫州旁邊……」嘿，這個台州！然而，到了台州，我才發現，這個地方太了不起了，了不起到了若有誰把它小視，就等於在犯一個嚴重的錯誤！一個嚴重的現實錯誤！在漫長的歲月里，台州因地理的閉塞，簡直就是一個被大山和大海完全包圍的獨立山國。

中國人多地大，尤其是廣大農村。像台州皂樹村的農民分田到戶事件，我想也許還有不少，他們或許也同皂樹村一樣遠比安徽小崗村分田到戶要早、要徹底。我後來知道，僅台州地區，像皂樹村這樣的分田事件還有不少地方，他們的革命精神同樣可貴，並值得我們記住。

難道不是一場偉大的革命嗎？難道我們的黨史和社會主義國家史該遺漏皂樹村和黃坦鄉、雙港鄉他們分田到戶搞包乾的事件嗎？

很多年前，民間就有兩句傳說，叫做：哪裡有市場，哪裡就有溫州人；哪裡沒有市場，哪裡就會出現溫州人。

台州還有一位傳奇的人物，叫李書福，有名的「汽車狂人」，中國民營汽車「吉利」的老闆，五六所民辦大學的老總。這位模樣憨厚的農民，小時候就是挑著補鞋機滿世界走的台州人。

不信，你可以去查1980年8月5日的《浙江日報》。那天報紙的第2版上就有一則400字的報道，報道了我和區委書記盧凱參股支持辦企業的事。這事後來弄得好大好大，《浙江日報》專門開闢了『經濟政策討論會』專欄，鬧了兩個多月，誰都知道，不信你問《浙江日報》的人！」王植江沒有瞎說，《浙江日報》確實在1980年8月5日這一天的第二版報道了當時的台州臨海縣雙港區委書記盧凱和副區長王植江為解決社員聯辦企業——金屬薄膜廠資金不足的困難，帶頭把平時積蓄的錢投資入股的事。幹部帶頭入股，這在1980年被省級黨報公開報道，不炸開鍋才怪！「其實，我們台州辦股份制企業的事，比任何地方都早，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已經非常普遍了，最早捅到外面去的要算我們雙港區的做法。

《浙江日報》的那回大討論也是被捅出來后的一個焦點問題。」王植江一談起自己的「光榮歷史」時，總是慷慨激昂，指手畫腳，一臉童真。據王植江介紹，當時他所在的雙港區與台州其他地方的社辦、村辦企業一樣，存在的最大問題是產權不明晰，導致管理水平和效益低下，加上資金投入無通道，當時全區的86家企業，有60家處在奄奄一息的地步。而另一方面，農民們分田至戶后的熱情空前高漲。在這種情形下，推出股份制經濟形式來促進原有的企業發展已成一種必然趨勢。

這樣辦的好處是，共同投資，共同佔有，共同勞動，共擔風險，共享利益。後來發現，凡是這樣的企業，效益都很好，集體、企業經營者和投資人三方皆大歡喜。我們的領導同志很講實事求是，很開明，說啥革命不革命，啥社會主義資本主義，能讓集體富強起來，能讓老百姓過好日子，我們就支持干！台州能在六七十年代，到80年代能有如此普遍的股份制經濟形式，就是因為我們的領導思想開明，不唯上。」在黃岩採訪時，區委的同志給我找到了一份所謂「中國第一號」官方「紅頭文件」，此文件是時任黃岩縣委書記孫萬鵬主持起草的。他在文中說：「在黃岩進行的幾個月調查中，令我陶醉的是一種新的極富生命力的經濟模式——股份合作制在黃岩萌芽。但當時我深入聽取各方面的意見時，發現這個問題遠不是我所想象的那麼簡單。一些好心的同志勸我說，『它是一條高壓線，別碰它，風險太大了！』原因在於，它涉及到『姓社姓資』的敏感問題，至今還未見到全國有一個地方黨委正式發文表態支持的；從理論界的同志那裡了解到的信息是，北京一些大學的權威經濟學教授明確認為，『股份制就是私有制』。而黃岩縣委農工部所進行的系統調查與我個人的調查都表明：股份合作制幾乎是解決當時企業資金困難的最有效途徑，對促進黃岩城鄉經濟發展起了積極作用，老百姓幾乎沒有不歡迎的。這樣一件大好事，為什麼我們不支持呢？於是我和當時的縣長王德虎商量，決定從實際出發，制定一個系統的政策文件，滿腔熱情又腳踏實地地推進股份制與股份合作制的發展，解除群眾的後顧之憂，做百姓的靠背。

台州人再不敢輕易說自己是台州人了。這個時候溫州人跟著也「資本主義」起來了，而且溫州人性格外向，「我們是溫州人」。溫州人因此有了好名聲。於是與溫州連山連水的台州人乾脆也跟著說「我們是溫州的」。結果是：他們不再被人莫名其妙地關起來、吃官司。

這可是在20多年前的20世紀80年代啊！「拍賣」二字，等於是徹頭徹尾的「國家和集體財產變相到私人手裡」，這是社會主義嗎？這樣一來紅色江山還算是共產黨的嗎？金清區的「拍賣」消息一傳出，震動黃岩和台州的每一個角落，也波及到鄰近的溫州和寧波。好在浙江人此時都鑽在「錢眼裡」，看熱鬧的務實的人，比瘋狂的失去理智的那種「左」派人士多得多，所以金清區的「拍賣」，引來更多的是熱切的關注和興趣。

可「溫州製造」又是從什麼開始的呢？溫州人自己也毫無疑義地認為，是從「補鞋機」開始的。那麼補鞋機是誰先製造出來的呢？是台州人，是台州的牧嶼人最早向溫州和其他地方瘋賣補鞋機的。台州牧嶼之所以能製造補鞋機，其首功當推管康仁，因為管康仁是第一位製造出補鞋機的人，並且把這種技術直接引入了牧嶼，使牧嶼後來成了製造和銷售補鞋機的基地，再後來牧嶼成了中外聞名的製鞋基地。台州溫嶺的牧嶼這個地方很值得社會學家們去作更深入的研究，本文的前章已提及中國有據可查的第一個股份制企業是牧嶼人干出來的。這第一個股份制業主陳華根從一萬元起家，通過20多年的艱苦創業，已經發展到現在擁有佔地108畝的標準廠房和6000多名員工的中國民營企業500強之一。說來有趣的是，陳華根當年也是一位走南闖北的。補鞋匠」。他與同村村民王華森等四個農民一起創辦的牧嶼牧南工藝美術廠成為中國第一個領到正式「戶口」的股份制企業，該企業幹了沒多久就改成了生產鞋子的廠子。

而以上的性格決定了溫州人搶佔鄰居的「便宜」及喜歡張揚的個性。溫州人從來都喜歡標榜自己，他們即便乾著最低賤的活兒，受著最不能忍受的痛苦之時，也從不放棄向外宣傳自己是溫州人，這一點讓人格外敬佩。

「可不，才半畝地他們批鬥了幾次，也停了我的職。假如他們知道全村的地都分了，那還了得！性質不一樣了！」李文君告訴我，就為這半畝地，他除了受到批鬥和撤職外，還被罰15元錢。」管具體分田的另一名隊長李義洪也被罰了15元。他家情況好一點，交了現錢：我家窮，沒有錢，只好把家裡的一隻木箱子拿出去抵了，那箱子是我老婆當年的嫁妝……」老隊長瓮聲瓮氣地補了這麼一句。

「那個時候，農民們想過好日子的心早已像乾枯的水秧苗，靠一塊牌子、一個命令是擋不住的。沒有多少時間，我們雙港、黃坦周圍的河頭、沿溪、張家渡等山區鄉村，也有不少農民偷偷仿效我們把地分了。但分得最多、最普遍的還是我們雙港和黃坦二個公社……」王植江老人談起那一段往事，頗為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