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清廷立憲，雖是時代大勢，卻也要冒無窮的風險。朝中洋務派出身的大員往往顧忌身份，對喜怒無常的慈禧頗有忌憚，不敢出頭領銜。維新派的康梁諸人，雖然名望很高，有極大的輿論引導能力，但是在地方上則沒有根基，而且缺乏資金，不能形成大規模的實際行動。於是，多金而理念超前的企業家集團成了惟一的選擇。

在行政機構創建、法律擬訂和商人組織的倡建中，朝廷多次表達了對商業的尊重。在商部成立的章程第一款中，就明文規定，「設保惠司，專司商務局所學堂招商一切保護事宜。」在1904年的一份上諭中更說，「自積習相沿，視工商為末務，國計民生日益貧弱，未始不因乎此。」所以，必須「掃除故習，聯絡一氣，不得有絲毫隔閡，致啟弊端，保護維持尤應不遺餘力。」這些聖旨語言上傳下達，對社會風氣和輿論的引導無疑是十分具有震撼性的。

當時最熱烈的立憲運動發生在民營經濟發達的上海、江浙一帶，而領袖就是「狀元企業家」張謇。

誰也沒有想到，點燃導火索、被《清史稿》確認為「誤國首惡」的那個人居然會是他。

9月，張之洞、袁世凱等人會銜上奏，要求立即停開科舉，理由是：「科舉不停，學校不廣，士心既莫能堅定，民智復無由大開，求其進化日新也難矣」。當月，慈禧就下旨准奏，宣布從下一年起廢除有1300年歷史的科舉制度。

跟黃、杜二人相比，虞洽卿則是一個正經商人。他深諳在亂世之中，「槍杆子裏面出真道理」。於是，在倡議成立華商公議會之後，他順勢提出創辦「華商體操會」，組成一個自衛的武裝力量以保護華商在租界的利益。此議經他奔走呼籲，竟也得通過。「體操會」的成立讓虞洽卿擁有了一支自己的武裝組織，這使得他不但在商場和官場上平添了新的話語權，更讓他在與黃金榮和杜月笙的交際中，腰板又硬朗幾分。此三人用不同的方式，在看上去鶯歌燕舞，實質上暗潮兇險的上海灘各自控制著一股黑色的勢力。虞洽卿自此以「一品百姓」自居，他見朝廷官員時必穿西裝，見洋人時則一身對襟大衫，見商賈同仁和幫會兄弟時，則西裝、長衫或道台頂戴按需輪換，從容行走各色人等中，宛若一條遊刃有餘的「變色大龍」。

英人在中國最是勢大傲慢，清政府懦弱無能，不敢正面應對，便委請商人出面協調，那些被派出交涉的華商大佬們一一出場，卻都碰了一鼻子灰回來，這時候，一個不到四十歲的上海商人虞洽卿（1867一1945）出手，扮演了一個調停者的角色。

會上有股東提議確立股權，一到一百股，每股一權；一百股以上到五百股的每二十股加一權；五百一股以上到無限股，每四十股加一權。股東王紹延當場提出，「商股沒有五百股以上的股東，所定五百股以上每四十股加一權，明明是為官股而發。」另有股東則認為，「這樣設計，大股太吃虧，特別是官股」。股東張澹如說，「官股股數多，不是商股所能敵，股數多的，權數遞減，為保護小股，不能不這樣。」股東陸叔同則質疑，「為什麼官股一定不能保護小股？」此外，還有一個叫劉厚生股東給出了其他公司的做法，譬如，浙江鐵路公司權數用遞加法，江蘇鐵路公司權數至多不得超過二十五權，兩公司都沒有官股，但對大股都有限制，「可見這是公例，不是專為官股而定。」

自《公司律》等法律出台後，中國有了正式的公司數量統計，據張忠民在《艱難的變遷——近代中國公司制度研究》一書中的計算，從1904年到1910年，全國正式註冊的公司大約410家，這個數量遠遠高於1903年可能存在的100多家公司，另據林增平的統計，前30年有據可查的72家近代企業中，官辦、官督商辦佔總資本額的77.6%，商辦只佔22.4%，到這一時期前後正好倒了過來，商辦資本已佔76.3%。1905—1908年中，全國新設廠家201家，投資合計達4581萬元，年均設廠50家，年增資本1145萬元。年均設廠數分別超過洋務運動30年的20多倍與甲午後的2.5倍，投資額分別超過5.7倍與2.9倍。投資範圍也更為廣泛，除原有的繅絲、棉紡、火柴等業有了較大發展外，煙草、肥皂、電燈、玻璃、鍋爐、鉛筆、化工等業也有了民族資本企業的出現。股份制公司到1911年時已達977家。

虞洽卿的伎倆還是在洋人和民眾間做「危險的遊戲」。一方面，他以買辦的身份跟英人斡旋溝通，另一方面則又找來那些「短檔朋友」，請他們在自己的公寓里聚會暗謀，他鼓動說，「華官尚復侮辱，若不力爭，商民之受辱必日甚一日」。在他的策劃下，各個階層的租界華人宣布實行無限期的總罷工。當事態鬧到不可開交的時候，他轉而找到德、俄、法、日、荷等國的駐滬領事館——他曾經為三個國家的銀行當過買辦，懇請他們出面協調平息此事。靠著這番縱橫椑闔，英租界當局終於退讓，它被迫撤去滋事的主審官，撤懲撕打華官的巡捕房捕頭，向中國官廳公開道歉，並釋放黎黃氏和所有關押華人。

虞洽卿第一次展露「調人」才能，是在1898年。在當時的上海法國租界，法國商人以建立醫院和屠宰場為由，強行平毀了一處寧波商人的墓地墳冢。華人向以祖墳為最不可侵犯之神地，法人的蠻橫當即引起喧天公憤，甬商原本就在上海勢力龐大，一怒之下宣布大罷市。誰想法租界當局竟也十分強硬，不肯讓步，雙方一時僵持不下九_九_藏_書。便在這當頭，虞洽卿跑去找同鄉的「短檔朋友」，鼓動這些賣苦力的窮人也一起來罷工，他特別說動了租界里的女傭們，鼓動她們不去給洋僱主們洗衣燒飯，他則在背後出錢襄補。商人罷市、苦力罷工、女傭罷洗，法租界立即亂成一團，虞洽卿又只身前往當局交涉。法國人只好讓步，墓地產權終被歸還。經此一役，虞洽卿在上海灘上開始曉有名氣。

在這一階段，企業家集團的參政意識已經普遍蘇醒，甚至得到了理論上的論證，鄭觀應便認為：「歐美政治革命，商人得參与政權，於是人民利益擴張，實業發達。」早在1904年，上海的《商務報》上便刊文公開宣言，「商興則民富，民富則國強，富強之基礎，我商人宜肩其責。」商人勢力的積聚，則與商會組織的興起是密切相關的，這一特徵在上海、武漢和廣州等大城市表現得最為顯著。

與同時代的上海商人比肩而立，虞洽卿的產業並不是做得最大的，不過，他卻是影響力最大的一位。在後來的數十年間，他遊走在洋人、勞工、資本家、政治家以及黑社會幫派之間，是最為八面玲瓏和有斡旋能力的中國商人，有「老娘舅」之稱（上海俚語，對那些有威望、善於調停糾紛的年長者的昵稱。）他以「一品百姓」自居，精明、急利卻也有著兼濟眾生的古典情結。在亂世之中，他始終艱難地堅持商者的獨立人格，然而卻又在後來的一個最敏感的時刻，做出了一個改變中國企業家階層集體命運的舉動。

不過同時，虞洽卿又跟革命黨人走動十分頻繁，尤其是與上海同盟會首領陳其美稱兄道弟，便是在這時，他結識了陳的結拜兄弟蔣志清。蔣某比虞小20歲，因為是寧波同鄉，所以很是能談到一起。此人日後更名蔣中正，字介石。

在上海的示範下，湖北憲政準備會、湖南憲法政分會、廣東粵尚自治會、貴州的憲政預備會和自治學社等先後成立，梁啟超在日本成立政聞社，楊度等人則在東京組織憲政講習會，研究各國憲政模式，為以後的參与做準備。據當時媒體報道，預備立憲詔書下達后，全國的許多地方召開了慶祝會，四處張燈結綵，敲鑼打鼓，熱烈慶賀，莫不「額手相慶曰：中國立憲矣，轉弱為強，萌芽於此」。這一年的11月25日（農曆十月十日）是慈禧壽誕，北京各學堂萬餘人還齊集京師大學堂，舉行了慶賀典禮。另外，在天津、江蘇、南京、無錫、常州、楊州、鎮江、松江等地都舉行了立憲慶賀會。在1907年5月，天津甚至還舉行了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市政選舉，在袁世凱的主導下，12461人參與投票，選舉產生了「天津縣議事會」，它將負責輔助政府處理地方興辦教育、徵稅、市政建設、公益事業、移風易俗等事宜。鹽商李士銘被選為議長。

在朝野的共同推動下，1906年9月1日，慈禧終於下達了「預備立憲詔書」，同年11月，張謇等人在上海成立預備立憲公會，入會者都是一時精英，東南工商界、出版界、教育界、報界的重要人物幾乎囊括其中，比如高夢旦、張元濟、狄平子、孟昭常、孟森等，有一半會員都曾投資辦企業，包括榮家兄弟、李平書、虞洽卿、朱葆三、周金箴、王一亭、王清穆等。2007年，歷史學者傅國涌在南通檔案館看到當年預備立憲公會交納會費的一張收據，印製漂亮，綠色邊框，紅色印章，百多年後仍光鮮如初。張謇對立憲的前景十分嚮往，他認定：「立憲大本在政府，人民則宜各任實業教育為自治基礎；與其多言，不如人人實行，得尺則尺，得寸則寸。」

站在立憲派對立面的是革命派，他們提出了比君主立憲更為激進的政治主張，那就是暴力革命。1905年2月，年方20歲的革命黨人鄒容病逝于上海監獄中，他之前出版了《革命軍》一書，鼓吹推翻現有政權，他痛斥歷代滿清皇帝都是「獨夫民賊」、「無賴之子」，慈禧更是「賣淫|婦」，他高呼「革命！革命！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12月，身在日本的留學生、30歲的陳天華蹈海自殺，留下《警世鐘》、《猛回頭》兩文，他們的思想代表了當時最為激進的革命思潮。還是在這一年的9月24日，清政府委派出洋考察的五大臣在北京車站出行前遭到炸彈襲擊，27歲的刺客吳樾被炸裂胸腹，手足皆斷，當場身死。他生前與陳天華等人結為知交，推崇「恐怖革命」。（吳樾臨行前，與安徽同鄉陳獨秀、趙伯先等人，密謀于蕪湖科學圖書社小樓上。三人為爭北上任務，扭打成一團。吳問：「舍一生拚與艱難締造，孰為易？」陳答：「自然是前者易，而後者難。」吳曰：「然則，我為易，留其難以待君。」議遂定，飲酒悲歌，以壯其行。陳獨秀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締造者之一，併當選第一任總書記。）

變法的內容，主要涉及財經、社會和政治三大方面。

在股東會上，還發生了一場官股與民股的爭論。

好在官股代表鄭孝胥是個開明之士，他說，《公司律》不分官、商，凡是入股的都稱股東，股有大、小之別，無官、商之別，會場上不可提「官股」、「商股」字眼。在他的支持下，股東會最終通過決議，「將五百一股以上，每四十股加一權刪去。自一股至一百股，每股一權，一百一股股以上至無限股，每二十股加一權。」這樣的制度設計，明顯有利於股份較小的民間股東。

共產黨元老、早年的同盟會會員吳玉章在自己的回憶類著作《辛亥革命》中曾經講述了一個很有代表性的故事。1903年。農民子弟出身的吳玉章去日本學習明治維新的經驗，在輪船上他結識了同為四川人的鄧孝可，鄧父鄧徽績是全國最大火柴公司之一重慶森昌火柴廠的老闆，吳玉章記錄道：「由於思想上有許多相同之點，我們一路上倒也談得頗為投契，他約我到日本后，一定和他一起ｈｔｔｐｓ://rｅａd.９9ｃsw•cｏｍ去橫濱拜訪梁啟超，我也就答應了。但是我們自從在輪船上分手后，他一直沿著改革主義的道路走下去，後來一到日本就拜在梁啟超的門下，終於成了反對革命的立憲黨人，而我卻與他分道揚鑣，走上了革命道路。」

就這樣，清政府儘管在經濟改革上表現得超乎尋常的激進和開放，但是在政治改革上則猶豫搖擺和缺乏遠見，它相繼失去了洋務派、維新派、知識分子以及工商階層——幾乎所有人的信任，顛覆式革命已成必然之勢。然而，即便是這種時候，革命仍然需要一根導火索。

大鬧會審公堂案發生后，又是虞洽卿擺平了這場棘手的風波。

商部還仿照西方國家和日本的商會模式，倡導各地商人設立商務總會和分會。1904年頒布的《商會簡明章程》有二十六條具體的操作規則，其中第二條規定，「凡各省、各埠，如前經各行眾商，公立有『商業公所』及『商務公會』等名目者，應即遵照現定部章，一律改為『商會』，以歸畫一。其未設立會所之處，亦即體察商務繁簡，酌籌舉辦。」這是中國第一次允許民間創建商人組織。

庚子國變后，國民情緒曾經陷入短暫的消極，然後便又被極大地激發了起來，而刺|激點便是1904年爆發的日俄戰爭。當年2月6日，日本對中國旅順口的俄國艦隊發動突然襲擊，兩國為了爭奪在東北的利益，以中國領土為戰場，展開了一場大戰，清政府竟然以「彼此均系友邦」為理由，宣布「局外中立。」這一仗一直打到1905年5月，以日本戰勝結束，這個東亞小國，在不到十年的時間里先後戰勝人口、國土面積均十數倍于自己的兩個大國，真正不可一世，崛起成亞洲最強的現代國家。

「廢科舉」是一樁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件。它讓中國人從落後、刻板的孔孟儒學中徹底解放出來，在知識體系和思想體繫上向現代文明靠攏，其深遠意義是怎麼評價都不為過的。不過，從國家治理上來看，它卻成了現有政權被顛覆的前兆。延續千年的科舉制具有一定的公平性，是一般貧苦子弟向上層社會躍進的惟一途徑，費正清評論說：「在一個我們看來特別注重私人關係的社會裡，中國的科舉考試卻是驚人地大公無私的。每當國勢鼎盛、科舉制度有效施行時，總是盡一切努力消除科場中的詢私舞弊。」它的廢除，熄滅了一代知識青年對帝國的最後一絲眷戀，精英階層從科舉的既定軌道中散溢出去，很快衍變了一股反對的、無從把控的力量。一個可比照觀察的事實是，1978年，中國進行改革開放之初，最早的一個變革措施就是恢復高考制度。在敏感的社會轉軌時期，一廢一復，頗可參研。

清政府在財經上的除舊立新顯得最為大胆，這一點在後世很少被觀察到。因為不涉及政體，所以，晚年的慈禧對財經變革的奏摺幾乎是「從善如流」。然而，由於缺乏整體性的規劃以及國家主義的模式，晚清的經濟變革宛如一個怪胎，最終也因為國家資本與民間資本的利益鏈條的崩裂，而直接導致了帝國的滅亡。

清政府在經濟領域接二連三地釋放出來的變革決心和措施，讓帝國氣象為之一新。費正清在《劍橋中國史》中認為，「只是在1905到1911年中國工業出現之後，利潤的誘惑才佔了上風，經濟收益才變成主要動機。」

除了張靜江這樣的戲劇性故事外，我們再難找到國內大商人的資助事迹。《紐約時報》曾經披露過一封孫中山寫給倫敦金融家的私人信函，孫在信中懇請他「積極尋求願為我們提供資金的金融家」，他還透露說，「我已找到了願意提供擔保的一家清國錢莊、三家在曼谷的米廠、一些新加坡商人以及馬來西亞的三個煤礦主，他們的資產合計共2000萬美元，摺合400萬英鎊……為了確保成功，我們需要50萬英鎊貸款以完善我們的組織，使我們能夠在第一次突然行動中就奪取到至少兩個富裕的省份。」

吳、鄧都是大好的熱血愛國青年，因階層身份迥異，而對國家前途有了不同的抉擇，無產者選擇革命，有產者選擇改良，這就是當年中國的現實。事實上，企業家集團對革命黨人的靠攏是在立憲運動失敗之後。

在這一點，洋務派和維新派達成了高度的共識，他們都成了立憲派。六年前被追殺的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已成主流，譚嗣同臨死前的那句「去留肝膽兩崑崙」竟成事實。日俄戰爭被看成是兩種體制的較量，立憲派的《東方雜誌》在評論中認為，「此非日俄之戰，而立憲、專制二政體之戰也」，日本的勝利似乎佐證了這個觀點，1905年6月，也就是日本獲勝后的一個月，張之洞、袁世凱等人連連上奏要求立憲，當時全國八大總督中有五人明確主張立憲，朝廷在7月發布聖旨，同意委派大臣出洋考察。

隨著紗廠的成功，張謇的聲望已達頂點，1903年商部成立后，他被任命為「商部頭等顧問官」，儼然就是官方認可的商業最高領袖了。1904年，張謇為張之洞起草了《擬請立憲奏稿》，同時，他主持刻印《日本憲法》，意在為中國變法提供範例，一時間「奏請立憲之說，喧傳於道路。」連袁世凱也寫信給張謇，用十分自謙的口吻說：「各國立憲之初，必有英絕領袖者作為學說，倡導國民，公鳳學高才，義無多讓，鄙人不敏，願為前驅。」

很多學者認同，1905年前後數年，「民之投資于實業者若鶩」，公司創辦數量超過了洋務運動30年國家投資的總額。日本的中國問題專家安原美佐雄因此斷定，1905年是中國現代工業發展的新起點，即從「國家興業時代」進入到了「國人興業時代。」

1905年冬天，28歲的張靜江在一艘海輪上邂逅孫中山。民國元老、一直追隨孫中山左右的胡漢民回憶了這段很富戲劇性的故事：彼時，孫中山有戒心，迴避他。不意張靜江在甲板上攔住孫中山，說：「你不要九-九-藏-書瞞我，我知道你是孫文，你不要以為我是反對你的，我卻是最贊成你的人！」會談之後雙方有了了解，兩人約定，將來如果革命起事需要錢的話，可拍電報給他，並約定暗號，如拍「A」字即是一萬元；如拍「B」字即兩萬元；「C」字則三萬元，以此類推即是。孫中山將張的地址記在了小本子上，當時並未很在意。兩年後，孫中山在河內計劃發動起義時，經費沒有保障，他忽然想起了張靜江，對胡漢民說：「我上次在船上碰到一個怪人，腳微蹺，說要幫助革命，約定三個字，第一字即一萬元，第二字為兩萬元，我怕此人是清廷的偵探。」胡漢民聽了則說：「反正橫豎不虧本，拍個電報試試又有何妨？」於是按張留下的地址拍一個字的電報，不多時果真一萬元匯到了。之後，張成了孫中山最重要的「金主」之一。他後來當過國民政府建設委員會委員長、浙江省省長等要職，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孫中山親自提名他為中央執行委員候選人，「全場爆以經久不息的掌聲」。

作為既得利益集團的一部分，企業家階層是保守而反對動蕩的，非萬不得已，他們是決不會選擇革命的。這從他們與革命黨人的交往便可見一斑。到1905年，孫中山從事顛覆活動已經十年，該年8月，他在日本東京創建中國同盟會，確定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政綱。多年以來，他一直秘密流連在東京、倫敦和紐約之間，為暴動籌措經費。對他給予資金支持的絕大多數是海外華僑，國內著名的大商人或有同情，卻很少有實際的資助。惟一稍有知名度的資助者是浙江的張靜江（1877—1950），他是南潯「四象」之一張家後代。自胡雪岩豪賭失敗之後，與之結盟的南潯巨豪再無神氣，張家當時在國內少有實業，張靜江的財富來自他在法國巴黎的貿易公司，其主要生意是把中國的珍貴文物私販到國外銷售。

虞洽卿與清廷諸多大臣關係密切，特別是跟皇親愛新覺羅·載洙、南洋大臣端方私交甚篤，他曾為北洋新軍採購軍裝，很是賺了一大票錢，1909年，他透過端方向清政府建議籌組「南洋勸業會」，以提倡實業，此會系官商合辦性質，是中國第一次國貨展覽會，經過一年多的籌備，次年在南京開幕。勸業會分設農業、醫藥、教育、武備、機械和通航等分館，還專門為外國物品設了三個參考館，會期三個月，觀摩人數達20萬之眾，各地機巧商品讓國人大開眼界，可謂盛況空前。籌辦人虞洽卿因此得到朝廷的褒獎，端方甚至保薦他出任正三品的勸業道。

1905年的中國，是近代史上最激進的年份。朝廷以令人眩目的速度推出了各項變革，涉及政治、社會和財經等諸多方面，其力度之大、範圍之廣、震撼之強早已遠遠超出百日維新時期提出的所有內容。

1907年，創辦8年的大生紗廠舉行第一次股東會。當時，大生對其他企業的投資和往來達到了40萬兩，這些投資並未經過股東同意。會議的記錄迄今仍較為完整地保存在南通檔案館的大生檔案中。在1904年《公司律》之前，大生的地位可以說是「無限制、無法律之地位」，張謇的好友、官股代表鄭孝胥提議「改為有限制、有法律完全之公司」，取名「大生股份有限公司」，全體贊成。至於另外投資的企業，則建議成立一家「通海實業公司」來管理，不與大生發生直接關係，在原有40萬兩以外加撥20萬兩，共60萬兩，算是大生撥給通海的股本，分12萬股，每股5兩，股票分發給大生股東。

我們先從當年的一個新聞說起。1905年12月，上海發生了一起轟動一時的大鬧會審公堂案。

虞某兩次調停得逞，與他善於利用「短檔朋友」的力量十分有關，他出身草根，自然跟底層群眾有天然的呼應。二十世紀初的上海灘，龍魚雜處，是一處天大的「冒險場」，除了政客、文人及商人之外，人數最為眾多、情緒最容易被激動的勞工階級以及底層社會人士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勢力，每一次社會動蕩及革命，他們都是最主要的、被利用和倚重的力量。

最大的變數出現在11月。14日，百日維新后就一直被軟禁的光緒皇帝去世，一天後，慈禧太後去世，兩人死期如此接近引發無數猜測。三歲的溥儀被抱上皇座，其父醇親王載灃監國攝政，國號宣統。慈禧的去世讓帝國失去了一個鐵腕的統治者和「最大公約數」，原本就威嚴盡失的中央政權面臨更為嚴峻的考驗，缺乏政治技巧的載灃等人為了維持滿人統治，組建了一個「皇族內閣」，通過種種手法剝奪了漢人總督們的權力，還逼著當時聲望最高、繼李鴻章之後最有權勢的袁世凱交出大權，回老家釣魚。自此，統治集團內部的洋務派大臣開始對政權產生嚴重異心。

立憲開局看似大順，但是其後的推進卻非常的艱難。1907年秋，憲政講習會向政府呈遞請願書，要求速開國會，各省聞風響應，中央政府無動於衷，1908年8月，政聞社因「明圖煽動，擾亂治安」的罪名被查禁，同時，朝廷頒布欽定《憲法大綱》，正式宣布預備立憲，預備期為9年。立憲派很是不滿，覺得預備期太長，鄭觀應便直接寫了一封《上攝政王請速行立憲書》，提出，「早開國會，頒布憲法……決不遲延，斯人心悅服，黨禍自消，內亂悉平矣。」繼而，他十分尖銳地說，「若不及早立憲，效法強鄰，尚自因循粉飾，必致內亂，四面楚歌，悔之無及。」其言辭威脅，已十分露骨。

從1905年到1910年，企業家階層一直是立憲運動中最活躍的一個群體。

在野的立憲派的絕望則是因多次請願運動的失敗而釀成的。1909年12月，奉天、吉林、直隸、江蘇、湖南等16省的咨議局代表在上海聚會，委派代表進京請援，要求速開國會，清政府以「籌備既未完全，國民知識程度又九-九-藏-書未劃一」為由拒絕請求，第二年的6月，請援團再次北上請願，清廷仍然拒絕鬆口。10月，參加請願的人數急劇增加，規模擴大，不少省份出現遊行請願行動，政府惱羞成怒，在一些城市進行了強行鎮壓。張謇等人從此大為失望。朝野破局，漸進的變革道路到此徹底勒斷。

跟上海灘上的許多商人一樣，虞洽卿的出身也是一個貧窮的「掘金者」。1881年，他14歲時從寧波鄉下來到十里洋場，當日下大雨，他生怕媽媽親手縫製的新布鞋被雨淋濕，就把鞋抱在懷裡，赤著腳去投奔一個開顏料行的親戚。自1843年上海開埠以來，一向善於經略的寧波商人就是人數最多、勢力最大的一個商幫，孫中山曾評述說，「凡吾國各埠，莫不有甬人事業，即歐洲各國，亦多甬商足跡，其影響與能力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虞洽卿的崛起頗得其勢。他僅讀過三年私塾，但是幹活勤快，頭腦靈活，在顏料行里，虞洽卿經常與外國洋行接觸，便苦學英語，不多久就講得十分流利，這為他日後的洋場生涯打下堅實基礎。很快，他未及滿師就升為跑街，負責店裡的業務聯絡，店主為了留住這個年輕人，不斷用加薪、贈乾股等辦法籠絡他。在顏料行做了十年後，虞洽卿進德商魯麟洋行任跑街，不久升買辦。四年後，他捐了400多兩銀子，從朝廷領得了一個候補道台的頂戴頭銜，同年靠自己的積蓄買進閘北升順里、順徵里的幾十幢房產，組成了一個不大不小的房地產公司，此外他還籌建了一家名叫通惠銀號的小銀行。又過了六年，他跳到華俄道勝銀行出任買辦，繼而又轉任荷蘭銀行買辦，荷銀是當時遠東最大的國際財團之一，虞洽卿一直到抗戰時逃離上海才卸任此職。在隨後的三十多年裡，虞洽卿一邊為洋行當買辦，一邊操持自己的生意，左右逢源，互不耽誤，竟成就一番事業。

早在1903年7月，朝廷就專門設立了商部，成為中央政府制定商事法及相關法律的主要機構，下屬設立了商務局、勸業道、商律館、商報館、公司註冊局、商標局等各級商務行政機構，張謇等商業名流被延聘為商部顧問官，第二年1月，頒布《欽定大清商律》，包括《商人通例》9條和《公司律》131條，這是第一部現代意義上的公司法。此後，又頒布實施《商會簡明章程》等一系列商事法規。1906年頒布《破產律》和《試辦銀行章程》、《大清礦務章程》等等。這些法律的擬訂和發布，建立了第一套比較完整的商法體系，意味著中國公司由沿襲千年的特許主義，進入到了現代商業的準則主義。1906年，朝廷進一步將商部改組成農工商部，同時設立學部。

這種重商政策，自秦始皇以降，千年一見。民國學者楊杏佛曾感嘆地說：「中興名臣曾國藩僅賞侯爵，李鴻章不過伯爵，其餘百戰功臣，竟有望男爵而不可得者，今乃以子男等爵獎勵創辦實業之工商，一掃數千年賤商之陋習，斯誠稀世之創舉」。這種用行政等級「吸引」和「獎勵」企業家的行為，似乎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特色，百年以後仍屢試不爽。

早在1902年，皇帝便下令禁止婦女纏足。1904，諭令創辦新學和頒布教學大綱，同時准許婦女就讀新式學堂。所有這些，實際上是從法律上承認了近三十年中所發生的一系列變化，它們包括女權主義、現代化教育。到1905年，最驚天動地的變革法令就是「廢科舉」。

更有趣的是，為了表達重視商業的決心，朝廷算是費足了腦筋，雖然皇上手中已經沒有「米」了，但還是可以送出一大堆的「帽子」，在專門公布的《獎勵公司章程》中就明確寫著，「現在朝廷重視商政，亟宜破除成見」，於是規定，獎勵之大小視集股之多少而定，集股5千萬元以上者，獎予商部頭等顧問官職，並加一品頂戴；集股2千萬元以上者可封一等子爵、一品頂戴及雙龍金牌，1千萬元以上封男爵，5百萬元以上、8百萬元以下者，則獎予商部四等顧問官，加四品頂戴。一個叫張振勛的商人因集資招股和捐獻「貢獻尤大」，被授予侍郎銜三品京堂候補、考察商務大臣、太僕寺卿。

在一些開放的大城市，商會實際上不同程度地控制了城市的市政建設和管理大權。1905年，上海組建「城廂內外總工程局」，一經創立即以一個粗具規模、較為完備的地方自治團體面貌出現，它承擔了包括學務、衛生、治安、戶籍管理、道路工程、城市建設、農工商務、公用事業、慈善賑濟、財政稅收以及其他例歸地方政府的各項事務，比較全面地擔當和掌握了市政建設與管理的責任和權力。在總工程局、上海商會、自治公所以及市政廳這一脈相承的自治組織經營管理下，上海城市面貌發生了較大變化，展現出類似西歐早期自治城市與市民階級的某些特點，東方大都市初顯宏偉氣勢。

在政治上，最重要的變革呼聲是君主立憲。

過去數十年間，華夷相爭幾乎都以中方的隱忍和妥協收場，屈辱避讓已成慣性，此案得以這種完勝結局收場，當然讓朝廷和所有華人大呼痛快。公案了結當日，蘇淞太道台袁樹勛、公堂公審官關炯之特意攜手虞洽卿，三人一道來到上海最繁華的南京路，緩緩步行，沿途大聲招呼各家商號大胆開市。虞洽卿顧盼生風，一時婦孺皆識。

學者侯宜傑在《二十世紀初中國政治改革風潮：清末立憲運動史》一書中用大量的事實證明，企業家階層是立憲運動最強大的推動力。在推動立憲過程中，各級商會形成網路，並逐漸學會英國式商會的自治和民主管理。在預備立憲公會等組織中，商人占明顯優勢。如侯宜傑所言的，企業家們認識到「今日中國之政治現象，則與股份公司之性質最不相容者也。而股份公司非在完全法治國之下未由發達，故振興實業之關鍵在於通過立憲確立法治，限制政權，保障民權來改良政治環境與政治組織」。

當時，一名廣東籍的九九藏書官太太黎黃氏因丈夫故亡，帶著15名婢女由川返粵，路過上海時被上海英租界巡捕房以販賣人口罪名拘捕。租界會審公廨審理此案時，又發生中英兩國會審官對女犯應當關押在何處的爭議，英方會審官德為門粗暴地宣稱，「本人不知有上海道，只遵守領事的命令。」中方會審官關炯之憤然說，「既如此，本人也不知有英領事。」爭持之下，德為門喝令巡捕用武力搶奪犯人，並將關炯之的朝服撕破。旁聽的中國人對本國官員受辱反應強烈，衝上公堂，四處圍打巡捕，還放火燒了巡捕房和德為門的汽車，英巡捕則悍然開槍打死多人，並抓了500多個中方民眾。血案爆發后，英租界的華人商號紛紛罷市抗議，而洋巡捕也不甘示弱，竟一律罷崗，租界頓時陷入混亂。上海的這起國際糾紛引出一番喧囂風波。

在日俄戰爭中，中國東北成焦土一片，百萬國民生靈塗炭，而主政者卻無比屈辱地作壁上觀，其無恥低能已無以復加，帝國的威嚴和信用雙重破產。在士大夫和知識階層，民族主義猛然抬頭，求變之聲不可阻擋。據日本學者市古宙三的計算，在這一年前後，前往日本留學的青年大大增加，人數很快超過萬人，費正清稱之為「到此時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規模的學生出洋運動」，其中不少人成為中國政界、軍界、知識界和商界的重量級人物，日本著名教育家松本龜郎次在1927年曾統計說：「今日中國軍人中，位居中上將者，有三分之二曾經留學我國。」在國內，一項又一項的變法被提上了日程。

當時上海底層，主要有兩大幫會勢力，一是黃金榮（1867—1953），他是虞洽卿的寧波同鄉，此人從光緒18年（1892年）起任法租界巡捕房包探，后升探目、督察員，直至警務處唯一的華人督察長，他自立黃門，招募弟子過千人，操縱上海灘的鴉片、賭博等黑色生意，是名聲最大的「流氓大亨」。二是杜月笙（1888－1951），他出生於上海浦東，在十六鋪水果行當學徒，后入青幫漸成老大，他開賭場、運鴉片，籠絡數千門徒，還以豪爽疏財出名，廣結名流，連大學者章太炎、名士楊度、名角梅蘭芳都與之甚篤。

然而，正如法國政治思想家托克維爾所言，「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1905年的晚清留給後世的懸念正是：為什麼變法力度如此之大，而最終還是無法避免帝國的覆滅？覆滅是變革導致的結果，還是變革失敗的結果？在改朝換代的過程中，經濟變革與政治改革的的權重有多大、它們應該如何協調推進？而且，企業家階層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虞洽卿在1905年前後的種種活動，泄露了兩個「線頭」：其一，企業家階層日漸以自覺的姿態，成為新市民社會的主流，在執政機構疲軟消極的情形下，他們部分地擔負了行政主管的責任；其二，他們遊走于各種政治勢力之間，在立憲與革命之間搖擺。

「會審案」后，虞洽卿順勢再上。他寫信給租界的工部局，以協調英華商人的各類事宜為由，提議增設華商董事。1906年2月，工部局同意成立華商公議會，虞洽卿等七人為首屆華商董事。（工部局：存在於上海租界的一個不受中國法律管制的市政機構，1854年，由英、美、法三國租界聯合組成，由7人選舉產生「工部局」（shanghai Executive Committee）董事會，中文譯成上海市政委員會或上海市政廳。它擁有租界的管理權、行政權、對人的管轄權以及徵稅權。）

據史料顯示，晚清最早的商業組織是出現在1902年的上海商業會議公所。1904年，《商會簡明章程》頒布后，各地商會如雨後春筍般地冒了出來。在朝廷的鼓勵下，全國各省會和商業繁榮地區設立了商務總會，中小城市設立商務分會，村鎮設立商務公所。商會有處理商務訴訟的職權，負責調查商情，處理破產和倒騙，受理設立公所、申請專利、進行文契債券的公證等職責，它部分地承擔了政府的經濟管理功能。隨著各地、各市鎮商會的組建，商業勢力得以聚集，並從此成為一股不容忽視的公共力量。1907年，全國80個重要的城市商會代表聚集上海，倡議成立了華商聯合會，全國商會呼吸相關，聯成一體。到1911年，全國各種商人組織近2000所，會董2.3萬人，會員達20萬人以上，這幾乎是當時中產階級的全部。（另據白吉爾在《中國資本主義的黃金年代》一書中的統計，到1911年，全國有商會794個，教育會723個，各省的咨議局和各縣的自治會更是不勝枚舉，其主持者大多為新式商人。）

變革的能量其實已經蓄積了三十年，它只是不斷地被打斷，然後又在內部的爭亂與外部的侵辱下，再次更猛烈地結集，它如地火在地表層下憤怒地流淌，一有裂縫，就會不可遏制地噴射出來，造成巨大的、難以控制的動蕩。在1905年，三種力量角力中國的態勢已經十分明顯，一是立憲派，一是革命派，一是搖擺遲疑的朝廷執政者，三者間的力量消長以及妥協合作，將決定中國的命運。企業家階層在這時還沒有構成為一個獨立的力量，他們因各自理念、利益訴求的不同，而分別選邊投靠。

我們接下來要觀察的事實是，在這種大轉型的年代，當立憲派與革命派形成對立，中國命運面臨重大抉擇的時候，企業家階層將作出怎樣的選擇？他們又有過怎樣的作為？

商會組織除了在維護自身利益以及承擔市政管理職能之外，在國家命運上的選擇也引人注目。

跟經濟變革上的大刀闊斧相比，清政府在社會變革上的力度稍稍下降，而在政治變革上則是遲疑搖擺。

這場爭論的焦點是如何規範官股在大生中的決策權力，儘管在張謇任內，官股一直只分紅而不參与決策，但是民間股東顯然對此還不放心，他們試圖用制度的方式來加以明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