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初立，人人期盼國家重建。但是，政治家們卻不做如是想，他們算計的是自己的權力，不同的治國理念很快讓脆弱的結盟分崩瓦解。在南方，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才一個多月，就被迫把職位讓給了北京的袁世凱，他承諾去修鐵路，可是，國民黨不可能改組成「鐵路黨」，熱血沸騰的青年革命黨人又怎麼甘心集體去當鐵路工人。軍閥出身的袁世凱更不願意讓人分享權力，在1913年舉行的眾議院選舉中，國民黨贏得壓倒性勝利，盛傳將出任內閣總理的國民黨領袖宋教仁卻被暗殺了，很快，國民黨在江西宣布「二次革命」，袁世凱的北洋軍在戰爭中獲勝。1915年，利令智昏的袁世凱居然想當皇帝，12月，雲南首舉義幟，南方各省群起響應，這次，北洋軍吃了敗仗，不得民心的袁不得不于第二年3月宣布取消帝制，很快在鬱郁中去世。

紡織業的暴利讓所有人都垂涎三尺，投資者紛涌而入，專門從事紡織設備引進的慎昌洋行在一份報告中記錄當時的熱烈景象：「對於紡織設備材料來說，其需求是如此的強烈，以至於那些購買者所關注的只是如何迅速地提貨，而不是價格問題。」尤為突出的是，紡織業的暴利甚至把政客、軍閥也紛紛吸引了進來，這又以天津最為突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天津還只有一家擁有5000錠的小型紗廠，到1918年前後竟冒出6家紗廠，投資總額達到199萬元，紗錠總數22.3萬枚，成為當時中國棉紡織工業的第二大中心。

短短五年中，榮家手握十家麵粉廠（其中八家自有，兩家租辦），每日夜可出麵粉4.2萬袋，已是無人可敵的「麵粉大王」。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歐洲工業停滯，麵粉軍需卻暴增，中國麵粉以價格低廉、產量可觀而一躍成為全球新出現的採購市場，榮家的「兵船」牌麵粉遠銷到歐洲和南洋各國，因質量穩定，它成了中國麵粉的「標準面」。

法令傳到上海，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的經理宋漢章（1872—1968）和副經理張公權（1889－1979）居然公開抵制。

范旭東的堅持，可謂壯烈。

當時國人最常見的裝束是粗布長袍，色彩單調，並且不耐磨。印染的布料是一種奢侈品，因為印染需要用鹼，而鹼十分昂貴。在制鹼業，以氯化鈉與石灰石為原料的「蘇爾維法」是最先進的技術，西方國家在這方面已經形成專利壟斷，對外絕不公開。當時在中國壟斷純鹼市場的是英國卜內門公司。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遠洋運輸困難。英商乘機將純鹼價錢抬高七八倍，甚至捂住不賣，使許多民族布業工廠陷於停頓。范旭東曾到卜內門的英國本部參觀，英國人嘲弄地說，你們看不懂制鹼工藝，還是看看鍋爐房就好了。

在「黃金十六年」里，民族企業的崛起是一場與外資企業全面競爭的大商戰。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洋麵、洋布、洋火、洋鹽、洋油（煤油）佔領了幾乎所有的民生市場，民族企業的「進口替代運動」便是在所有的領域內與被替代的國外公司展開一場面對面的競爭，進行一一的收復。於是，鄭觀應在四十年前就預言過的「兵戰之外的商戰」無比激烈地展開了。

張公權計算了一下，中行當時庫存有200多萬兩現銀，恐怕不足應付，就與滙豐、德華等10家外國銀行訂立了200萬元的透支契約。他還專程訪問了南通張謇，決定成立中國銀行商股股東聯合會，由張謇任會長，並且登報聲明，上海中國銀行行務全歸商股聯合會主持，上海中行的鈔票隨時可兌現。

在中國歷史上，每一次的改朝換代便意味著財富積累的推倒重來，唯有那些善於左右逢源者才能夠僥倖留存。在民國初年那樣的亂世中，企業家要站穩「正確」的政治立場無疑是困難的。逐利和渴望穩定的職業天性讓他們總是想跟強者站在一起，但是最嚴重的問題卻是，到底「誰是強者」。

張公權被推選為中行惟一的副總裁，他拒絕到「權力漩渦」的北京上任，常年駐守上海，使中國銀行的業務運作日漸南移，實際成了獨立的局面。在其後的幾年裡，北洋政府由於財政困難，先後通過抽資、變賣和抵押的方式縮小股份，商股則三次擴募，到1922年，民營資本已佔股本總額的99.75％，昔日的中央銀行竟然就此實現了完全的民營化。在張公權的領導下，中國銀行成為全國規模最大、實力最強、信譽最好、資本額最高的銀行，其資本額一度佔到全國銀行總資本的五分之一強。他日後很自豪地說，「一般輿論認為，中國銀行、海關、郵政局並駕齊驅，成為中國組織最健全之三大機關，實亦中國資本最巨與最成功之民營股份公司……在上海金融市場，足以與外國銀行相抗衡。」（到1922年的6月，另外一家官股銀行——交通銀行也實現了民營化，新選舉出的11個董事均為工商業名流，張謇被選為總理。股東會甚至認定軍閥盤踞的北京城「非工商之地」，兩年後，將總管理處遷到了天津。）

張公權出生在上海寶山的中醫世家，他天性聰慧，15歲就考中了秀才，兩年後赴日本進東京慶應大學攻讀經濟學，回國后當過北京《國民日報》、《交通官報》的總編輯。他與年長兩歲的哥哥張君勱均有強烈的立憲情結，後者更是中國國家社會黨和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簡稱民盟）的創建人之一，為民國時期著名的政治活動家。才情洋溢的「兩張」都很受梁啟超的青睞，在梁的舉薦下，張公權南下上海就任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的副經理。上海分行在整個中行系統中居有重要地位，一直是策應總行和各地分行的樞紐。宋、張得到「停兌禁提」的命令后，認為事態非常嚴重。一個銀行若不能兌現，等於卡住自己的脖子，今後就無法開門營業，等於自取滅亡。在張公權的竭力說服下，宋漢章決意與他一起「抗命」。一方面，他們諮詢相關的法律依據，做到有理有節，同時聯絡上海銀行同仁和外資銀行，請他們在此關鍵時刻，一定要為中行撐腰。大家深知中國銀行是中國金融的支柱，一旦垮台，整個局面不堪收拾，於是都承諾力挺。

1914年冬天，31歲的青年人范旭東獨自一人到了天津塘沽。這裏的海灘邊鹽蛇遍地，如冰雪一般，無邊無際。他目睹此景，顯得有點激動。日後他對夥伴說，「一個化學家，看到這樣豐富的資源，如果還沒有雄心，未免太沒有志氣了。」

在這期間，國營企業體系基本瓦解，民營公司蓬勃發展，民族主義情緒空前高漲，明星企業家層出不窮，企業家階層在公共事務上的話語權十分強大。中國社會史學會副會長唐力行在《商人與中國近世社會》一書中認為，中國民族工業的基礎，就是在這一時期基本奠定的。從經濟增長率的數據上看，儘管有不同的統計結果，但是，高速增長是一個不爭的共識，國內學者認為工業增長率在1912年到1920九-九-藏-書年間達到13.4%，1921到1922年有一短暫蕭條，從1923到1926年為8.7%。美國的經濟史學者托馬斯·羅斯基的計算認為，從1912年到1927年之間的工業平均增長率高達15％，位於世界各國的領先地位。在百年企業史上，這樣的高速成長期只出現了三次，其餘兩次分別是1950年代的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和1978年之後的改革開放時期。

創辦於1905年的振新紗廠到1912年的時候，已經很賺錢了，每年可得利潤20餘萬元。1915年，榮宗敬在上海郊外的周家橋開建申新紗廠，購英制紡機36台，第二年投產開工，正趕上歐戰期間的需求饑渴，上海的棉紗價格大漲，從每件90餘兩狂漲到200兩，出現了「一件棉紗賺一個元寶」的暴利景象，申新在開工后的三年裡，棉紗產量從3584件增加到9811件，棉布產量從2.9萬匹增加到12.8萬匹，盈利更是驚人，從開辦當年的2.06萬元增加到22.2萬元，三年增長十餘倍。

自二十世紀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抵制運動發生在1905年，對象是美國貨。在這一年，美國政府制訂排華法律，在十年內拒絕中國工人進入，並對在美華人進行了種種人權上的限制。夏天，在華人勞工輸出的基地華南地區爆發了大規模的抗議活動和抵制美貨運動，至少有10個省份出現了遊行，人們寫海報、搗毀庫存的美國產品、徵集參加抵貨運動的簽名。一個叫F·W·福斯特的觀察者在當年的報紙上評論說，「中國人抵制美貨，是老大帝國反對外國的不公正和入侵的憤恨情緒在覺醒的顯著證據。」國內外專家普遍認為，1905年的這場抵制運動是「第一次跨越了各種社會團隊的大眾抗議。」在抵制中，第一次出現了團體化和制度化的特徵，在上海，創建了20多個專門用以提倡抵制運動的組織，並且有76個行業商會參与了活動。

在精鹽上取得突破后，范旭東馬上又轉戰制鹼業。

5月12日，交通銀行服從了北洋政府的命令，停止鈔票兌現，老百姓一片怨聲。而中國銀行因為事先有了充分的準備，來者照樣兌現。儘管如此，中行門前還是人山人海，前來兌現的隊伍排了幾條馬路之遙，有數千人之多。張公權在日記中記下了那可怕的局面：「余自寓所到行（漢口路三號），距址三條馬路，人已擠滿，勉強擠到門口，則擠兌者爭先恐後，撞門攀窗，幾乎不顧生死。乃手中所持者，不過一元錢或五元紙幣數張，或二三百元存單一紙。」第一天兌現者有2000多人，第二天仍不減少，第三天是星期六，下午本來應該休息，銀行為了應付兌現，仍然照常開門，來者不拒，並登報公告，人心才稍稍安定，兌現者人數減到400人。第四天是星期日，銀行又在報上登廣告，宣布仍然開門兌現，而兌現者只有100多人了。到19日，再無擠兌者。

第二次全國性的抵制運動發生在1908年，對象是日本貨。這年開春，廣州官員以走私武器為理由查封一艘日本輪船「辰丸二號」，日本政府強勢干預，中方迫於壓力，釋放了日船。這個事件激怒了中國人，他們認為清政府懦弱無能，站在了日本人一邊，憤怒很快演變成一場日貨抵制運動。廣州的商會和同鄉會發出公告，號召抵制日貨，他們甚至還提出了一個不可能實現的抵制目標——直到所抵制的貨物總值相當於對日賠款總額。在商會的鼓動下，各種形式的抵制活動層出不窮，港口碼頭的工人拒絕給日本船卸貨，地方船運公司發誓不用日船運輸，學生在馬路上焚燒日本商品，廣州的72個知名商人還專門開會商議，想要合資開一家大型的商場，只銷售中國製造的商品。這場抵制一直持續了一年多，1909年，日本加快在東北三省的政治和經濟滲透，宣布它將擁有從瀋陽到安東鐵路的建設權，很快在東三省的城市也爆發了大規模的抵制日貨運動。

至此，在上海閘北的光復路上，沿蘇州河，一字排開四家榮家麵粉廠，其高聳的煙囪日日濃煙滾滾，機器的軋軋聲晝夜不絕，蘇州河裡運麥裝面的船隻更是川流不息，景象已是十分壯觀。1916年，榮宗敬又遠赴漢口，建福新五廠，第二年，租辦上海老牌的華資麵粉廠華興，改名為福新六廠。從此，無錫榮氏兄弟的名聲轟響于中國商界。

在抵制運動中，中華國貨維持會等組織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在「5.9」之後迅速發表宣言，並印發10萬份廣為散發，宣言中寫道，「如果中國希望象一個人那樣生活，我們就決不能忘記5月9日的羞辱……這些紀念應該被傳遞給我們的孩子和孫子，代代相傳，直到永遠。自5月9日之後，我們4萬萬中國人必須全心全意地奮鬥，幫助我們的國家」。在維持會的指揮下，各地學生遍查當地商店，尋找日本商品，如有發現，當場沒收或砸毀，全年共進行了383次這樣的檢查。維持會在前一年只有100多個企業家會員，到年底就增加到了688個。美國參議員沙斯伯雷（Saulsbury）當時正在中國訪問，他在回憶錄中表示，十分驚訝地看到中國的抵制日貨運動有著非常完善的組織。

「黃金年代」的出現，除了中央集權「真空」的內因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外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久大精鹽很快遭到國內外鹽商的圍剿，日商在報紙上散布「海王星」有毒的謠言，英國駐華公使甚至企圖用軍艦封鎖天津港，阻止運鹽船出港。國內的鹽商更是群起攻伐，數百年間，全國的食鹽產銷歷來由官商合夥壟斷，江淮大鹽商們左右著鹽的價格，他們形成了一個龐大而錯綜的利益集團，無論是外國還是中國政府都不敢輕言改革。范旭東一出，顯然將顛倒現狀。久大精鹽在很長時間內無法銷到長江以南，范旭東甚至還被軍閥綁架，靠他的總長哥哥四處斡旋才被放了回來。1917年，久大精鹽銷出1萬擔，1923年增加到4萬多擔，1936年達到頂峰，約50萬擔。

一戰開打后，日本乘機爭奪中國利益，1914年8月，它出兵佔領德國在中國的勢力範圍——山東半島。第二年1月，日本駐華公使晉見袁世凱，遞交了有二十一條要求的文件，並要求「絕對保密，儘速答覆」。《二十一條》霸道無理之極，它要求承認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益，准許日本修建自煙台（或龍口）連接膠濟路的鐵路。還要求認日本在南滿和內蒙古東部的特殊權利，日本人有居住往來、經營礦等項特權。旅順、大連的租借期限及南滿、安奉兩鐵路期限，均延長至99年。其他要求還包括，把亞洲最大的鋼鐵聯合體漢冶萍公司改為中日合辦，中國不得自行處理；要求所有中國沿海港灣、島嶼概不租借或讓給日本之外的他國；中國政府還要聘用日本人為政治、軍事、財政等顧問。中日合辦警政和兵工廠。袁世凱為了換取日本政府對他當皇帝的支持，居然同意與日秘密談判。5月7日，日本提出最後通牒九-九-藏-書，限令于兩日內答覆。5月9日晚上十一時，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的大部分條款。

開始於1914年的這一輪實業投資熱，被史家認為是中國第二次工業化浪潮，它將一直持續到1924年（也有學者認為持續到了1926年）。與上一輪的洋務運動時期相比，它有明顯不同的特徵。

在幾乎所有重要的產業領域里，我們都看到了中外企業對峙的景象：棉紡市場上，榮家兄弟、張謇等人的對手是日本的多家棉紡株式會社；紡織機械市場上，華資大隆機器廠的對手是兩個美國製造商——薩克·洛厄爾和維定機器廠；火柴市場，劉鴻生的大中華火柴公司與瑞典火柴公司和日本鈴木會社殺得難解難分；出版市場，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與英資兆祥洋行勢同水火；制鹼與肥料市場，是天津永利制鹼公司與英資卜內門和帝國化學工業之間的競爭；肥皂市場，是五洲皂藥廠與英資聯合利華的競賽；水泥市場，周學熙的啟新洋灰廠與日本水泥及英資青洲英妮公司打了一場長達十年的對手仗；鋼鐵市場，漢陽鐵廠與日本南滿株式會社難分上下。

按社會學家漢斯·孔恩（Hans Kuhn）的定義，民族主義是一種思想狀態，認為國家是政治組織的理想形式，也是文化創造與經濟繁榮的源泉。人的至高無上的忠誠就應該獻給國家，因為人的生命只有在國家的存在與國家的興盛中才有意義。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民族主義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命題，它象一根敏感而脆弱的神經，稍有撥動，就能引發喧天的風潮，其後果甚至讓撥動者自己都無法預料或控制。一百多年以來，外國人給予中國人的恥辱是如此的平常，這些記錄包括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方式，從巨額賠款到割讓國土，從火燒皇家園林到兩個外來軍隊在中國土地上交戰，這些足夠寫成一本厚厚的教科書。

這一輪工業化則是一次民營資本集體崛起的盛宴，它的主角是以盈利為主要動力的新興企業家，他們投資的產業主要集中於民生領域，以提供消費類商品為主，面大量廣的中小企業是最有活力的主流力量。在這期間，中國完成了輕工業的布局。其中，上海是紡織、食品和機械製造的中心，在1912年到1924年，上海地區出現了202家機器工廠，主要是生產針織機、小型車床和馬達、農產品加工設備等等，廣東地區則是煙草、造紙和火柴工業的集散地。

袁世凱政府的財政極為匱乏，他為了對付南方的革命軍，拚命擴大軍備，增加軍費，而各地的督軍大多自立為王，不向中央政府納稅，其財政始終是一個「破落戶的財政」。在袁世凱看來，銀行有的是錢，開動機器印鈔票就是，所以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這兩個他控制的官方銀行都不得不印發巨額鈔票，為此墊付了巨額資金。（中國銀行的前身就是1905年成立的戶部銀行，1908年改為大清銀行，行使中央銀行權利，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2月，更名為中國銀行。交通銀行成立於1908年，設立之初是輔佐路、電、郵、航四大要政的資金調度，長期被袁世凱的財政大管家梁士詒所控制。）中國銀行發行鈔票，1913年只有502萬元，1915年猛增到3844萬元。交通銀行更多，1914年鈔票發行為893萬元，1915年增到3729萬元。為政府財政的墊款，中國銀行達1000多萬元，交通銀行竟達4000萬元。鈔票發行過多，這就不能不引起銀行的信譽動搖。交通銀行總辦梁士詒是袁世凱的總統府秘書長，這時出謀劃策，主張將中國、交通兩行合併，以集中現金，為政府所用。那時，北方早已人心浮動，這一消息傳開后，立即引起了市民恐慌，北京和天津地區的兩行鈔票持有者，紛紛前往銀行要求兌現。交通銀行的情況尤為嚴重。在這種情況下，眼看銀行庫存危急，北洋政府國務院為穩住金融盤子，於1916年5月10日突然下令中、交兩行，停止兌現，一切存款止付。

經此一役，宋漢章、張公權聲名大振，中外報紙紛紛報道，把兩人稱許為「有膽識、有謀略的銀行家」，是兩個「不屈從北洋政府的勇士」。而一家銀行的分行經理，居然敢公開抵制政府法令，而後者居然無可奈何，中央政權的贏弱可以相見。

仍以棉紗業為例，在1914年之前，中國每年需從國外進口棉布1900萬匹、棉紗250萬擔，到一戰結束時已分別銳減到1400萬匹、130萬擔，僅英國的進口棉織品，就減少了48％。而在亞洲地區，日本棉紗以細紗為主，中國市場則以粗紗為主，這就造成了巨大的需求空間，使得民族棉紗廠的盈利大增，據嚴中平等人編著的《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顯示，在1916年，每生產16支紗一包可獲利7.61元，到1917年盈利就猛升到36.93元，到1919年，竟達70.65元。

以民族主義為旗幟的抵制洋貨運動，每隔三到五年就會大規模地爆發一次，這構成了百年中國企業史上一個十分顯著的現象。它似乎受到了國內各個階層的歡迎。對民眾而言，抵制運動能夠極大地滿足民族自尊心，以一種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發泄積壓已久的恥辱感。對政府而言，當然樂觀其成，他們可以藉此轉移國內矛盾，甚至成為對外談判的籌碼，日後我們即將看到，在重要的抵制運動中，政府是幕後最主要的策動者，它不但形成了制度化，甚至還成為了政策化。立足剛定的民族企業家更是抵制運動的積极參与者和推動者，他們可以利用這樣的機會合法而富有道德感地驅逐或打擊競爭對手。就跟民族主義的複雜性一樣，抵制運動對中國商業環境和市場成熟的正面、負面意義，一直是一個十分微妙的課題，它甚至從來沒有被認真地討論過。

在大好的經濟發展環境下，各種企業立法工作也得到了推進。

在今後的16年中，中國民營經濟迎來了一個「黃金年代」，這也是百年中惟一的「黃金年代」。

身處這樣的風雲變幻，就連以「調人」著稱、風舵手腕最是高超的虞洽卿也左右盼顧、不知所依。

而細研天津紗廠的資本結構則非常之有趣，以規模最大的四家紗廠華新、恆源、裕元和裕大為例，其25個大股東竟有23個是民國政府的重量級要員，其中，有三個民國大總統黎元洪、徐世昌和曹琨，兩個政府總理段祺瑞和龔心湛，五個內閣總長和次長鮑貴卿、曹汝霖、王克敏、王楫唐和徐世章，四個省長或省督軍張作霖、陳光遠、倪嗣沖和田中玉，其餘不是部長就是次長。這些人以官僚或軍閥之身，組成一群錯綜複雜的利益集團，投注實業，攫取暴利，實在已難分公私。這些紗廠在經濟高漲期當然順風順水，成長迅猛，而到了經濟危機關口卻毫無競爭力，到30年代初，四大紗廠已有三家落入日本商人之手。

動蕩的歐洲終於需要一場大戰來解決所有的恩怨。1914年6月28日，一位19歲的塞爾維亞青年在薩拉熱窩刺殺主張吞併塞爾維亞的奧匈帝國皇儲斐迪南大公夫婦。奧匈帝國https://read.99csw.com向塞爾維亞宣戰，德、俄、法、意和英國很快都卷了進去。戰爭無比慘烈地打了整整四年，一直持續到1918年11月，6500萬人參戰，1000萬人喪生，最終以奧匈帝國解體、德國和義大利戰敗結束。

日貨抵制運動對袁世凱政權和日本政府顯然造成了巨大的壓力。日本外貿也遭到重挫，當年上半年，對華出口同比下降1790萬美元，銳減幅度相當於1914年出口總額的6%。美國學者的研究認為，《二十一條》對日本經濟來說是個虧本買賣，其從中國抵制日貨所遭受的巨大損失，或許並不亞於從《二十一條》所得到的好處。更為嚴重的是，此後每年的5月9日「國恥日」都成為了抵制日貨的動員運動。抵制日貨成為中國社會的常態，中國將日本牢牢地定位為頭號敵人。

為了加快「雪球」的滾動速度，以冒險為樂事的榮宗敬採取了新建、租辦和收購等多種手段，在上海灘上，他放出風聲，「只要有人願意把廠子賣出來，我就敢買。」1913年夏天，他租下陷入困境的中興麵粉廠（兩年後全資收買，改名為福新四廠），到了冬天，在中興廠東面，新建福新二廠。1914年6月，又在福新一廠的旁邊吃進土地，建起福新三廠。

從1912年到1917年，無錫的榮家兄弟一口氣開出了九家工廠。

榮宗敬在上海等地拳打腳踢，弟弟榮德生在老家也沒有閑著，當時無錫有五家麵粉廠，1914年，他收購惠元麵粉廠，改為茂新二廠，不久又租辦了泰隆、寶新兩廠，於是，五家工廠有四家歸入榮氏囊中。

1918年，永利制鹼公司在塘沽成立。陳調甫和王小徐在范旭東的家中建起了一座3米高的石灰窯，製成一套制鹼設備，進行了3個多月的試驗之後，打通了工藝流程，制出9公斤合格的純鹼。

在麵粉上陡成霸業的同時，榮家的棉紗工廠竟也同步急進。

政局混亂如此，在很多人想來，民生經濟一定低迷不堪。但是，現實卻又大大出乎人們的想象。

某次，他在報刊上吹捧袁世凱是「世界上第二個、中國第一個華盛頓」，當夜，虞宅就被炸彈炸掉一角，人畜無傷，卻是驚嚇一場，一封匿名信插在門環上，信雲，「貴宅被炸，乃我輩為部下所逼，不得已下毒手。希以後對我黨計劃勿再破壞，以釋前嫌。」虞洽卿哭笑不得。為了不得罪任何一方，這位「大調人」索性庭門大開，所有下台的政客、沒了軍隊的將軍、落難的前朝遺臣、破了產的商人，但凡找上門來一律來者無拒，絕不使之失望結怨。市井甚至有傳言，凡是縣知事一級，他都貸給300元，凡是道台、師長一級，則貸500元，所立字據，均是貸出有日，回收無期。

接下來的四年，中國陷入軍閥割據，北洋軍分裂為皖、直、奉三大派系，分別控制了北方、長江中下游和東北地區，另外，山西、西南又有晉系和滇系、桂系。1917年，還有一個擁護帝制的軍閥帶著三千名「辮子軍」沖入北京城，搞了一出短暫的恢復帝制的鬧劇。這年8月，孫中山發動「護法戰爭」，結果被皖系軍閥段祺瑞打敗，在後來的十年時間里，國民黨偏據在廣東一地，卧薪嘗膽，一直到1927年才恢復元氣，再次宣誓北伐。

3月16日，上海商會組成「勸用國貨會」，推舉虞洽卿、董少嚴、王正廷為正副會長。18日，紳、商、學各界聯合發起，在張園召開了反對《二十一條》的國民大會，到會者近4萬人。大會通過提倡國貨、設立公民捐輸處等項決議。到22日，上海抵制日貨聲浪日益高漲，福州路、南京路等處日人所設商店均一律閉門，暫停營業。捕房以「恐人眾滋事」為由，加派探捕分頭梭巡，「以資彈壓」。與此同時，城廂內外街巷各處牆上以及電杆木樁上均貼有抵制日貨傳單。4月，一個叫知恥會的組織在上海設立基金，宣布將徵募5000萬元，用於建立兵工廠，並向國內工業供應資金以「確保民族得以生存」，基金會在短短三周內，就籌集到25萬元，到5月，全國出現了70個知恥會的分部，很多政府官員、警察和公司職員自願捐出一個月的薪水，很快捐款數額超過了1000萬元。

榮宗敬是一個瘋狂的擴張主義者，他辦廠有兩大手段，一是求多，一是求新。他的經營哲學在下面這段話中透露無遺：「造廠力求其快，設備力求其新，開工力求其足，擴展力求其多。因之無月不添新機，無時不在運轉。人棄我取，將舊變新，以一文錢做三文錢的事，薄利多做，競勝於市場，庶必其能成功。」在講求規模效應的同時，他在質量上也是不惜血本，工廠購置的制面設備都是當時最先進的美製機磨和600筒麵粉機，他又根據中國小麥的特點，對打麥機、蕎子機和圓篩等設備進行了技術改進，使得麵粉的質量和產量都高於同時的外國工廠。

1924年8月，永利投入200萬元，才終於產出了第一批成批量的鹼製品，可是，令人失望的是，生產出來的仍是紅黑相間的劣質鹼。消息傳出，英資公司發出一陣嘲笑之聲。此時，4台船式煅燒爐全部燒壞，無法再用，全廠一度被迫停產，苦候數年的股東們已是失去了耐心，惟有范旭東仍然咬牙堅持。卜內門公司乘機要求與范旭東會談，希望入股永利，范旭東以公司章程明確規定「股東只限於享有中國國籍者」為理由，予以回絕。一年多后的1926年6月29日，永利終於生產出純凈潔白的合格鹼，全廠歡騰。范旭東眼噙熱淚，對身旁的陳調甫說：「這些年，我的衣服都嫌大了。老陳，你也可以多活幾年了。」范旭東給產品取名永利純鹼，以區別於「洋鹼」，8月，在美國費城舉行的萬國博覽會上，永利純鹼榮膺大會金質獎章，專家的評語是：「這是中國工業進步的象徵」。

榮宗敬還幹了一件讓中國商界很長臉的事情，1917年，他出40萬元買下上海一家原本由日本商人經營的紗廠，改名為申新二廠。自1884年，「紅頂商人」胡雪岩斗絲慘敗后，上海棉紗業先為英美商人控制，后成日本公司天下，如今，中國企業竟有氣魄和能力收購日本企業，一時成了埠上讓人津津樂道的新聞。

當時在江南一帶，除了兇猛新進的榮家產業之外，張謇的大生紗廠是最重要的棉紗製造集團，在1918年，大生兩家工廠的利潤率都超過了100％，1919年的兩廠盈利高達380多萬兩，創下最高記錄，擁有紗錠數達13.7萬枚，為國內第一。當時，上海報紙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是最搶手的股票。據時人回憶，「一股一百兩銀子，紅利最高的時候分紅可以達到一股20兩，一些股金多的投資者，得到利息銀子甚至無法靠人力搬動，要用車子推。這就讓那些開始時不願意投資的人們後悔不及。」從1914年到1921年的八年間，大生兩廠的利潤累積超過1000萬兩，這是張謇作為企業家的巔峰時read.99csw.com刻。

范旭東決意雪恥制鹼，一群跟他意氣相投的青年科學家圍攏在了他的周圍，其中有蘇州東吳大學化學碩士陳調甫、上海大效機器廠的廠長兼總工程師王小徐、東京高等工業學校電氣化學專業畢業生李燭塵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化學博士侯德榜，這是企業史上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科學家團隊，李燭塵日後出任共和國的食品工業部部長，侯德榜因獨創的「侯氏制鹼法」而聞名世界。

《二十一條》在1月份就被曝光，立即遭到各界的強烈抗議。隨之，各地紛紛爆發了日貨抵制運動。

洋務運動是一次自上而下、由處於衰落期的清政府發動的，它的主角是洋務派大臣以及附庸於他們的官商，其工業化的特點是對軍事工業的關注，優先發展重工業，以國營資本為主力，創辦大型企業為主軸，到後期則把重點投注到鐵路、礦務和鋼鐵等資源性領域。洋務運動奠定了中國近代重工業的基礎。

除了棉紗之外，幾乎所有的生產資料和消費品都在戰爭中需求大增，以有色金屬鎢為例，1913年每磅價格為7.42美元，到1916年就漲到25.33美元，用於軍備的皮革、羊毛、麵粉以及英國軍人大量消費的紅茶等等，都是戰時緊俏品，中國成了原料的大供應商。還有一個有利的事情是，戰爭加速了各國的貨幣鑄造量，白銀需求大增，在1914年，每一盎司白銀為0.56美元，到1919年就上升到了1.12美元，作為一個傳統的「白銀帝國」，中國因此大受其利，據美國商業部的一份報告，1917年的7000萬中國銀元就足夠償付上一年所要付的一億元債款，這大大增強了中國貨幣在國際市場上的購買力。

5月9日，當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的消息傳出后，舉國視為奇恥大辱，這一天，被定為「國恥日」。上海、廣東等十多個省份的商會通電反對，農商總長張謇憤然辭職。抵制運動更是到了白熱化的地步，抗議集會此起彼伏。商人拒賣日貨，人人要用國貨。不少學校規定，文具一律用國貨。一些大城市的報紙，天天刊登「國貨調查錄」，鼓動人民選用國貨。上海、天津、廣州等地，出現了以反日愛國為題材的戲劇和歌曲。學生走上街頭，散發傳單，發表演說，進行鼓動。愛國的女學生穿著表示悲痛色彩的白色衣服，她們還號召不要在前額上方高束頭髮，因為那是日本式髮型。

自1910年之後，中國的洋貨抵制運動找到了一個固定的「假想敵」，它就是日本公司和它們的商品。特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西方勢力自顧不暇，在中國市場上形成激烈競爭的國際對手，就是日本企業。很顯然，這是一個恩怨交集的對手。

英國人知道這個范旭東不可輕視，便想方設法將永利扼殺在搖籃之中。卜內門公司遊說北洋政府財政部，試圖通過《工業用鹽徵稅條例》，規定「工業用鹽每擔納稅2角」，這將使每噸鹼的成本憑空提高8元，讓試驗中的永利難以承擔。時任財政部鹽務稽核所的會辦是英國人丁恩爵士，他當然竭力促成此案。范旭東忿而上告北洋政府行政院，起訴財政部鹽務署違反政府頒布的准予工業用鹽免稅30年的法令，幾經周旋，才得勝訴。

《洛杉磯時報》則注意到，中國的民族工業打出了「中國人用中國貨」的口號，抓住機會進行發展。數以百計的工廠湧現出來，生產中國貨以替代流行的日貨，例如肥皂、火柴、毛巾以及雨傘等等。一家名叫生生煙廠的煙草公司還推出了「5.9」牌香煙，在包裝盒上赫然寫著「真正國貨。請大家激發熱忱，用國貨挽回權利。請國民每年挽回4500餘萬之權利。」也是在這一年，出版了兩種新刊物《國貨調查錄》和《國貨月報》，刊登各類國產物品的清單，宣導「不用國產貨，就是不愛國」的理念。

1915年，范旭東在天津創辦久大精鹽公司，股本5萬元。他在塘沽的漁村開始研製精鹽，很快令純度達到90％以上，久大以海灘曬鹽加工滷水，用鋼板制平底鍋升溫蒸髮結晶，生產出中國本國製造的第一批精鹽，它品質潔凈、均勻、衛生，品種主要有粒鹽、粉鹽和磚鹽等，傳統製鹽方法生產出來的粗鹽根本不能與之相比。范旭東親筆設計了一個五角形的商標，起名「海王星」。

這些產業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進口替代型」，在過去的四十多年裡，外國公司已經在眾多民生領域進行了大量的投資並引發了消費的空間，民族資本正是在這一前提下，靠生產成本的低廉以及對本土市場的熟悉而逐步發展起來的。這一特徵與1978年之後的中國民營公司的成長路徑驚人地類似。正如我們在之前的章節中已經發現的，在百年企業史上，國營資本能夠依賴政策優勢在上遊資源性領域形成優勢，民間資本則靠靈活的機制和競爭能力，在下遊民生領域獲得生存空間，這樣的格局從來未變。

在亞洲地區，世界大戰的重要結局是，歐洲列強陷入混戰，無暇東顧，日本乘機擴大勢力，而對於中國來說，中國民族企業家獲得了喘息和崛起的機會。（也有學者對這一結論持有異議，如楊小凱在《百年中國經濟史筆記》中認為，「使中國民族工業在第一次大戰期間有機會發展的看法是武斷而沒有根據的，實際上第一次世界大戰使外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下降，使很多工業專案因缺乏所急需的設備不得不延緩，外國投資阻礙了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之命題並沒有實證資料支援。」他的結論，亟待論證。）

事實上，自1911年之後的16年間，由於國家一直處在軍閥割據及分裂的狀況中，這客觀上造成了中央集權政府的弱勢，是自「五胡亂華」的南北朝以來，1400年間第一次出現「中央真空」。於是，這段時間成了一個絕對自由、而自由又變得十分嚇人的時代。

對於這些中外商戰，後世史家的評論各有不同。鄭友揆、謝諾等人認為，這是一場「不平等的競爭」，外國公司在「獲得資金、尖端技術、管理效率以及政商特權」等方面擁有強大的優勢，而侯紀明、鄧伯格等人則得出相反的結論，他們認為，中外競爭是平等的，華資企業在「了解本地市場、民族主義、勞動力成本低廉和企業易於轉向」等方面更有優勢。這些觀點各有成立的地方，不過上述學者們都沒有注意到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支撐榮家兄弟、范旭東等企業家們的精神力量是一種民族主義的熱情，而這種熱情甚至成為了一個商業競爭的武器。

這是一個外表溫和而內心倔強的湖南人，他兄長范源濂曾任袁世凱政府的教育總長，世家淵源原本可走遼闊的仕途或成為一個輕鬆的官商，他卻甘心以一個科學家的身份投身於艱辛的民族工業。早年，他被家人送到日本讀書，一個日本校長對他說：「俟君學成，中國早亡矣。」此言，刺|激了他的一生。從京都帝國大學理學院應用化學系畢業后，他隨即回國，立志於復興中國的鹽業。自秦漢以來，中央政府就對鹽、鐵實行專營，中國人雖然守著豐富的海洋資源，食用的鹽卻仍是土法製作的粗鹽，效率低，純度低，並且含ｈtｔps://ｒｅａｄ•9９ｃsw.ｃoｍ有很多有害物質。當時，西方發達國家已明確規定，氯化鈉含量不足85％的鹽不許用來做飼料；而在中國許多地方仍用氯化鈉含量不足50％的鹽供人食用。因此，有西方人譏笑中國是「食土民族」。實際上，製作精鹽並不難，成本也不高，只是中國當時缺少化工人才，無人涉足。精鹽市場，長期被英商和日商壟斷。

1915年的反日貨只是一個序幕，一場更猛烈的抵制風暴正在醞釀中。

最讓近代國人有恥辱感的典型事例是一塊「華人與犬不得入內」的牌子。在當時商業最繁華的上海，很多高檔的消費場所、甚至公園都不讓華人進入，1907年，上海士紳李維清在其編寫的小學課本《上海鄉土志》中記錄：「黃浦公園尚許洋人之養犬入內，獨禁華人，此乃奇恥！」據高齡的上海文史研究館館員姜豪口述，他在1921年從寶山鄉間到市區來讀書，在外灘的黃埔公園還親眼看到過「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它是長方形的，掛在公園門口的南側。這牌子如同一塊烙在每個中國人臉上的火印，雖死猶記，切齒難忘。

民族主義的狂熱便是在這樣的土壤上熊熊燃燒起來的。它在1894年的甲午戰敗后被徹底點燃，在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中，它以武力抵抗的方式呈現，卻遭到羞辱性的挫折。當國家和民眾無法從軍事和政治上獲得尊嚴之後，民族主義的「地火」就曲折地向商業領域轉移，而它的來勢就顯得更加的猛烈。商戰的得失便寄託了國民所有的希望。在之後相當長的時間里，帶有強烈民族主義色彩的抵制洋貨運動一直是民族企業最鋒利的武器。

這場風暴過去之後，中行上海分行的聲譽驟然提高。有錢人和生意人立即把錢存入中行，吸收的存款反而比擠兌之前大為增加。「抗令」一役大勝后，張公權乘勢而進，開始大胆謀求中國銀行的民營化。1917年，袁世凱稱帝未遂身死，皖系北洋軍閥段祺瑞組織新內閣，梁啟超被任命為財政總長，在他的全力支持下，張公權著手修改中國銀行的「則例」，當時的中行資本額為6000萬元，官商股份各佔一半，然而，人事任命全由政府決定，商股股東毫無發言權。1917年11月，張公權修訂提出新的公司「則例」，主要修正兩條，一是成立股東會和董事會，總裁、副總裁必須從選舉產生的董事中選拔，這就把銀行的領導權從政府手中巧妙轉移了出來，二是擴大招募商股，實現股本的民營化。

榮家兄弟在這些年所取得的成就，是新一輪工業化浪潮的縮影。

具有標誌意義的日貨抵制事件發生在1915年，這是一次仇恨爆發的總演習。

如果說榮家兄弟和張公權的成功令人欣喜的話，那麼，范旭東（1883－1945）式的崛起則顯得更加的珍貴。

這些抵制運動直接催生了第一批現代意義上的「非政府組織」（Non-govermental Organization縮寫為NGO），1911年12月，上海成立中華國貨維持會，它由綢緞、服裝、典質等10個行業公所聯合發起，滬上幾乎所有知名的商人全數參与，最初的宗旨是力圖用國貨原料製作禮服，後來很快轉型成全國性的洋貨抵制領導機構。1912年12月，維持會發起召集國內各主要城市的商會代表，在上海召開維持國貨大會，就維持國貨的重要性和具體方法展開討論，此後，直隸、湖南等十多個省份相繼組建國貨維持會。（民國初建時，組黨結社成風，各類企業家組織同樣如火如荼，據經濟史學者虞和平的統計，到1913年底以前成立的全國性企業家組織就有72個，名稱中帶有實業二字的有15個，屬於農工商業的有33個，屬於交通業的有6個，屬於礦業、鹽業的各3個，其它的還有12個。僅在1912年，就成立了中華民國實業協會、中華民國工業建設會、中華民國農業促進會、同仁民生實業會、西北實業協會、全國鐵路協會、中華全國礦務聯合會、中華民國鹽業協會、經濟協會等等。）

1913年10月到1915年12月期間，張謇擔任袁世凱政府的農商部總長，在他的主導下，中央政府推出了商業註冊和公司註冊規則，頒布了《合股企業法》，這個法律比清政府的《公司律》有了更細緻的規範，他還計劃使度量衡制標準化。1914年2月，在他和梁士詒等人推動下，鑄造了民國統一的銀幣，這是中國走向幣制統一的第一步，這款銀元採用的是袁世凱的大人頭，因此被民間稱為是「袁大頭」。由於鑄造質量好、含銀量較高，「袁大頭」在1949年之前一直是最受歡迎的硬通貨幣，甚至到了遙遠的1978年前後，東南沿海的漁民仍然在用它跟境外走私集團交換緊俏的手錶、牛仔褲和雙喇叭收音機。

除了實業界的成功之外，民營企業家們還在金融領域奪回了主動權，其領導者竟是一個只有27歲的青年銀行家。

永利經歷的磨難更甚於久大，其前後竟長達八年之久。在工廠的籌備中，壟斷制鹼技術的幾大國際公司嚴格保密，幾乎無法採購到成套的機器設備，一切都需重新設計、鑽研自製。

第一次世界大戰徹底地改變了世界政治和經濟的版圖。在政治上，1917年10月，俄國爆發布爾什維克革命，世界上誕生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濟上，遠在戰火彼岸的美國成了新的世界統治者。在過去二百年中，一直是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的大英帝國在戰爭泥潭中耗盡了所有資源，它不得不靠向美國借貸才能支付戰爭費用，1916年10月，正在英國財政部服務的梅納德·凱恩斯——他日後因凱恩斯主義而成為一位偉大的經濟學家——憂心忡忡地向內閣彙報說，「英國每個月要向美國借貸2億美元」。而一位叫尤斯·泰斯的勛爵大人則寫道，「我們的工作是設法讓美國人感到心情舒暢，這樣他們就能不加限制地向我們貸款。」

茂新麵粉廠辦了八年之後，終於站穩腳跟，到1910年，工廠產量比初建時大了十倍，已經是國內數一數二的大廠了，這時候，兩兄弟兵分兩路，老二榮德生留守無錫，老大榮宗敬去了上海。1912年，榮宗敬在上海新閘橋開出第二家麵粉廠，起名福新。他在股東會上提出，為了擴大再生產，三年內不提紅利，所有的錢全部拿出來「滾雪球」。

從數據看上，日本商業勢力的湧入是十分猛烈的，在一戰前夕，日本商品佔中國進口商品總額的15.5％，到1919年已經猛然上升到29.9％，僅紗錠一項，就從11萬枚增加到33.2萬枚，上升三倍。自1917年開始，日本取代英國成為最大的貿易商，而且成為對華工業設備的主要銷售者。更讓中國人難堪的是，日本商品在傳統的「中國貨」上也取得了優勢，日本茶葉、日本絲綢的國際貿易額相繼都超過了同類的中國商品，成為最大的出口國，甚至在中國市場上，日本貨也成了頗受歡迎的時髦商品。除了經濟上的咄咄逼人之外，日本對中國領土和政治特權要求也一點沒有放鬆。於是，從這樣的時刻，日本成了中國最重要的軍事和經濟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