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稱宋子文「著實是一百年不遇的怪物」——作為顯赫的宋氏家族的長子，曾在哈佛大學接受了最先進的文化教育，思想、說話和寫字時都喜歡用英文而不喜歡用中文，唯獨對權力和財富的貪婪是中國式的。因此傅斯年說，「在今天宋氏這樣失敗之下，他必須走開，以謝國人。」

宋子文「走開」的半年後，又被蔣介石任命為廣東省政府主席，他到任后的第二天就接見美國石油大王洛克菲勒，跟他商談在廣東開礦的事宜，接著跟潘宜公司接洽黃浦港的建設工程，決定把海南的鐵礦石賣運日本。以他過往的行為來看，實在分不清這些到底是公事還是私事，或者根本就是「公私事」。

宋子文赴美后完全淡出政壇，1958年，他到香港一游，1963年去了一次台灣。據《宋家王朝》記載，宋氏三兄弟在餘生「瘋狂地從事石油股票、商品期貨和新技術交易。」他的女兒馮宋瓊頤在2008年的一篇回憶短文中則描寫說，「他每天在紐約中央公園散步，午後小憩，與朋友共品美味小吃，觀看美式足球，打牌，和外孫們一起捉迷藏。先父既對醫學津津樂道，也會為證交所的新上市公司興奮不已。」1967年，孔祥熙在紐約去世，他沒有去參加葬禮，西格雷夫認為，「在晚年歲月里，他們之間沒有什麼感情可言。」1971年4月25日，宋子文在美國舊金山的友人家中用晚餐，因進食導致窒息，突然摔倒，未等到送至醫院搶救就辭世九*九*藏*書了，時年77歲。

在中國的輿論界和經濟思想界，對孔宋式人物的批判往往趨向于道德化譴責，而很少從制度層面進行反思和杜絕。漢娜·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中發現，事實上，在中西方的哲學傳統中，思想家們從來不相信有一種「徹底的惡」，中國儒家認為「人之初，性本善」，而在西方的基督神學里，魔鬼本人也是天使出身，康德用「反常的惡意」來描述惡行為背後的、可理解的動機。因此阿倫特認為，「只有一件事情似乎是可以辨別出來的，我們可以說，徹底的惡與一種制度同時出現。」對官商文化以及模式的思考，也必須建築在對經濟制度的研究上。

而他的後人則對此全盤否認，據他們提供的宋子文檔案，在1940年左右宋子文的財產為200萬美元，到1971年宋子文去世時，加上房產等變賣，他的總資產是800萬美元，扣除200多萬美元稅款后，宋子文遺留給夫人張樂怡的遺產為500多萬美元。

第五，所得財富均「一世而斬」。因為資產積累的灰色性，導致這三大官商家族的社會名聲毀大於譽，在其晚年以及身後往往面臨重大的危機，胡雪岩一旦失去左宗棠的庇蔭馬上財盡人亡，盛宣懷的財產在清朝滅亡后遭到查封，孔宋兩人更成為人人喊打的「國賊」。

第三，制度化特徵越來越明顯。如果說胡雪岩的化公為私還是盜竊式的，那麼，盛宣懷就已經演進到股https://read.99csw.com份化了，而到孔宋手上，則是手術刀式的精緻切分。他們更善於利用宏觀經濟制度的設計和執行為自己謀私，每一次的經濟危機、重大經濟政策變革、重要發展機遇，往往都是他們獲取財富的最佳時機。官僚資本的累增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無論經濟景氣的高漲或暴跌，都是它進行擴張的機會點，它似乎只與動蕩有關，孔宋財富最暴漲的時候正是國難民困的抗戰八年期間。

第二，他們在國家事務中擔任的重要性也是日漸持重。胡雪岩不過是一個從二品頂戴的挂名道員，盛宣懷已是實授的一品大臣，孔宋更是一國行政之首腦，兩人主管國家財政的時間前後整整20年。胡、盛及孔宋的資產，一個比一個更龐大，而且斂聚的效率越來越高。

在近現代的百年企業史上，出現了三個很典型的官商，一是胡雪岩，二是盛宣懷，三是孔宋家族。他們均為當時的「中國首富」，他們的身份亦官亦商，是為「紅頂商人」，其財富累積都與他們的公務事業有關。若要進行比較，我們可以看到五個特點：

第一，胡雪岩在資產關係上還是比較清晰的，他的財富大多來自為左宗棠採辦軍購，在這期間上下其手，暗吃回扣。到了盛宣懷就官商難分了，官股私股交錯在一起，用當時人對他的議論便是「挾官以凌商，挾商以蒙官」、「害則歸公，利則歸己」。而至孔宋一代，則是公開分立，私下自肥，甚至以國家名義收購，以私人htｔｐs://rｅａｄ.９９ｃｓw•com身份瓜分。

跟孔祥熙一樣，宋子文到底有多少資產，至今是一個謎，《不列顛百科全書》稱，「據說他是地球上最富有的人」，《亞洲華爾街日報》則把他列入人類歷史上曾經最富有的50人之一，並認為「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宋子文可能已是全球首富了」。美國總統杜魯門對宋侵吞美援的行經一直耿耿於懷，在接受作家默爾·米勒採訪時，他曾破口罵道：「他們全都是賊，他媽的，沒有一個不是賊！他們從我們送的38億美元中，偷了7．5億美元。他們偷了這筆錢，把它投資在聖保羅的房地產中，有些就投資在紐約這裏。」

第四，資產的增加呈金融化趨向。胡、盛的財富大多以實業的型態呈現，特別是盛宣懷——包括稍晚於他的周學熙等人，在辦實業上很有經驗，在某種意義上，他們的財富來自於社會增量。而孔宋則對實業毫無興趣，他們以金融家的手段直接從存量的社會資產——無論是國有資本、民營資產還是國際援助——中進行切割，因此，他們對經濟進步的貢獻更小，正當性也更差，民憤也更大。

在某種意義上，對孔宋模式的反思與清算，迄今尚沒有真正破題。

曾經當過國民政府上海市市長、台灣省省長的吳國楨在《吳國楨的口述回憶》一書中談及孔宋模式與制度的互動，他說，按照政府的有關法令來說，孔宋的豪門資本所做的一切確實沒有問題，一切都是合法的，因為，法令本身就是他們自己制訂的，這是因read.99csw.com為他們有影響力，一切都是在合法的範圍內做的。比如，當時沒有人能得到外匯（因申請外匯需要審查），但他們的人，即孔的人是控制財政部外匯管理委員會的，所以就能得到外匯。每個人都得先申請進口必要的貨物，但他們卻有優先進口權，因此，儘管他們的確從中國人民的血汗中發了大財，但一切仍然是合法行為。吳國楨是普林斯頓大學的哲學博士，他的話很平實，卻刨到了官商模式的根子。再以宋家為例，宋子文長期擔任官職，而他的兩個弟弟宋子良和宋子安則在商界服務，兄弟聯手再加上親信密布，制度對他們來說只是一塊遮羞布或可利用的工具，在1946年3月的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上，有人援引《公務員服務法》中「公務員不得兼營商業或公司銀行的董事長總經理」之條款，批評宋子文既是行政院院長，又擔任南洋煙草公司、香港廣東商業銀行及中國建設銀公司的董事長，宋答，「到我做了官，所有董事長職務都已經辭掉了，所以說我提倡官僚資本，實在不敢當。」而事實上，他把這些職務都讓給了他的兩個兄弟。

後人研究宋子文這個「大怪物」，不僅僅好奇於他到底弄走了多少錢，而更在於他是一個怎樣的「制度性產物」。

通過胡、盛及孔宋這三個案例的遞進式暴發，我們不得不說，自晚清到民國，中央政權對經濟的控制力不是在減弱，而是在逐漸的加重，國營壟斷力量的強化以及理性化構建成為一種治理模式，也正因此，與之read.99csw.com寄生的官僚資本集團也越來越成熟和強悍。所以，如果不能從制度根本上進行清算，特別是加強經濟治理的市場化、法治化和民主化建設，那麼，官商模式的杜絕將非常困難。

還有一個十分隱秘的、必須警惕的景象是，每一次對官僚資本集團的道德性討伐，竟可能會促進——或者被利用為——國家主義的進一步強化，因為人們在痛恨官僚資本的時候往往是以國有資本的流失為對照的，所以在痛批中往往會忽略兩者的互生結構。如果制度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革，那麼，一個官僚資本集團的倒塌往往意味著另外一個官僚資本集團的崛起。在1940年代中後期，孔宋集團被清理后，國民政府的貪腐現象並未被改變，甚至有變本加厲的趨勢，最終成為政權覆滅的重要誘因之一，所以，何廉曾哀嘆，孔宋下台，官僚資本「未傷毫末」。

1949年，國民黨政權的覆滅已成既定事實，1月24日，宋子文辭掉省政府主席之職，逃往香港，6月10日遠遁美國。蔣介石到台灣后，多次電催他回台「共濟時艱」，他予以拒絕。1952年10月，國民黨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通過「黨內重大整肅案」，開除了一批「不忠貞」的重要黨員，名單之中，孔祥熙位居第一，宋子文位居第二。而在三年前中國共產黨公布的國民黨戰犯名單中，排第一的是蔣介石，第二也是宋子文。在國共兩份名單中，居然能同時出現，而且都高列次席，這大概是宋子文式人物在中國政治舞台上的一個象徵性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