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史上，歷朝歷代從來有先開放后閉關的規律，漢唐明清莫不如是。一開放就搞活，一搞活就失衡，一失衡就內亂，一內亂就閉關，一閉關就落後，一落後再開放，朝代更迭，軸心不變，循環往複，無休無止。我們這個國家，只要沒有外患內亂，放縱民間，允許自由從商，三十年可出現盛世，五十年可成為最強盛的國家，可是接下來必然會重新出現國家主義，必然再度回到中央高度集權的邏輯之中，必然造成國營經濟空前繁榮的景象。無數英雄俊傑，在這種輪迴遊戲中火中取栗，成就功名，萬千市井繁榮，在這個歷史攪拌機里被碾成碎片。

在工商方面，改變也許比農業要多很多，不過在一些關鍵產業，進步仍然是讓人汗顏的。以農耕及工業革命時期最重要的產業――鑄銅冶鐵業為例，早在商代，已能夠組織三百人以上的作業團隊鑄造重達875公斤的巨型銅鼎，從日後出土的漢代冶鐵作坊看，其規模已可達千人以上，然而到清朝末年，冶鐵作坊的規模也與此相仿，幾乎沒有擴大。另據計算，西漢時期每戶家庭的用鐵量將近4公斤，而這與1949年之前農村家庭用鐵的實際情況大體一致，也就是說，兩千多年來，中國家庭的用鐵量沒有增加。

這顯然是一個適當的、研究中國企業史的學術角度。

1955年，國學家錢穆在他創辦的香港新亞書院專講《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他的課程共分五講，分別是漢唐宋明清，最後為一「總論」。在「總論」中，錢穆提出「從這兩千年的歷史中，我們可以對以往傳統政治，找出幾條大趨勢。」他共指出四條，其中第一個關鍵詞是「集權」——「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權的傾向」，第二條關鍵詞是「抑商」——「中國傳統政治上節制資本的政策，從漢到清，都沿襲著」。

生於1930年的許倬雲是一位注重實證和量化數據的歷史學家，1940年代的抗日戰爭時期，他曾隨家在中國各地流浪，目睹農村之真實景象，後來撰寫《漢代農業》一書，據他的觀察，「在1949年以前，中國的農村變化不太大，我當時看到的農村基本上跟漢朝相差不多。」各地農村所用的機械類農具，如水排（水力鼓風機，約早歐洲一千多年）等都是在漢代就已經發明出來了。

要解釋這一現象，就必須要在一個更廣泛的歷史視野中去尋找答案。正如制度經濟學所提示的，政治權力制度在更宏觀的層面上為經濟運行規定了一種基本環境，形成了所謂的「統率性規則」（overridingrules）。美國學者C·E·林德布洛姆在《政治與市場：世界的政治－經濟制度》一書中便認為，「一個政府同另一個政府的最大不同，在於市場取代政府或政府取代市場的程度。所以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既是政治學又是經濟學的核心問題。」

一個又一個的朝代更迭，已經將「輪迴」變成了老生常談，它們被一再重複，直到變成化石和泛黃史書上的一行行文字，就這樣循環往替，接下來的是冗長的疲憊和冷漠。在過去的2000多年裡，每一個朝代都隨著一個皇姓家族的死亡而劃上句點，可是，這個國家的進步卻缺乏這種自然的結局。

為什麼中國的商人不是去製造捕鼠機，而是去追求捕鼠的特權？為什麼中國經濟會在一個高起點的水平線上長時間地徘徊？為什麼高度發達的工商文明中無法孕育出資本主義？到底是什麼因素導致了這些情況的發生？

更讓人困惑的是，在全球經濟規模第一的國度里，從事工商業的商人階層卻成了一個被妖魔化、邊緣化的族群。他們的政治和社會地位極其低下，自《史記》之後，正史之中幾乎沒有完整記錄。甚至連司馬遷也因在《史記》中專寫《貨殖列傳》一章，而遭到後世學者的病詬，東漢班固就認為：「其是非頗繆于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以工商業最為繁華的宋代為例，有名有姓的商人寥寥無幾，在史書上，連妓|女的名字都遠遠多過商人。在清代，山西商幫控制了中國的鹽業、邊貿和金融業，其財富總和相當於中央財政收入的兩倍，可是在536卷的《清史稿》中，被記錄在案的晉商僅一人而已。商人階層的懦弱和缺乏自主精神，更是讓人印象深刻。

在沉浸於創作的那些晝晝夜夜，我的腦海中每每出現一個又一個身影模糊的工九_九_藏_書商業者――我們可以稱之為商人，或企業家。他們行走在廣袤的國土之上，或疾行，或躑躅，或彷徨，在他們身後的時空幕景上，是一出連續上演了兩千多年的砍殺史。在所有的歷史時刻，這些人從來沒有當過主角，甚至在所有的史料記載中，他們要麼被忽略不計，要麼就躲在最後的那個黑暗角落。不過在另外的意義上，正是這些工商業者在改變著人們的生活，從一把池鹽到一塊麻布，從一把鐵刀到一座城池。

在城市經濟方面，最繁榮的大都市出現在宋代，而進入明清之後，城市規模竟有所縮小。據台灣學者趙岡的研究，中國在唐宋兩朝，城市人口佔到總人口比例的20％以上，而到1820年的晚清，竟只有6.9％。

世界上最大的貪婪，其實是制度的貪婪。制度對權力的貪婪之大，超過任何個人。在中國，這種最貪婪的制度是高度集權的統治模式。正是在這一制度之下，中國的宏觀經濟和工商文明呈現出早慧而後熟、先盛而後衰的發展態勢。歷代中國統治，無論曾有過怎樣的意識形態「外衣」，最終，都會露出中央集權的「內核」。這一點，在經濟領域，反映得尤為突出。

二十世紀初，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一書中，也以東西方工商文明的差異展開他的思考，該書序言中的第一句話就是――「為什麼在西方文明中，而且只有在西方文明中，出現了一個（我們認為）其發展具有世界意義和價值的文化現象，這究竟應歸結于怎樣一些環境呢？」

在上述四大基礎性制度中，唯獨「不如人意」的是國有專營化的經濟制度。在長達一千多年的時間里，中國人始終沒有找到一個與「惟我獨尊」的大一統中央集權政體相適應的、能夠維持長久持續發展的經濟發展模式。歷代多次著名的「變法」，均與此有關———而這也正是本書內在的敘述邏輯。自宋代「王安石變法」失敗之後，中央政府徹底放棄了整體配套體制改革的變革路徑，進入明代之後，轉而實施閉關鎖國的政策，並推廣「男耕女織」的社會經濟型態，中國的經濟能量向鄉村猛烈地下沉。而在同一時間點，西方則走出中世紀，開始了轟轟烈烈的文藝復興、航海大發現、工業革命。歷史的「大分流」由此而生。

其一，國有資本與民營資本「楚河漢界」，前者壟斷上游的資源、能源型產業，後者則控制中下游的消費生產領域，中國的市場經濟出現「只有底層，沒有頂層」的奇特景象。

法國年鑒學派的費爾南·布羅代爾是這一規律的揭示者之一，他把市場分為兩類，一類是低級市場，包括集市、店鋪和商販，另一類是高級市場，包括資源性產業、交易所和交易會。在他看來，縱觀各國歷史，「在初級市場這個階梯上，最完善的經濟組織當稱中國，那裡幾乎可以根據確定的地理位置量出市場的數量。」可是，在高級市場上，中國從來實行嚴格的政府管制，不允許自由貿易的存在，「在中國，商人和銀行家不能在受法律保護和受國家鼓勵的公共事業中進行投資……政治等級能夠壓倒其他一切等級。每當資本主義利用機遇有所發展時，總是要被極權主義拉回原地。」

其二，政府與民間沒有形成對等的契約關係，民間資本的積累缺乏制度性保障。在皇權制度及其法權體系中，人民的財產合法性建立在「皇恩浩蕩」的前提之下的，因此，政權對人民財產的剝奪帶有不容質疑的正當性。

這四個「經典困境」構成了中國企業史的基本特徵。政府與工商階層的對立、緊張關係，貫穿于整整兩千年的帝國時期，已儼然成為一種類似胎記般的傳統，那種不對等的、沒有契約精神的原則似乎從來沒有被尖銳地打破過，對工商業的壓抑及異化是一種頑強的中國式傳統。在這一過程中，知識分子階層從來是政府的同謀，這得益於科舉制度的有效護衛。

然而，無比悲哀的是，如此早慧而發達的工商經濟，卻保持了長達千年的「高水平停滯」。當世界進入到工業革命時期之後，它竟遠遠落後，受各國欺凌，成為了一個名符其實的「東亞病夫」。

所有這一切，均已不可確考，它們只是後人站在那隻大鼎前，震撼與驚嘆之餘的一絲遐想。

第三部：1368年(明九九藏書)——1867年(清)：超穩定的夕陽期

在長達兩千年的時間里，受統一市場之賜，中國民間的商品交易極度活躍，「初級市場」如毛細血管般的發達，而民眾之間的契約關係也非常清晰，從流傳至今的各代契約文件可見，雙方對買賣的權益合法性、準確性及責任認定，都有十分明確的規定。然而，影響工商業進步的最大困擾是，政府與民眾之間的對等契約關係從來沒有被確立下來過，國家機器對於工商階層及其一切財產，擁有不受契約精神約束的處置權，它常常以「均貧富」的面目出現，通過政治運動的方式重新分配社會財富，而實施之目的和結果，則是為了增加財政收入，並終而保持政權的穩固。這一景象從中央集權制度初步生成的漢武帝時期就初露端倪，唐宋兩代並不乏見，而進入明清之後，皇權專制更為強悍。

活在當代的每一個中國人都對自己的歷史有一種疏隔感。思想的流浪從我們投胎于這個國家就已經開始了，它或許真的沒有結束的那一天。

這樣的結論在中外學界似乎是個公見。布羅代爾在《世界史綱》中就很簡捷地說：「中國社會，政府的權力太大了，使富有的非統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他們對任意徵收的恐懼始終揮之不去」。費正清在研究中也給出了類似的答案：「紳士家庭最好的保障並不僅在於依靠佔有土地，而是依靠土地所有權和官吏特權的聯合。家庭財產並不是一種保障。」而中國歷史學者王亞南、傅衣凌早在上世紀四十年代也斷定，「秦漢以後的歷代中國商人都把鑽營附庸政治權力作為自己存身和發財的門徑。」前些年，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的王毅在《中國皇權制度研究》中給出同樣的結論：「託庇于官僚政治之下，是制度環境對於中國商人生存出路的根本性規定。」

早在公元前二世紀，史家司馬遷就指出了當時工商界出現的兩個財富積累特徵，一是「農不如工，工不如商」，二是「以末匯財，以本守之」。到了唐代，產業資本無法在實體經濟領域有效積累的景象已非常普遍，唐史專家劉玉峰在《唐代工商業形態論稿》中分析了唐代工商資本的五個流向：奢侈消費、交通權貴、土地購買、轉化為高利貸資本以及囤積貨幣。自唐以降，這一景象幾乎沒有更改，晚明以及清代中期之後的奢靡之風更遠勝過前朝，商人在致富之後，既把大量資金從生產領域中撤出，用於日常消費。大肆添置土地及修築極盡豪華的莊園別墅，無數能工巧匠把畢生的才智投注于雕磚、刻木、制瓷、鏤玉，在手工業的精緻上越走越遠。

我曾經在中國國家博物館的一隻展櫃前足足佇立了一個小時。在恆溫的玻璃大櫃里，溫和、迷離的燈光之下，一個來自3000餘年前的龐然大物如精靈般地默默地與我對視。它似乎不是物體，而是一個巨大的問號。

而一個與上述諸多疑問相關的、更具現實性的問題是：導致這一情況發生的因素是否已經徹底的排除，中國的工商企業是否仍然可能陷入歷史的宿命之中？

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中國是工商經濟最為發達的國家，是世界經濟的發動機。早在十世紀的宋代，GDP總量就佔到了全球的三分之一，到明代，中國仍然保持著經濟規模第一的地位，擁有最高的糧食產量，棉紡織業的生產規模是英國的6倍。

尊儒制度：封殺「百家爭鳴」的學術傳統，以實現全民在意識形態上的大統一；

文明與文明的比較，可觸知的是文物，可閱知的是文字，可感知的是制度。

這種中央集權、大一統的帝國模式並非一日建成，它經歷了一個漫長、血腥和充滿探索的歷程。對於專制者來說，想要維持集權統治，必須在四個方面完成制度建設，它們包括：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分配模式、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社會精英的控制模式以及與之相配套的宏觀經濟制度模式。

與此同時，天性趨利的民間商人通過尋租的方式進入「頂層」以牟取暴利，從而催生出一個制度性的官商經濟模式。自宋之後，特許授權、承包經營日漸盛行，進入明清之後愈演愈烈，當時出現的幾大著名商幫，如晉商、徽商和廣東十三行商人，其財富來源大多與授權經營壟斷產業有關，官商經濟模式從而根深蒂固，不可逆轉。商人階層對技術進步缺乏最起碼的熱情和投入，成為一個徹底依附於政權的食利階層，他們的庸俗、歸附，與大一統中九-九-藏-書央集權制度的強悍與頑固，構成為一個鮮明、對應的歷史現象。

也就是說，這是一個技術密集型的製造工廠，司母戊鼎是工業化的馨生兒。那個領導了數百人的工匠團隊的「總工程師」，如果我把他看成是愛迪生或亨利·福特式的企業家，大概沒有人會激烈的反對。

科舉制度：通過公平的考試製度，將優秀人才吸納到體制之內為我所用；

當政府為了政權穩定，全面控制了重要的生產資料之後，它實際上已經成為了一個「經濟組織」，它必然有自己的利益需求，用後世的話講就是「保證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必然會制度性地壓抑民間工商業。由此，出現了四個非常具備中國特色的「經典困境」。

而當我們以這隻3000多年前的司母戊鼎為出發點，前去探尋漫長的中國企業史的時候，你常常會被失落、慚愧和羞恥所纏繞。因為，在此後相當長的時間里，我們一直沒有跨過這隻沉默的大鼎。

在世界工商文明史上，中國無疑是最早慧的國家之一。

敘述至此，我們就可以回答「費正清之問」了――為什麼中國的商人不是去製造捕鼠機，而是去追求捕鼠的特權？答應其實是明顯的：如果沒有獲得捕鼠的特權，再高效的捕鼠機都無法工作。而特權在誰之手？政府也。

第一部：公元前七世紀（春秋戰國）——公元588年（魏晉南北朝）：集權帝國的奠基期

國有專營制度：在經濟上，實行重要資源的國營化壟斷，以控制國計民生。

1932年就到了北平城的美國學者費正清，一生以中國為研究對象，其中，商人階層當然是他關注的一個群體。在《中國與美國》一書中，他充滿困惑地寫道：「一個西方人對於全部中國歷史所要問的最迫切的問題之一是，中國商人階級為什麼不能擺脫對官場的依賴，而建立一支工業的或經營企業的獨立力量？」為了更形象地描述看到的景象，費正清用了捕鼠的比喻，「中國商人具有一種與西方企業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國的傳統不是製造一個更好的捕鼠機，而是從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權。」

因而，我們可以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兩千余年來，國家機器對商業的控制、干擾及盤剝，是阻礙工商文明發展的最重要因素。政府如何在經濟活動中端正自己的立場與角色，工商業者如何與政府平等相處，迄今是一個危險的、甚至仍然帶有某種禁忌性的話題。

在《激蕩三十年》和《跌蕩一百年》兩部書中，我一再探尋國家與資本、政府與商人階層的關係，在這部《浩蕩兩千年》中，我仍然沉浸在這一主題之中。我想，我確乎找到了一些前人未必明見的事實。

這些制度歷經上千年的打磨和探索，日漸趨於精緻完善，在明清時期達到巔峰。如梁啟超所言：「中國為專制政體之國，天下所聞知也。雖然，其專制政體，亦循進化之公理，以漸發達，至今代而始完滿。」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實在是大一統制度的「故鄉」。

中國歷史上的眾多制度創新，從本質上來說，都是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其歷代創新，蔚為壯觀，最終形成了四個基礎性制度，它們共同構成了支撐起集權政體「大廈」的四根「支柱」——郡縣制度：為了保證帝國的穩定，在政治上必須保證中央的人事任命權，避免地方割據勢力的滋生；

政府在確立了國有專營制度后，必設立國有企業體系，而因產權不清晰、授權不分明等緣故，又一定會誘生出權貴經濟，當權者以國家的名義獲取資源，以市場的名義瓜分財富，上下其手，攫取私利。在中國歷史上，幾乎所有的腐敗或官商勾結，無一例外地發生在「頂層」。從漢唐到明清、民國，歷代晚期，都是權貴資本猖獗肆虐之時，往往出現「雙首現象」――國家的首相同時是國家的首富。2001年，美國《亞洲華爾街日報》評選一千年以來世界上最富有的50個人，中國入選的有六個人，分別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珅、劉瑾、伍秉鑒和宋子文，除了廣東商人伍秉鑒，其餘都是政治人物。

在一個中央集權的體制下，一旦中央統治的正當性和控制力出現下降之後，會迅速地――往往以出乎人們預料的速度――蔓延出一股強大的無政府主義浪潮，而對之的控制，需要經歷一次大的社會動蕩，最終以又一次的威權專制來終結。在這樣的過程中，商人階層常常成為最早被侵害的族群，因為人們對統治者的憤怒，將首先傾瀉到那些生活在他們ｒｅａd•99ｃｓｗ.cｏｍ身邊的有產者身上――在他們看來，正是這些人的富有造成了社會的不公平，相對於高高在上的統治者，人們更容易痛恨身邊的有產者。而更讓商人階層痛苦的是，在歷史的爆裂點上，他們的處境往往是兩難的：集權體制從根本上侵害他們的利益，可是當體制崩潰的時候，他們又是首當其衝的受害者。

當然，哈耶克所說的景象發生在中世紀之前的歐洲，自工業革命之後，西方世界開始正視商業的力量，有人對資本主義的正當性進行了理論上的澄清，更有人將之看成是「一個國家的事業」。然而，在東方，特別是在中國，哈耶克所描述的景象仍然頑固地存在。

它的重量達875公斤，高133公分，橫長110公分，寬78公分，即便在今日，也是一個巨型容器。它的家鄉是河南安陽，誕生於遙遠的商朝，是迄今出土的、體積最大的商代銅鼎，也是當今世界上發現的最大的青銅器，名叫司母戊大方鼎。

中國人是一個善於經商――而且是特別善於、並樂於經商的民族。在遠古時期，人們就追求世俗生活，樂於此道，並以「商」為國號，此後歷代，都有工商繁榮的記錄。早在漢代，哲學家王符就說自己所處的時代，從事工商業者十倍於農民，商業流通之盛達到「牛馬車輿，填塞道路」的程度。明清以降，「儒賈合流」，連知識精英也不再恥于言商。晚清的龔自珍記錄說，「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村必有賈，三十家之城必有商。」因此，說中國人「輕商」實在是一個莫大的誤會。

從經濟要素上分析，中國有發展工商經濟的無數優越條件。這裡有最早、也是維持時間最長的統一市場，與歐洲中世紀之前的封閉分割、自給自足式的地方領主經濟全然不同。也正因此，中國早在唐宋時期，就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長安、、洛陽及臨安都是人口過百萬的超級大城市――在同時期的歐洲，人口最多的城市不過十萬人。中國有舉世聞名的「四大發明」，科技水平遙遙領先於其他地區。這裏還發生了最早的農業生物革命，宋代水稻和明代棉花的普及造成了人口的大爆炸。中國是第一個人口過億的國家，龐大的內需市場為工商生產和流通創造了得天獨厚的環境。中國還在工商制度創新上擁有很多「世界記錄」，元代出現了世界上的第一張紙幣，宋代出現了第一批合股公司和職業經理人階層，清初則出現了糧食期貨貿易。此外，中國還有非常健全的鄉村自治體系，有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數最為眾多的商幫集團。

逝去的人們已不再歸來，正在出發的我們卻需要尋覓到自己的記憶。

站在它的面前，作為一個企業史的研究者，我實在有太多的問題想要請教：那個把你鑄造出來的總工程師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在那個古遠的年代，他組織了一支怎樣的製造團隊來完成這個任務？他通過怎樣的管理章程，以保證你的質量和製造的效率？

歷兩千年以降，中國商人儘管創造了無數的物質文明，某些家族及商幫在某一時代也積累過驚人的私人財富，可是，他們從來沒有爭取到獨立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地位，也不能在法理上確立自己的財產所有權不容統治權力侵犯。所謂「富不過三代」，並不僅僅因為中國的商人沒有積累三代財富的智慧，而是因為，財富的積累必託庇于擁有者與政權的關係，而這一關係則必然是脆弱的和不對等的。因而，財富的可持續積累和安全性，不完全地操于擁有者之手。在財富傳承這一命題上，產業的拓展和資本積聚能力，遠不如政商關係的保持能力重要。

對商人的蔑視，對工商從業者的蔑視，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里，曾經是東、西方世界的「共識」。

在高度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下，中國的這一部企業史，歸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為了保持壟斷和支配的地位，政權與國有資本集團必然對財富的集中度非常敏感，民間資本因而不允許做大，所謂的「抑商」政策從來是出於政治性的要求。如錢穆所觀察到，「中國傳統政治向來就注意節制資本，封建勢力打倒了，沒有資本集中，於是社會成為一種平鋪的社會。」當社會被打成散沙后，就不能有民間的力量了，從而專制的權威不會受到挑戰。中國的史家常常說「均貧富」，其實，在「均」的前提之下，「均貧」還是「均富」，是一個被忽略了的問題。現代民主社會是「均富」，傳統集權國家則是「均貧」。在客九九藏書觀上，中央集權制度必須把民間財富打散，以維持在均貧的平衡點上。在這個意義上，「均貧富」，也是集權之需要。

就中國的個體商人而言，他們不缺乏通過風險投資而追逐更大商業利潤的慾望，也不缺乏如馬克斯·韋伯所稱道的「新教倫理」式的勤奮節儉和以財富積聚為生命目的的觀念。與其他國家的民族相比，中國的工商階層在商業智慧和商業倫理上毫不遜色，甚至稱得上是傑出的一族。但是，一旦涉及到市場與統治權力的關係時，中國商品經濟難以獲得最終發展的原因就立刻非常強烈地突現了出來。財產在法律上的「權界」及其不可侵犯性，從來只存在於民眾彼此之間，而根本不可能存在於自上而下的統治權力與「子民」之間，統治者對國民人身和財產權利擁有任意宰割的無限威勢。

第二部：公元589年（隋唐）——1367年（宋元）：「世界第一」的黃金期

我無意為他們代言，我只是完成一次漫長的陳述。我所希望做到的是，以活在當代的立場，書寫昔日的國家，與發生過的歷史重建關係，與已逝的前輩修好，並試圖以私人的方式詮釋中國的企業史。

其四，在國有資本和權貴資本的雙重高壓之下，民間商人危如累卵，惶惶不可終日，出現強烈的恐懼心理和財富幻滅感，產業資本從生產型向消費型轉移，經濟成長從而失去創新動力。

在「集權」與「抑商」的背後，是一個無比強悍的政治權力制度安排――高度專制、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度。中國從公元前七世紀開始，以「管仲變法」為標誌，開始探索國家積極干預產業經濟的試驗，此後多有演進，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滅六國，逐漸成為一個中央集權制國家。

本書記錄的是一個基本上已經失去或被遺忘的世界。在書中出現的工商人物，要麼默默無聞，要麼在另外的歷史敘述中被臉譜化、妖魔化，當我從眾多的正史、野史和地方志記中將之一一挖掘出來的時候，其數量之眾多，面目之變形，命運之詭異，每每讓我充滿訝異，更多的時候是有點沮喪。

其三，權貴資本橫行，尋租現象歷代不絕，財富向權力、資源和土地猛烈地聚集。社會資產不是在生產領域積累放大，而是在流通領域內反覆地重新分配，技術革命幾無發生的土壤。

大鼎不會說話。離開博物館后，我查閱了很多論文、書籍，終於發現，我不是第一個提出這些問題的人，甚至有些專家已經給出了部分的答案，北京大學歷史系的學者們在《商周考古》一書中便如此描述司母戊鼎的鑄造流程：

它的鑄造者首先是一位化學家，對銅與錫的調劑比例應十分嫻熟，大方鼎的銅比例為84.77％，錫為11.64％，是一個非常恰當的合金配比；其次，他應該是一位工業美術設計師，能夠勾畫出精美絕倫的銅鼎圖案；再次，他必須是一位風力機械工程師，鑄造大方鼎的銅要到1200度才能溶化，所以必須有某種鼓風助燃的設備；第四，他還一定是冶鍊家，大方鼎必須在較短的時間內連續灌注才能成功，當時使用的煉堝是熔銅量為12.7公斤的「將軍盔」，以它八百多公斤的重量，需80個以上的「將軍盔」同時進行溶化，這需要高超的冶鍊技巧。第五，他肯定是一位優秀的管理學家，如果一個煉堝配備3到4個人，則共需250人左右同時作業，從場地上看，一個煉堝佔地起碼20平方米，因此其工作場地至少是2000平方米的大平台。專家們得出的結論是：要鑄造司母戊大方鼎，必須組建一個300到400人左右的工匠團隊，進行科學的工種分配，協同操作，掌握好火候、精鍊程度、銅液灌注時間，以保證質量。

若在今日，有人專講《中國歷代經濟變革得失》，其「總論」的兩大關鍵詞恐怕也逃不出錢穆所謂的這兩條——「集權」與「抑商」。

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負》一書中描述說：「對商業現象的鄙視，對市場秩序的厭惡，並非全都來自認識論、方法論、理性和科學的問題，還有一種更晦暗不明的反感。一個賤買貴賣的人本質上就是不誠實的。財富的增加散發著一股子妖邪之氣。對生意人的仇視，尤其是史官的仇視，就像有記錄的歷史一樣古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