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在市場內擺攤交易的商販，都必須取得政府頒發的營業執照，這就是「市籍」。這些有「市籍」的人，可以稱得上是企業史上第一代真正意義上的職業商人。他們在市門經過官署所派門監檢驗證件之後，得以進入市場販售，政府則徵收營業稅，稱「市租」，這成為政府的重要稅源之一。齊國的都城臨淄是先秦最繁榮的大城市，《史記》便記載說「齊臨淄十萬戶，市租千金。」可見收入之豐。一直到唐代，朝廷仍然不時頒布法令，嚴禁在官市之外另設集市。

就在范蠡生活的同一時期，在北方還活躍著另外一位著名的商人，他比范蠡小16歲，是孔子的弟子，名叫端木賜，字子貢（公元前520－公元前456）。

經濟周期是現代經濟學中的名詞，治國與為商之道一樣，關鍵在於認識周期，同時善於運用周期，在這方面，范蠡無疑是一位世界級的先覺者。他是一位天文學家，在越國主政時曾籌建了有史以來第一個高46丈的觀象台，他將天文運行與農業豐歉進行了周期性研究，並據此預測商品供求及價格的周期性變化趨勢，形成經營的策略。他給出了一個周期性的公式：「歲星（木星）運行到金的位置時是豐收年，在水位時是澇災年，在木位時可能有飢荒，在火位時則是大旱之年。每隔六年有一次豐年、一次平年，每隔十二年出現一次大飢荒。這裏將古代天文知識與五行學說結合起來，認為「歲星」即木星12年間分別經過金、木、水、火等方位而繞太陽一周期，同農業生產由豐年到災年的一個周期是相吻合的。

在《荀子·法行篇》中記錄了孔子與子貢的一段對話，頗能表現這對師徒在經濟思想上的落差。有一次，他們討論為什麼玉比較貴，而珉（一種低級玉石）比較便宜。子貢說，「君子為什麼貴玉而賤珉？因為玉比較少，而珉比較多。」孔子則深不以為然，他說，「君子怎麼可能因為繁多而賤棄某一東西，又因為稀少就珍貴某一東西呢？玉之珍貴，是因為君子把它看成是道德的象徵呀。」接著他洋洋洒洒地列舉了玉的「七德」：「溫潤而澤，仁也；栗而理，知也；堅剛而不屈，義也；廉而不劌，行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並見，情也；扣之，其聲清揚而遠聞，其止輟然，辭也。故雖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

自殷商以來，中國的統治者就特彆強調社會分工，採取各種措施朝這個方向推進，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的重要特色之一。專業化的商品經濟，自春秋之後就被歷朝尊奉為基本形態及指導原則。由於社會分工的優越性，中國早期的生產技術發展得特別快。史家普遍認為，中國的社會職能分工比歐洲早了至少一千年，主要的傳統生產技術（工業革命前的非機器生產技術）比歐洲早八百至一千年。

被放歸越國之後，范蠡又提出「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他先是遍覓美女獻給夫差，讓他沉迷酒色，荒廢國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名列中國古代「四大美女」之首的西施。同時，著力于軍政經濟的建設，從《越絕書》、《吳越春秋》及《史記》等史料看，他在三個方面做得非常出色。

古代文獻中，對市場貿易最早的記載出現在《易經·繫辭下》，曰：「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它對交易時間——中午——進行了規定。另據《史記·三皇本紀》記載，「日中為市」的制度是由遠古的炎帝設定的。

范蠡辭官，並沒有「飄然不知所終」，而是開始了第二段人生，他數易其居，成了一個超級大商人。

另據張鴻雁、楊寬等人的研究，到了春秋末期、戰國初期，一些城市的規模已經非常之大，在當時的世界上無出其右。據考證，面積在6平方公里之上的城市起碼就有十五座，其中，燕下都的面積達32平方公里，靈壽和臨淄分別為18和16平方公里。臨淄有人口7萬戶，按平均每戶五人計算，是一個擁有35萬人口的超大型城市，與同一時期的西方世界相比，中國的城市規模顯然要大幾倍，在希臘城邦臻於極盛的九_九_藏_書伯里克利（約公元前495—公元前429）執政時期，雅典城的人口為十五萬人。根據學者的計算，春秋末期的人口總數為3200萬人，而城市居民人數就多達509萬人，城市人口比重為15.9％。據此可以得出一個讓人驚奇的結論：早在戰國時期，中國已然有相當高的城市化。據趙岡的計算，戰國時期的城市人口比重遠高於晚清1820年時的6.9％。

《淮南子·人間訓》中還記載了另外一個鄭國商人急智救國卻不願當官的罕見故事。公元前627年，鄭國商人弦高去周王室轄地經商，途中遇到一支秦國軍隊，當他得知秦軍要去襲擊鄭國時，便一面派人急速回國報告敵情，一面偽裝成鄭國國君的特使，以12頭牛作為禮物，犒勞秦軍。秦軍以為鄭國已經獲悉偷襲之事，只好班師返回，鄭國因此避免了一次滅亡的命運。當鄭國君主要獎賞弦高時，他卻婉言謝絕了，繼續去當他的商人。

越國地處長江下游的浙江、江蘇一帶，在西周時期尚是蠻夷之地，到了春秋，它與比鄰的吳國相繼崛起，形成爭霸之勢。公元前496年，吳越戰于攜李（今浙江嘉興），吳王闔閭負傷身死。兩年後，闔閭之子夫差與越再戰于夫椒（今江蘇無錫馬跡山），大敗越軍，越王勾踐被圍困於都城會稽（今浙江紹興）。為了避免滅國之禍，謀士范蠡獻計，向吳王求和乞降，以待復起，他用寶劍在石頭上刻了十二個字，「待其時，忍其辱，乘其蔽，就其虛」。范蠡陪同勾踐入吳國為奴，前後三年，受盡屈辱。

其一，與中西方世界的早期經濟制度不同有關。歐洲在中世紀之前的漫長歲月中，一直流行的是自然經濟，封建領主的莊園自給自足，對商品交易的興趣不高，很少與外界發生經濟關係，所以宏觀經濟制度的創新空間十分有限。而中國則因為自然條件的原因，在很早就採行了一種更符合經濟原則的經濟制度，至少從有文字記載的公元前七世紀以來，中國就是一個語言相通、貿易自由的統一市場，產品的商品率非常高，商人階層活躍，以至於一些經濟史學家認為，「在中國歷史上只出現過政治性的封建制度，而未曾出現過經濟性的封建制度」。

中國的城市興毀基本上都是政治的結果。自古以來，中國建城就是以政治軍事為主要功能，城池是侯國的都城，是獨立的地方政治中心。史料顯示，西周建立之後，分封了一千多個諸侯國。這是一個非常驚人的數字，即便一個諸侯國只有一座城池，也起碼要有上千座大大小小的城鎮。近世多位學者曾經考據春秋戰國時的城市數目，民國的考古學家李濟找出了585個周代城邑，被認為是最可能近似的數字。

同時，我們也看到，自先秦以來，中國的治國者就非常善於運用「看得見的手」，來干預宏觀及微觀經濟。中國經濟的政府管制特徵，自古猶然，其差別僅僅在於運用巧妙不同而已。

而這些「市」都被規劃在城市的中心區，四周有牆，三面設門，市內預設一排排的攤位，政府派出官員進行管理，周代設「司市」一職，就是負責管理市場的官員。趙岡在《中國經濟制度史論》中對此進行了詳盡的考據，他寫道：春秋戰國時，每個城邑的中心都由官方設立一個市場區，由專人負責管理，商品交易全要在市場內進行。也就是說商業區與住宅區要嚴格劃分。為了配合城內規劃，居民的居址也是按職業分配的，據《管子·大匡篇》的記載，當官的家靠近王宮，平民及農民的家靠近城門，從事工商業的則靠近集市。

孔子生於公元前551年，逝于公元前479年，與范蠡為同時代人，子貢則是他的七十二賢徒中最富有者——「最為饒益」，司馬遷直接把他寫進了《貨殖列傳》。他利口巧辭，善於雄辯，且有幹濟才，辦事通達，深得孔子喜愛，許之以「達」，稱其為「瑚璉之器」。子貢兼有學者、官員和商人九*九*藏*書三種身份，他曾多次出任魯國和衛國的相，是一位活躍的政治縱橫家，同時，他非常善於經商。在《論語·先進》中，孔子將他兩位最心愛的弟子顏回和子貢做了有趣的對比，他說，「顏回在道德上差不多完善了，但卻窮得丁當響，連吃飯都成問題，而子貢不安本分，去囤積投機，猜測行情，且每每猜對。」

其三，范蠡還天才地發現了宏觀經濟的周期性波動，並據此來設計政策。他說：「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在旱災之年要預見到大旱之後可能發生水災，因此要及早資助造船業的發展，以免水災來臨時發生舟船供應短缺；反之，在水災之年要預見到以後可能發生旱災，因此要及早資助車輛生產。他還提出「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就是說，要發展商業、積聚財富，務必嚴格注意商品的質量――「務完物」，還要注意加快資金周轉——「無息幣」，不要讓貨幣滯留在手中，成為死錢。他的這些見解，即使到今天，也仍然是駕馭市場經濟所必須遵循的重要原則。

《左傳》中便記載了這樣一個商人故事。公元前658年，晉大夫荀瑩被囚于楚，鄭國一個商人想把他藏在貨袋內偷運出境。這個計劃尚未實現，荀瑩已被釋放回晉。後來，這位鄭國商人到晉國，見荀瑩后並不居功，轉回齊國做自己的貿易。史家胡寄窗據此評論說，「一個大商人的活動可以往來於楚鄭晉齊之間，其經營規模之大當可想見。」

到戰國中期，在西北偏遠的秦國出現了一位極端仇視商人和自由經濟的鐵腕強人，他把專制的力量發揮到了極致，並終而奠定了一個鐵血帝國的基石。

管仲去世一百五十年之後，在南方出現了一位大商人，他的名字叫范蠡（公元前536年－公元前448年），後世尊之為「商父」。與管仲「先商后官」的經歷不同，范蠡是「先官后商」。

這種經濟思想上的早慧，是多種原因所促成的。

自東周之後，隨著周天子權威的旁落，地方的政治和經濟勢力坐大，各國為了強盛紛紛實施了變革，形成百家爭鳴的局面。其中，管仲在齊國、李悝在魏國、范蠡在越國，都進行了影響深遠的經濟變革。

且不論這一周期性總結髮現是否完全的符合科學，不過，范蠡能夠以長期循環波動的眼光看待工商經濟，無疑已是非常的卓越――在古今中外的商業世界里，幾乎所有的大成功者都是對周期有傑出認識和運用的人，其中包括宏觀經濟周期、產業周期和企業生命周期。農業生產從來就有「靠天吃飯」的特徵，范蠡從氣候和自然條件的變化來探求農業豐歉的周期性循環規律，以此掌握未來不同年份的農產品尤其是糧食產量的增減趨勢，他能富冠天下，便不是意外的事情了。

早期規劃的「市」佔地一井——所以日後有「市井」一詞，即每邊長約三百步，較大的城可以設立多個集市。市內預先劃定商販的攤位，稱為「肆」。市場管理者把同一類商品的販賣者集中於同一行列，不同行列的攤位販賣不同貨品。行就變成了商品分類，同業排在同一行列，故稱「同行」。

這種有計劃的市場規劃，對商業的繁榮以及商人階層的催生，顯然起到了促進的作用。如果沒有巨大的統一市場，以及高度城市化的特徵，范蠡、猗頓這些商人要獲得巨富，是不可想象的。

公元前四世紀到五世紀，是人類文明史上的第一個思想高峰期，在東方的中國，相繼出現了老莊、孔孟、楊墨等諸子百家，催動了東方哲學的萌芽，在西方的雅典，則誕生了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眾多哲人，開拓了西方文化的淵源。

那麼，怎樣才能把糧價控制在「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的合理幅度之內呢？范蠡說：「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就是說，只要搞清楚哪些商品是供過於求的——「有餘」、哪些商品是供不應求的――「不足」，就可以知道哪些商品價格要下跌、哪些商品價格要上漲――「即知貴賤」。他已認識到，由於市場供求對生產的影響和ｒeaｄ.99csw.cｏｍ調節，供不應求的商品上漲到一定程度，由於供給的增加和需求的減少，商品價格就會下跌——「貴上極則反賤」；反之，供過於求的商品下跌到一定程度，由於供給的減少和需求的增加，商品價格又會回升、上漲――「賤下極則反貴」。換言之，他已從現象上認識到，由於供求關係的影響，商品的價格會圍繞其價值而上下波動。

在掌握了周期性規律之後，范蠡提出另外一個重要的商業思想，就是「待乏」。所謂「夏則資皮，冬則資絺……以待乏也」。夏天的時候要儲備皮毛，冬天的時候要囤積薄紗，一切都需提前準備，等待貨物缺乏的時候，就可獲取百倍、千倍之利。《史記》說他「候時轉物」，根據季節、時令變化而轉運不同的商品。根據農業豐歉的規律，范蠡又將所有的商品分成兩大類，糧食類和非糧食類——田宅、牛馬等等，在他看來，這兩類商品的價格波動是相反的，在豐收的時候，穀物價格下降，人們對非糧食商品需求增多，其價格比如上漲，如糧食欠產，穀物價格上升，非糧食類商品必然價跌，所以，購進或拋賣，都應該順勢而動。

首先是建立各種生產和軍事基地。他建築了山陰小城和山陰大城，把都城從山麓平陽下遷到沼澤平原地帶，使越國有了一個堅固的中心。在水土資料豐富的大城東郊築塘，建立了糧食基地──富中大塘；在大城周圍根據地址、礦產資源建造了畜牧基地雞山、豕山和犬山，水產基地目魚池，蔬菜基地稷山，冶金基地姑中山、練塘、錫山和六山，鑄劍基地赤堇山、稱山，造船基地船宮，練兵基地時浦，木材基地木客，編織基地麻林山和葛山，食鹽基地朱余。通過建設這些生產、軍事基地，有計劃地重構了越國的國民經濟。

范蠡輔佐的是「春秋五霸」中的最後一個霸主越王勾踐。勾踐的稱霸經歷最富戲劇性――先是戰敗幾乎亡國，被迫到敵國為奴，然後卧薪嘗膽，歷二十年終成霸業。

越國稱霸之後，范蠡被拜為上將軍，然而他卻做出一個十分反常、卻也讓他名垂歷史的舉動——掛冠出走，帶著美女西施「乘扁舟浮於五湖」。臨行前，他對另外一位輔佐大臣文種說了一段非常著名的話：「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文種不聽，後來果然被勾踐賜劍自盡。

此外，各諸侯國之間頻繁會盟，一方面是有新的霸主誕生，達成又一輪的恐怖平衡，另一方面則是出於經濟貿易的考慮，日漸形成了貿易共同體的模式。在這一過程中，各國加快道路建設，嘗試統一計量標準、關稅比率等等，這一切都為商業流通提供了條件。

其三，中國古代的城市化模式，也為商業的繁榮提供了客觀條件。

關於這兩座人類思想巔峰的高下，一直是思想史上爭論不休的命題。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可謂是東風西漸。在十八世紀歐洲啟蒙運動時期，法國的大思想家，如盧梭、伏爾泰對老子、孔子等人表達了高度的敬仰，伏爾泰甚至提出過「全盤華化論」。而到了十九世紀中後期，西方思想家的自主意識增強，德國哲學家黑格爾便認為，老子哲學反映了「精神的兒童時代」，而同時期的希臘古代則是「精神的成年時代」。如果從政治倫理上看，雅典在公民社會和民主制度的思考和實踐明顯更讓人神往，相對的，中國則從來沒有出現過直接民主這樣的事物。不過，若以經濟思想和經濟政策而論，西方世界似乎找不出比管仲、范蠡更有深度的人了。

在《周禮·地官》中——它被認定為周王朝的文件彙編——對集市的地點進行了規劃，「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也就是說，國境之內，每隔十里、三十里和五十里就分別有「廬」、「宿read.99csw.com」和「市」三種不同規置的集聚場所，「市」就是商品交易的地方，「積」則是供商販存貨的倉庫，方圓五十里設立一個集市，顯然考慮了人口流動的半徑和交易成本。

魯國有個叫頓的年輕人，貧困潦倒，他找到范蠡請教致富之道。范蠡告訴他，如果想要發財，就應該去畜養母牛，以繁衍牟利。於是，頓遷徙到晉國的西河(今山西西南)，在猗氏(今山西臨猗)南部畜牧牛羊。當時，這一帶土壤潮濕，草原廣闊。由於經營有方，頓的畜牧規模日漸擴大，「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頓在猗氏一帶起家，因此被稱為猗頓。

另據《史記集解》記載，范蠡還曾經幫助過一個窮小子變成了大富豪。

越國在范蠡的治理下，果然「修之十年，國富」，此長彼消之間，吳越國勢逆轉。公元前482年，勾踐興師伐吳，殺吳太子。九年後，再敗吳師，夫差多次乞降，范蠡力諫勾踐不準，遂滅吳。經此役，越國大興，勾踐與齊、宋、晉、魯等諸侯會盟于徐州（今山東滕縣），周天子派專使前往祝賀，並封勾踐為「伯」（霸），從此，「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

根據上述認識，范蠡進而提出了國家運用經濟手段去調控糧食價格的辦法。他的辦法是：「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當市場上的糧食價格上漲時，國家就用低價拋售糧食的辦法——「貴出如糞土」，把糧價壓下來；當糧食價格下跌時，國家就用高價收購的辦法――「賤取如珠玉」，把糧價抬上去。他認為，國家採取這樣的宏觀調控政策來控制糧價，就可以穩定市場，讓國家富強。

而中國的城市發展與歐洲大不相同。它經歷了一個漫長的興盛期，然後又轉入一個同樣漫長的衰敗期，而其轉折時間正發生在歐洲重新開始城市化的中世紀，這甚至可以被認為是中西方商業文明的一個分水嶺。

其二，地方割據造就思想活躍和制度創新的巨大空間。

如此高比例的人口聚居於城市之中，必然需要高超的制度安排和治理技巧，同時，它對糧食的商品化以及工商貿易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從周代開始，政府就已經有意識地以城市為中心，將工商業生產納入到行政管理系統之中，相關的制度有兩個，一是坊市制度，二是市籍制度。

在經營畜牧的同時，猗頓又投資于池鹽業。山西的西南地區（今山西運城一帶）是古代中國最早進行池鹽生產的地方，其歷史可追溯到黃帝、堯舜之時，《詩經·南風歌》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便是對鹽池生產的生動描述，運城當地也有民諺曰：「南風一吹，隔宿成鹽」。猗頓便在這裏開發池鹽，從事生產和貿易經營。據傳，為了加快販運速度，猗頓還開鑿了山西地區的第一條人工運河。

在中國歷史上，范蠡是第一個辭官經商的典範。在商業史上，堪與他相比較的人物，是1895年下海辦廠的晚清狀元張謇。由范蠡的故事可以看到，在春秋時期，自由商人的地位並不低下——若以兩千年國史論，竟可能是最高的，他們遊走在各國之間進行貿易活動，與世家貴族形成了分庭抗禮之勢，這一事實在各種史料中都有隱約的呈現。

其次，以價格調控的辦法促進糧食生產。他說：「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就是說，市場上的糧食價格，如果下跌到每石糧食只值20錢，就會穀賤傷農，打擊農民；如果上漲到每石糧食值90錢，就會打擊工商業者。打擊了工商業者，國家的稅收和財政收入就會下降；打擊了農民，農民就會荒蕪土地，全國就會鬧飢荒。因此，他向勾踐建議，最好把市場上的糧食價格控制在「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的限度內——每石糧食最高不超過80錢、最低不低於30錢，用現代的語言來說，就是實行宏觀調控的「浮動價格」政策。這樣，農業和工商業都能得利，物價穩定，關隘和集市繁榮，是真正的治國之道。

從各種史料分析，無論是在齊國還是在陶，九-九-藏-書范蠡從事的產業都是農耕和畜養業——「復約要父子耕畜」，此外還經營季節性特產的長途販運。他顯然把治國之術用到了經商之中，司馬遷引用他的話說，「致富的策略有七種，越國用了五種就稱霸天下，既然用在國家上如此有效，我要把它用在家業經營上。」

山西池鹽自古被視為「國之寶」（語出《左傳·成公六年》），猗頓投資其中，當然獲利非凡，很快成了一代巨富，後世常將他與范蠡同列而論，並視之為晉商的遠祖。

這段對話，在歷代道德家看來，當然可以讀出孔老師的學識高妙，然而在經濟學家看來，似乎還是學生子貢說得有道理，因為他就物論物，直接道出了「物以稀為貴」的樸素真理。在先秦時期，諸子百家往往把商品的價值與價格混為一談，子貢似乎無意識地將之進行了分辨，因此，胡寄窗便評論說，「在缺乏價值概念的初期儒家的經濟思想體系中，子貢能第一次接觸到價值問題，值得稱述。」

中西方在城市化的進程中走了兩條全然不同的道路。古代歐洲在羅馬帝國時，曾發展出一批為數眾多、規模可觀的城市，據稱羅馬全盛時有大小城市600多座。可是日爾曼人入侵后，歐洲城市迅速衰落，居民大量逃亡到農村，整個歐洲被切分為成千上萬的領主莊園，一直到中世紀之後，由自由民組成的工商業城市才重新復甦。

在「待乏」的同時，范蠡還強調薄利多銷，加快資金的流動，這樣才能獲得長久的利益。囤積居奇，自能獲取利潤，但又不可以賭博式的追逐暴利，「貨無留，無敢居貴」——手中的貨物不應該讓它久留，不要貪婪地追求過分的高價。他說，「所有商品都是因為過多或過少而變得便宜、珍貴的，一種商品一旦太昂貴，大家都去生產，就會變得便宜，太便宜了，沒人生產又會變得昂貴。手中的資金要象水一樣的流動起來，才能夠發揮最大的效率。」他的這些商業思想，百世以降仍然不覺陳舊，「陶朱公」之所以成為富豪者的代名詞，顯然不僅僅因為財富之多寡，更在於他的智慧高超。

子貢能致富當然不是靠「臆猜」的，《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記載：「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資……家累千金」，「廢舉」的意思是賤買貴賣，「轉貨」是指「隨時轉貨以殖其資」，翻譯成白話就是：子貢依據市場行情的變化，賤買貴賣從中獲利，以成巨富。《貨殖列傳》還生動地描寫了子貢富足之後的情景：子貢乘著華麗的馬車、載著珠寶美玉，遊走在天下諸侯之間，所到之處，國君無不專門設席，以平等的禮儀來招待他——「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分庭抗禮」這個成語就出於此，體現了商人子貢與君王、諸侯們的對等關係。司馬遷接著很有感慨地評論說，「孔子的名聲能夠廣布天下，也許靠的就是子貢的前後奔走吧？」

所謂坊市制度，就是由政府規定市場貿易的地點和時間，這一制度從周代一直實行到宋代，前後超過兩千年。市籍則是對市場內的商賈進行註冊登記，實行執照制。

范蠡先是出越入齊，更名為鴟夷子皮，他在大海邊從事農耕養殖（「耕于海畔」）和土產貿易，很快「致產數十萬」，成了遠近聞名的富商，迄今，河北、山東和江蘇等很多地方志中仍然留有他的經商傳說，譬如管仲開辦過皮毛集市的河北蠡縣便記載范蠡也曾在此做皮毛生意，該縣因此得名，他還在江蘇無錫從事過種植，該地現存「蠡國」和「西蠡河」等地名，沿太湖周邊地帶，尚有不少以「蠡」字得名的地方，如蠡湖、蠡橋、蠡口鎮、蠡庄渡等等。據傳他還寫了一部《養魚經》，是世界上第一部關於淡水魚養殖的專著，后被收入北魏賈思勰的《齊民要術》。齊王聞其賢，請他去當國相，不多久，范蠡再辭，遷居到陶，更名為陶朱公。十九年之間三次積累家產到千金之多。他還廣散家財于貧窮的鄉鄰親戚，因此又有好德之名。他的子孫繼承家業，累代經商，「遂至巨萬」。因為范蠡的故事太過神奇，所以後世把有錢人概稱為「陶朱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