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接下來要講述的，就是「弱宋」的另外一面――宋代的中央集權制度在漢唐的基礎上進一步得到強化，經濟層面上的國有專營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同時，宋代的官商經濟達到巔峰，社會財富向政府和官商集團猛烈地聚集。

南宋人黃干記載說，世間做買賣者，沒有不預先留下貨錢以為定金的，他稱之為「定錢」。在四川一帶，茶商向茶農收購茶葉時，都是在前一年的秋冬就預先談定價格，先支付了定金，所謂「秋冬先放茶價」，大學者蘇轍說這是當時的「客旅體例」。

台灣學者全漢升對宋代經濟史有深厚研究，在《宋代官吏之私營商業》這篇論文中，他用大量史料證明，宋代官員利用國有專營制度，以公為名，行私之實，蔚然成風。據全漢升的考據：在茶業方面，「宋代私賣茶的官吏，以主管茶政的人為多」、「宋代邊吏常常私營茶葉」；在鹽業方面，「宋代官吏私營鹽業之風甚盛，其經營者不但有地方官，更有主管鹽政的當事人，而且包括當時的宰相及將帥等」；在酒業方面，「北宋官吏私營酒業的風氣，以仁宗時為最利害」，到了南宋，連全國最高財經長官、資政殿大學士葉夢得都私開酒肆；在木材業方面，「當時的達官貴人多半遣人至陝西秦、隴間購買竹木，免稅運回汴梁，高價出賣，以取厚利。」

在國有專營體制方面，漢、唐兩代政府主要實行了兩種經營模式，一是桑弘羊式――成立國營企業加以壟斷經營，二是劉晏式――國家控制資源，以定向授權的方式向民間開放。到了宋代，則在牌照制度上又有了創新，在當時有兩種模式，一曰「買撲」，一曰「鈔引」。

因為食鹽是農業社會最重要的民生必需品，獲得經營權的商人就如同得到了一筆財富，所以，「鹽鈔」成了一種硬通貨——以鹽為本位的「類貨幣」，在當時就出現了以買賣鹽鈔為主的各類交易市場――專業商鋪、交引鋪和買鈔場。後世把貨幣稱為「鈔票」，始自於此。

中國史書向來有「暴秦、強漢、盛唐、弱宋」的「公論」。有宋一朝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最軟弱的一個王朝。它的疆域面積比漢唐都小，長期受北方蠻族的侵擾，開國一百六十多年後，首都汴梁被攻破，連皇帝和太皇帝（徽、欽二宗）都被抓走了，朝廷偏安到長江以南的臨安（今浙江杭州）又苟延殘喘了一百多年。錢穆對宋代的評價就非常之低，他認為，「漢唐宋明清五個朝代里，宋是最貧最弱的一環，專從政治制度上看來，也是最沒有建樹的一環。」

與前朝相比，宋王朝對財政的需求是最大的。帝國的正規軍總數常年維持在140萬人左右，其中拱衛首都汴梁的禁軍就達80萬之眾——《水滸傳》中「豹子頭」林沖的官銜為「八十萬禁軍教頭」，其八十萬之數竟非虛指――中央因此背上了沉重的軍備支出包袱，而且，隨著北方邊關侵擾的加劇，累年還有增加。據史載，在1065年（宋英宗治平二年）這一年，國家收入為1.16138億緡，預算內支出為1.2034億緡，臨時支出0.1152億緡，財政赤字為1573萬緡，這一狀況被後世學者批評為「冗兵」、「積貧」。南宋大學者朱熹就指出，「自從削藩之後，地方的財政收入大多上繳中央。開支捉襟見肘，都是因為要養兵。常年的軍備支出佔到了整個財政收入的八成，其餘可用的錢，只佔兩成。」

股份制合夥公司是在宋代誕生的――這一史實是由日本學者在二十世紀中期首先發現的，斯波義信在《宋代商業史研究》一書中指出，「中國的個別資本的集中以『合股、合夥』的形式典型地表現出來，其萌芽形態業已產生於宋代的『合本』、『連財合本』、『斗紐』等慣行中。」

在考察宋代皇室女子出嫁時，汪聖鐸「終於遇到了二位大商人」，一是帽子田家，一是大桶張家，「然而不幸：關於帽子田家，記載僅一處，關於他的經營規模、僱工數量等，一無所知。關於張家記載有二三處，但有價值內容也很少。只是知道他賣酒，兼營高利貸。連開了幾處酒店、酒樓都無從查考。」汪先生的「人肉搜索」功夫算是用到了家，甚至連大理學家朱熹的外祖父祝確都被「挖」出來了，「我發現朱熹的外祖父祝確卻可能是個商人，據朱熹自己說：『新安祝氏世以貲力順善聞于州鄉，其邸肆生業幾有郡城之半，因號半州』。但朱熹卻沒有言及朱確經商之事。除了朱熹自己講之外，似未見別人提起朱確，大約知名度很低。」

宋代留存至今的史料絕不曠乏，而且宋代文人有寫筆記的好習慣，稍有離奇、異常之事都會被記錄在案，所以，若有鉅賈出現，想要隱身遁跡是萬不可能的。當代一位宋史學者、寫過《兩宋財政史》的汪聖鐸做過一件事情：他檢閱大量正史、筆記等史料，試圖找到有名有姓的宋代商人，以寫成一部《宋代貨殖列傳》。但一番海索之後，他卻空手而出。在《尋找宋代大商人》的短文中，汪聖鐸記錄了自己的努力——據他的考據，宋代知名度最高的商人是朱沖和朱勔父子。《宋史》為朱勔立了傳，不過入的是《佞幸傳》。朱沖是一個窮漢出身的小軍官，級別是三班奉職（無品，大約相當今天的連ｈｔｔｐｓ://rｅａd•９９cｓｗ•ｃom排長），後來因賣葯成了暴發戶。他的兒子朱勔則官運亨通，一直作官作到節度使。朱家的真正發跡，主要還是靠當官。

宋代企業規模之大，超出了之前乃至之後的很多朝代。以礦冶業為例，徐州是當時的冶鐵中心，有三十六個冶鍊基地，總計有5000到6000名工人。信州鉛山等地的銅、鉛礦，「常募集十余萬人」，晝夜開採，每年的產量達數千萬斤。詔州的銅鉛礦區也有超過十萬人常年從事開採業。首都汴梁是兵器製造中心，擁有軍匠3700人，作坊工人5000人，總數也將近一萬。據經濟史學者哈特韋爾的計算，在1080年前後，中國的鐵產量可能超過了七百年後歐洲——除了俄國以外地區的總產量。另外，羅伯特·浩特威爾的研究也表明，在十一到十二世紀，中國的煤和鐵的產量甚至比「工業革命」前夕的英國還要多。

「鈔引」類似於後世的特許經營制，主要出現在暴利性較高的鹽業，它是對劉晏鹽政的進一步完善，簡而言之，就是商人先向官府繳納一定數量的錢物換取憑證——時稱「交引」、「鹽鈔」，拿憑證到指定機構支取食鹽，再到指定地點銷售。官府對鹽商的銷售區域範圍進行了嚴格的管制，所有的食鹽都必須被裝進有官府統一製作的「鹽袋」，鹽商到倉場裝鹽時不得自己封口，販運到指定銷售地區后，還須由當地稅務「驗引驗封」，食鹽銷售完畢后，鹽袋必須在五天之內繳納當地官府，在官員的監視下燒毀。

如果說官員經商是一次體制內的權貴狂歡，那麼，政府對民間商人的「授權經營」則是官商經濟的另外一翼。

在《宋會要輯稿·食貨》中有過這樣的一段記載：景祐元年（1034），朝廷下令各地的酒業買賣允許私人承包經營，因為這一業務的承包額較大，必須有十戶以上的商客聯合起來才可以競標，而應標者先要把自己的優質資產――主要是鬧市中的店鋪拿出來抵押，並預交一年的承包款。從中可以看到，在宋代，資本的所有權與經營權已有分離，合夥制有了有限責任制的某種萌芽，合夥也形成了區別於合夥者個人的團體性。

汪聖鐸又想，「北宋太宗、真宗時曾打擊過豪強，豪強當中是否有大商人？一查，宋太宗時打擊的豪強青州麻氏，本人是做官的，這個家庭似乎未見同商業有聯繫。宋真宗時打擊的豪強李益是『長道縣酒場官』，錢是不少，放高利貸很多，然而也不像是商人。依次找下去，發現宋代豪強多是有官人或官員家屬，偶而有個把土財主，商人卻沒找到。」

另外一個新景象是，職業經理人開始集體性的出現，這也是隋唐所未見的。

對於官員經商，趙匡胤放得最寬的竟然是帶軍的將領，史書上說，太祖拉攏和控制各路高級將領的辦法，就是讓他們靠經商來發財。

在宋人筆記中，申師孟這樣的人物一般被稱為「幹人」，他們自己的財產不多，以為大族世家理財而存活。《夷堅志》還記載了處州（今浙江麗水）地區有一個葉姓家族，世代為當地的大家族管理邸店――兼倉儲、交易和旅店於一體的綜合性場所，類似於現在的shoping-mall，也就是專業的經理人家庭。一些大家族在家訓中還專門告誡後人，要選擇有經商才幹、同時個性淳厚、愛惜財物的「幹人」來為自己打理資產。

水稻原產於亞洲熱帶地區，五代及宋代初期，香巴王國（今天的越南）的占城稻被廣泛引入長江流域，它一年可有兩熟――甚至三熟，而且產量比一年一熟的小麥要高一倍，從而引發了一場「糧食革命」，據《宋代經濟史》作者漆俠的計算，宋代墾田面積達到了七億二千萬畝，南方水稻畝產約353市斤，北方小麥畝產約178市斤，無論是面積還是畝產都遠遠超過前代。自水稻被廣泛引進之後，適合種植的江南地區終於確立了經濟中心的地位，「蘇湖熟，天下足」這一諺語就誕生於這一時期。

在產業經濟上，造成宋代工商繁榮的一個重要事件是水稻的引進。

這一規律不但在中國如此，在全球其他國家也是同樣。在世界經濟史上，學者們普遍承認股份制公司模式的出現與海盜及遠洋貿易有直接的關係，而最早的股份有限公司制度正誕生於有「海上馬車夫」之稱的荷蘭，即1602年成立於阿姆斯特丹、從事海外貿易的荷蘭東印度公司。

接著，他想到近代鹽商最富，宋代鹽業也很活躍。於是，他反覆查閱《宋會要輯稿·鹽》，只找到二位有名姓者：北宋的康喜、南宋的吳傅。可惜兩人各只出現一次。文中完全沒有言及其資產數量，也沒有在商人群內的地位，甚至連他們的籍貫等都未言及。查別的書，也是毫無線索。南宋洪邁又記述了關於鹽商閻大翁的傳說。稱閻大翁「居鄱陽。以販鹽致富，家資巨億」。然後講他如何信佛，投資建佛閣。卻沒有講他如何經營鹽業。再查其他文獻，杳無蹤跡。

「買撲」類似後世的招標承包制，從字面上看，「買」即為買賣，「撲」即為競爭。政府拿出一塊資源，向民間公開招標，價高者得之。招標辦法有很多種，最普遍的是「實封投狀法」，也就是現在的暗標制，具體做https://read.99csw.com法如下：官府在鬧市區招貼榜單，寫明拍賣的內容，任何民眾都可以投標，大家把標的寫在紙上，投進一個箱子里，過若干天後，公開唱票，投標價格最高的人中標，如果有兩個人價格相同，先投標的人勝出。一般而言，承包期限為三年，中標者需每年繳納一次承包款。除了這種暗標制，還有明標制，時稱「明狀買撲法」，那就是大家公開喊價，高者得之。在宋代，實行「買撲」的產業很多，如酒、醋、礦場（坑冶）等等，甚至連河渡的稅收也進行公開拍賣。

有宋一代的工商經濟如此發達，那麼，後世讀者必然會有如此一問：在此等如花錦繡的盛世之中，到底出現了哪些名聲顯赫的大商賈呢？

交子的發明，表明宋代工商貿易和金融活動的空前繁榮。與此相關，定金制度和期貨貿易也出現了端倪。

當國有專營的「圍牆」被高高地築壘起來之後，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如何經營這些被壟斷起來的資源。宋代的辦法是兩個，一，公開允許官員經商；二，對民間商人進行授權經營。

宋代出現了中國企業史上的眾多制度創新，其中包括：資本的所有權與經營權已有分離，第一批股份制合夥公司誕生；世界上第一張紙幣——「交子」的出現；定金制度得到廣泛的運用；以及職業經理人階層的萌芽等等。

懸疑的答案埋在那個老地方——政商關係及因此而形成的經濟制度。

因此，從時間上來看的話，宋代的「合本」企業比歐洲的同類起碼要早五百年。

在歷代開國皇帝中，惟一公開放縱乃至鼓勵官員經商的，是宋太祖趙匡胤。

糧食產量的劇增，使得「中國碩大的沙漏倒轉了。」宋代人口出現急速增長的趨勢，開國初年，全國人口約5000萬人，到兩百年後的宋末已經超過1億，這是人類歷史上的第一個億級人口的龐大帝國。

所以，中央不得不加緊聚斂財富，與民爭利勢成必然。

同時，因為觀念大開，士大夫不再以經商為恥。清代學者沈垚描述宋代的這一社會風尚變化時說，「（宋代的）士大夫兼營經濟事業，才能夠養家，這是與以往完全不同地方。當官的與平民爭利，而沒有當官的書生又必須先有農商之業，有了養家糊口的金錢，才能夠專心於科舉考試。於是，工商業急速發展，商賈的勢力越來越大。一個家庭之中，父親和兄長經營工商業，子弟們則專心讀書，以求仕途上的進步。自古以來有四民分業的規矩，現在四民不分，古代士人的子孫世代為士人，現在，商人的子孫才能夠成為士人，這是宋代之後直到明清，最大的變化。」

這是一個史上最溫和的政權。宋代理學家程伊川曾總結「本朝超越古今者五事」，一是「百年無內亂」，二是開國之後的四位皇帝都比較開明——「四聖百年」，三是改朝換代的時候兵不血刃，沒有驚擾民間——「受命之日，市不易肆」，四是一百多年裡沒有誅殺過一位大臣——「百年未嘗誅殺大臣」，五是對周邊蠻族採取懷柔政策——「至誠以待夷狄」。這五件事情或有誇張的地方，但離事實不遠，特別是第一條和第四條最為難得，由此可見，宋代確實是別開生面。

不過同時，它又是一種十分典型的官商經濟，處在被授權地位的民間商人集團徹底喪失了對重要產業的控制權，國有資本在關係到國計民生的支柱性產業中牢牢地掌握了資源權、定價權和分配權，姜錫東在《宋代商人和商業資本》一書中證明，「鈔引制度之下的鹽商很不自由，政府仍然程度不同地介入、控制其批發、運輸、銷售諸環節，從而使鹽商的盈利活動和盈利比率大受限制。」

法國學者謝和耐斷定：「從11世紀至13世紀，中國社會的總體結構逐漸發生變化，在上層精英和民眾集團之間，一個極不相同又極其活躍的階層出現了，並開始佔據愈益重要的地位，這個階層就是商人。這股新興的勢力慢慢地削弱了中國社會的基礎。從這個意義上，在宋代時期尤其是在13世紀，透出了中國的近代曙光。」

此後的歷代皇帝都一再重申有關禁令，在這一方面可謂是不遺餘力。《宋史·劉蟠傳》還記載過這樣一個故事：轉運使（掌管地方財賦和漕運的長官，相當於現在的副省級官員）劉蟠接受皇命巡查淮南地區的茶葉專賣工作，當地私自販茶的民眾很多，劉轉運使就騎著一匹瘦馬，假裝成商人，到民眾家裡去購茶，民眾不疑，拿出茶葉給他，此時，立即有人破門而入，繩之以法。

國內外的經濟史家用大量史料證明，宋代日趨精細的工商體系的完善是世界第一的，具有比同時歐洲更高的發達程度。傅衣凌曾描述說：「舉凡大商業所需要的許多配備和機構，差不多都一一完成了。詳言之，在商人中，出現了坐賈、客商、牙儈等，各產業部門都有他們在活動。大規模的聯號組織也已出現。跟著商業的發達，於是為了便利大商業的進行，像貨幣金融及其他的輔助機關——塌房、廊房、堆垛場、櫃房、錢鋪、金銀鋪、兌房、寄附鋪、交引鋪等機構，以及商read.99csw.com業經營上所必要的薄記、商用數字、珠算等，亦無不出現於這一時期，較之同時代的歐洲商業有極大的進步。」

到了十世紀末期，工商業非常繁榮的益州地區（今四川成都）出現了私人印刷發行的紙幣，它用桑樹葉紙印製，稱為「楮紙券」或「交子」，那些從事交易業務的店鋪稱為「交子鋪」，也就是私人銀行的雛形，當存款人提取現金時，每貫付給鋪戶30文錢的利息，即付3%的交易費。宋真宗景德年間（1004年－1007年），擔任益州知府的張詠對交子鋪進行了一次整頓，指定由王昌懿等十六戶富商「特許經營」，這是政府干預私人銀行業務的前兆。到了1023年，宋仁宗天聖元年，中央政府在益州設立交子務，以本錢36萬貫為準備金，首屆發行「官交子」126萬貫，準備金率為28%，政府還專門設立了印刷交子的抄紙院，「以革偽造之弊」。在「官交子」出現六百多年後，歐洲的英國政府第一次發行了官方紙幣－－英鎊。

除了合股經營模式之外，紙幣「交子」的發明也是一個重大的經濟事件。

全漢升還總結出了官員經商的六個「特異的地方」，包括：以公款做資本、以公物作商品或商品原料、以官船販運、利用公家的勞動力、籍勢賤買貴賣或加以壟斷、逃稅。這六點當然是古往今來所有官商經濟、共同的「特異的地方」。

紙幣的出現是金融信用達到一定程度之後的產物，它基礎于兩個前提：長期和平的社會環境以及民間契約信用的建立。早在晚唐的八世紀初期（唐憲宗，公元778年－820年），社會上出現了「飛錢」，當時商人外出經商攜帶大量銅錢有諸多不便，便先到官方或有信用的富商之家開具一張憑證，上面記載著地方和錢幣的數目，之後持憑證去異地提款購貨，此憑證被稱為「飛錢」，這實際上是一種匯兌業務，也可以被看成是清代票號業務的前身。

那麼，為什麼在一個空前的工商盛世，卻找不到著名的鉅賈大賈？財富到底聚斂到哪些人和利益集團的手中了呢？

其一，宋代的經濟制度創新是前朝所未見的，它在宏觀經濟、產業經濟乃至企業制度方面都出現了重大演進，大一統中央集權制度下的工商制度建設，在此時基本定型。宋代的官商經濟模式已經實現了「標本化」，其後一千年，無非是這一「標本」的極端化和惡劣化。

宋朝立國之後，官員的收入很低，縣令的月薪只能買十斤羊肉，其中三分之二還折算成茶、鹽、酒等生活必需品，因此王安石曾經評論說，「現在的官吏俸祿太低，家裡的人口稍稍多一些的，如果不經商務農，都沒有辦法養活下去。」低薪不足以養廉，這是舉世公論，唐代的時候，李世民想出了「公廨錢」這個怪招，宋代沒有這一制度，所以，官員們就只好自開門庭了。

在《宋會要輯稿·食貨七十·賦稅雜錄》中記載了當時合夥公司的基本模式：「一些富豪聯合在一起，共同經營並遵守同一規則，就叫作斗紐，這種情況比比皆是。其規則如下：以十個人為一個組織，各人出的錢從五十萬到十萬不等，大家約定以十年為期，富豪輪流負責經營，在每歲歲末清算之後，即換下一位富豪，所得利潤大家按比例分配，而本錢仍然在那裡。」從這段記載可以看出，這是一種典型的股份制合夥公司，它在當時被稱為「斗紐」。

也就是說，國有資本與民間資本在產業上的「楚河漢界」，在宋代就完全地分割形成了，這一傳統，衍續到了今天。這也就可以解釋汪聖鐸的那個疑問了，為什麼在工商如此繁榮的宋代，卻無法誕生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記載過的那些鉅賈。

宋太祖登基之後，首要解決的問題當然還是「藩鎮割據」這顆毒瘤。他沒有採用殺戮功臣或武力征伐這些暴力方式，而是戲劇性地「杯酒釋兵權」——在一次酒席之上，太祖對石守信、高懷德等跟他一起打天下的老兵頭們大嘆當皇帝的難處，曉之以利害，動之以利益，讓他們主動上繳了軍權。從此，中央牢牢地掌握兵權，並確立了「文人治軍」的原則，從漢唐以來一直困擾朝廷的藩鎮割據問題得以冰解，自宋到明清的一千多年，地方政權挑戰中央的能力大大減弱，這一方面開創了「百年無內亂」的昇平局面，另一方面也造成地方自治的空間幾乎喪失和中央財政負擔的陡然增加。

允許民間經營的商品則包括：針線、服裝、肉食、兒童玩具等等，這些商品也有三個鮮明的共同特點――經營分散、不易管制、利潤微薄。

北宋名臣包拯還曾提到過一種叫作「帶泄」的合股模式：在海邊做買賣的人中，有不少是本錢不多的中小富戶，他們沒有能力獨立組成合夥公司，就參股于相熟的大海商，少的十來貫錢，多的百來貫錢，等到海外貨物買回來后，按比例分配所得，往往有數倍的利潤。

南宋人吳自牧所撰寫的《夢粱錄》中描述了當時米行的景象，從他記錄的情況看，在糧食流通領域里出現了十分細緻的社會化分工。米行從糧食收購、運輸、接貨，到定價、批發、搬運、零售、直到結算支付貨款等等，都有專人負責，成龍配套，井井有條，形成極為嚴密的組織系統。一個城市裡的米市行會控制了九_九_藏_書該城的糧食供銷及價格波動，外地商人不得擅自在這裏賣糧。

宋代的商人行會比唐代數量倍增，而且更有組織性，勢力也更為龐大，他們可以壟斷一地的市場，並擁有商品的定價權。據《宋會要輯稿》記載，在首都汴梁，很多行業被行會所控制，外地商人把商品運進城內，自己不能定價出賣，必須首先乞求當地行會為之定價。1072年（熙寧五年），朝廷在一份詔令中說，「天下的貨物到了京城后，多為大商賈所限制，利益被盤剝，至於那些小商小販，更是被限制了獲利，很多人因此窮窘失業。」按當時制度，政府向民間收購商品時，其價格也必須由官府與行會的行頭們共同商定，每月三旬，每旬一評，叫做「時估」。

宋代學者秦觀在一篇銘文中記載了泉州商人林昭慶的事迹，此人與數位同鄉合股經營，在福建、廣東到山東的沿海航線上經營，時間長達數十年，成為鉅賈。

在工商體系和企業治理結構方面，宋代已經出現了如謝和耐所說的近世的特徵。

從現有資料看，宋代國有專營的種類之多，範圍之廣，資本金額之大，都是超越前代的，凡是主要商品，幾乎全在國有專營之列，包括：茶、鹽、酒、醋、礬以及外貿所得的香葯、象牙等等，這些商品都有三個鮮明的共同特點――資源性，必需性和暴利性。

石守信是趙匡胤帳下最寵信的大將，「杯酒釋兵權」時，第一杯酒就是請他喝的。被奪去兵權后，石某就專心於發財一事，《宋史·石守信傳》說他「多次出任各地的節度使，專心賺錢，積累財富以巨萬計。」，他和兒子石保吉曾經動用全副武裝的軍隊為自己運糧營利。

最後，汪聖鐸發出的感慨是，「我尋找宋代大商人的路走得好苦，找到的大商人或者不夠大，或者沒有事迹，甚至不少連完整的姓名都搞不清。跟先秦的呂不韋、子貢、范蠡如何能比。」

中國史學界有一個公論是：以民營工商業而言，其平均規模至宋時已達到最高峰，宋以後，在許多行業中反而是規模愈來愈小。

因為有了定金制度，還出現了包銷壟斷的案例。福建荔枝自漢唐之後就聞名天下，蔡襄在《荔枝譜》中記錄，每當花開季節，商人們就從長勢來預判來年的收成，然後用「立券」（簽訂契約並支付定金）的方式，把荔枝全部包銷，從而壟斷了長途販運和出口貿易，這種做法促進了專業化的生產和銷售，福建荔枝遠銷到日本、新羅（今朝鮮）及印度等地，同時也讓商人和農戶都賺到了錢，出現了「商人販益廣，而鄉人種益多」的景象。這是企業史上第一次有關期貨交易的記錄。

一個特別有趣的細節是，這種公司模式還出現在了當時的數學著作中。南宋數學家秦九韶在著名的《數書九章》中設計了一道算術題，大致意思是：甲乙丙丁四個人一起合作出資到海外做貿易，各人所出的本錢不同，有的是金子，有的是銀子，有的是鹽等等，他們之間還互有假借。海外歸來后，購買到的商品有沉香、胡椒和象牙，那麼，他們各應該得到多少的回報？這道算術題在今天看來也頗複雜，表明在當時，這種「合本」經營的方式已經相當普遍，深入民間。

正因為有如此蓬勃且放肆的權貴經濟，所以，宋代高官中的鉅賈不枚勝舉。趙匡胤最重要的謀臣、號稱「半部《論語》治天下」的宰相趙普，就靠經商大發其財，他在京師及主要城市廣設邸店，以謀巨利，有人多次告他的御狀，趙匡胤總是一笑置之。汪聖鐸考據出的「宋代知名度最高的商人」——或可謂「北宋首富」——朱勔，正是靠公私通吃而發家的，當時是宋徽宗時期，這位寫得一手好書法的皇帝痴迷於奇花異石，朱勔就奉皇命，到江南一帶搜求花石，用船從淮河、汴河運入京城，號稱「花石綱」。這一搜求行動連年不絕，百姓備遭其苦，導致江南一帶的中產之家幾乎全都破產，甚至賣子鬻女以供索取，後來在浙南爆發方臘起義，即以誅殺朱勔為號召。此人後被皇帝處死，沒收家財，金銀細軟不計其數，單單是名下的田地就有三十萬畝之多。

發生在十世紀的這場「糧食革命」，對中國的意義非同小可。放到全球經濟史的大背景下，我們可以看到，歐洲類似的「糧食革命」發生在十六世紀中期，西班牙人和英國人從美洲引進了馬鈴薯、玉米，從而解決了糧食問題，進而出現人口大爆炸，並最終推動了資本主義的萌芽。農業革命是其他一切革命的前提，魏斐德在《世界歷史背景下的中國》一文中認為，中國在農業上的早慧，使得「歐洲發展到它早期現代化的程度時，中國則早於它400年就達到了那個水平。」

長期的政權穩定、溫和的執政理念、糧食產量的倍數增長以及人口的膨脹，為工商經濟的繁榮創造了無比寬闊的市場空間，其結果就是，宋代的文明水平達到前所未見的高度。

宋初還有一位大將李漢超，常年征守關南，朝廷給他充足的軍餉，還經常予以獎勵，可是這位老兄仍然私自經營各類禁榷的專賣商品，還逃漏稅金。有人告到朝廷那裡，趙匡胤讓他把私自經營的數目全部報上來，然後大筆一揮，免除了所有的關稅。此後，諸將效法李兄，終不可遏。這樣的故事光光鮮鮮地出現在史書中，當然讓後人瞠https://read.99csw.com目結舌。

從眾多的零星史料可以發現，宋代的合資經營活動大量出現在東南沿海一帶從事海外貿易的商人中。這與外貿的特徵有重大關係：出海經商需要的本錢大、航運時間長而且有巨大的風險性，當然也有驚人的暴利回報，所以，商人們需要――也願意聯合起來共擔風險和分享利益。

這段評論可謂是非常的精道，它其實指出了一個十分重要事實：中國的經濟型態，由先秦到漢初是貴族經濟，演進到東漢至魏晉南北朝，成為了世族經濟，進入隋唐之後，日漸呈現出「士商合流」的趨勢，到宋代，終於定型為士紳經濟，歷一千年左右的演進至此，其後再無進步。這三種經濟型態從本質上來說，都是官商經濟。

答案是：沒有。一個也沒有。

另據胡寄窗的考據，宋代是一個「不抑兼并」的王朝，對土地兼并採取了放縱的政策，因此，權貴家族——所謂「官品形勢之家」——佔據了天下一半的土地，一個郡縣之中，五到六成的土地及財富集中在少數官宦家族手中。

在確立了嚴格的國有專營制度之後，宋代對違法進入禁榷領域的民間資本採取了十分殘酷的政策。宋太祖一方面大幅度的減稅輕賦，同時則發布法令，商人私自販運礬超過一兩、私自銷售礬超過三斤者，處死；煮鹼達到三斤者，處死；私自釀造酒麴達15斤者，處死；販運私酒運進城達三斗者，處死；私自販鹽十斤者，處死。對於茶稅，則規定每一貫錢都要上繳給中央——「茶利自一錢以上皆歸京師。」

北、南兩宋加起來三百余年——比之前的隋唐和之後的元明清都要長，對外委屈求全，對內溫和文治，十八位皇帝中沒有出現一位「鐵血大帝」，這也算是「超越古今之事」。宋太祖趙匡胤黃袍加身之後，當即實施了體恤民間的減稅政策，宣布大幅減免國內所有關隘的關稅和商稅，官兵不得扣留旅行者，不得任意搜索民眾的包箱，政府所徵收的稅賦要公開張貼在官府的大門上，不能擅自增加或創收。

為了促進商品流通，宋代取消了對集市的行政性限制。在唐代，法令規定所有市場貿易都必須在城市中進行，並由官府進行監督管理，在很多時候，這條法令執行得並不徹底，城市之外以及州縣以下存在著大量、非法的「草市」，可是在制度上它從未被認可。到了宋代，「草市」終於得到了政策上的認可，集市貿易因此大為發達，一些新興的、純經濟性的市鎮迅速崛起。

這是宋代經濟史上一個最讓人吃驚的懸疑。

由以上敘述，我們可以得到兩個重要的結論：

「買撲」和「鈔引」的誕生，是工商經濟發展的一個制度性進步，它使得政府在獲得壟斷性利潤的前提下，開放流通和開採領域，激活了市場的能量，宋代民間工商業的繁榮與此大有干係。

《夷堅志》中講述了一個很生動的故事：棗陽（今湖北棗陽）有一個叫申師孟的人，以善於經商而聞名于江湖之間，住在臨安的大富商裴氏三顧茅廬把他請來，交給他本錢十萬緡，任由他經營投資。三年後，本錢翻了一番，申師孟就把錢押送到裴家，過幾年，連本帶利增加到了三十萬緡。後來，裴老爺子去世了，申師孟趕回臨安弔喪，將所委託的資本全數交回，老裴的兒子把其中的十分之三分給了申師孟，大約是銀二萬兩。

其二，自十三世紀之後，中國人口超過一億，成為地球上的第一個億級大國，也是從此之後，科技創新幾乎停滯，「四大發明」全數在之前出現。布羅代爾對此的解釋是，「人口的眾多導致了中國不需要技術進步。」而這顯然是不完整的，一個更重要的事實是，帝國出於統治的需要，實行了大陸孤立主義政策，產業革命再無動力。

宋代對商人階層的認知有了極大的進步，可謂情勢大變，其地位不再象前朝那樣的低賤。諸如不得穿絲綢衣服、不能騎馬乘車等等規矩早已廢除，商人及其子孫不能參加科舉和當官的禁令也不再執行，人們不以經商為恥。在經濟思想上，南宋出現了以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他們反對「重本抑末」，講究「功利之學」，認為「既無功利，則道義者乃無用之虛語」，主張「通商惠工，以國家之力扶持商賈，流通貨幣」。

史家陳寅恪認為：「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除了造紙術之外，其餘三項——指南針、火藥、活字印刷術均出現於宋代。台灣學者許倬雲的研究發現，「宋元時代，中國的科學水平到達極盛，即使與同時代的世界其他地區相比，中國也居領先地位」。宋代的數學、天文學、冶鍊和造船技術、以及火兵器的運用，都在世界上處於一流水準。宋人甚至還懂得用活塞運動製造熱氣流，並據此發明了風箱，它後來傳入歐洲，英國人根據這一科學原理髮明了蒸汽機。

更為關鍵的是，這種定向授權的方式營造出了一個巨大的尋租空間，眾多學者的研究表明，那些能夠獲得「買撲」和「鈔引」的商人大多與官府權貴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有很多甚至就是官員的直系親眷或屬下。

不過，宋之「弱」卻有它嫵媚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