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清、張瑄是靠販運糧食而成巨富的。

不過，他的這一決定不但保全了上百萬生靈，更把泉州帶上了一段無比輝煌的歷史。由於廣東的漢人拚死抵抗，元兵血腥屠殺，「三入廣，廣州始平」，廣州港自此一蹶不振，泉州取而代之，成為中國最大港口，並與亞里山大港並列在當時世界最著名的兩大海港。

十三世紀初，一股蒙古族的軍事力量崛起於北方，它的傑出領袖叫鐵木真，他統一了蒙古高原的各部落，被尊稱為成吉思汗，既「天之驕子」。1271年，鐵木真的孫子忽必烈建立大元帝國，定都於大都（今北京市）。五年後，元兵攻陷臨安，宋恭帝投降，大臣陸秀夫率殘部奪海路南逃，另立年僅七歲的趙昺為皇帝，在元兵的追殺下，陸秀夫竄逃入閩，其目的地就是南方重鎮泉州。而蒲壽庚正是泉州的實際控制人。

與農耕文化的古代漢族不同，游牧民族出身的蒙古人從來有重商的傳統，成吉思汗發動西征就是因為花拉子模國劫殺了蒙古商隊才引起的。蒙古帝國建立后，國境空前遼闊，為國內外貿易創造了需要想象力才能到達的大市場，政府對商人採取了種種保護政策，比如規定，商旅所至，「官給飲食，遣兵防衛」，如果所到州郡，失盜而不能捕獲者，以官物償之。凡商旅往來要道及止宿處所，地方官均設置巡防弓手。稍晚于馬可·波羅到達中國的摩洛哥學者伊本·白圖泰在其遊記中寫道：「對商旅來說，中國地區是最美好、最安全的地方。一個單身旅客，雖攜帶大量財物，行程九個月也盡可放心。」

1287年，元朝宣布發行不兌換紙幣——至元寶鈔，這不僅是中國、也是世界貨幣史上最早實行的純紙幣流通制度。由於元王朝的版圖橫跨歐亞，據《元史》記載，中亞細亞和南洋一帶均有元朝鈔幣流通，而稍後的波斯、日本、印度等國也曾仿用過中國式的紙幣，所以，其影響非常之大。紙幣發行，最容易引發通貨膨脹，元初主持之人對此非常小心，就好比日夜捧著一隻極易破碎的瓷器一樣，生怕稍有不慎，掉落地上，紙幣發行十多年，幣值沒有下降。因為紙幣流通的便利以及政府的有效維持，促進了元朝前期的經濟復甦和繁榮。

……城內除掉各街道上密密麻麻的店鋪外，還有十個大廣場或市場，這些廣場每邊都長達半英里。大街位於廣場前面，街面寬四十步從城的一端筆直地延伸到另一端，有許多較低的橋橫跨其上。這些方形市場彼此相距四英里。在廣場的對面，有一條大運河與大街的方向平行。這裏的近岸處有許多石頭建築的大貨棧，這些貨棧是為那些攜帶貨物從印度和其它地方來的商人而準備的。從市場角度看，這些廣場的位置十分利於交易，每個市場在一星期的三天中，都有四、五萬人來趕集。所有你能想到的商品，在市場上都有銷售。

馬可·波羅在《遊記》中所記載的不少數據讓後世學者一直不敢相信，比如，他說臨安城「方圓約有一百英里」，相當於方圓170公里，這一面積比現在的杭州城區面積還要大很多。再比如，他說自己在臨安期間，正好碰上大汗的欽差在這裏聽取該城的稅收和居民數目的報告，因此有機會了解臨安的人口數目。當時上報的有一百六十個托曼（Toman）的爐灶，所謂爐灶就是指住在同一間屋子裡的家庭，一個托曼就是一萬，所以馬可·波羅推算臨安城有一百六十萬戶人家。按當時每戶四人計算，就有640萬人，這也是一個十分誇張的數字。

元代的經濟思想也呈現重商特徵。被認為是程朱理學在元代的「惟一大師」許衡就明確提出，「士君子大多以務農為生，經商雖然是末業，不過也是可以從事的職業，只要能夠恪守義理，即便投身此業，也無不可。」他是繼葉適之後，對「士君子」經商持肯定態https://read.99csw.com度的又一位重要學者。

元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少數民族建立起來的帝國，它的統治將延續到1368年，前後長達98年。在後世的記憶中，這是一個特別黑暗的異族統治時期，在滴血的蒙古戰刀的威懾下，漢人戰戰兢兢地苟活了將近一百年。不過在一個人看來，當時的中國卻是地球上最最富有的國度，它的繁榮和生動讓人心生嚮往。

「斡脫商人」階層的存在，還意味著漢人被集體性地排斥在壟斷商業利益集團之外，只能在中下層的產業領域苟且存活，這也是元代企業史上最為獨特之處——在將近一百年時間里，漢族人失去了對工商業的控制權。

南宋滅亡時，是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先進的國家，蒙古人的入侵導致華夏文明的徹底毀滅，因此有「崖山之後無中國」的嘆息。後世學者常常把南宋的失敗歸罪於統治者的道德淪喪――沉迷於享樂而不思進取。不過，法國學者謝和耐的觀點卻不同，他認定，「中國崩潰的真正原因其實與道德鬆弛無關，而似乎更像是在其經濟性和社會學的本質之中。」

儘管有種種爭議，不過，馬可·波羅還是為後人留下了獨一無二的「元代記憶」。更重要的是，這本《遊記》為處在中世紀黑暗中的歐洲人打開了一扇用黃金砌成的「東方窗口」。十三世紀的歐洲文明水平與東方不在同一階段，其繁榮不可同日而語，因此，馬可·波羅的遊記寫成幾個月後，就傳遍了整個義大利。其後的將近百年時間，歐洲遭受空前的自然災害，1315年爆發的大飢荒以及1346年開始的黑死病瘟疫，使得全歐洲死亡7500萬人。在空前的驚慌蕭條之中，馬可·波羅的遊記更勾起了人們對東方和財富的無窮想象，日後，它將成為改變人類歷史的「地理大發現」的嚮導書。

蒲壽庚叛宋投元，被漢人和史家唾為不齒，更成了商人見利忘義、隨風使舵的範例，對蒲氏家族的詛咒和懲罰甚至延續到一百多年後，在明朝初年，政府曾明確規定「蒲姓子孫不得參加科舉考試、不能入朝當官」。（「禁蒲姓者不得讀書入仕」。）

蒲壽庚對泉州的崛起居功闕偉，在他的主導下，泉州與上百個國家形成了貿易關係，貨物貿易十分繁忙，市舶司管理的的海船數量一度有一萬五千艘之多。他還在泉州至杭州之間，專門設置了「海上站赤」（即海驛）15站，每站備有海船5艘，水軍200人，專門運送從泉州入口的蕃貨及貢品。因商貿之繁榮，泉州商人名聞天下，元代學者吳澄記載，泉州是「富商巨賈之窟宅，號為天下最。」

馬可·波羅被認為是第一個深入中國的西方人。他自稱跑遍了大江南北，還在朝廷中當過官，忽必烈派他護送闊闊真公主去伊利汗國（今伊朗）與阿魯渾汗完婚，他率14艘四桅十二帆的巨船，從泉州啟航，經蘇門答臘、印度等地到達波斯。

……在此處所經營的手工業中，有十二種被公認高於其餘各種，因為它們的用處更為普遍。每種手藝都有上千個工場，而每個工場中都有十個、十五個或二十個工人。在少數工場中，甚至有四十個人工作。這些工人受工場老闆的支配。這些工場中富裕的手工業主人並不親自勞動，而且他們還擺出一付紳士的風度，裝模作樣地擺架子。」

在血統上，蒲壽庚不是一個漢族人，他眼呈寶藍，頭髮微卷，是一個祖籍西域的白種阿拉伯人（白番）。

有元一代，有案可查的商人事迹非常稀少，且大多集中於開國時期，其著名者，除了泉州蒲壽庚之外，還有南方的漢人朱清、張瑄，以及「斡脫商人」奧都拉合蠻。

read.99csw.com1298年，這個叫馬可·波羅的威尼斯商人被關在監獄中，無所事事之餘，他向獄友羅斯特·切羅口述了他在1271年到1295年之間遊歷東方的傳奇故事，其中很重要的內容是他在元朝的經歷，這次講述被編成一部書，它就是日後非常出名的《馬可·波羅遊記》。

泉州商人蒲壽庚晝夜難眠，整日在院子里低徊嘆息。城門之外，一支丟盔卸甲的殘軍正急切地等著他做出一個決定。那是1276年的冬天，烽火燃燒長江之南，蒲壽庚的一念之差即將直接影響趙宋王朝的存亡。

據《新元史》載，奧都拉合蠻原本是一個「窶人」——窮苦、淺薄鄙陋之人，靠替王公貴族打理財務而致富，窩闊台（太宗）時期，中原漢地的商稅收入總額為二萬二千錠，奧都拉合蠻出資以一倍的價格買斷了徵稅權，因此被任命為總稅務官――蒙古提領諸路課稅所官。《新元史》記錄了一個細節，以證明此人受到皇帝的寵信：根據蒙古法律，春、夏兩季洗澡的人要被處死，有一次，皇帝與皇兄察合台出獵，看見奧都拉合蠻居然在洗澡，皇兄想要殺了他，皇帝說，「他好象是丟了金子在水裡找，不是在洗澡。」不但免了他的死罪，還讓他追隨左右，日見親信。奧都拉合蠻靠特許徵稅成為北方豪富，在他的治理下，中原地區「科、榷并行，民無所措手足」。

中國自秦漢以來主要以銅錢為主要貨幣，白銀和黃金在某些場合取得貨幣性質，但銅幣一直被公認為本位貨幣。中亞細亞一帶一向通用銀幣，早在進入中原之前，蒙古與中亞國家就有極頻繁的商隊往來，白銀是它們之間的世界貨幣。元王朝建立之後，就確立了白銀為本位的貨幣體系，中國從此被稱為「白銀帝國」，這一狀況將一直維持到1935年的「法幣改革」。

有一位叫扎忽真的妃子派人到杭州索討「斡脫錢」，但是卻又拿不出全部借貸人的花名和貸款數額依據，於是，便派官吏強指三人借貸，三人又指告他人，追征蔓引，使一百四十余民戶遭致橫禍。時人有詩證曰：「十千債要廿千償，債主仍須數倍強。定是還家被官縛，且將貫百寄妻娘」。

投靠元朝的蒲壽庚得到了回報，他被忽必烈大汗授予昭勇大將軍，任閩廣都督兵馬招討使，他在泉州大開殺戒，誅殺趙宋宗室三千餘人，屍堆成冢。終元一代，蒲家三世顯赫，統治泉州達數十年之久，也成為當時最著名的首富家族。在元人筆記之中，蒲壽庚的女婿佛蓮也是一個鉅賈，他擁有大型海船八十艘，家藏珍珠一百三十石。

蒙哥時期，磁州人民無力交納稅收，「斡脫商人」乘機以年息借額為條件放高利貸，來年無法賠償，又「易子為母」，不到十年，全郡民眾集體破產，欠債數以百萬計，基層官吏催討無力，也只好紛紛掛印出逃。

……居民的住宅雕梁畫柱，建築華麗。由於居民喜好這種裝飾，所以花在繪畫和雕刻上的錢數十分可觀。本地居民性情平和。由於從前的君主都不好戰，風氣所致，於是就養成他們恬靜閑適的民風。他們對於武器的使用，一無所知，家中也從不收藏兵器。他們完全以公平忠厚的品德，經營自己的工商業。他們彼此和睦相處，住在同一條街上的男女因為鄰里關係，而親密如同家人。

色目人，是指那些隨著蒙古軍隊東來入華的西域人，常見於元人記載的色目人主要有以下幾種：回回、唐兀、乃蠻、汪古、畏兀兒、康里、欽察、阿速、哈剌魯、吐蕃、阿兒渾等。元帝國把國民分成四等，分別是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北方漢族人）和南人（南宋領土上的漢族人），https://read.99csw.com色目人的地位高於漢人和南人。一些色目商人被蒙古貴族選中，為其打理財務，被稱為「斡脫商人」，這是一群擁有特許經營權力的商人，是如假包換的「官商集團」。

然而，蒲壽庚在這時卻做出了一個重大的選擇，他下令關閉城門，不讓小皇帝進城。眾君臣只好繞道經泉州城郊，繼續向東南流竄，最後在廣東湛江與追兵展開最後的決戰，宋兵全軍覆滅，陸秀夫背負小皇帝在崖山投海殉國。脈衍300多年的趙宋王朝自此終結。

朱清是崇明人（今上海崇明），原來是一個出身卑猥的家奴，因不堪虐待，殺其主而避跡海上，與張瑄結夥販賣私鹽，淪為海盜，因此，熟悉東南沿海的各路海道門戶。后受南宋朝廷招安，成了合法商人。宋亡后，元廷尋求南糧北調的運輸路線，朱清、張瑄建議由海路運輸，被採納。1282年，兩人移居太倉（今江蘇太倉），造平底海船60艘，自劉家港運糧4萬石至京師，開創了元代海運的先例。以後，運糧數逐年增加，最高達三百多萬石。太倉因此大為繁榮，與東南亞諸國通商，成為聞名東亞一帶的「六國碼頭」。

在《遊記》中，他詳盡地描述了中國的各地風貌。他曾兩次抵達泉州港，在遊記中它被稱為「刺桐」，馬可·波羅寫道，「印度一切船舶運載香料及其他一切貴重貨物咸蒞此港。是亦為一切蠻子商人常至之港，由是商貨寶石珍珠輸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議，然後由此港轉販蠻子境內。」在這本《遊記》中，馬可·波羅對前朝故都臨安城的工商繁榮描寫得更為精細，他寫道――

蒙古人在十三世紀的崛起，是世界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它不但統治了中國，同時還發動了大規模的西征戰爭，成為歐洲和東北亞歷史的一場夢魘。據國內外學者考證，蒙古國在全世界屠殺的人數達到一億人左右，其中約有七千萬為中國人，這一項記錄被保存在《吉尼斯世界記錄》中。

由於蒙古貴族不善於經商和理財，因此對那些善於經營的商人特別信任和重用，許多人被吸收到政府中擔任重要職務。忽必烈曾任命多位商人出身的人出任宰相一職，如回回人阿合馬、鎮海、漢人盧世榮、吐蕃（藏族）人桑哥，這是自管仲、呂不韋之後，絕無僅有的景象。這些人都頗有斂財之術，對帝國初期的經濟重建和財政整頓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不過，一個有意思的史實是，阿合馬等人都無一例外地死於非命，或被政敵刺殺，或被皇帝抄家砍頭，並在《元史》中被集體列入《奸臣傳》。

朱清、張瑄因主持糧運工作，也讓自己成為富甲天下的壟斷經營者。《輟耕錄》卷五《朱張》記載：朱、張兩家門庭盛時，家族子弟都當上了大官，田園宅館遍及天下，糧倉連綿成片，巨型的運糧大船穿梭于大海、運河之中。

蒲家事迹散見於元、明兩代的各種筆記之中，其祖先信奉伊斯蘭教，由西域南下到越南占城經商，成了富饒之家，南宋名將岳飛的孫子岳珂曾經到占城蒲宅參觀過，其奢富之景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後來蒲家又輾轉到了廣州，不知道因為怎樣的因緣成了廣州國際貿易市場上的商人領袖（「總諸番互市」），流傳至今的《蒲氏家譜》中記載，蒲家在廣州港首建了第一座燈塔，白天以懸旗為號，晚間以火把為標，指揮進出的經商船舶，這很可能就是他們獲得權威和財富的關鍵所在。到了蒲壽庚的父親蒲開宗一輩，舉家遷居到了福建的泉州，時間約在南宋末期。

元朝因軍力強大，統治者心態十分開放，根本不在意任何形式的「入侵」，所以，推行了重商主義的政策，經濟開放度超過秦漢唐宋，為歷代最高。

「按照通常的估計，這座城方圓約有一百英里，它的街道和運河都十分寬闊，還有許多廣場或集市，因為時常趕集的人數眾多，所以佔據了極寬敞https://read.99csw.com的地方……據說，該城中各種大小橋樑的數目達一萬二千座。那些架在大運河上，用來連接各大街道的橋樑的橋拱都建得很高，建築精巧，豎著桅杆的船可以在橋拱下順利通過。

自中唐以來逐漸衰落的中西陸路的商業貿易重新興盛，不僅舊有的交通線再次暢通，而且還開闢了一些新商路。如由漠北經阿爾泰山西行，以及由南西伯利亞西行的道路等。元朝通過欽察汗國與歐洲建立貿易聯繫，通過伊利汗國則可溝通阿拉伯及小亞細亞心中西方陸路。交通線之複雜，商旅之頻繁，都達到了空前的規模。

根據元人的記載，「斡脫」的意思是，色目人接受蒙古王爺、公主的金錢委託，以此為本，到市場上去牟取利潤。據日本學者愛宕松男的研究，蒙古貴族收回的年息率約在一成左右，而「斡脫商人」借貸於人，則收年息一倍，這種高利貸被稱為「斡脫錢」，又稱「羊羔兒息」，「斡脫」的利潤之高可以想見。成為了「斡脫商人」的色目人主要控制並壟斷了三大貿易領域：「課稅撲買」——以定額承包的方式買斷稅收、「斡脫經營」——放高利貸、市舶貿易――國際貿易，也正因此，「斡脫商人」成為元代最富有的一個財富階層。

元朝的對外貿易也盛極一時，北陸南水，兩條「絲綢之路」上車舟繁忙，商賈如潮。

海路貿易的興盛尤有過之，且放任主義的色彩極濃。史家公認，宋代海外貿易相當繁盛，遠勝漢、唐，不過，宋代比起元代又遜色得多。宋王朝有海外貿易關係的國家和地區共56個，而元代則達到了140多個——據《島夷志略》記載，與泉州港有貿易往來的國家更多達220個。元沿宋制，在南方一些主要港口設立市舶司，管理海外貿易事務。忽必烈一朝先後設立七個市舶司，頒布市舶法則20餘條，規定外貿貨物十分抽一，又另抽三十分之一為商稅。後來，到元中期合併為泉州、廣州、慶元（今浙江寧波）三處。

在史書上留下名字的「斡脫」大商人並不多，最著名者便是回回人奧都拉合蠻。

自朱、張之後的六十余年間，漢族富商幾乎絕跡于史籍，蒙古統治者對漢人勢力的死灰復燃非常警惕，全力予以打壓――佔領了中原疆土的蒙古統治者似乎從來沒有試圖「溶入」漢文化，一個最突出的事實是，元朝皇帝大多不習漢語，這與之後的滿清皇帝成鮮明反差。而他們自己又不擅商業，蒙古貴族甚至被明令禁止直接經商，於是，一個特殊的代理階層就出現了，他們便是由色目人組成的「斡脫商人集團」。

元軍渡江攻擊南宋之後，東南沿海風聲鶴唳，蒲壽庚先是組織力量抗擊元軍，成為南方重要的抵抗勢力。因此，當宋兵被一路追殺之時，小皇帝一行首先想到的避難之地就是蒲壽庚控制的泉州，以此為據點，或可再聚力量，頑隅反擊。

可悲的是，朱清、張瑄的富奢生活也僅僅維持了二十年，1303年，兩人被告發「不法」，朝廷將兩家逮捕入京，並查抄家財，沒收軍械船舶，朱清撞石自盡，張瑄死於獄中。

「斡脫」所得之利潤歸於私人，但是卻以公權力干預的方式來進行，所以，是典型的權貴資本模式。握有政權的蒙古貴族與極具商業頭腦的色目人結為利益同盟，成為遊離于其他社會階層之上的權貴資本集團，他們的人數極少，但「政商一體」，不可抗拒。他們不直接從事工商製造活動，但以壟斷經營的方式攫取最大規模的財富。在各類史書、詩文中，記載了很多「斡脫商人」欺行霸市的事實，兩則如下：

元朝末期，綱常敗壞，財政負擔越來越重而治國者卻沒有理財之能，蒙古貴族、色目商人與漢族民眾的對立情緒無法化解，這個迷信戰刀的政權化了將近一百年時間卻始終沒有讓國家成為血肉不分的整體。1351年前後，天下終於大亂，歷經十余年戰事，ｈｔtps://reａd.９９ｃsw.ｃｏm元朝覆滅，乞丐出身的安徽鳳陽人朱元璋奪得政權，於1368年建立了明朝。

泉州港與明州港（今浙江寧波）、廣州港並列為南中國三大海港。與明州、廣州相比，泉州的內陸腹地最大，當時閩江的上游與江西的信江河、浙江的錢塘江相接，跟繁華的江南市場連為一體，其下游則與福州港相連，循海道而達南北洋。除了在地理上的居中便捷之外，泉州的製造業優勢最為突出，中國出口外洋的大宗商品為瓷器、茶葉和絲綢，泉州的德化白瓷產量很大，同時與另外兩大造瓷中心——江西景德鎮和浙江龍泉最為靠近，泉州茶葉自古出名，是鐵觀音的故鄉，另外，泉州的蠶桑生產及絲綢紡織也很發達。因此，泉州有天然的外貿優勢。自唐代之後，西域及南洋商人大量定居泉州城鎮南門附近一個被稱為「蕃人巷」的居住區，到了十二世紀的北宋中期，「蕃人巷」中即已擁有十萬人之眾，他們組建遠洋船隊從事遠航貿易，操縱和壟斷了本港的海外貿易。蒲家遷居此地后，獲得了更大的商業成功。

宋、元四百年中，中國出現了經濟重心的區域性轉移。據安格斯·麥迪森在《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公元960－2030年》一書中的研究，在8世紀時，四分之三的人口居住在北部，其主要的農作物為小麥和穀子，到了13世紀末，四分之三的人口居住在長江以南，以種植水稻為主。這一轉變帶來了一個重要的產業機會：因為帝國的政治中心在北方，所以糧食運輸成為有利可圖的大商機，元代南糧北調規模之大，從前任何一個朝代都不能比擬。政府通過海、河兩條水運線把南糧大量運往北方，其中商品糧的比重又相當大。

元代的眾多經濟政策延續宋代舊制，比如專營、撲買制度毫無更改，鹽稅仍然是最重要的國庫收入來源，佔到整個收入的一半左右。一個重大的創新是，建立了影響千年的銀本位制，還進行了當時全球最先進的紙幣改革。

當代西方學界一直在爭論馬可·波羅到底有沒有到過中國。馬可·波羅說他於1275年到達大都，在中國旅居17年，可是讓學者們疑惑的是，他在《遊記》中為什麼沒有提及長城、茶葉、筷子、書法和女人纏足？中國學者則大多認定馬可·波羅確實到過中國。史家錢穆就說，他「寧願」相信他真的到過中國，因為他對馬可·波羅懷有一種「溫情的敬意」。泉州的地方學者則提供了更有說服力的證據，他們論證說，馬可·波羅在遊記中對泉州海船有細緻的描寫，他看到的船體底部有二至六層板，而這些細節不見於其他史料，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泉州灣出土宋代沉船，其構造與馬可·波羅的描寫完全一致。

窩闊台時期，除了奧都拉合蠻「撲買」中原商稅之外，又有劉忽篤馬以銀十萬兩「撲買」全國的賦稅徭役（「天下差發」），涉獵發丁以銀二十五萬兩「撲買」全國官營的廊房、地基和水利，劉廷玉和一個回回人以銀五萬兩「撲買」大都的酒課和葡萄酒課，其他的「撲買」對象，乃至天下河泊、橋樑、渡口等等。到了忽必烈的至元初年，甚至有斡脫商人以增加國庫收入為理由（「以增歲課為辭」），要求「撲買」全國的紙鈔發行權。

蒲壽庚自幼以「豪俠無賴」而聞名，他一邊經營家族事業，一邊積极參与到當地的政治事務之中，南宋朝廷視之為人才，對他頗有倚重。就在元軍南下的前兩年，1274年（咸淳年間），他因平定海寇有功而被授官為福建安撫沿海都制置使，後來又升任閩廣招撫使，主管閩廣一帶的市舶關稅，成為一個名符其實的「官商」，他壟斷了泉州地區的香料海外貿易，成為一時巨富，據記載，他有家僕數千人，儼然是一支不可小窺的私人武裝力量，有一次，一位安徽籍的軍閥南下，一次就搶走了蒲家四百艘貨船，由此也可見他擁有的船舶數量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