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中後期，元慶曾有過一段短暫的發跡史。他依靠倒賣鋼材起家，在梅城擁有了自己的成衣公司和一棟酒樓。隨後他開始涉足印刷和水泥業。公司總部也搬到了鶴浦的竇庄。他每年捐給學校和慈善機構的款項，動輒數百萬，可從來沒有給過端午一分錢。用元慶的話來說，那是出於對知識分子的尊重。

什麼？你是說我？讓我？讓我陪他？去上海？

母親在他病愈后，讓他跟一個瘸腿的福建裁縫學習縫紉。梅城中學的教導主任三番五次地光顧他的裁縫鋪。他可不是來找元慶量身裁衣的，而是希望勸說他重返校園。因為根據他剛剛掌握的小道消息，中斷了10年之久的全國高考，將在1977年恢復。他甚至向母親暗示，要將自己最漂亮的二女兒嫁給元慶，以換取她同意元慶參加高考的允諾。見識短淺的母親當然不為所動。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元慶作為一名裁縫的名望，已經開始給她帶來數額不小且相當穩定的收入。母親當時最大的夢想，就是盼望大兒子有朝一日將裁縫鋪從福建瘸子的手裡盤過來，自立門戶。很快，福建瘸子就「很識趣」地因心肌梗塞而猝死。可哥哥也隨之對裁縫這一行當失去了原有的興趣。

可元慶不久以後就因肝炎輟學了。

一連串的疑問句已經很能說明問題。他性格中的褊狹和強烈的嫉妒心，終於露出了苗頭。

他開始和縣城裡的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交往。用自己改裝的短波收音機收聽「美國之音」和鄧麗君。有的時候，一連數天夜不歸宿。後來，他乾脆在眾人的視線中消失了。直到公安機關將他們的那個自以為是的「秘密組織」一舉破獲，把他從南京押回梅城。

在戒備森嚴的公司總部，三個來歷不明的黑九_九_藏_書衣人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衝進了哥哥的辦公室，打斷了他的兩根肋骨，迫使他在醫院住了四個月。

元慶更傾向於「花家舍公社」這個名稱。至於這個「公社」未來是個什麼樣子，元慶秘而不宣，端午也無從知曉。有一天晚上，一家人難得有機會聚在一起吃飯。元慶張口閉口不離花家舍。說起花家舍「大庇天下寒士」的宏偉遠景，新婚的家玉不客氣地打斷了大伯子的話，笑道：「你眼前就有兩個窮光蛋在這兒擺著，什麼時候也順便庇護一下子？」元慶自然沒有接話。

張有德已找到了新的投資人。在哥哥雲遊四方的同時，花家舍的拆遷事實上已經開始了。甚至，從新加坡請來的設計師已經畫出了施工草圖。四川人暗示哥哥撤資，但沒有什麼效果。只得委婉地請出鶴浦市政府的一位秘書長，向哥哥明確攤牌。王元慶當然一口回絕。他連夜找到了剛剛拿到律師執照的龐家玉，請她擔任自己的法律顧問，並商量提起訴訟。

王元慶繼承了父親的聰慧和沉默寡言，這沒有什麼好奇怪的。讓人有點不解的是，他的秉性中的異想天開和行為乖張，竟然與譚功達如出一轍。他們畢竟沒有血緣關係，而且，元慶與譚功達也並無太多的接觸（後者生命的最後十年是在監獄中度過的）。母親將這一切都歸咎於上天的安排。這使她更有理由日夜詛咒那個陰魂不散的瘋子，並一直拒絕在清明節給他上墳掃墓。

元慶與合伙人對重建花家舍這個項目一拍即合。可是，在制訂獨立王國未來藍圖並設計它的功能的時候，兩個人產生了無法彌合的分歧，甚至連項目名稱都無法達成一致。合伙人醉心於水上遊樂項目，一心想打造依山傍水的高檔別墅區，或者乾脆開發娛樂業。原則只有一個：來錢快。他從四川招來了大批的川妹子，有read.99csw.com意將花家舍改造為一個合法而隱蔽的銷金窟。張有德還給這個項目取了一個名字，就叫伊甸園。

母親還得透過那個「死鬼」譚功達的生前好友，去相關部門疏通關節，最後勉強使元慶「免於處置」。

有一年放暑假，端午從上海回到了梅城。哥哥正為他的長詩被編輯退回一事憤憤不平，就低聲下氣地將蠟印的詩稿拿給弟弟，請他提提意見。端午粗粗地翻閱一遍，很不恰當地直話直說：

這是哥哥王元慶在最近給他的一封信上所寫的話。

元慶終於想到了弟弟。他曾找端午談過一次，勸他離開地方志辦公室，跟他去花家舍「主持教育」，助他一臂之力。端午敷衍說，他要好好考慮一下，實際上也是一種委婉的拒絕。

後來，他遇到了四川人張有德。兩人合夥，把竇庄對面的村莊和大片土地整個盤了下來。這個村莊名叫花家舍。南邊臨湖，北邊就是鳳凰嶺，原本是一個大莊子，可近年來，隨著青壯年外出打工，這個地方日益變得荒涼而破敗。兩個人以十分低廉的價格將它租了下來，打算將它建成一個與世隔絕的獨立王國。

元慶多少有點戲劇性的經歷，足以列入地方志的《奇人傳》。可事實上，端午對哥哥了解甚少。

眼見得事情越鬧越大，張有德便在鶴浦最豪華的「芙蓉樓」請元慶吃了一頓晚飯，履行「仁至義盡」的最後一個環節。兩個人最終還是不歡而散。家玉以法律顧問的身份，參加了那次晚宴。四川人在飯桌上的一番勸慰之詞，日後成了龐家玉在訓斥自己丈夫時隨時引用的口頭禪：

他收到一封裝有獵槍子彈的恐嚇信。

緊接著，王元慶莫名其妙地遭到了公安機關的逮捕，雖說兩天後被公安機關九*九*藏*書以「抓錯了人」為由平安釋放。

哥哥的最後一筆投資後來成了人們長時間談論的話題。他看中了鶴浦南郊「城市山林」附近的一塊地。他集中了幾乎所有的資金，與鶴浦市政府和紅十字會合作，在那兒新建了一所現代化的精神病治療中心。他認為，伴隨著社會和經濟的發展，精神病人將會如過江之鯽，紛至沓來，將他的中心塞得滿滿當當的。

早該如此。

他們是同母異父的兄弟。元慶的父親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一次群體性械鬥事件中，失足墜崖而死。關於事件的細節，端午所知不多。據母親說，元慶的父親是一個聰明絕頂的木匠，話不多，一生中說過的話，加起來還不如她一個晚上說得多。出事前不久，他給村裡的一戶人家打了一張婚床，同時，給另一戶人家打了一副棺材。按照迷信的說法，這被認為犯了忌。

元慶從看守所出來的當天晚上，就給合伙人張有德發了一封Email，誠懇地向對方表示，因為「資金周轉」及身體方面的原因，他宣布退出花家舍項目。而張有德甚至都懶得去掩飾自己作為幕後指使人的角色。他的回信既張狂又露骨，只有短短的四個字：

1981年，端午考取了上海一所大學的中文系。母親一高興，就有點犯糊塗。她問元慶，能不能抽時間，陪伴端午去上海的學校報到。上海那麼大，端午又從未出過遠門，她擔心他一下火車，就會被人販子拐跑。元慶倒也沒有明確拒絕，而是豎起食指，指著自己的鼻尖，像個小流氓似的向母親步步逼近。他向前邁一步，母親就向後退一步。

「是這樣嗎？這麼說，我已經不行了？確實不行了嗎？」

接下來不久，一連串的怪事相繼發生。

「不怪編輯。寫得很差。確實不值得發表。你寫的那些東西，確實，怎麼說呢？已經過時了。」

在寂靜而漫長的小學和中學時代，「拖油瓶」這個綽號一直跟他如影隨形，如音隨身。直至被另一個綽號徹底覆蓋，那就是「天才」。全縣作文競賽一等獎的證書，讓母親高興不起來，反而讓她憂心忡忡。在高二那一年，他所寫的一個獨幕劇，被梅城縣錫劇團搬上了舞台，成為轟動一時的新聞。

事實證明，他最後的這一決策，頗有預見性。精神病治療中心落成的同時，他本人就不失時機地發了病，成了這所設施齊全的治療中心所收治的第一個病人。

據說，公安局的一位警員在送元慶走出看守所大門時，曾微笑著告誡他：放你出去，是為你好。你不要得了便宜還賣乖。我知道你們這些人是怎麼起家的。每個人都是有原罪的。原罪你懂不懂？不是能不能抓你的問題，而是什麼時候抓你的問題。你人模狗樣，牛逼哄哄，其實算個屌。你想讓我們道歉，門兒都沒有。公安機關向誰道過歉？你腦子進水了。只要我們想查，你就是有問題的。這一次沒問題，不等於說下次也沒有問題。好好想想。

當時，元慶的第一首詩已在《青春》雜誌發表。這首詩在端午讀書的那所中學悄悄地流傳，附帶著也使端午異想天開的寫詩衝動，變得新鮮而迫切。他們同住一個屋檐下，但兄弟倆很少交談。王元慶那洞悉一切的清澈目光，也很少在弟弟身上停留。因此，他無從得知譚端午對他深入骨髓的崇拜。也無從知道，弟弟在暗中對他的一舉一動，都在刻意模仿。

從那以後，他日復一日地望著天花板，一言不發。王元慶急劇的衰老速度，一度甚至超過了母親。端午不假思索地說出的這番話，對元慶的打擊超過了他的預料。他甚至不再跟端午說話。等到母親終於弄清了兄九*九*藏*書弟倆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就用哀求的眼神迫使端午改口，對那首長詩重新估價，「反正說兩句好話，又不用花什麼力氣」。端午違心地使用了「傑作」、「偉大」或「空前絕後」一類的字眼，但已為時太晚。

「老兄，你可以和我作對。沒關係。但請你記住，不要和整個時代作對！」

每隔一段時間，元慶就會給他寄來一封信。這些文字用小楷抄在一張宣紙信箋上。豎寫。字跡雋秀，一筆不苟。雖說文字之間缺乏應有的邏輯，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哥哥目前思想的悸動。端午憑藉這些警句格言式的瘋話，也能對哥哥的精神病發展到了怎樣的程度，進行判斷和監控。

元慶似乎並不把他與張有德的分歧放在眼裡。他先後去了安徽的鳳陽、河南的新鄉和江陰的華西，進行了幾個月的考察，結果讓他大失所望。他對於掛羊頭賣狗肉一類的勾當深惡痛絕。最後，他在日本的岩手縣，終於找到了一個差強人意的公社範本。當他從日本回來，興緻勃勃地向合伙人展示他所拍攝的照片時，後者已經在考慮如何說服元慶撤資了。

這句話不是當著端午的面說的，而是來自於隔壁洗手間。他一邊撒尿，一邊發出令人擔心的喃喃低語。

這話怎麼聽，都有點不太入耳。

哥哥和張有德終於鬧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凡是張有德堅持的，哥哥就堅決反對。反過來，也是一樣。元慶的身邊，也漸漸地聚起了一班人馬，都是當年「秘密組織」的骨幹。當時，這些人大都潦倒、失意，滿足於在老田主持的《鶴浦文藝》上發表一些「豆腐乾」文章，換點稿費貼補家用，對於金錢沒有什麼抵抗力。他們很快被張有德悉數收編，對哥哥反戈一擊，自然也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