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向他說了家玉的事。出走。離婚。從單位突然辭職。年前的一系列異常舉動。她賣掉了那輛紅色的本田轎車。在小區監控錄像中出現的畫面。

拉得很長的「哦」；

「『我好好喜歡』是他媽的什麼意思？嗯？你是從哪裡學來這種不倫不類的腔調？還有這裏，『諫壁發電廠的這種做法，像極了古語所云的，怎不叫剛剛踏上社會的我們感到糾結？若不限期改正，廣大幹部群眾情何以堪？』你這叫什麼他媽的句子，誰能看得懂？你說你是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的，誰能相信呢？嗯？你說古語所云，所云什麼呀？我看你是不知所云……」

鶯聲燕語的「是這樣啊」。

他看見端午吃驚地瞪著自己，又補充道：「同樣是醉酒撞死人，你可援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他死刑，也可以按一般的交通肇事來個判一緩二。從法律的意義上說，有經有權，有常有變。靈活性本來就是法律的根本特徵之一。我們先撇開司法腐敗不談，法律當中的名堂經很多。一般人完全搞不懂。最簡單的例子，你想想，為什麼會有坦白從寬這一說？為什麼投案自首或高額賠償能極大地降低罪責？假如我想除掉你，殺人之後在第一時間投案自首，真心或假意的悔罪，加上高額賠償，基本上就可以免死。而你如果預先掌握了重大的案底，投案后，因揭發而立功，甚至還可以得到一個更短的刑期。從死者的角度看，這當然不公平。可法律並不真正關心公平。

「早發了。」吉士撣了撣身上的煙灰，將煙頭掐滅，「與會者名單，是我和曉渡商定的。第一天上午是開幕式，沈副市長答應出席。鶴浦的大小媒體全體出動。開幕式之後，緊接著就是第一場研討會，我看就你來主持，怎麼樣？」

「你剛才說，家玉還往你的銀行卡上打了一筆錢，有多少？」

端午向她打聽妻子的情況。老太太說，曾見她在這裏住過幾天，不過時間不長。最近一晌沒怎麼見過她。有一次，老太太看見她在花園裡給薔薇剪枝，就割了一把韭菜，隔著花籬，想遞給她。可家玉只是鄙夷地瞪了她一眼，理也不理，「文乎、文乎」的。端午不明白老太太所謂的「文乎文乎」是什麼意思，便笑著安慰她說，妻子恐怕聽不懂她的江北話。他又問老太太，是不是見過別的什麼人來過。老太太撩起圍裙，擦了擦眼屎，朝他搖了搖頭。據她說，妻子常常一個人坐在花園的金銀花底下發獃。有時一坐就是半天。

徐吉士威脅她：「如果再叫我看到這種狗屁不通的文章，你就給老子捲鋪蓋走人！」女孩只是誇張地吐了吐舌頭，擠眉弄眼地向她的上司做著鬼臉。隨後，她腳上的UGG翻毛皮靴，踩著吱吱作響的複合地板，一扭一扭地走了。

「你是感覺到，她精神上有什麼問題嗎？」

「我們很可能會誤解，認為法律的設定，是以公平和正義為出發點的。家玉不是正規的法律系畢業的，這個彎子，她一直到現在繞不過來。法律的著眼點，其實是社會管理的效果九九藏書和相應的成本。自從現代法律誕生以來，它就從來沒有帶來過真正的公平。不論在中國，還是西方，完全一樣。因此，真正重要的，並不是法律的條文本身，而是對它的解釋和靈活運用。也可以說，沒有這種靈活性，就沒有法律。不過，話還是扯遠了。我的意思是說，家玉的情感太纖細了，太脆弱了。她不適合幹這一行。直到離職前，她在閱讀案卷的時候，還是會流眼淚。這又何必？太多負面的東西壓在她心裏，像結石一樣，化不掉……」

在接下來的幾天中，家裡一直電話不斷。先是小顧，然後是小秋，文聯的老田、小史，甚至就連家玉的前男友唐燕升也來湊熱鬧。

會議就定在4月1號到4號。地點就在花家舍。上午開會，下午遊玩。吉士已經派人去那裡看過了。賓館就在湖心的一個小島上。據說環境相當不錯。

雖說話有點曖昧，可端午聽了，心裏倒是抖了兩抖。放下電話，端午想著她那高大頎長的身體，還是在書桌前發了好一會兒呆。

……

吉士當上社長，還沒兩個月，脾氣見長不說，在訓人方面也很有心得。端午見他罵罵咧咧地把對方訓斥了十多分鐘，似乎還有點意猶未盡。那個女孩，長得眉清目秀，顯得十分單薄，但她並不把領導的盛怒當回事。既不聲辯，也看不出有任何緊張。她雙手反剪在背後，咬著嘴唇，輕輕地搖擺著身體。為了表示自己認真在聽，不時發出嬌羞的感嘆聲：

「這他媽的太奇怪了！這哪裡是離婚啊？倒有點像是……」

端午回到自己居住的小區時，已經是下午五點半了。兒子若若早已放學。像往常一樣，他進不了家門，就坐在門口的一張石桌上，寫家庭作業。天已經快要黑了。他的小手和臉頰凍得冰涼。端午一邊替他收拾石桌上散亂的書本，一邊在腦子裡飛快地盤算著，萬一兒子問起母親，他應該如何搪塞。沒想到，兒子猛吸了一陣鼻涕之後，忽然仰起臉來，對他說：「媽媽今天給我打電話了。」

「她後來沒來上過班嗎？」

景陽想了想，說：「先不忙報警。就算你報了警，也沒有什麼實際的意義。現在最要緊的，是弄清楚她為什麼會突然離家。她出走前，你們有沒有拌過嘴？吵過架？或者發生過別的什麼事？老實說，她突然提出辭職，讓我十分意外，我想了好幾天，也沒想出個所以然來。雖然知道她不願意接我的電話，可這兩天我還是一直不停地給她打。」

「多少錢？」

一個小時之後，端午已經坐在小區的中控室了。他很快就查到了28日妻子出門的錄像。

「你怎麼會接到媽媽的電話？」

「你哪都不許去！等著我！呆在家裡，老老實實地，乖乖地等著我！」

景陽抓起電話，慢條斯理地「嗯、嗯」了幾句，忽然就暴跳起來，對著話筒大聲訓斥道：「跟你說過多少遍了，所有有關拆遷的案子，一概不接！」隨後，「啪」的一聲，就撂下了電話。

他給徐吉士一連打了兩個電話，都是佔九九藏書線的聲音。等到他終於撥通了吉士的電話，端午乘坐的計程車，已經來到了《鶴浦晚報》的辦公大樓前。

「她把電話打到了老師的辦公室。當時我正在操場上上體育課。」

「真的嗎？她在哪兒？」端午脫口道。

不過，徐景陽很快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他在端午的肩上輕輕地拍了一下，道：「你跟我來。」

他很喜歡綠珠撒嬌似的命令口吻。

「這事真的有點蹊蹺。」吉士道，「不過，你現在也沒什麼好辦法。總不能登報尋人吧？既然她已經關了手機，說明她此刻不想與你有任何聯絡。你所擔心的碰到壞人的幾率，很小。我勸你把這事先放一放。反正你們不也已經離婚了嗎？先不去想它，或許過些日子，答案自己就會浮出水面的。你說呢？」

「從法律的意義上說，這還不能稱之為失蹤。」景陽安慰他說。

「你指的是法律嗎？」

從唐寧灣小區出來，端午的憂慮增加了。他沒去單位上班，而是叫了一輛黑車，直接去了大西路上的律師事務所。

「會不會去了國外？」吉士讓自己舒舒服服地靠在沙發上，在腰下塞了一塊布墊，眼睛看著天花板，「比方說，她嫁給了一個老外。28號離開的那天，是不是有什麼人來接她？」

兒子用奇怪的眼神看著他，反問道：「你不知道她去了哪裡嗎？」

「朋友，你，什麼意思？」景陽迷惑不解地望著他。碩大的腦袋裡似乎飛快地在想著什麼。

端午微微地紅了臉。他猶豫了半天，正打算硬著頭皮將妻子失蹤前後的事向他和盤托出，忽聽見景陽道：

「會議一結束，老子拍拍屁股就走人。其又能奈我何？」

唯有小史來電中那句無厘頭的「恨不相逢離婚時」，讓端午開懷大笑。她還像以前一樣傻呵呵的。沒心沒肺，信口開河。她已經懷了孕，正在學開車。看來心情挺好。她說：「早知道你這樣的人還會離婚，我就沒必要那麼急著離開方誌辦了。」

端午顯得有些尷尬。等到他把該說的話說完，又像是自言自語地補了一句，「不知道她去了哪裡！」

屋外的花園，被浮薄的朝陽照亮了一角。他還記得，房屋裝修時，他和家玉趕往幾十公裡外的苗圃，挑選薔薇的花枝。他很少看見家玉那麼高興。如今花枝已經盛大，它們攀爬在綠色的鐵柵欄上，綴滿了繁密的花苞。在牆根的排水溝邊上，種著一片薄荷。此刻，它正在瘋長，頑強的生命力，甚至足以將地面鋪設的紅磚頂翻。

「戴思齊的老娘」，與他們同住在一個小區的胡依薇，也給他打來了電話。她在電話中絮絮叨叨，反覆囑咐端午「要挺住」，「無論如何都要挺住」。沒想到，說到後來，她自己忽然哭了起來，讓端午頗感意外。只得反過來胡亂勸慰她。可到最後也沒弄清楚，她那裡到底出了什麼事。

「大約是八九十萬吧。除了她應得的部分，我和老隋商量后，又額外多付了她六個月的工資。畢竟在一起合作了這麼久，好聚好散嘛。」

「也不一定是精九*九*藏*書神上。」景陽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胸口，「問題出在這兒。她當初實在是不該入這個行。干我們這一行的，最重要的是預先就得培養某種超越的心態，不能讓自己的感情陷入到具體的事件之中。這玩意兒，你懂的！說到底，就是一個game而已。」

隔壁人家的花園裡，有個老太太戴著涼帽，一邊捶著腰，一邊給韭菜撒草木灰。她是個「自來熟」，而且話特別多。她操著濃郁的揚州口音，驕傲地向端午說起她的兒子。他姓白，在中央電視台上班。端午不懷好意地問她，他兒子是不是叫白岩松。老太太就笑了起來。她說，兒子還沒當上那麼大的官。可他寄回家來的明信片上，倒是確實有白岩松的簽名。他是個司機，是從部隊轉業過去的。

綠珠給他打來電話的時候，已經是三月底了。當時，端午正在前往梅城的途中。因為第二天要去花家舍開會，他打算將母親和小魏接過來住幾天，順便幫著照看一下孩子。他以為綠珠還在雲南的龍孜，其實，她是在上海的松江。她在華東第九設計院所屬的一個名叫speed-cape的工作室里挑燈夜戰，為他們在大山中的「後現代建築群」進行最後論證。

「我在報社呆了七八年，你很少到我的辦公室來。」吉士笑道，「可最近的一個月之內，你已經是第二次上門了。有什麼事吧？」

唐寧灣的房子還未來得及過戶到妻子的名下。出於謹慎和不必要的多慮，他在用鑰匙開門之前，足足敲了兩分鐘之久。屋裡有一股淡淡的洗衣粉味，它來自於換洗的沙發座套、檯布和此刻拉得嚴嚴實實的窗帘。客廳牆上，那張裴勇俊的電影招貼畫不見了，留下了一塊鏡框大小的白斑。茶几上的花瓶中，插著一大叢雜色的雛菊，只是如今已經焦枯。

「沒有。」徐景陽喝了一口茶，抿了抿嘴，將茶葉小心地吐在了手心裏，「她來過一個電話，讓我把錢直接打到她指定的銀行賬戶上。財務那邊的字，還是我幫她簽的。」

「家玉今天沒來上班嗎？」端午問他。

家玉其實最不喜歡雛菊。可每次陪她去花店買花，挑來挑去，最後卻總是抱著一大把雛菊回家。由於每次都買回這些廉價的花朵，時間一長，家玉就誤以為自己是喜歡它的。從這件事中，也多少可以看到她性格中不為人知的悖謬。

「會議通知呢？」

辦公桌上奶白色的電話機響了起來。

「抽吧。你給我也來一根！」景陽拿過煙去，並不抽，只是讓它在鼻孔底下，輕輕地轉著。

綠珠的聲音中有一種疲憊的興奮。她說，她每天都與姨媽聯絡，對端午的一舉一動都了如指掌。如果像她說的那樣，她對家玉的出走不可能不知道，但卻奇怪地一字未提。她鄙夷張愛玲，卻信奉她的一句名言：不要隨便介入別人的命運。

「我能不能抽支煙？」端午問他。

「小心燙。」

「這樣，你回去以後，先把小區的監控錄像調出來看一下。如果她是帶著旅行包出門的，也許問題不大。沒準兒在外面呆個九_九_藏_書幾天，散散心，自己就會回來。」

吉士很快就提到了即將召開的全國性的詩歌研討會，提到他不久前結識了一個叫張有德的人。他是花家舍商貿集團的董事長。張有德慷慨地答應提供會議的食宿、交通服務以及每個代表高達5000元的出場費。作為交換，徐吉士在報社提供了一個職位，給張有德從民辦大學畢業的外甥女，而且保證不讓她上夜班。同時，吉士還許諾不定期提供一定的版面，報道集團事務。當然，這些都不過是飯桌上的口頭協議。吉士笑道：

端午猛吸了兩口煙，這才不安地向他提到，家玉自從2月28日離家至今，已經失蹤了半個多月的時間了。暫時不知道她去了哪裡。端午向他隱瞞了他們已經離婚這樣一個事實，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景陽的判斷。

即便是女孩走後，吉士的一隻手仍然叉著腰。原來是昨天晚上去「醉花蔭」打網球，不慎閃了腰，並非故意在下屬面前擺譜。

徐吉士滿臉怒容，正在辦公室里大聲地呵斥他年輕的女下屬。端午與他交換了一下眼神，就坐在門邊的沙發上等候。他隨手從茶几上拿起一本《三聯生活周刊》，翻了翻，又厭煩地扔回了原處。他看見吉士敲打著手裡的一摞文件，對那個女孩罵道：

端午表示聽不懂她的話。

等到兒子放學回來，一打聽，才知道，戴思齊自從開學后，竟然一直沒去上過學。究竟是什麼原因，他也沒顧上問。

還有許多陌生人。其中有一個人，自稱是去年妻子在北京懷柔講習班的同學，姓陶。這給端午帶來了一個錯覺，彷彿全世界都在關注著發生在他們家庭的小小變故。或真或假的問候與關切，都一律空洞而程式化，不得要領，一律向他索要令他難以啟齒的種種枝節。

「當然。」徐景陽點了點頭。

端午竭力推脫。最後，在吉士的胡攪蠻纏之下，他只答應在第二天上午的會議中，擔任講評人。隨後，兩個人又商量了一下會議的其他細節。聊著聊著，吉士又把話題繞回到家玉出走這件事情上來了。

他們經由廁所邊的樓梯，上到七樓。徐景陽將他領進了自己的辦公室，把正在伏案工作的女秘書支了出去。然後，徐景陽十指相扣，端坐在辦公桌前，一字一頓地說道：

端午聽他這麼說，忍不住笑了起來。

「我一個人悶悶地想了半天。畢竟，這太突然了。最後只得問她，錢什麼時候要。她說越快越好。隨後就站起身來。我看見她的臉色，怎麼說呢？有點怪怪的，像是出了什麼事。就約她中午到她平常最愛去的『棕櫚島』喝咖啡，希望能夠了解她突然提出辭職的緣由。她在門口站了站，淡淡地說了句，改日吧。隨後就走了。我立即把這件事通知了老隋。老隋也覺得過於突然。他說，無論如何，還是應該找家玉談一談。我們倆找到她辦公室，可她已經離開了。辦公桌里的東西都清空了。」

儘管房間被收拾得異常整潔，可餐桌上已經有了一層灰白的浮塵。這至少說明，妻子已有一段時間不在這兒住了九-九-藏-書。卧室的床頭柜上，有一隻吃了一半的蘆柑。一隻方方的玻璃茶杯中，立頓茶包浮出了厚厚的霉垢，像奶昔一樣。

端午「嘿嘿」地笑了兩聲，還想跟她臭貧幾句，可綠珠很不得體地說了句「我現在忙得連撒尿的工夫都沒有」，就把電話掛斷了。

「大概有80多萬。」

看得出，即便是在商討會議的細枝末節，吉士的心裏一直在想著這件事。

他愣了愣神，向景陽苦笑道：「我這麼心急火燎地趕過來，這句話，應該由我來問你才對呀。」

在六樓的走道里，他遇見了剛剛從廁所里出來的徐景陽。他是妻子的合伙人之一。本來就長得肥頭大耳，去年從一次錯誤的癌症診斷中倖存了下來，一場虛驚過後，他變得比以前更胖了。他們見過不多的幾次面，都是在飯桌上。簡單的寒暄過後，徐景陽用餐巾紙仔細地擦了擦肥肥的手指，冷不防冒出一句：「家玉最近怎麼樣？」讓端午吃了一驚。

這回該輪到徐景陽發獃了。

「有句話，不知該不該說。」景陽略微調整了一下情緒，接著道，「等家玉回來之後，你真該帶她去做心理諮詢。」

儘管端午盤問再三，還是沒能從兒子的口中獲悉更多的信息。不過，既然家玉給兒子打了電話，至少說明，她現在的狀況不像他想象的那麼糟糕。端午總算略微放了心。

端午大致能猜出他想說而又沒說出來的話。他的脊背一陣發涼。

吉士靜靜地聽他說話，手卻沒閑著。等電磁爐上的礦泉水燒開，吉士開了一包「紅頂山人」，熟練地用竹夾轉動著青花瓷的茶杯，為他洗杯沏茶。他的臉上倒沒有什麼驚異的表情，半天，只輕輕地說了一句話：

辦公室里新添了一批傢具。屋子裡有一股難聞的漆味。吉士的辦公桌上，居然也已經擺出了兩面色彩鮮艷的小國旗。

端午不免在心裏暗暗責怪吉士多事。

「年後上班的第一天，差不多也是這個時辰吧，家玉找到了我的辦公室。就坐在你現在坐著的椅子上。我以為她是來跟我商量潤江區的拐賣兒童案，可她張口就說，『不論我對你說出什麼話來，第一，你不要大驚小怪；第二，你不要問為什麼。』我當時也沒顧上多想，就立刻點了點頭。隨後，她就提出了辭職，並要求結算合夥的本金和累計的分紅。

端午離開的時候，徐景陽客氣地將他一直送到電梯口。他囑咐端午，不論遇到什麼樣的問題，他都可以隨時給自己打電話。

她說，她已經連續一個月沒有好好睡過覺了。在返回龍孜之前，她打算回鶴浦來休息幾天。

「沒有。她是坐著一輛三輪摩的離開的。」

吉士從柜子里拿了兩條「黃鶴樓」給他。還有一個印著「搶新一號」字樣的鐵盒，不知裏面裝著什麼東西。

又是很長時間的沉默。

有一次，端午開玩笑地問她，為什麼總是竭盡全力地去做她感到厭惡的事情。家玉平靜地回答道：「因為這就是我的命。」

拉得更長的「啊——」；

小史笑著解釋道：「我是你故意丟失的小女孩呀。」

「你覺得要不要報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