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17路軍除准在西安酌留一部分外，余照昨電辦理。

A：

遺憾的是，周的告誡並沒有引起東北軍將領的重視。2月1日上午，于學忠召集東北軍主要將領開會，傳達王宅會議精神。于宣布「按潼關談判的協議和平解決事變」的決定后，會場里鴉雀無聲，于又說：「我受張氏父子兩世之恩，打吧，怕打不回副司令來，不打吧，也怕回不來。」說罷，放聲大哭，許多人也跟著痛哭流涕。

（一）承認中共「有民族意識和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幾個月來的和平運動影響很好」。他要求中共「檢討過去政策，並堅守新的政策，必能達到成功」。

西山（派）、政學（系）與汪（精衛）結合日深，非國家之福。蔣為所包圍，旋轉實費大力。

鑒於談判達成共識，3月8日雙方決定將一個月來的談判作一總結，由周恩來寫成條文，送蔣介石最後決定，這便是著名的「三八協議」。周把一個月來的談判成果總結為三項十五條，這一草案提交給顧祝同后，被作了重大修改，在經顧改后的修正案中，服從「統一指揮」被改為「服從一切命令」；「陝甘寧行政區」被改為「地方行政區」；紅軍改編後由4個師變為3個師，由4萬餘人變為3萬人。這絕不是文字的修改，而是實質的變動，目的是要把紅軍和蘇區完全置於南京當局的直接控制之下。

（三）為免除國人疑懼起見，在承商期間，請委員長令何（應欽）部長停止「中央」各軍前進及其他一切軍事行動。

楊虎城提出的代表「三位一體」利益，得到包括東北軍和中共同意的善後方案，蔣介石卻不同意。

少壯派顧慮的不是這些重大戰略問題上是否還起變化，他們緊盯的只是眼前救張問題能否馬上實現。少壯派認為，無論接受甲案還是乙案，都不可能把張學良救回來。他們對接受哪個方案都反對，一心想要的是「開戰救張」。

鮑文樾又提出「中央軍」向西安進逼的問題，蔣說：顧祝同部西進，用意不在打仗，而是調度軍隊，恢複原來秩序，如果不聽國家調度，才要解決的。蔣並強調：西安方面必須按照甲、乙兩案，擇一執行。你們既然要我領導，我就有調度之權，不服從我的命令，就是不守國家紀律，這是不能容忍的。

東北軍在抗日戰場上威名遠揚的，還有騎兵6師師長劉桂武、67軍軍長吳克仁。這兩名將軍最後血灑疆場，令人敬仰。

2日上午，應德田以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政治處的名義發出《告東北軍將士書》，表示：張副司令能回來，一切都可以談，張副司令不回來只有拚命，用武力叫漢奸膽寒，迫使他們把張副司令送回來。

於是，毛澤東當天即複電潘漢年，表示：「同意南京用政治方式解決西北善後問題」，但有三個「先決辦法」，一是「立即撤兵」，二是「立即釋張」，三是「保證西安協定之實行」，「維持西安商定之六個和平解決條件」。

主和派的這些做法，使少壯派十分不滿。他們認為：元老派被蔣介石收買了，腐化了，營救張學良不力。

西線：以蔣鼎文為總司令的第二集團軍和以朱紹良為總司令的第三集團軍，位於陝甘邊境，共有15個師，從西面對西安構成威脅。

東北軍3位大將意見一致的和平態度對楊虎城產生了影響，本來此前的幾天里楊是一度轉向主戰的，這時也表示了接受和平解決的主張，說：從道義上講，應該主戰；從利害上講，應該主和；東北軍既是主和，那麼我們還是實行同顧祝同談妥的方案，和平解決吧！

對蔣介石提出的7項要點，楊虎城和中共未提疑問，東北軍表示原則同意，但要求「先發表張之名義而後移動」，這使談判進展又緩下來。26日，顧祝同通過何應欽向蔣報告：「商談情形不能迅速開展，楊之態度並不如何堅持，第三者亦未出而搗亂，問題全在東北軍。」而東北軍內，「高級將領大體均可接受命令，但對下級不能妥為運用……軍官中亦有態度甚惡者，均為下級居多。」

5．召開救國會議一事根本未提。

1．恢復在大城市，首先在工人階級中的黨的工作。

（3）紅軍駐延長、延川、膚施、部縣、慶陽、淳化一帶地區，一部駐雒南，另一部駐涼州以西。

蔣介石對拆解「三位一體」設計的策略是：第一步，扣押張學良，使東北軍群龍無首。第二步，對東北軍和17路軍進行分化，力圖從兩軍內部打開缺口，弱化兩軍的力量。第三步，將兩支部隊調離陝甘，使之遠離中共，再各個擊破。

怎樣與國民党進行談判呢？2月24日，周恩來致電洛甫、毛澤東，明確提出五項原則，呈請中共中央審批：

儘管這一決定在東北軍中下級軍官中仍有不同意見，後來張學良也仍然堅持應接受甲案，以保持「三位一體」的團結，但這位少帥已經無力左右他的部下了。因為在此前一天，即1937年2月4日，楊虎城、于學忠領銜7將領已經發表和平通電，宣布西安事變已和平解決，並宣布了經與顧祝同談判達成的四點協議：

甲、剿匪

為了使西安方面接受南京的條件，蔣介石于第二天又對上述方案作了兩點補充：

為什麼不能打呢？于學忠分析說：我們只顧對付東線的「中央軍」，西線還沒有怎麼布置，而胡宗南的軍隊已經進至寶雞，再加上我們內部檀自新、沈克兩個師有不穩的消息，我們在軍事上處於內外夾擊、腹背受敵之勢，因此，打仗不僅不應該，而且不能打。何況，主戰的理由主要是副司令沒回來，打仗就能夠把張副司令打回來嗎？我看不但不能把張副司令打回來，恐怕還害了他。

知前方仍未接受移防命令，萬分焦急。此事如前次瑞風、志一兩兄弟回陝時，兄等接受甲案並即實行，則良之出處此刻已不成問題。今因遷延，引起誤會，委座實屬為難萬分。若今日再不接受，而仍以良之問題為先決條件，即愛我即以害我，不但害我，且害我團體，害我國家矣。時機迫切，務望諸兄立命部隊於今日正午以前開始移撤，勿再固執誤事為要。

（一）楊虎城、于學忠、孫蔚如接受中央命令。

楊虎城是西北方面的最高負責人，他原本是主張接受甲案而和平的。對戰的問題，此前他取的是以戰促和的態度，現在和平在即，選擇戰勢必失去和平的機會。但是，他更擔心如果採納甲案，「中央軍」開進西安後會對他報復，在張學良被扣之後他的這種心理負擔進一步加重。楊虎城在「戰」與「和」問題上的搖擺不定，與少壯派有著共鳴，並使少壯派從中看到了希望。

嚴的這封電報，不僅說明改組政府、開放言論困難重重，而且指出了蔣介石仍受親日派包圍，南京的政治空氣依然十分凝重。這增加了楊對蔣介石反悔承諾的疑慮。楊虎城判斷，蔣介石扣押張學良是推翻其在西安承諾的開始。

送走少壯派天還沒亮，南漢宸也趕到周恩來的住處。他向周報告了兩則重大消息：一是孫銘久已經擬定了一個暗殺名單，內中不僅有主和派，還有共產黨人。二是楊虎城態度有變。

三、第三者（紅軍）移動時，以30萬元為度。

當此日寇猖狂，中華民族存亡千鈞一髮之際，本黨深望貴黨三中全會，本此方針，將下列各項定為國策：（一）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二）保障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材。共同救國；（四）迅速完成對日抗戰之一切準備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六、張副司令之出處與名義，須待西北問題完全解決時另定之。

7．「中央軍」大兵壓境，內戰有重新爆發的危險。蔣介石在西安登機前曾說：「今天以後發生內戰我負責。」但回到南京不幾天重又派出大軍殺向西安，拉開重開內戰的架勢。

這樣，勸說少壯派罷戰的重任就歷史性地落在了中共的肩上。1月下旬，彭德懷、任弼時等紅軍將領來西安在張學良公館大廳舉行座談會，邀請兩軍主和、主戰的主要人物參加，做大家的工作。彭、任先後講話，大致意思是：

簽名的成功，使少壯派受到鼓舞，調子越唱越高，他們以此為據，宣揚對南京開戰是東北軍上下一致的主張。

宋慶齡的演講和14人聯名提案，對於推動國民黨政策的轉變發揮了重要作用。

之後，應德田、孫銘久指揮總部衛隊二營連長於文俊帶一排人突然包圍了王以哲家，于文俊手持駁殼槍，闖進王的卧室，對王以哲說：「軍長，對不起你了。」隨即連發幾槍，將王以哲槍殺。王以哲的副官長宋學禮、總部參謀長徐方等也同時遇害。

一、調虎城到甘，以何雪竹或劉經扶為西北行營主任，以龐、商、蕭之楚、萬等軍駐陝。

從此，西北民主抗日聯軍第38軍在劉伯承、鄧小平領導下，轉戰南北，先後參与了上黨自衛戰、平漢戰役、白晉線戰役、輝縣戰役、湯西戰役、豫北戰役。強渡黃河挺進中原后，參与豫西戰役，豫西剿匪以及淮海戰役、解放大西南的戰役，並出色地完成了所負任務。

（4）「中央軍」護路部隊最大限3至4團。

乙、匪不剿

附記：委員長在西安所採納之各項具體救國方案，請負責實現。此外，關於一切善後所需軍費及軍隊編製餉糈，另定方案辦理。

張學良只好讓何柱國轉告各部屬：

中共中央對蔣的這一表態感到滿意，決定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和國民黨一大宣言的基礎上起草民族統一戰線綱領，並提議在這個綱領基礎上成立包括國共兩黨和擁護這個綱領的各黨派及政治團體的民族聯盟，共同推舉蔣介石為領袖。

鮑文樾簡要說明了東北軍和17路軍迫切要求張學良早日回西安處理善後。蔣介石回答說：「這不是我個人的問題，而是國家問題，是紀律問題。張漢卿來京以後，承認自己的錯誤，覺著自己讀書少，修養不夠，再三表示要跟著我讀書，學習修養，他自己不願回去，你們也不能強迫他回去。」

西安與南京雙方的談判於1月24日正式拉開帷幕。西安方面的代表是米春霖、謝珂、李志剛，南京方面的談判代表是顧祝同。第一次談判，在潼關舉行。這次談判的重要問題，西安方面由楊虎城、于學忠、何柱國、王以哲、董英斌等商定，必要時邀請周恩來共同商討。南京方面，以顧祝同和他的參謀長趙啟驟為主，重要問題請示蔣介石。

但是，這個讓步也是有限的。只要一實行甲案，就抹掉了蔣介石「將西北交張、楊」的諾言，而且南京國民政府一旦控制了西北首府西安與隴海鐵路交通幹線，對西安就不僅是威脅的問題了。

1949年9月13日，中共中央發布命令，以楊虎城的38軍為基礎，組成西北民主抗日聯軍第38軍，恢復17師、55師建制，任命：孔從洲為軍長，汪鋒為政治委員，劉威誠為副軍長，王汝昭為參謀長，崔仲遠為政治部主任。

（三）要中共「不必說與國民黨合作，只是與他合作。一個黨在環境變動時常改變其政策，但一個政策，必須行之十年二十年方能有效」。他希望中共「要與他永遠合作，即使他死後也要不生分裂，免得因內亂造成英日聯合瓜分中國」。

楊虎城所領導的17路軍，在西安事變結束時被縮為38軍，這支部隊在1938年被改為第4集團軍，下轄38、96兩個軍，仍由趙壽山、李興中分任軍長，孫蔚如任集團軍總司令。七七事變后，38軍大部開赴抗日前線，先後參加了保定以北的阻擊戰、漕河戰役、阜河戰役、忻口戰役等。

客歲雙十二之舉，純出於愛國赤誠，毫無私意，迭經電達，計邀洞察。當蔣委員長在陝時，虎城等追隨張副司令之後，以文電所舉八項抗日救國主張，反覆陳請，業蒙虛懷采聽，允于返京後分別實行。張副司令及虎城等，深以為非全國一致抗日，決不足以救亡；而具備領導全國抗日之才德威望者，實唯我蔣委員長。所幸我委員長熟審冒瀆，且更采及芻蕘，此誠為蔣委員長人格空前偉大之具體表徵，亦即我國民族復興之偉大關鍵。凡我國人，均應公認張副司令只知愛國，純潔無他，苟可救亡，粉身何惜！爰于蔣委員長面允所請之後，親送入都，束身待罪，此種前史所無，世界僅有之偉舉，自足以表示其心跡之光明。凡有血氣，能無感動？虎城等及所屬20餘萬兵士，無不以張副司令之心為心，但求能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效死抗戰，為國家民族確盡一分對外之力量，則其他一切均非所計，謂予不信，盡可求事實之證明。憶蔣委員長到京后，曾令「中央軍」隊向東撤出潼關，而離陝以前，更有「有我在，決不任再起內戰」之語。我國苦內戰久唉！今得負責領袖出此一言，不獨張副司令及虎城等親聆之下，欣幸萬分，即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聞之，怎當不額手稱慶。凡我袍澤，尤應仰體領袖之意旨，而為一致對外之要求。乃正當蔣委員長休假還鄉，張副司令留京未返之際，「中央軍」隊匪惟遵令東還，反而大量西進。計有第六、第二十三、第二十八、第七十九、第九十五、第六十、第十四、第一零三、第八十三各師暨教導總隊等集結推進，至潼關、華陰、華縣一帶，築壘布陣，積極做挑戰之形勢；更復時時截斷電話，始終阻礙通車，以致群情激憤，萬眾憂疑。是殆欲以武力造急性之內戰，而以封鎖作慢性之脅迫。以虎城之愚，誠不知其具何心，究竟持何理由？國危至此，絕不應再有萁豆之爭，固盡人皆知。苟有可以促成舉國一致，槍口對外之策，虎城等無不樂於聽命。如不問土地主權之喪失幾何，西北軍民之真意為何，全國輿論之向背如何。而唯知以同胞血汗金錢購得之武器，施於對內，自相殘殺，則虎城等欲求對內和平而不得，欲求對外抗日而不能，亦惟有起而周旋，至死無悔。張副司令既領罪于都門，虎城等以救亡為職志，而中央猶煎迫不已，使不免於兵爭，則誰肇內戰之端？誰召亡國之禍？舉世自然公評，青史自召直筆也。血淚陳詞，非敢諫聽，舉國上下，幸鑒愚衷，遠錫教言。尤所企盼。

在這期間，這支部隊接受共產黨的主張，在部隊中提出了「自覺紀律、自我教育、財政公開、人事公開」的四大口號，並高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等革命歌曲。中共陝西省委派遣申敬之負責這支部隊黨的領導工作，一大批優秀青年吸收到黨內，38軍軍長趙壽山帶頭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二）取消12月12日以後臨時組織，恢復一切常態。

18日，蔣介石同意發表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任命朱德、彭德懷為正副總指揮。

就在7月7日這一天的晚上，日本蓄謀已久的全面侵華終於揭開戰幕，日本華北駐軍悍然向守衛北平郊區盧溝橋的中國軍隊發起進攻，中國守軍宋哲元之第29軍第37師奮起抵抗，中華民族舉國抗戰的號角正式吹響。

七、轉變黨的全部工作，使之適合於新的環境，成為全國政治生活中的主導者。

面對蔣介石的武力威脅，以楊虎城為首的西安方面做出了針鋒相對的反應。楊虎城認為，蔣介石此舉意在拆散西北「三位一體」，而西安的團結關鍵在於擁有重兵的東北軍的首領張學良。張被扣于南京，西安等於群龍無首。張學良臨走前雖然將東北軍的指揮之權賦予楊虎城，但對於只忠誠于張學良的東北軍來說，楊虎城作為一個外人是很難駕馭他們的；張學良同時把東北軍的指揮重任交給於學忠，于雖然也是東北軍的老人，但他的軍事淵源是直系，他本人原籍並不在東北，而是山東，且他統率的部隊遠在甘肅，西安沒有他一兵一卒，這些將領也不會聽他的。楊虎城深知，救出張學良對於維護東北軍內部的團結，對於維護「三位一體」的團結，對於他個人的前途都是極其重要的。為了救出張學良，楊虎城作出了不惜與南京開戰的決定。楊虎城認為：

張學良送蔣回京后遲遲未歸。

紅軍主力的上述行動，引起了南京及各方面的關注與震動。

4．寧、青、甘西之解決回民問題。

王以哲、何柱國認為，渭南會議是在少壯派軍官的鼓動下搞起來的，不能執行渭南決議。但是，渭南決議是集體作出的決定，誰也沒有理由擅自推翻這個決議。於是，他們想到了于學忠是張學良臨走時指定的東北軍的最高負責人，就商議請于學忠回來，由於做出最後決定。

（一）陝甘寧邊區須成為整個行政區，不能分割。（二）紅軍改編后的人數須達4萬餘人。（三）3個師以上必須設總部。（四）關於副佐及政訓人員不能派遣。（五）紅校必須辦完本期。（六）紅軍防地須增加。

對楊虎城接連拍發電報，抗議南京軍事行動和扣留張學良，蔣介石不能不心生擔憂，他所怕的是，如果把楊虎城逼急了，戰端一起或是楊乾脆投向中共，那他的計劃就全落空了。於是，蔣急忙於1月7日複電楊虎城，向其委蛇說項：

★蔣介石提出解決西安問題的方案，意在拆散西北「三位一體」。處在困境之中的楊虎城，決定以戰促和，迫使蔣介石放張，中共支持這一戰略設計

（三）蔣介石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國際上更依賴英美九-九-藏-書，在英美與日本有矛盾的時候，他仍有抗日的可能性，釋蔣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是正確的，更增大了這種可能性。蔣介石是可以抗日的，只要大家團結好，在全國抗日高潮中對蔣介石施加壓力，張漢卿先生是可以回來的。

當晚，楊虎城、于學忠、王以哲、何柱國、周恩來等5人，分別代表東北軍、17路軍和紅軍在王以哲家中召開最高級會議。應德田等少壯派在室外旁聽。楊虎城作為西安方面的最高首長主持了會議。

首先發言的是于學忠，他表示：我的意見是應該和平解決，不應該打仗，打對我們是不利的。

蔣介石聽到此語，立即從病榻上翻身起來，說：「他們要打仗呀？要打就打，我早就準備好了，因為怕糜爛地方，所以未進去，要打的話，我在幾天之內就可以消滅他們。」

四、紅軍改編后，共產黨組織飾為秘密，拒絕國民黨組織，政訓人員自行訓練，可實施統一的政訓綱領，但不能辱罵和反對共產黨。

同日，中共中央書記處也致電中共北方局胡服（劉少奇），指出釋蔣以後：

（1）行營以張副司令為主任，楊虎城為副主任。

21日上午，楊虎城召集三方面負責人開會，繼續討論解決陝甘善後問題。楊首先介紹了西安代表見蔣的詳情和他對此行的看法，然後圍繞應蔣邀請再派李志剛去奉化與蔣交涉之問題展開討論，最後以楊虎城的提議為基礎形成了三點意見：一、要求張學良回陝；二、質問「中央軍」為什麼大舉西進？三、看蔣介石有無轉變國策的準備。

乙、張副司令出處問題：

李志剛在這次與蔣介石見面中，直言不諱地追問了蔣對抗日的態度。李說：「他們極關心委員長對抗日的政策問題。」蔣介石一聽就來了氣，幾乎是狂吼著說：「楊虎城不學無術，不看我的《廬山軍訓演講集》，不了解軍訓的精神，不懂得我的意向，怎麼你們也不幫助他看呢？你們也不懂得嗎？」隨後又轉換語調對李志剛說：「你切實告訴虎城，只要他聽我的命令，我就一定對得起他們。」蔣介石還再三囑咐李志剛，把他的話立即電告楊虎城。

二、第17路軍各部仍駐陝西原防，歸綏靖主任楊虎城指揮，該部得酌留若干部隊在西安，以便行使綏靖主任之職權。

按他在行前所下的手令說「最遲三五天」的期限，12月31日應是回西安最遲的時間了。但這一天，西安方面不僅沒有張副司令回歸的任何訊息，而且傳來一個令人驚愕的壞消息：張學良將在南京受審。

顯然，蔣介石是想利用同盟會這個組織把共產黨融合到國民黨中去，從而取消共產黨的獨立性。周恩來當然就此表示不能同意。

為避免內戰，一致對外，中共原則上不反對蔣之方針，並勸告西安服從南京統一方針，蔣宜給張、楊以寬大，以安其心。但是，蔣必須同意：

1．進攻紅軍戰鬥走向停止；

為徹底解決第4集團軍親共的問題，蔣介石採取明升暗降的辦法，先後將趙壽山、孫蔚如調離，而把這支部隊再次縮編為一個軍，縮編后的38軍由14個團減為9個團，這次縮編及其此後進行的瓦解和撤換原17路軍連以上軍官的行動，促成了38軍17師部隊於1945年7月在河南洛寧縣起義。毛澤東對這次起義給予很高評價，他致電說：歡迎你們加入人民解放軍的大家庭，希望你們團結一致，為中華民族解放事業奮鬥到底。

（1）東北軍駐武威、蘭州、成陽、固原、天水一帶地區。

楊虎城決心一戰，他高舉營救張學良的旗幟，謀求在張學良的旗幟下團結東北軍，進而維護「三位一體」的團結。

周恩來是最後的發言者。會議出現的如此結果他當然是高興的，他說：我們原來是堅決主張和平解決的，以後你們兩方又堅決主戰，我們為了團結，曾決定只要你們雙方一致主戰，我們也可以保留我們原來和平解決的主張，全力支持你們打一仗。現在，你們兩方一致主和，我們當然是贊同的。但是，會場外面「戰」與「和」兩派爭執激烈，在會場之內卻如此平靜地通過了「一邊倒」的主和的決議，這使周恩來感到十分不安。他嚴肅地提醒與會者：「請你們要注意內部團結和說服你們的部下，否則恐怕還會發生問題。」

甲、維持中央威信問題：

為了避免擴大事態，儘可能減少損失，周恩來當機立斷，不避嫌疑，立即派劉鼎將孫銘久等幾個為首者送到雲陽紅軍駐地，再轉往平津。同時在周恩來的支持下，楊虎城用軍事力量壓迫東北軍衛隊撤離西安。2月4日，在護送孫、應、苗離開西安后，楊虎城、于學忠敷衍故事，簽發了通緝應德田等3人的通緝令。這樣，就使急於為王以哲報仇的人失去了對立面，從而也避免了一場東北軍內部大規模的互相殘殺，

★中國共產黨在西安事變后，堅持原則繼續與國民黨談判，促使蔣介石履行抗日承諾，實現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舉國團結抗日禦侮的局面終於掀開中華民族由衰敗走向復興的歷史新頁

張學良被扣以後，面對西安方面群龍無首的局面，面對「中央軍」強大的軍事壓力，面對南京特務的收買瓦解，元老派中也出現了各為自己打算的傾向，沈克、檀自新與蔣介石的密使打得火熱，外界甚至還傳出了于學忠已投靠南京的傳聞。甘肅省財政廳長陳端也於1月9日向孔祥熙密報，稱「于學忠已表示服從中央並建議作調解人」，故「中央軍」對51軍保持友好姿態。蔣介石於15日批准陳端的建議，並電令胡宗南與于學忠切實聯絡，避免衝突。

毛澤東對於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這些方面的成果，也是給予肯定的。他指出：「國民黨的五屆三中全會，由於其內部有親日派的存在，沒有明示出它的政策的明確和徹底的轉變，沒有具體地解決問題。然而由於人民的逼迫和國民黨內部的變動，國民黨不能不開始轉變它過去十年的錯誤政策，這即是由內戰、獨裁和對日不抵抗的政策，向著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轉變，而開始接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

蔣介石於12月25日離陝返京后，中共中央於27日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蔣介石獲釋后的形勢和方針。根據這次會議精神，中共中央當天向黨內發出《關於蔣介石釋放后的指示》：

1．在三中全會前，由委員長呈請國府，恢復張副司令公權，並發表職務，俾得自效：

一、東北軍在西蘭公路上可先駐4個團，待其移動完畢以後准再增2個團亦可。但成陽城內不可駐部隊。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又歷經半年多艱難曲折的談判，在形勢比人強的推動下。第二次國共合作終於實現，全民族的神聖抗戰終於得以發動，中華民族近代以來的歷史終於翻開了由衰敗走向重新振興的歷史新頁。

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公開提出國共實現再次合作的條件。這幾項條件和周恩來提出的談判方針，成為中國共產黨在國共西安談判中的基本指導原則。

3．國內統一戰線初步局面的形成；

2．張、楊兩部之鞏固與改造，紅軍的休整與在新的基礎上之正規化，以及三方面的休戚相關的互相尊重的合作和互助；

雙方各執一詞，談了3個小時毫無進展，最後商定兩天之內可以繼續談判。

2．陝甘軍隊部署原案，酌為變更，容納此間切合實際之意見：

但這已經晚了，王以哲被害所帶來的災難性影響是無法挽回的。它直接導致了東北軍的分裂，導致了「三位一體」的解體。

二、西安事變及其和平解決，指示著階級力量之分化及重新結合，特別是資產階級營壘之決定性的分化過程，其意義就在推動和加速了資產階級營壘中左派之集中。打擊了中間道路之思想。然而分化過程沒有終結，大致的情況仍然存在著三個營壘：抗日、降日、中間。新的變動就在：

新方案制定后，中共中央決定由周恩來負責起草《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這時候，南京方面電邀周恩來再上廬山，與蔣繼續談判。於是，周恩來、博古、林伯渠一行3人於7月4日到達西安，7月7日又飛抵上海。

2月1日晚，少壯派在西安街頭貼出了「除奸」的標語，並開始製作「反對和平」的袖章。

但兩個月後，當周恩來攜帶中共中央起草的《關於禦侮救亡復興中國民族統一綱領草案》及13個問題到達廬山，與蔣介石再次談判時，蔣的態度比之兩個月以前卻後退了一大步。一是否定了在3個師以上設立司令部的承諾，二是公開提出「請毛先生、朱先生出洋」的要求，三是對允許中共公開的問題不再提起，反而規定中共派代表參加國民大會時「不以共黨名義出席」。特別嚴重的是，在杭州談判時，他讓中共提出兩黨合作綱領，而這次會談他卻把周恩來交給他的「民族統一綱領（草案）」拋在一邊，另外提出一個成立國民革命同盟會的主張。這個主張內容包括四條：

★東北軍內部形成兩派，少壯派主張與南京衝突到底，救出張學良；主和派主張接受南京的條件，徐圖救張。「戰」與「和」的衝突導致了東北軍的分裂

會後，周恩來和博古、彭德懷、張聞天等致電毛澤東、朱德、張國燾等徵求意見，並於當天收到毛澤東表示同意的回電。

★蔣介石提出解決西安問題的方案，意在拆散西北「三位一體」。處在困境之中的楊虎城，決定以戰促和，迫使蔣介石放張，中共支持這一戰略設計

3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了同國民黨談判的形勢，認為，國民黨提出的修正案，企圖讓中共服從蔣的一切命令，把陝甘寧劃成3個蘇區，縮小武裝。這實際上是對紅軍的「收編」，中共絕不能接受實際上等於投降的改編。

中（蔣自稱，下同）請國府特赦呈文，諒荷察閱。赦令中未提復權字樣，當以主刑已赦，此節將來不難彌補。現國府明令有交軍委會管束之語，聞開會時多數意見，均以此時留漢卿在京，即所以保全漢卿，而原諒與愛護之意，則絕無二致。中此時正在休假，不便於明令甫頒之際，向中央頻頻陳述，但對漢卿務從優待，勿使略感不便，稍緩即為續請，務望兄等放心！國事至此，惟有使救國主旨，貫徹于提高國家紀律之中，而地方元氣與袍澤力量使整個安全，各無遺憾。故解決之道，必須公私兼顧，情理兩安。願兄等以信中正者信中央，更望陝中各將領均能體漢兄愛國家、愛紀綱之苦心以愛漢兄也。

毛澤東、張聞天的電令，使中共代表團對解決西北善後問題有了新的認識，周恩來、葉劍英等經過認真研究，決定加入談判。中共作為「三位一體」的一方不僅應該參与西北善後的謀划，而且中共作為一舉足輕重的重要力量加入善後談判，對於推進談判進程也是極為有益的。這一動議經過東北軍的何柱國轉報顧祝同后，得到蔣介石的首肯。

在這次會議上《根絕赤禍案》獲得了通過。這一決議案，實際上是對中共致三中全會電的系統回答，基本上接受了中共的意見，提出了4條對中共的要求，即：取消紅軍，取消蘇維埃政府，停止赤化宣傳，停止階級鬥爭。這4條與中共承諾的4項保證基本吻合，表明當時條件下兩黨利益的一致性，兩黨都能以抗日救國作為調整關係的前提。周恩來對此指出：「這個東西是雙關的，因為紅軍改了名稱，也可以說是取消紅軍，但紅軍還存在；蘇區改了名稱，也可以說是取消蘇區，但蘇區還存在。所謂停止階級鬥爭，停止赤化宣傳，就是不允許我們在國統區有政治活動。那時候一方面和平了，一方面又埋伏了文章。」儘管還埋伏了文章，但當時國民黨確實停止「剿共」，準備抗日了。在三中全會期間，南京國民政府文檢當局還悄悄通知報界，不要再使用「赤匪」的字樣。

A：

（二）民族矛盾已上升為國內主要矛盾，階級矛盾降為次要矛盾，因此階級鬥爭必須服從民族鬥爭。這是中國共產黨主張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要依據，也是當前的基本政策。

（一）

這封電報不無諷刺地指出了蔣介石在西安曾對張、楊的許諾。特別是蔣曾接受八項救國主張，這是蔣介石最怕大白於世的秘密。把這一秘密披露出來，目的是對蔣介石造成一定壓力，使其在撕毀於西安答應的條件時不能不有所顧慮。同時這種披露又借托讚譽的口氣出現，表面上是讚揚蔣、批駁南京國民政府，實質上矛頭直指此時正在奉化休息、遙控操縱局面的蔣介石。這一招使蔣介石雖很生氣，又不好明裡反對。

一、西安事變之和平解決，意味著中國的政治生活走入一個新的階段的開始。就是：

七、第一步，各部撤至西安、成陽以西日期，最遲不得超過本月30日；第二步，移防完畢不得超過下月10日。但東北軍入甘路程較長，准予酌量展申，然亦不得過下月15日也。惟「中央軍」接防隴海全線至寶雞，必須于下月5日以前完畢。

引起西安方面不安的，還不光是張學良的安危問題。蔣介石還要徹底拆散西北的「三位一體」，迫使張、楊的部隊完全置於南京的控制之下。1月1日，蔣介石召集軍委會辦公廳主任朱培德、重慶行營主任顧祝同、甘肅綏靖主任朱紹良、參謀本部廳長林蔚等，舉行會議，確定西北問題的方針。會後，根據會上確定且由蔣介石提出的政治為主、軍事為輔的方針，以及「用軍事壓迫手段，迫使西安就範」的行動策略，蔣介石立刻部署5個集團軍的兵力對西安形成夾擊態勢。

七、對第三者部隊（指紅軍撰者注），准由楊主任秉承顧主任之意，設法接濟。

三、「中央軍」本月29日進駐西安與成陽之線。

會談伊始，少壯派即激烈地反對和平解決的方針，主張只有張副司令回來才能撤兵，並要求紅軍予以支持。

轟轟烈烈的西安事變至此正式落幕！

看完這個方案后，何應欽18日致電孔祥熙，認為西安的條件，「似已草人容共及陝甘特殊化問題，『中央』勢難以採納。」

為回擊南京的軍事挑釁，中共做好了與東北軍、17路軍一起堅決武裝自衛的準備。並派周恩來和紅軍參謀長葉劍英同兩友軍擬汀了三方聯合自衛作戰方案。毛澤東批准了這個方案，電令紅軍主力迅速向關中集結。1月8日至9日，紅一軍團抵達耀縣、三原，紅十五軍團集結于咸陽。10日，紅二十七軍也迅速布防于洛川等機動位置上。這期間，東北軍、17路軍也相應地在渭南、華陰、華縣等地部署展開擺出了迎戰陣勢。

4．陝甘民眾愛國團體，均仍舊維持，並對流亡人員，儘力妥為安置，以定人心，以備國用。

一、可以服從三民主義。但放棄共產主義信仰絕無談判餘地。

蔣介石對這一方案要求西安方面必須在1月16日之前，對接受甲案或是乙案作出選擇。

由於雙方談判一開始即出現僵局，顧祝同轉而又與何柱國會談。何柱國向他提出兩點要求，都是關於軍隊布防的，一是在西蘭公路上東北軍駐一個軍；西安附近17路軍駐兩個旅。顧祝同對此兩點未表異議，並於其後向蔣介石發電請示兩個問題：

三、調于學忠任綏靖主任，統率駐豫鄂皖之東北軍。

我既然為抗日統一戰線而犧牲，失掉自由，也絕對不惜生命而貫徹到底。要囑告東北軍東北將領及有關方面，要為貫徹我們的八項主張而努力。我希望東北軍、西北軍、共產黨三方面能長期保持團結。但是要竭盡一切方法避免與南京軍隊衝突，我個人的自由與生死是小事……不要為爭我個人的自由而與南京軍隊衝突。

衛隊二營副營長商亞東帶領的槍殺何柱國的人馬也趕到了何的家中，因何事先已聞躲進楊虎城的官邸，而死裡逃生。

不管蔣介石的承諾能否兌現，也不管人們對他的承諾有幾分相信，但有了這一承諾對於化解在談判中因張學良出處問題而出現的僵局總是有益的。

周恩來義正詞嚴的話，使這幾名青年軍官氣焰頓斂，稍後他們一個個跪下來向周恩來認錯請罪。孫銘久趕到后，也跪地請罪。

蔣介石在奉化溪口接連收到南京報來的關於西安方面的情況，非常忌憚楊虎城及西安方面會不顧一切地行事。10日，他電令「中央軍」駐豫甘準備進攻西安之部隊：「嚴令各路前方部隊，未下總攻擊令以前，應力避衝突，勿使接觸。」

五、17路軍、東北軍移動時，准發1個月伙食；待其移防完畢時，准再先發1個月。

在當時，選擇甲案，乃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的選擇。甲案，對東北軍不利，因為甘肅是個窮鄉僻壤之地；乙案對東北軍有利，因為豫皖比較富庶。但是，接受甲案，意味著「三位一體」不被拆散；而選擇九-九-藏-書乙案，意味著「三位一體」不復存在。而現實是，只要東北軍、17路軍和紅軍「三位一體」靠攏在一起，對西北局勢的發展就有利，營救張學良回陝也是大有希望的。正是看清了這一點，周恩來建議楊虎城：對乙案堅決拒絕，對甲案可基本接受。楊虎城及17路軍的想法與周是一致的，張學良也是這個意見。

上述四大目標，表面看起來是著眼和平解決陝甘善後的，但其實質是在和平的幌子下分化東北軍、17路軍，拆散「三位一體」聯盟，實現「中央軍」進駐陝西，並威脅紅軍，意在通過談判達到用戰爭手段才能達到的目的。還以更換組織人事的手段，撇開張學良，用顧祝同代替張學良，將陝甘軍政置於國民黨中央的管轄之下；駐地劃分是將東北軍和17路軍置於「中央軍」的監視之下；軍需統一則是要陷斷東北軍和17路軍的軍餉來源，阻止其勢力的進一步擴大，使其更加依賴國民黨中央；而軍事整頓只不過是削弱東北軍和17路軍的代名詞而已。

周恩來充分感受到楊虎城此番話的嚴重性，他吩咐南漢宸：你馬上轉告楊先生，請楊先生放心，我們一定對得起朋友，我們絕不做對不起朋友的事。

彭、任兩人談了近兩個鐘頭，然後問大家有什麼意見，但大家均無表態。這種沉默，當然不意味著與會者的思想統一，而只能是信任和溝通的橋樑發生裂縫的表現。十年後，周恩來在對美國記者李勃曼談及西安事變時曾說：「在西安混亂的兩個月中，說服東北軍的工作，比張學良在西安時困難百倍。」

在確定談判原則之後，中共中央對於談判所要解決的問題和欲達到的目的進行了認真研究，周恩來後來對研究的成果作出了這樣的概括：「談判的內容是要他們承認我們的軍隊，承認我們的邊區，承認各黨派的合法地位，組織各黨派的聯盟，就是統一戰線。」

為免除國際間誤會起見，潼關、華陰一帶酌留「中央軍」駐紮；陝甘其他各地由東北軍、17路軍、紅軍分駐，駐防地經三方協定后，呈請委員長批准。

黨方與言論束縛可稍去，但有限度。國民大會事當有決定。望對國策有表決，恐非時機。孔（所）制嚴密「中央」機構，以收行政效能，俾成國難政府，禁絕軍人干政與安定地方，發達產業，藉作安內之基礎三案，未必能提出。孔長行政院，尚未大定。宋不得長財，則人言鑿鑿。

蔣介石表示同意中共意見，並於1月31日電告顧祝同：紅軍駐地陝北，南京每月給20萬至30萬元的經費；同時委託宋子文答覆潘漢年：同意兩黨聯合抗日。此後又同意在西安設立紅軍聯絡處。

2．改變各地零散的游擊隊為農民自衛武裝，並成為農民運動之策源地。

在中共中央全力爭取「鞏固張楊兩軍團結于紅軍周圍」方針的指導下，周恩來與楊虎城和東北軍的將領一起商定，由楊虎城領銜向南京方面發出抗議通電，抗議蔣介石扣押張學良和準備重新挑起內戰的陰謀，並以此向全國人民表明西安方面的態度和西安事變的真相，揭露蔣介石背信棄義，營救張學良回陝主持抗日大計。

蔣介石對西北善後態度早已明確，楊為何還在這個問題上徘徊？事後人們才知曉，楊虎城在1月17日收到嚴庄的一封密電，透露出南京的新動態。密電說：

張學良從抗日準備出發，從東北軍的發展出發，培養年輕一代軍官的思路無疑是正確的。後來的發展也表明，少壯派積極擁護聯共抗日主張，在西安事變起到了先鋒和骨幹作用。但是，培養年輕幹部的依託——抗日同志會，沒有明確的政治綱領，也少有具一定政治經驗的軍、師長加入。因而，少壯派在政治上把擁戴張學良看得高於一切，認識和處理問題就難免陷入簡單化，自然也不會認同元老派的主和意向。

關於漢卿出處問題，一俟移防完畢后，中可保證必為負責請求，使漢卿出而效力國家，至於復權更不成問題。但此時萬勿提出事實上不可能之問題，以延誤大局也。

當時，顧祝同在火車上辦公。西安代表去時，他正集合各路司令官作出準備打仗的姿態。謝珂見狀很不滿意，首先作了措辭強硬的發言。他說：「蔣委員長在西安答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既有諾言在先，軍隊就應東開，準備抗日，為什麼『中央軍』反而西進，是不是又要來打內戰？東北軍和17路軍對此非常激憤，假若壓迫太甚，一定要打仗的話，我們是有準備的。」

但周恩來的這番話並沒有說服東北軍少壯派。苗劍秋不等周恩來把話說完，就大哭大鬧起來，邊哭邊說：你們不幫助我們打仗，你們紅軍開到關中來幹什麼？你們不幫助，我們也要打，是否你們看著我們讓蔣介石消滅掉？甚至說出「如果你們不幫助我們打仗，那咱們就先破裂」這樣的重話。孫銘久也痛哭流涕地向周恩來跪下，請求紅軍出兵。

4．陝甘兩省變成抗日根據地之現實的可能性。

張學良父子兩代創建的東北軍，撤到豫南、皖北和蘇北地區后，很快被南京改編拆散，共編為6個軍：第51軍下轄113師、114師，軍長於學忠；第57軍下轄111師、112師，軍長繆激流；第53軍下轄116師、130師，軍長萬福麟；第49軍下轄105師、109師，軍長劉多荃；第67軍下轄107師、108師，軍長吳克仁；騎兵第2軍下轄第3師、第4師、第6師，軍長何柱國。

西安事變結束了，發動事變的兩主角張學良、楊虎城都相繼退出政治中心。那麼，有什麼力量能促使蔣介石兌現承諾，對日抵抗呢？作為「三位一體」重要一方的中國共產黨，再一次勇敢地擔負起這一歷史重任。

三、自潼關至寶雞沿鐵路各縣，歸中央軍駐紮（鐵路線各縣以外，得由17路軍部隊駐紮）。

這時，中共代表團的駐地同樣地闖進了幾名東北軍的少壯派青年軍人。他們直奔周恩來的辦公室，見來者怒氣沖沖的樣子，周很快明白他們的來意，非常氣憤地對他們說：「你們要幹什麼？你們以為這樣就能救張副司令回來嗎？不！恰恰是害了張副司令，你們破壞了團結，分裂了東北軍，你們在做蔣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你們是在犯罪！」

對此延安的中共中央領導人也有著同樣的看法。7月20日，張聞天、毛澤東致電周恩來等，決定：「採取蔣不讓步不再與談之方針」，並令周等迅速北返。28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決定：紅軍主力集中三原迅速改編，編為3個師，45000人，上設總指揮部，朱德為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並設政治部，任弼時為主任，鄧小平為副主任。另編地方保安1萬人，高崗為司令員，蕭勁光為副司令員。

張學良這個方案，反映了他對解決西安事善後的誠意，同時探試蔣介石對西安及其對他個人的態度。蔣介石在最後定調形成的善後方案。部分地採納了張學良的主張。比如，東北軍調豫皖兩省，楊虎城調甘肅，王樹常的任用等，張的這些主張基本上都反映在了蔣介石的方案中。當然，張學良提出的由他出面與楊虎城面談，整理部隊的設想，蔣介石是不會同意的。

經過整編，51軍的118師、110師，53軍的119師，57軍的120師、109師，67軍的117師、129師，騎兵第2軍的7師，分別被撤銷番號或被調出。西安事變后叛離東北軍的106師、騎兵第10師、炮兵第6旅、第8旅，均另立門戶了。馮占海所部63軍被撤銷，僅保留第91師一個師的番號。

接著，劉多荃派人捕殺了于文俊血祭王以哲；又令105師1旅3團團長葛晏春誘殺了該旅旅長高福源。高福源是張學良與紅軍溝通的第一個使者，於1936年被提升為少將旅長，並未參与「二二」暗殺王以哲事件。劉多荃和繆澂流還逮捕了所屬團長萬毅、康鴻泰和在東北軍中工作的中共特派員鄒魯風，逼走了團長陳大章和營長王甲昌、商同昌等人。

3．遷移中央至便於領導全國政治生活之地區。

如貴黨三中全會果能毅然決然確定此國策，則本黨為著表示團結禦侮之誠意，願給貴黨三中全會以如下之保證：（一）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二）工農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三）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施普選的徹底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

1月5日，在南京發布處理西安問題善後方案的當天，楊虎城領銜通電全國，斥責南京國民政府扣押張學良，派兵進攻陝西，挑起新的內戰，表示對南京的進攻要堅決回擊。通電說：

圍繞西安事變「善後」的鬥爭可謂是一波三折！

二、

2月8日，「中央軍」36師宋希濂部和平進駐西安。10日，顧祝同進人西安，履行西安行營主任新職。

蔣介石違背諾言，並以武力威脅逼迫西安屈服的行動意圖，使西安方面極為氣憤。於是，圍繞如何反擊南京的軍事壓迫，如何營救張學良返陝復職，西安向南京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在這場鬥爭中，西安方面內部圍繞是以戰求和，還是以和避戰的問題，也發生了爭論和摩擦，而這些對於西安事變的結局，對於張、楊的個人命運都產生了影響。

顯然，楊虎城的這番話，不僅是說給南漢宸本人的，也是說給中共代表團聽的。否則，他不會深更半夜把南漢宸叫起來。同時，楊虎城此番話的背後，也還隱藏著更深的不便明說的意思：中共應當更多地幫助楊虎城擺脫困境，如果中共對楊幫助得不夠，或者楊感到自己的安危沒有保證的話，他將不再選擇和平，而是可能會附和東北軍少壯派的主張。

一、「中央軍」本月28日以前暫駐原防地。

主和的是東北軍的元老派，他們是師級以上的將官，以于學忠、何柱國、王以哲、董英斌為代表。主戰的是少壯派，他們大都是抗日同志會的領導骨幹，以應德田、孫銘久、苗劍秋為代表。

在中國共產黨對西安事變后的國內形勢給予正確判斷、作出上述指示的同時，蔣介石推翻他在西安作出的承諾、報復張、楊的姿態卻越來越明顯地表露出來。首先是扣押張學良，接著是拋出解決陝甘問題的方案。還為逼使西安方面就範，以大兵壓迫，作出不服即戰的姿態。

不戰，便無法支撐這個局面，更無法營救張學良。他希望渭南不撤兵，也不為戎首，作防禦戰，如果蔣介石不改變國策，不放張回來，便作戰到底。打一仗，一方面可以使華北的宋、韓，廣西的李、白，四川的劉湘有武力調停的借口，另一方面也可以使蔣介石感到，不放張回西安，便無法收拾西北的局面；同時，打一仗，也可以鞏固兩軍內部，維持「三位一體」的團結，否則，各將領自尋出路，「三位一體」瓦解。就失去了爭取張學良回西安的資本，他個人的前途也堪憂。

方針：打擊親日派，鞏固以西北為中心之左派，影響與吸收中派。

★東北軍內部形成兩派，少壯派主張與南京衝突到底，救出張學良；主和派主張接受南京的條件，徐圖救張。「戰」與「和」的衝突導致了東北軍的分裂

東西兩翼第1線部隊共39個師，第2線部隊約10個師。此外，以毛邦初為指揮官的空軍部隊也加入戰鬥序列。

（二）東北軍開甘肅，17路軍仍駐陝西，「中央軍」駐潼關、漢中。

周恩來耐心地解釋道：「我們了解東北軍的特殊性和副司令在東北軍的重要性，我們也了解副司令在『三位一體』中的重要性，我們也願意早日把副司令營救出來。但是現在這種局面，我們堅持要求放回副司令，而蔣介石一定不放回，堅持下去，很容易引起戰爭。引起戰爭，那就不合副司令發動西安事變所希望達到的團結抗戰的願望。」「引起戰爭，對張副司令恢復自由和回來的問題更無好處。很明顯，戰爭一起，他們就更不會放副司令回來了。我們現在退兵，我們『三位一體』好好團結，保持這麼強大的力量，繼續堅持要求，副司令遲早總會回來。我們要求副司令回來的方法應該很多，不一定要現在這樣堅持，要求南京即刻放他回來。現在這樣堅持，一旦引起戰爭，不僅張副司令回不來，而且容易造成更加混亂的局面，對國家前途，對團結抗日前途，對東北軍前途，對張副司令前途，都不會有什麼好處。」

六、堅持全國團結一致抗日的組織者與發動者的立場：一方面，在抗日與打擊親日分子的基礎上，和南京左派合作，吸取中間派到我們方面來；另一方面，結合南京之外的各派，以西北為中心，以抗日為目的和平條件，為推動南京向左之力量。

4．教育與重新教育幹部。

就在這一天，蔣介石于「病榻」上召見了西安的信使鮑文樾等。鮑向蔣遞上了楊致蔣的信和善後方案。楊給蔣的信主要是，要求釋放張學良回陝，並敦促蔣銷假回（南）京視事。

在中共這次緊急會議的前一天，東北軍在少壯派的提議下，在渭南召開了由團長以上軍官參加的軍事會議。由於王以哲因病未能出席，會議由「總部」中將參謀長董英斌代為主持。何柱國首先發言，認為「中央軍」實力強大，假如打起來，不但張副司令回不來，東北軍的前途也危險了。他主張接受甲案，和平解決善後。

6．蔣介石回京后也未下令釋放「七君子」（「七七」抗戰開始后「七君子」才取保釋放，直到1939年1月高等法院才撤銷起訴）。

13日，日軍進攻上海，淞滬戰役爆發，戰火燒到南京國民政府所在的心臟地區。形勢的急劇惡化，迫使蔣介石認識到中日間的全面戰爭已經不可避免，迫切需要紅軍開赴前線共同抗日。於是，國共談判長期拖延不決的問題隨之急轉直下地得到柳暗花明的解決。

二、東北軍、17路軍須于本月28日前撤至涇陽、成陽、雩縣以西地區；徐海東、陳先瑞在陝南各部應同時撤至陝北。2月5日以前，「中央軍」進至成陽至寶雞一線，接防完畢。

（2）17路軍駐西安、涇陽、洛川、韓城、朝邑、華縣、商縣一帶地區。

就在少壯派3名首領離開西安的前一天，劉多荃擅自將渭南前線部隊北移高陵，與繆激流部靠攏，讓開了隴海線正面陣地，並派副師長高雲鵬電話通知潼關的「中央軍」樊崧甫，要他們提前進軍。

1936年2月5日，東北軍撤出了西安。6日，楊虎城回到三原。17路軍於7日集結三原一帶，西安新城只留下一個教導團，負責警衛省主席孫蔚如和38軍軍部。

四、西安事件報銷之費用，最多不得超過200萬元。

1．抗日力量的增強與合法化（至少部分地）；

在這一策略指導下，南京國民政府提出了解決陝甘善後的四大目標：

蔣介石這次還真的讓李志剛去看望了張學良。張告訴李志剛：「蔣先生是不會讓我回去的，回去會增加他不喜歡的力量。請告訴虎城，多容忍。要團結。我估計除非全國抗日，東北軍還存在，可以利用我在東北軍中發揮作用時，我才有可能出去，否則是不能出去的。」

中共還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蔣介石在著手善後西北問題的同時，解決中共的問題也擺上日程。1月4日，陳立夫告之中共駐南京代表潘漢年：西北之善後，南京決取政治方式解決，希望中共置身事外，「以免外交發生困難及不利於雙方談判之進行」。陳立夫還委託張沖即日前往西安，接周恩來「從速秘密來京見蔣先生，面商一切」。這時，南京方面的用意已經十分明顯，即用政治方式解決西北善後問題要同解決國共兩黨之間的問題分別進行，企圖以此把紅軍從「三位一體」中分離出來。這不僅對東北軍、17路軍不利，對中共與紅軍自身也極其不利，而中共若置身西北善後事外，在道義上也對不起朋友。

（1）設陝甘綏靖主任，以張副司令為主任，楊虎城為副主任。

3．馮欽哉部駐防大荔、蒲城、白水、澄城、韓城、宜川等縣；

對於談判陷入僵局，中共中央亦十分關切。毛澤東、張聞天致電周恩來：如確能停止戰爭，可保證讓步。如要「出現比西安事變前更壞之局面，則不能讓步」。毛澤東在這次電報中還告知周恩來及中共代表團：無論是和或戰，應由楊虎城、王以哲左派打定主意，我們應處在建議與贊助地位。與此同時，為加強黨對西北善後的領導，中共中央還派出名義上仍在「負總責」的張聞天秘密到達西安。

全國解放后，38軍17師於1952年集體轉業，改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石油工程師，從事經濟建設。這支部隊在師長張復振率領下，開九*九*藏*書赴玉門油礦，進行石油鑽探與開發，為建立我國第一個石油基地做出了貢獻。後來，這支石油大軍逐漸擴大，在開發建立克拉瑪依、柴達木、大慶、川中、江漢、勝利、大港、華北等油田的過程中，繼續建立了不朽功勛！

周恩來對中共中央的上述方針作了進一步的補充，使之更加全面和完善。他在《關於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的局勢和我們的方針》的電報中，向中共中央建議：

呂正操，原系53軍116師647團團長，1937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戰爆發以後，他所在的691團開赴曹家務迎戰日軍。面對要其繼續南撤的軍令和日寇慘無人道的燒殺淫掠，深受亡省亡家之恨的東北軍，怎麼也忍受不了國民黨失敗主義的指揮。呂正操在晉縣小樵鎮的小學校內，召開全團官兵代表大會，商討抗日大計。他講道：今天不是普通的會議，是商討咱們團今後命運的會議。近來時局令人心焦，還不到半個月，日本侵略軍就佔領了華北大片土地，「中央」一味撤退，如果我們繼續跟著跑，不但不能對抗日有所貢獻，還有斷送自己的危險。他指出：「我們面前只有一條路，回師北上，到冀中敵後打游擊，現在，敵人後方空虛，有利於我們發動民眾建立抗日根據地。」這次會議順利通過呂正操的提議：回師北上，同日軍進行游擊戰。呂正操當眾宣布：從現在起，691團的番號我們不用了，改為人民自衛軍，接受共產黨的領導。這實際上是把這支部隊全部拉人共產黨，自此，這支部隊聲威遠播，很快發展到5000多人。蘇聯對日宣戰後，為配合蘇聯紅軍進入中國境內作戰和準備接受日、滿敵偽軍投降，呂正操奉朱德總司令命令，率部由山西綏遠兩地出發，向察哈爾、熱河進發。1945年8月31日，呂正操、林楓率領八路軍第3縱隊32團，以及可以組建10個團的連以上幹部400餘人開赴東北。

在周恩來發言後會議作出決議：宜和不宜打，堅決促成和談成功。這個決定，與兩天前的渭南會議決議完全相反，這是一般人所沒有料想到的，也使主戰派大失所望。

少壯派的成員雖然都是一些團、營職軍官，但他們人數卻很多。他們提出的「為釋張學良不惜一戰」等營救張學良的主張，在東北軍內頗有市場，無人敢說「不」，也為廣大的東北軍官兵所贊同。

這不能不引起西安方面的極度不安。

三中全會後，張沖抵達西安代表蔣介石繼續與中共代表周恩來進行談判。從2月27日至3月4日，周、張舉行了多次會談，雙方的分歧和爭論的焦點是紅軍改編后的編製和人數。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周恩來提出紅軍改編后的人數至少六七萬，計6個師，每師3個團，總指揮部除外。而蔣介石給張沖的底線是：「紅軍可以編三師9團，不可再加。」這就使談判無法形成一致。後來，張沖又提出一個方案：紅軍主力編4個師16個團，另編2個徒手工兵師8個團，共6萬人。顯然，這一方案與中共的要求比較接近，張聞天、毛澤東於3月3日複電周恩來表示這一提議可以接受。但事過一天，南京又變卦了，縮回到蔣的底線上。於是，圍繞蔣的底線，張、周再行協商，達成了五項協議：

蔣介石回南京短短几天，就改變了在西安許下的條件，有人對他回到南京短短10天之內的「賴賬」記錄作了統計，大概有如下7條：

周恩來只好說：這個問題很重要，容我們好好商量一下再答覆你們。

蔣介石對東北軍持此態度甚為惱火。當天傍晚，他指示劉峙、顧祝同向東北軍發出恫嚇，聲明：第二天中午前為談判最後期限，屆時如果還達不成協議，東北軍還不撤退，即為和平破裂，「中央軍」將開始對東北軍前線陣地及前方指揮部進行轟炸，而暫緩對西安新城目標的轟炸，以示區別。善於恩威並施、分化對手的蔣介石，在發出戰爭威脅時仍不忘製造對方內部的不和，以牽制對手。27日上午，蔣介石又致電東北軍各將領，進行「勸說」，再次承諾：

當晚，周恩來趕回西安，將紅軍的決定告訴了楊虎城和少壯派。對他們說：「只要你們團結一致，意見一致，我們絕不會對不起張先生，絕不會對不起你們兩位朋友，包括打仗在內，我們一定會全力支持你們。」

散會以後，李志剛留下繼續與楊虎城討論南京的勢態及其蔣介石的真實意圖。

2月9日，也就是顧祝同到達西安的第二天，周恩來開始同他舉行談判。首次談判持續了3天，對中共的要求，顧祝同再次表示，同意紅軍在西安開設辦事處，保證不迫害民眾團體。雙方就共產黨在適當時刻公開、蘇區政府改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擴大民主、分期釋放在獄的共產黨員等問題，達成了初步的協議。

關於談判方針，我意：

既然在西安的談判不能解決問題，中共中央旋即致電周恩來，改為赴寧與蔣介石直接談判。

抗日戰爭爆發后，東北軍各部均開往抗日戰場，抗擊日本侵略者。67軍107師在淞滬會戰中傷亡殆盡，軍長、參謀長陣亡，蔣介石把這個軍取消了番號，所屬108師併入「中央軍」25軍。49軍在武漢保衛戰中也被取消了番號。51軍、57軍參加了徐州會戰，武漢失守后，這兩個軍到山東敵後戰場作戰，後來57軍還是被取消了番號。至此，東北軍中只有騎兵軍成軍建制仍在（于學忠之51軍淵源來自直系軍閥武裝）。

（一）保證和平解決后，不再有戰爭。（二）不執行「剿共」政策，並保證紅軍最低限度之供養。（三）暫時容許一部分紅軍在陝南駐紮。（四）令馬步芳停止進攻河西紅軍。（五）親筆復恩來一信。

親眼目睹這次聲勢浩大的武裝示威遊行的英籍紐西蘭著名記者貝特蘭，在日後為英國《泰晤士報》和《每日先驅報》撰寫的文章中寫道：在中國，任何抗日活動無疑都會得到群眾的支持。我甚至還感到：舍此而外從任何其他方面出發，要想成為一場群眾運動，都是根本不可能的。

一方面估計到蔣系欲恢復其已喪失之威信與權力，不能不依靠左派及西北革命勢力才能制裁已經膨脹之親日勢力……但另方面估計到日本與親日派之壓力，估計到英國之立場，蔣介石的改革內政、聯共與對日抗戰等基本問題上仍有動搖與延遲之可能。……徹底（改變）蔣介石之動搖地位，斷絕其過去所謂抗日、親日以外之第三條路，這還是要用很大努力的。

★中國共產黨在西安事變后，堅持原則繼續與國民黨談判，促使蔣介石履行抗日承諾，實現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舉國團結抗日禦侮的局面終於掀開中華民族由衰敗走向復興的歷史新頁

一、紅軍移動時發給若干經費，總需30萬（至少）至50萬元。

甲案

20日下午，李志剛等帶著蔣介石的致楊虎城信回到西安。楊虎城立即召集兩軍軍政人員開會，會上宣布了蔣介石給楊虎城的長信，李志剛報告了見蔣介石的情況。面對張學良不能回、陝甘不能留駐、「三位一體」將被拆散的局面，參加會議的眾將領都是義憤填膺。東北軍方面的人紛紛斥責蔣介石背信棄義、分化東北軍與17路軍的企圖，表示決不能上當。孫蔚如亦表示，絕不能就任陝西省主席職。杜斌丞也說：「張先生不能回來，我們大家要堅決同蔣介石拚命。」會場上情緒激昂，約定第二天再作商量。

周恩來還根據中共中央批准的軍事行動方案，在短短几天內，聯絡友軍將南進紅軍主力部隊急需的彈藥、給養、無線電器材等迅速補充完畢。

1937年10月，趙壽山率17師堅守娘子關正面陣地，與日軍血戰13晝夜。之後，這支部隊接受中國共產黨的建議，在晉西八路軍留守兵團駐地——離石縣磧口一帶進行整訓，並得到八路軍政治和軍事上的幫助。此後，該部在山西洪洞、趙城及晉東南的長治、高平、晉城、陽城、垣曲一帶開展游擊戰，編人第18集團軍的戰鬥序列，直接受彭德懷將軍指揮。

這正是毛澤東所需要的。南京各界關注紅軍的動向，即可起到牽制蔣介石的作用。蔣介石本意也不是要用兵西北的。因為他知道，西安事變后的國際國內形勢已不允許他再打內戰，他之所以要擺出打的架勢，目的在使西安屈服他的條件。

在此前後，東北軍騎10師檀自新部於2月2日在蒲城叛變，投靠南京方面，並扣留了陝西警備3旅旅長孫友仁、蒲城民團司令韓世本，繳了民團的械。2月6日，東北軍106師沈克又叛離東北軍，扣留了陝西警備1旅旅長王俊，將該部繳械。2月8日，陝西警備2旅沈璽亭、唐德盈兩團投向劉峙，將部隊拖向河南。

李回答：「自委員長回來以後，對於答應的問題還沒有實現，又把張先生留住不讓回去，大量的『中央軍』開進潼關，西安方面群情激憤，東北軍、17路軍團結一致，張先生若不回來，他們要打仗。」

蔣介石當然不能允許在他的軍隊中有共產黨存在，曾多次組織抓捕共黨分子，孫蔚如採取搪塞敷衍的辦法加以掩護，趙壽山甚至以身家性命作保，使共產黨員和進步分子都保了下來。

（四）要中共「商量一永久合作的辦法」，當聽到周恩來「以共同綱領是保證合作到底一個最好辦法」的回答時，他要周恩來趕快商量與他的關係及綱領問題，而周恩來再三問他有何具體辦法時他則說沒有，但表示要商量。

南京方面看到這個方案最早是1月16日。是13，楊虎城派他的駐南京辦事處主任李志剛和東北軍方面的代表鮑文樾、米春霖等3人攜帶楊致蔣介石、何應欽的親筆信和善後方案，來到南京。何應欽對鮑、米、李3人說：你們來了很好，委員長現在奉化，要你們明天去。

同時，中共中央明確當前的任務是：（一）宣傳西安事變的勝利解決，號召全國團結抗戰。（二）逼迫蔣介石實現在西安的承諾。（三）鞏固「三位一體」的團結。（四）繼續推動各地方實力派與西安方面合作；推動南京國民政府的左派，爭取中派，反對右派，實現改組政府。（五）擴大全國救亡運動。（六）鞏固與發展黨組織，以適應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

四、調楊虎城為甘肅省政府主席，仍兼17路軍總指揮，第17路軍全部調往甘肅。

一、東北軍全部調駐豫皖兩省，可先由西荊公路集中南陽、襄樊、信陽一帶。

他還對王卓然說：

（五）「關於具體問題，他認為是小節，容易解決，他說國民大會國防會議在幾個月後」，中共「可以參加。行政區要整個的」。須中共「推薦一個南京方面的人來做正的，以應付各方；副的以下均歸（中共）」，並由中共「自己干，他不來干涉」。至於軍隊人數他也不同中共爭，「總的司令部可以設，他決不來破壞我們部隊，只是聯絡而已，糧食接濟願設法，即使永久合作的辦法尚未肯定，他也決不再打」。

中共加入談判以後，談判很快取得突破，三方于第二天即1月28日，基本達成東北軍在7天內將渭河南岸部隊撤到北岸的協議，並決定執行甲案。在這個協議中，南京方面也作了局部讓步，比如，進駐西安與潼關一線的「中央軍」由12個團減為3個團，同意在三中全會前呈請恢復張學良公權，給以職務，讓張學良來陝訓話後部隊移防等。同時明確，談判所達成的協議僅限於軍事問題，政治問題留待五屆三中全會解決。

丙、軍事善後問題：

中共中央書記處第二天就複電同意，並且補充說：「關於階級鬥爭，本黨當然遵守抗日救國之共同綱領，以抗日救國為中國人民的第一天職，引導中國人民為此抗日救國的神聖任務共同奮鬥，但國民黨在改善民眾政治生活與經濟生活方面亦需有切實之努力，因民眾由於政治經濟生活之不堪痛苦而起的鬥爭，本黨實無力禁止。」

二、請虎城出洋考察養病半年，不開缺，以孫蔚如代理，由鈞座給予充分之款項，對日發動，即召返國。

二、更換人事組織，擬任命顧祝同為西安行營主任，綜理陝甘青寧軍事及西北國防準備事宜，以王樹常為駐甘綏靖主任，在行營指導下，擔任甘肅綏靖事宜；以楊虎城為西安綏靖主任，在行營指導下，擔任陝西綏靖事宜，馮欽哉為17路軍總指揮，楊虎城、于學忠撤職留任，戴罪立功。

少壯派原以為殺了王以哲、何柱國，就可以堵住和談的路了，結果卻事與願違。王以哲在東北軍中是很有威信的高級將領，他被殺的消息傳到前線，駐渭南的部隊當即調轉槍口向西安開拔，要為王以哲報仇。由於東北軍過早地放棄了對「中央軍」的牽制和阻擋，致使「中央軍」長驅直入，乘虛開進渭南，繼而向西安進逼。

即使這樣的讓步，也有被囚中的張學良的貢獻。張學良雖然失去了人身自由，但依然十分關注西北局勢。1月7日，蔣介石致函張學良告之他對處理陝甘善後的意見后，張學良抓住這一機會，立即呈蔣意見書，提出他對解決西安問題善後的主張。張學良提出的兩個方案是：

中國共產黨決心在取得這些承認后，竭誠促進舉國團結並使自己獨立領導的人民武裝迅速出動投入抗日禦侮作戰。

由於「三位一體」不復存在，失去了強大的政治軍事力量抗衡蔣介石，3月初，蔣介石即威逼楊虎城辭職出國考察。七七事變爆發后，楊虎城基於抗日的願望主動返國，但一踏上國土，即遭蔣介石軟禁，1949年9月6日，在南京國民政府一朝覆亡，國民黨潰逃台灣前夕，楊虎城將軍及其夫人宋綺雲女士和兩個子女被蔣介石秘密殺害。

此時，楊虎城對於和談成功寄予很大期望。聽完談判代表的報告后，他說：「只要國家政策有轉變，我們是不願意打仗的。」他擔心東北軍以釋放張學良為談判先決條件，將把事情弄僵，於是加派曾在黃埔軍校任外文秘書、與顧祝同有私交的17路軍參議王宗山為談判代表，以緩和談判氣氛，便於和顧祝同商談。

東北軍中也有不少人在蔣介石的誘使下，與人民為敵。在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中，東北軍的108師不僅參与了這一事變，而且葉挺軍長就是在赴108師談判時被捕的。解放戰爭的3年中，東北軍的大部也參与了內戰，成為南京國民政府的殉葬品。

在這封信中，蔣介石把西安方面對西安事變善後的主要主張都否定掉了：張學良回陝的問題，蔣介石一口否決「不可能」，並威脅說，如果西安方面孤行到底，張學良今後如何處置他就撒手不管了。東北軍、17路軍仍駐陝西問題，蔣介石以維護「中央」統一為由予以回絕。保持「三位一體」團結的問題，蔣介石直言不諱地說，不能容忍西北成為赤化的根據地。甚至還放出劫持統帥可以原諒、而西北的半獨立狀態不能原諒的重話。

謝珂又說：「在張學良將軍未回西安以前，『中央軍』是不能西進的。」

這個方案是在蔣介石處理陝甘問題方針的主導下形成的，較之於南京國民政府提出的內含四項目標的善後方案，蔣在某些方面還是作了一定讓步的。這個讓步主要體現在對待楊虎城的17路軍上。原方案人事任免已以行政院決議方式公布；部隊防區劃定為（一）商雒地區及隴海路（包括附近一些縣如朝邑、涇陽、三原、周至、扶風、歧山等在內）與西蘭公路上各縣由「中央軍」駐防；（二）17路軍17師及各警備旅駐關中，馮欽哉部升為27路軍，仍駐大荔、蒲城至宜川一線；（三）東北軍恢復1936年12月1日前原位置。現甲案是讓17路軍仍由楊虎城指揮，各部仍駐陝西原防，並留一部駐西安，只是隴海線沿線由「中央軍」駐防。這個方案顯然是向楊虎城作了一點讓步。

附記：陝西綏靖主任公署或移設三原亦可。

（1）成立國民革命同盟會，由蔣指定國民黨的幹部若干人，共產黨推出同等數量之幹部合組之，蔣為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2）兩黨一切對外行動及宣傳，統由同盟會討論決定，然後執行，關於綱領問題，亦由同盟會加以討論。（3）同盟會在進行順利后，將來視情況許可，擴大為國共兩黨分子合組之黨。（4）同盟會在進行順利后，可與第三國際發生代替共黨關係，並由此堅定聯俄政策，形成民族國家間之聯合。

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所領導的兩支部隊，有著不同的命運。

全會還通過了五屆三中全會宣言。這個宣言仍有不少攻擊中共主張的字眼，但「剿共」口號不再使用了，「抗戰」一詞也首度見之於國民黨宣言。《宣言》這樣強調：「對外則決不容忍任何侵害領土主權之事實。」如果主權「蒙受損害，超過忍耐限度，而決然出於抗戰」。對內「唯當依據和平統一之原則，以適應國防」，從而放棄了武力統一、「剿共」內戰的政策。宣言的這些表示，實際上表明它接受了中共致國民黨三中全會電中提出的五項九-九-藏-書要求的基本精神，因而，這次會議標志著國民黨安內攘外政策的轉變，標志著國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

蔣介石一直把中共視為宿敵，頑同堅持「剿共」，但中共為了抗日的大局，為了避免內戰重啟，堪稱以德報怨助蔣化解了僵局。

二、承認國民黨在全國領導，但取消共產主義絕不可能。唯國民黨如能改組成民族革命聯盟性質的黨（蔣在西安有改組黨的發軔），則共產黨可整個加入這一聯盟，但仍保持其獨立組織。

對於西安方面與南京即將達成的和平協議，在東北軍內部卻引起了激烈爭論。爭論的焦點在於打還是和。

乙案

那麼，對張學良的處置適用了什麼法律呢？也就是說張學良今後的前途是什麼呢？是繼續被關押？還是能夠被放出來？人們找不到法律依據，因而誰也說不清楚。

于學忠的和平姿態，與王以哲、何柱國的意見不謀而合。王、何隨即表示贊同，並提出：先撤兵，服從中央的命令。

何發言后，應德田起來發表了堅決反對和平解決的講話，應認為：蔣介石是在虛張聲勢，真正打起來他就不敢了。我們愈軟，他就愈硬，我們一硬，他就會軟下來。只有這樣，副司令才有可能回來。我們要做好打仗的準備。並且說：「現在楊主任和17路軍都主張副司令不回來，堅決不撤兵，『中央軍』如再進逼，不惜拚命打一仗，中共代表團也表示支持我們的主張，必要時紅軍也可以幫助我們打仗，難道我們反而膽小怕死嗎？」與會人員在應德田發言的鼓動下，群情激憤，一致贊成應德田的主張。會議決定：在張副司令未回來之前，堅決不撤兵，「中央軍」如再進逼，不惜一切，決一死戰！40多名與會軍官都在這個決議上籤了名。

蔣介石的接受抗日主張與蔣介石的釋放，是全國結束內戰、一致抗日之新階段的開始。但要徹底的實現抗日任務，還須要一個克服許多困難的過程……這個過程的快慢，首先決定於抗日派力量的壯大。

三、余陪同墨三等到洛陽，最好到潼關或臨潼，由啟予或龐炳勛派兵陪同前往，請虎城及各軍長來會商。

4．蔣介石並沒有按其在西安的承諾，辭掉行政院長；清除親日派只是象徵性的，何應欽還是軍政部長；改組政府、容納進步分子毫無動靜。

（2）行營顧祝同主任駐洛陽。

對此，蔣氏是心存感激的。周恩來抓住這一機會，以毛、周的名義致電上海的潘漢年，請潘設法向蔣介石傳遞中共的下列意思：

一、

接著，蔣介石從3個方面指責西安方面的合理要求為不當：第一，指責西安方面不該怪他用兵西北。說，「『中央』無論如何不能放棄西北」，『中央軍』不駐西北，投資則無安全感，一切建設無法繼續，國防亦無保障，「『中央』若放棄西北，即無異放棄國防……若就國家生存大計而言，則劫持統帥之咎猶小，而破壞國防之罪實大。」第二，指責西安要求釋放張學良不妥。蔣介石說：「陝甘之統一一日未復，即中與漢卿之罪責一日不得而亂扣帽子卸除。漢卿深知此意，並無回陝之請求，而惟望問題之速了。……望兄等勿再作此不可能之要求，以增漢卿與中之罪戾也。」第三，指責西安方面的善後要求是「假此以遂其把持割據之私圖……為保持軍事與統治之統一，即不容自划區域，而形成割據獨立之形態……西北為我中華民族發祥之地……斷不能任其有赤化惡化之情勢，淪為危害國本之根據地」。

關於虎城講話問題，良以為力子、雪竹兄或於先生協同良到潼關或到馮欽哉防地，請虎城來談。

李志剛直率地說：「紅軍也向關中開進，打起仗來，恐怕不好。」

1936年12月26日下午1時許張學良飛抵南京，在洛陽換機后引發的些許不快並未使他想得更多，因而當他到達南京見到東北軍的舊部荊有岩、魯穆庭時仍掩飾不住他把天戳了個大窟窿的快意，一見面就興奮地說：「（我）為國家的抗日辦了一件大事，蔣先生答應一致抗日了」，「我明後天就要回去」。

四、軍需統一，陝甘各駐軍的餉糈，由國民黨中央統一發給，在西安設軍需局辦理軍需發行，由行營指導和監督。

六、張漢卿名義必待其部移防完畢後方能呈請，此時如果請求不惟無益，適增國民之反響，徒戾漢卿而已。

面對中共的合理擔心，蔣介石遂委託於2月8日進駐西安，出任西安行營主任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的顧祝同，作為國民黨方面代表與中共進行談判。

在得知李志剛即將前往潼關時，少壯派迅速調動部隊一方面包圍了于學忠，要他營救張學良，指揮東北軍作戰；另一方面準備武裝截留西安方面派往潼關的談判代表，同時部署暗殺王、何的行動。

3．軍隊移防，除一部略變現實位置外，均俟張副司令返陝訓話后，再行開始：

什麼叫「管束」？

四、東北軍可酌留1師約3團至4團兵力暫駐西蘭公路成陽至邪州一段。

三、孔、宋政府是一個過渡的政府。這個政府目前基本問題——對日問題上將採取較強硬的態度，在民主問題上或許可有一小步之前進，但顯然在許多方面仍然會繼續著舊的路線。我們對孔、宋政府，應當以過渡政府看待，即是：推動與贊助其抗日傾向，爭取逐步的即使不大的民主改革，同時絲毫不放鬆對他的批評。如一切過渡政府一樣，有著必然的動搖與不同可能的前途，我們應與他每一個搖擺鬥爭，而爭取他過渡到抗日政府。

西安方面也效仿紅軍的做法。1月8日，東北軍、17路軍126名將領聯名通電錶示：「誓將起來周旋，至死不悔」。9日，西北各界群眾舉行了10萬軍民參加的示威遊行，參加遊行的民眾和東北軍、17路軍士兵義憤填膺，決整武裝，堅決自衛之決心溢於言表。

接著，周恩來與博古、葉劍英等一起迅速趕到三原紅軍前敵司令部，在張聞天的主持下召開了由彭德懷、任弼時、葉劍英、左權等參加的緊急會議，研究當前事態和東北軍要紅軍協同作戰的問題。與會者認為，東北軍和17路軍是我們的朋友，現在這兩個朋友堅持要打，解釋無效，並已發展到答應了是朋友，不答應可能導致敵對的情勢。本來是不應該打仗的，但在這種實際情況下，只能幫助他們打這一仗。會議決定：只要東北軍、17路軍兩方意見一致，紅軍可暫時保留自己的意見而支持他們的主張，與他們協同打一仗。在打的過程中仍同南京談判和平，如打得好，和平仍然有望。否則，使友軍從實際經驗中相信我們的和平主張，在更不利的條件下接受和平。打有兩個前途：迅速結束內戰與延長內戰，我們應力爭第一前途的實現。

1．「中央軍」自12月25日撤出潼關一條不但徹底抹了，而且還大量開進。

楊虎城的這一方案，是針對蔣介石的方案而來的，並依蔣所提各款，一一提出自己的主張，目的在於解救張學良，使南京不能干涉西北行政，保持「三位一體」的團結，並促蔣落實其在西安承諾的各條。這與蔣介石的方案相去甚遠，勢必被南京方面所拒絕。

形勢緊迫，為爭取談判儘快成功，中共中央於7月14日向南京當局表示：願在蔣指揮下努力抗敵，紅軍主力準備隨時出動抗日，已令各軍10天內準備完畢，待令出動，同意擔任平綏線國防。在這次談判前，周恩來已將《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送給蔣看，蔣對此反應冷淡。談判中爭執的焦點依然是紅軍改編后的指揮和人事問題。蔣介石堅持：紅軍改編后不設統一的軍事指揮機關，三個師直屬行營管理，三個師的參謀長由南京派遣；政治主任只能轉達人事、指揮，周恩來為政治主任，毛澤東為副主任。周恩來當即表示：中共決不接受。

中共退出談判，蔣介石非常著急。8月1日，張沖急電延安，稱蔣密邀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即飛南京共商國防問題。

23日，李志剛在戴笠陪同下乘汽車由南京去奉化，面見蔣介石。蔣問：「西安方面的意見怎樣？」李志剛把楊虎城給蔣的信遞送上去，而後說道：虎城和東北軍、17路軍負責人開了兩次會，他們一致要求讓張先生先回去。蔣介石搖頭說：「我在西安上飛機時，張漢卿要送我回南京，我勸他不要來，他一定要來，我只好聽他來，那時由他也由我。他到南京后要想回去，就不能由他，也不能由我。他住在這裏，你可以去看他，問他是不是那樣？」

2月5日，東北軍將領撇開17路軍和紅軍，由於學忠、何柱國、繆瀲流、劉多荃等4名軍長參加，在高陵召開會議，決定不再走與紅軍、17路軍聯合的道路，放棄甲案，而決定接受乙案。確定乙案的同時，對保留東北軍總部也表現了不感興趣，這意味著東北軍將徹底分裂了。

17師的起義，遂使蔣介石產生消滅38軍55師的企圖。1946年3月，蔣密令胡宗南把該師縮編為55旅，並令該部開赴新鄉參加內戰，而胡更在鄭州、廣武地區布置重兵，擬將該部於行軍途中殲滅。原師長孔從洲發覺后，由孝義趕回55師駐地，於5月15日在鞏縣宣布起義。6月，當胡宗南再調原177師李振西部在輝縣一帶進攻解放軍時，這支部隊中的共產黨員呂元璧、薛生榮又一同領導了呂、薛兩部的起義。同年8月8日兩部在楊柳川會合，標志著楊虎城所部由17路軍發展而來的38軍大部實現了起義，進入人民陣營。

西安談判就這樣開始了。

鑒於前兩個問題，在第一次奉化之行中以及蔣致楊虎城的信中都已談及，李志剛第二次奉化之行重點是了解蔣介石有無抗日的決心，而不再要求蔣介石撤兵釋張了。這對西安來說，已經是又一次讓步。

蔣介石在看了中共的談判條件和周恩來的說明后，發表了談話，其大意是：

2．西北各省統由張、楊負責一條全抹了。

2．17路軍直屬各警備旅移駐止寧、枸邑、永壽、靈台、寧縣、長武、彬縣、麟游、乾縣、淳化、耀縣等縣，孫蔚如部第17師移駐甘泉、富縣、中部、宜君等縣；

由於接受乙案，「三位一體」不復存在，張學良復出從此沒有可能，長期被軟禁已經不可避免。張學良曾經設想，抗日戰爭一旦爆發，東北軍開赴抗日前線，屆時他可能獲得自由去領兵抗日。但直到1945年抗戰勝利，張學良仍被幽禁在貴州。1946年11月，蔣介石下令將張學良解往台灣，蔣經國時期張學良仍被「嚴加管教」。直到1991年，他以91歲高齡始獲台灣當局批准，赴美探親。但是，北望大陸，依然「等是有家歸未得」。

最後，周恩來充滿感情地說：「共產黨與蔣介石的血海深仇，我們永遠不會忘記。共產黨與東北軍和張副司令的血肉關係，我們也永遠不會忘懷。凡對張副司令有好處的事，我們一定儘力而為。但現在堅持要求副司令回來，不見得對他有好處。」

中共中央新的談判方案還規定：中國共產黨準備在7月中旬發表國共合作宣言，在宣言發表后，如蔣同意設立總的軍事指揮部，紅軍即待其名義發表后改編，否則即于「八一」自行宣布改編，採用國民革命師暫編師名義，編3個正規師，共45000人。陝甘寧邊區民主選舉在7月內自動實行，並向蔣推薦張繼、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擇一人任邊區行政長官，林伯渠為副長官。其下各行政部門由我方推薦負責人選，將來由邊區參議會推出，請行政院任命。縣長及其下各局長，則由縣議會選出。對各游擊區，原則上一律停止沒收土地及建立蘇維埃政權，取消紅軍名義，改以抗日義勇隊名義出現。關於朱、毛外出問題，力爭朱為紅軍改編后的指揮人，原則上毛不拒絕外出做事，但非至適當時機則託故不出。

蔣介石的說法與做法，使耿直的鮑文樾無法接受。鮑想象不到，蔣身為一國領袖，卻沒有任何信義，明明是扣住少帥不放，硬說是少帥不願回去，明明是自己公報私仇，硬說是維護國家紀綱。鮑文樾發誓從此不再與蔣周旋了，他認為與蔣談下去已沒必要，並於一氣之下提前單獨返回了西安。

但為達成國共兩黨正式合作，中共中央仍準備再次作出重大讓步，併為此制訂了與國民黨談判的新方案。新方案對兩黨合作問題，確定為：「原則上同意組織國民革命同盟會，但要求先確定共同綱領，以便奠定同盟會及兩黨合作的政治基礎」；「同盟會組織原則，在共同承認綱領的基礎上，可同意國共兩方各推出同數幹部組織最高會議，另以蔣為主席，承認其依據綱領有最後決定之權。其組織原則，由我方擬出草案與蔣商定」；「關於同盟會將來發展之趨勢及與第三國際關係問題，我們可不加反對（不使之成為合作之障礙），但目前應著重保持共產黨之獨立組織及政治宣傳和討論之自由」；中共中央的目的是，「運用同盟會使之成為政治上兩黨合作的最高黨團」。

楊虎城在收到李志剛來電的同時，亦收到張學良19日的來信。張在信中表示，斷不可以他個人的出處作為解決當前問題的焦點。指出：「目下最要者，能本上次瑞峰帶去之甲項辦法立即實行，以免夜長夢多，或者違反我等救國不禍國之初衷。」他盼楊「以大仁大勇之精神，躬為倡導，毅然實行」。於是，三方面商定，按照張學良意見，接受甲案。楊虎城於24日致電蔣介石作出了同意甲案的表示，但此時蔣介石已將陝事交顧祝同全權處理。

從抗戰發動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回到人民懷抱，東北軍的歷史實際終止。其間，東北軍經過了一個大浪淘沙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一些優秀的民族精英，牢記張學良的囑託，投身到人民懷抱。西安事變前，曾秘密會見過中共代表團成員葉劍英的111師師長常恩多，對共產黨的主張十分贊同。1937年年初，他即與紅軍總部接觸，準備率部投奔紅軍，因中共考慮到建立統一戰線的需要而沒有成行。1942年秋，常得知自己病重不治，為使這支隊伍走向光明，他指示郭維城冒險把被捕的共產黨員萬毅營救出獄，並與萬毅一起共同領導了著名的「八三」起義，8月8日下午把該師大部拉到了抗日根據地，交給共產黨，即於9日凌晨逝世。

原來，這天凌晨3點，楊虎城即把南漢宸從床上叫醒，對南說：「我們是幾十年的朋友，這種關係可分為兩部分：一是純朋友關係，一是政治關係。在政治關係方面，我是對得起你的。1928年在皖北，你們要暴動，蔣介石派韓振聲來要我逮捕你，我不肯，寧願拋開部隊去日本，不願同你們決裂。1930年入潼關后，我用你當秘書長。1932年冬，黃傑兵壓潼關，拿著蔣介石的命令要逮捕你，我不惜冒戰爭的危險放你走。在政治上，我是對得起你的。你這次來西安，我不反對你站在你們黨的立場，但是希望你也要替我打算打算。張漢卿主張和平解決事變並親自送蔣介石到南京。現在回來的希望不大，他的犧牲是差不多了。共產黨主張和平，可以同國民黨、蔣介石分庭抗禮，他們是平等的。我是蔣的部下，蔣的為人是睚眥必報的。和平解決以後，叫我怎樣對付蔣？所以和平的前途就是犧牲我。」

19日，蔣介石寫了一封2500字的長信給楊虎城，全盤否定西安方面的釋張要求及所提的善後方案。他首先給楊虎城等扣上「不守軍政，破壞統一」的大帽子，指出：「由兄等所提之要求，測兄近來之心理，一方面以表示就職掩蓋國人之耳目，一方面則欲更進一步的割裂軍政，破壞統一，以造成西北為特殊區域……質言之，即不許中央過問西北之一切，亦無異使陝甘不為國家軍令政令所及之陝甘，直欲使西北淪亡為東北之續，而一方面則以要求漢卿回陝主持為解決一切之關鍵。」

在此半月前，為了促進國民黨政策的變化，中共中央已經發出致國民黨三中全會電，提出了著名的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

第二天，也就是1937年元旦，這一消息得到確認。幾天過後，雖然張學良被判的10年徒刑得到赦免，但赦免令卻留下了一個超越法律的「尾巴」——「由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

1．規定和實現三九九藏書方面合作的綱領和西北的軍事計劃；

（三）為建設西北計，陝省主席仍由「中央」派人。至行營主任，擬請何雪竹、帶肖之楚部駐西安。

B：

當紅軍參戰部隊到達指定位置后，周恩來又親臨駐地看望部隊官兵，向他們講明西安事變的意義，鼓舞指戰員的士氣。

當然，選擇甲案或者乙案也有風險。這就是不管是接受甲案還是乙案，都意味著「三位一體」要讓出西安這一戰略要地。作出這一重大犧牲和讓步之後，能否保證內戰從此停止，抗日從此而起？毛澤東等中共領袖也有這個顧慮。為此，毛澤東於1月21日電示潘漢年，要求蔣介石寫一個保證書，保證和平解決后不會再有戰爭。

（二）東北軍、17路軍在委員長指揮之下，其用人行政及訓練事宜由各本部全權處理。

聞張副司令蒙鈞座呈請特赦，明令已頒，政府扶持正義，寬大為懷，同深感慰！張副司令以仇恥百倍之身，愛國家、愛領袖、愛紀綱、愛信義，證以其毅然歸罪之舉，益見其捨身為國之誠。鈞座矜其苦心，呈請特赦，並請責令戴罪立功，努力自贖，仰見為國惜才，仁言利溥，曷勝感戴！今張副司令雖已躬邀特典，尚未恢復公權，雖欲圖功，安由自效……張副司令一日不歸，即西北軍民一日不安。

少壯派大都是張學良在武昌行營期間和到西安后提拔起來準備用以抗日的幹部。其中，孫銘久是1935年調到參謀秘書處工作，管人事檔案，后兼隨從參謀，參与機要。應德田本是負責陪李杜去聯絡蘇聯的，因一時難以成行，才回武昌行營任秘書。張學良認為，打起仗來，既要依靠「拿桿兒」的老將，也要依靠少壯派這些聯共抗日的先鋒和骨幹，兩者不可或缺。因而對少壯派非常賞識，委以重任。張學良親任會長的抗日同志會，實際上就是一個培養抗日骨幹的少壯派的組織。在張學良培養提拔下成長起來的少壯派，對張學良自是絕對忠誠。他們認為，不救回張學良一切無從談起。

周恩來之所以這樣做，主要是考慮到，少壯派在發動西安事變中是有功績的，他們錯誤地殺害了王以哲，但動機還是想救張學良，所以不能隨便地犧牲他們。周冒著風險救了這3人，但這3人卻沒有以自己抗日立功的行動回報周恩來。孫、應、苗在雲陽紅軍前敵司令部待了一個月光景，就離開了陝北，後來都走上了投日歧途。

1月20日，蔣介石公開拒絕釋放張學良后，少壯派的活動更加頻繁了。他們認為，蔣介石不肯釋放張學良，只有走「打」的一條路。這時，一度曾經傳出的東北軍有人「擁王代張」的謠言又乘間興起，這使少壯派確信主和的將領都是為了升官發財。他們發起了營救張學良的簽名運動。這個「簽名運動」主張為了救出張學良不惜對南京方面作戰，「戰勝了可以使張學良獲得自由，戰敗了就投靠紅軍」。應德田、孫銘久等帶頭簽名，主戰的少壯派隨之響應。徵集簽名的活動延伸到渭南前線，團長以上的軍官有100多人都簽了名。團長們簽了名，師長們也跟著簽，最後有的軍長也簽了名。

東線：以顧祝同為總司令的第一集團軍，轄10個師，位於潼關以西至華陰、華縣，沿隴海路西進；以陳誠為總司令的第四集團軍，轄10個師，位於第一集團軍右翼，沿渭河北岸西進；以衛立煌為總司令的第五集團軍，轄4個師，置於第一集團軍左翼，在潼關以南的商、雒一帶，從東南方向威逼西安。

二、西安事件中已用之費600萬彼方請予核銷，可否准許200萬元。

張學良對於因他的出處問題而使談判陷於僵持也深表不安。27日，他急電東北軍前方將領，要他們千萬不能把他的出處問題作為接受甲案的先決條件。電文說：

18日下午，蔣介石又單獨召見李志剛。蔣問李：「你可以講一講，他們究竟打算怎麼辦？」

李志剛到達南京后，先後拜訪了于右任、陳立夫、馮玉祥、何應欽等人。何應欽一貫親日反共，在西安事變時又任討逆軍總司令，蔣介石回京后他為了表示效忠以謀自保，在宴請李志剛時，攻擊張、楊發動西安事變是存心割據，而對今後政策閉口不言。陳立夫在西安事變中主和是為了保蔣，蔣介石回京后他繼續反共，他見李志剛后，只問西安的情況，不談國家前途。于右任雖宴請了李志剛，但他對潼關吃楊虎城閉門羹仍耿耿於懷，也不談實質性問題。只有馮玉祥對時局作出了自己的正確估計，他說：「蔣介石今後還要打內戰嗎？我看他再也打不下去了。」

1月31日，于學忠被接回西安。

蔣介石聽到這裏，把語氣緩和下來，又重複一遍先前說過的話：顧祝同部西進，用意不在打仗，而是調度軍隊。又說：「虎城與17路軍有革命歷史，不能與東北軍相提並論，回去你告訴虎城，只要他聽我的命令，我答應的話都可以實現。我親自寫一封信給他，你帶回去。」

22日至24日，蔣介石兩次打電報給顧祝同和劉峙，交待談判條件。這些條件，綜合起來有七項：

（2）行營以張副司令為主任，顧祝同、楊虎城為副主任。

五、局勢開展之另一個中心環節是鞏固西北，將西北變成抗日根據地和統一戰線的模範地區的可能性變為現實性。這需要：

這些變化說明，「三位一體」已呈裂解之勢。

13日，經蔣介石親自修訂的解決陝甘善後的方案，正式送到楊虎城手中。這個方案分甲、乙兩案，供西安方面選擇其一。

三、國民黨「中央軍」、東北軍、17路軍各劃分駐地，分而治之，規定：

3．中間派開始接近於左派（雖然依舊不免動搖地緩慢地，即保存中間之基礎）。

主和派及楊虎城均未深刻洞察嚴峻的形勢，也未對少壯派採取防範措施，照常派李志剛前往潼關，準備與顧祝同簽署協議，這等於火上加油，加速了少壯派走向極端的進程。

蔣介石回到南京以後，西安事變如何進行善後便成為舉世關注，也是一個必須認真對待的問題。在蔣介石看來，西安是他的「滑鐵盧」，是他終生的屈辱。對他的統治構成威脅的不是張、楊個人，而是這兩支部隊，是在共產黨主導下的「三位一體」。解決西安問題，必須拆解「三位一體」。

4．東北軍一律恢復1936年12月1日前原位置；

于學忠的解釋未能使少壯派信服，他的哭訴也不能感動少壯派。這時，少壯派中情緒已經難以控制，特別是應德田、孫銘久等人，認定推翻渭南會議決定是王以哲、何柱國破壞的結果，是王、何在三方最高軍事會議上沒有反映主戰派的要求的結果。他們在官兵中宣傳：「先撤兵是投降蔣介石的另一種形式」，並決定：剷除王、何，保留張學良指定的東北軍總負責于學忠，執行渭南會議的決定。

（一）將現有紅軍中最精壯者選編為4個步兵師，計4萬餘人，並設某路軍總指揮部：（二）將現有紅軍中精壯者選編為2個徒手工兵師，計2萬餘人，指定工程，擔任修築；（三）原有紅軍軍委直屬隊，改編為統率4個師的某路軍總指揮部的直屬隊；（四）原有紅軍地方部隊，改編為地方民團、保安隊及特別行政區的直屬隊；（五）原有紅軍學校保留，辦完這一期后結束。

（四）目前形贄不宜用戰爭去解決問題，打仗可能引起更混亂的局面，更不利於張先生回來，高興的只有日本帝國主義。

1月27日晚，周恩來邀請東北軍少壯派的主要人物應德田、孫銘久、苗劍秋等人，到金家巷張公館繼續做他們的工作。

1938年11月，這支部隊被改編為第4集團軍，下轄兩個軍：38軍，軍長趙壽山，計有17師、55師；96軍，軍長李興中，計有177師、新編14師。此後的兩年多中，第4集團軍一直戰鬥在中條山一帶，先後11次粉碎日軍的掃蕩，並大量殺傷敵人，以致日軍稱為中條山是他們的「盲腸炎」。國民黨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也稱這支部隊是中條山的「鐵柱子」。

顧祝同說：「西安方面既表示接受國家領導，就應該服從國家的命令，國家有統一調度軍隊之權，現在國家要你們拆除二華防線，『中央軍』進駐西安，17路軍調駐渭河以北地區，東北軍調駐邠縣以西一直到蘭州地區。你們不聽國家命令，反而在二華增兵布防，這就是不服從國家領導的表現，所以才進兵解決。」

本來，在西安事變中，蔣介石已當面向周恩來表示：他回南京以後，周恩來可以直接去南京談判。但張學良送蔣被扣以後，周恩來如果再去南京，蔣介石能否遵守信義，已使人感到難以放心。1937年1月5日毛澤東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當天，即致電周恩來、博古：「此時則無人能證明恩來去寧后，不為張學良第二。」6日，毛澤東又致電潘漢年：應該歡迎「張君（即張沖）到西安與周恩來同志協商」。

在此前後，中共對楊虎城在張學良離陝之後與蔣周旋的對策採取了贊同和支持的態度。

此時的中華民國法典上找不到這個詞彙。按照今天的說法，類似於「管教」，即對某些有罪行的人，由政府和群眾監督教育，使之改過自新。但這種被管教的人是自由的，他可以自由地生活、工作，只是他所從事的活動需要受到某些監督。而張學良顯然不屬這種類型，他自被宣判以後即失去了人身自由。

周恩來的建議深得毛澤東、張聞天、朱德的贊同。

中共認為楊的這一策略是正確的。因為蔣介石解決陝甘善後方案之用意在於拆散「三位一體」，而只有張學良回西安，「三位一體」才能維持下去，因為在東北軍中沒有能夠替代張學良的人選。只有「三位一體」團結起來，不管是張學良，還是楊虎城的安危和前途才有保證。

「開戰救張」雖然從戰略全局上看並不可取，但這一主張卻很容易在東北軍中下層官兵中取得共鳴與支持。元老派雖然主和有理，並握有兵權，但都怕背上不救張學良的罵名，而不敢公開講反戰問題。

B：

一、整頓東北軍和17路軍，規定國民黨「中央軍」入陝部隊與東北軍和17路軍進入國防準備位置，由國民黨中央嚴加整頓充實。

會談前一天，周恩來通過宋美齡將中共中央書記處的15條意見先交給了蔣介石。鑒於在西安談判中同顧祝同的爭執，在見到蔣介石后，周恩來在與蔣的談判中特彆強調了以下六個問題：

1．從潼關沿鐵路至寶雞再沿渭河至天水泰安線（含閬、朝邑、華陰、華縣、渭南、臨潼、西安、雒南、商縣、蘭田、三原、涇陽、咸陽、興平、雩縣、醴泉、武功、整厘、扶風、岐山、風翔、寶雞、汧陽、隴縣、清水、泰安、郡縣、天水、通渭、甘谷等縣），歸國民黨「中央軍」駐防；

我為國家犧牲一切，交了一個朋友，希望各袍澤今後維持此一友誼。

汪精衛也在會上發言，提交了堅持「剿共」方針的政治決議草案。但這一反共媚日的立場在會上沒能佔據上風，會議的基調是團結抗日，他的主張只能成為廢案。

幾天後，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在南京舉行，到會的中央委員170人。宋慶齡是自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背叛革命以來第一次參加國民黨中央全會。會上，以宋慶齡為首的抗日民主派與以汪精衛為首的親日派展開了激烈鬥爭。會議當天，宋慶齡、何香凝、馮玉祥等14名中央執行委員和監察委員，提出了恢復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緊急提案。18日，宋慶齡在全體會議上發表《實現孫中山遺囑》的重要演講，批判親日派的「剿共」理論，指出中國已經被日本的侵略逼到忍無可忍的境地，「最後犧牲」已經不可避免。她憤慨地說：「在今天居然還可以聽到『抗日必先剿共』的老調，這是多麼荒謬！我們要先打斷一隻手臂之後再去抗日嗎？我們已經有了十年的內戰經驗。在這期間，國力都消耗在內爭上面，日本軍閥將我們的土地一塊一塊地割去，使我們的國家受到蹂躪。每個中國愛國志士現在都慶幸政府在這痛苦經驗之後已開始了解，救國必須停止內爭，而且必須運用包括共產黨在內的全部力量，以保衛中國國家的完整。」

五、17路軍可酌留1團至2團兵力駐西安附近，但其駐地由行營指定，並於「中央軍」到達西安時，17路軍駐西安部隊暫時集結于王曲與新城二地，以免誤會。

蔣介石的所作所為，證實了楊虎城此前對他的擔憂是正確的。

（一）德、日、意法西斯軸心國要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重新瓜分殖民地。日本決心滅亡全中國。英、美雖與日本有矛盾，但尚無決心與實力制止日本的侵略。蘇聯雖是反對一切侵略，但重點是對西邊的德國。我國面臨亡國之禍，必須全民團結，爭取國際援助，共同抗日。

3．張學良已被扣押，保證他們安全的承諾不算數了。

中共中央對形勢估計有樂觀的一面，但重點仍放在繼續鬥爭以逼蔣抗日，從此後事態的發展來看，這是有遠見的。

到這時，張學良終於明白，扣留他不放的不是別人而正是出於蔣之本意。

2．對外退讓政策將告終結；

（二）「承認由於國共分家致十年來革命失敗，造成軍閥割據、帝國主義者佔領中國的局面」，但分家之責，他卻諉過於鮑羅廷。他指出彼此要檢討過去，承認他過去亦有錯誤，「其最大失敗，在沒有造出幹部，他現在已有轉變」。

（一）給楊虎城以援綏名義率領17路軍及東北軍或騎兵軍一部，組織援綏軍（但此條仍恐有不完滿處）。

27日上午，荊等再去看他，張學良說：「我尚有事，今天走不了啦！要遲幾天走。」

五、蘇區改特別區后，俟共黨在非蘇區公開后，國民黨亦得在特別區活動。

四、在這個情況下召集抗日救國會議的運動，在發動、覺醒、組織群眾及推動時局的進展上，均具有重大之意義。應該把要求南京召集和平會議和人民的促進運動聯結起來。但會議召集的時期及勝利的保證，依靠于促進運動之開展，這是局勢開展之一個重要的環節，加強抗日統一戰線的群眾性的關鍵。

5．現在黑城、鎮海、原同、心城一帶的國民黨「中央軍」，暫駐原地整理。

一、調東北軍全部駐開封、洛陽或平漢線上，整理訓練，擔任國防工程，由良負責調出及整理。

一、東北軍全部調往甘肅。

孫銘久等人驚恐萬狀，不知所措，當楊虎城派人問他們如何自處時，他們都傻了眼。這時有許多人要殺他們的頭，挖他們的心，來祭奠王以哲將軍。2月3日，應德田、孫銘久、苗劍秋3人經過徹夜商量，提出三個方案：第一，他們3人引咎自戕；第二，自首投案，聽憑處理；第三，將他們送到紅軍中去。

主和的元老派只有少數人，他們從和平解決事變這個大局出發，也爭取釋放張學良，但並不以此為先決條件。其中態度最堅決的是董英斌，他始終堅持「三位一體」的團結。王以哲忠於張學良，也尊重周恩來，傾向於接受中共和平解決事變的主張。

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正式發表《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同時，蔣介石發表談話，在事實上承認了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

二、17路軍在西安附近，于其他各部未移動完畢以前不能超過兩團兵額。待各部移防完畢后，如有必要亦可酌增一、二團。惟其駐地仍須由行營指定令行。

三、紅軍改編后，人數可讓步為六七萬，編製可改4個師，每師3個旅6個團，約15000人，其餘編某路軍的直屬隊。

2．親日派遭受致命打擊；

這一天，西安方面還由楊虎城領銜向蔣介石發去一封電報。該電較之於上述通電更加直接地向蔣提出了放張的問題：

3．群眾運動之開展和發動，在這個基礎上地方政權之民主化與改造；

二、以王樹常（或由漢卿另保一人）任安徽省政府主席。

二、調東北軍駐豫鄂一帶整理訓練，擔任國防，由王樹常負責，由良幫助整理完畢，良願去讀書。

楊虎城也看到這一方案對自己有利的一面，但他認為現在的當務之急，是爭取張學良返回西安，使「三位一體」的團結得以維護，而自己的局部利益尚在其次。於是，經過與東北軍與中共研究，楊虎城提出了他對解決事變善後問題的方案。內容如下：

蔣介石也急於使談判取得成果。針對顧祝同的請示，他於1月25日上午9時，對潼關談判提出七項要點：

（甲）東北軍全部應先調集甘境，歸王樹常節制指揮，並負責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