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五全大會，本人外交報告所謂：「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跟著今年2月三中全會對於「最後關頭」的解釋，充分表示我們對於和平的愛護，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之條件。全民族要認清所謂「最後關頭」的意義，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只有「犧牲到底」的決心，才能搏得最後的勝利。

對上述五大戰區（包括後續組建的部隊），國民黨政府軍投入作戰力量達到200萬人。陸軍方面，抗戰爆發前已有49個軍，182個師，46個獨立步兵旅，9個騎兵師，20個獨立騎兵團，總兵力達到170餘萬人。抗戰爆發后，廣東、廣西、雲南、四川等地方派系部隊相繼接受改編進入抗戰軍事序列的又有30萬人。

在整編的戰鬥力較強的部隊中，張學良的東北軍、兩廣的桂系、華北的宋哲元的部隊佔據了較大份額。東北軍依靠東北財富，不僅從國外購買武器，而且在瀋陽有巨大的兵工廠，可自造武器裝備自己，所以東北軍的裝備在當時是堪稱上乘的，但東北軍致命弱點是軍官素質差，這就使它的裝備優勢大打折扣。西安事變后蔣介石對這支軍隊進行整頓並悉數開赴抗日前線，也有這方面的考慮。

1992年9月10日下午，張學良愉快地接受了祖國大陸4家新聞媒體——《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參考消息報》的聯合採訪。在海基會有關人士的陪同下，來自祖國內地的記者們走進位於台北陽明山北投復興3路的張學良公館。記者開宗明義地表示：祖國大陸最關心張學良的兩件事，一是身體情況如何，二是對祖國統一的看法。張學良回答說，他的生活很簡單，沒有什麼大病，就是腳有些疼，是骨刺，一碰就疼。他與夫人趙一荻「平時散散步，活動活動，有時外出兜兜風，玩玩，偶爾看看電視」。當談到對和平統一祖國的前景時，張學良說：「我看時機到了就一定會統一。歷史上我是從來都贊成統一的一個人，國家當然要統一。我為統一奔走得也很多了，現在老了，沒有這個力量了。」

2005年9月3日，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大會上，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發表重要講話，高度評價了西安事變及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的歷史貢獻。指出：

而戰敗的日本代表按照反法西斯同盟國的要求，被安排在受降桌面前，沉默肅立5分鐘等待受降。

20日，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發布作戰指導計劃、中國軍隊戰鬥序列和作戰指導方針，對抗戰作出全面部署。這一部署突出了三點：一、「以一部集中華北，重疊配備，多線設防，特別注意固守平綏路東要地」；二、「以主力集中華東，迅速掃蕩浙滬敵海陸軍根據地」；三、「以最小限度兵力守備華南沿海各地」。按照這一戰略要點，抗戰最初的軍隊作戰序列為：

西安事變的歷史貢獻在於，它在中華民族生死攸關的時刻，實現了一次重要的歷史轉折，為中華民族解救危亡和實現復興，打下了一個基礎；它促使國民黨蔣介石及南京國民政府改變了對日妥協的既定國策，改為致力國內實現和平、決意抵抗外侮、奮起抗日的路線；它促使蔣介石放棄「剿共」思維，同意著手改善國共兩黨關係，初步形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

西安事變就是在樣的歷史背景下發生的。西安事變終於使蔣介石認識到，內戰沒有前途，同共產黨的內戰尤其沒有前途。南京國民政府及其蔣本人的政治出路只有一條，就是舉抗日大旗，救民族于危亡，從而取信於中國人民。

7月9日，蔣介石在廬山暑期訓練班開學典禮會上發表長篇講話，部署發動舉國一致的救亡復興的「建國運動」。他指出：「所謂建國訓練是什麼呢？簡言之，就是要訓練我們如何盡量貢獻我們的聰明才智和生命自由給國家，如何用我們的血汗來培養並充實救國的力量，以突破帝國主義者所加於我們的一切不平等條約的束縛，洗刷國家近百年來所蒙受的一切奇恥大辱，使我們的國家能夠真正自由獨立強盛起來，再扼要地說一句，這一次，就是國家爭自由、民族爭生存最後戰鬥的訓練。」

南方一帶如廣東的陳濟棠、廣西的李宗仁、雲南的龍雲，還有冀察的宋哲元等部，長期處於半獨立狀態，他們因懼於以往蔣介石的內戰政策，不惜重金多方籌款購買武器，裝備部隊，因而這些部隊也是有戰鬥力的。

抗日，使國共兩黨找到了共同點，有了共同的語言，共同的追求。這是西安事變帶給蔣介石的一筆政治遺產，因為蔣介石在西安承諾抗日，從而以抗日為主軸把各派政治力量聚攏到了一起，使蔣介石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威信，如果不抗日，不僅實行「安內先於攘外」政策難以維繫，甚至蔣介石本人也將被人民所拋棄。抗日，也使國共再度合作有了政治基礎。西安事變結束后，共產黨要求蔣介石和國民黨兌現西安事變中作出的政治承諾，與南京方面展開政治對話，談判一直持續到全面抗戰爆發，國共雙方終於正式達成合作協議。

共產黨無可忍受，人民亦無可忍受，甚或國民黨內部的愛國者也無可忍受。

這次講話，蔣介石雖然點明對日問題及其對盧溝橋事件的態度，但是受訓的文武官員們還是感覺耳目一新，預感到時局將發生重大的變化。

勝利的一天到來是多麼的來之不易！中華民族又是付出多少難以計數的巨大代價！

南京國民政府和蔣介石的抗日決心，使全中國人民受到鼓舞。

根據南京國民政府和經國共兩黨共同首肯的作戰部署，國民黨軍隊承擔正面戰場的抗敵任務，而由紅軍改編的八路軍、新四軍，在正面抗擊日軍的同時，逐漸地承擔起開闢敵後戰場、開展敵後游擊戰爭的任務。整個抗日戰爭過程，由中日民族矛盾成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情況所決定，儘管存在著國共兩條抗戰路線、兩種對抗日戰爭的領導，但正面和敵後兩大抗日戰場始終內在具有著相互配合，互相依存的戰略關係。

全國解放前，中共曾多次做出營救他們的努力。1946年1月，國共兩黨剛一達成協議，宣布停戰、和平建國，周恩來即代表中共中央向蔣介石提出釋放張學良和楊虎城的要求，蔣表面表示同意，但卻給張學良開出了一個恢復自由的三個條件：一是承認西安事變是上了共產黨的當；二是要交出九一八事變時蔣介石給張下的不抵抗電報；三是釋放后必須出洋。張學良沒有同意這些條件，因而張之恢復自由也就自然作罷。至於楊虎城將軍所受到的迫害更甚，誠如他對蔣之「睚眥必報」的判斷。蔣對楊虎城與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使其「喪失」所謂領袖尊嚴始終耿耿於懷，甚至將發動反人民內戰終致失敗的「原因」也記在張、楊兩將軍賬上。而因楊虎城較張學良年長，蔣便認為張學良是受了中共與楊虎城的「蠱惑」。因而對楊將軍恨之入骨，對回國請纓抗日的楊將軍報以長期羈押，且待遇更惡，更不肯讓楊將軍重獲自由而「放虎歸山」。

第5戰區，轄山東地區，兵力組成為第5集團軍，司令長官蔣介石兼任（後由李宗仁繼任）。

同日，毛澤東、朱德、彭德懷、賀龍、林彪、劉伯承、徐向前等紅軍七將領，致電蔣介石，要httｐｓ://rｅａｄ.９9cｓｗ•ｃｏｍ求南京國民政府實行全國總動員，保衛平津，保衛華北，收復失地。紅軍將領並主動請纓：「為國效命，與敵周旋，以達保土衛國之目的」。

是的，那段歷史已漸漸遠去，但那段歷史卻越來越清晰。

在歷史的年輪進入21世紀的時候，昔日積貧積弱的中國已經面貌為之一新。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保持了20多年的平穩快速增長，到2005年年底GDP總量已跨入世界前4名，中國的發展模式及成就舉世矚目，世人驚羡。

而由於日本關東軍總司令已於同年8月17日向蘇聯遠東軍總司令投降，關東軍扶持下的偽「滿洲國」已隨之一併滅亡，東北的主權亦重新回到中國人民的手中。

雖然為了這一神聖抗戰的發動，為了勝利到來的這一天，張學良、楊虎城兩位民族英雄失去了個人自由。然而，中國歷史後來的發展卻使他們得償企盼中華不懼和不受外侮的夙願，更使他們希望中華強盛有日的願景漸趨實現。

西安事變是中國20世紀具有重大意義的歷史事件。在國家、民族危難的緊要關頭，在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影響和全國人民抗日救亡運動的感召下，張學良、楊虎城兩位將軍出於民族大義和愛國赤誠，毅然於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發動兵諫，要求蔣介石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經過中國共產黨和張學良、楊虎城兩位將軍以及國民黨內主張抗日的力量和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西安事變獲得和平解決，從而基本結束了十年內戰的局面，為促成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全面抗戰創造了重要歷史條件。張學良、楊虎城也因他們崇高的愛國義舉，被譽為「有大功于抗戰事業」的中華民族的「千古功臣」。

兩天後，日本政府召開了五相會議，作出了出兵華北的決定，當天即發表《派兵華北的聲明》。這一聲明，宣布了日本已實行戰爭體制，公開宣示由兩天前盧溝橋事變引發的中日戰事已經成為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的開始。

根據蔣介石的指示，南京國民政府很快發布了軍隊總動員令和軍事徵用令。全國軍隊統一配置，分別調集陝、豫、鄂、皖、蘇各省有關部隊，向隴海、平漢路沿線集結，並徵用平漢、隴海和津浦3條鐵路線上的列車。同時嚴令宋哲元：不可放棄盧溝橋及宛平城，即使需要談判以求緩和也須作抗戰之準備。如29軍需要彈藥和物資，南京可以源源補充。還著手在石家莊設置行營，在保定設置前線總指揮部，做全面抵抗的準備。

西安事變的影響是深遠的。西安事變后，它的這些重要的歷史作用，逐漸地顯現出來……

國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后，中共中央軍委於8月25日發布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命令，任命朱德為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后改稱正副總司令），葉劍英為參謀長，左權為副參謀長，任弼時為政治部主任，鄧小平為政治部副主任。朱德和彭德懷同日即發表就職通電，昭告中外：奉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令，將紅軍改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部隊現已改編完畢，東進殺敵。「德等願竭至誠，擁護蔣委員長，追隨全國友軍之後，效命疆場，誓驅日寇，收復失地，為中國之獨立自由幸福而奮鬥到底」。

獲知抗日戰爭終於勝利的喜訊，已失去自由多年的張學良掩飾不了自己的興奮與喜悅，他在九一八紀念日的日記中寫道：「今天天氣十分清朗。今年更比往年大不相同，我雖然還不能自由地走上我的故土，可是我的故鄉是在壓迫之下而得到了自由。雖然故鄉的老鄉們，受到了日寇的奴化，可是14年的教訓，使得多少老鄉們改換他們的頭腦，促成了他們自發的精神，我衷心期待著解放了的故土，煥然一新。」

看來，徐永昌將軍的話是有遠見的，也是有所指的。戰後61年過去了，日本國內的一些人包括個別政治家，尚未做到認真地反思日本法西斯發動侵略戰爭給世界人民帶來的災難，及日本法西斯對人類正義所犯之罪過。

1993年四五月間，適逢中國花卉協會在北京聯合主辦第3屆中國花卉博覽會，時任世界蘭蕙交流協會榮譽會長的張學良，在台北為該博覽會撰寫了賀詞，托率團赴大陸的世界蘭蕙交流協會會長黃秀球先生帶到北京。張學良還將自己培育了20多年的一盆名叫「愛國號」的蘭花，一併帶回北京，送給了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的江澤民。他在賀信中還寫道：

第1戰區，轄平漢、津浦兩路北段地區，兵力組成為第1、第2、第14集團軍，司令長官為程潛（後由蔣介石兼任）；

七七事變爆發那天，蔣介石正在廬山。那裡風景秀麗，清爽宜人。尤其夏天，它晨如初春，午如初夏，晚如初秋，是避暑的好去處，因而南京政要每年夏天都到這裏辦公和避暑。此時，蔣介石已經沒有了這些雅興，南京呈報過來的「特急電報」，報告了北平郊區盧溝橋發生的一切。

1991年6月，曾任國家鐵道部部長、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的呂正操，前往美國探望自己東北軍時的老上級張學良，在探望時張學良再次重申自己願意為祖國的和平統一儘力。他說：「在我看大陸與台灣的統一是必然的，兩岸不能這樣長期下去，台灣與大陸總有一天會統一，這隻是一個時間問題。」張學良還說：「我過去就是做這件事的，我願保存我這個身份，到那一天會用得上的，我雖然90多歲了，但是天假之年，還有用得著我的地方，我很願意儘力。作為一個中國人，我願為中國出力。」

如果說，在上述談話中蔣介石對於中日開戰還留有一點餘地的話，一個月後，在《國民政府對於現在中日局勢發表聲明》中，則明確地昭告世人：中國為日本無止境之侵略所逼迫、茲已不得不實行以自衛抵抗暴力。

為了抗日戰爭的勝利，自九一八事變以來，中國軍民傷亡總數達3500萬以上，直接經濟損失超過1000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5000億美元。但中國人民以慘重民族犧牲換來的勝利日，終於成為中國近代以來從國勢日漸衰微而走向重新振興的轉折點，張楊兩將軍理當笑慰，一抒胸中塊壘。

張學良還談到了對兩岸關係的看法。他說：「對於兩岸的關係，我覺得頭一個要把敵意取消了，這是最要緊的，問題很多，也很複雜。我也不願意談政治敏感問題，慢慢來，我想還是往好的方面發展。我看樂觀方面多。」

人們注意到，就在這次研討會上海峽兩岸的史學學者們對西安事變的評價更加客觀和趨於一致。有學者指出：「長期以來，關於這個對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造成重大影響的歷史事件，海峽兩岸的研究者傾向於採用不同的研究視角。但是目前，大家已經漸漸超出黨派意識而從民族的高度來研究，兩岸學者的諸多認識『已經趨於一致』」。學者們還認為「然而今天的情況不同了，評判西安事變是歷史問題，學術問題，不是政治問題」。「圍繞『西安事變』的探討應該秉承研究歷史的精神，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https://read.99csw.com

然而就是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中國戰場——由國民黨軍擔負的正面戰場和共產黨的八路軍、新四軍擔負的敵後戰場所抗擊的日軍兵力，仍遠遠超過了日軍在太平洋戰場上投入的兵力總和。如果再把維持確保佔領中國東北任務的關東軍統計在內，那麼在1941年12月前後中國共抗擊日軍35個師團，達138萬人，占日軍陸軍總人數的65％。到1943年12月，中國戰場仍抗擊著日軍39個師團，約128萬人，占日軍師團總數的55％。僅八路軍、新四軍在1941、1942年兩年內，就作戰4萬余次，打死打傷日、偽軍27萬餘人。

讓我們把歷史定格在這一段收穫勝利果實的日子：

2006年初冬，在西安事變70周年前夕，由有關方面發起舉行了「西安事變」70周年學術研討會。共有來自祖國內地、港澳台地區和海外的百余位學者聚會西安，討論研究這一重大事件，紀念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的歷史貢獻。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雖然裝備落後，但其將領的指揮謀略、相互的協作精神、官兵的戰鬥精神等，則是國民黨政府軍所無法相比的。因而，戰端開啟后，紅軍也接受改編為3個師近5萬人，成為國民革命軍序列中政治素質最高、最有戰鬥力之一部。

張學良將軍在恢復自由前夕，終於打破沉默，接受了日本NHK電視台記者的採訪，當回答記者就西安事變和兩岸關係的提問時，他坦承：如果時光倒流，我還是那樣做。接著，他應台灣著名電視節目製作人凌峰的邀請，為祖國大陸中央電視台專題節目題寫了「神州風采」親筆手書；還為祝賀他90歲壽辰寫來賀信、拍來賀電的楊虎城長子、全國政協常委楊拯民，遼寧大學教授、「張學良暨東北軍史研究會」會長張德良及副會長周毅等親筆題寫了「愛人如己」的題詞，併為國民黨元老邵力子的孫女邵黎黎書寫了親筆複信。

七七事變爆發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即發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旗幟鮮明地指出：「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我們要求立刻給進攻的日軍以堅決的反擊，並立刻準備應付新的大事變，全國上下應立刻放棄任何與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與估計。」「我們應該讚揚與擁護馮治安部的英勇抗戰！我們應該讚揚與擁護華北當局與國土共存亡的決心！我們要求宋哲元將軍立刻動員全部29軍開赴前線應戰！我們要求南京中央政府立刻切實援助29軍，並立刻開放全國愛國運動，發揚抗戰的勇氣，並立即動員全國海陸空軍準備應戰，立即肅清潛藏在國內的漢奸賣國賊分子，及一切日寇偵探，鞏固後方。我們要求全國人民用全力援助神聖的抗日自由戰爭！」

接著，他急電在重慶主持川康整軍會議的何應欽：立即回京，聯合軍委會參謀總長、訓練總監、軍事參謀院院長、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及所有軍事機關長官，組成軍事統帥部會議，決定應對策略。

與6年前的九一八事變相比，蔣介石的態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那時，他給張學良的命令是：「不抵抗！」今次，他在當天即致電宋哲元：「宛平城應固守勿退，並須全體動員。」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倭寇在盧溝橋挑釁矣！彼將乘我準備未完之時使我屈服乎？或故與宋哲元為難，使華北獨立乎？倭已挑戰，決心應戰，此其時乎！

2000年6月，已寓居美國的張學良將軍迎來了自己的百歲華誕，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的江澤民特意發去賀電向他熱情祝賀。隨同賀電送達美國的還有一盆插滿100朵玫瑰與200朵康乃馨的花籃。當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的李瑞環也向張學良先生和趙一荻女士發去了賀電。兩名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共同為一名德高望重的長者祝壽，這在中共歷史上也是不多見的。

海軍方面，在戰前已有艦艇100艘，其中巡洋艦2艘，驅逐艦3艘，炮艦16艘，內河炮艦13艘，魚雷艇及運輸艦8艘，陸戰隊約3800人。全部艦艇編成4個艦隊。第1艦隊系沿海艦隊，第2艦隊為長江艦隊，司令部均設在上海；第3艦隊系東北海軍，司令部駐威海衛；第4艦隊系廣東海軍，司令部設在廣州。此時的中國海軍，尚比較落後，大多是從清朝遺留下來的舊式艦船，裝備落後，火力微弱，不足以抗衡日本的現代化艦隊。

1975年12月20日，周恩來在離世前十幾天，又專門找來時任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主任的羅青長，再三囑託他：「不要忘了台灣的朋友。」

今天，當年發動「西安事變」的要角、主角和配角們業已相繼退出歷史的舞台，但物是物非史家終有公論，千秋毀譽丹青自有評說，這不會以某人或某幾個人的意志為轉移。

這一年的9月9日，中國戰區受降儀式也在南京中央軍校舊址舉行。何應欽作為中國戰區最高司令官蔣介石的代表接受了日本侵華日軍代表岡村寧次的投降。當日，中方向岡村寧次宣讀了中國戰區總司令部第1號令。命令說：從此日起，中國本部、台灣、安（越）南北緯16度以北地區的日本陸海空軍，全由中國陸軍總司令部指揮，不準接受日本政府的任何領導。侵華日軍「中國派遣軍」司令部及中國戰區各級日軍司令部不復存在，代之以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後總聯絡部和各地聯絡部。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後聯絡部的任務為：執行或傳達中國陸軍總司令部的命令，並處理日軍投降后的一切善後事務，不得自行發布任何命令。

簽字儀式之後，中國代表徐永昌面對記者發表了勝利感言。他說：「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今天每一個在這裡有代表的國家都可以回想一下過去，假如它的良心告訴它有過錯誤，它就應當勇敢地承認過錯而懺悔！」

蘭藝自中國渡海，傳至東瀛，進而又擴及世界園藝之林，國人應如何發揚它的幽光，以為復興中華文化之一助，當有賴有心人士之共同努力。

這期間，中共對於西安事變有著重要影響的3個歷史人物，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都於1976年逝世。

一周后，毛澤東、朱德向彭德懷等紅軍將領下達命令：十天內準備完畢，待命抗日。各路紅軍將領立即彙集陝西省三原縣雲陽鎮紅軍總部，商討紅軍改編問題，著手進行開赴前線的準備。

西安事變的核心人物張學良將軍卻雖歷經磨難而終享長壽，活到101歲，於2001年10月15日在美國夏威夷走完了他漫長的人生旅程。因而，他有機會看到抗戰的勝利，看到新中國的成立，看到中國一步步走向繁榮，一步步迎來盛世。

盟軍統帥麥克阿瑟和戰勝國9國代表按九_九_藏_書照盟軍統帥部和美、中、英、蘇、澳、加、法、荷等國的順序，依次代表自己的國家在受降書上簽字，接受日本的投降。

為確保戰爭的需要，蔣介石就全面抗戰事宜採取了三項緊急措施：（一）編組戰鬥部隊，第一線為100個師；預備軍為80個師，7月底以前，組建好大本營和各集團軍、軍團等。（二）將可供6個月用的彈藥屯置長江以北三分之二，長江以南三分之一。如果兵工廠一旦被摧毀，則從法國、比利時購買軍火，經香港、越南運回國內。（三）準備後備兵員100人，軍馬50萬匹和6個月的軍糧。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中國由內戰轉向準備抗戰的時局轉換的樞紐，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得以初步形成。南京國民政府當局終於逐步轉變了長期以來在「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下對日妥協退讓的懦弱行為，開始準備抗戰。中國共產黨在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中國共產黨不計前嫌，出於民族大義支持蔣介石國民黨一致抗戰，毅然決定與國民黨實行第二次合作，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民族利益至上的寬廣胸懷。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後，內戰在事實上大體上停止下來了，國共關係得到迅速發展，從而開始了國內和平的新時期，中國得以集中精力準備全面抗戰。

矗立於北京郊區盧溝橋畔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在其館藏陳列中從來沒有忽視張、楊兩將軍發動西安事變對實現舉國抗日所做出的歷史貢獻。該館就這段歷史的總結性史實陳述如下：

張學良這一行動，絕不是魯莽之舉，也不是意氣用事。他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深諳蔣介石的秉性，深知蔣介石會認為張、楊舉行兵諫是犯上作亂，損壞了他最高惟我獨尊的形象，罪莫大焉，因而十艮之入骨。張學良踏上送蔣返寧和束身歸罪的道路，主動接受軍法審判、承擔起全部責任，給了蔣介石以維護領袖尊嚴、挽回面子和下台階的機會，從而避免了內戰的爆發。張學良此舉是從大局出發，意在犧牲自己，保護他人。從後來的歷史發展看，張學良的行動確實起到了這一重要作用。為中華民族的團結抗日作出了偉大的貢獻。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中國由內戰轉向準備抗戰的時局轉換的樞紐。那段歷史雖已漸漸遠去。但那段歷史卻越來越清晰。我們會發現以西安事變為轉換樞紐，中國的軌跡、民族的命運的確開始轉變。而我們也就會承認：1936年近代中國的歷史確曾在這裏拐彎，西安事變也終將以獨特的歷史貢獻而載入中華民族的千秋史冊

南京國民政府同日作出應對，進行軍事部署。此時，中國可用於國防的戰爭儲備物資，彈藥只能供20個師作戰3個月，糧秣只能供50萬人、10萬匹馬用1個月。各要塞的大炮尚未全部安裝就緒，雖有200架飛機可用於一線作戰，但相當部分性能較差，備件不足，且在中國北方就空軍作戰所需而言，無論燃料、炸彈還是機場，均嫌準備不足。

他還雪花般地向26路軍總指揮孫連仲、40軍軍長龐炳勛、85師師長高桂滋發去急電，命令他們各率所部向石家莊集結。

看到祖國大陸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出現如此翻天覆地的變化，看到強大的中國人民正逐步奔向小康，張學良感到由衷的高興，他從未後悔自己半個多世紀前作出的與共產黨結成「三位一體」、發動西安事變這一歷史選擇。他雖然在西安事變后長期失去自由達54年，但愛國情懷卻始終如一、堅如當初。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對依然失去自由的張學良，中共中央仍通過各種管道與張學良建立聯繫。1961年年底，一封由周恩來親筆書寫的密信，幾經周折被送到張學良手中，張學良展念此信，上面赫然寫著16個大字：「為國珍重，善自養心；前途有望，後會有期。」這封密信雖然只有短短數語，但卻寄託著中共對張學良這位「老朋友」的關心與期待。

時光荏苒、斗轉星移，距離西安事變發生及和平解決，時光長河轉眼即流逝過70有年。在70年後中華民族已然度過20世紀30年代那段民族危亡之秋、國勢艱危時刻，以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為轉折走上中華民族復興之路並已卓然有成之際。重新審視西安事變，評價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的為轉換艱危時局、發動舉國抗日，拯救民族危亡所做出的歷史貢獻，當然也會更加清晰和全面。誠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西安事變七十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中所指出：

1949年1月，蔣介石再次宣布「引退」，由李宗仁執行總統權力，與中共進行和談，寄希望于「划江而治」。中國共產黨抓住這一機會，再次做了營救張學良、楊虎城的努力。李宗仁當即同意，並下令立即釋放張學良、楊虎城，但南京國民政府國防部保密局對李宗仁的命令根本置之不理，旨在恢復兩將軍自由的努力再度落空。而8個月後，楊虎城將軍即被蔣介石下令秘密殺害。此後，在南京國民政府已陷入窮途末路的形勢下，中共加快了營救張學良的步伐，此時，蔣介石的嫡系張群在昆明被扣，毛澤東、周恩來遂決定用張群換回張學良。遺憾的是這一命令還未傳到昆明，張群已被盧漢「義釋」離滇，毛、周只能為失去這一營救張學良的天賜良機而仰天長嘆。

人們終於明白，張學良以蘭花回贈祖國，其意殷殷涵蘊著他對實現中華民族文化復興的期盼之情。

第4戰區，轄福建、廣東地區，兵力組成為第4、第12集團軍，司令長官為何應欽；

★張、楊將軍捨身追求的一致共御外侮的理想終於實現了。蔣介石放棄執行十年的剿共內戰政策，奉行抗日新政。抗日救亡、以戰圖存的熱浪席捲神州

★張、楊將軍所期待的國共合作的局面終於出現了：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國民黨集中國力，投入正面戰場；共產黨領導八路軍、新四軍馳騁敵後，開闢敵後戰場。兩大戰場互相配合，互相策應，對日軍構成夾擊之勢。中國的抗戰為民族解放運動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

根據國共兩黨協議，10月2日，南京國民政府軍委會還宣布，將南方8省13個地區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中共中央隨即任命葉挺為軍長，項英為副軍長，下轄4個支隊，共10300人。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中國由內戰轉向準備抗戰的時局轉換的樞紐。那段歷史雖已漸漸遠去，但那段歷史卻越來越清晰。我們會發現以西安事變為轉換樞紐。中國的軌跡、民族的命運的確開始轉變，而我們也就會承認：1936年近代中國的歷史確曾在這裏拐彎，西安事變也終將以獨特的歷史貢獻而載入中華民族的千秋史冊

同強大的日軍作戰，軍隊數量固然重要，但最為重要的是軍隊的戰鬥力要強。為把這支龐大而零散的軍隊整編成為一支戰鬥力強的軍隊，從1936年初開始，蔣介石就開始對陸軍進行調整，計劃在1938年編成60個調整師。調整后的師的建製為：官兵10923人，步騎槍3800餘支，輕重機槍328挺，各式火炮與迫擊炮46門，擲彈筒243具。抗戰爆發時，已經調整完畢50個步兵師。

當記者詢問他對國共兩黨有無可能實現第三次合作的看法時，張學良表示：我祝合作成功。「現在老了，在政治上也沒什麼了。我能幫忙，我很https://read.99csw.com願意盡我的力量，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我願意中國統一，年輕時到現在，我這個人過去的事都擺著呢，凡是為國家、為人民的事情，我都很願意幫忙」。

而當我們重新審視20世紀中國前進發展的歷史軌跡時，只要是尊重歷史事實避免偏見障目，人們就會發現以西安事變為轉換樞紐，中國的軌跡、民族的命運的確開始轉變；而我們也就會承認：1936年近代中國的歷史確曾在這裏轉彎，西安事變也終將以獨特的歷史貢獻載人中華民族的千秋史頁，而凡為中國發展、民族振興做出過傑出貢獻的人們，人民和歷史也將永遠記住他們。

西安事變結束后不到半年，以七七事變為標誌的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爆發了。這次事變與6年前的九一八事變相比，有許多歷史背景是相同的，比如，入侵的借口都是無故挑釁，採取的手段也都是突然襲擊、不宣而戰。所不同的是，這次事變發生前，中國國內已發生極為深刻的變化，那就是中國共產黨已經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而在這一政策影響和感召下，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發動的旨在抗日救亡的西安事變也已獲得和平解決，國共再次合作、舉國抵禦外侮的國內條件已經基本具備，日本帝國主義僅稍微開動其戰爭機器即可輕易侵佔大片中國領土的氣勢已一去不復返了。而西安事變期間經歷50多天是繼續「剿共」內戰，還是團結抗日的嚴重鬥爭，最終促使國民黨及其執掌的位居中樞地位的南京國民政府實行了重大的政策轉變，結束了持續十年的「剿共」內戰，實行了團結一致共御外侮的新政策。這一不同點，使中國政府在日本的武力侵略面前開始採取與以往截然不同的態度。一向對日奉行退讓政策的南京國民政府，此次態度十分鮮明地表示：全力抗戰，以戰圖存。寧為玉碎，不為瓦全，這一鮮明的應戰姿態不僅一掃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對外侮每每逆來順受的屈辱形象，而且博得了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同情和支持，為中國在「二戰」爆發后成為四大反法西斯戰爭同盟國奠定了基礎。

對於張學良、楊虎城兩位為中華民族做出如此巨大歷史貢獻的民族英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也從來沒有忘記過他們。

第3戰區，轄江蘇、浙江地區，兵力組成為第8、第9、第10、第15集團軍，司令長官為馮玉祥（後由蔣介石兼任）；

日本代表首先簽署投降書。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和政府、陸軍參謀長梅津美治郎代表日軍大本營在投降書上籤了字。

空軍方面，有偵察機251架，戰鬥機212架，轟炸機257架，全部由國外進口而來。

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了著名的「最後關頭」的談話，對中外公開宣示南京國民政府和他本人的抗戰決心。蔣介石說：

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只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倖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所以政府必特別謹慎，以臨此大事；全國國民亦必須嚴肅沉著，準備自衛。

上午8時30分，參加對日作戰的9個盟國的簽字代表團成員在簽字儀式東道主美國代表陪同下依次拾級登上密蘇里號上層甲板，走在最前面的是中國代表徐永昌上將，因為中國首先抗擊日本侵略，並且奮戰時間最長，因而得此殊榮。隨他之後的是英國、蘇聯、澳洲、加拿大、法國、荷蘭、紐西蘭的代表。他們身穿不同樣式和顏色的軍服，上面佩戴的各種勳章和綬帶，紅色、金色、褐色、橄欖色等五顏六色光耀人眼，也映得密蘇里光可鑒人的甲板上洋溢著一派喜慶氣氛。

★張、楊將軍所期待的國共合作的局面終於出現了：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國民黨集中國力，投入正面戰場；共產黨領導八路軍、新四軍馳騁敵後，開闢敵後戰場。兩大戰場互相配合，互相策應，對日軍構成夾擊之勢。中國的抗戰為民族解放運動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

時隔西安事變發生及和平解決70年之後，老紅軍黃華作為一名當時在紅軍總部所屬後方司令部參与機要的歷史目擊者的身份，也以自己的親身感悟對70年前發生的這場驚天事變作出了如下評價：

而作為西安事變兩發動者之一的楊虎城將軍則以身殉道，於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被蔣介石殺害，因而他雖曾感受過抗戰勝利和新中國即將浴火重生的喜悅，卻無法親眼目睹新中國的誕生，親身感受中國怎樣在共產黨領導下實現騰飛……

蔣介石沒有汲取內戰導致國力贏弱的教訓，頑固地堅持其錯誤政策，這給外敵以覬覦之機，實際上是對日本侵略中國野心的「鼓勵」，日本瞄準中國內部的亂局，以九一八事變為起點，開始其對中國長達14年的野蠻侵略，並在全面侵華戰爭前的6年間佔據了中國的大片領土。

★張、楊將軍捨身追求的一致共御外侮的理想終於實現了。蔣介石放棄執行十年的剿共內戰政策，奉行抗日新政。抗日救亡、以戰圖存的熱浪席捲神州

八年抗戰，慘烈非常，中國人民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犧牲。中國作為國際反法西斯同盟國的重要成員，作為戰勝日本反法西斯的主要交戰國，為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為人類和平正義事業作出了永垂青史、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

蔣介石能夠與共產黨很快達成合作協議，也是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政治現實逼迫蔣介石不得不作出的選擇。當時，圍繞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以後的人事等若干重大問題，蔣介石的立場多次出現後退，以致談判反反覆復。抗戰全面爆發后，國民黨及南京國民政府急於尋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出兵抗口戰場，始才同意並與中共達成了一攬子合作協議。以1937年8月19日國共雙方達成協議為標誌（南京方面同意將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設立總指揮部，下轄3個師，並任命朱德為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南京不派參謀長、政治部主任，軍隊中的一切職務包括「各級之副，自副師長到副排長人員」都由中共自行配備，南京只對3個師和八路軍總指揮部各派1名聯絡參謀）。實際上，直到此時國共第二次合作才算正式形成。

1938年10月中日武漢會戰以後，敵後戰場抗日游擊戰爭的廣泛開展牽制了侵華日軍的大部分兵力，使侵華日軍不能傾全力用兵于正面戰場；而正面戰場的維持存續也終使日軍不能不始終在兩個戰略方向上作戰，這也給敵後抗日游擊戰爭的開展和敵後抗日根據地的開闢及堅持創造了有利條件。直到1941年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由兩大戰場合組而成的中國抗日戰場一直獨力抵抗牽制著強大的日本侵略戰爭機器，使之無暇他顧，這實際上也是對國際反法西斯正義事業的有力策應和貢獻。而隨著太平洋戰爭爆發，隨著英、美、中共同對日宣戰和世界反法西斯聯盟的建立，日本雖然一開始以突然襲擊的手段暫時佔據主動但很快即告喪失陷入戰略守勢。

《國防最高會議條例》的頒布，使蔣介石擁有極大的權力，他可以對黨政軍一切事項「不依平時程序，以命令為便宜之措施」。會後第二天，根據蔣介石提議南京國民政府再次舉行國防會議，決定：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為抗戰最高指揮部，蔣介石任陸海空軍大元帥，程潛為參謀總長，白崇禧為副參謀總長。軍九九藏書事委員會增設秘書廳，張群為秘書長，陳布雷為副秘書長。另外設立軍令、軍政、財政、經濟、宣傳、組訓6個部，分掌相關事宜。自此，國民黨的政治會議暫停，新成立的最高國防會議和國防參議會代替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履行籌劃抗戰國策等功能。

西安事變是在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影響下發生的。張學良、楊虎城在發動事變時並沒有預先告訴中共，但在事變發生之後連夜告知了中共中央。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是中共和張學良、楊虎城達成一致見解和共同努力的結果。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當時面臨民族危機的中國時局的轉折點。在談到張學良為什麼要在事變和平解決之後堅持送蔣回南京，作出明顯犧牲自己的抉擇時，黃華還認為：

1945年9月2日，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令部長徐永昌上將，作為中國代表登上停泊于東京灣的密蘇里號戰列艦上，同其他8個反法西斯盟國的代表共同參加了這一盛況空前的正式接受日本投降的受降儀式。

從這次事變的經過，知道人家處心積慮的謀我之亟，和平已非輕易可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無事，只有讓人家（日本）軍隊無限制地出入於我們國土，而我們本國軍隊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國土地內自由駐紮；或是人家向中國軍隊開槍，而我們不能還槍。換言之，就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我們已快臨到這極人世悲慘之境地。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之民族，都無法忍受的。我們的東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繼之以塘沽協定，現在衝突地點到了北平門口的盧溝橋。如果盧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佔，那麼我們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與軍事重鎮北平，就要變成瀋陽第二！今日的北平如果變成昔日的瀋陽；今日的冀察亦將成為昔日的東四省。北平若可變成瀋陽，南京又何尚不可變成北平！所以盧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係中國整個國家的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

盧溝橋事件能否不擴大為中日戰爭，全繫於日本政府的態度，和平希望絕繼之關鍵，全繫於日本軍隊之行動，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盧事的解決。但是我們的立場有極明顯的四點：（一）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變；（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換；（四）第29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的約束。這四點立場是弱國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對方猶能設身處地為東方民族作一個遠的打算，不想促成兩國關係達于最後關頭，不願造成中日兩國世代永遠的仇恨，對於我們這最低限度之立場，應該不至於漠視。

之後，受降簽字儀式正式開始。

中方這一命令是根據盟軍最高統帥部的受降命令而發出的。在此前不久的8月17日，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已簽發第1號受降令：凡在中華民國、台灣、越南北緯16度以北地區的日軍，均應向中國蔣介石委員長投降。

10月25日，日本將台灣的主權交還中國，當天，日本末任台灣總督安藤利吉代表日本駐台軍當局正式向中華民國第一任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投降。至此，被日本以武力強佔了半個世紀的台灣、澎湖列島，終於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中華民族在甲午戰爭中所遭受的奇恥大辱終於得以一朝洗雪。

1931年九一八事變是中國抗日戰爭的起點，中國人民不屈不撓的局部抗戰揭開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序幕……在中國共產黨救亡圖存、全民抗戰的號召下，一二九運動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覺醒，標志著中國人民抗日救亡民主運動新高潮的到來。張學良、楊虎城將軍發動的西安事變及其和平解決，為推動國共兩黨實現第二次合作、團結抗戰起到了重要作用。1937年七七事變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在東方的爆發點，中國的全民族抗戰開闢了世界第一個大規模反法西斯戰場。

至此，在中國軍隊的抗日序列中，有兩支中共直接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國共兩黨開始了團結合作抗日的新時期。

在健全抗戰的政治組織構架之後，亦開始進行一系列軍事部署。8月15日，蔣介石向全國下達抗戰總動員令。

又過兩天，即8月11日，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通過《國防最高會議條例》，按照條例的規定，中國「全國國防最高決定機關，對於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負起全責任」的國防最高會議宣告成立。國防最高會議主席由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擔任，副主席由中政會主席擔任。成員包括：「中樞黨政軍各方面的首腦人員」，其職責主要分為四項：（一）國防方針之決定；（二）國防經費之決定；（三）國家總動員事項之決定；（四）其他與國防有關重要事項之決定。

自蔣介石於1927年春發動「四一二」反共屠殺事變，導致國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之後，為時十年國共兩黨互相為敵。蔣氏「剿匪」十年，耗盡國力，不僅沒有把共產黨消滅，反而使得國民黨內部的反蔣力量逐漸坐大，從南國的福建事變、兩廣事變，到北方的地方實力派一次又一次圖謀倒蔣，蔣氏獨裁政權多次出現險情。

作為西安事變首要角色的國民黨總裁蔣介石退居台灣后也於1975年逝于台北。

全國各黨派、各群眾團體、各社會名流包括華人華僑代表，都投身到擁護抗戰、支援抗戰的洪流之中。8月18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發表緊急宣言，首肯南京國民政府指示冀察當局，對日「不準接受任何條件，不許後退一步，必要時準備犧牲」是正確的；敦促冀察方面，要認識到丰台也是我們的領土，要像傅作義將軍守綏遠那樣，收復失地，換來安定，這是光榮的歷史，人民不會忘記；盛讚29軍將士以盧溝橋為「墳墓」、以丰台為「兵房」的堅決信念，呼籲「全國同胞一致起來！為民族的生存而戰！為東亞的和平而戰！為人類的文明而戰！」

8月7日，蔣介石把上述抗戰決心化為行動，這一天他召集南京國民政府黨政軍要人在南京舉行最高國防會議，並作出兩項重要決定：一、「中國實施全面抗戰」；二、中國抗日戰爭「取持久消耗戰略」。兩天後，上海發生虹橋機場事件，蔣介石遂宣布：中國從此進行對日抗戰。

第2戰區，轄晉、察、綏地區，兵力組成為第6、第7集團軍及騎兵第1軍，司令長官為閻錫山；

萬一真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後關頭，我們當然只有犧牲，只有抗戰！但我們的態度只是應戰，而不是求戰；應戰，是應付最後關頭，必不得已的辦法。我們全國國民必須信任政府已在整個的準備中，因為我們是弱國，又因為擁護和平是我們的國策，所以不可求戰；我們固然是一個弱國，但不能不保持我們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負起祖宗先民所遺留給我們歷史上的責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時，我們不能不應戰。至於戰爭既開之後，則因我們是弱國，再沒有妥協的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時便只有拚民族的生命，求我們最後的勝利。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無條件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