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農、王炳南都一致表示遵照周恩來的指示辦理。

他是不願意來做外交工作的。

主持準備這次慶祝開國大典的閱兵活動的三野參謀長兼南京警備司令袁仲賢很是興奮和激動。他與華東局第一書記、二野政委鄧小平，二野司令員、南京市市長劉伯承等領導人一起，站在檢閱台的的中心。鄧小平興緻很高地對劉伯承等說：「今天真值得我們高興啊！在過去蔣介石檢閱蔣家軍的地方，我們在檢閱埋葬蔣家王朝的人民軍隊。」

「還有現任東北軍區參謀長伍修權將軍，還沒有到任。他在軍調部跟美國人打過交道，去年解放瀋陽也跟原美國領事館打交道，查出了許多特務用的電台。早年進過莫斯科中山大學，現在由他來主持東歐司。」

點了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章漢夫正從上海趕來。他是二十年代的老黨員了，早年留過美，後來又留蘇，當過省委書記。抗戰勝利后曾在香港作外事工作。天津解放，他主持了天津的外事工作，上海剛解放，中央又派他去主持上海的外僑工作。」

吉雅泰內蒙古默特旗人，蒙古族，當年四十八歲，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后受李大釗派遣從北京回綏遠開闢工作，1929年到莫斯看東方大學學習，

點到喬冠華。戴著眼鏡、個子修長的喬冠華站起來了。

周恩來對他的回答還算滿意，就說：「董老是當時三名中國代表之一。」

開國大典那天，在南京剛剛閱完兵，袁仲賢就接到了赴京調令

倪志亮將軍北京人，當年五十歲，黃埔軍軍學校五期步兵科肄業，歷任紅軍團長、師長，抗戰時曾任八路軍一二九師參謀長、太行軍區司令員。出任大使前，任人民解放軍遼北軍區、西滿軍區司令員，並任東北軍政大學及中南軍政大學副校長。

7月間，他又作為軍隊代表，出席了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

韓念龍將軍貴州省仁懷縣人，當年41歲，早年在上海從事抗日救亡運動，後來先後在新四軍任旅與縱隊政治部主任，解放戰爭中任師政委、縱隊政治部主任，1949年底調至外交部前，任三野第三十三軍政委、上海警備區副政委。

「柯柏年是美洲澳洲司司長。柏年同志是我黨老黨員了，參加過國民革命軍東征和北伐。抗戰期間在延安參加了中央軍委外事組工作，參与接待了中外記者參觀團和美軍觀察組的工作。中共中央外事組成立后，擔任研究處長。」

毛主席幽默地說，我剛才說「將軍當大使好」，好在哪裡？首先，你們出去我們放心，因為你們不會跑掉。

不久，因新中國進入聯大的問題當時還難於解決，耿飆被任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瑞典王國首任特命全權大使，於1950年9月抵達瑞典首都斯德格爾摩就任。在任期內，他還與當時當選聯合國秘書長的瑞典人達格·哈馬舍爾德交上了朋友。後來，促成了哈馬舍爾德1955年元月訪問北京，與周恩來舉行會晤，使其成為訪問新中國的第一位聯合國秘書長。

11月8日入夜後，東單外交部街三十一號那座中式三層辦公樓里燈光明亮。他乘坐的那輛老式雪佛萊駛入院子，在樓前停下。他走下車來，精采奕奕，仍然穿著開國大典時那身米黃卡幾布中山裝。

彭明治將軍湖南省常寧縣人，當年四十三歲，黃埔軍校一期學員，參加過北伐戰爭、南昌起義，歷任紅軍團長、師參謀長，抗戰參加了平型關戰鬥，出任大使前擔任人民解放軍四野第十三兵團副司令員兼北平警備副司令，後來還兼任南寧警備司令員。

好在都在北京城裡，他們帶著兩個警衛員、兩個大包袱、兩箱子書，還有五個孩子從總政到外交部來報到了。先住在前門外的解放飯店，后又搬到新華飯店。全家人第一次用上了抽水馬桶和席夢思。朱霖還是不通。

會議討論決定設顧問及專門委員，聘請有關專家何思敬、周鯁生、錢瑞升，及原海牙國際法院大法官梅汝為專門委員。

他們討論得出了兩點共識：其一、致辭應有充分準備，預先有個腹稿；二、我們首次遞交之前，多預習幾次走的步子、站立位置、呈遞的姿勢等。有人就建議何不趁熱打鐵，當場就來演習演習。於是，他們就在勤政殿里的小屋中，你當元首、我呈國書地輪流預演起來。

1950年初赴越南任中共中央駐越南聯絡代表。1954年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首任特命全權大使。

在接見中，毛澤東還很認真地說：「你們這些將軍出國當大使，不算轉業，可以保留軍籍。恩來，你看怎麼樣？」

這是11月3日中午，等一會中午一點正，他召集了外交部的主要領導同志來他這裏開會。這是外交部組織機構建立起來的第一次會議。

原擬派往聯合國任代表。中越建交后，1950年初赴越南任中國軍事顧問團團長。

楊得志知道他愛開著那輛繳獲的美式吉普，平時，他就經常開著它到各軍軍部和部隊基層去辦事。為了表示兵團的盛意，楊司令員就提出說：「我和政委商量了，告訴後勤部讓你將那輛吉普車帶走，算是兵團的一點心意。」

周恩來獲悉后，很快就派鄧穎超來看望培訓班的女同志們。朱霖在其悼念鄧大姐的回憶文章《一個女外交人員的良師益友》中，作了有關記述：

1950年8月，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首任特命全權大使。

「董越千同志，我們這幢樓前不久還是華北人民政府的辦公樓，越千同志原是華北人民政府副秘書長。他在北京大學學的英語，抗戰期間，接待過八路軍的美國朋友卡爾遜，擔任過白求恩大夫的翻譯，軍調部中共參謀長辦公室主任，北平解放后，擔任中央外事組新聞處長。他現在擔任我們部辦公廳副主任兼任國際司司長。」

鄧大姐一番話，使大家思想一下子都通了。

8月15日，經毛澤東修改的《解放日報》歡迎美軍觀察組的社論指出：由於記者團和觀察組的到來，國民黨當局再想一手遮天欺騙國內外輿論已經困難了。他在8月18日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強調指出：「這次外國記者、美軍人員來我區及敵後根據地便是對新民主主義中國有初步認識後有實際接觸的開始。因此，我們不應當把他們的訪問和觀察當作普通行為，而應把這看作是我們在國際間統一戰線的開展，是我們外交工作的開始。」

閻寶航抖著餐巾鋪在胸前示範時，說：「平時參加招待會，不是吃喝玩樂，德國要進攻蘇聯的情報，就是在招待會上得到的。」

周總理笑著插話：革命軍人嘛，政治覺悟高，立場堅定，紀律性強。

毛主席接著說：「你們是新中國的首批大使（當然這首批中應包括已去蘇聯的王稼祥同志），大都是從部隊徵調來的高級幹部，都是將軍。將軍當大使，好！現在建國伊始，百廢待舉，各部門、各行各業，都需要幹部。我國和許多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需要大批外交幹部。我們新中國的外交是『另起爐灶』，需要新的外交幹部。解放軍是我們歷來培養幹部的地方，所以中央決定從部隊挑選一批幹部。」

王炳南接著說：「你看，椅子刻的雙龍戲珠的圖案，手工精緻。以前是官僚大臣們享用的，現在回到人民手中，為人民服務啦。」

就在部隊出發的時候，兵團收到中央「調王幼平星夜來京」的電報。

在有些人看來，他當的官不小，這次回家，沒有去住什麼政府招待所，就在自己家裡，陪著年近古稀的老母親，同睡在一張破木床上，每天吃著母親和親人親手做的粗茶淡飯，只覺得無比的香甜甘美。每日每夜同親人們有說不盡的往事，訴不完的別情！

周恩來看了看，說：「是呀，這是勞動人民創造的，刻得很精細講究，形象也栩栩如生。舊物利用，這就好。」

他考慮到外交部剛建不久，車輛和司機都缺乏，自己帶車去可以減輕機關的負擔，所以就表示接受了。

他舉了兩個例子，一個是當年義和團盲目排外的教訓，另一個是最近前美國駐北平總領事館武官包瑞德前來華北人民政府外事處辦事，被我們的同志莽撞行動，強令寫下對我反美宣傳畫的意見。

他招呼喬坐下。他問：「你家裡，早幾輩都是秀才吧？」

中央從西柏坡遷至香山時，他屬於跟隨解放軍總部第一批進駐香山的。經過兩次精選以後，最後挑出了十三幅軍旗圖案、四種軍徽圖案呈送中央五大書記審定。毛澤東看了后，指示說：軍旗上要有「八一」兩字。於是，黃鎮按指示自己動手設計，還聯繫了東單的一家裁縫店加工製作，最後擺在香山的總政附近的一個廣場里擺開，請毛澤東、劉少奇、朱德等中央領導人來審定。毛澤東等一邊審看，一邊聽周恩來介紹設計、製作經過，就將樣式定了下來，決定於1949年6月15日啟用。黃鎮還根據周恩來的指示主持起草了中央軍委頒布解放軍軍旗軍徽的《命令》，以「新華社北平6月15日電」的形式向全國公布。《命令》指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旗為紅地，上綴金黃色的五角星及『八一』兩字，表示中國人民解放軍自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誕生以來，經過長期奮鬥，正以其燦爛的星光，普照全國。」

他趕忙說：「我不願出國當大使。請收回成命吧。我請求入藏的報告首長可看到了嗎？懇請鄧政委批准我和張國華軍長一起率第十八軍進藏。」

「怎麼？有點出乎意料？」周恩來看他很驚訝，便問，「你知道聯合國這個組織嗎？」

他又點到王炳南，說：「辦公廳主任炳南留學德國，回國后先在楊虎城將軍身邊做統戰工作，後來就到在重慶、南京的中共辦事處做外事工作，中共中央外事組成立后，擔任外事組副組長。」

1950年12月，中國瑞士兩國建立公使級外交關係后，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瑞士首任公使。

到了北京，去中南海向周恩來總理報到。周總理才交待了任務：今後調外交部工作，過幾天就隨我到莫斯科去，會同正在蘇聯的毛主席進行中蘇會談，你俄文熟練，協助我作一些具體事情。立即準備，很快就出發。調動手續以後從蘇聯回來再辦。他連在東北軍區的工作都來不及交代。

耿飆在晚年寫的《耿飆回憶錄》里，對毛澤東接見十大使的講話內容，作了如下的記述：

1950年9月，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首任特命全權大使。

隨著解放戰爭全面展開，黨中央從延安撤出，中央許多單位東渡黃河轉移至山西省，中共中央外事組就是在戰爭炮火中成立的，其中人員包括原從重慶遷至南京、后又撤回延安的南方局外事組全體人員，有王炳南、章文晉、吳青、陳浩等，還有從北平軍調部中的我方外事工作人員黃華、劉華峰、王九_九_藏_書朴、王光美等。中共中央外事組就是由這些人員為主組成的。1947年間，他當時在山西臨縣三交鎮雙塔村親自主持了中共中央外事組的成立活動，宣布了由葉劍英任主任，王炳南任副主任，統一負責管理黨和解放區的外交工作。當時歸中央外事組領導的機構，有由喬冠華、龔澎、張穎等組成的駐香港辦事處，在哈爾濱也有外事機構，還有一個與聯合國救濟總署聯絡的由董必武牽頭的解放區救濟總署。

在由幾張舊桌子拼在一起組成的主席台坐下后，李克農說：「同志們，我們的成立大會，首先請周總理給大家講話。」

她們召開了緊急會議。大家這些天來壓抑著的不滿情緒爆發了。會上，大家慷慨激昂，滿腹牢騷都抖了出來，堅決反對當夫人、太太！

從蘇聯回來不久，朝鮮戰爭爆發，他又受命作為團長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聯合國大會，初登國際舞台，控訴美國武裝力量侵略我國領土台灣。

算至1951年6月底為止，新中國所派出的首批駐外大使十五人中，絕大部分都是從人民解放軍各部隊或軍區調來的兵團級、軍級以上的幹部，被人們泛稱為將軍大使。除了從地方幹部中調來的姚仲明、吉雅泰、馮鉉及著名作家巴人（王任叔）以外，其他的大使都是將軍。

點名過後，王炳南宣布外交部成立大會開始。

外交是代表國家的工作，我們今天這一百多人，在開闢戰場之初，應當在工作中鍛煉培養，要求每一個同志一切從學習出發，不要驕傲，不要急躁，不要氣餒。同時還要有紀律，外交同軍事一樣，外交不過是打「文仗」而已。我們說一句話，做一件事，都可能影響戰鬥，必需要有嚴格的紀律。一切都要事先請示、商討，批准后再做，做完后要報告，這點很重要。

外交部舉行了外交文書展覽，為他們展出了照會、國書、會談紀要、備忘錄、雙邊協議……等等各式各樣的外交文書格式樣品。

「仲賢，中央剛才來了調令，小平同志讓我特地通知你，要你從速趕往北京接受新任務。」

吃西餐時，大家手忙腳亂的，有的使出了汗，就慨嘆說：「這小小刀叉，真比使用三八大蓋還費勁。」

新中國宣告成立時，他在二野第五兵團擔任代理政治部主任，山東桓台縣人，有山東漢子的倔勁。五兵團是二野劉、鄧屬下的主力兵團，當時正集結潛伏在湘西邵陽地區待命好一段時候了。10月下旬，毛澤東和中央軍委指示：四野進軍廣西，二野進軍大西南。當時，中央還指示讓第五兵團的第十八軍作好進軍西藏的準備。那時，他聽說后還打了報告給劉、鄧首長，要求與第十八軍軍長張國華一起進軍西藏。這次，中央要求第五兵團指揮部從邵陽地區率所屬第十六、十七與十八軍三個軍，加上第三兵團第十軍，共四個主力軍的兵力，在第五兵團楊勇司令員與蘇振華政委的指揮下，以突然動作經芷江西進，進入湘黔邊境，並要求11月15日攻佔貴陽。

外交部成立以後，我們代表國家處理外交事務，這是很重大的責任。在座的大半是三十歲以下的青年，剛從學校里出來，沒有做過社會工作，只有若干學生鬥爭經驗，現在來到國家機關做事，一方面感到光榮，另一方面也感到責任重大，戰戰兢兢。

將軍們到外交部報到后，周恩來讓外交部辦公廳給物色了一個飯店，就是前門外煤市街的新華飯店，讓大家連家眷一起集中住下，開始舉辦當大使的培訓班。別看這些都是威名赫赫、指揮千軍萬馬的將軍，兵團級也好、軍級也好，長期以來都是睡老鄉見的門板上、炕上，地上、窯洞里，或者鎮頭村旁的廟宇中，有時甚至青紗帳里。因而，當時辦公廳副主任閻寶航就曾說，將軍們首先適應住城裡飯店也是一種培訓。

周恩來將到會的同志一個個都點到了。點名之間，可見周恩來作為外交部長，對於手下的幹部情況極為熟悉，遇到不熟的情況，他還詢問一下；點到熟人，還開一兩句玩笑。會場常激起笑聲，氣氛顯得輕鬆、活躍、熱烈、團結。

還請了毛岸英給大家講在蘇聯留學的所見所聞與各種體會。也請了蘇聯大使駐華羅申、羅馬尼亞駐華大使魯登科、匈牙利大使駐華埃夫朗科等，給大家上課，由毛岸英擔任翻譯。那時候，實際上擔任越南駐華使節的黃文歡也參加了這個學習班，化名姓蔡，會講中國話。

開國大典后，解放軍總政治部要逐漸恢複原建制。1948年時總政還在山西時的機構很精簡，下面沒有其他部門，只有第一、第二兩個研究室，黃鎮領導的第一研究室管組織、人事，第二研究室管宣傳教育。進北平后，這些戰時作法已經不適應形勢了，總政工作多了，面也廣了，已經制訂了政治工作條例、黨委工作條例和幹部管理制度瞪。這年冬天，黃鎮受命帶領了一批幹部籌備組建總政下屬的總幹部部。

她說，她在國民黨統治區中共代辦團工作時，也不習慣人家稱她太太，還鬧過笑話。有一次，電話鈴響了，人家說要找周太太，她腦子還沒有轉過來，回答說，我們這兒沒有周太太；但放下電話才想到，人家找的就是自己呀。後來，電話又來了，找的還是周太太，她就應了。

這此之前，為挑選外交部的地址，王炳南曾經陪著周恩來去看過備選的東交民巷的六國飯店、原日本駐北平總領事館等地方，都各有利弊，最後還是決定選在外交部街三十一號這個地方。

胡濟邦是去過許多國家的女記者，曾在國民黨駐蘇使館作三秘，是地下黨。她回國后就參加了新中國外交部的籌建工作。閻寶航早年在英國愛丁堡大學留學，回國后原在張學良的東北軍工作，抗戰時加入了地下黨，曾任東北國民外交協會主席，是個「外事通」，長期從事國民黨上層人士的統戰工作。調來外交部之前，他在東北人民政府任秘書長。

當時，同在這個大院里還有一幢三層紅色木結構的中式建築，還保留至今，如今是外交部所屬的世界知識出版社，這就是建國之初，周恩來出任第一任外交部長的共和國外交部辦公樓。

那次告別部隊趕到北京后，經過培訓學習，他於1950年8月，率領一班人到達布加勒斯特，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首任特命全權大使。

在那個時候，人們就親切地稱他為「吉洛將軍」。

周恩來很熱情地逐一問起每個人的生活與工作情況。

他想起了從軍委外事組、中央外事組到共和國外交部……

「是原名，也是筆名。」

在這期間，中央人民政府只政務院第十一次會議通過任命他為外交部蘇聯東歐司司長。消息在1949年12月18日《人民日報》上發布。

這天是1950年3月10日下午，那是毛澤東剛剛從蘇聯訪問回到北京幾天之後，經周恩來總理同意，安排他們在勤政殿旁邊的幾個小房裡，觀看羅馬尼亞首任駐華大使提奧多拉·魯登科遞交國書的全過程。儀式開始前，周恩來前來檢查，不讓我們這些將軍大使將紙窟窿捅的太大，說在外面殿堂里看見這兒有一排大窟窿，不雅觀，只准每人使用鉛筆戳個小洞洞。據耿飆回憶，周恩來還意味深長地說「以小見大」嘛。

接見快結束時，周恩來補充說，外事工作授權有限，所以你們要經常向國內請示彙報，外交無小事，切不可掉以輕心。

他睜開了眼睛，抬起了頭，還站了起來，朗聲說：「同志們進來呀，我沒有睡。等著你們吶。」

他晚年回憶說：「我至今為自己未能進軍西藏而感到非常遺憾！」

鄧小平說：「我看你干外交還可以嘛。」

他再掃視了一下整個辦公室，聯想到最近一些政府部門大量購房，添置家當，有的甚至高價搶購，引起北京房價猛漲一事。他今天白天還在政務院的一個會議上，批評一些部門，剛剛進城，剛剛建國，百廢待興，還需要艱苦奮鬥的時候，有人就扔了我們的老傳統了。他在這會上特彆強調了政務院近日剛發出的通令：凡需購房，均需向政務院呈報房屋情況和價目，經特定機關審批始得購買，否則以違法論。

新中國首批駐外大使中，將軍佔了絕大多數

除了我們在上一節已經介紹了的多名將軍以外，新中國首批派往國外的各種使節還有如下的人員：

1944年8月美軍觀察組到達延安前後，黨中央在延安成立了中央軍委外事組，由葉劍英任組長，楊尚昆協助。外事組人員有徐大年、柯柏年、黃華、陳家康、凌青等，主要負責同美軍觀察組的聯絡，還接待了美國特使馬歇爾、赫爾利等，並參与了抗戰勝利后軍調執行部我方的外事工作，取得了與美國人打交道的重要經驗。那時候，在軍調部也鍛煉了一批與美國人打交道的幹部，象李克農、伍修權、耿彪、黃鎮、姚仲明、韓念龍、黃華、柯柏年等。

袁仲賢就對朱霖說：「你不要生氣。我們辦外交，依我看都是為了黨的利益而演戲。黨需要，我們就演。將來，我們男的穿上西裝革履，是演戲；你們女的，穿上旗袍、高跟著鞋，拎著個小包包，也是演戲。」

他繼續說著：

「通知沒有說。當然是革命的需要喲，新中國一成立，我們國家有許多事要做呵！」劉伯承望著他，取下眼鏡擦了擦，又有點惋惜地補充說，「我們剛剛會合共事，可惜又要分道揚鑣了。」

有的不以為然地說：反正事先寫好，到時背下來就行了。

當時，他在解放軍總政治部下屬的第一研究室作主任，劉少奇擔任總政治部主任。這一年開始的時候，他們隨人民解放軍總部駐在西柏坡附近的村子，因為他懂美術，受命主持了人民解放軍軍旗和軍徽的設計，還列席了七屆二中全會。他帶領著一個班子，在選擇和審定各種各樣的軍旗與軍徽的設計方案。這些方案是從中原、華北、東北三大軍區和中直、軍直等單位與個人寄來的或是送來的，作者其中有在前線浴血奮戰的幹部戰士，也有部隊高級指揮員。連威名赫赫的劉伯承司令員也設計了一幅軍旗圖案，派人給送來了。愛好繪畫的黃鎮自己也設計了一幅。

馮鉉江蘇省武進縣人，當年三十五歲，青年時代從事工人運動，參加領導過哈爾濱電車工人罷工，1933年赴蘇聯入莫斯科列寧學院學習，1940年到延安后，任中央社會部情報室主任，擔任國際聯絡工作。抗戰勝利后，任中共中央東北局社會部副部長，1950年初調外交部前，任中共中央軍委聯絡部天津聯絡局局長。

我們都表示贊同毛主席和周總理的意見。

「扳著指頭數，我們兵團的幹部，也只有你最合適搞外交了。」

開國這一年，久經沙場征戰的黃鎮將軍所作的事，與別的將軍有所不同，另具有特殊的意義。在年底知道他要調外交堡的時候，有人半開玩笑地對他說：今年老兄你乾的凈是「九-九-藏-書特殊」的新鮮事：設計軍旗、拍攝電影、去當大使！

屋外有了腳步聲打斷了他的回憶與思考。

這天，大使們穿了新的中山裝，夫人們穿的旗袍或者連衣裙。夫人們穿了這些，自以為很漂亮，但胡濟邦過來檢查，說這個人的內褲太長，露在旗袍外面不雅觀，說那個汗背心露在胸前，不禮貌；還說，解放區的髮型不符合外交場合的要求，要燙髮、擦口紅、抹一點粉。

有人統計過，迄今為止，中華人民共和國派出的任職時間最長、出使國家最多的駐外大使，就屬王幼平將軍了。在他三十余年的外交生涯中，先後擔任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羅馬尼亞、挪威、柬埔寨、古巴、越南、馬來西亞和蘇聯等七國大使，其中駐羅馬尼亞、挪威、柬埔寨與馬來西亞四國為首任大使。

羅貴波將軍江西南康縣人，當年四十一歲，歷任紅軍軍長、師政委，參加了長征，抗戰中任八路軍第一二0師的三五八旅政委，呂梁軍區司令員兼政委，1949年後任太原警備司令，接著調任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

政府這一攤，是接過董必武為主席的華北人民政府的現有班子，再從東北及各地抽調人員加以充實。華北人民政府，從小到大，近兩年已經管理著華北五省地區。政府的管理，已經從多年來的解放區人民政府中取得了一定的經驗，也培養了一批政府工作幹部。

1950年8月，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緬甸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首任特命全權大使。

培訓大使就從住飯店開始了……

他倆笑什麼？他預感到有什麼事要發生。

在這些初期的外交工作中，他已經迫切地感到人手不夠，他更想到了未來，想到了抗戰勝利后的新中國，他曾在延安，就曾往重慶給擔任南方局外事組組長的王炳南寫信，信中強調：「現在延安也有同性質的工作，可是人手不夠，尤其熟悉英語的人不多，望你們在外也要多多注意儲備人才。」

我有一個提議，就是學習方面的。我們的同志大部分是才工作不久，外交的知識和一般的社會知識都不夠，因此要緊的是學習，每星期至少要有幾個小時學習。我們在工作中固然是學習，但是在學習中也要學習。我們對於舊的外交人員給它一個整體的否定，但是在舊外交系統中個別有經驗的外交人員，如劉澤榮先生，以及巴黎起義的外交人員如凌其翰先生，我們還是應當尊重他們的。具體的人物，具體的材料，我們還是要學習。因此我提議，在我們的外交機構中，要建立起新的學習制度。

黃鎮說：「你不去怎麼行？我豈不成光桿大使了？」

那時候，從東北出關的部隊都打到中越邊境的鎮南關了。祖國大陸基本解放了。已經擔任東北軍區參謀長的伍修權想到，自己從1925年離開家鄉武漢就沒有回過家，在完成了警戒和護衛毛澤東乘坐的專列安全通過東北全境的任務后，經東北軍區負責人高崗批准，他就乘火車回武漢探親，走的時候，連警衛員都沒帶。那是1949年12月後半月的時候。

他在李克農、王炳南等的指引下，走進了二樓上他在外交部的辦公室。房裡鋪著厚厚的地毯，西側有門連著外間的大會客室，可用來接待外國使節和重要外賓。辦公室靠南是一整排西式窗子，窗旁安放著一張紅木雕花大辦公桌，四張紅木太師椅，一套沙發，貼牆是四個紅木雕花書櫥，熟悉周恩來工作、讀書習慣愛好的王炳南已經挑選了有關的線裝書、中外有關外交書、外交史與國際問題的著作放置在書櫥里。

毛澤東先與走在前面的耿彪握手時說：「哦，老鄉來了！長征過甘肅時，我在你那裡吃過酸甜苦辣鹹的五味西瓜，在延安還吃過你送來的老虎肉。可是，今天我這裏沒有五味西瓜和酒席招待你們，只有白水一杯。」

正在忙碌時，中央來了調令，要調黃鎮朱霖夫婦去外交部報到。接到調令當天晚上，朱霖聽了有意見：「你去國外作外交官吧，反正我要在國內干工作。」

他說：「克農副部長現在主持外交部常務工作，老黨員、老紅軍，長期做情報和統戰工作。」他轉身對李說：「三年前，你在北平軍調部任我方秘書長，就在軍統局特務的監視下作外事工作。」

周恩來講話之後，李克農副部長也作了簡短的講話：我今天只講三句話。一是對帝國主義的鬥爭是錯綜複雜的，我們外交工作要有高度的組織紀律性；二是要積極學習，學好《共同綱領》上的外交政策；三是要有高度的警惕性，要區別好人民的頌揚和帝國主義的捧場。

「有。」龔澎站起來說，「我們司副科長浦三同志，就是美國哈佛大學的哲學博士。」（有人鼓掌）

黃鎮翻來複去睡不著，後來乾脆將被褥鋪到地板上睡，早上起來放回床上才開門。這個睡法延續了多年。

「賴亞力同志是部里辦公廳副主任兼秘書處處長。抗戰期間，他在馮玉祥將軍身邊任研究室主任，一九四五年考取資源委員會經濟官員赴美國實習，後來參加紐約《華僑日報》工作，還擔任去美國的馮將軍的秘書，去年與馮將軍一行離美國回國參加新政協籌備。上個月被選為中蘇友協副總幹事兼秘書主任。」

他在1947年7月12日寫給王炳南的信中，就指示說：

會場上真是寂靜無聲，大家都聚精會神地傾聽著他的講話，生怕漏掉一個字。有的人刷刷地作記錄。

他坐了下來，打開了花名冊，微笑著對大家說：「有的好久沒見面了，有好些人是第一次見面，我來點點名，認識認識。」

他聽得清那些腳步聲忽然停住或變緩了，他還聽清了李克農的安徽腔悄聲地說：「等等再進，讓總理多睡一會。」

閻寶航又結合禮儀給大家說笑話：有一次，李鴻章在巴黎一家有名的飯店請客，吃完飯，就按舊中國官場的客氣話，對客人們說：「飯菜不好，招待不周，請多多原諒。」

周恩來說：在我任內不得建造新的外交大樓

剛報到不久，周恩來總理找他談話，對他說：「在這批首任駐外大使的將軍中，中央準備任命你為駐聯合國的軍事代表。」

王幼平最不想干，卻成了新中國任職時間最長、出使國最多的大使

「槍杆子重要，搞外交也同樣重要啊。」

原來，這天在培訓班上，部里有個領導來講話時提到，女同志到使館后，就不要做什麼工作了，學習外文，配合外交官做好外交工作，參加對外活動就可以了；在外交場合，稱你們為夫人，華僑叫你們太太，你們也不要忌諱，這是革命的需要。這是國際的慣例，蘇聯也如此。

培訓班在外交部街三十一號的老禮堂上課，請了國內的學者專家如何思敬、王鐵崖等給大家講國際法。

毛澤東接見大使們說：你們出去不會跑掉，我們放心

當年這洋建築建好不久，滿清政府與外國人打交道的機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就從東堂子衚衕，搬遷來這裏。李鴻章、曾紀澤、郭崇燾、張蔭桓等使外大臣，都在這裏任職。1912年袁世凱的北洋政府成立時，其外交部就設在這裏。這條比衚衕稍寬一點的街，從此就叫外交部街。剛進北平時，華北人民政府向軍管會要了這個地方作辦公樓。

王任叔浙江省奉化人，當年四十九歲，著名作家巴人，三十年代在上海從事左翼文化工作，抗戰爆發后，長期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亞從事反法西斯抗日活動，調至外交部前，在中央統戰部任副處長。

這時，周恩來走進來了，看見大家熱情很高，一面點頭表示讚許，一面又笑著說：「你們演習是必要的，但我要提醒你們：剛才儀式中的程序和動作，只能作為參考。因為每個國家呈遞國書的禮儀規定，都各不相同。你們上任后，要向駐在國的禮賓部門虛心請教，取得他們的幫助和配合。」

10月1日，開國大典這天，在南京的中心廣場上，也在舉行閱兵式。剛取得渡江戰役勝利不久的人民解放軍精銳之師，在前國民黨政府首都的廣場上雄糾糾地行進。南京市軍民在歡呼喜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這天晚上，她們吵成一團，有的還為此吵著要離婚，有的要求返回部隊。大家都說跟男同志到外交部是倒了大霉，堅決反對當夫人、太太！大家一致推選朱霖（黃鎮的夫人）和王珍（韓念龍的夫人）作代表，向上反映情況。

王炳南宣布散會的時候，已是晚上十點多鍾了。

會議討論了外交部科長以上的幹部配備，討論確定了外交部各司的排列次序為東歐司、亞洲司、西歐非洲司、美洲澳洲司、國際司與情報司，另有條約委員會、外交政策委員會排列在後，還有辦公廳。用王炳南的話說，最早的外交部就是「六司兩委一廳」。

晚上八時正，周恩來在李克農、王炳南陪同下走進二樓會議大廳時，外交部隊全體同志起立，熱烈地鼓掌。

他說：「咱們都是共產黨員，思想不通也得先去報到。」

他從民主德國回國后，先後擔任外交部副部長、常務副部長、代部長、部長、國務院副總理兼港澳辦主任等職。他過去從醫形成的細緻、綿密、謹慎的風格，對他掌握外交藝術，成為傑出的外交家不無益處。

他回憶說，母親對於兒子出去二十四年沒有回家，杳無音訊，現在一下子出現在自己面前，離別是還是個十七八歲的孩子，重逢時已經是四十開外的壯年人，她真是老淚縱橫，驚喜萬分！

他還細細叮囑在座的同志們說：

將軍們都喜出望外，格外興高采烈。

那一年，他真是年富力強，精力特別旺盛，剛五十一歲。開國總理的擔子就夠重的了，還兼著另起爐灶的新中國外交部部長。昨天11月2日，中央政治局剛剛開過會議，討論並通過了政務院黨組正副書記和政務院所屬各部門分黨組書記的名單，他擔任政務院黨組書記，也同時兼任外交部黨組書記。

這種「三三制」，是在培養和鍛煉外事幹部隊伍這個極為重要的問題上，走自己的路。他要求外事幹部參加土改，一方面是使幹部鍛煉其政治立場；另一方面，是讓外事幹部熟悉國情民情，因為不了解國情民情就根本無法向對方介紹自己，也無法正確地執行政策。同時，他要求外事幹部了解和研究工作對象，他要求外事組盡量收集和整理出一些調研材料，他親自出了些題目，要求外事組、香港及哈爾濱的同志分別承擔一些調研任務，指示外事組要著重研究當時與我們關係重大的美國。因而，即使在西柏坡的山溝里，中央五大書記的手中，都備有外事組編寫提供的《美國手冊》。

1947年下半年起，解放戰爭進入戰略反攻，他隨同毛澤東，在馬背上轉戰陝北，在指揮著各戰場戰役的時候，他已經看見了全國勝利的曙光，一直關心著外交事業，已經在籌劃未來共和國的外交蘭圖。他已經預見到即將誕生的共和國在外交上需要一批新型的幹部，於是，他於1947年7月、11月，兩次寫信給具體領導外事九-九-藏-書組工作的王炳南，要求外事組抓緊培養外交幹部，加強調研工作，加強政治和外文學習。為了在戰爭環境下培養這批幹部，他向外事組提出了具體可行的辦法。

喬冠華答說：「祖父以上幾代都是，只是父親這代斷了檔。」

浦三站起來說：「總理，我是江蘇無錫人，一九二三年生。」

高大的西式門樓，方石砌基的磚牆，院中那氣派的具有米色大柱子的歐式洋樓，在東單地區衚衕里那些中式王爺府和四合院的群落中，是獨具特色的。據說，這可算是北京城裡第一幢歐洲式的建築。是滿清政府為了迎接德國皇室威廉二世來訪，耗費了巨額的金銀建造的，是美國人設計，英國人施工，好些材料是用船從歐洲運來的。這個歐式建築經過歲月的風雨，已不復存在。現在東單外交部街三十一號的世界知識出版社門市部門堂的兩根米色西洋大柱子，算是殘留至今的遺迹了。

鄧穎超來培訓班給女同志們講做「夫人」與「太太」

他就決定服從組織需要了。離開上海之前，粟裕還請他夫婦倆吃了一頓飯，送給他一件大衣，給他夫人買了一身衣料。

周恩來主持召開的外交部第一次會議

他又翻了一頁名冊：「亞洲司司長沈瑞先，也就是有名的夏衍，我國有名的文學家、戲劇家、翻譯家，中國電影事業的開拓者之一。早年留學日本，精於日文，現在還在上海任宣傳部長，目前暫由喬冠華代理司長。」

那天，鄧穎超來到培訓班，還用現身說法，舉例來教育她們。

原定他出任新中國首任駐英國大使，后因中英建交談判久拖不決，他奉命改任駐民主德國（東德）大使銜使團長，於1950年10月12日遞交了國書。當時民主德國的外交大權仍受控于蘇聯軍事管制委員會，因而外國大使都使用外交使團團長稱謂。1953年11月，蘇聯軍管會撤消后，外交機構遂改稱大使館，使團長即改稱特命全權大使。這樣，姬鵬飛又作為新中國駐民主德國特命全權大使再次向威廉·皮克總統遞交國書。他在一個任期內，向同一個總統遞交兩次國書，這在國際外交史上是特殊的、僅有的。

「老耿，你以後還可以來兵團走娘家嘛！」

她仍然想不通：「我要去找領導談。」

果然，劉伯承將他拉至檢閱台的一旁，並沒有坐下，站著說話。

這時，有的同志提出，我們不懂外語，怕搞不好外交工作。

「什麼任務？」他著急地問。

她倆到外交部要求周外長接見，說得聲淚俱下。部領導接見了她們，表示一定把她們的意見向周總理轉達。

會場又變得輕鬆起來。

1938年後，他歷任新四軍司令部後方政治處主任、新四軍挺進縱隊軍政委員會委員、挺進縱隊政治部主任、蘇北指揮部第一縱隊政治部主任。抗戰後期，任新四軍第一師一旅政治部主任、代理政委，一師三旅兼蘇中軍區第四分區政委、中共蘇中區第四地委書記，蘇中軍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解放戰爭中，他先後擔任華中野戰軍第七縱隊司令員兼政委、華中野戰軍第七縱隊兼蘇中軍區政委、中共蘇中區委書記。1947年起，任華東野戰軍第十一縱隊政委、蘇北兵團副政委。在建國前後，擔任第三野戰軍第七兵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渡江戰役之中，第七兵團是最早的渡江的三野譚震林集團的兩個主力兵團之一，第七兵團在姚家溝渡過長江后，奉命急速東進，切斷寧杭公路，於5月3日解放風景名城杭州。

「頭一個是王稼祥，外交部副部長，我國首任駐蘇聯大使。稼祥同志已經到達莫斯科，已經舉行了開館升旗儀式了。」

接著，他掏出一張寫了提綱的紙條，放在桌面上，就侃侃說開來了：

浦三說：「英文馬馬虎虎能用吧。」

你們應以三分之一的人數編譯書籍，三分之一的人數輪流參加參加土地改革，三分之一的人數做一般工作。

1950年7月，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波蘭人民共和國首任特命全權大使。

「你在軍調部跟美國人打交道很有一套，周總理記著你吶。」

1950年底奉命往朝鮮，領導志願軍的戰俘管理工作。1951年9月，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巴基斯坦伊斯蘭共和國首任特命全權大使。

粟裕對姬鵬飛說：國家有需要，將軍無選擇

譚希林將軍湖南省長沙市人，當年四十三歲，黃埔軍校肄業，參加過秋收起義、二萬五千里長征，歷任紅軍團長、師長、參謀長、代軍長等。出任大使前在人民解放軍中任三野的兵團副司令員、第三十二軍軍長、山東省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等職。

建國前，中央外事組進入北平時是接收了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駐北平特派員辦事處，那是東交民巷中舊日本領事館的幾間房，還有日式橫移門、榻榻米，當然不適合常駐。有一次，剛進城的北平市長葉劍英興之所至地說：我看將來不妨選南河沿大街一號的翠明庄作外交部辦公的地方。

當時在座的宋任窮幽默地插話：「你搞外交還可以，就是邋遢點。」

那個晚上，點名過後，王炳南先作開場白：

1950年8月，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印度尼西亞共和國首任特命全權大使。

他的話一下又把大家逗笑了。

他就坦率地說：「我可幹不了。」

他覺得，這顯然是中國共產黨外交工作的一次重要勝利。

曹祥仁將軍湖北省大冶人，當年三十六歲，十五歲參加紅軍，早年在紅軍中從事電訊工作，參加了長征，抗戰中任中央軍委二局局長，調入外交部前任第四野戰軍副參謀長兼二分局局長，中央軍委工程學校校長兼政委。

他才住了個把星期，一天，在武漢的中南軍區司令部急匆匆派人尋至戈甲營，在小破平房裡找到了他，送來了周恩來總理打來的電報。通知他立即趕到北京去，執行新任務。總理在電報上還問：要不要派飛機來接？

他說：「不。還有一位。龔澎的姐姐，龔普生同志是我們國際司的副司長。」

「我們都讀過宦鄉同志好些有見地的文章。他長期以來在新聞戰線工作，抗戰後，在上海擔任《文匯報》主筆，天津解放了又出任天津《進步日報》總編輯。在我國人民政協會議籌備期間，擔任籌備組副秘書長，現在擔任我們西歐非洲司司長。」

周恩來點頭說：「同意。」

可是，就在這慶祝活動結束的時候，劉伯承司令員笑著向他走來。鄧小平也笑著向他招了招手，就先離開了。

毛澤東說這「不會跑掉」的話，是當時新聞報道了某國駐外使節叛逃。

（24）早在與毛澤東一起指揮解放戰爭的馬背上，周恩來就指示及早儲備未來新中國外交人才，在戰爭環境下，周恩來向外事組提出了培養外事幹部的「三三制」，周恩來主持召開外交部第一次會議

大家都齊聲說：「她是我們外交部第一位女司長。」

周恩來領著大家走進來，在大廳里的毛澤東就很高興地站了起來，跟大家逐一寒喧握手。跟認識的就說幾句風趣的話，有幾位他不熟，握手時就聽周恩來在旁邊介紹。

朱霖聽了生氣了，說：「我不幹了，最好選能幹的去干吧！我不想做這樣的工作。」

吃罷午飯後，離開會不到十分鐘了。他將頭靠在沙發背上，稍稍閉了一下眼睛。他已經好些日子沒怎麼睡覺了。幸好他當時身體好。

整整一年後，1950年10月1日，袁仲賢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印度特命全權大使在新德里的大使館里，主持舉行了隆重的國慶招待會，印度總理尼赫魯破例前來出席。

「江浙多才子，我就不行啦。」他說著，又問，「你英文一定很好啦？將來可以大顯身手。」

1934年回國后在北平、天津、內蒙、東北等地從事地下工作。抗戰期間，在蒙古人民共和國開展華僑工作，1946年回國后，擔任中共內蒙古呼納盟盟委書記。1950年初調外交部。

他雖說是閉上了眼睛想休息片刻，卻並沒有入睡，關於外交戰線的思緒縈繞在他的腦海中，越想越是興奮。

那時，他確實知之不多，就據實答道：「我還不太了解。但我知道中國是聯合國的發起國之一，還是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聽說，董必武同志曾在聯合國憲章上籤過字。」

東單外交部街三十一號掛起了新中國外交部的牌子

他卻說：「我是外交部長，今天到外交部任上來，你們是不是該稱我為周外長？不要叫我周總理嘛。」

通過窗紙的洞眼，觀看外國大使向毛主席呈遞國書

他又望了望在座的新任命副部長李克農和辦公室主任王炳南等，鄭重而又嚴肅地說：「我今天告訴你們，在我當外交部長的任內不得建造新的外交部大樓，也不許增添更多的房子和辦公用具，這些就很好嘛！一定要勤儉辦外交。」

相比較來說，外交工作，對新中國來說，幾乎都是全新的從頭開始。新中國宣告成立，在世界各國重新研究與調整其對華政策的時候，新中國也加緊進行與各種類型國家建立外交關係，新中國不同於舊中國，不受過去任何屈辱外交的束縛，新中國外交無先例可循。新中國準備正式登上國際外交舞台，我們要組建新中國的外交部，我們要創建一支新中國的外交人員隊伍，我們要培養新中國新型的外交作風。

她還說，為了工作需要，人家叫你太太就太太吧，叫你夫人就夫人吧，不要忌諱。在外交場合，夫人、太太地位高，因為你是高級外交官的夫人、太太。人家一般不給外交官講的話，卻給夫人、太太講，認為枕邊話可以影響丈夫。她說，他過去在中共代表團，對外是代表，在內部也兼做其他工作，例如：打算盤做會計，刻蠟板作抄寫；你們出去以後，環境特殊，使領館工作人員少，什麼工作都要做。

實際上，中共中央外事組就是建國前主管外交工作的領導機構，是共和國外交部的前身。

韋國清將軍廣西東蘭縣人，壯族，當年三十六歲，十五歲參加紅七軍，參加了長征，在紅軍中任團長，抗戰中任新四軍旅長、旅政政委、副師長、師長，解放戰爭中任縱隊司令，1949年冬調外交部前，任華東野戰軍第十兵團政委。

在北京，耿飆自已駕著軍用吉普車找到了外交部

「你就不要謙虛了。我們不行了，歲數大了。做外交工作的，都要學習外語，已經會的要提高，不會的從頭學。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嘛！」他說到此，又想起繼續點名，「你們認識龔澎同志嗎？他是我們部里情報司司長，喬冠華同志的夫人。（有笑聲）有的年輕同志聽不慣，在過去在國統區、前不久在香港，都是稱她為『女士』、『夫人』的，以後出國去人家還是這麼叫。」

9月間，斯大林派了電影攝製組來拍攝新中國成立的紀錄片，拍攝開國大典，這些蘇聯拍攝人員保管膠片不善，不幸失火燒了底片九九藏書，本書在前面已有記述。事後，中央決定與蘇聯合作拍攝這部紀錄片，黃鎮作為總政治部的代表，擔任該片的顧問，劉少奇親自為拍這部影片寫了介紹信，介紹中蘇兩國人員組成的攝製組到上海、南京一帶拍攝。黃鎮也免不了跟大導演去為拍片奔波。

與會者進屋來了，都很高興，很興奮。要知道，11月3日正午一時正，在西花廳周恩來辦公室召開的這次會議，是新中國外交部組織機構建立以來的第一次會議。

「宦鄉，這是筆名還是原名？」他問。

周恩來在會上的講話，後來收進了中央文獻研究室出版的《周恩來外交文選》一書中，以「新中國的外交」為題，作為該書的第一篇。

至今已進入建國的第五十個年頭了，還沒有人打破他在新中國外交史上創造的「三十來年外交生涯、駐使七個國家、其中四次首任特命全權大使」的記錄。

但是，在當時奉命調外交部的諸多將軍中，王幼平卻是最不願意干外交，最不願意當大使的。

他原來名叫姬鴻，又叫吉洛。他到外交部是周恩來點的將。後來，周恩來在西花廳單獨接見他的時候，對他說：吉洛將軍，聲名遐邇，現在名字改過來了，很響亮，很好嘛。

「駐聯合國的軍事代表？」他聽了很是驚詫。

你黃鎮凈碰上了新鮮事：設計軍旗、拍攝電影、去當大使

周恩來站起來，先說：「首先我要糾正李克農副部長的一個錯處。」

秋雨綿綿之中，美式十輪大卡車牽引的野戰炮縱隊駛過了，裝甲車、坦克車組成的縱隊開國來了。隨後，是群眾的遊行慶祝隊伍。廣場上的群眾歡呼著。人海旗浪在廣場上激蕩……

（27）培訓大使就從住飯店開始了，「夫人」與「太太」召開緊急會議，周恩來派鄧穎超來看望，將軍們從窗戶洞眼后觀摩毛澤東接受外國大使遞交國書，毛澤東對將軍大使們笑著說，你們出去都不會跑掉，我們放心

周恩來在新中國外交部成立后的第一次重要講話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時候，是以華北人民政府的班子為基礎組建的，就剛剛需搬出外交部街三十一號，周恩來與政府秘書長林伯渠商量，覺得新中國的外交部不妨設在這裏。

培訓班還組織了參觀東交民巷的蘇聯駐華大使館。還集中學習穿西裝打領帶，學習跳舞。最有意思的是請胡濟邦、閻寶航等老外交人員講外交禮節了。

他和夫人許寒冰去上海，找了老上級三野副司令員粟裕，希望能夠不去。

晚年憶及往事，有朋友對他笑說：不願干外交的最後還成了外交部長！

簡樸的會場，莊嚴的時刻。

到會的是外交部的李克農、王炳南、董越千、柯柏年、喬冠華、龔澎、賴亞力、楊剛等。王炳南說：還有閻寶航、伍修權、章漢夫等同志在準備交接工作，或者正在來北平的路上。

周總理點點頭，表示同意毛主席的意見。並說，當大使的能懂外語當然好，但是現在我們還沒有這個條件。你們在使館，可以學習駐在國的語言，邊干邊學嘛。

他笑說：「所以他就讀書特別發奮，在清華大學苦讀黑格爾的哲學，去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又攻讀康德的哲學，在德國杜賓根大學又以研究莊子哲學的博士論文獲得了哲學博士學位。我們這兒還有外國博士學位的嗎？」

王幼平接令即動身，辭別了楊勇司令員和蘇振華政委，乘坐吉普車與西進部隊反方向賓士。在路途中，隨著吉普車顛波著，他心裏在想，是不是上級同意他參加進軍西藏，先到北京談話？細細一琢磨，又不象要去西藏。他心裏好不踏實。趕到長沙，聽說劉伯承、鄧小平首長離京即將到此，他於是就住下等候。次日清晨，他趕早去見劉、鄧首長，首長們正在吃早飯。

周恩來順著花名冊的順序，從前到后，依次點名，從司長到科員。

李克農笑了：「總理，這是舊物利用，我們無須添置新的。這些紅木古董都是北洋政府外交部的。」

1950年7月，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蒙古人民共和國首任特命全權大使。

他這就來了。當時路上還不安全，他和夫人許寒冰帶領一個警衛排告別第七兵團立即動身。

（26）終於在武漢偏僻狹小的衚衕里找到伍修權，在南京閱兵時，袁仲賢突然接到了調令，粟裕對姬鵬飛說：國家有需要，將軍無選擇，你黃鎮凈碰上了新鮮事：設計軍旗、拍攝電影、去當大使，耿飆駕著軍用吉普來報到，鄧小平對王幼平說：我們三個只去一個不行，新中國首批駐外大使幾乎都是將軍

接著，他又問黃鎮：「你原來那個黃士元的名字，不是很好嗎，改它做什麼？」

這個成立大會，使與會者都感到很興奮，新中國的外交隊伍，從此邁開了自己的步伐。

在解放初的北平城裡，除了北京飯店、六國飯店，排列下來就數得上新華飯店了。據耿飆在回憶錄里說：房間里的衛生設備、彈簧床、地毯，使得我們這些剛從軍營里出來的人感到不習慣，甚至不自在。特別是睡在彈簧床上，整個身體好象陷在「坑」里，翻個身要花很大的力氣，還上下顫動，害得人睡也睡不著，坐也坐不穩。但是，我們知道，對這些自己必須習慣起來，自在起來。因為只有這樣，才能逐漸適應外國的生活習慣。

姚仲明山東省東阿人，當年三十五歲，抗戰中領導了黑鐵山抗日武裝起義，后在延安任中央黨校文教主任兼秘書科長，抗戰勝利后，任煙台市市長、濰坊市長，1950年初調外交部之前，任濟南市市長兼市委第一副書記。

周恩來明確地指出中央關於解決外交幹部缺乏問題的有關途徑。他說：「我們的外交幹部無非幾個來源：首先是從軍隊中選調，軍隊幹部經過戰爭的考驗，是最靠得住的；二是從地方幹部中選調，他們有領導工作的經驗，也是很靠得住的；三是從地下黨中選調，他們的文化水平較高，在敵人的白色恐怖中鍛煉過來的，也是可靠的。」

毛澤東說：「五四運動期間，在巴黎和會上，那些首席代表都臨事推諉，一度失蹤，不見了人影，年輕的顧維鈞挺身而起，為山東國土，義正辭嚴，痛斥強權政治，一鳴驚人，其愛國熱忱，很得五四青年們敬佩。當時，我在北平與熱血青年們一同到過他當時所任職的北洋政府外交部，就在你現在辦公的地方。」

等大家都坐下來后，他先環視了一下，然後微笑著說：「聽說你們不久就要出國赴任了，總理要我和你們談一談。」

鄧小平與劉伯承交換了一下眼光，就回答：「搞外交。出國當大使。」

在二次大戰後期，我國抗日戰爭打得正艱苦，日軍正在國統區的華中、華南戰場瘋狂進攻，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根據地卻日益在抗日鬥爭中方展壯大，抗戰的實力不斷增強。但是，由於國民黨當局的嚴密封鎖和矇騙宣傳，使發生在抗日根據地的鬥爭和現狀很難為國內外廣大人們所了解。在德國法西斯即將被殲滅的時候，作為反法西斯同盟國的美國英國政府，已經將注意力從歐洲戰場轉向太平洋戰場，他們急需了解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與根據地人民的抗戰實力，他們想他延安建立直接的聯繫。中國共產黨也急需打破國民黨的嚴密封鎖，取得國際上的了解和支持。他和南方局的同志們在重慶和國統區，克服重重困難，進行了大量的外交和宣傳活動，國民黨的封鎖被打破了，情況開始發生了變化：先是1944年6月，一個由二十一人組成的「中外記者訪問團」訪問了延安，接著，8月間，美軍觀察組也到達延安。

王炳南說：「知道。我從德國留學回西安時，顧維鈞正擔任著國民黨政府駐法國大使。」

熱烈的掌聲過後，周恩來開始講話。他說：「每一個機關都要開一個成立大會，我們也不例外，這也算是形式主義吧。」

會場立即變得嚴肅而寂靜起來，大家不清楚，李克農有什麼錯？李克農也有點茫然的尷尬。

次日，調外交部的將軍們都來了，袁仲賢、姬鵬飛、耿飆、翰念龍等，一見面都樂了，都是命運相同的戰友。當時，還宣布了黃鎮是調干班的支部書記。他笑著指指朱霖說：「我當支部書記也沒辦法，做不通『人家』的思想工作。」

鄧小平乾脆說：「你要求入藏的報告已經看到了，晚啦！中央點名調我們三個兵團的政治部主任去當大使，三兵團閻洪彥、四兵團劉志堅和五兵團的你。閻要求不去，中央已同意。調三個人，只去一個，向中央交代不了。」

中國的反動分子在外交上一貫是神經衰弱怕帝國主義的。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凱，國民黨的蔣介石，哪一個不是跪在地上辦外交呢？中國一百年來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們不學他們。我們不要被動、怯懦，而要認清帝國主義的本質，要有獨立的精神，要爭取主動，沒有畏懼，要有信心。所以，凡是沒有承認我們的國家，我們一概不承認它們的大使館、領事館和外交官的地位，只把它們的外交官當作外僑來看待，享受法律的保護。他們犯了法，我們一樣照法辦事。

時間太緊迫了，他什麼準備都來不及做。他就跑到前門外的估衣店裡，臨時買了幾件現成的衣服。他這才脫下了穿了二十幾年的軍裝，換上了西服和大衣，還買到了一頂高高的黑皮筒帽子。

新疆和平解放，大西北的革命戰爭基本結束了，1950年元旦也剛過，他就在十九兵團駐地接到中央的調令，令他即赴北京去外交部報到。他當時擔任著十九兵團副司令員。他剛拿到李志民政委遞給的調令時，感到十分意外。楊得志司令員與李志民政委就一個人一句地對他做思想工作：

我們對每一個戰鬥、每一件事情，都要重視，都要有信心，不要怕，也不要盲目衝動，否則會產生盲目排外的情緒。義和團的民族熱情是可貴的，然而它的領導者造成了盲目排外的情緒則是錯誤的。我們要善於掌握這種情緒。外交不能亂搞，不能衝動。遇事要仔細想，分析研究，看是屬於哪一類性質，其後果如何，分析好的一方面，同時也要分析壞的一方面。要培養思考的能力，頭腦不但要記憶，並且要想。必須要多思考、多分析研究，並且要多看書、多實踐，才能善於鬥爭。外交工作比其他工作是困難的。做群眾工作犯了錯誤，群眾還可以原諒，外交工作則不同，被人家抓住弱點，便要被打回來。軍隊平時要演習打靶、假想作戰，外交工作也一樣，要假想一些問題。不要冒昧，不要輕敵，不要趾高氣揚，不要無紀律亂出馬，否則就要打敗仗。尤其是我們年輕的時候，往往最容易輕視敵人……

他將頭靠在這沙發上，說是想睡一會覺，真是越想就越睡不著了……

當晚，他在作緊急赴京的準備時，他心裏有一個預感，他依稀感到這個調令似乎與大軍渡江攻克南京時自己曾負責處理的英國「紫石英」號軍艦闖入長江事件有關，但他沒有想到今後有好幾個國慶節要在海外渡過，也不知道將在新九九藏書的「戰場」上將如何戰鬥；但是，他感到踏實的是，他又將在敬愛的嚴師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工作，這使他對未來的所要擔負的使命充滿了信心。

他想起了我們的外交工作是怎麼開始的。

他還特別想到及早培養年輕的外事幹部，到了1948年，隨著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他指示在張家口外語幹部訓練班的基礎上，吸收從平津和各解放區來的學員，在石家莊附近的南海山村成立了中央外事學校，由葉劍英同志直接領導。這批學員中的大多數人在建國后參加了外交部的工作，成了共和國外交戰線首批年輕的基層幹部……

周恩來在成立大會上逐個點名

「今天到會的有一百七十多人，是外交部的全班人馬。外交部的建部工作到現在為止，已經基本上順利完成了任務。有了辦公地點，有了組織條例，有了工作幹部。這些條件與今天的其他單位比較起來，是很難得的。我們相信，今後在周部長、李副部長等的直接領導之下，我們一定能夠順利地完成任務。現在請周部長給我們講話。」

會議決定了11月8日在外交部正式地址東單外交部街三十一號召開外交部成立大會。

半年多后，1950年7月，黃鎮帶著手下連朱霖在內的六個外交官，乘開往蘇聯的國際列車出發了。他們要在莫斯科轉車，前往布達佩斯，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任駐匈牙利人民共和國特命全權大使。後來，又成了駐雅加達、駐巴黎、駐華盛頓的中國大使，成為中國傑出的外交家。

粟裕對他說：「吉洛將軍，你是軍人啊，國家有需要，將軍無選擇呵。再說，這是國家外交工作的需要。」

在這批將軍當中，只有他是親自駕著軍用吉普來報到的。

在與鄧小平、劉伯承一起在向遊行的軍民揮手的時候，他已經心馳神往，在幢憬新中國的未來。他並沒有想過自已要從軍隊中改行，自從年輕時讀廣州黃埔軍校、後來又參加南昌起義以來，他就與戎馬生涯為伍，他現在在檢閱台上嚮往著新中國要建立一支現代化的人民解放軍陸海空軍，他曾經想過將來老了，還可以到軍事院校任教……

（25）周恩來說：在我的任內外交部不得蓋新的大樓，在幾張拼起來的舊桌子作的主席台上，宣布了新中國外交部正式成立，周恩來首先拿著花名冊依次點名，周恩來作了《新中國的外交》的重要講話

寒喧過後，他就問：「調我去北京幹啥？」

朱霖被袁仲賢給說笑了。

他又點李克農。坐在他身旁嘴上留短須的李克農應了。

他回想起一年前的綿綿秋雨中，在南京閱兵的情景，覺得這一年他的人生道路的變化太大了……

伍修權將軍就是這樣走上了新中國的外交戰線。1950年1月10日，他隨周恩來總理率領的又一批訪蘇代表團，去莫斯科與毛澤東會合。

開會表示成立，目的不是為了登一下報，而是為了彼此見見面。我們來談一談，我們在部里工作究竟有什麼計劃與打算。我們外行人辦外交，對外交這一門學問是沒有的；外語學校的同志主要的是學習外文，其他的少數幹部雖說是辦過一些外事工作，但是把這些工作經驗加以整理，使它科學化、系統化，成為一門學問，還差得遠……

葉劍英看中翠明庄也是有原因的，。這兒也是有瓦檐的高牆圍著的院子，綠瓦尖頂飛檐的三層中式青磚樓房，是1946年間北平軍調部中共代表團的駐地，中共代表團團長就是葉劍英，當時在國民黨特務的嚴密包圍與監視之下，代表團秘書長李克農帶領好些工作人員就駐在這裏，機要科與電台就設在這裏。在那段特殊的歲月里，在北平人看來，這是一個神秘的院落。在那場沒有硝煙的較量中，翠明庄功不可沒。北平解放時，它被中共中央組織部接收作為中組部的招待所。

他有點驚詫地說：「哦，我們外交部真有不少人才呀！浦三同志多大了？哪裡人？」

周恩來停了片刻，笑著說：「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毛主席聽說你們在這裏觀禮，很高興，要接見你們。」

他懂得，軍人要服從命令。他只好告別首長，換乘火車趕赴北京報到。然而，他一向認為自己不適合駐外大使的職位，每次國國休假、述職，他都要去中組部請求調動工作。他每次表示不願再幹了，但每次接著又被派出去。這樣一下來，他就反覆去了七個國家當大使。最後，在他六十九歲那年，還被任命為外交部副部長。

毛澤東端詳著袁將軍，連聲說：「認得，認得，許久沒見面了。袁伢子，原來是老鄉呀！」原來，早年是毛澤東介紹袁仲賢加入中國共產黨的。

杭州解放后，姬鵬飛擔任浙江省軍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與杭州警備區副政委。建國后，他是嚮往著為未來新中國的衛生醫療事業有所貢獻。但，1949年11月間，突然接到了中央調令，讓他立即赴京去外交部報到，使他大覺意外，這是一個多麼陌生的部門。他說，要是叫我到衛生部報到，我絕不會感到吃驚。怎麼能幹外交呢？外國話都不懂。

黃鎮說：「我脾氣不好，需要提醒自己『鎮靜』。」

毛主席說，現在我們的高級幹部中懂外語的很少，那也不能不派大使啊！暫時不懂外語，也可以當好大使。漢代的班超、張騫不是也不懂外語嗎？但他們出使西域，非但能夠不辱使命，而且功績卓著。

會議決定成立聯合辦公室，部領導、辦公廳和當時設立的各司、委員會等負責人聯合辦公。各司負責人將報請中央人民政府政務會議正式通過任命。

儀式結束后，這些即將出國當大使的將軍們就熱烈地議論起來。有的嘟囔：話那麼多，咋記得住呀？

他趕快通過中南軍區電復周總理：我馬上搭火車去北京，抓緊時間是來得及的。就這樣，他席不暇暖，又一次告別了家鄉和親人。

一次，在懷仁堂開會的間隙，毛澤東見到在重慶給自己作秘書的王炳南，就問王：「你知道顧維鈞嗎？」

最後，周恩來接過李克農的學習話題，向大家提出一個建議：

黃鎮將軍等膽子大，就到小屋外去，藏身在紅木屏風後去要看個清楚。

當本世紀末，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歷了種種驚濤駭浪，真正作為東方的巨人而屹立於世界之林，五星紅旗飄揚在五大洲二百多個駐在國使領館上空的時候，我們來回顧首任外交部長周恩來在新中國外交部成立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仍會感到熱血沸騰、激|情澎湃而特別親切！

他在路口踩了剎車，讓東單大街上的有軌電車「噹噹當」地響著駛過，他才駕著自已的美式吉普從協和醫院往東，找到了外交部。

透過窗戶紙的小窟隆，他們在觀摩莊嚴肅穆的勤政殿里，外國大使向毛主席遞交國書的禮儀。他們早就盼望著觀看這個禮儀了，因為毛澤東一直在蘇聯訪問和會談，儘管有的外國大使已經到京了，也還安排不上呈遞國書的正式儀式。

新中國成立這年他三十九歲了。他說青年人才改行，中年人就不興改行了。他是山西臨猗人，所乾的最早的的「行」該算是「醫」了。他很年輕時去西安當鹽行學徒，沒幹多久就轉了行，去一個陸軍醫院當看護，一干就是好些年，興趣來了，還跟著學醫。經過幾年後，由看護升為軍醫。1931年參加了有名的寧都起義，成了中國工農紅軍。1933年5月入黨。在紅軍里也還是干「醫」這一行，歷任紅五軍團第十五軍醫處處長、紅五軍團衛生部部長、軍委衛生部保健局副局長、紅一軍團衛生部部長，參加了長征。到陝北以後，還是任軍委後方衛生部部長、中央軍委衛生部副部長。抗戰爆發后，前方需要幹部，組織上要他轉行了去做政治工作，長期醫療工作形成的做事謹慎、細緻、綿密的風格，也適合做對象同樣是人的政治工作。

1950年8月，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首任特命全權大使。

周恩來打電報給伍修權：要不要派飛機來接？

他家原來住的地方已經在戰亂中連房子都沒有了。他好不容易才在武昌一個偏僻狹小的叫做戈甲營的小巷裡，找到了親人，幾間低矮破舊的小平房，住著他的全家人。當年親自到漢口碼頭上送他投身革命的父親已經去世，三個哥哥一個妹妹也戰亂中先後去世，還留下老五、老六和最小的弟弟，他們都靠以自己的勞動汗水換取的一淀微薄的收入，維持著全家的生活。

鄧大姐還要求大家，出國后要保持黨和解放軍的優良傳統和作風，艱苦奮鬥，勤儉為本，要想到出去以後就是新中國的代表。

胡濟邦、閻寶航還領這一群大使夫婦去北京飯店學擺刀弄叉吃西餐，怎麼擺台，安排主人客人的位置。

第三天，周總理就派鄧大姐到學習班來看望我們。鄧大姐說，恩來同志派她來告訴大家，外交是一條特殊的戰線，大家都是外交戰士。在外交戰線上，男女同工同酬、同工同名。男同志能當外交官，女同志也能當外交官；男同志按職務級別拿工資，女同志也一樣。你們是新中國的外交人員，和舊中國的外交人員不同。男女同志都應安心工作和學習，爭取當優秀的外交戰士。聽到這裏，我們都鬆了一口氣。鄧大姐特別講到，在駐外使領館，人手少，任務重，事情多，你們出去后一定不要鬧名譽地位，要根據工作需要，叫幹什麼就幹什麼，把工作做好。

周恩來很高興揮手點頭，看著這支剛剛組建而生氣勃勃的新中國外交隊伍，臉上洋溢著十分興奮而喜悅的笑容。

他打開了書櫥門，看了一眼所準備的書籍，然後轉過身來，坐在辦公桌后的椅子上。他問道：「沒有我在西花廳的辦公室大，卻要比那邊闊氣。我說過要因陋就簡的，為什麼要搞得這麼豪華？」

有的夫人也附和著，很有情緒。

「你們將花名冊給我看看。等一會大會上我還要點一點名。」周恩來說。王炳南把早已準備好的外交部花名冊遞上。周恩來細翻了一遍，「世界上有二百多個國家，我們外交部才二百出頭的人員，是遠不夠用的。我們進一步充實外交部，必須挑選那些絕對忠於黨、忠於國家、忠於人民，任何時候都能夠站穩立場的人，絕不能有半點馬虎。世界上每個國家的統治階級都要挑選最忠誠、最可靠、最有才幹的分子來從事外交工作。」

他聽了又說：「黃鎮這個名字也不錯。《楚辭》中說，白玉兮為鎮，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黃而不可改其節。派你出去，是要完璧歸趙嘍。」

他諄諄不倦地教誨說：

飯店老闆聽了，就對李鴻章提出了抗議，說：「我的飯菜做得這麼好，你為什麼說不好？今天來吃飯的都是巴黎有身份的人士，你這一說，以後我這家飯店怎麼開呀？」

有天晚上，住在飯店的培訓班的女同志們，確實火了！

周恩來介紹到袁仲賢時，說：「他是黃埔一期的，陳賡的同學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