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提高嗓門：「你們逮到他了？」

「我可會照吃不誤。」他微笑著戴上眼鏡，「那麼，我再重複一遍你今天的行程。早上十一點有一場演講，下午一點還有一場。兩場都在學院舉行，舊病理學大樓。每場大約會有七十五名學生參加，也可能更多，我不確定。你太受歡迎了，凱·斯卡佩塔醫生，」他歡快地說，「或者因為美式暴力太有異國風味了。」

「斯卡佩塔醫生。」她高聲叫我的名字，清脆的腳步聲沿著驗屍房的瓷磚地板一路響來。

肖又瞥了眼手錶。「你可以去找她。我猜她可能直接去停屍間了，剛接到一個案子。死者是年輕男性，疑似自殺。」

「馬里諾，」我警告他，「住嘴。」

「很遺憾他成為你的負擔。我本來還指望經過這些年他會洗手不幹呢。」她抽著濃烈的英國煙，憤憤地彈了下煙灰，「我們休息一會兒吧。我的鞋子開始變緊了，腳腫的緣故。站在這種該死的硬地板上，腳很容易酸痛。」

她抓著我的日程表翻看著，一頭灰發整潔地別在腦後，身穿和心情似乎十分相稱的深紅色套裝。我沒說再見就飛往都柏林讓她很是生氣，回來后又忘了她的生日。我關掉水龍頭，擦乾雙手。

「你兩點鐘得去法院作證，三點要參加關於南諾福克案件的會議。四點在司法科學院作關於槍傷的演講，五點要和州警察局的林恩調查員會面。」羅絲逐項往下念。

「還在都柏林。有情況嗎？」

「不止這些。沒錯，兩地的案子的確十分雷同。」

「事情還沒了結，凱。一直以來我都有這種感覺。你必須去埋葬馬克·詹姆斯。」

「什麼？」

我不由自主地憶起了馬克，思緒飄回我們熱戀的時光。他的身影瞬間浮現，微笑著，眼裡閃現的狡黠格外迷人，每當大笑或捉弄人時尤為如此。在喬治城的法學院，我們曾經有過那麼多歡樂、爭論、熬夜的經歷，我們對彼此的渴求無休無止。多年後我們各自結婚、離婚，重新來過。他始終是我生活的主旋律，來了，去了，又忽然打電話或出現在我的門前，擰碎我的心，弄亂我的床。

法醫辦公室位於斯鐸街三號，正對海關大樓和中央巴士站，靠近碼頭和利菲河。這是一棟小巧的老舊建築，一條窄巷通向它沉重的黑色後門，門上漆有白色的大寫「停屍間」字樣。我登上台階，在喬治王朝風格的入口處按了門鈴，茫然等候。

「他想和我結婚。」我說。

她嘆了口氣。「我還記得在維也納的時候。全是男人，可我們兩個抽的煙比他們都多。」

「太好了，吉米。」我說。

「看來你們玩得很開心，」我淡淡地說，「拜託明年也別邀請我。」

「看來這人渣很可能就在美國，」他說，「我想你去那裡終歸是件好事。」

「也許吧，但我似乎沒救了。事實一再表明，我們所做無關我們所知，而我們的情感沒有思考能力。」她划燃一根火柴，「我知道癮君子的肺是什麼樣子，也知道我有脂肪肝。」

「我去找找她。」我站了起來。

她仍然一言不發，只將煙蒂丟在腳下踩熄。

「不知道。也許他在其他地方作案，只是各地警方沒有將那些案件聯繫起來。」我說。窗外的風聲彷彿來自另一個世界。

「當然是部分因素。」我回答。

她點了根煙，盯著我。「我可以把你要的資料拷貝一份。你什麼時候走？照片可能得等幾天，不過我可以寄給你。」

「只要一想到這類九_九_藏_書兇手還逍遙法外，就不免覺得刻不容緩。」我說。

我還沒來得及抗議，就被她搶過了話頭。

「那依你看，到底是誰或什麼想要逮住我呢？」我盡量輕描淡寫，但眼淚就快奪眶而出。

「你可真會安慰人啊。」我回應道，不想繼續這個話題。

「天知道我多想抽煙，可我不能。」

「山姆之子的行為也帶有性侵害成分，」我說著四顧尋找我的法醫朋友，「你知道她什麼時候會來嗎？我恐怕沒太多時間。」

「我們在玩牌。」馬里諾XI我說，「你那裡幾點啊？」

「大概二十分鐘前她就離開了，可能有約會吧。」一個人說。

「瑪格麗特，我必須提早回美國，」我深吸一口氣，環顧四周，有些恍惚，「昨晚我沒睡好。」

「你去過事發現場嗎？重回他遇難的地點？」

「謝謝，我在旅館吃過了。」他在辦公桌前坐下時我照例回答。

「我一直在找你。」她耐著性子說。

「我看得出一個人何時是在逃避。你就是，正像那個兇手。」

「我戒煙后肺部的情況就好多了。至於肝臟，我無法保證，」我說，「我還沒戒掉威士忌。」

「醫生？」他困惑地頓了一下，「是你？你回里士滿了？」

「你感興趣的那些肢解案，」他啜著茶，「你認為是性侵害凶殺案嗎？這會不會是兇手的動機之一？」他眼神中閃著好奇。

「上帝，千萬別戒，否則你的生活會毫無樂趣。」她稍作停頓，率直地補充道，「當然，情感可以加以引導、教育，它們不會背叛我們。」

「你去哪裡了？」羅絲走進來問。

我忘不了他，始終無法相信倫敦火車站的一次爆炸就終結了我們暴風雨般狂熱的關係。我無法相信他死了，無法想象那副景象，因為他沒有留下最後的畫面供我憑弔。我從未見過他的遺體，也逃避一切可能見到的機會，就像那個都柏林老人不忍親睹兒子的遺體一樣。我忽然意識到弗利在對我說話。

「你在胡說什麼？馬里諾連他自己的體味都偵查不出來。」

「不，不會的。等一等，我挪一下電話。該死。我最討厭電話線纏在一起，你知道我的意思吧？可惡。」我聽見他沉重的腳步聲，接著是椅腳摩擦地板的聲音，「好了，醫生，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電話鈴聲打斷了我們的談話，他拿起聽筒，因電話接得太多而有些不耐煩。

「呃，我正在煮茶。」他說著把門關上，我們沿狹窄昏暗的長廊走向他的辦公室，「看來你需要喝杯熱的。」

「我花了一整天和州法醫討論垃圾掩埋場案，馬里諾。我越來越覺得愛爾蘭這些連環肢解案就是弗吉尼亞的那個傢伙所為。」

可這次她不打算放過我。「理由截然不同，卻又非常相似。他邪惡，你相反，但你和他都不希望被人逮到。」

「我不知道事發現場在哪裡。」我迅速回答。

她領我走進狹小的磚造停屍間，裏面擺著幾個可能屬於醫學博物館的白瓷驗屍台和棄置已久的舊暖爐。空氣冰冷，除驗屍用的電鋸外沒有任何現代化設備。從不透明的天窗透入的暗淡的灰色微光，只夠照亮那令一位父親不忍目睹的覆蓋著屍體的白紙罩。

「沒什麼行程是無法重新安排的。」她面露微笑補充道，「況且，今天天氣稍稍回曖，氣溫在二十七度左右，應該很舒服。九*九*藏*書天空蔚藍，樹木是一年中最美的，白楊樹黃澄澄的，楓樹紅得好像要燃燒起來。更別說明天就是萬聖節了，你可以雕個南瓜。」

我撥了他的電話，他立刻接聽了，好像正守在電話旁。

我跟著她進入一間小儲物室，幫忙拿出幾盒注射針筒、口罩和手套。

在這個冷冽的星期二清晨，樹木已顯秋意。我睡眠不足，眼睛灼|熱，腦袋沉重，對馬里諾在電話里說的話感到不安。

「我知道。」我溫和地打斷他出於醉酒的好意，「馬里諾，別熬夜。」

「哦，糟了。」想起他和另外那些我一直沒時間約見的醫學院選修學生，我不禁懊惱地失聲叫道。

我可以理解他們的疑惑。愛爾蘭這些案件已懸宕十多年，且與弗吉尼亞州的案件一樣，可以掌握的線索非常有限。我們沒有指紋、齒印、鼻竇病狀或其他任何能用來驗明身份的憑據，也沒有失蹤人口的生物樣本可以和受害者的DNA作比對，更不清楚兇器類型，因此對兇手也所知甚少。只有一點我可以確定，他曾經使用肉鋸，這很可能是職業需求，或至少在某個時期內如此。

「這個嘛，我們實在很難不被你的見聞吸引。」

我飛奔回里士滿的家。漸冷的天氣使幾天的日子長如幾周。清晨四處蒙霜，夜晚我則在火爐前度過，思考、懊惱。太多事情懸而未決，我以一貫的方式應對，深陷在工作的迷宮裡直到找不到出口。這種做法讓我的秘書幾近瘋狂。

「性侵害凶殺案，」我回答，「尤其是DAN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好吧，」他說，「如果這傢伙是在都柏林起的頭，也許我們該鎖定愛爾蘭人。我覺得你最好儘快回來。」他脫口而出，「看起來我們必須去趟匡提科了。你告訴本頓了嗎？」

他傾聽了一陣，唐突地說；「是的，是的，目前我們沒有這類採購計劃，我得過段時間才能回復你。」

「我找法醫。」我說。

「別想狡辯，」她堅決地繼續說，「你需要花一整天重建心理健康，好好過個周末。這是我最真實的想法。」

「我盼望有一台電腦盼了很多年，」他掛斷電話，抱怨道，「預算狀況這麼糟糕，有錢才怪。」

「太早了吧。」我說，開始後悔打這個電話，「早了好幾個星期。」

我挪開視線，目光越過輪床和它那系著辨識牌的慘白而凸出的腳架。從天窗透進的光線隨雲朵的遮掩漸次變幻，四周的瓷磚和石塊散發的死亡氣息似乎有百年之久。

我又一次整理絨毛床褥，聽見他離開同伴。我伸手去拿早先擱在床邊只剩幾口的黑林愛爾蘭威士忌。

「該死，聽起來真耳熟。」他說。

「吐司抹果醬？」他一如往常地問道。

「還沒來得及告訴他。」我回答得有些遲疑，「也許你可以向他提一下。我會儘快趕回去。」

休息區是角落裡的兩張矮木椅。弗利把煙灰缸擱在這裏的一張輪床上，兩腳搭在箱子上，繼續吞雲吐霧。

「你不知道更好，」我回答，「我有不太好的消息要告訴你，但現在好像不是時候。」

「我在這裏的演講還沒結束。」我說。

「我是說，我不清楚究竟在火車站的哪個角落。」我結結巴巴地含混說道。

「我又怎麼了？」我兩手一攤。

我扭亮電燈，舒爾本旅館房間的古老木質傢具和暗紅方格飾布頓時罩上一層溫曖的黃暈。我穿上睡袍，視線在舒適床鋪旁的電話上逡巡。已近凌晨兩點，弗吉尼亞的里士滿比這裏早九-九-藏-書五個小時，市警察局刑案部門的彼得·馬里諾隊長也該起床了。除非他已出門，否則便是在看電視、抽煙，大嚼垃圾食品。

「真是群野獸，」他咕噥著，「每次都把我家喝得精光，玩牌還作弊。不要問我為什麼找他們來。」

辦公桌上擱著一本大大的有關法醫驗屍的書，用厚重的黑色皮質封面裝訂。我來之前他正邊吃吐司邊看好萊塢演員史蒂夫·麥奎因的傳記。他將一杯茶放在我伸手可及的地方，沒問我要加什麼，因為他己十分了解我。

「你提出了一個相當有趣的觀點，」我試著振作精神，「我懷疑兇手極可能是個爆炸製造者。他不在乎炸死的是誰。受害者對他而言沒名沒姓，只不過是他邪惡而不可告人的信仰的祭品。」

我不喜歡林恩調查員和他談論案件的方式。發現第二具軀骸后，他就開始插手調查工作，而且自以為比聯邦調査局懂得都多。

當然，他原本並不這麼認為。我是弗吉尼亞州的首席法醫，當皇家外科醫學院邀請我到聖三一醫學院去作一系列演講時，我實在無法拒絕到都柏林調查這些案件的機會。而馬里諾認為這隻是浪費時間，聯邦調查局也覺得這種調査未必會比數字統計更有效。

「南非也有連環殺人案，」他含糊自語，「還有佛羅倫薩、德國、俄羅斯和澳大利亞。真是的，一想起這種事，你就會發現他媽的到處都有。嘿！」他用手掩住話筒，「還是辦你自己的案子吧。你以為這是什麼？社會福利嗎？」

「最好明天就回來。」

本頓·韋斯利是聯邦調查局兒童綁架與連環殺人犯調查小組的組長，我和馬里諾是該小組的顧問。

她說得沒錯。想到將有一整天完全屬於自己，我的情緒頓時高昂起來。

「在這裏。」我壓過水流聲回答。

「死者的父親。還沒確認身份就跑掉了，甚至沒等我掀起蓋布。把我一整天都給毀了。」

「演講不是你留在那個妖精國度的真正理由，醫生，」他像拉開易拉罐一樣砰地打斷我的話，「你清楚得很。」

「也許那些男人正是我們那麼凶地抽煙的原因。」我說。

「如果問你一個關於馬克的問題，會不會惹你難過？」弗利說。

「抱歉。」她重複道，眼神哀傷，因為她熟知我的過去，「我無意挑起令你痛苦的話題。今天早上你似乎心情不佳。」

「我知道，我知道。」我沮喪地看了看手錶，「現在是一點半，也許他可以到我的辦公室來喝杯咖啡？」

「就目前來說，我認為是本頓·韋斯利。」

「是在穀倉的橫樑上弔死的。」我們忙活時她說，「他一直在接受針對酗酒和憂鬱症的治療。很多人和他一樣，失業、女人、毒品。不是上弔就是跳橋。」將配備品放進一輛手術推車時她瞥了我一眼，「感謝上帝，我們沒有槍械，尤其我這裏又沒配備X光機。」

「永遠不可能有錢。死人又不會投票。」

「是親人嗎？」我問。

弗利身材纖細，戴著老式厚框眼鏡，偏愛斜紋軟呢服裝。我們是多年前在維也納的一場國際法醫科學會議上認識的，那時女性法醫病理學者非常少，尤其在國外。我們很快成了朋友。

「凱，你來早了，還跑來這裏。」她說。

「上帝！」她幾九*九*藏*書乎向我直衝過來，「我剛轉身他就不見了。」

「了不起的凱·斯卡佩塔醫生唯一不肯親自查訪的犯罪現場。」弗利又從煙盒裡輕彈出一根Consulate牌香煙，「你也來一根？」

「解剖腦部。幾天前猝死的那位。」

「腫脹，腦回擴張，皮質溝窄化，這是長期全身性低血壓引起的缺血性腦病變癥狀。」我述說著。

他背後響起一陣狂笑，醉酒、嘲弄的喧鬧聲中夾雜著各種評論。

「凱，你打算怎麼做？」我抹去眼淚時她和善地問。

「瑪格麗特，你怎麼忽然想到這個？」我又開始結巴了。

他叫吉米·肖，年輕的愛爾蘭人，火紅的頭髮像紅銅常春藤，眼睛像碧藍的晴空。

「你中午和喬恩有個飯局，在骷髏與屍骸餐廳。」

但是他毫不理會。「自從韋斯利離婚，你就儘可能找各種借口溜到城外沿著黃磚路晃蕩。現在你不想回家，只因你不願面對現實，看看自己手上的機會並加以把握。讓我告訴你，你不如立刻打個電話，或者乾脆放手……」

他背後響起一陣男性的嘈雜對話，有人播放蘭迪·特拉維斯的歌曲。

「沒事，只是有些傢伙實在丑得不需要戴面具，所以每天都是萬聖節。嘿！布巴又在揭人家底牌了。」他叫嚷起來。

我從儲物櫃里取出套裝上衣和鞋子。「你真該去當律師。」我說。

「這倒是事實。那麼，今天的演講主題是什麼？」他很想知道。

「你總以為誰都在揭別人的底牌，」有個聲音反駁他，「你當警探當得太久了。」

「這正是我擔心的，」我友善卻頗覺擔憂地說，「別太入迷了。」

「我們把暴力輸出到別的國家，至少也該將我們多年來研究犯罪案件所得的經驗傳授給人家……」我說。

我從後門出了大樓，經過一個小停車場向停屍間走去，一位老人正從那裡出來。他似乎迷了路，困惑地四下張望，差點絆倒。他望了我好一陣，好像我會給他答案。我為他感到心痛，他來這裏不會有什麼快樂的理由。我目送他匆匆走向出口，此時瑪格麗特·弗利醫生忽然從他身後冒了出來，頂著一頭灰白的亂髮。

她簡直把我看透了。

「已經好多了。」我坦承。

「這個環節一向最為艱難，」她說，「誰都不該到這裏來認人的。」

「弗利醫生檢驗了都柏林這幾起案件的屍體，」我繼續說，「我全看過了，都只有軀幹。脊椎從第五節頸椎末端橫著切斷，手臂和腿從關節處截斷，就如我說過的，這一點很不尋常。受害者包括各種膚色的人，年齡在十八到三十五歲之間，全都身份不明。案件全被歸類為手法不明的謀殺案。所有受害者的四肢都不見了，殘骸被丟棄在私人掩埋場。」

「嗨，」管理員爽朗地迎接我進門，「今天心情還好嗎，九-九-藏-書斯卡佩塔醫生？」

「我永遠忘不了那些可憐的人，」她開始談論連環凶殺案，「第一個被送到這裏時，我還以為是愛爾蘭共和軍。除了爆炸案，我還從沒見過那麼破碎的屍體。」

「你必須先到倫敦轉機，」她注視著我，「在那裡逗留一天。」

「不給糖就搗蛋。」他用醉酒般的大嗓門說。

「全世界沒有一個地方不需要你去演講。你光演講就可以了，什麼都不必做。」他說。我知道，他又要開始探究我的心事了。

「老實說，」我繼續說，「自從他死後我根本沒去過維多利亞車站。我沒有理由去那裡坐火車，或坐火車到那裡。滑鐵盧車站大概是我到過的最後一個火車站吧。」

「你認為他歇手了八年？」他說，「為什麼？會不會是因為別的案子入獄了？」

「這好比說瘟疫也有異國風味一樣。」我說。

「林恩的約會可以取消。」我簡短地說。

今天是十月三十日。我正在停屍間的更衣室里用消毒肥皂洗手。

「儘管問，」我微笑著說，「反正你也不會客氣。」

拿著七個金碗，盛滿末后七災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來對我說……

「那我取消與他的約會，這樣你就可以和喬恩見面了。」她像個嚴厲的女校長般從眼鏡上方的空隙瞅著我，「然後你得好好休息，這是命令。至於明天，斯卡佩塔醫生，你就別來了。別讓我看見你跑來破壞辦公室的氣氛。」

入夜後的都柏林空氣清朗而冷冽，屋外風咆哮著，像是百萬支笛子在一齊尖嘯。幾陣驟風將老舊的窗框撞得砰砰作響，有如成群的幽靈急速飄過。我毫無睡意，又一次整理枕頭，把背靠向毛茸茸的愛爾蘭亞麻床單。白天的種種景象再度浮現，我看見許多四肢殘缺的屍體，不禁坐起身，汗水涔涔。

「據我們了解，愛爾蘭的最後一起案件發生在十年前。」我對電話那頭的馬里諾說，「過去兩年，我們在弗吉尼亞州發現了四起案件。」

「我可能明天就走。」我拉回話題。

走廊入口附近是死因調查法庭，正式開庭之前非自然死亡案件的死因調査都在這裏進行，包括工業和交通意外、兇殺和自殺案件，還有照相手續，因為按照規定愛爾蘭媒體不許刊登太多案情細節。我鑽進一個空蕩冰冷的房間，裏面擺著幾條上過油漆的長凳，牆面光禿禿的，幾個男人正將一些資料塞進公文包。

她抽著煙，一邊打量我。

秘書打量了我好一陣，只有隔壁驗屍房的水流聲和海綿的啪答聲不斷傳來。

「至於我們的醫生，她的驗屍工作應該快結束了。」走進局促的辦公室時他瞟了一眼手錶，「她一會兒就來。」

「這些案件的作案手法非常特殊。」我試圖沖醒他的醉意。

「可那些受害者的身份還沒得到確認，你又怎麼知道呢？兇手會不會只是以殺人為樂？例如你提過的山姆之子？」

那位老人打開鐵柵門，離開了。弗利緩步穿過停車場，關上門並且重新上閂。她向我走來時幾乎喘不過氣，差點被石徑上的一處隆起絆倒。

「我早上提醒過你了。上星期你就忘了他的約會，他真的急於和你談談他在克利夫蘭診所實習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