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義軍極其缺乏彈藥，因此起義的第一步就是拿下楚望台以補充武器彈藥。正是楚望台的存在，使得來自城內城外、四面八方，且群龍無首的起義軍有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從而避免了起義軍各自為戰以致被分別擊破的危險。從這個角度看，瑞澄同志在一定程度上也算是革命黨的好朋友。

好在關鍵時刻，清政府湖北省最高長官瑞澄再立殊功，這位仁兄眼見形勢不妙，立刻腳底抹油率先跑路。在瑞澄的模範帶頭作用下，隨後張彪也躲了起來改搞地下工作。

但令瑞澄沒有想到的是，他導演的這場戲又幫了革命黨一個大忙。

1911年10月10日晚上七點多，突然一聲槍響，頓時劃破原本寧靜的夜晚。

既然如此，從湖北本地的實力派中選拔「帶頭大哥」，便成了當前唯一的選擇。

前面說過，章太炎因為孫中山「貪污案」鬧分家，最後率領他的浙江派脫離同盟會，重新用起他們原來的名字光復會。而孫中山、汪精衛、胡漢民則率領他們的廣東派去了南洋，並在那裡成立了同盟會總部。

雖然黃興的湖南派站在孫中山這邊，湖南派與廣東派都叫同盟會，但事實上互不隸屬，各干各的，互不知會。直到無比悲壯的廣州黃花崗起義開始前不久，黃興才與孫中山重新走到一起。

無論是名氣還是立場，孫中山和黃興都是很合適的人選，但問題是，他們有兩個致命的短板：

陶排長向來責任心很強，做事一貫秉承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當他發現一個叫金兆龍的班長手持步槍而卧時，立刻懷疑金兆龍圖有造反的罪惡企圖，於是要繳金兆龍的槍，兩人當即動起手來。就在陶排長企圖撲滅革命之時，跟金兆龍住在一個寢室的同班革命士兵程正瀛上前幫忙，開槍結果了陶排長。

戰鬥終於結束，但新麻煩來了，誰來領導大家走接下來的路？

之後瑞澄和張彪又搜繳了除值勤士兵之外的所有新軍的武器彈藥，並統一鎖放到楚望台軍火庫集中保管。這兩位仁兄的本意是給新軍來個抽薪止沸，但他們萬萬不會想到，這個看似英明的決定即將把他們送上窮途末路，幫了革命黨的大忙。

槍聲來自武昌城內紫陽橋南的工程第八營。

接下來，共進會和文學社的頭頭們開了一個碰頭會，會議速戰速決，定下來三件事。

共進會，分裂自同盟會，主要發起人為來自湖北的孫武、劉公、居正，以及來自湖南的焦達峰，他們幾乎都是留日學生出身。他們跳出來單幹的原因很簡單：不爽同盟會的工作方式。他們有三條強大的理由。

當時，孫中山堅持要搞「邊角革命」，即在遠離中央政府、天高皇帝遠的邊角地帶進行暴動、起義，利用此處朝廷統治薄弱的機會建立自己的根據地搞武裝割據，然後慢慢擴展到全國。

既然張彪的條件如此之差，又怎能坐上湖北省軍區司令員的位置？

面對黃興的質問，焦達峰鎮定自若：「同盟會行動遲緩，我們只是急革命所急，並非內心有異。」

有鑒於此，一些人提出了不同於孫中山的觀點，他們說：正確的方式是搞中心開花，應該在中國的腹心——長江中下游各省進行起義，一旦成功，可以直接割裂清朝與南方各省的聯繫，迅速推翻清朝。

文學社之所以另立門戶，主要是因為他們喜歡使用武力解決問題，不想受制於同盟會「輕軍事、重政治」的偏好，他們甚至連政治綱領都沒有，因為懶得去弄。

二來他娶了張之洞最心愛的丫鬟，據說這名丫鬟跟張之洞的關係十分曖昧，張之洞因此對他更加放心。由於張彪靠老婆躥紅，所以他有一個是男人就不願接受的「非榮譽稱號」：「丫姑爺」。

之後，軍警聞聲而至，好在孫武被同志們迅速轉移逃過一劫。但並非所有的人都那麼幸運，在這個據點碰頭的不少革命黨包括肇事嫌九九藏書疑人劉同都落網下獄。

文學社的核心領導是出身貧寒的蔣翊武、劉復基。蔣翊武只是個班長，而劉復基只是一個普通士兵。

本來以為無事了，結果又生意外。

還能有別的辦法嗎？沒辦法，總指揮蔣翊武只好宣布將起義日期推遲十天，也就是在10月16日發動起義。

清脆的槍聲打破了寧靜，子彈的火花燦爛了夜空，如流星般劃過沉沉長夜，照亮所有仰望的明眸！

第二天上午十一點，雄踞武昌城的蛇山之巔飄起了一面鐵血十八星大旗。

眾所周知，任何一種造反或者起義，都需要做動員。動員的力度越大，成功的把握才越大。

事實證明，瑞澄同志只是在演戲，他抓捕完幾個革命黨頭頭之後就收手了，畢竟法不責眾，抓光了革命黨，他手下的新軍也得散架。

但是，從實際效果來看，孫中山的「邊角革命」並不成功。

新軍原本共有官兵一萬六千人左右，除去載灃交與端方調往四川的兩個標（標大概相當於團），再除去瑞澄派往各地加強防守的駐軍，武漢只剩下約一萬新軍。其中，純粹的革命黨人近四千，堅決「反革命」的只有一個旗人標，大概一千人，其餘基本屬於搖擺分子，看風向辦事。

上面所講的這兩個近似草包的人物所掌握的主要軍力，正是張之洞練成的新軍「自強軍」，也是被革命黨深度滲透的湖北新軍：第八鎮和二十一混成協。

一來孫中山的想法比較符合曆代農民起義的模式。

文學社和共進會自成立的那天起，就一直積蓄著力量，時刻等待著造反的機會。文學社和共進會都明白，單靠自己的力量，起義獲得成功的可能性很低。大敵當前，他們選擇聯合。

1911年10月10日上午，湖廣總督瑞澄自以為大案告破，局勢已定，遂得意地電告朝廷請功，說自己危機管理能力出色，智勇雙全，指揮若定，成功將革命黨的叛亂撲滅于萌芽狀態。

瑞澄最招牌的事情發生在他當公子爺的時候，當時他帶著小弟岑春煊和勞子喬埋伏在京城最著名的韓家潭（「八大胡同」之一）附近，趁來此尋開心的官員們不注意，搶奪他們的頂戴花翎，以此為樂。後來三人再接再厲，越發放蕩不羈，名氣越玩越大，並據此博得一個非常生猛的聯名綽號「京城三惡少」。有意思的是，「京城三惡少」中的老大瑞澄後來比他的小弟岑春煊混得差了好幾個檔次。

湖北這邊進展不順，共進會的湖南領導人焦達峰也在此時函告武昌起義指揮部：「原本計劃配合武昌發動起義，但湖南準備未足，請延期十天。」

第三件，安排好了作戰計劃。比如，戰鬥目標、行軍路線、如何協同配合等。

會議上，蔣翊武鎮定地告訴眾人：「大家不要慌，時間還來得及！今晚十二點就以南湖炮隊鳴炮為號，城內外各軍同志同時起義。還有，那個誰？鄧玉麟同志，就是你，麻煩你跑一趟，給南湖炮隊送起義命令吧。」

攻佔總督府，這是一場血戰，因為有張彪率兵作困獸之鬥。

關於爆炸的原因，史學界一直有兩種主流觀點。

首先我們要介紹的是「共進會」。

「南湖炮隊事件」驚動了瑞澄和張彪。雖說二人對此事的處理很簡單，只是將那幾個鬧事的士兵開除軍籍，並沒有問責鬧事士兵的相關領導，但事件的後遺症很明顯——打草驚蛇，湖北新軍的領導班子成員瑞澄和張彪決定為自己疏於監督管理新軍的行為亡羊補牢。

二來孫中山選擇的「邊角地帶」，如兩廣和雲南，或臨海，或與異國接壤，非常便於接受國外的物資支援。

這就是人心和信念的魔力。在絕境之中，面對著強大的敵人，他們始終堅定著信念：寧可戰鬥至最後一息，也絕不言放棄。

原來，第八營的起義召集人熊秉坤在得知領導人遇害、革命黨人相繼被抓后，心急如焚，決定不再等待那該死的起義命令，而是以https://read.99csw.com槍聲為號，帶領同營的革命士兵當晚立即起義，不再拖延。

第二個草包張彪，他曾經救過張之洞一命，但這不是他上位的必然條件。

孫武還有一個得力的助手，財務經理張振武。

像蔣翊武、孫武和劉公等人在當時都沒有太高的威望，幾乎屬於無名之輩。這些人就像不起眼的野草，似乎誰都可以任意踐踏，但這些野草一旦燃起，其勢必可燎原。

原因不複雜，張之洞當年選擇湖北提督一職的標準就是「不求能力，但求放心」，而張彪則是滿分人選。

因此，共進會的行動指南就是八個字——號召會黨，運動新軍。

瑞澄放出圍剿的狠話，的確造成了人人自危的氣氛。只可惜這種自危沒能讓新軍士氣高漲，反而使眾人開始考慮是否要徹底地投入革命黨的懷抱。

1911年9月24日夜，武昌新軍駐紮在南湖的炮隊發生了一宗意外，首次打破了起義前表面上的平靜。

接下來，瑞澄拿著查獲的名單，充分發揮了草包的本色。這位仁兄一邊嚴禁不同營隊的士兵之間互相串門、同營隊士兵聚在一起說悄悄話等有造反嫌疑的行為，一邊放出狠話：要按照繳獲的名單大肆搜捕革命黨人！

蔣翊武覺得文學社人多拳頭硬，兩個組織聯合后應該以文學社為主。

孫武當即反對，他說共進會牌子更響、錢也多——劉公從自己老爸那裡騙了五千兩白銀充作革命經費。

他爺爺琦善是個人物，曾在第一次鴉片戰爭的談判中擅自將香港割讓給英國人。他自己也是個人物，作為一名優秀的八旗紈絝，鬥蟋蟀、抽大煙、養寵物，樣樣精通，安民、打仗等正經事樣樣稀鬆。

那就讓士兵去請湯化龍過來吧。

其二，肇事者是孫武自己。這位兄台高估了自己的實力，以為自己是「炸彈大王」喻培倫，結果因為自己的水平不夠格導致操作不當引發爆炸。

其他等待起義槍聲的革命士兵們，一聽到槍聲響起，就紛紛抄起傢伙衝出營房，有彈藥的開槍，沒彈藥的放火，凡敢於阻擋的人一律往死里整。

因此之前的大多數行動都是按照孫中山的方略進行的。

於是，起義的炮聲沒等來，倒等來了搜捕的軍警。身手矯健的蔣翊武僥倖逃脫，劉復基、彭楚藩、楊洪勝等人被抓，凌晨便被槍決。

起義計劃居然流產！

焦達峰兩句話就把黃興給頂了回去。當然了，焦達峰之所以有這樣的底氣，就是因為同盟會跟共進會已無隸屬關係，而黃興與他焦達峰的關係再也不是領導與下屬的上下級關係，黃興輕易拿他沒辦法。

除了人心可用，起義軍還應該感謝一下楚望台。之前講過楚望台是武器彈藥庫所在地，因為害怕新軍起義，瑞澄和張彪將搜繳到的武器彈藥存放在這裏。

就此，蔣翊武他們所在的據點暴露了！

烏龍事件就這麼發生了。起義的主要領導人孫武還未參加起義，就把自己炸成了重傷。

湖北清軍這邊的最高領導是兩個草包：湖廣總督瑞澄和湖北提督張彪。

黃興接著問：「咱們兩家鬧革命，革命成功后，誰聽誰的？」

10月10日當晚七點，輪到工程營一名叫陶啟勝的排長查寢。

與別的組織由上而下發展不同，文學社的同志們更加擅長基層工作。他們紮根于士兵中間，埋頭苦幹，一個人一個人地努力爭取。他們在新軍中長期忍耐，不斷積蓄力量，實乃革命界的真良心！

第一，緩不濟急。孫中山遠在國外逃亡，黃興因為黃花崗起義傷了指頭在香港療傷。距離太遠，時間上趕不回來。

好了，介紹完革命的一方，再來看看他們的對手。

在武漢，共進會主要的組織者是孫武，大致相當於「共進會公司」的武漢大區經理。孫武，光聽名字很像是孫文的弟弟，事實上他和孫文先生一點關係都沒有。此人原名孫葆仁，后改名孫武，在名字上確實故意九-九-藏-書山寨了「孫文」一把。

其一，肇事者是共進會核心領導人劉公的弟弟劉同。這小子是一個比較「二」的革命青年，事發當日，這位仁兄一邊欣賞孫武製造炸彈的過程，一邊漫不經心地在一旁抽煙，結果不小心將紙煙火屑彈入火藥中，引發爆炸。

陶排長掛了，估計他死也不能瞑目，兩百六十多年的大清王朝，居然即將葬送於他這個小小排長的認真工作態度。

等蔣翊武安排好一切，眾人終於踏實下來，養精蓄銳，只等造反。

武昌落到革命軍手中，武昌官府滅亡。

果然，革命士兵很快便拿下了楚望台。拿下楚望台之後，革命形勢一片大好。不僅人手齊整——彙集了三千多人，還選出了臨時總指揮吳兆麟，而且彈藥充足。如此一來，事情就簡單了，直接攻打總督府！

武昌起義發生之前，湯化龍進京在盛宣懷面前力爭路權，但是沒有結果。起義爆發時他正在家裡生悶氣——自己和自己過不去。

最最要命的是，在中秋節前一天，或許是為了防止有人鬧事，或許是某些嘴巴不嚴的革命士兵不經意間泄露了「八月十五殺韃子」的計劃，瑞澄和張彪突然下令新軍換防，打了革命黨一個措手不及。

但這還不是最好的動員，最好的動員莫過於形成一種人人自危的恐怖氣氛。有了這樣的氣氛，士兵們就會因為性命受到威脅而勇於在戰場上玩命。士氣起來了，成事的概率自然就高。這就是歷史上的造反起事發動者往往需要搞些封建迷信、散布點謠言的原因所在。

換防，即軍隊換一個地方駐防。很多起義軍官正好趕上換防，連總指揮蔣翊武也在換防名單中，這一下子完全打亂了起義軍的部署。

可是，到了午夜十二點，大家期待的起義炮並未響起，這是怎麼回事？原來南湖炮隊戒嚴，出入管制很嚴，等鄧玉麟想盡一切辦法將命令送到革命黨同志手中時，時間已過十二點，最後只好決定放棄起義。

士兵程正瀛的這一槍便是武昌起義的第一槍，也是辛亥革命的第一槍。

這個問題可難不倒焦達峰，只是他的回答有些「山大王」的口氣：「還沒起兵您就提這個，為時過早。等哪天革命成功了，如果那時您功勞大，我們聽您的；要是我們功勞大，您就聽我們的。」

不過，若跟另外一個革命團體「文學社」相比，共進會的硬實力還是遜色不少。

不過瑞澄高興得太早了。

同盟會除了分裂為上述幾個大的派別，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由長江中下游各省同盟會會員組成的派別。這個派別是怎麼來的？

新軍士兵的起義不同於孫中山和黃興組織的會黨及學生起事，他們都是久經軍事訓練的專業人士，一旦行動起來，威力非同小可。

士兵很快就找到了湯化龍。湯化龍的態度很明確：「瑞澄逃走後肯定會電告朝廷，派大軍來攻打我們。兄弟一介書生，不曉軍事，都督一職，萬萬不可受。行政事務，兄弟一定儘力幫忙。」

也就是說，此時的革命士兵人數已佔了新軍總人數的一小半，情況十分有利。此時不反，更待何時！

逮捕所有的革命黨人，真是大手筆！

堅持這種想法的同盟會會員因觀點一致而結成了一個新的派別。當然，這些人大多來自長江中下游各省，尤以湖北、湖南為最。

就這樣，在革命黨領導人缺位、指揮系統完全被破壞的情況下，那些基層的革命士兵勇敢地站了出來，主動承擔起發動起義的責任。

第一件，決定起義時間為1911年10月6日，即農曆八月十五中秋節那天。為何選在八月十五？從元末以來，中國一直有句傳言「農曆八月十五殺韃子」，他們選中這一天就是為了利用傳言的威力，討一個彩頭。

一、同盟會不知道用「深化合作、創新發展」來驅動革命事業發展，只知道埋頭四處搞暴動，聯繫會黨的工作已經多年沒有取得新的進展。

三、同九*九*藏*書盟會喜歡搞地域歧視，只重華南一隅，從沒想過在長江流域開展革命活動。

文學社，一個小清新的名字，看上去好像是個文藝青年發起的組織，其實恰恰相反，它非但不文藝還很暴力，完全是以新軍士兵為主體的軍中革命組織。

瑞澄和張彪先是對南湖炮隊實行戒嚴，加強出入管理，嚴禁士兵以會餐、開生日Party等名義搞團隊建設。

不管是哪種可能，結果是肯定的，確實發生了爆炸。不得不說那時的革命者確實有些無組織無紀律，既不懂得保密，也不懂安全生產。

程正瀛的這一槍，正式宣告大清王朝即將落幕！

第二件，主要領導分工。蔣翊武為軍事總指揮，任務很重，壓力很大。孫武擔任副手，主抓裝備和後勤業務，副手也不好當，勞心勞力還不一定討好。

湖北省數得上號的實力派人物，首推立憲派的領袖湯化龍。

這個黎元洪到底是何方神聖，居然入得了革命黨的法眼？

湖北處於中國中部，其省會武漢交通十分發達，號稱「九省通衢」。因此，武漢不僅僅是朝廷一直重點控制的要地，也是西方列強爭奪的地盤。狂流激蕩之下，各種思潮在此交集。

他們的辛勤努力自然不會白費，至1911年初夏，武昌新軍中的文學社會員，已有約三千人。由此看來，文學社不僅是當時武漢毋庸置疑的最強革命勢力，而且其兵力之盛顯然甩開了同盟會好幾條街。

開完會以後，大家各歸其位，聯絡相關人等，靜待10月6日的到來。

這下簡單了，能符合「名氣可號召天下」這個條件的人並不多。

二、同盟會目光短淺，不敢解放思想，認定新軍那裡是革命死角，不敢在清軍內部發展革命力量。

駕駛「革命」這條船乘風破浪，如果沒有一個鎮得住場面的「帶頭大哥」，船隨時可能傾覆，那樣的話，大家一塊兒玩完。因此，找個「帶頭大哥」出面組織新政府便成了最緊迫的問題。

沒想到一場組織如此混亂的起義，居然成功敲響了清王朝的喪鐘。整個進程幾乎沒有一件事情在預定軌道上進行，一次次足夠滅頂的偶然，竟然都沒有影響到起義誤打誤撞地走到勝利終點。這隻能用「偶然的背後也有其必然——清朝已經無藥可救」來作解釋。

關鍵時刻，老牌革命黨譚人鳳出面斡旋，力勸雙方保持清醒的頭腦，少打自己的小算盤，以大局為重。終於使得雙方高層各退一步，選出了一個相對穩定的領導班子：蔣翊武為軍事總指揮，孫武為軍政部長，劉公為總理。

就在眾人愁眉不展的時候，一個叫做蔡濟民的下級軍官站了出來，他在簡單分析完當前形勢之後說：「現在起義初步告捷，我們的當務之急是馬上通告全國，希望各地響應武昌起義。所以，現在推出一個帶頭人是極其關鍵的事情。如果不能找到令人信服的人來挑頭做領導，號召天下，任憑我們這些無名之輩折騰，其他省份可能就會把我們的起義想象成普通士兵的『兵變』，那樣的話，我們在道義上就站不住腳，群龍無首的革命軍可能很快就陷入內亂。」

共進會成立之後的幾年間，由劉公牽頭弄錢，孫武和張振武負責執行，居正負責維持同盟會與共進會的關係，共進會在武漢取得了喜人的成績。不僅吸納了不少幫會成員，還在武漢新軍之中發展了一千余會員，實力相當不錯。

在同盟會分裂的大背景下，1907年之後，湖北也出現了兩個革命團體。這兩個團體的歷史沿革十分複雜，這裏就不多說了，但是有一點必須要強調，這兩個團體的前身同為「科學補習所」和「日知會」，而且這兩個前身跟同盟會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而此時，擁有了人心優勢的革命黨，只差一根導火索即可起義。

張彪先生不僅擅長貪污、帶兵打仗的本事差，而且氣量十分狹隘，在工作中十分不注意團結同事。

張彪九九藏書曾因為妒忌編練湖北新軍立下汗馬功勞的藍天蔚，便找了一個靠譜的借口：藍天蔚同情革命黨，一腳踢開了這個能力威脅到他屁股下那張椅子的人。

革命黨人正在鬱悶的時候，前面因爆炸案被逮捕的劉同已經叛變，畢竟打死也不說的革命同志還是少數。這小子熬不住酷刑，把他所知道的幾處共進會、文學社的機關和活動地點和盤供出。

時機選得很好，責任也明確到人，對地形又再熟悉不過，看起來一切都很順利，似乎一切都向著完美的方向前進。

對革命黨來說，同志們的被捕所造成的損失顯然十分巨大。但這還不是最嚴重的後果，最嚴重的後果是軍警從該據點查獲了革命黨名單！

雖然文學社如此給力，但他們與共進會一樣，有一個共同的先天缺陷：領導人沒有名氣。沒有名氣就沒有號召力，沒有號召力就不利於拉人入夥和募集經費。

第二，受地域主義限制。有不少湖北革命黨人認為，我們湖北人打下來的江山，為何要讓沒有參与起義的外地人當頭？

共進會、文學社的所有重要領導人，幾乎沒一個在起義現場，蔣翊武在逃，孫武傷，劉復基死……至於另一名領導劉公，若是用之搞點革命經費還說得過去，若用之領導群雄，他的號召力太不夠分量。

但聯合之初，雙方都想當老大，誰都不服誰。

湯化龍的表態自然是考慮到了都督這個崗位風險太高的緣故。但他說得也有道理，秀才領兵確實不行。好在革命黨還有一個備胎——黎元洪。

這麼一個小人物，居然有如此的政治遠見，實在是一個人才！

前面說過，因為瑞澄揚言要大肆搜捕革命黨，結果是鬧得新軍人人自危，現在有人帶頭造反，那就跟著反吧，這叫置之死地而後生。

1911年10月9日下午，在漢口俄租界寶善里的秘密據點，懂點化學的孫武自告奮勇，打算製造幾顆超級炸彈給瑞澄嘗嘗。就在孫武專心致志幹活的時候，發生了一起後果嚴重的爆炸事件。

一來他擁有愚忠這個最閃亮的優點，令張之洞比較放心。

儘管共進會偶爾打著同盟會的旗號占些便宜，譬如利用同盟會的渠道購買武器，但他們的會旗不是青天白日旗，而是自己研發的紅黑兩色的九角十八星旗，意指十八省共襄盛舉，該旗有一個非常大氣的名字：鐵血十八星。

不僅如此，這裏還有張之洞同志留下的兩樣遺產——武昌的新軍、漢陽兵工廠的槍炮，實在是滋生革命的好土壤。

在這關鍵時刻，被換防至岳州（今湖南嶽陽）的蔣翊武及時趕回武昌，並立刻找來劉復基、彭楚藩、楊洪勝等骨幹商量對策。

不知不覺間，革命者的隊伍之中又增加了不少人。

黃興對共進會另立門戶的行為不是很高興，曾質問共進會的頭頭之一焦達峰先生：「為何脫離組織單幹？」

幾名士兵和自己的長官因為個人矛盾打了一架，史稱「南湖炮隊事件」。當兵的人打架，自然是抄著吃飯的傢伙上。但這裏說的可不是鍋碗瓢盆，而是能要人命的槍械。這幾名士兵本想滅了長官泄憤，可惜長官溜得太快，很快就喊來了數目可觀的幫手，寡不敵眾之下，只能逃命去也。

比如，一般都要搞一個聲勢浩大的誓師大會，領導先發言，揭露敵人的罪惡，概述造反的偉大意義，並介紹撫恤金安家費之類的問題解除士兵的後顧之憂。然後由士兵、群眾代表補充發言，大家鼓掌表示理解。再然後宣誓出征，開打。

至於教科書上把第一槍的功勞歸於熊秉坤，是因為孫中山先生後來寫國慶社論的時候，把「第一槍」之功給了熊秉坤。國父這麼說，大家自然跟風。不過話又說回來，從組織士兵發動起義的角度看，熊秉坤榮膺「第一槍」當之無愧。

第一個草包瑞澄的家族背景很牛，他是皇族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