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議禮」，是嘉靖初年鬧得舉朝不寧的一件大事。原來這個嘉靖名叫朱厚熜（cōng），他是繼明武宗朱厚照而為帝的。他與年號為正德的朱厚照是同祖父的堂兄弟，朱厚照死後，由於既無子息又無兄弟，所以當時的首輔楊廷和便以宗支最近，在遺詔（皇帝臨終或死後所下的詔書稱為「遺詔」，多半是由首輔代為擬定的）中便選定了已襲封為興獻王的朱厚熜繼立為帝。朱厚熜即位為帝后，卻還想把他的已去世的父親朱祐杭追封為帝併入祀太廟，把他的生母也尊為皇太后。這種做法是有違正規禮法的，因此幾乎惹得通朝官員都力加反對。嘉靖也很固執，一心想要達到他的願望，但又苦於並無理論根據，無法和反對諸臣相互辯駁，很覺孤立苦惱。張璁是個七試不第，到四十七歲才中了進士的人，他看出了這是一個進身的機會，於是上疏說明「承統非繼后」，為嘉靖找到了理論根據。后他又寫成「大禮或問」一文奏上，更得到了嘉靖的歡心。嘉靖得到張璁，後來還有桂萼、席書、方獻夫等人的幫助，與通朝的反對諸臣展開了爭議和辯論，一直爭論了好幾年。這種爭論，當時便稱為「議禮」或更稱為「議大禮」，張璁、桂萼等人便被稱為「議禮諸臣」。

自黃、解二人有過一番流血鬥爭之後，閣臣之間倒有很長一段時間彼此鬥爭並不很為激烈，甚至還有過和衷共濟的局面。這一則是此後一連出現了王振、汪直、劉瑾等擅權的大璫，一直在與閣臣爭權，閣臣需要共同對外，緩和了彼此之間的矛盾；二則也是楊榮、楊士奇等頗能忍讓為國，起到了些好的影響。

這些代皇帝辦理機務的學士們，在有了定員以後便都被稱為「閣臣」，這是由於在他們的學士職稱之上，都冠有他們辦事處所的殿、閣名稱，如中極殿大學士、文淵閣大學士、東閣大學士等，所以人們便都以「閣臣」呼之，後來則便習為定名了。閣臣或也稱「輔臣」，那是皇帝常用來稱呼他們的，在行文中也以稱輔臣時為多。在民間，閣臣還常被稱為「閣老」，那可是口頭上的尊稱了。

夏言和曾銑共同籌劃的「復套」之議，卻給嚴嵩帶來了機會。原來河套一帶肥沃地方，明初雖然已入版圖，後來漸漸又被左近各族遊牧之人所佔。那時職任陝西總督的曾銑，默察邊情，認為恢復故套實並不難，只要再略加些兵力由他調度，便足夠了。正好趕上重入內閣的夏言也大有趁此機會建立一番功業的雄心，得知曾銑此議，也認為此舉可以永絕套患，可以一勞永逸，極為讚許。他一面與曾銑通過書信往來，不斷商議；一面多次向嘉靖薦舉曾銑，說是群臣之中，忠誠才幹，誰也比不上曾銑。嘉靖很為夏言所動，不但多次命夏言擬旨獎諭曾銑，並也真在籌劃兵餉，想要完成復套之功。但是嘉靖的興緻雖有，卻又時懷隱憂，特別是想到「土木之變」，更怕輕啟邊釁，惹起禍端。嚴嵩看出了這是個很好的機會，於是立刻動手。

夏言是在張璁已因帝眷少替，請求致仕后才于嘉靖十五年（1536），以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初次入閣。當時為首輔的是翟鑾，不久翟鑾以丁憂（父母之喪，為官者要回家守孝三年，謂之「丁憂」）離去，李時晉位首輔，這兩位首輔都不敢與夏言的氣勢相攖，事事讓他，因為夏言不但才幹遠出他們之上，而且嘉靖專聽他的，並也賜給夏言一枚文為「學博才憂」的密封奏事的銀章，有什麼話都可以直接上達，所以那時的夏言雖然未為首輔，而卻是「政由言出」。夏言那時由於獨自一人便曾打敗張璁、霍韜等多人，皇帝對他已是言聽計從，人已變得驕橫恣肆，不可一世，對人的頤指氣使，已比張璁更甚，內閣由首輔壟斷一切的舊規，對他也更無效。夏言所以比張璁還更跋扈，並非全由氣性才幹有所不同，處境有異，關係卻似更大。張璁雖然得君，但舉朝上下對他卻是攘拳怒目，人人喊打，他的目無首輔，倚勢凌人，很多都是出於以攻為守，不得不然，心中常懷戒備，所以遇到夏言，接連為其所挫，便即因病致仕，退身回鄉，得到善終。夏言得君比張璁更甚，又是舉朝上下心目中的英雄，驕恣之性便一發而不可收拾，連對倚以為貴的皇帝也不免有些輕慢起來，結果為人所算，竟至棄身西市。

徐階知道，隆慶信愛的還是高拱，他之不肯相下，必使高拱被迫離去，是不想使自己顯得軟弱，有個被人逐出的形象。高拱去后，他又從容布置，幹了一年多一點，才于隆慶二年（1568）七月，致仕回家。

但是話雖如此，宰相和閣臣仍有很大的不同。兩者最大的不同處，便是宰相有他的辦事處所和發揮政令的機構。以往歷代的宰相都有他自己的相府，府中上上下下有很多府屬。明代的相府稱為中書省，省中也有左丞、右丞、參知政事等屬官。閣臣可全沒有這些，他只是在殿、閣中辦事，手下的人員也只有些管理卷宗和抄寫文書的屬吏而已。在品級上，二者也很不同。宰相是個位極人臣的職位，總得身居百官之上的人才得身登相位；而閣臣則並無這些限制，各類學士官級才只五品，甚至品秩更低的，也可被任為閣臣。即以最初得任閣臣的七人而言，其中品秩最高的應推名列第四的解縉，他在入閣前的職任是侍讀，秩不過六品，入閣后升為侍讀學士，也只有從五品。位居第七的胡儼，入閣前的官職是檢討，僅是從七品，官位就更低了。當然，這是就初期而言，後來閣臣的體制日尊，入閣的常先被任為禮部侍郎或尚書，然後才以兼任××大學士而入預機務，職位上要比初期高多了。不過入閣的人品秩不拘這一特點卻是直到明代瀕臨滅亡還在保持著，如以崇禎十六年（1643）入閣的魏藻德而言，他是被擢升為少詹事才入閣的，官也才只有四品。宰相和閣臣，在職任上也還有很大的不同，宰相具有執行權，遇事都可奏而行之，甚至辦完了再奏明也是常有的事；閣臣則只有聽皇帝吩咐，照他的意見擬具出辦法，等被批准后，才能據以擬旨來頒行。這二者在職任上的不同，就正是明太祖亟欲廢除宰相制關鍵之所在。他想要的正是想有一些既能辦事，又少實權的人。以在職的人數而言，宰相與閣臣也有些不同，宰相人數總不會很多，通常都是左相、右相各一人，最多也不過再加上一兩個；而閣臣卻不然，常是少則四五人，多時則至七八人，最多時竟有多至十幾人的時候。然而也有些例外，如在萬曆年間，明神宗倦勤，閣臣有缺總不肯補上，竟常出現閣中只有一人、成為一人獨相的局面。

夏言被恢復的官銜是「少師」，嚴嵩還沒能得到，召回夏言之時，嘉靖也使嚴嵩晉有此號，此其用意，一在安慰嚴嵩，並且使他感到可與夏言成為敵體；二則意在暗示夏言收斂著點。嚴嵩雖將退為次輔，然卻恩信正隆，不可過於輕慢。這種做法，有如明太祖召回汪廣洋，原是有明諸帝都極慣用的制約之道。其實這種辦法用於溫良謙退之人還可有效，施之夏言這種驕恣自肆、睚眥必報的人，如何得成呢！夏言這次重複入閣，便憋足了一股報仇雪恨之氣，對待嚴嵩不但輕慢如故，而且處處加以打擊，嚴嵩決定過的事，立予全部推翻；嚴嵩所安置的人，無不一一斥退。不但視嚴嵩如無物，而且輕踐之色畢露。嚴嵩還是極怕夏言，儘管備遭凌|辱，還是只有笑語周旋。他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親信心腹被逐殆盡，有的且被投入獄中，或被遣戍，也不敢稍露欲救之意。但在心裏，他把夏言卻更恨之入骨。他由此總結出了一番道理：奪取首輔，不能把在位的搞出算數，必須置之死地，才可安心。他殺機已動，笑在臉上，恨在心裏，更狠毒地蓄謀伺機，決心非要夏言的命不可。

徐階去后，李春芳晉居首輔，以下則有陳以勤和張居正。張居正雖居末位，卻是對人嚴正，頗具相體，他對李、陳二人，全都看不上眼。一天，在閣中閑談，李春芳感到自己辦事很難，人言嘖嘖，不覺嘆道：「以徐公之賢，都還以人言而去，我還能久在么，只有早晚乞身而退而已。」坐在旁邊的張居正，看了看他，不覺衝口而出：「這麼做，倒還能保住名聲！」話說得這麼輕率，竟使素有好好先生之名的李春芳也不由大吃一驚，愕然不已。

徐階是江南華亭人，人極聰九*九*藏*書明能幹，嘉靖二年（1523），他才二十一歲便得中了一甲第三名的探花，授編修，進了翰林院。夏言很看重他，對他多予提攜，所以有些人說，徐階主謀搞垮了嚴嵩，也可以說替對他有知遇之情的夏言報了一箭之仇。徐階入閣並不為早，他是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釋褐已達三十年才得入閣的。他遇事從容，正也由在閣外歷官多年，閱歷繁多，有以致之。徐階入閣時，首輔便是嚴嵩，次輔則為李本，徐階在閣中名列第三。由於徐階人聰明，科名高，嚴嵩自始對他便很忌怕，多次加以傾害，《明史》記載說是，「中傷之百方」。然而徐階從容應付，嚴嵩終於無法奈何得他。徐階的文筆甚佳，所撰青詞很得嘉靖的稱賞，他的聲譽日起，嚴嵩始終搞不倒他，這倒也是原因之一。嘉靖四十年（1561），李本丁憂離閣，徐階升任次輔。那時嘉靖對徐階寵任漸已有些超過嚴嵩，嚴嵩也看出了，徐階接替他而為首輔，不過是指顧間事，他害怕報復，便又使出了流涕乞哀的柔術。他設宴把徐階請到家中，要家人都圍著徐階環拜，自己還說：「我是即將下世的人了，他們此後還望我公加以哺育。」

嚴嵩傾害夏言，是極隱蔽，又極全面，用的是慢慢浸透的辦法。在上，他已看出，由於夏言的疏慢，嘉靖對之已很有些不滿，自己便更做得誠惶誠恐，和夏言成為尖銳的對比，特別是二人共同入對時，嚴嵩在夏言的傲然無視下，越發做出一副俯首低眉、極其怯懼的神態，很引起了嘉靖對他的憐念，因之也賜給了他一枚文曰「忠勤敏達」的銀章，使他也得密封言事。到嘉靖二十年以後，這位以精於禮學自命的皇帝，他已避居西苑，除去征伐誅殺等事而外，別的已很少過問，每日只是和一些方士在一道，講求服食成仙之道。那時的閣臣，則都在西苑賜有直廬，他們除了代為辦理國政外，還要代撰一些焚化祭天的「青詞」。那是一種賦體的文章，要能以極其華麗的文筆表達皇帝求仙的誠心和對上蒼的祈求。嘉靖原本性急，加以求仙心切，對於青詞的要求既多且急，有時想到一點新意，常會把在直廬的閣臣召來，命其即就其意撰寫新的青詞，即或時在深夜，也不容稍緩。能寫出深得帝心的青詞，已成為扶搖直上的條件，當時有很多閣臣竟是以善寫青詞而得入閣，而入閣后也是專門只寫青詞，不幹別的。對這些人，當時稱為「青詞宰相」，既是直陳，卻也頗有諷意。嘉靖不但要閣臣代撰青詞，還要求他們的服飾打扮也都表現出求道的誠意。他制有一種道家服用的香葉冠，賜給閣臣每人一頂，要他們入西苑時戴上。他還傳諭，進入西苑只准騎馬，不許坐轎。嚴嵩對此不但謹遵，還在香葉冠上籠以輕紗，以示虔敬。這使嘉靖很為快慰。夏言忙於國事，對求仙不甚留意，領到了香葉冠也不肯戴，以為那不是正式朝服，為大臣者絕不宜戴。入西苑他也不肯騎馬，仍是坐轎，其意也在那才不失體統。夏言與嚴嵩二人，一正一反，對比之下，嘉靖的寵任越見轉向嚴嵩了。

自議禮以來，張璁自詡無人與敵，事實似乎也是如此，直到他遇到了夏言，才算真正遇上了強硬的對手。

入了閣反而使得張璁與嘉靖之間幾乎斷了聯繫，使他們都很不慣。但越過首輔是難辦到的，嘉靖多方尋思，又另外想出了個主意。他想到，明仁宗時曾賜給首輔楊士奇一枚銀章，著其密奏大事蓋上此印以為識別。楊士奇當時是首輔，內閣所有奏件都需由他經手，賜這銀章，不過用以識別密件並示殊榮而已。但是若非首輔，有了這種銀章，便也成了密件，只能由皇帝親拆，首輔便無法過問了。如果張璁有了這種銀章，楊一清雖為首輔，也無從參与他們之間的秘議了。這麼想過後，嘉靖便賜給張璁兩枚銀章，一枚的章文是「忠良貞一」，另一枚是「繩愆弼違」，命他可用這兩枚銀章密疏奏事。後來桂萼入閣，也賜給了他一顆文為「忠誠敬慎」，一顆文為「繩愆匡違」的銀章，讓他也可徑舒所見。張、桂二人都得到了這類銀章，嘉靖忽又覺得若不也賜給首輔楊一清兩枚，未免太冷落了他，於是便也賜了兩枚銀章，顧全他的面子。那兩枚銀章的章文，一是「耆德忠正」，另一個是「繩愆糾違」。他這麼大賜銀章，一時竟成風氣，後來的夏言、嚴嵩也都得過這類銀章。這一來，固然稍稍打破了首輔壟斷一切的局面，但使內閣中的衝突矛盾也更加劇，彼此爭奪達到了高潮，相互拉幫結派，便形成了後來的門戶之爭。

在三楊之後，閣臣們雖說彼此尚能相安，但小小的衝突鬥爭實則還是常有，到了嘉靖初年，張璁（cōng）以議禮入閣，閣臣間的爭奪傾軋便又開始激烈起來，到了夏言與嚴嵩之間，張居正和高拱之間的傾軋爭奪則達到了高潮。

夏言與張璁一樣，也是以上疏論事投合上了嘉靖，由此而飛黃騰達的。夏言是正德十二年（1517）的進士，中在三甲第三名，由於入了三甲，被選為庶吉士，或分到翰林院、詹事府等類日近天顏的近職原已無望。他被授為行人司的行人，品秩雖只有八品，但總算是個京官，職在替皇帝跑腿，幹些頒行詔敕、冊封宗室、撫渝諸蕃等類的事，和宮廷多少總還沾著點邊，遷轉雖說不及詞臣，卻比那些外官又稍強些。夏言雖然中得不高，實際卻很能文，又警敏通達，素有大志，雖被授為行人，卻不肯默默以終，每有機緣，不斷地以才辯自見，果然很快便被擢為兵科給事中，不僅官升了一點，達到從七品，而給事中屬於言官，可以盡情言事，直達天聽，比行人距天庭又近了一步。夏言自從得為言官，更想有以自見，便不斷上疏言事，嘉靖才始嗣位，他便上疏論及朝中壅蔽、矯詐諸般弊端，並提出了如何杜絕諸弊的方法。他文辭優美，自始便給嘉靖以深刻的印象，曾傳諭嘉獎，不久，更把他從兵科給事中調為吏科給事中，官雖仍然一樣，但以六部的順序而言，吏、禮、戶、兵、刑、工，從兵科轉到吏科也真是一種上轉。

明代閣臣間的爭奪、傾陷，以從張璁到張居正這一段時間表現得最為激烈，相互拉攏言官，開展攻訐，也是從這一段時間里發展起來的。此中互爭的時間最長，最激烈，也最殘酷的是嚴嵩與夏言之爭。幹得最為脆快，勾結已經達于內宮的，則是張居正之逐出高拱。張、高之爭由於牽涉到內監和內廷，後面還要說到，這裏便不再多說。

張居正是在裕王即位，改元隆慶后才入閣的，當時首輔是徐階，次輔是李春芳，以下則有高拱與和張居正同時入閣的陳以勤。張居正與李春芳是同年，他也是丁未科的進士；他與高拱共事多年，一向都是高的副手，在裕邸，二人也是同為講官。本來高拱也很看重張居正，並且同以相業相期。徐階一意厚待張居正，使高拱極為不滿，草遺詔后更加有了距離。在內閣中，高拱雖說名列第三，但自覺是裕邸舊人，很不把首輔、次輔放在眼裡，遇事常都堅持己意與徐階相爭，有時甚至出言不遜，給人以很惡劣的印象，終於鬧到難以繼續，隆慶改元后不久，便被迫去職。

張璁沒能得為首輔時，對於首輔的各種特權極為痛心疾首，等到擠走了楊一清，自己登上了首輔的寶座，他的傲居人上，比在他之前的一些首輔還更有過之。他的專橫，《明史》說是「頤指百僚，無敢與抗者」。他這樣專橫，不但僚屬都極不滿，就是嘉靖也漸漸有些感到，對他也漸有些不悅，這種情況，他已有些感到，極想設法再能迎合帝心，鞏固恩寵，但是那時大禮諸事都已議畢，他已再沒有什麼本事能夠突出地來表現自己了。幾經苦思，終於又給他找到了一條向皇帝表示忠順的途徑。他是從他自己和嘉靖的名字上想出了點招數來的。嘉靖名叫朱厚熜，這個「熜」字，與張璁的「璁」，字雖不同，音卻無異，於是他上疏說，他的名字音同聖諱，每一念及，都覺五內難安，所以決心改變本名，免增己罪，並盼聖君賜予嘉名，則更恩同再造矣。嘉靖是個極喜受人奉承的人，得疏之後，極為高興，立刻傳旨獎諭，並將他賜名為「孚敬」，字「茂恭」，並將這四個字親手寫為大字書帖，命人賜給張璁。至此，稍為冷落下去了些的聖眷，又重新顯得熱烈起來。

嚴、九九藏書夏之爭，由於嚴嵩是以陰柔取勝，所反覆之多，歷時之久，手段之毒，在明代的閣臣爭奪中都達到了高峰，前此的夏言與翟鑾、李時之爭固遠難與之相比，即後來的徐階與高拱，高拱與張居正之間，爭持間也都很用了些陰謀、權術，但和嚴嵩之與夏言，卻仍要差一著。夏言原就以才智自負，驟然順達，越更目中無人，無論尊卑，一概等閑視之，嚴嵩是由他引進的，得不到禮遇自然更不待言。夏言入閣后，自始便是名非首輔，實如首輔；而且為時不久，便適逢翟鑾丁憂，李時病故，真成了首輔。上面無人，對下就更凶了。後來翟鑾丁憂期滿，重又入閣，夏言依例退居次輔，但實際上卻絲毫未變，翟鑾的首輔仍然是只有其名。史稱翟鑾重入閣后對夏言是「恂恂若屬吏然，不敢少齟齬」。夏言對於別的閣臣自然更不客氣，未為首輔之時已以首輔自居，身居首輔之後，把歷來的首輔特權更發揮至盡，什麼都只由他出頭，什麼都得聽他分派，所有閣臣遵命照擬的文稿也都得呈送給他，由他批改。嚴嵩照夏言看來，是在他的庇蔭之下的私屬，對之就更苛些，呈送的文稿常給改得一塌糊塗，有時還要擲還給他，命其重做。嚴嵩無論受到任何侮辱，表面上總能做到謙恭和順，但在心中卻又另有打算。他是個權欲熏心、巧于營運的人，夏言即便以前輩待他（他比夏言中式還早四科，以科分論，已應是個前輩），遇有機會，也難保他不會乘機排擠傾陷；對之無禮至此，如何不會懷恨在心，暗中下手？

由於閣臣同時在閣者每有多人，首輔又有個類似領班的作用，遇事總是由他當先，和皇帝的接觸也以首輔為多，所以彼此之間相互競爭自始便很激烈，以首屆的七人而言，便發生過黃淮和解縉之間的激烈鬥爭，結果則是解縉被害，死得很慘；黃淮後來也以時常加害大臣被投入獄中，結果也並不好。

隆慶三年十二月，高拱終於又被召回，位居次輔。他把首輔李春芳更是視為無物，凡事全以己意出之，並且專向徐階尋事，不但盡反徐階所為，而且多方羅織徐階的罪狀，想如嚴嵩之於夏言，把徐階徹底除掉。由於徐階的兒子在鄉欺壓人民，頗多不法，正好被高拱抓著了把柄，便與以前在那裡做知府，和徐家結有仇恨的人，聯合勘磨，把徐階的兩個兒子定了遣戍的罪刑。在朝中，高拱不斷嗾使御史，要他們加緊論奏徐階，一心要把徐階搞垮。張居正看不過去，又感念徐階的種種厚遇，很想使事情緩和下來。那時李春芳和陳以勤都已致仕，張居正已是次輔，每和高拱論事，常常加以解勸。不想這時忽又有人謠傳，張居正受了徐家三萬銀子，所以才這麼儘力。高拱這人久已習於當面凌人，聽到這種謠言，便即找到張居正，當面倍加譏諷。張居正縱然指天誓日力言並無此事，高拱卻總不信。這樣，兩人之間裂痕更加增大，以至難於並立，到隆慶六年（1572），隆慶去世，張、高二人終於短兵相向，高拱敗下陣來，張居正開始了他的長逾十年的重臣生涯。

對上面所用的工夫，還只是嚴嵩進攻的一個方面，對下，他也下了不少的工夫。他的策略也和向上時一樣，仍是處處都與夏言形成對比：夏言嚴峻，他就寬和；夏言傲岸凌人，他就謙恭下士；夏言輕於處分，他卻到處救援。這種一正一反，嚴嵩很收拾了人心，助他而攻夏言的人日見其多。明代的言官，種數都較以前各代為多，這也是明太祖想要諸臣相互制約，在訂立官制上的一種反映。初時雖也有人利用言官作為打擊他人的工具，但還只是偶然，沒能成為風氣。張璁等人入閣前後都曾拉攏言官，利用他們造成氣氛，已開始了閣臣與言官間相互利用的苗頭。夏言也抓住了這一點，以其縱橫之才，對之利用得更多，但也還是多以聲威驅使，沒能形成派勢。嚴嵩則對言官有了更進一步的勾結，尤其是對有嫌怨于夏言的言官，他在暗中更對他們封官許願，嗾使他們幫助他來疏論夏言，已經為後來所形成的門戶之爭，開創出了一些作為門戶的規模。

嘉靖在他孤掌難鳴時得到了那些「議禮諸臣」的助力，極為欣喜，把他們都看作自己的心腹，對第一個不畏眾議，膽敢為他找出理論根據，並成為他的論客的張璁，更是視為首功之人，對他不遺餘力地加以拔擢，從他上疏議禮，只用了短短六年的時間，便從一個在部觀政的閑員，升任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而入閣為相，升遷之速，實在是很少見的。他是正德十六年（1521）辛巳科的進士，得中六年便得入閣，足見嘉靖對他的倚任。有明一代，從釋褐（即中式得官）到入閣，比張璁更快的只有兩人：一個是在張璁之前，那是正統十三年（1448），戊辰科的狀元彭時，他在掄元的次年，便以修撰之職入閣，在明代諸閣臣中，算是入閣最快的。另一個則是在張璁之後的魏藻德，他是崇禎十三年（1640）庚辰科的狀元，到崇禎十六年（1643），便以少詹事兼東閣大學士入預機務，從得中到入閣只不過三年，為時之速，算是僅次於彭時。不過，彭、魏入閣雖速，卻大不同於張璁，首先他們二人所中的都是通榜第一人的，一甲一名的狀元；又都是適逢時艱：彭時是趕上了外患日亟，魏藻德則是趕上了李自成已將攻至京城，崇禎曾有個讓他輔佐太子逃向南方，或可留存一線的打算，所以才使之入閣的。彭、魏二人所有的條件，張璁都一無所有，所以他的快速閣才更顯得是個異數。另一個略次於張璁的議禮之臣——桂萼，也受到了優異的恩遇，他是在嘉靖八年（1529）二月，帶有少保兼太子太傅的官銜被任為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入預機務的。他比張璁入閣稍晚，在科分上他比張璁可又早了十年，他是正德六年（1511）便中了進士。實在說來，張璁和桂萼所中的名次都偏低，張璁所中的是二甲第七十八名，名次已經低到很難有被選中為庶吉士的希望，桂萼所中的名次更低，已低到三甲第六十二名，連在京為官的機會也難得了，他在議禮前便做過好幾任的知縣，後來才輾轉活動到得為南京刑部的主事。他與張璁便是在南京刑部同事時相識的，他也是最先贊助議禮的一人。

明代最初被任為閣臣的一共有七人，他們是黃淮、胡廣、楊榮、解縉、楊士奇、金幼孜和胡儼。他們都是在朱棣打入南京，即位為帝，還未改元永樂時便已被任命了的。

楊士奇是有明一代入閣最久的閣臣，他從建文四年（1402）入閣，直到正統九年（1444）去世，任為閣臣共達四十三年之久，他于永樂二十二年（1424）越過楊榮而為首輔也有二十一年。在明代的閣臣中，任職之久，倚任之專，可以說是無與倫比的。他與楊榮以及洪熙元年（1425）入閣的楊溥三人，被史家稱為「三楊」，被認為是明代最有德望的三位良相，在他們三人同為閣臣時，確乎也是明代最為昇平的時候。

嘉靖受到左右近侍的影響，實已很怕「復套」會惹出事來，但他多次曾命夏言擬旨獎諭曾銑，授人以柄，又難改過口來。為此時常暴怒，閑時又常喃喃自語：「搞不好，殺一個曾銑能了事么？」至此，嚴嵩覺得事已成熟，便力言河套實已難復，並攻擊夏言贊助此舉別有用心。嚴嵩很了解嘉靖的想法，他已自悔孟浪，卻又羞於自承，說夏言別有用心正是給嘉靖找個借口。使他藉著怒責夏言可以脫身出來，夏言為此曾和嚴嵩往來疏辯，這使嘉靖更加冒火，於是又奪去夏言的官階，命他以尚書致仕。

自此以後，夏言和張璁等人更加勢同水火，常相攻訐。夏言這人，史稱他是「豪邁有俊才，縱橫辯駁，人莫能屈」。他獨自一人，單槍匹馬，和張璁等人相鬥，不獨毫無懼色，而且一個一個打敗了他們。他筆鋒犀利，語言便給，當然是個取勝的條件，但來自上面的嘉靖對他的支持，實在更有決定作用。還有，夏言與張璁等奮爭更贏得了舉朝人士的讚美和支持。這是由於議禮諸臣的得勢是由於嘉靖的袒護之故，多少和他們爭持的人都受到了不同的打擊，有的被迫罷官，有的被投入獄，有的受了廷杖，有的甚至喪了性命……由於和他們相爭總不免於得禍，人們才靜下來，不敢與之相爭了，但是鄙視他們，憎恨他們卻ｈｔｔｐｓ://ｒeａd•９9csｗ•cｏm仍始終如故。忽然半路里殺出個夏言來，不但敢於相爭，且還一個一個統統打敗了他們，無異給舉朝上下出了一口惡氣，人們對他的支持、讚揚，自然可想而知。這對夏言，當然也是極大的鼓舞。夏言那時的行事真可說是無往而不利，真是樣樣都中在點子上了。最後，夏言的儀錶對他也起了不小的幫助。夏言議郊禮得勝后，嘉靖還想把那郊禮編輯成書，因而便把他調入翰林院，授為侍讀學士，並充《郊禮》的纂修官。侍讀學士例有在一定的日期要為皇帝進講的職任，史稱夏言是「眉目疏朗，美須髯，吐音宏暢，不掭鄉音，每進講，帝必目屬，欲大用之」。夏言受到嘉靖這樣的激賞，升遷得十分迅速，由侍讀學士而為翰林學士，掌翰林院事，兼少詹事，進而兼禮部左侍郎，最後代李時成為禮部尚書，掌翰林院事和直日講都一直兼任如故。調為詞臣不及一年而得升任尚書，達於六卿之列，晉陞之速，實在是極少見的。

嘉靖維護他的議禮諸臣也是很不容易，特別是把張璁和桂萼都引為閣臣，是費盡心力才硬做下來的。明代閣臣的產生，最初雖像是出自派定，後來很快便已定出規例，增添閣臣，要由舊有閣臣會同九卿加以會推。會推也稱廷推，即是有關廷臣先定期會齊，先討論出彼此都認為就各方面看來是最宜入閣的人選，然後由首輔扼要寫出大家對所推諸人的評價和意見，奏請皇帝選擇批准。大約會推出來的人數總略多於遞補入閣的人數，以便皇帝按照他的意見加以選擇。只有經過會推，又由皇帝批准入閣的閣臣，才是合乎例規的，不會招致物議。皇帝徑以中旨任命，首輔自行具疏奏請，都被認為極不合法。皇帝的任命中旨會遭到首輔的封駁，說明理由，退回中旨，請其再加考慮，倘仍堅持己意，再下中旨，則除會再被封駁外，還會惹起各類言官紛紛疏論，惹起一場風波。首輔自行疏薦自然風險更大，無論皇帝准與不準，都會受到言官的攻擊，常常搞不成功。所以訂出這種辦法，都是君臣之間本著《太祖寶訓》的務使互相牽制免致動搖帝基的用意而規定的。限制皇帝，是為了免於一意孤行，用人當孚眾意；限制首輔，則是為了免於一人專權。不過話雖如此，皇帝和首輔對於要誰入閣還是很能起到決定作用。在皇帝一方，他可以暗中示意有關諸臣，由他們迎合己意，提名上奏。如果示意不能成功，他還有最後的一招，便是提名中如無他心目中的人選，他便一個也不批准，一次、兩次……直到合了他的心意才肯加以批准。這種辦法，效力很大，常可十有八九。首輔的方便是會推是由他來主持，他想推誰，在開場白中先就說了，別人礙於顏面，即便心有不然，常常也會勉強同意。如果主持會推的首輔是個極具威力的，像張居正那樣的人，會推時別人很少會敢多說些什麼，那會成為由他個人說了算的局面。皇帝在東宮時的主要講官，入閣已成為例有的事情，甚至新君還沒即位，當時的首輔已經把那位講官引入內閣了。徐階之於高拱便曾這麼先事拉攏過。

嘉靖七年，夏言上了一封以為天、地理應分祀的疏文。這道疏文正好投合了嘉靖的心意，就此成為夏言青雲直上的階梯。原來嘉靖自議禮全勝后，很為得意，自覺在禮學上已經很有一手，那時他忽然覺得天、地合祀似太籠統，如以天、地、日、月分而為四，合成四郊，倒是發前人所未發；此禮由他創始，也必將永垂後世。他這樣想著，便把張璁、翟鑾、霍韜等議禮諸臣召入，悄悄說給他們，要他們加以研究，看看是否可行。張璁等人雖都是以迎合帝心得至高位的，但冒險犯難已獲成功之後，卻已失去了昔日的膽氣，對於此事，實在缺乏膽量再來出頭。首先因為他們對此都很少研究，實在說不出什麼道理來；再則，他們的形象很壞，舉國都把他們看作離經叛道、諂佞無恥的小人，他們自己都很明白，力循舊規，以圖稍有改變，尚且很難，如何還經得起又折騰一番？況且他們還素知，廟堂之上，總是以安於「率由舊章」的人佔大多數，即便改革的理由充足，也會遭到反對，何況他們於此既無所知，為人也都還在眾所鄙視的情況之中呢？由於顧忌很多，所以張璁、霍韜等互議后，便都以于古無據，勸嘉靖不必多所更張。嘉靖自己也沒有多大把握，既然他的智囊們都認為不可，便也想悄悄算了。恰在這時，夏言遞上了他的天、地宜於分祀的疏文，不但想法與他暗合，而且說得頭頭是道，處處都有古禮可據。這可真是「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嘉靖不覺連連讚歎，拊掌稱快。嘉靖所以如此高興，還在夏言恰於此時和他想到了一處，使他很為驚奇。他覺得，夏言此舉，與張璁等人在議禮上為他出力大有不同。議禮一事，是他早已明白提出，並遭到了通朝反對，一切都很明白，張璁等人出力贊助，並無巧合之處。而這分祀之議，他卻只和張璁等人暗中談過，外人萬難得知，夏言和他同時想到這事，真似靈犀一點，心意互通，其中竟有天意也未可知。

閣臣後來還形成了另一個規例，便是入閣者必須是甲科出身，也就是說，必須是個進士出身的人。這種規例最初也沒有，仍是稍後才形成的。仍以最初的七人為例，那七人中的楊士奇和胡儼便不是進士出身。不過他們雖非進士，入閣之時卻都在翰林院任職，楊士奇是個編修，胡儼則是檢討，所以嚴格說來，最初七人雖非都是進士，實卻一律都是詞臣，這與後來的非甲科出身不得入閣，看來倒也有些關係。其實這也難怪，因為選來入閣的人首先便須以筆墨見長，並且又只從詹事府、翰林院等修撰文史，或者職為講官的那些處所來選擇。而這些地方又都是甲科人員匯聚之處，後來竟自形成非甲科不得入閣，中了進士，又被選為庶吉士，人們便都以未來的相臣目之，實在也是由來有自，無怪其然了。

張居正之後，門戶之爭已漸形成，閣臣進退，與言官之間攻訐、爭辯的聲勢、勝負，關係也已日見重要，閣臣彼此之間，鬥爭的方法和形式也就頗有不同，所涉及的範圍也加大了。

徐階想著，將來李春芳即便位居首輔，怕也難與高拱相敵，必須更找一個雄鷙果敢的人，引入閣中，用來抵制高拱日後可能會有的報復。他意中的人選，是一直都在給高拱做副手的張居正。徐階對張居正在早便已有深刻的印象，覺得此人雖久居高拱之下，但論舉止氣度，高拱還不及他。這次徐階比以前更為謹慎，在把張居正引入內閣之前，便先和他接近，示以厚待之意，要到彼此相投之後，再作援引的打算，到為嘉靖草遺詔時，徐階對張居正的拉攏達到了極點。依例皇帝去世時所發出的最後一道遺詔，應由首輔主草，他如需要有人商議，多半也是邀約一或兩位閣臣。但是徐階這次卻把閣臣全都撇開，單單約了張居正來共同商議。這個做法使張居正很為感激，而閣臣之中，別人還好，尚氣的高拱則大為不平，不僅更恨徐階，並也遷怒於張居正。這種遷怒似乎倒正是徐階所需要的，高拱與徐階相比，究竟差著一著，入了徐的算中，還不覺得。

夏言一去，嚴嵩不但得為首輔，而且朝中少了一個他最為懼怕的人，精神上也舒展開了。他對嘉靖還是以柔媚取容，儘力入直西苑，小心伺候。對外，則大權獨攬，一切專決，而且呼群結黨，納賄行私，日漸毫無忌憚，上下左右，很快便都安插滿了他的私人，威福自恣已經到了人人側目的地步。

這個解縉在首批的七位閣臣中最初雖然名列第四，但入閣時的官級卻是七人中最高的一個；他這人又極有才華，文筆既佳，又多策略，所以入閣不久，便脫穎而出，入閣不足一年，便壓倒了黃淮，躍居首輔。黃淮原是個熱衷權位的人，被解縉搶到了前面，豈肯甘心？於是他便一心羅織解縉的過處，遇有機會便暗中向永樂反映，終於在永樂五年（1407）把解縉從首輔的位置上搞了下來，自己重又得居首位。他雖把解縉趕出閣外，遠謫到廣西去為布政司右參議，卻仍不甘心，到永樂八年（1410）更以「結黨營私」的罪名興起大獄，把解縉和中書李貫、贊善王汝玉、編修朱紘、蕭引高等人都逮入詔獄。李、王、朱、蕭等人由於久被關押，都已死在獄中，只有解縉，雖被關了五年，卻還沒死。這時已是永樂十二年（1414）了。那年冬季，天子錄囚，永樂在獄囚名冊中見到解縉的名字時，隨便問了一句：「這解縉還活著么？」他問這話，並沒要人回答，可能是隨口一問，並無別意；也可能是詫于解縉的生命力之強，關了這麼久，竟還活著；也可能是想起了解縉的才幹，又有赦出起用之意；當然，也並不排除這話竟是「怎麼，解縉還沒整死么」的同義語。當時呈上囚名冊的是錦衣衛的帥臣紀綱，他是個出了名的佞臣，是以善窺人意、手段毒辣殘酷受到永樂的寵信的。他聽到了永樂的問話，並沒有作聲，卻在心裏早已拿定了主意。下來之後，他便把解縉請到他的房裡，用酒款待，並說些開心的話，使之痛飲。一待把解縉灌到大醉，便命人把他拖出，埋進外面的積雪裡。由於寒冷和窒息，解縉很快便死去了，獄囚的名冊上，也就勾去了他的名字。紀綱的這個做法，可說是狠毒乖巧兼而有之。他這樣做，無論永樂的問話用意何在，他都可以應付自如。如果永樂意在除去解縉，他這麼做自然是先意承旨，會顯出他的能幹和忠心；如果永樂並沒想到要解縉死，甚至還想再起用他，那也沒有什麼，他的死因可以查明，完全是醉卧受寒而死，實在也怪不到他紀綱的頭上來。解縉死時年才四十有七，當時有很多人都為他的懷才受屈、中年早逝而感到傷痛。就在解縉死前三兩個月，黃淮已因多次暗害大臣而入獄，由此看來，解縉如不酒醉被害，重複起用似非並不可能，而紀綱的忽下毒手，除為希圖迎合帝心以外，另外還有別的微妙原因，倒也很有可能。九九藏書

閣臣成為定製后，很快便形成了為其所特有的一些制度，這些制度並未成文，但有時卻比定有專條的制度還更死硬。在最初得任閣臣的七人中，便有了一定的名次上的排列，列名最先的人被稱為「首輔」，第二人則稱為次輔。首輔自始便有個像領班一樣的意味。但在最初，名次雖經排定，卻並不是不能變動的，居先者可以降下來，在後者可以躍到前面去。譬如最初的七人，原是以黃淮為首，解縉則名列第四，但不到一年，解縉卻一躍而為首輔，原來的首輔黃淮卻降了下來。再如楊士奇，他是名列第五，排名在第三位的楊榮之後的，到永樂二十二年（1424），楊榮和他都在閣中，他卻躍居楊榮之前成了首輔，楊榮則只得任次輔。但是這種可上可下的做法並沒有持續了多久，很快便形成了另外一種絕對排資論輩、前後永遠分明的死硬制度。這一制度的要點是，在閣中的名次既經排定，便成不可更易的順序，首輔永遠是首輔，次輔在首輔未離職時永遠是次輔，首輔如果離職，繼為首輔的又必然是這個次輔。次輔而下，三、四、五、六各位也是同樣，都得等著名列在前的人離去，或者死了，才可以依次遞升。不但此也，首輔如果罷離，不管去職久暫，只要又行入閣，排資在他之後，已然位居首輔的人也該退下，由這位舊時的首輔重居首位。這種死規矩，在以前的宰相制中一直並沒有過，如果有，那麼汪廣洋再入中書省，升任左相的就該是他，而不是胡惟庸了。

張璁得到了密封奏事的銀章，雖說比以前自在多了，但是上面緊壓著個首輔，還是很為不快，終於嗾使言官對楊一清大加攻擊，把楊擠出閣外，後來更把楊一清連入朱繼宗獄，說楊一清曾經受賄，更使他得了個「落職閑住」的處分。楊一清後來才知道，他所遇到的一切逆事都是張璁玩的圈套，氣得罵道：「老矣，乃為孺子所賣！」終於疽發於背而死。

皇帝把人引入內閣雖有很多方便，但嘉靖把張璁引入閣中，還是多方設法，謹慎待機才得成功了的。很早他便曾於會推之前多次示意，想把張璁推出，但因無人理會，都失敗了。他也知道，張璁的形象太壞，不管如何示意，也難得被推出。徑以中旨任命，他也不敢輕試，因為必會遭到封駁，引起風波，那樣形象更將不堪，再想引入就更難了。他必須靜以待之，等候機會。到了嘉靖六年八月，楊一清晉陞為首輔，他這個人對張璁所上的議禮疏文，不但沒反對過，還曾加以讚賞，想來如以中旨令張璁入閣，楊一清也許不會封駁；他不封駁，事情就算成了。這樣盤算定了，這位明世宗便於嘉靖六年十月以中旨使張璁得入內閣。隔了一年多后，又于嘉靖八年二月，以同樣的方式，使桂萼也成了閣臣。以中旨任用閣臣，以前倒也有過，但極稀少，不到兩年竟接連有了兩次，這還是個創舉，也開始了以後濫用中旨的不良後果。

自從有了閣臣，可以說在政治機構中便真正沒有了宰相。但由於閣臣的權力雖比宰相小得多，其職務還是承上啟下，發布政令，還帶有宰相職權的一部分，所以人們還是習慣地把他們目之為宰相，被任為閣臣，習稱為「入閣」，而「入閣」和「拜相」也竟成了同義語，甚至還常聯合併用，某人一經入閣，人們便說某人已經「入閣拜相」了。賀人入閣的詩文，也常是徑以「入相」為賀。所以在明代，宰相可以說是「實亡而名存」。

嘉靖在極端高興之餘，立將夏言的疏文交由外廷共議。那時議禮已獲全勝，所有計議幾已全由議禮諸臣共同把持，他們很怕有個外人擠入，和他們爭奪寵信。為首的張璁對夏言更深有所忌。因為夏言雖然比他年輕，官位也低很多，但論科分卻是正德十二年丁丑科的進士，比他還要在前；而且夏言一直不斷上疏論事，很以能文著名，也使他深有忌意，早就想設法予以打擊，使之不敢狂傲。無事尚想尋事，如今把夏言的疏文交由他們評議，如何肯于輕放？他們各自力詆夏言是無知胡為，其中尤以詹事霍韜的詆議最為刻薄，已經近似嘲罵。他們力排夏言，卻忘了嘉靖也曾持有此說，攻擊和嘲罵夏言，等於把嘉靖也在攻擊和嘲罵著了。嘉靖是個任氣的人，如何能容得這個？當下為之震怒，把攻擊最力的霍韜立即投入獄中，並且頒降璽書褒獎夏言，並賜予四品服、俸，極顯然地表現出了他的愛憎。

嚴嵩在夏言之後又做了將近十五年的首輔，這次他無所畏懼，恣意而辦，做了很多壞事，害了不少好人，成了直至後世還很有名的奸相。這些年中，嚴嵩雖說極力拉幫結派，聚集了很多黨徒，但論奏他的人還是很多，幾乎一直沒有停過。嚴嵩受到的攻擊雖然最多，而且都有實據，但卻都沒能把他攻倒，反而是攻他的人幾乎反都得罪而去，或打或殺，又有很多人送了性命。這是由於攻擊嚴嵩的人都沒能掌握到嘉靖極為護短的這一要點。凡屬被嚴嵩害了的人，都是像害夏言那樣，利用嘉靖易於羞怒的弱點，激起他的火來得遂心意的。以此來論奏他，無異是指摘嘉靖，而嚴嵩用以激怒嘉靖的手法更自易行，攻者必然倒霉也就毫無足怪了。認識到這一點的人，嚴嵩而外還有徐階，最後徐階為極多願以一死劾倒嚴嵩的人主謀，改了他們的疏稿，不談那些被害人的冤案，卻說他一貫庇護貪污盜竊，且曾勾通倭寇，其子世蕃，母喪中身系牢獄，卻還日夕飲宴，恣為淫樂，既虧孝道，又且目無王法。徐階這一改動，果然有效，竟把嚴嵩的兒子嚴世蕃也給問了斬罪，和夏言一樣，也在西市身首異處。

又趕走了夏言，但是仍然沒能致其死命，嚴嵩對此當然不能放心。他知道嘉靖是個極其護短的人，獎諭曾銑是他落在夏言手裡的一個短處，單憑這個，就足以致夏言于死。於是他命人向宮中傳出讕言，說夏言離京之時很是不平，口中曾出怨言。這個精心製造的挑動，很使嘉靖驚心，不由已動殺念。這時嚴嵩又代仇鸞做了一道劾疏，說曾銑賄通夏言，其實意在加官晉爵，並把蘇綱也牽連進去，說蘇綱是為他們相互串通，共謀奸利。這事又給嘉靖造成了殺夏言的有利借口，於是一面把曾銑和蘇綱都投入詔獄，一面派遣校尉去追捕夏言。這次夏言終於沒能逃過嚴嵩的毒手，他和曾銑終於都被判了斬刑，死在法場。

鬥倒夏言、使之棄市的卻是由他自己引入內閣中作為九九藏書助手的嚴嵩。嚴嵩是江西分宜人，和夏言是同鄉，他是明代有名的奸相，為人陰狠毒辣，但卻都以柔媚出之，對人善笑會哭，使之無從捉摸。他和夏言正好相反，夏言剛愎自用，他卻巧笑取容；二人一剛一柔，所以相爭都在暗中，真是柔能克剛，夏言終於命喪其手。

嚴嵩攻擊夏言還用了更毒的一手，便是利用嘉靖寵信方士，夏言卻很賤視他們，他們因而對夏言很為不滿這一點。嚴嵩曾悄悄去找最為得寵的方士陶仲文，要陶設法攻擊夏言，把他趕走，以便自己可以升為首輔。他這事辦得雖很機密，但卻沒能逃過夏言的手眼。夏言很快便得知此事，於是立刻調動言官，對嚴嵩紛紛疏劾。幸而嚴嵩正在受到嘉靖的憐念，所以疏劾雖猛，還得無事。一天，嚴嵩單獨見到嘉靖，嘉靖和他談到夏言，並對他們之間的不協略有所詢。嚴嵩認為，這可是個千載一時的機會，立即全身顫抖，伏地叩頭，痛哭不已。嘉靖望著跪伏在自己面前的這個痛哭失聲的老人，越發動了憐念之情，更想知道夏言到底為何欺壓這個老人，竟使他傷心到這種情況，於是連連催他，叫他有話儘管放膽訴說，不要害怕。至此，嚴嵩才覺得戲已做足，於是便將平日搜藏在心的夏言的種種罪狀，加枝添葉，一一哭訴出來。這一著，已經使得嘉靖對於夏言由不滿變得有些惱恨。這事過後不久，卻巧碰上了一次日全食，那時還在深信日為帝像，嘉靖想到夏言的種種情況，便下了一道手詔，說是，「日食過分，正坐下慢上咎，其落（夏）言職閑住」。一個首輔竟至受到這樣的處分，其獲罪之重、恩寵之衰，可說都已相當嚴重。

「議禮諸臣」以附和嘉靖追封其父為帝，並將其神主入祀太廟的主張，都得到了不次的拔擢和升賞：有的入閣，有的雖未入閣，也高官得做，位列九卿（六部尚書和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的長官合稱為九卿），但是他們雖說官運因而亨通，卻也付出了不少的犧牲，特別在人品上受到了舉國上下的鄙視，其中尤以張、桂二人更為人所不齒。因為那種做法是與歷代相承的禮法大有抵觸的，凡屬自命讀書識禮的人，無不力加反對，有人出來贊成，甚至予以辯護，便被認為是逢君之惡的小人，有人甚至視為洪水猛獸，避之唯恐不及。如首輔楊廷和之子，當時被認為是青年詞臣領袖人物的楊慎，便曾公開表示，他很以與張璁、桂萼二人同立朝中為恥。桂萼以上疏讚揚議禮被悄悄召進京來，曾使群情激憤。很多人商定，要依前朝故事，趁桂萼入朝之時，把他截在左順門外活活打死。這所謂前朝故事是指正統十四年（1449），發生了「土木之變」，明英宗朱祁鎮被擄北去的消息傳到京中時，群情激憤，把王振的死黨馬順群毆致死的事情。當時還是監國的景帝朱祁鈺礙於群情，不但未以此舉為罪，還應群請，綁出與王振同惡的內監二人，交由群臣，也在那裡予以處決。明代的法律最重舊例，所以法律條文，有時也被稱為「律例」；所謂故事，指的也是這些舊例。當時多人所以決定要在左順門把桂萼以群毆的方式活活打死，便是因為那裡有過曾把亂臣賊子群毆致死並未得罪的故事，同時也可顯出，在他們眼中，桂萼就是亂臣賊子！這件預謀圍毆的事，事實上並沒有發生，原來桂萼才一進京就得知了這一情況，他逃入了武定侯郭勛的家裡，藏了起來，才躲過了被圍毆致死之難。「議禮諸臣」因有皇帝撐腰，人數上也稍稍加多了一些，並且表面上還是他們全都獲得了勝利。但實際上他們還是不為輿論所容，受到鄙視，一直都很孤立。

張璁未入閣前，為了議禮，已和楊廷和等幾個首輔打過交道。由於他是替嘉靖衝鋒，那些首輔都在他的手下吃了敗仗。這使得他更加目中無人，自覺世間可說無人能與他為敵，誰也禁不起他一擊。他入閣后，覺得閣中的很多規例都很束縛了他，感到很不安逸。當時的首輔是楊一清，這人不但極其佩服張璁，且還知道他之得被召回是由於張璁向嘉靖推薦過他之故，因此很多事情對於張璁都肯相讓。但首輔在閣中獨攬大權，一切出頭之事都由首輔獨任，票擬等類工作，也都以首輔為重，其他閣臣，即便是次輔，也都得遵照首輔的吩咐，按照他的意見撰寫成文，送交首輔審閱批改，自己絲毫不得自專。這些情況，都使張璁極為難耐，但這卻又是早已形成的成規，楊一清即便想讓也無法可讓。

被以中旨任用的閣臣，無論在閣內、閣外都很受人輕視，認為「不以其道得之」，是人品上的一大缺點。後來很有些人，得到中旨任用，自己也深以為恥，入閣之始便極力請退，不被俞允絕不中止。自然，張璁並不是那樣的人，他七試不售，得中進士已然年將半百，多年久居下僚，使他養成了一股憤激之氣，為了迅速騰達，他什麼都敢去干，甘冒天下之大不韙而上疏議禮，正是不惜出於孤注一擲的表現。他以中旨入閣非但不以為恥，還更認為自己深得帝眷，顯得極其傲慢，對誰也不買賬。

徐階任首輔后，深知這個位子並不易坐，要想平安無事地離開更得好自為之。因此，他進能思退，很早便著意為自己的退路做了安排。他首先想到的是，要找一個和厚守正的人，把他引入閣中，共事時是個助手，致仕后不會存心不良，多所為難。他選中的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丁未科的狀元李春芳。他還想到，裕王雖尚未被立為太子，將來入居帝位的必定是他，那時他的講官高拱，自也定將入閣。既是定然如此，何不先走一步，就把高拱引入閣中，使他知情感激，免於將來或會成為對手？他這兩著，看來似乎都好，其實卻是一失一得。對李春芳，他這著棋算下對了。李是個好好先生，向以恬退為懷，一切正如徐階所料。對於高拱，他卻看走了眼。高拱倨傲尚氣，自覺已在裕邸主講多年，入閣是鐵定了的，對徐階的引進簡直毫不在意。入閣之後反而發生了不少誤會，兩人之間竟已漸似勢如水火。

廢除宰相制，是明太祖朱元璋久經籌劃過的。他的設想是，一切政事由六部分管，由皇帝直接統馭著六部，除去夾在皇帝和六部之間的中書省這一層。洪武十三年中書省被撤銷后，便開始試著照他的設想來做。但一切都集中於皇帝的一身，卻又是絕難照管得了的，尤其是定製、擬旨、批示等類的文書工作，更非一人所能盡理。解決這個難題，他是利用一些在內廷工作的學士、講官，以翰林院中修史、修書的編撰人員來做這些文字工作。這些人們有如一些辦稿人員，或是秘書，初時並無定員，也無定稱，從洪武十三年到繼他為帝的皇孫朱允炆（wén）的建文四年（1402）的二十多年裡，便是這樣辦理國事的。到朱元璋的四子燕王朱棣以「清君側」為名，攻入南京，奪取了帝位，便把這種辦法確定下來，使這些人員有了定員，並也有了定稱，直至明亡，都是如此。

嚴嵩這次的做法仍是多方發動，齊力進攻。他先勾通嘉靖的近侍，要他們時常以語言影響嘉靖，讓他感到「復套」之議實在是個禍根。在外廷，嚴嵩又在暗中發動言官，要他們有人亟論邊釁不可輕開，有人則疏劾曾銑結納閣臣、大言欺君。嚴嵩又已知道，曾銑的岳父蘇綱和夏言素有交誼，夏、曾之間的往來，蘇綱也曾助成，覺得更有利於構成夏、曾二人的罪名，於是聯通邊將仇鸞，要他力言查得曾銑賄通夏言的細節。

嘉靖這人，終究並非十分昏庸，他雖僻居西內，不大過問朝事，而於很多大政，仍還有些敏銳感覺。嚴嵩雖會哄他，但他于嚴嵩的貪婪恣肆還是感覺到了，同時想到，處分夏言未免失諸過重，也很有些悔意。夏言雖已落職家居，但每逢元旦或是嘉靖的生日，總還要上表祝賀，由於已無官職，所以便自稱為「草土臣」。這個自稱，平實大方，哀而不怨，嘉靖在有悔意時看了，不覺心馳念遠。嘉靖二十四年（1545），夏言又有賀表，嘉靖更為心動，他想起夏言的才幹，覺得還是由他來主政功效更好，於是盡復夏言所有職銜，派人捧敕前往夏言家中，召來重複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