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說的，應是朱元璋與李善長二人之間的變易。李善長是在朱元璋還是郭子興的部將之時，便與他在軍中共事的舊人，他們原是相交極厚，彼此非常相得的。李善長是個極有智計，料事多中，並且極有決斷，敢於任事的人。史家說他是，「少讀書，有智計，習法家言，策事多中」，很確切地道出了他的特點。正由於此，他在作為郭子興的一個部將的參謀之時便已極為有名，引起了郭子興的注意，郭曾很有意把李善長從朱元璋的幕中選拔|出|來，作為他自己帳中的參謀。那時的朱元璋對李善長正在倚信至殷，認為誰對他的幫助也趕不上李善長，如何捨得讓他被調走？但是郭子興的諭令他又不敢違抗，真是去既難捨，留又不能，陷入了極其為難的困境。同樣，李善長也不願離開朱元璋而另圖高就。一則是因為他在朱元璋這裡是居於首席謀士的地位，真可以說是言聽計從、心意互通；轉到郭子興那裡，會變成人微言輕，哪裡比得上這裏？其次，就是他後來常常誇說的，他早就看出朱元璋生有異稟，是個能成大事的人，所以他才樂意一直輔佐著他。李善長不愧是個「多智計」的人，他對郭子興的拔擢想出了很多辭謝的方法，通過多方說項，終於使得郭子興既不怪罪，又擺脫掉了他的選調，仍舊留在朱元璋的幕中。經過這樣一番周折，朱、李二人的情誼又更增進了一步，合作得更見盡善盡美了。

明太祖處理這事很為迅急，告變之後，立命廷臣即予審訊，審究出了謀叛人員，便即予以處決，連告變人塗節，也因廷臣說，「節本預謀，見事不成，始上變告，不可不誅」，便也與胡惟庸和另一主犯，即曾與汪廣洋共同疏劾過李善長的御史大夫陳寧，都同時殺了。

明太祖朱元璋是在即位為帝后才逐漸感到帝權和相權之間的衝突，幾經設法想要加以調整，但都並不令他滿意，最後才決意廢除這一制度的。從他們君相之間自開國以至最後李善長一家都被族誅，明太祖的不斷謀划，事後看來，還是很顯然的。

在胡惟庸被誅之始，事態的發展倒是確乎很像有意保全李善長。以歷代通例而言，身為舉主，被舉薦的人以謀叛被誅，即不隨同被殺，因而獲罪總是難免的。而李善長則是不但並未獲罪，卻反又有管理御史台之命，重又登上朝堂。不僅他是如此，就連他的弟弟，與胡惟庸是兒女親家的李存義，李存義的兒子，胡惟庸的女婿李佑，他們也都一切安然，全都無事。事情如此出人意料，難怪曲意保全之說一時甚囂塵上了。然而事情實在並沒有完，表面上雖很平靜，暗中卻很緊張，胡惟庸的罪狀一直都在查證著。

湊巧這時又發生了一件事，有如火上澆油，更加速了禍事的爆發。那時京中正有一批罪民要移向邊塞去實邊，就中有個叫丁斌的人卻是李善長的私親。李善長素來便對和他有關的人很肯關照，這也是歷來培植私人勢力常有的手段。對於丁斌要去徙邊，李善長原只認為那不過是一件小事，曾幾次為其求免，他萬沒想到這事竟然成了爆發禍事的導火線。

由於對李善長越來越感到疑忌和惱怒，明太祖朱元璋不但沒有應許李善長的請求，使丁斌免於徙邊，反而立予拿問，交由法司嚴訊，要他供出他所知道的李家成員所做的諸多不法事件。這個丁斌，偏巧又是曾被李家薦往胡惟庸處，在胡的屬下做過些事的，一經審問，供出了不少李、胡兩家相互往來的事情。這樣，便坐實了李存義、李佑父子夥同謀叛的罪狀，即行從崇明島拘捕進京，重新論罪。

汪廣洋曾兩度出入于中書省，都是被任命為右丞相。第一次是于洪武四年（1371）正月接替李善長獨任相職。這次他在中書省工作了整整三年，于洪武七年（1374）正月，以「無所建白」，被降為廣東參政。第二次的任職時間比第一次還略短些，他是于洪武十年（1377）九月又被調回重任右相，到洪武十二年（1379）又以得罪去職的。

與李善長同時被殺的還有陸仲亨、唐勝宗、費聚、趙庸等人，其中唐、費、陸三人還都是封了侯的。那時為了肅清逆黨，到處偵捕，牽連蔓引，歷時達數年之久，史稱誅戮人數共達三萬餘人，真是一場規模極大的屠殺。為了把李善長的罪狀昭告于天下，以見其罪有應得，朱元璋還把李善長及其從犯的供詞勒為一書，名曰《昭示奸黨錄》，印出多冊，發往各地，俾眾周知。其意一在曉諭臣民，使之知所懼戒，不敢再行謀逆；二則也是昭示李善長等都是罪有應得，並不是他大殺功臣，所謂「飛鳥盡而良弓藏，狡兔死而走狗烹」。

汪廣洋也是個追隨了朱元璋很久的舊人，還在朱元璋建號吳國之前，他便已在朱元璋的帥府中任職。汪廣洋在帥府中所任的官職是令史，那是個兼具參謀和秘書的作用的職務。汪廣洋這人是個遇事很能深思，小心謹慎，且又精明仔細的人，他是以「廉明持重，善理繁劇」為朱元璋素所深知的，選他來接替李善長，正是看中了他的這些特點。

在大禍臨頭之前，李善長還做了一件為自己增重罪嫌的事。他為了娛老，便大興土木，由於短缺工人，曾向信國公湯和索要衛卒三百人，以供營建之用。以營卒為工役在封建時代原本是常事，明代也並不例外，自明初至明末，也都是這麼乾著的。不過，這個湯和卻是勛臣之中最為膽小怕事的人，多一步也不敢走。他這份膽小，卻也真給他帶來了好處，後來明太祖大殺功臣，勛臣中得保首領的很少，而湯和就是以膽九-九-藏-書小而獲得善終的一人。湯和膽子小，李善長向他要衛卒，自然絕不敢不給；然而李善長的恩遇已衰，他也已早有所聞，當真派給他也許會惹上禍事。在他看來，明太祖和李善長都是不能違抗的，而事難兩全，可真難壞了他。他幾經考慮，覺得只有如數照派，一面並將派兵給李善長一事暗中向皇帝奏明，才得兩全其美。他心安理得地這麼做了，至於這無異是密告李善長聚集兵力，他可沒有管著。

朱元璋和李善長的相離日遠，最後竟成為相互有敵意，是在建國之後才逐漸開始的，也就是帝權和相權之間的衝突日益加劇而引起來的。這也是情勢不同，利害各異，因而產生的必然結果。在逐鹿中原的軍中，敢於任事，當機獨斷，原是極可讚許的長處；而在建國之後，則不免被目為獨斷專行，為已登大位的皇帝視為不能忍受的行為了。這種情況，可以說是，自古以來無代無之，所謂「共患難易，共富貴難」，便正說明了這個。范蠡在幫助越王勾踐打敗吳國之後便泛舟五湖；張良在輔佐劉邦平定天下之後便飄然遠引，從赤松子游。這些事之所以為歷代論者嘆賞稱許，便是由於他們能夠看清時勢的變易，而情況有異，能夠早自為計，潔身而退的緣故。李善長輔佐朱元璋建國，有類于范蠡和張良，但在功成身退上卻絕異於他們，而明太祖朱元璋的雄猜之處又絕不遜於勾踐和劉邦，甚且尤有過之，所以二人在建國之後，共富貴時，便難於搞得好了。

不利之事紛至沓來，已使李善長很夠受的了，偏巧那時又適有星變，據占者說，星變應主折傷大臣，這一下可成了李善長最後的一道致命符，加速了朱元璋除掉李善長的決心。他立頒嚴敕，說李善長以「元勛國戚，知逆謀不舉，狐疑觀望兩端，大逆不道」，將李善長並其妻、女、弟、侄等七十餘人都問成了死罪，全都殺了。只有李善長的長子李祺，李祺的兒子李芳、李茂等人，由於臨安公主之故得到恩免，沒有被殺。但是就連臨安公主也和他們一樣，都被逐出京外，被遠徙到江浦地去居住了。

把汪廣洋調回中書省重任右相，是明太祖解決帝權與相權之間的衝突的最後一著。這一著的失敗，使他很是氣惱，打算撤銷中書省，廢除宰相制的想法，至此已初步形成。但是廢除歷代留下來的制度，絕非易事，他只有耐心等待，尋求機會。但是他已毫不隱諱地公開表示對相臣的不滿，常常敕責他們，為廢除這一制度開始創造條件。恰好從他征戰多年的大臣劉基（伯溫）突然暴卒，一時有很多不利於胡惟庸的傳說，朱元璋覺得這倒是個很好的機會，他想由此根究，也許便能打開局面。他認為劉伯溫被胡惟庸命人用毒藥加以謀害一事，汪廣洋一定會很清楚，因此便把汪廣洋召入宮中密加詢問，想從他那裡得到證實，並聽到更多的細情。劉伯溫與胡惟庸一向不和，劉的死有很多曖昧可疑之處，汪廣洋原也是都知道的，但傳說紛紜、事例不一，又都沒個確據。他是個持身以正，小心謹慎的人，既不願捏造事實，入人以罪，也不想傳布謠言，行涉輕薄。他採用的是息事寧人、一了百了的辦法，對於劉伯溫被害一事，竟說一無所知，看來外間傳言，純屬子虛。他還藉機向明太祖進言，以為如此輕疑相臣，似非聖君所宜有。他這些話，大有站在胡惟庸一邊，為他辯護的意味，使得朱元璋不由分外惱怒：調他回來，原是讓他做個耳目，看住胡惟庸，隨時作些密報；如今竟然成了胡的一夥，如此昧良辜恩，豈可加以容忍？大怒之下，立即以「朋欺」（庇友欺君）之罪，把汪廣洋貶往邊遠的廣南地區。事過之後，明太祖想到他的計劃又被汪廣洋毀於一旦，怒氣更甚，更想到，汪廣洋復入為相已經兩年有餘，這麼長的時間，他竟一點也沒起到讓他回來的作用，這樣玩忽忘恩，真是罪不容誅！他越想越氣，最後終於派出一行專使，要他們捧著賜死汪廣洋的敕書，加急前往追趕汪廣洋，在哪裡趕到，便在哪裡宣詔，立即加以執行。專使是在汪廣洋乘船行抵太平之時把他趕上的，汪廣洋便是死在那裡。

廢除了宰相制，君權越發增重了，君主專政，至此已發展到了頂端。這對於帝室的穩固自然是有利的，在有明一代的一十六帝中，于童年間便即位為帝的很有幾個，另外又還有些倦于理事的人，多年避居深宮，很少臨朝問政。然而即便如此，帝權還是很鞏固的，並沒有出現過權傾一朝、足以代立的人物，其最主要的原因當然應該說是取消了宰相制的緣故。不過，也正由於居安無危，明代諸帝，除去建國初期的所謂二祖以外，都極缺乏歷練，只有宣宗、孝宗，稍為後世加以稱許，其餘都不過是些碌碌無為的人，坐視國是日非而振作乏術，終至內外交困，以至於亡。這又是一心只為增重帝權而殫精竭慮的人所沒能想到的。

胡惟庸很早便以精明幹練受知于李善長，曾多次受到他的推薦和提拔。他們之間的情誼日見深厚，後來更成了親戚，胡惟庸把他的女兒嫁給了李善長的弟弟李存義的兒子李佑。李善長把胡惟庸薦入中書省，一則是由於彼此關係密切，更有利於他對政柄的遙控；再則也是看出了汪廣洋勢位難保的契機，想由胡惟庸把他從中書省擠出去。

汪廣洋的兩度出入中書省，都和李善長有些關聯。他和李善長雖然都曾在朱元璋的帥府任職，但兩人間的往來卻並不多，朱元璋用他來接替李善長，這一點也是決定的原因之ｈｔtps://ｒeａｄ.99ｃsｗ•ｃom一。汪廣洋是個細心人，朱、李之間暗中已有矛盾他是很清楚的，接事之後，為了仰體帝心，自然更要竭力保持和李善長少有往來。他這樣做，是很為皇帝所稱許的，這成為他有利的條件。但從另一方面來說，疏遠著李善長，在工作上又給他帶來了很多的阻擾和麻煩，他第一次竟以「無所建白」去職，最致命的原因便就在這裏。他是以謹慎小心，廉明持重，善理繁劇而著稱的，這些長處作為一名令史雖然頗為裕如，但作為一個見利害於機先、決成敗於廟堂的宰相，他可又顯得才力有所不及了。李善長的專斷固然使朱元璋著惱，但其處事善得機先，洞中竅要，卻又使他深為讚歎；汪廣洋凡事都必請示，雖說是個長處，但事無巨細，都得他自己來想主意，可也是個麻煩。相比之下，便更顯出李善長的好處來了。另外，李善長雖說致仕家居，卻仍居住在京，對政務的影響依然頗具潛力，而且中書省的屬員，如左丞、右丞、參知政事等官，都是他一手提拔、安置下的，他人雖去職，聲威仍在，很有遙控政柄的作用。汪廣洋如果對李善長敬如前輩，隨時都向他請教，或者還可少些麻煩，對之疏遠，彼此成了對頭，阻力可就大了。

這一制度，歷來便都為論者所肯定。每當說到太賓士世，總是以明君善於擇相、賢相能竭誠事君，作為主要因素。很多相處得較為和美的君相之間，彼此也常以融合無間、如魚得水，相互讚譽。粗粗見來，似乎君相之間總是以和衷共濟、同心協力才是正道。但歷觀史籍、揆諸實際，卻又不然。自殷周以來，便是君相合力共治之局，其間帝王掌握著最高權力，處理實際的政務則較宰相為少；宰相掌握著次高權力，而處理實際的政務卻較帝王為多，彼此互為消長，彼此意見相合時固然常有，而彼此相異時卻也時見。相合自然無話可說，相異則不免要相互讓步，或竟發生衝突。伊尹放太甲，成王疑周公，便是極早的例證。自此而後，君相之間的鬥爭就沒有斷過，只不過是衝突的緩和與激烈各不相同而已。這其間，霍光、曹操、司馬氏父子和桓溫等人，都是以相權壓倒了帝權的突出人物。

明代在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被誅，中書省也隨即撤除，宰相制可以說在那時已被廢除了。但真正地在人們的心目中根除了建立宰相制的想法，則還該說是在李善長被族誅后才徹底根絕。到李善長的被殺，明太祖痛心疾首于這一制度已極顯然，而且身居相位的四個人中就有三人被殺，也叫人感到這個相位真也太可怕了。

說是為相的四人中只有三人被殺，歷來便很有人頗為不以為然。因為一直便盛傳著一個說法，說是徐達也不能算是得到了善終。很有些野史中都傳說著這麼個故事。說是徐達暮年曾患過一場重病，病愈后醫生鄭重囑咐過他，此後切須忌食河鴨，吃了病會複發，一發便即無救。這是性命相關的事，徐達自然切記在心。可是忽有一天，明太祖因念及功臣，派來內監賜食給徐達，所賜的竟然是只全鴨。依例，天子賜食，都應立即拜食，還得當場吃盡。所賜的食物雖說即將致死，徐達也只有含淚拜食，別無他法。因為食盡而死，為禍尚小，總可免於禍及子孫；倘若違命，則仍難免一死，而且滿門都會遭殃了。徐達吃下了賜食的全鴨，果然不久便病發而亡，所以這次的賜食，實無異於賜死。因而有些論者便說，明代四相，沒有一個是獲得令終的。不過，話雖如此，徐達的身後也與其他三人大有不同，倒可說是備極哀榮的。據《明史》所載，在徐達死後，「帝為輟朝（即停止臨朝），臨喪悲痛不已。追封中山王，謚武寧，贈三世皆王爵，賜葬鐘山之陰，御制神道碑文。配享太廟，肖像功臣廟，位皆第一」。他的子孫的遭遇與其他三人的子孫更極不同，他們一直嗣封不替，還有封公者二人，可以說是簪纓不斷，與有明一代相始終。這種情況，就是在洪武諸功臣中，也是極少見的。

君相之間雖說不斷有些爭持，但從權位上來說，優勢自然總是在帝王一方面的時候為多。而且每逢改朝換代，君相之間的權勢總要有些變化，這變化的趨勢則是帝權不斷上升，相權則不斷下降，因為每個開國之君為了保全他的基業，總要除掉一些前朝制度中對帝王起到約束作用的條文，而添上一些擴大王權的條文。歷代繼續這樣修改，帝權與相權之間的距離也就越來越大。這樣，到了明初，帝權和相權之間相距便已絕遠，但明太祖朱元璋還是覺得宰相的權力對他的帝業終究是個威脅，最後終於把這個行之已久的宰相制給廢除了。

汪廣洋沒能如明太祖所願，有很多原因。從他自己這方面來說，他原是個小心謹慎的人，一力疏劾李善長是由於負屈被謫，一腔憤怒，才鼓起他的勁兒來的。既經官複原任，他自覺總算有了公道，便不願再行多事，那樣就不合乎「君子不過為已甚」之道了。更有甚者，他覺得自己那麼力攻李善長，而疏入之後竟然毫無影響，可見他的根基之固，再去惹他，未免也太不明智了。他和胡惟庸共事的半年中，雖說受到過抑壓排擠，但對胡的辦事能力和聖眷日隆，則是印象極深；胡又晉陞左相，更加深了他的深得帝心的印象。有了這樣的看法，所以汪廣洋對李、胡兩人便都「敬而遠之」，對他們既不表示親近，也不敢再找麻煩，只想以虛與委蛇，作為自保的得計。從胡惟庸那一方來說，明太祖何以要把汪廣洋調回中書省，用意所在，read.99csw.com他是很清楚的，最初當然既很不快，也不免稍有顧忌。但是他對汪廣洋一向頗為輕視，以前同為右相，他又是個新手，尚且沒把汪廣洋放在眼裡，如今他的位置較高，更加覺得並不足懼。經過三兩個月的觀察，覺得汪廣洋比以前似乎更加怯弱，於是不但不因而稍形收斂，反而更加恣縱起來。

胡惟庸謀反一事的查證，仍在不斷搜索，並且時有所得。洪武十九年（1386）明州衛指揮林賢通倭事發，審明他是奉胡惟庸之命下海通倭的，於是胡惟庸謀反，又進一步得到了證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將軍藍玉出塞，在捕魚兒海地方又拿獲了奸人封績，這人原是元朝的舊臣，後來歸降了的。據說他常往來於蒙漢之間，並曾為胡惟庸送過勾通元嗣君的書信，胡在書中稱臣于元嗣君，並請其派兵以為外應。這些都是封績再次被捕才審出的，藍玉初次捕到封績時，卻為李善長施加影響，並未入奏，並把封績也給放了。直至洪武二十三年（1390）五月，封績又被捕入獄，事情才經審明，而李善長厄運終於也就臨頭了。

事情發展至此，李善長將獲重咎已成人所共知之事，於是他的左右便突然瓦解崩潰。首先是他的僕人們，大家為了免禍，便都紛紛出頭首告，把李、胡之間如何密切往來，如何互通賄賂，如何時常屏人密談等等，都分別揭發出來。李善長暗放封績一事也這樣才被揭出來，因而又被捕獲入獄的。

表面上的平靜竟保持了五年，到洪武十八年（1385），麻煩開始輪到了李家。麻煩是從李存義和胡惟庸是至親而首開其端。有人告發李存義和他的兒子李佑，說他們不只是胡惟庸的至親，實在也是共同謀逆的同夥，不應任其漏網。這禍端來勢不小，夥同謀逆，不但本人是個死罪，連族人也不免要受些牽連。但明太祖對此事的發落卻特別從輕，他特別下詔，著李存義和李佑都予免死，只把他們全家都安置到崇明島去閑住。這事處理得這麼輕，而李善長還是一點也沒有牽連到，一時使人覺得他的功高望重真是深在帝心，什麼事也不會影響到他。依理，李善長受到這種殊遇，便該上表謝恩，既先自行引罪，又表明如何感戴皇帝對他的天地之恩。但是李善長卻沒有這麼做，他對此事全然不予理會，好像和他全不相干。這種冷漠態度，使明太祖深感不快。李善長所以如此，有人說是出於疏忽，以李善長之精明幹練，持此說者為數極少。有人說，他這樣做，意在表明君臣之間相處無間，不必多此一舉。這倒像也有點道理。

上變告叛原屬非常大事，所告的又是在職的左相，更是非同小可。依理而言，辦這類事不能操之過急，總得窮本溯源，才能一網打盡，無人可以倖免。但這件事卻竟做得這麼草率馬虎，使人覺得實在有些費解。對於此事，歷來便有決然相反的兩種說法。其中的一個說法認為，明太祖所以要這麼做，其意確實是想保全李善長，李和胡是親戚，又是他的舉主，深究下去不會全然不受連累，只有草草了之，才能確予保全。另一說法則與上說完全相反，持此說的人認為，明太祖在決心廢除宰相制后，便已感到對他威脅最大的還是李善長，為了鞏固帝業，必須除掉這一隱憂。胡惟庸被告稱謀叛，證據原並不足，深究下去，可能連胡惟庸也不會被坐成死罪，更難牽連上李善長，不如迅即認定謀叛是實，即行殺掉，案子放在那裡，倒好藉此另做文章。他連上變的塗節也全不放過，也是為了一切都已死無對證，倒可便於妥善安排。這一說法有類於事后追論，都是據事而言，說來倒也頭頭是道。

徐達在相位的時間最短，他又是四個丞相之中唯一未被處決的人，所以在他和朱元璋的關係之間，有關宰相制的廢除的跡象並不多。可以略去不說。

明太祖為了使他的後人能穩坐江山，確實煞費苦心，也用去了很多精力。他除了為增重帝權而廢除了宰相制並幾次大殺功臣外，還把他的統治心得勒為《洪武寶訓》一書，要他的子孫敬謹遵循，認為那將會使他的江山永固。這個「寶訓」集中了很多作為皇帝的制馭之道，明代的諸帝，提起來時無不視若聖書，但對其中的各項條文卻只揀對他們行事方便的才肯遵行。有很多顯違「寶訓」的事，但他們如覺更為方便，就不理會這個「寶訓」是怎麼說的了。「定法不是法」，在歷代皇朝中，自來便是如此。

在被殺的三個相臣中，可說以李善長受禍最慘。他這個人，史家說他是「外寬和而內多忮刻」，人緣並不算好。但他竟以協同胡惟庸謀叛而被族誅，人們大都還是覺得實在太冤。但在皇帝十分震怒、連年大殺大砍那樣的聲勢中，敢於為他稱冤的人卻又極少。然而，並不怕死，敢說真話的人，終究還是隨時都有。就在李善長被殺的次年，那時搜捕誅殺還正在高潮，便已有個虞部郎中王國用，竟敢大胆上書為李善長述冤。他在書中先說到李善長的功勞和所取得的榮耀，他說，「李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勛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認為達到李善長這樣地位的人，除非他想自立為帝，似乎還有可說；如果說他竟想輔佐別人，再為勛臣，可就太難讓人置信了。因為，他這樣干，即使又得成功，他所能得到的仍不過是勛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而已，他何苦放著現成的不要，又去冒著危險，從頭另來呢？他又把李善長與朱元璋之間的戚誼，和李善長與胡惟庸之間的戚誼相九-九-藏-書互比較，認為李善長願重新輔佐胡惟庸為帝更不可能。因為李的兒子娶的是皇帝的女兒，彼此間是直接的兒女親家。李與胡則不同，那是李的侄兒娶了胡的侄女，彼此之間都隔著一層，相差得已太遠了。李善長不是個糊塗人，他竟會連親疏之間都分辨不清么？最後他說殺李善長以應天象，認為更加不可，因為功高如李善長竟被殺了來應星變，恐怕四方聞之都會解體。王國用上書的內容，有些人是知道的，在那殺人如麻的時候，都很擔心他會因此賈禍。出乎意外的是，上書以後，並沒有招來什麼禍事，王國用竟像沒上過書一樣，平平安安地就過來了。有些論者認為，不為王國用直道出了他的漏洞而赫然大怒，正是朱元璋的精明老辣處，書中所說的一切，他自己也都清楚，把這些都遠遠拋開，不再提起，倒是最聰明的辦法。

胡惟庸才始入相，明太祖對他是很滿意的，因為他既比汪廣洋善於任事，又不像李善長那麼遇事專斷，有兩人之所長又無其所短，實在是個很合理想的人物。胡在和汪共相時，確實也表現得很好，因為他一上來便和李善長有個要把汪廣洋擠走的默契，所以盡心竭力，在在都要把汪廣洋給比下去。等到心愿已遂，汪廣洋已被擠走，他的做法漸漸便又不像以前那樣了。這一則是他自覺已經獲得信任，不必再像以前那樣事事都倍加小心；二則是汪廣洋已去，少了個礙手礙腳的人，放開手腳不會再有什麼忌諱了。明太祖是個雄猜之主，對於臣下無時不在訪查，對於這些變化，如何能會長久不知？漸漸他已發現，胡惟庸遇事隱瞞、專斷！與李善長也竟相差不多，而其貪婪好利，比起李善長來，甚至還有過之。此外，他還發現李善長和胡惟庸頗多相互勾結之處，李善長遙執相權的作用比以前似更加甚了。看到這些，他深悔把汪廣洋降逐一事，覺得汪廣洋如在中書省，雖說辦事無力，但卻像是他的耳目，情況會好得多。

在天下未定之時，李善長和朱元璋二人之間，實在是日見親厚，有似如魚得水一般。這由於李善長確實很有才幹，而又勇於任事，多謀善斷，很多決不待時的事，他都能抓緊時機，不多和人商量，獨自及時便辦妥了。朱元璋得他這樣相助，真是事事都可放心，省卻無數麻煩。對於朱元璋來說，在他連年征戰，削平群雄，以迄建國之時，李善長確是一個兼具蕭何與張良二人之長的人物。在軍中，李善長是「為參謀，預機畫，主饋餉」，指揮作戰和組織供應，他都兼管到了。在建國之初，一切有關政、經等項的法規和制度，以及郊社宗廟等等的禮節和儀制，也都是由李善長親自加以制定，或者由他率領有關諸臣，一一加以制定的。明代建國之初，論起功來，無論就任何方面來說，李善長應為功臣之首，實在是眾口一詞，並無爭議的。朱元璋對於這一點也很明白，所以在最初封公的六人中，李善長是居於最先的地位（其他五人是：徐達、常遇春的兒子常茂、李文忠、馮勝和鄧愈），在為他封公的制詞中，明確地把他和漢初的蕭何為比，也正顯然表明了當時人們對他的一致的看法。

由於李善長沒能見到時勢有異，行事也應有所不同，所以他在洪武初年身為左丞相時，與他身在軍中作為謀主之時並無什麼改變，甚至專恣自用還更有過之。凡是讓他覺著看不順眼的人，或是有人冒犯了他，便即毫不寬貸，立即定下罪名，奏而黜之。在他，原不過是本著他的敢於任事，當機立斷慣例，照舊而行而已。但在已經身登帝位，成為開國之君的朱元璋看來，這樣的做法，卻是太過目中無人，竟然忘了還有他這麼個高居尊位的皇帝了。一次兩次，尚自猶可，次數一多起來，更覺忍無可忍。他對李善長的不滿，便是由此開始，對於相權感到應該有所限制，也是由此而產生了苗頭。但是，李善長的功高望重，他還是很清楚的，處置不當，會引起不少不良後果，他也非常明白。他雖十分不快，但還是隱忍著，等待有個適當的機會。到洪武四年（1371），這樣的機會恰好來了。那是恰好李善長患病在家，自覺多日未能前往中書省治事，心有未安，便上疏懇請致仕。他這樣做，無非是略以示意：一則是略示未能任事心有未安，二則也是藉此以為探試，看看皇帝對他究竟如何。這種手法，也是歷代大臣所慣用的。李善長認為，疏文遞上之後，皇帝溫諭慰留是肯定的，他想知道的，不過是慰留的詞句到底可以達到何種程度罷了。但是，出乎他的意外，朱元璋得到奏疏之後，並沒有如他所想的那樣，下詔溫諭慰留，而是順其所請，立即欽批，准其致仕了。這對李善長來說，無異當頭潑了一盆冷水。

宰相之為帝王的輔佐，其淵源是很久遠的，也可以說自從有了帝王以來，就有了地位僅次於帝王的宰相。

朱元璋所以這樣做，也是深思熟慮過的，有他的用意。這一則是明白顯示出恩禮之衰，使李善長自己感到，不再恣情自用，可以保住晚節；再則，讓他離開政府也可減少他們彼此之間的摩擦，對李善長來說，也寓有保全之意。不過話雖如此，這種做法還是顯得過於寡情，有些近於毒辣。以功高望重如李善長而言，結果竟至如此，實在很令人寒心。這些，朱元璋自己也很明白，他的補救方法是從賜給優厚上加以彌補，對李善長的家人也特加恩禮，到洪武九年（1376）更將自己的女兒，臨安公主下嫁給李善長的長子李祺為妻，恩遇更見加重。這樣，李祺便成為位在伯爵之上的駙馬都尉https://read.99csw.com，李善長也成了國戚，從表面上看來，關係比以前彷彿更為親密了。其實，這種一打一拉的做法，已為歷來所慣用，起不到什麼作用了。

明太祖朱元璋之終於廢除了宰相制，是在他建國為帝后，為了鞏固帝權，經過多年的思慮和謀划，最後才毅然決定的。最初，他對設立宰相輔佐國政的制度，也是一如前代，並無一點疑慮。早在他建立大明帝國之前，還是稱為吳國的時候，便已經設立起了宰相的職位了。從吳至明，宰相都稱為丞相，共有左、右二員。那時位居左丞相的是李善長，位居右丞相的則是徐達。朱元璋建立了大明帝國，即位為帝以後分任左、右丞相的還是李善長和徐達兩人。那時丞相的任所稱為中書省，丞相之下設有左丞、右丞、參知政事等職稱的屬員。徐達在中書省為右丞相的時間並不久，只有兩年略多些，後來便因要率領軍隊出征而離開了那裡。李善長在徐達離去不久，也因病致仕（即退休）家居。繼李、徐而任職丞相的，又有汪廣洋和胡惟庸兩人，汪是在李善長於洪武四年正月致仕之時即被任為右丞相，繼李而來掌管中書省的事務的。胡惟庸比汪廣洋的入相要晚兩年多，他是于洪武六年七月才被任為右丞相的。有明一代曾任職丞相的只有李善長、徐達、汪廣洋和胡惟庸四人，只從洪武元年到洪武十三年初，有過以左、右丞相為首的中書省；到洪武十三年，胡惟庸以謀叛被誅，中書省也隨之而被撤銷，此後丞相的官名和職所便都化為烏有了。

李善長致仕家居而能遙執政柄，另外有個原因也很重要，那便是明太祖感到自己待他顯得太薄，擔心影響不好，為了改善觀聽，遇有大事，每常加以諮詢；汪廣洋顯出辦事乏力之後，對他的諮詢也便更多。李善長掌握了朱元璋對汪廣洋日漸感到失望的情況以後，於是因利乘便，得以把與他親厚的胡惟庸推薦進中書省。胡惟庸是于洪武六年（1373）七月進入中書省的，他與汪廣洋一樣，也是被任為右丞相。左相無人，身在相位的兩人卻同為右相，這是出乎常規的。以歷來的規例而言，汪廣洋資歷在前，例應升為左相，二人一左一右，稍見軒輊，才是正理。同居右相，雖說互不為下，但卻很顯然地透露出了對先已在位恩禮已衰，其將不能久居其位，明眼人也便立時可以感到了。

汪廣洋被貶為廣東參政，當然不會平心靜氣，他知道擠走他的雖然是胡惟庸，而在暗中作為主謀的卻還是李善長。他懷著一口惡氣離京赴任，暗中卻下定決心，要設法加以報復，出出這腔怨氣。他雖遠在廣東，對李善長的所作所為，卻時刻加以注意，一點也不放過。到洪武九年（1376），他把李善長的不法行為已經搜集到了很多，便和與他同時做過御史大夫的陳寧合疏參劾李善長，列舉了李的種種罪行，認為李善長實已犯有「大不敬」之罪，不能不予以嚴懲。這一疏文遞得正合明太祖的心意，他想到汪廣洋與李善長和胡惟庸原本就很不和，如今有了這本劾疏，嫌隙就更顯然，如果把汪又調回中書省，胡、李二人定多顧忌，再不敢相互勾結，常事欺瞞了。主意打定，立即便予施行，於是就在洪武十年九月，先將胡惟庸升為左相，同時又把汪廣洋從廣東調回，重進中書省，又任為右相。他這樣做，用意很深。升任胡惟庸為左相，是因為辦事還想靠他，予以晉陞可以具見倚畀之意；再則，調回汪廣洋，胡不免會有些驚疑，有此一升，也是加以平復。汪廣洋調回，不過是作為耳目，是要讓他起點妨礙作用的，但又不必過於妨礙，以致或竟會至阻礙正事，做個右相，稍有差別，倒是正好。他的算盤打得很好，但實際上卻又一點也沒能夠如他所願。

處置了汪廣洋，給胡惟庸的震動很大，同時明太祖對他的不滿也越加顯然，時時對他公開加以責斥，使他更加惶恐不安。不久，又查出汪廣洋被賜死時，有個從死的妾陳氏，竟是獲罪後妻女並皆入官的陳知縣的女兒。明太祖朱元璋得知此事，不覺更為震怒，他說：「沒官婦女，上給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給？」他敕令法司要徹底追究此事，於是從丞相胡惟庸以至六部堂屬各官都因此負有罪責。這時，明太祖對胡惟庸的責怪更加顯然，連胡惟庸的左右也都顯得惴惴不安。有人說朱元璋所以要這麼頻頻斥責胡惟庸，是因他已懷疑胡惟庸似有異心，想以嚴威加以震懾，並可使其左右由於恐懼而分崩離析，可以泄出密謀。這種說法並無確據，不過那時有人上變告密倒是確有其事。最早上變的人是御史中丞塗節，他首告胡惟庸結黨謀反。與之相呼應的是另一個被謫為中書省屬吏的御史中丞商暠（hào），他也揭發了胡惟庸的很多陰私。

進入中書省，胡惟庸的境遇和汪廣洋實在大有不同。李善長的那些舊屬們，都儘力幫他，他本人又是個辦事幹練、頗多智術的人，任事之後，一切都顯得頭頭是道，很快就把汪廣洋比得越發黯然無光了。朱元璋早就感到汪廣洋實非相才，胡惟庸入相后，對比之下，更覺顯然，所以才只過了半年，便已迫不及待地把汪廣洋貶謫到廣東去了。

徐達是在李善長致仕之前便已離開了中書省的，李善長如又致仕，便會主持無人。那時朱元璋雖已感到宰相的權勢對他的帝權很有威脅，但還認為那只是由於李善長恃功恣肆，所以才會如此，換上個謹飭小心的人，情形便不同了。經過多方權衡，明太祖選中了由汪廣洋接替李善長的相位。就在李善長獲准致仕之日，便也是汪廣洋得入中書省，調升右丞相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