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三案雖說是宮廷案件，但其影響所及，卻已遠逾宮廷，波及於都城內外，以至邊關和江南。由於種因遠、影響大，所以自始便很為史家重視。它在當時之特別受人重視，是由於歷時久而牽扯多，自內廷至外廷，多少人都捲入其中，有的還被弄得傾家蕩產，並死於非命。後世之所以重視它，除去上述原因而外，還由於通過三案的成因和經過，可以明白看出，明代多年來一力增重帝權，積勢所及，產生出何等的積弊。

明代的內監有些人能到內廷所設的內書堂里讀書，並公開取得了代替皇帝批示擬旨的權力，使明代各部之間的牽扯互攻更有所擴大，以至牽連到宮廷中的后妃和王子。本來，朱元璋有鑑於宦官之為患，對於內監的限制是很嚴的，不但不許他們論及政事，或與外官往來，而且嚴禁內監識字。他還命人將這些禁例，刻在宮門外的鐵牌上，並且寫進他留給後人的《洪武寶訓》一書里。對於這些訓誡，在口頭上，他的後人雖都聲稱應予確遵，實際上則遵與不遵各由是否於己有利為定，有的不但不遵九-九-藏-書從，甚至背道而馳。例如，設立內書堂，派大學士來教有些小內監讀書為文，使他們習於為政，便是違背所謂祖訓的最突出的一點。

歷代的封建王朝，在增重帝權以求確保家天下的統治這一做法上，都曾做出了不斷的努力，每個新王朝的興起，大致都要總結前代之所以失，想出一些補救的辦法，也就是所謂「興利而除弊」。在這種興革方面，明代是很突出的。有很多地方，它做出了極不同於以前各代的改革。這些改革，是經過了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以及以後的諸帝，不斷繼承祖訓、加以因革才形成的。

梃擊、紅丸、移宮三案，是發生在明朝萬曆末年的、彼此相關的三個宮廷案件。當時，它們被稱為三案；明亡后，有些史家則稱之為明末三案。

本書之作，便是想由三案這一捷徑入手，使讀者稍見明代統治階層之間的內部糾紛，看清他們是如何把大部分時間都用於爭奪排擠，而使國政日趨荒廢的。如不對明代統治者間的各種政治力量稍有了解，便難於較清九_九_藏_書楚地了解三案，所以我首先便從宰相制的廢除說起，使讀者知道，明代的閣臣——雖也被稱為相臣，入閣也被認為是拜相——其職責卻與前代的宰相大有不同。知道這點便能對後來所形成的門戶之爭有些了解。歷代宦官為亂，事例也多，但明代卻很有些不同於歷代之處，本書擇要略加敘述，也是想使讀者在這方面增長一些見識。明神宗（萬曆）是三案的造因者，對他自然不能不稍加敘述，同時由他也可稍稍知道一下明代宮廷之內的一些事情。這些都是了解三案的內情所必須交代的。

第一批被任為閣臣的有黃淮、胡廣、楊榮、解縉、楊士奇、金幼孜、胡儼等七人。人數多，爭吵衝突也就多，結果七人中解縉便被排陷而死，黃淮也因陷人得罪，去職入獄。他們的相爭是由於爭奪首列的位置。明代的閣臣也被稱為輔臣，列居首位的稱為首輔，首輔因有擬旨的特權，和皇帝的接觸比較多，所以成為閣臣間爭奪的目標。最初，閣臣間雖排有名次，但並非定而不移的，如解縉原本名列第四，後來卻躍九-九-藏-書居首位，壓倒了黃淮，以此形成了排陷的事件。後來很快在閣臣間便形成了名次定而不移的慣例，位居首輔的，永遠居於首位，僅居其次的次輔，要想獲得首輔的種種特權，必須等到首輔離去之後，才能遞升，而首輔一旦歸來，他卻又得退居次位，交出已有的特權。這樣閣臣間的爭奪排擠，明爭暗鬥，就更形激烈，而且唯恐去而復回的首輔興心報復，傾陷的手段更加狠毒，常是必欲置之死地方才放心。所以明代閣臣間的互爭，遠遠超過了以前歷代只有左、右二相的那些時候。這種爭奪，對於明代諸帝來說，毋寧倒是很歡迎的。因為朱元璋和朱棣父子都是所謂雄猜之主，為了有利於他們後世兒孫的統治，臣下互攻，倒覺得是個好事。他們的子孫，對於其「二祖」的心意心領神會，在這方面續有所為，更逐漸建成了各部之間互有牽制、常多爭議的政治機構，統治起來更加安全而又省力。明代有很多皇帝或想求仙，或是耽於酒色，常常多年倦于臨朝，但他們的皇位和權力卻一直保得很牢，不能不說是由他九_九_藏_書們所建立的這種互制局面取得的效力。但群臣大多陷於互爭，于皇位的安全雖然有利，而於文化、經濟等等方面則又起到了很壞的作用，一切日趨腐化，終於導致覆亡，則又是他們沒能料到的了。

把宰相的工作分由皇帝、六部和無定職的詞臣來分擔，常常不免會顯出散亂，並帶有一種臨時性的樣子。使這種做法固定下來的，是舉兵攻入南京的燕王朱棣，即後來的明成祖。朱棣很能體會他父親要把相權分散的心意，卻又要有專人專職來做那份原是並無定職、定員的工作。從他攻入南京，便建立起了明代的代替宰相的閣臣制度。這一制度，一直實行到明朝的滅亡。

明太祖的改革，最突出的一點是廢除了歷代相承的宰相制。本來，他是無意廢除這一制度，仍然承襲舊制的，所以在還沒有建立起大明帝國、還稱為吳國之時，便設立有左、右丞相的職位；到建立明朝以後，丞相一職也還保留了十余年之久。但是帝權與相權之間，自來便是互為消長，不斷產生一些衝突的。朱元璋為了增重自己的權勢，併為自己的子孫建立起穩九-九-藏-書固的基業，終於除掉了李善長、胡惟庸、汪廣洋等幾個曾居相位的人，並廢除了這一職位。

內監有了「批硃」權，能代皇帝批示內閣進入的擬旨，就使相互制約的局面更形複雜，宮廷與外廷之間，有些事也攪成一團了。三案的拖延之久、影響之大，便是由這種混亂局面所形成的。所以後來有些史家在研索三案之餘便說，如想弄清明代相互制約的混亂糾紛，從三案入手，倒是個極好的捷徑。

取消了宰相的職位后，明太祖就把應由宰相掌管的事務重新作了劃分：他把定製決策等大權，收歸帝室，親自掌握；實際的政務，則交由六部分擔，提高了六部尚書的職權。但作為皇帝，自來便有「日理萬機」之稱，事務實已很多，而定製決策都要筆之於書，寫成文件，這也是他力所難及的，所以動筆之事，還得另外有人來做。明太祖以至在他去世後繼立為帝的皇孫朱允炆，便把這些事務交由翰林院中在內廷修史、修文的學士們來做，做這些事的人，在最初的二十余年中，一直是既無定職，又無定員，但他們確實又分擔了歷來宰相工作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