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對本國何以屢遭列強欺凌，楊度也大有「反潮流」的卓然見解：

楊氏兄妹時以「才男」、「才女」享譽鄉里，被本省碩儒王闓運一併納入門下。

《湖南少年歌》雖為楊氏的經典之作，但卻不易流傳。倒是他創作的一首歌詞，傳回國內，乘著歌聲的翅膀，讓其大名「楊晳子」四處飛揚：

不過，有「孫大炮」謔稱的孫文說了三天三夜，愣是沒說動有「騾子」之謂的湖南人中最特立獨行的楊度。到頭來，反倒是楊度很認真地告訴孫先生：

再比如他說：

比如他說：

楊度留學日本的第二年，即1903年，清朝統治者已痛感人才之匱乏，而正常的科舉制度又無法為各級政權提供優秀的後備幹部，於是，便接受了貴州學政嚴修等人數年前的提議，下詔舉行「經濟特科」考試。此「經濟」為我中華原版的「經濟」，即專為選拔治理國家的人才而舉行的一次全國性的特別考試。經濟特科的開考，繞開了既有的選拔官僚的八股科舉制，三品以上的各部、院官員和各省督、撫、學政，必須保薦各地「學問淹通、洞達中外時務者」，由皇帝審批后，詔令其晉京直接參加「殿試」（在紫禁城裡參加皇帝親自主持的考試）。

楊度的政治設計方案是，儘早召開國民會議，即由國民代表們參与表決國家大事，而不再是靠紫禁城裡的極少數王公大臣跪在地上唯唯諾諾地稱「皇上聖明」來決定國運。顯然，這是資產階級國會的雛形。這位憲政公會常務委員長甚至與部分清宗室在京成立了憲政公會北京支部，一隻腳在體制內一隻腳在體制外，疾呼起離經叛道的政治主張。

6月，在全國紳商對「皇族內閣」的滔滔罵聲中，楊度被任命為內閣統計局局長。令立憲派人士失望的是，楊晳子竟沒拒絕！曾經風骨錚錚的楊氏，此番戀棧，讓人看到了中國士人在得到統治者青睞時的另一面。

國士不是天生龍種的國君，更不是凡夫俗子，也不是隨便在某行當里留下點名聲的人。曾見過一套前幾年出版的《百年國士》叢書，章太炎、梁啟超、辜鴻銘、蔡元培、魯迅、齊如山、蘇曼殊、吳宓、葉聖陶、錢穆、馮友蘭、老舍、張大千、冰心、沈從文、巴金、季羡林等人都躋身卷中，把真國士如章太炎、梁啟超、蔡元培這幾位，與眾多的文藝名流混為一談，這實在是編著者對「國士」的誤解與濫用。

然而，調入中央機關的楊度，依然像流亡在異國一樣的「不老實」，而且，利用職務之便公然「以權謀私」，到處傳播他那套憲政理論。

有了自己說了算的報紙，他就把自己的「金鐵主義」從從容容地公之於世了。之後，他又創立了政俗調查會，后改名憲政講習所、憲政公會，以會長和常務委員長的身份力推國內「憲政之實行」。他的中心目標很明確——「設立民選議院」。

「經濟」的本意為「經世濟民」，與治理國家意思相似，與今日盛行的從日本販來的「經濟」——社會物質生產等概念——完全不是一碼事。

返湘后，他回到王夫子的衡山縣船山書院，又是數載寒窗。其間，維新派二號人物梁啟超應聘來長沙任「時務學堂」總教習。梁雖名滿天下，卻只比楊度大一歲。兩位年齡相仿、志趣相投、政見相同的「少年」，雖學問上各從師說且每有辯論，卻自此結為至交。轉年（戊戌年，即1898年），梁氏被光緒帝賞六品銜，調往京城與維新領袖康有為主持變法大業，而二十三歲的楊度則二度赴京趕考。

在此之前，最先把「中華」與「民族」聯綴起來的梁啟超只把它當成了「漢族」的同義詞，是楊度第一次將其定義為文化上而非血統上的概念。楊氏版的「中華民族」問世后，馬上得到吾國知識精英的認可，口口相傳，最終演進成現在的一個全球華人認同的政治概念，一張屬於中國大地上各民族的最光亮的名片！這實在是原創者始料未及的。

國運式微，當國者首先著急啊！顯然，慈禧原諒了與「亂黨」有染的楊度。

憲政編查館，是清廷于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設立的「政治體制改革領導小組」，初名考察政治館，由軍機處的王大臣領銜，級別雖高，卻一直沒有得力的人手具體辦事。把楊度調來「行走」，正是人盡其才。「行走」雖非專任官位，但卻等同於後來的秘書，名義不高，位置卻很重要。

知否？楊度還是最早提出「中華民族」這一概念的人。就在其《金鐵主義說》中，他寫道：

回到家鄉，孝服在身的楊度仍念念不忘憲政大事。他發動成立了湖南憲政公會，以全省士民名義發起入京請願運動。他起草了《湖南全體人民民選議院請願書》，請老師王闓運改定后領銜發出。

那一天，楊度不慌不忙地當堂回答質問，越說越勇，到後來，竟膽大包天地宣稱：

入京出仕的楊度，一躍而為新政中樞的「大秘」，難免得意忘形。按常規，通過科舉走上仕途的人，沒個十年八年，是很難走到正四品位置的。楊晳子寓身京華，名滿天下，雖早有家室，但終禁不住男人的貪慾，縱情於八大衚衕。不料，幾度銷魂之後，竟被一雛妓迷得不能自拔，遂以兩千元的超高價格買回為妾！中國傳統社會，容許官吏納妾，卻不容其嫖娼，尤其看不上你假戲真做娶妓為妾。況且你楊度正是一向高喊「伸張民權」的新派人物，怎麼能像沒有文化的暴發戶一樣，不惜豪擲千金買個小姑娘來家蹂躪呢？豈但蹂躪小女子，簡直就是蹂躪人權嘛！如此心口不一之人，何以擔當大任？一時間，議論洶洶。此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五月之事，母儀天下的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還都在世。

十八歲那年，楊度離湘赴京遊學。他在詩中說的「京甸」，指京城附近地區。第二年，他參加了順天府鄉試，中舉人，很是少年得志。但兩年後的會試，他卻落第。彼時，甲午戰爭失敗的悲憤氛圍正籠罩著在京各地考生的心，他與湖南應試舉人聯名上書光緒皇帝，請拒絕與敵國日本議和，此為他參与政治活動之始。

末一句，實在刺耳。

令楊度始料未及的還有，就在他風頭正健時，清廷的通緝要犯廣東香山人孫文竟找上門來，拉他這個堅信要以立憲改造中國的青年領袖加入革命隊伍。

在內憂不止、外患不已的困境中，清政府終於小心翼翼地走上憲政的道路。楊度成為清國倡言憲政第一人，他的兩篇文章，成了清廷立憲的藍本。

將吾國衰敗的所有癥結都歸諸專制體制，真是超人一等，入木三分！

因悉心研究並奔走宣講各國憲法及政體，楊度成了「憲政」的權威詮釋人，名聲遠播帝都北京。1905年12月21日，奉旨出洋考察各國政治的五大臣中的兩位——戶部侍郎戴鴻慈、湖南巡撫端方，率團經過日本。翰林院庶吉士熊希齡為該團隨員，他正是當年湖南時務學堂的總理。熊希齡找到楊度，請他撰寫東西洋各國憲政情況的文章，以供五大臣回國后寫「考察報告」時作參考。對楊度來說，此番受託代筆，實是一次更能展示思想鋒芒與非凡文採的「殿試」。於是，他奮筆疾書了《中國憲政大綱應吸收東西各國之所長》和《實行憲政程序》兩篇重要文章。1906年8月，五大臣回京后，楊氏的「答卷」獲一致頷首，潤色成官樣文章上報后，深得坐在養心殿里的那位老婦人之心，9月1日，清廷即頒旨：「預備仿行憲政。」

是年，「戊戌變法」以慈禧太后發動了政變而流產，光緒帝被幽囚，康、梁潛往海外避難，楊度的同鄉好友譚嗣同等六位維新派京官則在京城菜市口刑場身首異處。

對了，這一年，他還做了一件驚世駭俗的事——請人把辮子剪了！彼時，即使革命黨人，剪辮子的也是少數，畢竟還要回國，還要面對全社會。而他，一個君主立憲派的頭面人物，居然去掉了大清國臣民的標誌，確實令人刮目。

自有帝王始，便有帝王學，依附成帝成王者以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士人，古即有之。且不說戰國時期奔走于各地的那些憑三寸不爛之舌縱橫捭闔的「縱橫家」，只說晚清，即有多少智者僕僕於此途中？竭力輔佐光緒皇帝的康有為不就是這樣一個人嗎？康有為之後，最具「帝道」精神的，即數這位楊晳子了。此後話也。

已有「經濟」名聲的湖南才子楊度，入闈特科考場並不出人意料，讓人意外的是，他是被四川總督九九藏書錫良（滿人）薦舉給朝廷的。清時，湖南與湖北兩省的一把手是湖廣總督。湖廣總督或湖南巡撫、湖南學政等本土大員沒有向皇上推薦這位湘籍才子，而偏偏讓異地的旗籍蜀督搶了伯樂之功，足見當時滿族疆吏對國運之關切和對人才之渴求，亦可知「戲說」歷史的文藝作品全不可信——那些作品總在告訴我們：皇權時代的大小官吏，個個是貪官，人人都昏庸，哪裡還顧得上為國分憂與「培養人才」啊！

喏，這就是楊度，恃才傲物的楊度，促成孫、黃兩大革命領袖相識的晳子。

然而，就在朝廷準備為政壇新生代分配工作之際，養心殿里猝然傳出不祥之訊——慈禧太后召見軍機大臣瞿鴻禨時，意外聽說，參加此次考試人員，多有「新黨」混入其間！這個老瞿，真是「大義滅親」，他就是湘鄉人，為了大清王朝的長治久安，竟然把小老鄉楊度送上了俎板！太后很鬱悶，詔令縮小錄取範圍，只收前三十名。緊接著，又有兩江總督魏光燾兩次電奏朝廷，點名道姓地舉報楊度等考生曾與上海革命黨「通同一氣」！老太后正為錄取的頭一名的名字而生氣呢——有多事的官員上奏說，「梁士詒」這名字竟是「梁頭康尾」，即老佛爺最痛恨的梁啟超的姓、康有為的名（康氏原名康祖詒）。老太后勃然大怒，立即傳諭：將梁、楊查辦！一夜之間，「新科狀元」和「榜眼」淪為通緝犯，楊度只好潛逃出京，轉道上海再渡東瀛。倉皇亡命的楊度，哪裡會想到，是次遠航，不過是自己一生中不斷去國外或租界作政治避難的「處|女航」。

與今人想象不同的是，被一個年輕氣盛的著名「執不同政見者」指著鼻子數落並很具體地教導了一頓后，清政府卻並沒惱羞成怒，反倒將其直接調入朝廷，讓他專管憲政的普及和實施了——在接到張之洞和袁世凱聯名保薦楊氏「精通憲法，才堪大用」的上奏后，光緒三十四年三月二十日（1908年4月20日），慈禧太後傳諭：

楊晳子遇上王闓運，可謂一生最重要的人際相逢。王夫子號湘綺，人稱「湘綺老人」，是公認的國學大師。他素抱帝王之學，據說曾策動曾國藩擁兵自立以替代清王朝而未遂。王先生收弟子，唯才是取，不問出身，與楊氏兄妹三人同窗的，有後來給袁世凱當過大秘書的夏壽田和鄉間木匠兼人像畫師齊璜（白石）等。本就自命不凡的楊度，遇上恃才傲物、洒脫無羈的老師，想不立大志都難。他以天下為己任，苦讀經、史、子、集，並深研帝王學，時刻準備著，為成為一代帝師而努力打基礎。

悠悠百年，楊氏的主義早被人們忘到了爪哇國。讀其舊作，竟每每被其思想的光芒刺得眼痛！

在國運式微，朝野一片哭天搶地的抱怨聲中，他的聲音頗有些刺耳，但平心而論，卻極有道理。

在全社會一片催促聲中，宣統三年四月（1911年5月），責任內閣終於問世了。不過，令人惱怒的是，內閣里竟多是皇室成員！自大清入關以來，便是滿漢並重的格局，此「皇族內閣」非但不符立憲規則，更是集權于滿人的倒退行徑！

「九_九_藏_書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池中長大的楊度，在明治維新后的日本，痛痛快快受到了西洋文明的浸潤，終於一飛衝天，成了騰游於20世紀初中國上空的一條思想之蛟龍。

正是「皇族內閣」的成立，大清國為自己的墳坑挖完了最後一鍬土——兩個月後，武昌起義的炮聲隱隱傳到京城，紫禁城搖晃起來。非常時期，三十六歲的楊局長沒堅守工作崗位，卻私下坐火車到了河南彰德站下來，找他佩服的下了台的袁世凱去也。

翌年，楊度再接再厲，創辦了《中國新報》，自任總編撰員。

國士，顧名思義，國家級士人。士，乃古時候對介於大夫和庶民之間的一個階層的稱謂，士往往是讀書人。辭書上的「國士」解釋是：古時指國中才能或勇力出眾的人，舉例為司馬遷說到淮陰侯時，即發過如許感慨：「諸將易得耳，至如信（韓信）者，國士無雙。」瞧，只有韓信那樣的人才稱得上是「國士」，而且，這樣的人是「無雙」的。可見，國士難求矣！

楊度用韻文昭告了他的家世與留學日本前的履歷。

其原話如下：

正是在日本，楊度開始了其長達三十年的「經濟」生涯。

清代以前的「少年」，指的不是今天的脖子上繞著紅領巾的小學生，而是現今的「青年」。古代經典里的「少年」，說的都是青年男子，如辛棄疾的「少年不識愁滋味」和岳飛的「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無不如是。民國初期王光祈、李大釗等人在北京成立的「少年中國學會」和趙世炎、陳延年、周恩來等人在巴黎郊外成立的「少年共產黨」，也都是指青年而非幼童。對了，清朝那會兒，「幼童」大約與現在的「少年」相對應。

在留學日本的中國「少年」們那兒，自「泰西」傳來的這主義那主義的，風生水起。但特立獨行的楊度，經對東西各國的人文、政治、經濟乃至國民性等深刻研判之後，毅然獨創了自己的主義，即「金鐵主義」，他認定，只有金鐵主義才能救中國：

楊度的老鄉兼好友章士釗曾於六十年後寫過當時的情景：

楊度之政見，後來公開發表於他創辦的《中國新報》上。他認為，清廷本不是人民所託付才組成的，憑什麼要責難它不為國民謀利？若改造中國，只能從每個國民自己做起。他很不贊成孫氏利用外國人以及苛責本國政府的做法，指斥那樣做是放棄了國民的天職。

我理解的國士，當是一國之中通天接地的棟樑之材，而不是只在某一領域有所造詣的「專業技術人才」。國士乃見解超前、韜略過人的時代先驅，他首先是思想家和政治家，其次才是文學家或別的什麼家。國士的「證書」是靠當時的輿論和歷史兩位「評委」共同頒發的，而不是由當朝的官場位置或後世的政治需要決定的。此「證」不能濫發，不能如現今這般高級技術職稱的帽子滿天飛。而且，國士也決非割一茬又生一茬的韭菜，國士往往不可再生。國士是只在國運式微或君主求助時應運而生的特殊人物，平和的歷史時期和過於剛愎強悍的君主都不需要國士。總之，國士是中國歷史森林中的巨大喬木，各時期的風景線因了他們的存在才顯得生動和多彩起來。

好在，又過了七十多年，20世紀末，中國音樂界評選「二十世紀經典歌曲」，楊度與沈心工合作的《黃河》赫然入選。此歌雖不若李叔同從美國人那兒挪來曲調的《送別》（「長亭外，古道邊……」）影響那麼廣，但意義卻更加深遠，被評委們列為排名第一的經典之作。遲來之首肯，堪慰詞曲作者的在天之靈乎？

「橐」乃口袋，「鞬」指馬上的盛弓器。飽學的楊夫子用文言文告訴前香港西醫孫逸仙：對不起，政見不同，我不能隨您出征。不過嘛……

秋風起時，楊度不得不返回湖南，為恩重如山的伯父楊瑞生奔喪。靈堂前，九_九_藏_書他留下了一副詞、字雙絕的輓聯：

沒有資料表明那一年梁啟超或譚嗣同與楊度曾在京師相聚，但兩位好友的悲壯從政經歷，無疑會給志在救國的楊度以極多的啟迪。

今天，于這篇「憲政倡議書」問世百年之後，我認真閱讀楊氏的激揚文字，猶能感受到一股強烈的衝擊力：

多麼發人深省的思想啟蒙課本！

清末民初，不知多少精英認定「國民會議」為靈丹妙藥，彷彿這個會一開，南北就統一了，各方就同心了，中國就民主了，列強就知足了。從清末楊度開了頭，直到整個北洋政府時代，此「會」成了朝野有識之士的一個心病。無論是在朝的黎元洪還是段祺瑞，也無論是在野的孫中山還是李大釗，當然更包括跨在朝野之間的楊度，都一直在為開這麼個會而孜孜矻矻地奔走，結果直到「北洋」像老嫗一樣被兇悍的新婦國民黨趕下台來，這個難產的「會」也沒能降生。

本來，中國式的課堂教育，只有搖頭晃腦的吟誦而沒有委婉悅耳的歌唱，「音樂」登不上大雅之堂。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清廷第一次在《欽定學堂章程》里明確規定，今後各學堂課程中須設「樂歌」，即音樂課。翌年，清廷又為此事頒詔督促。於是，中國的第一代音樂教材便應運而生。此為楊度主動撰寫《黃河》歌詞的小背景。

這個以「勤學」著稱的師範生，學習五個月結業后，即三次與考察過清國教育的日本高等師範學院院長嘉納治五郎辯論滿漢關係、政治改革、教育方法諸問題，並敢於為日本人所著的一本教育專著作序，顯示出極高的膽識與文采。結業后，他曾返回國內，在上海向蘇松太兵備道袁樹勛申辦《遊學譯編》並獲成功。當時，上海為松江府轄下的一個縣，蘇松太兵備道即分管江蘇省蘇州、松江、太倉一帶的最高軍政首長。在日本辦一本期刊，需要向國內地方政府預先報批，這實在超出了我們的想象！重返日本后，他即在黃興等湘籍留學生精英的支持下創辦了《遊學譯編》，此為各省留學團體的第一本期刊。卷首，是落款「湘潭楊度」的《敘》（今作序），他明確表示其辦刊宗旨：要將被外國人蔑稱為「老大之國」的中華「一變而為地球上最少年之一國」。此月刊存世一年，刊出大量思想性的編譯文章和自撰的時評與白話小說。史家吳相湘稱該刊「在當時嚴肅刻板的士大夫社會中實為空谷足音」，可見影響之大。

初試成績發榜下來，楊度高居一等第二名，僅次於日後當過袁世凱總統府秘書長的廣東人梁士詒！數日後，他和梁士詒等人又順利參加了複試。封官加爵指日可待矣！

真是擲地有聲，響遏行雲！百年前，楊度即有如許之見解，並有如許之勇氣，實在令人肅然起敬！

再到日本的楊度，卻因禍得福——因清廷先欲重用后又緝捕而名聲大噪，那首長達二百四十六句的《湖南少年歌》，就是那時寫成並刊發於梁啟超的《新民叢報》上的。早在日本流亡的梁啟超，曾以長文《少年中國說》打動了無數仁人志士的心，楊氏的《湖南少年歌》，算是對梁之呼喚的應答。楊氏以韻句詳說湖南人文地理，曆數本土先賢名流，謳歌湘軍血性精神，警醒同鄉奮起救亡。尤其是那句「若道中華國果亡，除是湖南人盡死」一句，更是沸騰了包括毛澤東在內的多少湘籍熱血青年的心！與毛澤東、蔡和森一起發起成立湖南新民學會的蕭子昇，晚年在烏拉圭回憶過，當年，毛「曾對楊度和他的政治行動感到極為興奮和熱切」。

同樣認定中國必須走憲政道路的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袁世凱，在頤和園的外務部公所召集會議期間，請楊度前來回答官員們的相關質詢。現在看來，這顯然是足智多謀的袁氏為楊度擺下的一個挺不錯的講壇，他要讓朝中那班守舊的大臣們明白，「憲政」到底是怎麼回事。

他對孫中山的革命理論確實不認同，他認為，革命——暴力推翻滿清——如一劑猛葯，疲弱的中國難以承受。若讓中國康復，只能仿效日本，以君主立憲的溫性藥力來逐步改良體質。為此，他反對革命。

於是，清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五（1903年7月9日），二十八歲的楊度和全國各地推薦來的一百八十六位「拔尖人才」，在輝煌無比的紫禁城保和殿里參加了考試。考題為皇上「欽命」。好一個楊度，從容不迫地繳上了答卷，過後，愣是把八位閱卷大臣全「震」了！其中一位「批卷老師」，就是頗有聲望的湖廣總督兼參預政務大臣張之洞。張大人那雙老而不昏花的眼睛顯然盯上了「楊度」這個名字。五年後，正是已經成為當朝第一漢臣（體仁閣大學士、軍機大臣）的張之洞與另一位重量級的漢官袁世凱（軍機大臣、外務部尚書）聯名奏保，在野的楊度才一躍而為中央政府里的四品京官。

分手后，孫中山與黃興在章士釗住處相見，孫、黃結盟，廣東人的興中會與湖南人的華興會結盟，隨後，在日本人的參与下，留學日本的反清志士大結盟，組成了中國同盟會，孫氏被推舉為總理，黃興成為二號人物。而死活不肯做革命黨發起人與領袖之一的楊度，則憑其政治才幹和雄辯能力繼續贏得中國留學生的信服。就在同九九藏書盟會成立之後，他以七百四十余票的高票當選清國留學生總會幹事長（會長），可見人氣之高。

「庚子之亂」后，太后幡然悔悟，興辦新政。湘省一向領風氣之先，巡撫大人便每與德高望重的湘綺老人相商派遣優秀少年留學東洋事宜。「因此楊有良好機會獲知新政新學，對於他的思想甚多新啟示，更形成他經世致用捨我其誰的壯志。」（台灣史學家吳相湘語）隨後，湖南省有志且有錢的少年們紛紛東渡。已經不滿足於坐而論道的楊晳子，為尋「今日夷務應付之方」，不顧恩師和妹妹楊庄（時已成為王闓運的四兒媳）的反對，毅然自費赴日本，入弘文書院速成師範班留學，成了黃興、胡元倓等湘省「少年」才俊的同窗。此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春，楊氏二十七歲。

楊氏先世自明洪武年間由金陵（今南京）遷湖南，世代務農，為鄉紳之家。至太平天國運動興起，楊度祖父楊禮堂入湘軍，從哨長做起，官至正四品的都司，戰死疆場。楊度伯父楊瑞生，十五歲即隨祖父征戰南北，官至正二品的總兵。父親楊懿生在曾國荃營中做過文案，即連隊文書。所以楊度說他家「數世皆武夫」。楊度年方九歲時，父親病故，楊度與妹妹楊庄被伯父楊瑞生帶到駐守地歸德府（今河南省商丘市）居住，數年後回籍，一家人的生活仍由伯父照料。正是在將軍府邸，他將名字改為了「楊度」。

即使論及兩年前在中國領土上結束的日俄戰爭，他也沒人云亦云地把戰爭的勝負歸結于兩國戰略與軍備的對比上，而是將結論下在兩國的政治體制的優劣上（時俄為專制國體，日本為君主立憲制），最終，板子卻落在吾國落後的「專制政體」上：

雄辯的「孫大炮」最終也沒能轟開楊度的心扉。分手時，楊度對孫中山說了這樣一段很不客氣的話：

說得夠明白了吧？別忘了，那會兒還是大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是大臣們只會說「皇上（或太后）聖明，臣（或奴才）罪該萬死」的君權時代。老大帝國，歷來君主一個人說了算，哪有什麼「政黨」、「責任政府」和「國會」的概念？更遑論「民權」（即人權）！早在那時，不及而立之年的楊度即對國家未來體制有了如此清醒的架構，不能不令人嘖嘖稱奇！等清朝統治者終於被迫組成責任內閣時，卻已是1911年5月，距龍旗墜地只剩下半年時間了，晚矣！

這一年，為了躋身於體制內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不惜「納貲」，讓自己成了正五品的候選郎中。「貲」音與義同「資」，「納貲」即花錢買官。有清一朝，花錢買官是進入國家官吏體制的一條正當途徑，是科舉入仕的重要補充，與當下行賄上司為自己買官有本質的不同。

楊度自稱為國士，倒也不是他太不虛心使自己進步，因為早在清朝末年，名滿天下的梁啟超背地裡就這樣讚譽他了。梁氏在給老師康有為的信中，推薦楊度「才似譚嗣同，當以國士待之」。喏，連才高氣傲的梁先生都這樣認為，可見，楊度的「國士」頭銜早已為國人所共認。

當年的楊度，能寫一流的歌詞，更有一流的政見。

此時的他，已經轉入東京法政大學速成科，與汪精衛同班學習政法基礎課程。其間，他發動湘鄂粵三省學生，發起將粵漢鐵路收回自辦的運動，被留日學界推為總代表，已經是頗負盛名的人物。不然，比他大九歲的孫文也不會屈尊登門拜訪並苦苦遊說他幾天幾夜。

大背景則是沙皇俄國正於我西北邊陲上躥下跳，鼓動外蒙獨立。祖國的邊關之危，讓以天下為己任的楊度不肯緘默，遂在異邦創作了這首謳歌華夏兒女母親河的歌詞，以寄託對祖國命運的憂思與祝福。此歌詞也是在梁啟超的《新民叢報》上發表的，傳回國內，多位音樂家為之譜曲，尤以沈心工氏所譜的最為悅耳。慷慨悲壯的歌詞，加上深沉大氣的曲調，使《黃河》成為清末各學堂必唱的一首迴腸盪氣的愛國歌曲。茅盾晚年就曾說，他那一代人都記得少時唱過的《黃河》。令人扼腕的是，此歌從清朝唱到民國，傳唱了二十一年之後，1924年，詞作者期盼「飲酒烏梁海」的我唐努烏梁海地區，終被已經號稱是社會主義國家的蘇維埃俄國策動獨立了，成了附屬於蘇俄的「烏梁海共和國」，即現今的俄羅斯聯邦圖瓦共和國。

楊度想起了一個與來客志同道合的同鄉來，於是，話鋒一轉：

楊度嚇出一身冷汗！他趕忙在一次集會中公開申明，已將此女轉贈友人，以示本人從善如流——本來就是花錢買來的一件尤|物，自己不能把玩了，還不興送給好友收藏嗎？發泄情慾事小，耽誤正事兒事大。他忍痛割愛后，又回到了籲請立憲的正道上來。半年後，太后與皇上相繼駕崩，他才暗自鬆了一口氣。

楊度確也不凡。他在那首名噪一時的《湖南少年歌》中，有幾段說的是自家的身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