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文刊出的三周后，李大釗以「常」為署名跟進一篇《牢獄的生活》：

當時的北大學生、後來的古文化史大家顧頡剛寫過：

專制統治者總愛以監獄對付思想者，殊不知，囚禁只能加深其對信仰的忠貞和對現行體制的仇恨。陳獨秀、李大釗對牢獄的認識，算是對愚蠢的專制者的正面回答。

「自由、平等、博愛」是當年精英們孜孜追求的目標，但從一張小小的工資表上即可看出，在人類社會中，哪有絕對的平等？

甲種標準是入會的基本條件。既往不咎，著眼未來，一旦入會，就要在北大校報上公布名單，以讓全校師生監督之。

民國八年（1919年）之夏，是邁入而立之歲的李大釗人生旅程上的岔路口。在這個夏天之後，他便毅然決然地離開了原定的溫良改革的路線，拐上了另一條坎坷崎嶇而且風險未卜的暴力革命的新路，並越來越快地奔跑起來。

東西一定要分清的。蔡元培主持北大時，每個人才的地位都分得清清楚楚。「在階級社會中，每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這是毛澤東說的。毛的話當然不會像林彪吹捧的那樣「句句是真理」，但他的這句話確是放之四海而皆準。我見過一份當時的北大教職員工們的薪水表。領導與老師之間、教學第一線與行政後勤之間，真有天壤之別。

新解密的蘇聯史料披露，其實，「遠方」（當時中共黨人對蘇俄和共產國際的代稱）的最初選擇還不是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甚至他們都不知道在中國思想界有兩位享有「過激」之譽的教授「南陳北李」。他們只知道本國新政權已經深得中國知識界的歡迎，尤其列寧同志簽署的關於放棄在華一切不平等條約的那個「第一次對華宣言」，更令中國讀書人無比感奮！一時間，研究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的思潮泛濫于北京、上海、成都等地，甚至有人已經迫不及待地打出了「共產黨」的旗號——全國學生聯合會的領袖姚作賓即率先在京成立過「中國共產黨」，並曾派專人去海參崴找蘇共主動聯絡。這位姚先生的探索為何沒了下文，或者說當初蘇俄為何沒扶持姚氏的「中共」，人們已不得而知。但我知道的是，二十年後的青島第二任漢奸市長，正是一個叫姚作賓的人。此題外話也。

丙種會員：不嫖、不賭、不娶妾；不做官吏、不做議員；不吸煙、不飲酒、不吃肉。

一時間，入不入「進ｈttｐｓ://ｒｅａd.99cｓw•cｏｍ德會」成了北大老師們哈姆雷特式的選擇。文科的那幾位有影響的社會名流不入會肯定說不過去，所以，大家就都一哄而入。當然大多數人只敢做最低一等的會員。像陳獨秀、章士釗，都是私德有些可疑的人物，也都成了甲等會員。人家蔡校長厲害，雖當過民國首屆教育總長，卻毅然申報乙等會員，明確表示將不再謀取政府高官或當勞什子議員；錢玄同、周作人也自行申報乙等會員。有勇氣做丙等的，只有研究佛教的梁漱溟和自詡「素食主義者」的李石曾等少數人。

入北大不久，李大釗即加入了「進德會」。該會是蔡元培提議成立的，蔡夫子很為本校師生的道德水平低下而著急。

他真的很興奮，因為正如他在詩中所說：

民國七年（1918年），確是李大釗思想急劇左轉的一年。在維經斯基出現在紅樓以前，他就自覺接受了「馬客士」（馬克思的中文初譯名）主義，自覺為俄國革命而歡呼，寫下《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和《Bolshevism的勝利》等重要文章。在還沒有真正看清俄國革命黨的真實面目的時候，這位性急的社會主義者就放聲歡呼起來，稱俄國革命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是「建於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羅斯」，「他們是奉德國社會主義經濟學家馬客士為宗主的」「革命的社會黨」！

1996年冬與1998年夏，我曾兩進當年的紅樓，想看看李大釗的圖書館，卻一次也沒如願。一樓曾是李大釗主持的北大圖書館，但後來的紅樓主人——國家文物局機關——卻把一樓東南頭的那間屋子鎖了起來，只在門上方懸著一方「李大釗毛澤東同志工作室遺址」的牌匾，並稱「不對外參觀」。我懷疑國家最高文物保護機構並不真懂文物：他們竟然把當年堂堂圖書館主任的辦公室與區區助理員的工作崗位（頂多一張桌子）合併在一起。

民國八年（1919年）上半年，《川報》駐京記者王光祈欲創建「中國少年學會」。在《晨報》主持副刊的李大釗為該「少年」信賴的大朋友，遂被邀為同人，共同參与籌建。該政團的成立，是緣于對「國內一切黨系」和「過去人物」的「絕望」，所以，要「本科學九-九-藏-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20世紀30年代中期，遠在歐洲的王光祈曾如是回憶。這位頗有作為的「中國少年」于中國少年學會創建的第二年春天即留學德國，自此脫離政治，終成受西方人尊敬的中國音樂史專家。據稱，共和國初期，毛澤東曾向陳毅打聽過王光祈的下落，因毛本人當年也是少年中國學會的一員。想必毛以為，陳毅既與王光祈同為在京的川人，亦曾在李大釗手下搞過黨務，或許知道銷聲匿跡了許久的王光祈的下落。

李大釗與伯特曼的這次會晤，比公認的李與維經斯基的見面早了整整一年，且從未見諸國內文獻，即便兩位被中國共產黨開除了的，與李大釗關係最密切的領導人陳獨秀與張國燾，生前也從未有過片言隻語的披露。我只能理解為一向襟懷坦蕩的陳先生從來不知此事，叛逃到國民黨那兒以反共為職業的張國燾對此更一無所知。李與伯特曼的會面，是標誌性的事件，但在中國，從來無人知曉。只是有心人近年查閱蘇聯的解密檔案，才從馬林（Maring）檔案里查到一行相關記錄。稍知中共黨史的人，都知馬林何許人也，他是荷蘭籍的俄共黨員，蘇俄遠東民族與殖民地事務委員會的秘書，列寧派到中國來指導中共的特使。

陳獨秀出獄后，李大釗還曾寫了一首白話詩以示慶賀：「你今出獄了，我們很歡喜……」

毛澤東離開的地方，正是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值得留下一筆的北大圖書館里的「亢慕義齋」（即「共產主義小室」。「亢慕義」，是德語Kammunistsches音譯，意為共產主義。「齋」是小室的意思。），亦稱「亢齋」。北大的正式生們，如張國燾、張崧年、鄧中夏、羅章龍、劉仁靜、李渤海等，天天來此與導師一起討論馬克思主義。之後，俄共特使維經斯基也在這間屋裡向人們介紹「十月革命」及俄國新政府對中國政府和人民的友善。於是，在李大釗的全力營造下，「亢慕義齋」在激進的知識分子心裏迅速擴建著，三十一年後，整個中國大陸都成了「亢慕義齋」。

好在，2002年春，我三訪紅樓時，國家文物局已經把一樓騰出來闢作「新文化運動紀念館」了，不過，樓上照常是「遊客止步」的辦公區域。有意思的是，標明「李大釗辦公室」的房間卻從一樓東南角移到了走廊的西南端。

被聘為最著名大學的圖書館主任，社會地位與個人收入自然都增了不少，但李大釗依然過著「黃卷青燈，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的清淡日子。他沒心思講究物慾，更沒像陳獨秀等人一樣有興ｈtｔｐs://reaｄ•9９ｃｓw.ｃoｍ趣去逛「八大胡同」（京城紅燈區），他的全部興趣只是思想，只是工作。

在與蘇俄特使接觸之前，李大釗即使縱情歡呼俄國革命的勝利，也沒想要在中國成立一個布爾什維克式的政黨，更沒想到自己會成為該黨的創建者。不然，他就不會於翌年春積极參与一個政治態度溫和的「少年中國學會」的組建活動。

為增進廣大師生們的道德修養，蔡校長倡辦了這一「自律協會」。他制定了三種會員標準，讓師生們對照標準，自己選擇做哪種會員。

分管登記新報刊和借閱者姓名的毛澤東，月薪八元；主持圖書館的李大釗，月薪一百二十元，兩人相差十五倍！若按20世紀初的銀圓與世紀末的人民幣1：100的比值來算，那就是在現有物價不變的前提下，毛澤東的月收入是八百元，而他的頭兒居然拿到了一萬兩千元！

這個夏天，因陳獨秀被捕，李大釗回到冀東老家躲了一個多月。隱居故里期間，他寫了著名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寫了與胡適論戰的《再論問題與主義》。這是歷年黨史專家都沒落下的記載。

讓黨史專家集體遺漏的是這樣一條極不尋常的史料：就在這年夏天，李大釗曾與一位叫伯特曼（或譯布爾特曼）的俄共代表在紅樓的圖書館見面。這位伯特曼，後來成為俄共（布）西伯利亞局東方人民處負責人，該處即共產國際東方部的前身，而中國共產黨正是東方部下屬的一個支部。

這一年，李大釗二十九歲，他的那位含辛茹苦的妻子趙紉蘭已三十五歲。李葆華寫過，其父母總共生有九個孩子，四個夭折，五個存活下來，即長子李葆華、長女李星華、次女李炎華、二子李光華和三子李欣華。五位子女都活到了共和國時代，其中地位最顯赫的即1925年就跟父親參加革命的李葆華。1949年後，他歷任水電部副部長、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李氏家族，只有這位長子真正活到了「耆年」，2005年他謝世時，已經九十六歲高齡，誠可謂「壽昌」矣！

李守常先生呢？他選擇的居然也是最低標準——甲九九藏書種會員！李大釗從無緋聞，私德極好，他家有結髮老妻，聚少離多，卻不離不棄，令人欽敬。他還是有名的政論家，是公開批評政府和政客的公共知識分子，從未顯示過有參政的野心。他居然沒選「乙等」，豈不是在向同事們公示：他還有從政的願望？

當年10月，聲譽越來越高的李大釗和他的圖書館從景山東街的北大二院搬進了新落成的紅樓里。

有了北京大學著名教授的積極接應，蘇俄人帶來的火種勢必就在中國激進的知識分子心裏熊熊燃燒起來。

應湖南籍同事楊昌濟教授的請求，他將楊的大弟子兼未來女婿毛澤東安排進了圖書館做助理員。毛後來在陝北窯洞里對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Parks Snow）說過，那時，他是借錢來到北京的，不找工作就生存不下去了。這是二十五歲的毛澤東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求職經歷。四個月後，毛澤東即南下了，因為楊先生猝然過世，還因他滯留北京既無意赴法國勤工儉學——他正是為此事與蕭子昇、羅章龍等二十幾人一起來京的，也無力通過「旁」門進入北大。當時北大規定，旁聽生優秀者可轉正式生，但要通過考試並且繳納不菲的學費。毛澤東只能返回湖南。

文科同事中，文科學長陳獨秀最多，是三百元！就等於現在每月有三萬元的工資！

收入的改善，直接帶來了家庭生活的改善。成為北京大學教職員的李大釗，終於把妻子及一雙兒女從老家接來，一家人團聚了。老同學郁嶷與他一起到正陽門火車站接來了家人，並幫他們一家租房住下。

不過，那些西服革履、髮型兩分且抹著頭油的同事們很快就對這位蓄著鬍子、留著平頭、老是穿棉袍或大褂的人刮目相看了——在校內，這個沒學過圖書管理專業的人，居然把本職工作做得如此精緻，以至於八十多年後，美國人在權威的《世界圖書館與情報服務百科全書》（World Encyclopedia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中，稱李大釗為「中國現代圖書館之父」；于校外，人家是有真知灼見的著名報人與政論家。更讓人欽佩的是，守常先生的為人，正像時以「魯迅」為筆名風靡文壇的教育部處級官員周樹人所說，「誠實，謙和，不多說話」，且私德極好，故漸得人心。

那時的李大釗，慶幸的是社會主義理論在世界一個大國的首先成功，此社會主義，乃德國社會主義經濟學家馬克思所設想的社會形態，是「建於自由、人道之上」的國家制度。這和列寧以及後來的斯大林所制定的「無產階級專政」（實為一黨專政）國家完全不是一回事。

會後，李大釗等人被推舉為「糾察員」，后改「評議員」。此「員」專門對違反會規者進行監督、檢查和處罰。不過，蔡先生讓教授監管教授，讓朋友盯著朋友，如同讓右手給左手動手術，讓執政黨給自己割癌灶，說得輕鬆，但絕對做不到。所以，也就沒有李大釗查處陳獨秀的事在《北京大學日刊》上爆料，儘管後者常到城南找小姐銷魂已經是公開的秘密。

「在階級地位中生活」的李大釗，憑自己的才幹與為人而使自己越走越高。當初他被章士釗推薦來北大時，曾受到不少同事頗不友好的質疑的眼神，因為他沒有洋大學的文憑，而且人長得忠厚，穿著也土氣，有人甚至說他像劉邦手下那個屠狗專業戶出身的大將樊噲。

少年中國學會於7月1日宣告成立。那時的李大釗已經不是少年了，但他卻把許多北大的學生介紹進了這個組織，包括日後成為中共骨幹人物的鄧中夏、張崧年、劉仁靜、惲代英、張聞天，當然也包括正在他手下打工的毛澤東。後來，少年中國學會解體，是因為學會中一批信仰無政府主義的「少年」們不能接受「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而離去。

乙種會員：不嫖、不賭、不娶妾；不做官吏、不做議員。

至於中國共產主義先驅與蘇俄代表的第一次會晤的細節，很遺憾，內容不詳。

酷暑結束時，陳獨秀出獄了，李大釗回京了。

陳獨秀出事前，曾在《每周評論》上刊文《研究室與監獄》，宣稱：

東耶？西耶？不分東西的國家最高考古機關！

章士釗的原話是：

甲種會員：不嫖、不賭、不娶妾。

李大釗的長子李葆華後來回憶說，那是1918年七八月份的事。

然而，不在教學第一線的李大釗比上講台的老師們還差得遠，人家拿得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