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二年（1913年）夏，李大釗結束了長達六年的法政專業的學習，除獲得已更名為「北洋法政專門學校」的該校文憑之外，還與白堅武、郁嶷兩位同學分享了「北洋法政三傑」的桂冠。

看來看去，就是一篇喚醒國民的文字激越的宣言，就是一席勸誡政府的語重心長的忠告，哪裡找得到一句討袁的話？

不曾想，8月15日《晨鐘報》創刊，9月5日李大釗即從該報辭職。離開「晨鐘」的原因是湯化龍與孫洪伊因政見不同而相齟齬，他不願在中間騎牆。他有更想做的事，即與白堅武、郁嶷等志同道合的同窗創辦《憲法公言》去了。此刊由一位眾議院議員出資創辦，孫文屬社會捐款最多的一位——五百元，孫洪伊捐一百元，李大釗為主要撰稿人。毋庸諱言，出資人的政治背景決定了該刊的價值取向。

不過，似乎應了「一心不能二用」的老話，李大釗不安於課桌的結果是，他被「早稻田」開除了，他的學籍表上蓋的最後一個圖章是「長期欠席，除名」。而他的學習成績也實在不怎麼樣——丙。若按現在的優、良、及格、不及格四檔來套，丙算及格，中下等也。

國難當頭，李大釗並沒對本國政府橫加指責，反倒呼籲國人「督勵我政府」。此文的結尾處，是這樣寫的：

李大釗回上海的原因不詳，那時，正是袁世凱剛當上皇帝的頭一個月。李氏傳記上均稱，此次返國為討袁，但卻並沒寫明他到底參与了哪些政治活動。

《甲寅》很快就成了海外志士的思想啟蒙課堂。「孤桐」先生的政治觀點與寫作文風，影響了許多人，李大釗尤受其影響，以致後來很長一段時間人們把李氏列為「甲寅派」的一員。後來李大釗為自己起了個筆名，叫「孤松」，顯然是為與「孤桐」相呼應。而章氏的古道熱腸更使李終生受惠，且一直蔭及其遺屬。此後話也。

在披露了「二十一條」中的主要內容后，這位血性男兒悲憤無比地寫道：

他也開始罵袁氏為「竊國」之「逆賊」了，痛恨其令國旗（紅黃藍白黑五色旗）從九_九_藏_書此失色。只是，從詩中看不出他回國的原因。總之，袁的倒退，無疑會促使他思想的天平開始向磁力極大的暴力革命方面傾斜。

是年9月，李大釗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從報考的專業看，他顯然已經為自己設計好了人生的奮鬥方向。

中華民國成立五周年之日——1916年10月10日，該刊出版發行，開卷就是李大釗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字：

可以想象得到，這位中國少年赴日時的心情是何等的悲憤！與前輩的革命黨領袖不一樣的是，他並未對即將登臨的日本國抱有嚮往，也從未借用東洋人的勢力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警惕日本，憎惡日本，自始至終。

這一年入冬，蒙老友章士釗的關照，李大釗走進了鴻儒滿園的北京大學。

得，還是聽當事人自己說吧！1951年8月，章士釗為共和國出版的第一本《李大釗先生傳》作序，開篇即說：

李大釗如是躋身於中國知識界的最高平台。

嗚呼！民族之氣節如此強烈的人，焉能不成為時代巨子？

民國五年（1916年）春，正是島國櫻花爛漫的時節，二十七歲的李大釗回國了。國內反袁之火已經燎原，「一夫終竊國」的老袁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深感「再造中國之不可緩」的李大釗，應正在上海被譽為「東南討袁盟主」的恩師孫洪伊的召喚趕回上海，參加了孫氏召集的各界憲法討論會。未久，他又應湯化龍之邀，回到北京，創辦了《晨鐘報》。那會兒，袁世凱已經憂懼而死，黎元洪接任。辭舊迎新之際，北京的政治空氣總能清新一陣子。

如同六年前報考法政學堂，李大釗去日本的目的也非常明確：尋救國之道。

詩言志。李大釗從不隱瞞自己的思想與情感。沒有人不害怕劫難的。「倉皇南下」一詞雖讓人覺得與大革命家的完美形象不符，但卻真實地記錄了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的本能。

翌年1月，李大釗正式走進景山東街的北大二院，和蔡元培、章士釗、陳獨秀、胡適、劉半農、周作人、沈尹默等著名文化人成了同事兼朋友，過後，又和那幾位倡導新文化的文科同事們，以及周作人的兄長周樹人成了《新青年》的同人。

章士釗乃袁世凱時代不願做北大校長的奇人，蔡元培被黎元洪請來當校長，他卻答應來當邏輯學教授兼圖書館主任。兼職圖書館，章自己說是為了著述查資料方便。可是，因為「縈懷于政治」，不能安心做學問，也因好友李守常想入北大而不得機會，仗義的孤桐先生便空出圖書館主任一席請李大釗來坐。

黎元洪時代的湯化龍九九藏書，已經貴為眾議院議長，「晨鐘」在政壇上的迴響自然也就越發雄渾而悠遠。孫洪伊擔任了內務總長，也頗有作為。後來發生的「府院之爭」，其實很大程度上是得到黎元洪信任的孫洪伊與代表段祺瑞利益的徐樹錚這兩人之間的權力與尊嚴之爭。

兩年後，他在那篇轟動一時的《警告全國父老書》中，追記過航行日本途中的感受：

返國航程中，面對茫茫大洋，他口佔一詩，第一次表達了對袁氏的憎惡：

借得《甲寅》這方思想陣地，李大釗的政論文章一發而不可收。我逐一數遍1917年李大釗發表的作品篇目，全年共發表文章七十八篇，其中只有九篇刊發於《憲法公言》、《新青年》和《太平洋》三本雜誌上，其餘六十九篇，全部刊載於《甲寅》日刊。

這一年也不全是好消息。酷夏來臨時，「辮帥」張勳帶領他的五千「辮子軍」進了北京，帶來了令人窒息的復辟的熱浪。一時間，京師內外似火燒。以宣傳「過激主義」而為人注目的知識分子領袖們，自然怕成為辮子軍大兵們的槍靶，便選擇了躲避。

長期缺課的一個直接原因，是他曾於民國五年（1916年）1月末回了趟上海，往返兩周。名校自有嚴格校規，半個月不見人，且第一學年考試11門功課平均成績為66.9分以下的學生，就只能和你道一聲「沙揚娜拉」了（詩人徐志摩在詩中曾用這四個字音譯了日語的さようなら——再會）。

因經費困難，《憲法公言》只出了九期即停刊。此時，民國六年（1917年）元月，老友章士釗那邊又向他招手了。《甲寅》月刊在日本停刊一年多之後，章氏在北京創辦了《甲寅》日刊（即日報）。章先生把主筆的位子留給了李大釗。

抵達東京后，某日，他無意走進了靖國神社裡的「游就館」。像今天不通日語的中國人依舊不知這三個字是什麼意思一樣，李大釗也被館名弄糊塗了。進館參觀后，他才知道：此為日語，是軍事博物館，而館藏的甲午之役戰利品令他大感悲憤！他「睹物傷懷，徘徊不忍去」，後來寫下這樣一段話：

看眼前，想當年，小小的馬神廟怎能盛得下這樣一夥兒偉丈夫的衝天才氣？兼容並包的人文陽光終於穿透了這座大院的圍牆，後來建在沙灘（地名）的五層紅樓的一樓，便成了李大釗施展人生抱負更大的舞台。

作為袁氏學校畢業的學生，作為從直隸省出來的遊子，李大釗對當朝大總統的感情是很複雜的。在老袁帝制自為之前，儘管在日本的革命黨人已經整天地暴罵其read.99csw.com為「竊國大盜」，但以寫時評著稱的李大釗卻從未點名道姓地指責過袁氏，一次也沒有。即使日本人逼迫袁氏簽署「中日二十一條」時，李大釗也未加入到反袁大合唱中，他受清國留學生大會之命撰寫的那篇著名的長文《警告全國父老書》，寫得氣勢磅礴，極具感召力，裏面卻沒有一個字指責袁及中國政府，非但沒有指責，反倒明文「督勵」！

畢業后，為了躲避政府對社會黨的追查，李大釗這位該黨天津支部負責人跑回到樂亭老家住了一些日子。之後，他告別了妻子和一雙兒女（李葆華與李星華已經出生），隨留學大潮去了日本。清末民初，每年有數千中國學子留學日本，日本成了培育中國政治、軍事、文化巨子的搖籃。

在早稻田的兩年多時間，他進一步學習了社會主義理論。早稻田的安部磯雄教授，正是日本社會主義運動的主要人物之一，李大釗跟他上選修課，並時常到其住處請教。日本社會黨主要領導人幸德秋水的著作也令李大釗眼界大開，幸德氏的《平民新聞》上早就全文刊登了《共產黨宣言》。也就是說，無論是托翁的反暴力理論，還是馬翁的社會主義學說，李大釗都是從日文那兒借火點亮了自己渴求光明的心室，並照耀了自己的一生。

宣揚「過激主義」自是一件高風險的事業，所以李大釗一直在小心翼翼地躲避著災禍的糾纏。無論是這次跑到上海，還是幾年後聽說陳獨秀被捕時跑回老家，包括民國十五年（1926年）「三·一八」那天，政府衛隊的槍一響，他即擠在四處亡命的人中間逃離現場。即便最後入獄罹難，他也避進蘇聯使館區域，是因過於自信安全無虞才遭不測的。趨利避禍乃人之本能，無論偉人還是庸人。

以民族大義為重，以國家利益為上，留日學生李大釗的極為理性的政治見解，實已高出流亡海外的革命黨首領一大截。他對國際形勢的把握，亦大大超出北京政府袞袞諸公的想象力。在動蕩的年代，這位傑出的青年思想家脫穎而出，成了中華民族最先進的探路者之一。

章士釗學問太深，隨手就是一個典故。「發蹤指示」語出《史記》，劉邦罵手下那些不服氣讓蕭何評上「侯」的武夫們：你們就是追蹤獵物的有功之狗，人家蕭何卻是發現獵物遺迹並指示你們怎麼去追的獵人！一席話，部將們服了。後世多以「發蹤指示」作幕後操縱之意。以「發蹤指示」來喻李大釗，現在讀來，似嫌不恭，但卻非常真實地說出了李大釗「志在得北大一席」的動因。

復辟鬧劇過去后，李大釗回到北京，繼續奮筆著文宣示自己的思想。《辟偽調和》、《暴力與政治》就是這時的作品。

你看，本來無人知曉的李守常，就因一篇投稿而得到章主編的激賞，甚至誇其文筆神似歐陽修！於是，在異國的一間小屋裡，兩位國士開始了十幾年的友情。

之後，是一大段對世界大勢的中肯的分析。而對我的家鄉青島何以成為日德交戰之地，日本為何要在「二十一條」中盡收前德國租借地的利益，年僅二十六歲的李大釗分析得極為精闢：

此時，章士釗因討袁失敗而流亡日本，正要創辦《甲寅》月刊。李大釗仰慕章士釗久矣！章氏主持過《蘇報》、《國民日日報》、《民立報》和《獨立周報》，為名滿天下的政論家與報人，先後留學日本、英國，熟悉東西洋的憲法與政治，辦報一向持「不偏不倚」方針。在天津讀書時，李大釗即曾擔任過《獨立周報》的「代派人」。於是，李大釗便附信投稿給章氏。

1915年9月至1916年5月，正是袁世凱帝制自為和取消帝制之際，令許多人意外的是，李大釗這位聞名遐邇的青年政論家卻沉默了，在近十個月的時間里，他竟然一篇文章未寫！想必老袁對共和的背叛行徑重重擊垮了這位期待袁終會變好的直隸遊子。

時隔八十多年後的一個陽光柔和的冬日，我坐在青島的一座高樓的書齋中，捧著195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裝本《李大釗選集》，找到這篇落款「留日學生總會李大釗撰」的著名文章，捧讀再三，猶能感受到一股正氣在字裡行間鏗鏗鏘鏘地律動著：

出國留學的資金，是孫洪伊和另一位著名的立憲派首領湯化龍提供的。湯氏時任中國民主黨幹事長，后歷任眾議院議長、教育總長、內務總長，屬北洋時期的一流政治人才。不幸竟於1918年10月出國考察期間，在加拿大被氣度狹小的國民黨人暗殺了，年僅四十四歲。

湯先生對李大釗的器重與信賴不亞於孫洪伊，在資助李氏赴日不久，他把妻子、兒女也送去日本，委託李大釗關照其兒子的學業。而李大釗又是知恩圖報的忠厚晚輩，於是，每周六下午，李大釗就要耗時一個鐘頭耐心地聽取一個十齡學童的本周學習彙報。義，不容辭；恩，也不容辭。

也是在《甲寅》，李大釗以文會友，與皖籍著名的革命志士陳仲甫相識。陳發表了《愛國心與自覺心》，第一次署名「獨秀」，從此，「陳獨秀」成了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響亮的名字。而李大釗則跟進一篇長文《厭世心與自覺心》。歷來李氏傳記都稱，李文批評了陳文的「悲觀論調」。我今來讀，卻只讀出李大釗批評革命黨中的「湘中少年」「相率自裁」的輕生厭世行為，卻並沒找出指責陳獨秀的片言隻語。於是，我不得不對某些史學家的「史料」抱以懷疑。

同一時刻，李大釗還編輯了《國恥紀念錄》，內有其《國民之薪膽》一文。該文在詳述了「二十一條」簽約經過後，更表達了對本國政府的理解和對一味責難政府的過激行為的批評：

不過，令作者和太多中國知識分子意想不到的是，一部保障中國人民權益的根本大法，竟然用國民的「血鈐」印了太長太長的時間！

關於李氏此文，黨史專家歷來說，這是「揭露帝國主義與袁世凱暗相勾結的陰謀」的檄文，「是我國人民反對袁世凱稱帝的先聲」。我逐字讀罷這篇難讀的文言文，老實說，並沒看出專家們所說的這層深刻的內涵來。如說「先聲」，章氏的《古諾德與新憲法》發表在先（《甲寅》第一卷第二號），李氏的《國情》刊登在後（《甲寅》第一卷第四號），孰先孰后不言而喻；如一定要說李文語涉袁氏，那倒不如說是對袁走向專制的善意的勸諫，否則，長文的末一句就不會這樣長嘆了：

如果說白亞雨老師是李大釗人生的第一位導師的話，那麼與比他大八歲的章士釗的相識就是他的第二次幸遇。

袁世凱稱帝一年前，其美國顧問古德諾曾在北京《亞細亞日報》上發表文章，大意是說家族制的中國人民歷來沒有參政的習慣，所以「建設一鞏固有力之政府」是主要的，「人民參与政事之權猶在其次也」。章士釗聽出弦外之音，率先發難，在《甲寅》上有理有據地批駁了這位「洋客卿」為袁氏專制而造的輿論。李大釗讀過章文後，馬上跟進，發表了《國情》一文。

留學日本時，正值俄國文豪托爾斯泰的作品與理論熱遍東洋。李大釗，這個本來就對蒼生充滿悲憫情懷、反對「以暴力止暴力」的中國學子，此時接受了托翁的「無抵抗主義」理論，自是水到渠成的事。

回到日本后，他被清國留學生總會推為機關刊《民彝》主筆，創刊號上，他即寫下了激昂的宣言：

李大釗匆匆避往上海，而且，還給好友白堅武寫過一首詩，小序寫得很真實：

呵呵，說來有趣，兩人明明已經是朋友了，章士釗卻以為「李守常」就是對方的姓名。直到有一天逛公園，無意說起來，章士釗才知，「守常」是其字，本名叫「大釗」。這一來，章就奇怪了，問：為何寫文章不署本名啊？李是這樣回答的：「投文于《甲寅》，吾何敢與先生同名？」原來，章氏著文，偶爾署名單字「釗」。李大釗在天津讀書時，也曾如此署名。怕掠人之美，李大釗才不再用本名。這段趣聞，也是章士釗在1951年告訴我們的。當年謙謙李君子，一直用「李守常」作為筆名發表文章，直到深秋才在《甲寅》上用了一次本名，而且是全名——「李大釗」。

章士釗說過，李大釗當時很急於進入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