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早春二月，毛澤東乘從國民黨海軍手裡接收的「洛陽」號炮艇巡視長江沿岸。21日上午，安慶地委書記傅大章和市委書記趙瑾山奉命登艦迎接主席。大革命時期，毛澤東曾多次乘船經安慶往返于上海和武昌，卻從沒在此登岸。

最高領袖一言九鼎，陳松年一家遂有了固定補助。

早在西北的窯洞里時，毛澤東就對第一個採訪他的外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坦言：青年時代與陳獨秀的結識「成為我一生轉變的原因」。他還說起早年在長沙讀書時：

毛澤東在遙遠的大西北悄然執掌中共之時，正是陳獨秀被國民政府提前釋放之際。

那一年秋天，真乃秋後算賬的時機——共產國際宣布解散，毛澤東可以無所顧忌地向王明進行清算了。他把上一年的筆記修改後拿給了兩位新當選的書記處書記劉少奇與任弼時看，以求得高層間的支援。劉與任都是陳獨秀當總書記時的中共重要幹部。在這之後，中共黨內開展了對黨內排名第二位的「中共七大準備委員會書記」王明的凌厲批判。此時，陳獨秀過世已經半年，遠在江津九泉之下的他，是永遠不會知道毛潤之氏正在巧妙而又堅決地與「老子黨」鬥法了。

彼時，王明已領銜中共代表團去和國民黨談判了，另一位老資格的政治局常委周恩來的地位也隨之下降，成了王明的副手。因不復設「總書記」，所以張聞天實際上不再是第一把手，毛澤東以「中共七大準備委員會主席」和排名第一的政治局委員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袖。

陳獨秀提前出獄后，毛澤東欲將本黨創始人接至延安養起來，但因陳拒絕公開聲明悔過而作罷。

傅實話實說：獨秀山是懷寧縣內的一座小山，離這裡有三四十里地。

成為職業革命家后，毛澤東更在北京、上海、廣州、武昌等地與「老先生」有過親密接觸。

鄭超麟老人特別補充道：

是的，在「倒陳」的那段時間里，善於獨立思考的毛澤東不會人云亦云，他也許猜得出，陳獨秀的出局恐怕是斯大林在找替罪羔羊罷了。性情耿直的「老頭子」的觀點有什麼錯？「中國的事只有靠中國人來辦！」——「老先生」痛徹肺腑的喟嘆理應一直迴響在毛澤東的心壁。只不過，一直被共產國際當面領導並監督著的陳獨秀成了斯大林錯誤決策的犧牲品，而毛澤東則利用長征途中與「遠方」失卻聯絡的一段寶貴時間，成功地把中國共產黨引上了勝利之途，讓蘇聯人不得不接受毛澤東領導中共的現實。

這一天，毛澤東興緻勃勃地坐定安慶城，見傅大章等拿出厚厚https://read.99csw.com的筆記本和各種文字材料要彙報工作，他大手一擺：今天不用你們彙報工作，隨便談談。隨即，毛便打聽：陳獨秀家在安慶什麼地方？

毛澤東與陳獨秀緣分極深。

在北京時，陳乃堂堂的北京大學文科學長和威名赫赫的《新青年》主編，毛是該校圖書館里的一個毫不起眼的助理員；在上海時，陳是中國共產黨執行委員會（即後來的政治局）委員長，毛為中共中央秘書，就等於是陳的秘書；在廣州時，陳是國共合作時的共產黨首腦，毛乃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並擔任過該黨中宣部代理部長的高級幹部。

至於那份明明有毛澤東發言內容的「八七會議記錄」，鄭超麟老人認為，那不過是在場的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茲讓人補記以向共產國際交差的材料罷了。鄭說，那個年代，會後補記的事並不稀罕。

然而，到了1953年春天，情況突然有了變化——中共安慶地委統戰部開始按月發給陳松年三十元人民幣作生活補助金，且一直發到1990年陳松年過世！20世紀50年代，中國大陸的一個普通工人的平均月薪也不過三十元啊！年復一年，在普遍困厄的年代，這是多大的一筆財富！陳松年及其子女一直也弄不明白，共產黨的這筆錢究竟是給陳獨秀的兒子的呢，還是給陳延年、陳喬年兩位烈士的遺族的？

傅答：原來就有獨秀山——先有獨秀山，後有陳獨秀。

但有誰知陳獨秀最終被九_九_藏_書共產黨放棄，竟源自毛澤東的擔憂！王明的張牙舞爪只是表象，而毛澤東的疑慮才是實質——二十年後的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在怒斥彭德懷的大會講話中，話題忽然拐了個彎，拐到了陳獨秀那兒：

隨著陳獨秀的被迫辭職，茫然登上黃鶴樓的毛澤東，無比悲涼地吟著自己的心境：

毛頷首，釋然。俄爾，問起陳的家人情況，當得知陳松年尚在此地生活且曾賣房以維持生計時，頗不以為然，說：「陳獨秀的後人有生活困難，可以照顧嘛！」

至新中國成立后，對斯人的評說更為苛刻了。除「毛選」註釋中保留了對陳的誣陷外，毛還數次在黨內大會和接見外賓時提及「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至林彪事發，毛將歷次黨內鬥爭梳理成十次，陳獨秀首當其衝，遂成為「頂風還臭八萬里」（「文化大革命」中「大批判」常用語）的頭號大壞蛋。

張國燾繼續寫道：

蘇聯人在中國大力推行的「國共合作」政策，終以國民黨統一了中國，共產黨差一點被趕盡殺絕而告結束。斯大林惱羞成怒，乃讓曾在莫斯科喝過洋奶水的青年幹部瞿秋白等取代了陳獨秀。彼時的毛澤東只是中央委員，尚不具備競爭領袖的資格，但代表斯大林領導中共的馬林同志對這個從湖南山溝里走出來的中共農委書記很有興趣，所以，在清算陳獨秀「錯誤」的「八七會議」上，毛澤東擢升為政治局候補委員。

於是，1937年12月4日出刊的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第26期上，就有了中央書記處書記兼長江局書記王明的署名文章，公然造謠「日寇偵探機關」與「暗藏的托洛茨基——陳獨秀——羅章龍匪徒分子」有染。1938年元旦，中共在國統區公開發行的《群眾》雜誌，又有了《新華日報》副總編輯章漢夫的《肅清敵人姦細托洛茨基匪徒》的文章，宣稱「托匪」陳獨秀散布「破壞抗戰」的言論。又過了十幾天，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康生在《解放》第29、30期上連續刊載長文，活靈活現地杜撰道：

毛再問：是獨秀山以陳獨秀得名，還是陳獨秀因山得名？

且看早在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秋毛澤東寫的一則筆記：

毛一怔：安慶有個獨秀山？

他們當然更不知道，這風雨無阻的關照竟然來自最高層！

且看毛澤東與陳獨秀同在一地時的概況——

對陳獨秀的崇拜竟讓這位湖南學生領袖在自己主辦的《湘江評論》創刊號上喊出了「我祝陳君萬歲！我祝陳君至堅至高的精神萬歲」的口號！

因社會部乃中共負責情報與「肅反」的權威部門，故這位從蘇聯回來的「神仙」的話，就成了在黨內板上釘釘兒的「證據」。

毛澤東對政治啟蒙老師的感情的確複雜而微妙。李銳在《廬山會議實錄》中記載的上面那通在黨的大會上的「最高指示」，難道沒有毛澤東對陳獨秀的惋惜之意嗎？

誰說那首悲情四溢的《菩薩蠻·黃鶴樓》是「對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強烈控訴」？或者，是對大批犧牲的革命烈士的緬懷？不！分明是作者面對黨內驟變的形勢的一種極大的困惑，是對被趕下台的「老先生」的深沉的憑弔——

然而，有誰知道，當毛澤東在黨內有了話語權以後，中共對「老先生」的態度反倒開始產生變化！

時任政治局委員兼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的張國燾晚年在《我的回憶》中，記下了他叛逃去國民黨前所參加的最後一次中共高層會議的情景：

鄭文道：

讀懂了毛澤東的這番話，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在明知陳被誣陷了之後，毛澤東反倒在所有的公開場合對陳獨秀都更加不寬容！

傅大吃一驚，沒想到主九*九*藏*書席竟然會問起本地一向諱莫如深的人來，便謹慎稟報：在獨秀山下。

陳獨秀歸葬家鄉兩年後，江山易主，他手創的中國共產黨終於把宿敵國民黨趕到了台灣島上，他的學生毛澤東在世界東方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紅旗。

這次十分重要的會議結束后，中共領導人來到窯洞外，留下了一張極為珍貴的照片。在講究排位的中國政壇上，這顯然是一張耐人尋味的寫|真——前排中央端坐的是最年輕的王明，其左右分別坐著陳雲、劉少奇和凱豐、項英，而毛澤東屈居後排最邊上，自他右側起，是周恩來、博古、林伯渠、張國燾、張聞天、彭德懷和康生。十三人中，只有毛、林、彭從來沒到過「革命聖地」蘇聯，「遠方」的影響可想而知！

滄海桑田，萬象更新，但陳獨秀的後人的生活卻一如舊時代。因生計窘迫，在安慶窯廠工作的陳松年甚至不得不將父親在北京的一處房子賣了。在共和國時期，「叛徒」、「漢奸」、「機會主義路線頭子」的遺族的日子可想而知。

中共歷史上最大的一樁冤案，就這樣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炮製出來了。

其實，毛澤東哪裡不知道陳獨秀是冤枉的？而且，他還明白「老先生」是入了王明一夥為搞政治迫害而設下的坑人陷阱！

儘管幾乎中外的傳記都稱毛澤東在那次重要的換班子會議上作過批判「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長篇發言，且有會議記錄為憑，偏偏當時以中共湖北省委代表身份列席會議的鄭超麟不這樣說。鄭老生前在他的那本彌足珍貴的《懷舊集》里另有說法。

以毛澤東當時的地位，他不一定知道陳獨秀與共產國際在華代表們的具體過節，但就其剛強的個性與敏感的民族自尊心而言，他又與下台的陳獨秀何其相似乃爾！

斯大林的這條狗如此狂吠，政治局委員們誰還能說什麼呢？

表面上看，是狗仗人勢的小個子王明，仗著自己是共產國際的「欽差」，左右了會議的方向和與會其他人的良知。是啊，這個比陳獨秀更矮小的皖南同鄉忘了自己正是喝著《新青年》的奶水長大的晚輩，同姓前輩陳獨秀在上海灘創建中共的時候，他陳紹禹（王明的本名）還不過是剛考上安徽一所農校的中專生呢！正是陳獨秀領導的大革命運動在武昌地區轟轟烈烈地展開，他才得以加入中共。倘若這個毫無人性的政治狂人當初被斯大hｔｔｐｓ://read.９９ｃsｗ•ｃｏm林指派為中共第一把手，誰能說陳獨秀的腦殼不會像日後的托洛茨基一樣在家裡就被敲碎？遭暗算前的托洛茨基曾明確表示過對陳獨秀人身安全的擔憂，他給人寫信時說過：「我毫不懷疑斯大林派會在戰爭期間暗算他。」

主政中共之後的毛澤東，為何也跟著他所不屑的「莫斯科派」責難陳獨秀？他的這種態度的變化曾讓我大感困惑。起初總以為這是為了討好斯大林的權宜之計，後來我才想明白，這應該源自一個重說黨史的久遠謀划——我從小就熟記並且還登台表演過的「崢嶸歲月史」，即：毛主席親手創建了偉大的中國共產黨。

所以，1952年頭一回到安慶的毛澤東就沒到他當年的思想導師陳獨秀的墓上去看一看，儘管他的一句話讓陳的後人受到了綿綿補助。

毛澤東心有不甘，即使到了「神仙」從天而降后，他仍想著陳獨秀呢——「神仙」乃毛澤東對被蘇聯飛機送來延安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負責人王明、康生的稱呼。尚未被「遠方」正式認可的毛澤東對王明的出現正心懷忐忑，中共其他領導人也把目光轉向了「天外來客」，所以，王明一時也就真把自己當成了斯大林派回來當家的人。由是，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12月9日至1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就成了毛澤東忍讓王明的一次非常會議。會議上，一共有三個人作了報告：總書記張聞天同志理所當然要發言，他的報告為《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接著開腔的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他神氣活現地給長期留在國內的同志們指點迷津——《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最末一位作報告的是項英，未參加長征的他向中央彙報了《三年來堅持的游擊戰爭》，顯然，這是一個必須要向黨內交代清楚的彙報。毛澤東在這個重要的會上，沒有發言權！過後，毛曾多次發牢騷，稱王明回國后的那段日子，「沒有人理我」！

酹，就是把酒潑在地上以緬懷故去者的一種古之習俗。民國十六年（1927年）春在武昌的毛澤東，面對即將被轟下台去的政治導師，能不「酹滔滔」歟？

現在，陳氏傳記的作者們總愛引用毛澤東在延安說過的那番有關陳獨秀的話，如「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他創造了黨，有功勞」，「將來修黨史的時候，還是要講一講他的功勞」。似乎毛早已為陳講過公道話。然而，事實恰恰相反，講此話之前，毛澤東凡公開提到陳獨秀，都是措辭嚴厲的指責，如陳獨秀「跑到反革命那裡去了」，是「右傾機會主義」，「托洛茨基、布哈林、陳獨秀、張國燾是大不老實的人」，「反對陳獨秀的錯誤路線……是完全應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