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懷疑老段以佛教理論解釋紛亂的政局是裝痴賣傻，但他借別人家棲身則是事實。單從這一點看，老段還是挺對得起國家的。

至少，最後一次下野之前，他的口碑不是很差。

一直跟父親住在一起的段式巽回憶說，天天來他家的前眾議院院長王揖唐，見他們要南下，竟攔住父親大聲嚷嚷：「我們一向是北方的，去南方能幹得成什麼？不要去南方，守在北方好！」女兒急了，衝著他喊：「王大哥，你就別再出主意了，老爺子主意已定！」然後急令下人將這位王大哥塞上小卧車送走，再將父親扶上了離家的車子……

成也天津，敗也天津！從前清時在天津參与創建新式陸軍起家，到最終因天津口的一場戰事而引發血案，二十五年之前，「北洋之虎」功成名就；四分之一世紀后，臨時執政身敗名裂。

於是，民國十三年（1924年）春，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就通過中共北方區委負責人李大釗教授，神不知鬼不覺地說服了駐紮北京一帶的直軍將領馮玉祥，利用馮氏膨脹的政治野心，鼓動他伺機奪取北京政權。恰好，段、孫、張三角同盟的金錢也送到門上了。於是，馮氏就沒辜負國內外各方之熱望，于當年10月23日，在「直奉戰爭」進行到最關鍵的時刻，趁本軍統帥吳佩孚在山海關一帶親率大軍與奉軍激戰之時，一舉回師北京發動政變，倏然改變了中國政局，直系組閣的北京政府迅速垮台。不按套數出牌的馮氏，甚至還把遜帝溥儀驅趕出宮——當年，正是靠與清室達成的優待清室的協議，清王朝才答應拱手讓出國家的統治權，從而使國家避免了大規模的內亂，但到了馮氏手裡，中華民國卻一點兒信譽也不講了。

那一天下午，我和同伴們還在雨中轉過徐世昌、孫傳芳、孫殿英、小德張等幾位的舊宅，但都不似看望老段家這般順利。

然而，就連馮總司令也沒有料到，在遙遠的克里姆林宮，他不過是斯大林下的國際棋局上的一個車或馬，而非王或后。就在1925年的12月3日，斯大林在蘇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已經明確地布置起中國新政權的組成結構：

段祺瑞少年出外當兵，一步步成為軍中驍將。在推翻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君主專制王朝的關鍵時刻，他以北洋軍主力部隊軍長之地位，毅然「犯上作亂」，領銜高級將領通電清廷，逼其退位，否則將「率全軍將士入京，與王公剖陳利害」！這咬牙切齒的威逼終於促使了大清江山迅速崩解。雖說人們說此舉乃得了袁世凱的授意，但這份孤膽不是每個北洋領軍人士所能有的。此即段氏「一電定共和」或曰「一造共和」的美譽之由來。

我剛才已經說了，每次找段祺瑞遺址時，老天爺總是設法給我陰下臉來。真是奇了，這次小譚駕著他的「切諾基」吉普剛一上路，車窗上就密密地浮起了一層水點兒。他用略帶天津味兒的普通話告訴我們：「今年的天兒熱得早多了，昨天還三十四五攝氏度呢！今天你來了，好嘛，帶來雨了，天兒涼快多了！」

一向好動的北大學生們還曾在校園裡搞過一次民意測驗，他們看上眼的九位「國內大人物」里，段祺瑞是唯一入選的軍人。對一向樂與政府作對的學子們來說，老段上榜顯然不是因為他是北洋軍人集團的頭領。

蔣介石與段祺瑞是一直有聯繫的。民國十七年（1928年）6月，北伐大功告成，北伐軍四位司令齊聚北京。在西山碧雲寺，那個停厝過孫中山靈柩的地方，蔣介石這位北伐軍總司令兼第一軍司令，與二、三、四軍司令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一起舉行了北伐勝利祭靈大典。過後，他請合肥籍的老同盟會會員、北伐軍顧問吳忠信把段祺瑞的侄子段宏綱請到北京飯店，向昔日的老師表達了弟子的敬意，並委派吳忠信專程去天津拜訪了段氏。臨別時，吳氏替蔣給老段留下兩萬元生活費。之後幾年，南京方面陸續派人送款給段數萬元，以維繫中央政府和蔣本人予以「芝老先生」的關懷。

容我用自己的語言來複述一遍其來龍去脈吧。

民國初年軍人巨頭們輪番主政時，沒像南方的革命黨一樣，以嚴密的組織、無情的紀律和崇高的奮鬥目標來召集、規範和驅使團隊。傳統士大夫階級固有的治國理念和既定的國家法律，即足以管理國家。但是，他們誰也沒有老袁的政治智慧和容人雅量，所以，一遇紛爭，即想到了嫡系軍隊，一動用軍隊，政治格局就徹底失衡，就出現了《紅燈記》里李奶奶所念白的「軍閥混戰，天下大亂」的時代。無論你認不認賬，都得戴著輿論頒發給你的「系」的黑帽子，且終身不得脫帽，就像佛祖強加給孫猴子腦袋上的那道箍兒，想摘下來？呵呵，門兒都沒有！所以，儘管段祺瑞從來沒自認過「皖系」，但卻不得不以「系主」的身份治軍與治國。

袁氏死後，黎元洪當家。段祺瑞因性格與工作方法使然，與新總統黎元洪交惡，終於干不下去了，遂辭職出京。誰料駐防徐州的張勳竟借調處之機，率五千名留著長辮子的大兵入京，搞起叩請清朝復辟的鬧劇！寓身津門的段祺瑞，雖為光桿司令，卻挺身而出，跑到津郊馬廠第八師李長泰部駐地，憑一己聲望，組織起「討逆軍」，通電命同鄉段芝貴、曹錕為東、西路軍司令，吳佩孚為先鋒，殺進京城，迅速終結了中國近代史上的那一出大倒退的短命劇。由此，他博得了「三造共和」的美譽，也贏得了在北洋軍人集團里無人可取代的地位。

兩天之後，段祺瑞九_九_藏_書在親信吳光新、魏宗瀚和侄兒段宏綱的陪同下，帶著張佩蘅與邊氏和三女兒段式巽，隨錢永銘離開了家門。

2000年6月7日一大早，我和朋友在北京站買了最近一班經天津的特快車票，趕往津門。

現在看蘇維埃政權成立之初的東方外交政策立足點，已經十分清晰，即他們不僅要從中國分離出外蒙古，而且還要分離出新疆，然後，在縮水版的中國建立一個親蘇的中央政府。而這一切，均源自對宿敵日本人的悚惕。因害怕日本人而痛恨可能與日本人有染的段祺瑞、張作霖，所以，他們制訂的那些中國政策，無論極力促成南方的國共合作，還是在北方出錢出人支持馮玉祥起事，都是為了抵制段與張的強大。按蘇聯人當年定好的口徑，我們的教科書現在還說此二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代理人。

老段在天津住過多年，最後的和居住時間最長的地方，就是眼前這座建於1920年的洋樓。

民國時代的宮島街，就是現在的鞍山道。

我已經從《天津文史資料選輯》上淘出了要找的地址——日租界宮島街38號。

誰都知道，在北洋巨頭裡，段是最清廉的一位，人稱「六不總理」，即：不抽、不喝、不嫖、不賭、不貪、不佔。這樣一位政壇老人，尤其是當過元首的長者，即便不是蔣介石的老師，由後繼政府出錢養起來也是理所應當的。也正是因了這種一直沒斷下來的關照，才有了五年之後老段應邀南下之舉。

是的，日本人巴不得由曾是中國頭號統治者的老段出面組織傀儡政權。為此，與段同鄉的北洋元老王揖唐天天待在段府，勸說「芝泉老」與東洋人「合作」。但是，讓蔣先生和絕大多數中國人慶幸的是，儘管在位時一直背負著「親日」的罵名，但老段卻並未與異族入侵者「合作」，倒是他的幾位老部下如王揖唐等，在他離開天津以後，耐不住寂寞，相繼覥顏成了大漢奸。

列強的「哀的美敦書」（英語ultimatum音譯，意為最後通牒）顯然極大地挫傷了北方知識階層的民族自尊心，也極大地激發了在北方的革命黨領袖們的鬥志，他們緊緊抓住這個有利時機，發動了聲勢浩大的支持國民軍、反對「親日」的段政府的政治攻勢。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1月19日，與蔣介石素有交情的交通銀行董事長錢永銘趕到天津，面交了蔣委員長給「芝老先生」的親筆邀請信。

可惜，段祺瑞本人不知道他悲劇的所在。

下野后的段祺瑞住在前小舅子的房子里，每天上午誦經，下午與清客下棋（據說他總執白子），甚至他還學會了打檯球！晚上，則與故交打麻將，但也是「小來來」，每天只打八圈兒，終止於晚10點，很有規矩。他不再過問國事，逢農曆初一、十五就去廟裡進香，並時捐善款以修俗心。這個征戰了一生的人，天天以《金剛經》和黑白子打發晚年的時光。

赫然在目的一幢很氣派的米色歐式建築，在近百年前的天津衛，應算是一座很雄偉的大樓，在整個日租界里，也算是不可小覷的一座豪宅。樓正門朝東，多級石階上矗著高大的羅馬列柱，其後是高大的雕花木門；二層是圓柱與矮欄構成的廊房，廊外沿的浮雕圖案完整如初；三層為閣樓。古典的西方建築風格使人記起曾在德國學習軍事的主人的履歷。

我猜想，一定有那麼一場雨在不疾不徐地下著，淋著他，也淋著後世所有記得起他的人的頭頂。

七十四歲的段女士乃段氏長子段宏業二兒子段呂仁的長女，她的性情頗有其曾祖之遺風。在北京大興的君宜中學董事長辦公室里，這位民營老校長說起自家歷史，毫不含糊。她的原話是：「那兩個側室，是我曾祖父在保定當校長的時候，別人送的。」

天津港外的戰雲壓黑了北京的東交民巷，當年與清政府簽訂《辛丑條約》的八個國家的駐華公使們便於3月10日共同向中國政府及交戰各方提出「最急切之抗議」。因按該條約，不得阻礙北京通往入海口的通道。不得已，國民軍于次日拆除了水雷，留出了航道。

當時從北方到南方，若乘津浦線火車，必經首都南京。人家肯定關心他與那個「革」了北洋政府「命」的學生蔣介石是否相見。對此，他如是作答：

段祺瑞能到袁世凱手下當差，要感謝他在北洋武備學堂的總辦蔭昌。正因袁世凱奉詔小站練兵，請好友蔭昌推薦得力之人，段祺瑞才有幸成為袁氏的部將。

凹進去的牆上掛著一條「天津市和平區教師進修學校」的長牌。噢，當年的「段公府」，如今是讓小學老師們當學生的地方了！

慘案發生后的第三十三天，晚間，段祺瑞在已經總辭職的內閣總長們與親隨的陪伴下，乘專車回到天津，回到了我看過的日租界里的洋樓。

其實不然，段祺瑞雖感戴袁世凱，但也有自己的做人底線。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沒有被知遇之恩和賜妻之恩所融化。只看袁氏稱帝時他拒不合作的種種強硬表現即可窺知，在原則問題上，段氏決不退讓。

當年肯定不是這樣安謐，早已冷透了的壁爐可以作證，依然生動著的雕花四壁可以作證，下野的段祺瑞使這座洋房一下子熱鬧起來，高朋滿座，盛景空前。有親歷者回憶過：當時南來北往的各色人士，仍不斷出入其門，討計問策；段也常派代表外出，聯絡各方勢力。政客、棋客、食客，每每人滿為患，為的都是讓老段再度出山，重新掌權，在幫助主人完成統一中國的宏願九_九_藏_書之餘，來客們也捎帶著完成自己的各種私願。

顏惠慶是「三一八」慘案發生時剛剛上任的外交總長，但尚未到任，後來也當過北洋政府總理，故而在很長的時間里也不算好人。他的回憶，理所當然地長期被忽略。他晚年撰寫的回憶錄中，專有一段寫到在天津當寓公的段氏：

捎帶著說說段氏家事吧。

一番折騰下來，馮玉祥成了擁有國家事務話語權的一流巨頭，成了與蔣介石齊名的赤色將領，「南赤北赤」成了令其陶醉的一時之譽。

不過，四次出任總理並最終被推舉為國家元首的段祺瑞，卻是絕無僅有的例外，我所造訪的天津鞍山道38號豪宅，並非段氏私宅，而是一直隨他同進退的前陸軍總長吳光新的房產。吳光新乃老段已故髮妻吳氏之弟，老段沒因續娶新婦就不再提攜前小舅子。而吳將軍也知恩圖報，將自己在日租界新買的那棟豪華洋房贈給了前姐夫一家住。

本來，段祺瑞在國人心目中還是很有威望的。

段祺瑞雖在共和國的字典里早已臭名昭著，但他不貪財不求奢的生活作風卻並不廣為今人所知。他的清廉體現在他雖從軍從政數十載，歷任各級高官，卻從不剋扣軍餉。許多民國軍人就是靠軍餉發了橫財，以致下野后立時有錢投資實業並速成富翁，「辮帥」張勳即比較典型的一例。段氏做官幾十載，手中卻無錢，這種清廉在普遍腐敗的官場上，自然異常扎眼。比之他的軍中同袍、政界同僚、皖系同鄉，他這個元首下野后，既無錢投資實業，更無力重建軍備。所以，只能不好意思地接受別人——包括南京政府——的資助，以度晚年。

即使幾度下野，這位意志堅強的軍人政治家也沒放棄統一中國的宏願，他雖賦閑津門，卻關注著國內政局，並最終接待了孫中山與「奉張」的特使，三方結為同盟，共同推翻了直系政權。只是因為陰差陽錯，他統一國家的最後一搏隨海河之波悄然流逝。

民國初年的天津租界里，豪宅鱗次櫛比。有心人統計過，從袁世凱始，黎元洪、徐世昌、馮國璋、曹錕五位大總統，六位國務總理，一位眾議院院長，十九位內閣總長，十六位督軍，以及一時數不清的前清遺老、失意政客等，都在津門各有寓所，有的還不止一處。達官貴人們的洋房各呈其姿，各顯其勢，房子成了主人顯赫身份的佐證。對了，需要說明的是，離職后的北洋政府的高官，無論是總統還是總理，也無論是議長還是總長（部長），房產都是自費所購，也許錢的來歷不那麼光彩，但沒有一人是用國家財政的錢來為自己安置家園。

我想，他抵達這座大紅門的時刻，天一定剛好下起了雨，讓這位末路英雄站在兩扇厚重的門板前，任憑雨淋，喟嘆自己的一言難盡的爭鬥生涯。

我曾當面求證於段祺瑞曾孫女段君宜女士，這位北京君宜中學的董事長大聲否認：「沒有！沒有這個人！我曾祖父段祺瑞只有兩個兒子，根本就沒有這個段宏模！」老太太反應態度之強烈，令人稍感意外。不過，我確實在她提供的一紙列印好的段氏家譜上看到了用鉛筆劃掉的「段宏模」三個字。不知段校長是否在為長者諱，單從名字的講究上看，「宏范」之前似應有個「宏模」。

蔭昌，滿族正白旗人，是清國出外學習軍事的前輩，曾赴德國學習。這位兩度出使德意志的欽差大臣和前貴胄學堂總辦，還是赴德學習軍事的五位學生的督學，他只比段祺瑞大六歲。得光桿司令袁項城的請求后，他便將自己的優秀畢業生段祺瑞與王士珍、馮國璋等一併推薦給了袁。袁司令喜得北洋學堂的「龍」、「虎」、「豹」（王士珍、段祺瑞與馮國璋的綽號，一說馮氏為「狗」），雖均無鄉誼，卻視若股肱，各委以重任。

有書中說，張佩蘅之後的那些妾，都是這位繼夫人主動代夫所納的，因她一連為段家生了式萱、式彬、式巽、式英四個女兒卻未生一個兒子，心裏有愧，故花幾百塊錢買了幾個北平的小戶人家之女供老公享用。對此，段君宜女士很乾脆地告訴我：「那都是瞎說！」

他的足跡明明白白鐫在青史上，只要你真的觸摸到民國初期的那幾片汗青，就會明顯地拭到覆蓋著陳泥的有關段氏的深深的刻痕。

開啟歷史的大門，真的需要氣力——喘著粗氣，推著粗大的鐵骨與厚重的門板，我一直在咂摸這樣一個道理。

自古以來，為官必貪。只說房產吧，就能看出中國官僚體制的霸道與腐敗。歷來當官兒的大都是「反動房產主」（恕我借用了「文化大革命」語言），往往官兒越大占房越多。不信你看皇帝老兒，從咸陽的阿房宮到北京的紫禁城，兩千多年來，他們的殿堂如重巒疊嶂，卻只為「朕」一人所住。「共和」以後亦然，甭看他們自詡為國民之公僕，只要看其住宅，即知是豪門在斯，休得造次。

一番徜徉后，我們也要離開這座米色的大樓了。我請同伴為我留了張影。面對這座沒有任何文字標誌的天津名宅，我選擇了那兩扇偌大的百年紅門做背景。

段氏前後有兩妻五妾，即原配吳氏、大姨太陳氏、繼室張佩蘅、二姨太邊氏、三姨太劉氏、四姨太劉氏、五姨太李氏。吳氏與陳氏相繼過世，另有多名兒女夭折，余長子段宏業、長女段式萱、二女段式彬、三女段式巽、四女段式筠、五女段式英、六女段式荃、幼子段宏范，共二兒六女。有人說段祺瑞還有一子，名段宏模，行為不檢，甚至在段祺瑞到大連休養期間，在天津與其某位年輕的庶母有染。老段聞舉報后，氣歪了鼻子，遂將此妾與此子逐出家門。1949年後曾有人見段宏模在北京一家街道小工廠當工人，十分落魄。

這位六十二歲的北洋老人，永遠作別了中國政治舞台。

民國十三年（1924年）農曆二月初九，是他六十大壽（實59周歲）的日子。之前，他怕各地來人祝壽，專門在報紙上連續刊登廣告，謝絕一切九_九_藏_書來賓到津。結果八方來客不聽老領導的話，把租界里的旅館擠得爆滿，並獻上賀壽金十萬元。老段一向不貪財，也沒有積蓄，一轉身，就讓部下將此筆巨款匯給了馮玉祥，以催其從速倒戈叛直。此生經手的最大一筆私款，就這樣一轉手又撒了出去。

說到我造訪的天津「段公府」，我不能不想寫一個時下報刊上常用的詞：廉潔。容我據實志之。

磋商的結果由執政府午夜派員至東交民巷復文外交使團，措詞可謂不卑不亢：

段祺瑞註定是個末路英雄。他怎麼也想不通，他豁出身家性命來「三造共和」，但「共和」總是難以實現。老袁死後，南方割據政權沒了反對中央的口實，但就是不肯服膺政府的領導，反倒動員軍隊開始「北伐」。南方國民黨的反抗倒也不意外，意外的是，為了統一國家，他和北洋兄弟馮國璋、曹錕總也說不到一塊兒，到頭來竟會稀里糊塗地被徐樹錚等追隨者推戴成所謂「皖系」的首領，最終竟與弟兄們兵戎相見！

許多人都想，像段祺瑞這樣個性剛烈的人，哪能忍氣吞聲地當什麼寓公？他領軍與為政時間均長，舊屬、學生甚多，哪能閑得下來？來客頻繁問計，一旦時機成熟，只消他一揮手，說聲：「走！」一行人就為重新出山的段大帥忙碌起來。待那兩扇厚重的大紅門開啟后，幾輛小轎車便鳴著笛一溜煙消失在拐角處——對了，車兩側的踏板上，一定站著幾個威風凜凜的佩短槍的衛士，那可是北洋時代大軍閥出門時必不可少的一道風景。於是，亂紛紛鬧哄哄的北京政壇因這個人的復出而暫時清凈了一會兒，不過，未久，便更加混亂起來——事實一再證明，老段出山總不逢時，總也趕不上命運的步點兒。

段祺瑞等北洋軍政要人們和遜清的帝王將相一樣，喜歡天津，除了因這裡有連片的外國租界可以保障其人身安全外，還有地利之便，即它距北京最近，可進可退——進可當日抵京，退可放洋南下。對段祺瑞他們來說，還有更深一層，就是感情上的原因，即他們這夥人都是從天津起家的。當年，跟著袁世凱在津郊的小站練兵，才有了飛黃騰達的後來。所以，北洋軍人們對海河畔的這座充滿洋味兒的城市有著割捨不盡的情愫。

瞧見了吧？此次南下，既為看看在上海讀書的二女兒，還要到浙江的普陀山上去拜佛；路過首都南京時，如學生要見先生，本人當然可以見面聊聊了。這樣的作答，真是滴水不漏，畢竟是政壇大佬！

是英雄但卻不是明君。打仗與治國是兩碼事。因剛直不阿或曰剛愎自用（實為同一詞的兩種說法）的個性，也因對飽受爭議的徐樹錚的過度信任，終使段祺瑞與其他軍閥巨頭們一樣，像基座過淺的山巒，被一次政治的地震所摧毀，終於轟然倒在近代中國民主政治之源頭處，成了阻礙這源泉奔流的廢墟。而正是這樣一堆一堆的廢墟堵在二十世紀之初的歷史當口，中國的民主政治的發展速度才異常遲緩並時有淤灣迴流。

東交民巷的公使們相信日本人的說法，並根據各國駐天津海軍武官們提供的信息，3月16日向中國政府提出要中國軍隊限期于「3月18日正午止」解除對大沽口水道的封鎖的最後通牒。

民國十五年（1926年）3月中旬，奉軍艦隊由泊地青島開往天津助戰。為阻止奉軍登陸，佔據天津大沽口的國民軍第一軍發布通令，禁止一切商船出入天津港口，並在大沽口敷設水雷，封鎖了水道。

而且，第二年，馮氏就與「奉張」反目成仇。為爭奪華北，兩支同盟軍眨眼間成了敵軍，退避湖北的吳佩孚、佔據天津的李景林、統治山東的張宗昌等又組成討伐「北赤」的直魯聯軍，與奉軍共同對馮氏的國民軍開戰，直隸各地，包括天津，爆發了大規模的內戰。儘管蘇聯政府加大了對馮軍的支持，但寡不敵眾的國民軍仍節節敗退。反叛「奉張」的奉軍將領郭松齡呼嘯而起，又被張作霖殘忍殺戮。拖到翌年（1926年）早春，戰爭仍未結束。國民軍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馮玉祥以退為進，宣布下野，佯稱出洋，實則躲在西北於幕后掌握著他的國民軍。

扶梯登高，我等一行人咚咚的足音很有一些歷史感，讓人恍若回到從前。

今天無人上課。即使有，還要學模仿蘇聯人口氣所寫的中國近現代史嗎？

在小站的曠野上，新軍按全新的德式建置迅速崛起，數年後，成為清國最具戰鬥力的武裝力量，進而成為清末民初最有影響力的軍事政治集團，即所謂的「北洋集團」。段祺瑞為該集團主要的支柱之一，並在袁死後成為核心，最終登上了國家權力的巔峰。這個結果，是早年從安徽來山東當兵的那個艱苦跋涉的小夥子怎麼也沒料到的。

在北洋時代的三大勢力中，先是皖系不可一世，再是直系問鼎中原，最後是奉系把持中央。

然而，剛烈的段祺瑞主政后，與另一位也絕非軟弱之輩的孫中山鬧翻，孫號召本黨黨員抵制本屆政府，此內閣才沒順著蘇聯人的意思成為斯大林式的聯合政府。

瞧見了吧？人家的終極目的是要建立一個「純國民黨政府」，他這個拿水龍為全軍將士集體洗禮的「基督將軍」只不過是個過渡人物而已。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他越來越清靜淡泊，直至「九一八」事變的消息傳來，他在津門寧謐的寓公生活才被打破。

但是，隨著南方「赤化」的步伐越來越快，北洋各派內耗加劇，尤其是他主政時發生了駭人聽聞的「三一八」慘案，其聲望驟降至冰點。

3月12日下午，兩艘日本軍艦按與國民軍的預先約定進入水道，但卻與守軍發生了武裝衝突——守軍報告是日艦未按既定時間進入，且由一艘變為兩艘，故令其禁入，日艦卻突然向守軍開火，打傷十數人。但日本人卻堅稱是守軍率先向本艦開火，並致傷四人，為自衛計，日艦不得不反擊，並主動退出戰場。

院內，該校總務科的一位楊先生面對我們這群冒雨而來的不速之客並未怫然作色，反而當起了嚮導。畢竟學府，斯文在此也。

沒有知情人說出真相，或者不給能說真相的人及時搭一個公共傳播平台，則假想將永遠流傳於世。

老段雖然喜歡天津，但幾次下野回到津門，都那麼地不情願。頭一回是被繼老袁當大總統的黎元洪給氣惱了，為是否參加歐戰（即第一次世界大戰），黎的總統府與他的國務院的矛盾公開了，結果是他尷尬地離開京城。第二回，直軍打上門來，他不得不讓出政權回來避難。最後一次，他乾脆被反覆無常的馮玉祥的大兵轟出北京，和昔日的對頭黎元洪一樣，成了天津租界里的寓公。

段祺瑞一生最佩服的人，即袁世凱，當然除了袁氏帝制自為的最後那一年光景。與袁相識，實是段氏人生之大幸。北洋人士回憶過，大到為人處世，小到言談舉止，段氏都在有意無意地模仿老袁。

為避免不必要的麻煩，段氏為此次南下找了借口，並請人擬了份應付報館的答辭：

實際上，執政府並沒接受列強們的抗議，相反的，段執政還指令內閣成員們于外交部接到八國通牒的當晚——3月16日，在其宅內緊急磋商。

他四任國務總理，一任最高執政，共五度下野。每一次下野，人在津門，情系京華，胸中依然千軍萬馬亂蹬踏。可能與青年時代在德國留學不無關係，像德國人一樣嚴謹的他，也像德國人一樣喜歡鷹的形象，北京的段公府里，就有雄鷹展翅的雕塑立於院內的假山之上。不過，退到天津的他，已經是一隻折斷翅膀的鷹，雖盼有朝一日重上九霄去擒盡他眼中的兔鼠之輩，可是氣力已經耗盡。上蒼不讓一個並不具備足夠體魄的生靈在政治的天空中盤旋得太久。

所謂皖系、直系與奉系，都是政客、文人們給當國軍人巨頭們生造出的名分，是對各從政、從軍者的「政治成分劃分法」——無論你籍貫是哪，只要跟著某籍的巨頭幹事兒，就成了某系的人。傾力維護安徽人段祺瑞的，便被劃歸皖系；馮國璋與曹錕都是直隸人，那他們的部將和政友就屬直系，哪怕後期的直系首領吳佩孚是山東蓬萊人，也不得另立「魯系」；到了奉天張作霖那兒的，管你是不是奉天籍的人，統統都是奉系（沈鴻烈是湖北天門人，于學忠是山東蓬萊人）。這系那系的整天叫著，就成了真事兒。

拍完后，一時興起，我想拉開大門讓這座封閉著的老房子面對鬧市透透氣。但想不到這道門竟如此沉重！我費了好大勁才把它拉開一半。

袁世凱過世后，因段祺瑞的地位使然，其所謂皖系曾勢力最大，但是，垮得也最早。民國九年（1920年）7月，直系曹錕以反對段之心腹、西北籌邊使徐樹錚為由，悍然起兵犯上，段總理不得不動員軍隊迎戰，是為直皖戰爭。然而，政府軍只四天就被吳佩孚指揮的叛軍打得落花流水。老段絕沒想到，自己乃北洋軍人的祖師爺，居然打不過犯上作亂的學生兼部下——曹錕的靈魂吳佩孚是保定武備學堂學測繪的學生，現任的陸軍第三師師長也是他老段提拔的。為讓京畿免遭戰火，他下令雙方停火，並辭職回到天津，恨恨地嘟噥：「吳佩孚學問不錯，兵練得也不錯，學會打老師了！」

不過，儘管錢不多，但還是有關於他扶貧助學的佳話。美國人包華德（Howard Lyon Boorman）主編的《民國名人傳記辭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上說，段祺瑞在天津時，「信佛念經又資助貧苦有為的學生」。安貧樂道，仗義疏財，老段活得很本色。

「南下頤養」，「隨時就商國事」，這些極誠懇的話，打動了老人。深思熟慮之後，他起身撣了撣襟前的香燼，慨然表態：

簡言之，因為入海通道並未斷絕，只不過沒那麼方便罷了，所以，你的通牒超越了《辛丑條約》規定的範圍。

儘管段祺瑞一生征戰，摧毀過太多的性命，但只有民國十五年（1926年）3月18日這天發生的流血事件，使他成了眾口鑠金的人民公敵。魯迅恨恨說過的「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成了共和國時代的警句。血泊凝鑄成了一件死沉死沉的枷鎖，把他牢牢縛在千夫所指的泥潭裡。

對南京那邊而言，天津https://read.99csw.com租界無疑是一個可疑的淵藪——那麼多的前清遺老和北洋大佬扎堆而居，而且多住在日本租界里，豈能讓當國者放心？

段祺瑞南下上海前，一直住在天津日租界里。

此次訪津，一舉兩得——白天尋訪民國時代的名人故居，晚上觀賞齊秦專場演唱會。我把一件陳得發霉的事與一件新得耀眼的事攪在了一天。

民國二年（1913年）10月6日，中國歷史上頭一次用選票多寡來決定誰當國家元首。在第一輪投票中，七百五十九位國會議員們送給了袁世凱四百七十一張票，讓老袁無可爭議地當上了大總統；而黎元洪以一百五十一票當選副總統，也算實至名歸；得票第三的是外交家伍廷芳，三十三票；下面，就是段祺瑞了，這傢伙居然得了十三票，與被國民黨人後來推崇為「國父」的孫中山得票一樣多！

「三一八」慘案是怎麼發生的？其前因，竟還是與他下野后寓居的天津有關！

但是國共兩黨在北方的領袖們卻拒絕體諒本國政府的苦心，他們反倒加快了倒段的步伐。在他們的領導下，群眾運動一浪高過一浪，一波烈似一波，終於誘發了「三一八」慘案的發生，讓段祺瑞一下子陷入不仁不義的泥潭中，百口莫辯。後來，國民軍又發起了針對他本人的未遂政變。他飽受責難，心力交瘁，只得最後一次黯然辭職，返回天津。

然而，儘管如此折騰，但還是輪不到馮玉祥組閣。直系的對頭、現時的盟友「奉張」，就不會容忍「赤化」了的馮氏獨自把持朝政，南方的孫中山也不願「北赤」獨享國政。無奈，馮氏只好與「奉張」、國民黨聯合捧出更具資格的段祺瑞出山。於是，是年11月，老段離開天津，重登北京政壇。

我們的車從堵得七扭八歪的南京路上拐了過來，一入鞍山道，即可見兩邊的各式的已經狼狽不堪的舊朝洋房。

的確，內憂外患一直不曾讓蔣介石先生安寧，尤其日本關東軍在奉天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以後，總有情報說，那個日本大特務土肥原賢二，正不斷地做北洋遺老的工作，以期在華北成立附日的漢奸政權。隨著那個糊裡糊塗的溥儀突然從天津日租界的「行在」偷偷去了東北，與「遜帝」同街而居的段祺瑞則更成了令國府關注的人物！

早就有人告訴過我們真相，但「有罪推定」的教科書總是忽略了許多親歷者對歷史的講述。所以，我們就一直不明真相，不得不成為別有用心的人。

車經過一處緊閉著的大紅門時，我忽然有預感：這可能就是我要看的地方！忙喊停車，稍倒，再看門側標誌牌，果然是38號！

相對於其他淪落為民居的名人舊宅，「段公府」保存完好。老段最後一次下野后，寓居此宅六年多。但其故宅保存完好卻不是緣于這位晚年自號「正道居士」的老人修得了正道，而是因為一直在文化人手中。

二樓，原先是主人的起居室，現在自然被充分利用了——右側兩個門分別是「校長辦公室」和「黨總支」，聞屋內有人語，我們未便打擾；左側是兩間大教室，空無一人。正面是臨街的房間，門口嵌著「演播室」標誌牌，無疑是為電氣化教學所新建的大課堂。

在強悍的袁氏手下，堅毅且寡言的段氏不僅改變了官運，而且也改變了「家運」——三十六歲那年，他隨出任山東巡撫的老袁到濟南任職時，原配吳氏在濟南病故。袁大人于痛剿拳匪（義和團）的軍務之餘，成人之美，將一直住在自家的乾女兒張佩蘅許配給段氏為繼室。張姑娘的祖父是已故江西巡撫張芾，其父隨袁世凱的叔祖袁甲三剿捻時陣亡，屬大清國的烈士遺孤，被袁氏收養家中，一直未逢合適郎君，嫁給段祺瑞時，已經二十六歲，是超級剩女了。段、張結合，使段祺瑞成了袁世凱的乾女婿。老袁最疼愛的女兒袁靜雪回憶說，袁家的兄弟姐妹都稱段為「大姐夫」。親不親，一家人。在外人看來，袁與段公私難分矣！

進入樓內大廳。當年的護牆板、天花板等竟一樣未毀，只是兩壁多了張衡、黃道婆、蔡倫和牛頓、居里夫人的五幅畫像，廳內多了一張乒乓球桌。正面樓梯口處，一方紫絨標誌牌上有「敬業求索，謹嚴奉獻」八個金字，梯口另一面轉角上，則是一方「保持安靜，講究衛生」的木牌。一樓確也安靜，一邊是會議室，一邊是接待室，加一間廁所，均空空蕩蕩。

如不帶偏見，任何一個識字的人都會讀出，「不能認為適當」，即：執政府已經明確拒絕了八國通牒。

我在擁擠雜亂的天津衛只認識幾個人，但他們對我的要求卻一個比一個熱心。先是這一年春天在歐洲結識的年輕朋友徐夔，后是《今晚報》的杜仲華和譚誠東，他們接力一般把我們從一輛車子安排到另一輛車子上，讓我頗為順利地找到若干處民國豪宅。

木製大紅門森然壁立，使人只能看到裏面建築的頂部。大門旁，僅開一道小門容人出入。

只能先從馮玉祥說起。

在平息了國民黨人發起的「二次革命」后，袁世凱竟要稱帝！段祺瑞不顧半生被提攜兼賜婚之恩，以緘默和稱病抗議之。國務總理不上班，政府便陷於半癱瘓狀態。這種大義滅親之舉，也並非每個北洋政府高官所能做的。連最親近的人也反對恢復帝制，眾叛親離的老袁只得厚著老臉宣布：取消帝制，恢復共和。沒多久，袁氏便一命嗚呼。抵制袁氏稱帝，成為段氏「二造共和」的光榮履歷。

揮手自茲去，段祺瑞永遠離開了這座米色的洋樓，永遠離開了天津，永遠離開了北方。

我們走了進去。

長期以來，我總以為馮氏所領導的軍隊是代表著進步力量的軍隊，是中國工農紅軍出現以前國內的最具有革命理想的勁旅，它敢於發動北京政變，把反動政府推翻，把封建小朝廷也捎帶著轟出紫禁城，而且敢於在守衛大沽口時與日本侵略者交火，委實令人尊敬！但當我讀到新解密的蘇聯史料后，就對馮氏的「革命」純潔性產生了大大的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