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棵大樹已經倒下，趙爾豐依然還守著枯枝，這令時人與後人都對他產生了種種揣測：因為戀棧、圖謀復辟，還是什麼？與他極為親近的周善培認為這隻有一個極為平常的理由：趙爾豐的老妻生病了。儘管朋友們和老下屬們都說，夫人可以留在成都，由他們照顧，病好後送去，他本人應該先離開險地，但他告訴周善培：「我同內人是五十年的患難夫婦，大局如此，我丟了她不管，她沒話說，我實在不忍。」已經習慣了陰謀、並不憚以最大的惡意揣測的國人們，根本就不會相信這種簡單至極的理由，但或許這就是所謂的真相？！

眾人一合計，下決心動手，否則進入四川后，「川省同志不明真相，恐起反抗」，「必須殺掉端方，響應武漢，以明心跡」。也就是說，端方的腦袋成為了「以明心跡」的工具。

英國總領事務謹順也根本就不相信這是趙爾豐煽動的：「既然趙爾豐閣下因大清銀行的被毀而幾乎喪失了他在成都的所有現款，所以無論他希望通過揭示蒲殿俊政府的軟弱無力獲得多少好處，看來他很不像是騷亂髮動者。」

1911年11月27日，資州城還籠罩在黎明前的黑暗當中，端方的行轅中已是一片喧嘩；這位省部級高官如今還兼著鄂軍的前敵總指揮，卻被自己麾下的官兵從被窩中拖了出來，推到側屋，說是要借他的房間開個會。

對此，憤怒的趙爾豐寫了篇《辯誣問》為自己辯解。在詳細地說明了當天受民眾哭請才發布了布告之後，這位65歲的老人說：「鄙人當大權在手之時，何事不可為！與其破坏於后，曷若不讓與先？」

兵變當晚，成都城內的三幫人——同盟會、保路運動首領們及軍官們，分別召開了三個會議，各自商議應如何在善後中獲得更多的好處。

士兵們瘋狂地沖向銀山，紛紛解開綁腿，儘力捆紮。「一人搶三錠五錠，心重的人搶十錠八錠，最貪婪的搶得多，拿布紮成包袱，背上如背兩扇磨子，一步一步慢慢走」，黑吃黑，「遇黃雀（黃雀在後之意）」，「擊斃重搶的不少」。人人滿載之後，便放起一把火來，頓時烈焰衝天。

顯然，他選擇上策，派遣幕僚朱山及劉師培到成都活動，這刺|激了趙爾豐搶先獨立。成都獨立的消息傳到資州，端方發現趙爾豐棋先一著，遂計劃離軍回京。這當然是下策，但他的上策已經被趙爾豐截斷，而所率部隊是湖北人，在這亂世都不願大隊入陝，指揮不靈，中策也行不得。此時，資州地方士紳們出面挽留，說端方此時率軍反正，成都唾手可得，眾人便可推他為都督。端方不同意，士紳們又說：「公如慮成都不能容，則即于資州樹白幟（指大漢國旗），某等可函至省紳來資州，擁公為主，公幸勿疑。」據張祖翼的記載，此時端方長嘆一聲：「我果如此，何以對慈禧太后、德宗皇帝（光緒）于地下哉？我計決矣，君等勿為我慮也。」於是，眾人「皆太息而散」。

周善培說：「趙爾豐要是能拿人，他兩個怎麼敢去？他是要交卸的人了。你還是問下羅梓卿（羅綸）。」

在這份漏洞百出的辯解中，至少可以看出，這個下令砍下趙爾豐腦袋的年輕人，並不真相信老人是該殺的。根據這份回憶錄，面對突然闖入的士兵，趙爾豐十分平靜，走到階下，問尹昌衡：「能相活乎？」

這哪裡還能算得上「幽默」呢？英國《泰晤士報》記者莫理循就公開表示：「端方在中國享有廣泛的威信。他是滿人，但屬於滿人中之佼佼者……野蠻殺害端方，引起人們普遍的譴責。」

端方一轉舵，在第一線的趙爾豐就落了個裡外不是人的境地，他隨即多次彈劾端方「濟亂」、「詭譎反覆」。11月2日，趙爾豐上書中央政府，痛斥端方，說川路紛爭還在合法、和平範圍內進行時，端方不斷來電要求採取強硬措施，而等到他將蒲殿俊等抓捕后，端方卻又變了臉，主張應該趕緊放人，認為首要一放，亂事就能平息。趙爾豐認為，「事理自有是非，法律期無枉縱，若竟不究虛實，旋拿旋釋，不徒有傷政體，抑亦無此辦法」。他認為，自己之前不拿「因其無罪而寬之」，隨後抓捕「因其罪著而執之」。

端方是滿漢平等的首倡者，他的女兒就嫁給了袁世凱的兒子。有人認為端方的下台，是載灃為了清除政治上的異己。其實，作為大清「董事長」的載灃與有可能作為「總經理」的袁世凱本無根本衝突，與袁矛盾很深的其實是鐵良等滿洲親貴。載灃當國，年僅26歲，憑藉的只是慈禧太后的政治遺囑。對於端方的「大不敬」，一旦有人舉報了還不處理，載灃就很容易引火燒身。而野史表明，真正動怒的其實是隆裕太后，西方的媒體報道也認為端方毀在她的手裡。後世有人因此感慨：「清有長城如此，而顧以微瑕黜之，此清之所以亡哉！」

這一圖財害命的版本，記錄得最為詳細的就是「梁溪坐觀老人」張祖翼的《清代野記》，此外，包括上海《字林西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等國內中英文媒體，以及美國《紐約時報》（Te New York Times）等國際媒體都紛紛採信此種解釋，並感慨於一代改革者死於貪財的軍士之手。

蒲殿俊便給羅綸掛了個電話，隨後告訴周善培：「問過梓卿了，他沒有派人。」

依然忠於大清國的邊防軍，在川滇邊務大臣傅華封的率領下，正往成都挺進。並不可靠的史料指控，正是趙爾豐密令這位老部下回援成都。而那位起義在先的新軍排長、如今的重慶蜀軍政府副都督夏之時，也帶著部隊西征過來。還沒坐熱位子的尹昌衡都督和羅綸副都督都感到了莫大的威脅——這年頭誰都可能被隨時推翻，並安上一個俯拾可得的罪名，而篡位者最怕的就是篡位者同類。

士兵們趕過來，舉槍要發。曾廣大又勸阻道：「此中尚有漢同胞無數，若滿人不過端兄弟二人耳，何為玉石不分耶！」估計當時還有警衛、侍役等陪在端方身邊。

尹昌衡出生於四川華陽，幼時隨父母到成都，家境貧寒。尹昌衡最大的特點是人長得帥，身材高大，人稱「尹長子」。18歲那年他考進了四川武備學堂，次年官派到日本學習軍事，在日本扎紮實實待了7年，在當時大量的留日速成生中算是非常出色的人才。

當國內外都對端方出任直隸總督而給予熱望時，端方卻九-九-藏-書在半年內因嚴重違紀而被革職。

11月5日，被端方彈劾而丟官的周善培發表了致端方的公開信，詳細闡述了自己對川路風波的分析。周善培認為川路風波有三個轉折點：一是保路同志會成立，正是端方與盛宣懷聯合發出「歌電」，並強迫王人文公布「歌電」，刺|激了民意；二是罷市，其原因也是端方力主保持李稷勛的宜昌分公司總經理職務；三是9月7日趙爾豐下令捕人，原因也是端方彈劾了趙爾豐、王人文等逼迫而致。這篇言辭謙恭卻鋒芒畢露的公開信，矛頭直指端方才是四川動亂的罪魁。端方收到該信后，批示道「該署司（周善培）罪惡昭著」，認為這是「老奸巨猾」的周善培「嫁禍本大臣，為上欺我皇上，下愚我川民之計」。

親歷此事的郭沫若日後回憶，兵變發生時，他正好要到堂姐和大哥家中去，在東大街遇著一位「上穿灰鼠馬褂，下穿狐皮袍子」老爺模樣的人，在他的狐皮袍子下露出了一條有紅色標記的軍褲來。當人們把他的馬褂、袍子剝開后，裏面還有一件女人的狐皮袍子——原來是一位參与搶劫的士兵。

四川宣告獨立之後，深諳內情的周善培多次規勸蒲殿俊，設法將巡防軍儘快調出城外，各回防地，免得在城裡滋事。巡防軍的軍官們也表示希望都督接見一次，他們就好回防。蒲殿俊卻多方推延。隨著軍餉日竭，軍心開始浮動，負責管理軍隊的朱慶瀾急了，帶了巡防軍的11名主要軍官去拜見蒲殿俊。蒲殿俊無奈，只好全身披掛，穿戴軍服佩刀接見他們。蒲殿俊站著訓話不到十分鐘，據朱慶瀾講，「只聽見佩刀在地上奪奪地響」。接見之後，巡防軍軍官都笑著說：「天氣還不冷，都督為什麼這麼奪奪地抖呢？」蒲殿俊暴露的這種緊張害怕情緒，令這些驕兵悍將更為猖狂。

他以前只在日本留學期間短暫地接觸過軍隊，卻也深知槍杆子對自己的重要性。上任之後，他已經宣布給士兵們發放3個月的「恩餉」，但財政卻囊中羞澀，一時拿不出錢了。

很多人都勸過趙爾豐，趕緊離開成都這座危城。已經退居二線的他，在3000名士兵的護衛下深居在總督府內。這裏曾經是中國人口最多的省份的權力中心，如今權力已經轉移到了一公里之外的都督府，此處顯得十分寧靜。

11月8日，趙爾豐再度上奏，彈劾端方「詭譎反覆，希圖見好於川民謬信訛言，罔究事實」，已經安定的人心被他又攪亂了，而且他羅織罪名彈劾官員，弄得官員們人人自危，將領們在前線也不敢用力。趙爾豐指責端方上任后躲在武昌，天天電報逼迫自己採取強硬手段，而帶兵入川后卻又不顧成都當時正是危急，非要繞道重慶，等到武漢、宜昌失守，已無退路，倉皇失措，不顧國家利害，只考慮一己安危，「川事為之一誤再誤，不可收拾」。趙爾豐甚至斷言：「端方到省（成都）之日，即將為川人獨立之時。」

董修武隨後出任總政處總理兼財政部長，「為一切政事之總匯，凡出入文牘及發布命令皆須經過本處始為有效」。同盟會取得了四川革命的領導地位。

1909年11月20日，李鴻章之孫、農工商部左丞李國傑彈劾端方，理由是其在慈禧太后葬禮上「大不敬」，證據有三：葬禮中沿途派人照相；遷奠禮上焚化冠服時，端方的大轎從側旁「橫衝神路」；于風水牆內借行樹為電杆（其實是為了照明）。根據曹汝霖的回憶，李國傑參加典禮后，與農工商部郎中冒廣生談及，冒廣生說：「此屬大不敬，你為御前大臣，敢彈劾嗎？」李國傑經他一激，即說：「為何不敢？」遂由冒廣生草奏，由李國傑參劾。

此時，端方只喊著：「福田（福田是曾廣大的字）救我！福田救我！」寒光一閃，頭已經落地了。

端方被革職后，過了兩年的寂寞時光。這對一個年富力強又有豐富從政經驗，並對國際大勢知之甚深的人來說，當然是痛苦的。

郭沫若記下了民眾對趙爾豐之死的微妙反應：「他病了，全無抵抗地遭了別人的屠殺，儘管在他生前人人曾經以『屠戶』目之。待他一死，大家對他卻隱隱有些惋惜起來。」

戊戌變法時，還只是廳局級幹部（道員）的端方被賞加三品卿銜，主持新設立的農工商總局的工作，參与改革實踐。戊戌政變后，端方繼續受到重用，擔任了陝西布政使，並代理巡撫。鬧義和團期間，端方表現出了難得的政治清醒，在他的強力維持下，陝西境內民教和諧、中外相安，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動亂，這也是八國聯軍入侵后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選擇逃難到西安的基本因素。端方在湖北巡撫任上，與湖廣總督張之洞並不十分和諧，端方的改革步驟、力度遠超出張之洞，甚至在政治上表現得十分自由化，包括頂著張的壓力資助湖北的留日學生辦報。當然，因為他的旗人身份，沒人會質疑他的政治動機。當他在兩江擔任總督時，「設學堂，辦警察，造兵艦，練陸軍，定長江巡緝章程，聲聞益著」。

亂兵隨後沖向大清銀行及各銀號、票號，成都城內的主要商業街及各處豪宅均不得倖免。根據當時的報紙報道，軍隊變亂后，警察也加入了搶劫隊伍，隨後是外州府縣前來成都慶賀大漢軍政府成立的人們，再就是成都本地的地痞流氓，「蜂擁而起，一時遍地皆盜，草木皆兵。其被劫情形，自一而再，自再而三，甚至有被搶五六次者」。槍聲陣陣，火光衝天，已經200多年沒有遭遇兵災的「錦繡成都，遂變為野蠻世界矣」。

搶劫之後的亂兵，早已成了烏合之眾，難以與有備而來的尹昌衡部隊交鋒，紛紛逃竄出城；逃得慢的都被當場處決，街上到處可見他們的屍體。

當然，在有些史家的眼中，故事的發生是另外一種版本，只涉及革命意識的堅定性，而無關金錢與利益。根據「辛亥首義同志會」主編的《辛亥首義史跡》（1946年版）的描述，那位「革命意識十分薄弱」的團長曾廣大其實是「富有革命理想的，所以一般官長士兵（此處一串人名，略）都與領導革命的（此處一串人名，略）聲氣相通」。

尹昌衡雖然年輕，手段卻極其老辣。他依靠著川籍軍官的力量，與失意的諮議局副議長羅綸合作，一個動用軍https://read.99csw.com方的力量，一個動用會黨的力量，成功地趕走了蒲殿俊和朱慶瀾，奪得了政權。

趙爾豐成了這場大災難的最大替罪羊。

新任大漢四川軍政府都督、26歲的尹昌衡，簡短地公布了他的罪狀，然後向著圍觀的看客們問：「這個殺人不眨眼的趙屠戶，該怎麼辦？」看客們齊聲回答：「殺！殺！」

1909年6月28日，端方被任命為直隸總督，引起了世界的關注。美國各大報紙紛紛報道，《華盛頓郵報》（Te Washington Post）的題目就是「塔夫脫（總統）觀察中國，從端方的任命看到偉大的商貿開放」，認為端方出任直隸總督將極大推動大清國改革的廣度和深度。

親身經歷了四川大動亂的郭沫若，日後感慨說，「岑春煊並沒有入夔門一步，而入了夔門的端午橋（端方）就沒出夔門一步」，端方「如果有岑春煊那樣的聰明，率性把鬍子剃了，一個人改裝逃走或許到現在都還活著，他的《陶齋吉金錄》或許有再續三續出現了，但是他到底沒有這樣的幽默」。

當時成都的軍隊主要是兩支，即巡防軍與新軍。新軍是正規軍，獨立前負責清剿同志軍；巡防軍相當於武裝警察部隊，主要負責安全警衛。城內主要是巡防軍。這支部隊為舊軍，裝備訓練等都不如新軍，但人數總共2萬多，超出新軍一倍。巡防軍的首領原是田征葵，四川宣告獨立之後，軍隊都集中在新軍統制朱慶瀾的手中，但實際上朱慶瀾也無法有效控制巡防軍。

於是，眾人決定殺端方兄弟，沖入行轅，將端方兄弟拉到天后宮門前。這時，端方向大家哀告說：「我們都是同胞，素相親愛，若要關餉，自流井四十萬銀子馬上可到。今天饒兄弟一命，將來對各位與國家定有相當辦法。」

他們決心要借用那個老人的腦袋，讓自己坐得更穩固些。而老人的實力和影響力令他們不敢直接動用武力。於是，尹昌衡單獨去見趙爾豐，名義是晚輩向長輩討教。「謙恭的晚輩」諮詢了很多行政管理上的問題，然後進言道：大帥身邊還有如此多的衛兵，會引起他人不必要的疑慮和聯想，不如先將這3000人交軍政府接管，再以軍政府名義下令仍駐原地保護大帥，這樣就可以杜絕流言。

趙爾巽在離任時把尹昌衡向繼任總督、自己的胞弟趙爾豐作了推薦。趙爾豐到任后，即任命尹昌衡為陸軍小學的代理總辦，為尹昌衡在新軍中的發展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基地；他絕沒有想到，自己會死在這位著力培養、極其信任的年輕軍官手中。

兵變發生后，軍政部長尹昌衡飛馬而出，急赴鳳凰山軍營，召集與他親近的川籍軍官們迅速商議。隨後，尹昌衡率領數百名全副武裝的新軍，策馬進城，搜捕亂兵。

危急時刻，趙爾豐發了份布告，這為他帶來了極大的麻煩。一些謠言說，是他和田征葵等在幕後策動了這次兵變，目的是為了復辟回任。

周善培鬆了口氣，道：「那就請軍政府趕快派人到督署，把那兩個人帶到軍政府去追究根底。」

此時，端方如果回京，還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他一方面想等成都的餉銀送到，另一方面還要等一名姓周的「土寇」率眾來降，結果等到的是自己的末路。

周善培堅持道：「局面到了今天，父子兄弟也難免各有意見，你還是問一下的好。」

並沒有太多的爭執，實力最強、腰桿最粗的尹昌衡被公選為都督。這次會議本來不推選副都督，但巡防軍代表提出羅綸應該擔任副都督。此時的羅綸當然不是那個只會高喊憲政民主的副議長，而已經完全恢復了會黨老大的聲勢，城內數萬同志軍就是他的小弟，實力實際與尹昌衡不相上下。此時羅綸也正坐在會場內，眾人恍然大悟，一致通過。

衛隊被調離總督府，在成都南苑集結，大碗喝酒，大塊吃肉，絲毫不知道有一支部隊已經將他們包圍，將他們納入了大炮的射程——如果他們敢於盡忠職守，他們將遭到徹底的毀滅。

眾人開會商量出路，提出了三種方案：一是「曾廣大率本部出川，北經陝甘至蒙古獨立，扼清廷之背」；二是「星夜趕進成都獨立，通電響應武昌」；三是「剋日返師援鄂，鞏固首義根據地」。大家投票表決，大多數願意回武昌。

端方在朝野的口碑都不錯，「尤有政治才，在滿人中亦不多見」，「為近時之賢督撫」（嚴復語）。當時的留學生，包括那些傾向於排滿革命的人士，也與他保持著相當不錯的私交。在他的幕府中，人才薈萃，既包括劉師培這樣的無政府主義者，也包括蔡鍔這樣的革命黨人。

站在檢閱台上的都督蒲殿俊、副都督朱慶瀾立即撤離。亂兵從校場上蜂擁而出，沖向藩庫。藩庫的保安人員早已逃之夭夭，亂兵砸開藩庫，看到了光燦燦的兩座銀山，這裏就是四川全省的財政所在，總共約800萬兩白銀。

曾廣大還要再勸，士兵們已經躁動，說曾廣大「有異志，當先殺之」。無奈之下，曾廣大大哭而出，到側屋見端方：「曾某不能保護，罪萬死，然迫於眾，實無可解免矣。」

1911年12月22日，冬至日的凌晨，陰冷的朔風吹拂著他滿頭的白髮，家人已經在地上為他鋪了塊大紅的氈子。聞訊趕來的人群擠滿了明遠樓下的空地，荷槍實彈的士兵們艱難地維護著秩序。

拿著趙爾豐人頭當投名狀的尹昌衡，幾年後被袁世凱誘捕——趙爾巽要為其弟報仇，趙爾豐之女又是袁世凱的三兒媳。多虧尹昌衡還曾經認過段祺瑞為老師，才保住了性命。這位果敢的時代驕子，出獄后就遠離名利場，以教書寫書為生。

最為關鍵的是，在兵變之後，趙爾豐手上仍有3000名全副武裝的巡防軍，這是他精選的警衛部隊，所有軍官都是效忠於他的。而此時城內的軍隊已經亂的亂、散的散，真正有點戰鬥力的只有尹昌衡帶的數百人及羅綸手下的同志軍。尹昌衡人數不夠，羅綸的會黨力量搞搞騷擾、做做警察可以，與軍隊作戰是不可能有取勝把握的，趙爾豐若真是幕後推動者，此時便是好機會。然而他非但沒有行動，反而聽信尹昌衡的花言巧語，將衛隊調出城外，結果導致自己的死亡。

端方此時似乎也嗅到了危險，與下級軍官們結拜，說自己本是漢人，姓陶，原籍浙江，先人在清軍入關時入了旗籍。

士兵們將兩人的首級砍下。曾廣大準備殮屍，被士兵們阻止：「是將函至武昌者，不得殮也。」他們找來了一個能密封的木桶，hｔｔｐs://reａｄ.9９ｃｓw.coｍ盛滿了煤油，將端方的首級浸泡其中，派人飛馬送往武昌。

終年51歲的端方，曾經是八旗中的一顆政治明星。

據尹昌衡說，他還派了士兵保衛趙爾豐的家室。趙爾豐一個孫子躲在鄰宅，藏了七天，確定平安無事後才回家。

端方的門人、湖南名士左全孝感慨道：「謂天道有知耶，神奸巨蠹多無恙，而持公理、重民權，首倡憲政如我公者，獨罔善其終！」

據曹汝霖記載，「偉侯（李國傑）公子好出風頭，鶴亭（冒廣生）名士喜弄筆墨，而攝政王對於大行皇帝之事特別嚴重，二人或有揣摩迎合之意亦未可知。余與二人均系熟友，一日我問偉侯，君與午橋（端方）是否有過節。彼笑答，因鶴亭激而出此，想不到午橋竟受到這樣的處分，言時有悔意，可見上奏權不應濫用也」。

早在趙爾豐交權、宣告四川獨立前夕，在新政權中只撈到了軍事參議院院長的羅綸就大為不滿。這位有著會黨背景的四川諮議局副議長並不甘心。11月26日晚上8點，羅綸派人前往總督府接收趙爾豐的督印。而根據協議，大印必須交給蒲殿俊。如果大印到了羅綸手裡，加上他的會黨勢力，四川的局勢將發生巨大的混亂，趙爾豐自然不能應允。他立即致電周善培：「現有兩個人在督署官廳說是羅綸派來的，要我把印交給他們。你們幹些什麼事，叫我為難！」

而尹昌衡在回憶錄中，卻說自己是被迫殺害老長官的，逼迫他的人既有同盟會、同志軍的人，也有蒲殿俊這樣的士紳。同志軍想殺趙爾豐，是覺得這次造反沒有成就，「覆清我首功也，伐趙我初志也，首功不賞，初志為酬，奈何即罷？」而蒲殿俊等逼迫尹昌衡，是因為他們自己受到了士民的逼迫：「不殺趙爾豐，軍民無噍類矣！」尹昌衡無奈，拖了幾天，實在拖不下去了才動手。

根據英國總領事務謹順的記載，哥老會此時將成都分為幾個碼頭進行管理，成了真正的當家人。在這場騷亂中，最為敏感的滿城卻風浪不驚。一些亂兵逃入了滿城，將軍玉崑在同志會要求下，收繳了亂兵們的武器，將之驅逐出滿城。滿族人的舉動始終是極為小心謹慎的，因此成都沒有像西安和武昌那樣發生漢人屠殺滿人，或像南京那樣發生滿人屠殺漢人的行動。

尹昌衡親自負責掩護。他從正門入內，說服了剩餘的衛隊放下武器，而陶澤錕則從后牆翻入內院，衝進了趙爾豐的卧室。尹昌衡告訴老帥，為了他的安全，還是一同到軍政府去。四名士兵一擁而上，將老帥架起來，拖到了軍政府。這就是被時人津津樂道的「智取趙爾豐」。據說在整個過程中，陶澤錕只砍死了試圖抵抗的一名警衛人員，也有野史說那只是一個伺候丫頭。

趙爾豐的首級被掛在長桿上，在成都城內遊街示眾。這與其說是對反動的舊官僚的清算，不如說是新政權對一切潛在的敵人的警告，而這種敵人往往是他們內部可能與其競爭的同志兼兄弟。排長賀國光奉命將老長官的首級浸泡在酒精中，預備送到川藏邊（西康）去示眾，那裡正是趙爾豐為國家建立功業、為自己贏得「屠戶」名聲的地方。後來，這一長途示眾的計劃取消，賀國光奉命安排人員將趙爾豐的頭身縫在一起。

第二天晚上，各派在皇城內至公堂開會。同盟會提出民選都督，在這樣的亂局下，這種超前的想法當然被否決。其實，同盟會在四川實力很弱，需要時間來壯大自己。對於這個自己沒撈到好處的新政權，同盟會早已不滿，一面聯絡同志，一面遣人到渝請兵，「謀即日推倒之」。根據英國領事的報告，在一次會議上，董修武就公然提出，「人民對蒲殿俊行政當局極為不滿，將必須進行二次革命」。當時董修武在成都南校場召開萬人大會，會場上高懸一塊牌，上書「同盟會會長孫文、副會長董修武代」，於是「孫文之名傳至家喻戶曉」。

端方最為主要的履歷，是1905年～1906年與戴鴻慈、載澤等帶團出訪歐美十國，歷時8個月，考察政治。回國之後，端方等總結考察成果，上《請定國是以安大計折》，力主推行政治體制改革。他們編纂的《歐美政治要義》成為中國立憲運動的奠基之作。早在出國考察前，端方就是少數堅定地要求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旗籍官員。尤其是1905年的日俄戰爭，「立憲」日本戰勝「專制」俄國后，在中俄這兩個世界上最大的專制國家內同時爆發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呼聲。據說，端方在拜見慈禧時，太后說：「新政都在施行，朝廷該辦的都辦了吧？」端方回答道：「還有一事，尚未立憲。」慈禧問：「立憲又能如何？」端方說：「朝廷如行立憲，則皇上可世襲罔替！」這令慈禧動容沉思良久。

端方大軍到了資州后，本可以長驅直入成都，但趙爾豐在半道上陳列重兵，端方狐疑不敢前進。此時，「北京失守，朝廷外逃」的謠言也傳到資州。端方可能的選擇是：上策是順應大勢，主導並鼓動四川獨立，自己就有了一塊巨大的根據地，進退自如；中策是率部退居陝西，伺機勤王；下策則是孤身離軍，保全性命。

無論是帝國主義者的記載，還是革命者的記載，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端方待下甚寬，他的被殺絕非出於苛刻暴虐。隨同其入川的一位士兵回憶：「端方為穩定軍心，極力籠絡部下。有的士兵生病了，端方派其弟到軍營問候；有的士兵亡故了，端方修書哀悼；沿途官民送吃送喝勞軍，端方做出先嘗毒的姿態；甚至有的士兵受不了跋涉之苦，端方竟然下令雇轎抬著他。」關於端方之死的不同記載，關鍵的區別在於殺人者的動機：為軍餉而泄憤，還是為革命而大義滅親？這也是一個歷史謎團，但同樣可以肯定的是，「帝國主義者」們為端方之死的惋惜慨嘆，肯定不是為了勾結「封建主義」的需要。一年後，國學大師王國維寫下《蜀道難》的長篇悼詩，內有「朝趨武賬呼元戎，暮叩轅門詬索虜」，為叵測的人心而嘆息。

鐵路國有成為他政治翻身的機會，自被任命為川漢、粵漢鐵路督辦大臣后，端方就一頭扎進了工作。然而，正如盛宣懷、岑春煊一樣，這三個人都是久困牢籠的猛虎，放出來后急於建功，一味躁進。盛宣懷、端方先受理路事，大刀闊斧，雷厲風行。這種雷霆手段本是處理此類亂麻般糾葛的不二法門，廣東、湖南、湖北迅速見效，卻奈何四川地方官員存了私心，陽奉陰違，導致了濕手抓麵糰，成了僵局。而岑春煊一邊倒支持商辦的主張，是另一種躁進，只是方向與盛宣懷、端方相反。

尹昌衡說：「既此非我意，當語眾紳。」

尹昌衡ｒead.9９ｃsｗ•cｏｍ的親信軍官陶澤錕早已站在趙爾豐的身後，此時手起刀落！在看客們的驚嘆聲中，在照相機的鎂光燈閃耀中，趙爾豐人頭落地，並被定格在照相機中，他那花白的頭髮和鬍子被鮮血濺得通紅、通紅……

端方深刻地指出，立憲與專制有優劣之分，而君主與共和則只有形式之分。如果憲法受到尊重，君、官、民都只是同一規則下的遊戲參与者；而如果憲法不受尊重，任何人都可能成為國家的破壞者。「設立政府所以謀公共利益，保全國民之治安興盛利樂，非為一人一家或一種人之幸福尊榮私利也。」

同志們的答覆是：「你今天遭此劫者，是你先人種下的禍根。你先人當清朝入關，投入旗籍，獻媚敵人，殘害同胞，無非想子子孫孫永做大官，你今天受報是天理循環。當年揚州、嘉定的屠殺，及剃髮、文字獄等摧殘同胞的毒辣手段，無所不用其極。一個讀書人誤寫一個字，輕則坐牢，重則被殺；一個老百姓不願剃頭，就格殺勿論。這筆血債，現在是償還的時候了。你待我們的私感固不錯，但是公仇不能不報。」

趙爾豐相信了，或者說是本無所謂。他手書一道命令，把3000名衛隊的指揮權拱手交出。這一被謀划者們自以為得意的舉措，卻恰恰證明了他們對趙爾豐陰謀復辟的指控只是策略。

正在興頭上的蒲殿俊，哪裡肯聽！1911年12月8日上午9點，大閱兵在成都東校場外如期進行。軍樂鏗鏘，刺刀佩劍閃亮，蒲殿俊正沉浸於興奮之中，忽然士兵們騷動起來，後邊的士兵對空鳴槍，局面登時大亂。「當時如有人挺身而出，立可彈壓，因前列新軍並未動，后列巡防軍亦只有少數異動，稍作處理，即可弭禍無形」。

奏摺一上，攝政王批示交部嚴議，而三天後，居然以「恣意任性，不知大體」為由革除端方職務，另調湖廣總督陳夔龍出任直隸總督。

尹昌衡1909年回國后，先在廣西當軍校教官，因過於激進而被除名。趙爾巽不拘一格，任命他為四川督練公所編譯科長兼四川講武堂教練官。1910年，在新軍十七鎮成立典禮上，他居然當場駁斥了前來致賀詞的趙爾巽，認為這支部隊的成立並不值得四川人高興慶賀，因為軍械過於落後，是日軍的淘汰裝備，而指揮官朱慶瀾本非軍人，並不知兵。他甚至宣稱，四川能帶兵的就是他自己及周俊（後來成他的死黨）兩人。難得的是，趙爾巽從此對他另眼相看，十分器重。尹昌衡從此名聲鵲起，成為新軍中川籍軍官的靈魂人物。

最有可能發動兵變的兩個人——26歲的尹昌衡、34歲的羅綸——如願地坐上了都督與副都督的寶座。但是，在總督府的高牆深院內武裝隱居的老人令他們感到巨大的威脅。而且，他們實在需要做一件事情，在這個誰也不服誰的年代為自己立威。

眾人的意見是：「爾豐屠川人，川人死於兵者數十萬，死於亂者百萬，是夫之肉其足食乎？」

軍隊隨著端方到了夔州（萬縣），聽到了武昌暴動的消息，開始抗命不前。端方是大做思想政治工作，「許每人發銀質獎牌一面，五品軍功札子（委任狀）一件」，加上聖旨嘉獎。但眾人不為所動，到達重慶后商議起事時機，認為大軍尚未集結，再隱忍一段時間。等到了資州，大軍雲集，而武昌暴動的消息早已傳得沸沸揚揚，卻一直沒收到「母病故」的電報，於是他們認為一定是端方截留了電報。其實，此時電訊中斷，連端方本人也很難收到電報。

65歲的四川總督知道自己的大限已到，也不掙扎，盤腿坐在氈子上，怒罵道：「尹娃娃，你裝老子的桶子啊！」

端方之死是運動中的一個新高潮，他也成為在辛亥革命中少數被殺的政府高官中的第一人。士兵們把他的首級砍下，派人飛馬送往武昌，以明心跡。隨後，他的政敵趙爾豐也遭遇了相同的命運。一個慣用他人腦袋作為「投名狀」的新時代開始了……

眾人於是將端方帶到行館大門邊的一個小屋內，亂刀砍死。端方的弟弟端錦也在軍中，被綁了來。他大聲痛罵，不肯下跪，也被亂刀砍死。

士兵們在房間里翻箱倒櫃，卻怎麼也找不到他們需要的東西——銀子。他們十分憤怒，舉槍便要殺端方。此時，鄂軍三十一標標統（團長）曾廣大出面制止，說：「端某非誑人者，彼欲行即聽其行，何必殺，如贊成者舉手。」官兵們表決，舉手者極少數，多數贊同殺了端方。

原本，端方與盛宣懷一樣，都是主張強勢貫徹朝廷精神的，但武昌暴動后中央政府底氣喪失，而新生的資政院又還在憲政「實習期」，把憲政這輛進口豪華車開得七倒八歪，中央政府居然被壓服，拿盛宣懷當了替罪羊，還要求處以極刑。端方也是被攻擊的靶子，但他畢竟在外手握雄兵，自然無恙。端方很見機，隨風調頭，來了個「左滿舵」，從堅決要求鎮壓鬧事者變成了堅決要求釋放無辜者，而「川亂緣起」也被他改為「實由官民交鬨而成」，並彈劾了趙爾豐等四川官員。中央政府下令將被彈劾者革職拿問。

周善培趕緊打電話詢問蒲殿俊，蒲殿俊說：「這是兩個混蛋，請趙帥把他們拿下就是了。」

直到兵變后，周善培才「不敢再懷疑兩個人是自動來要交印的了」。據說在兵變時，羅綸一個人待在軍政府內抱著國旗痛哭，這一幕實在有些詭異，羅綸是因為緊張、害怕，還是因為別的？如果聯繫到羅綸竭力鼓動蒲殿俊舉行閱兵，並且在兵變后迅速調集同志軍進入成都維護秩序，令其實力大增，那麼羅綸的手腕相當厲害的了。

處決趙爾豐的最大理由，據稱是他煽動了12月8日的兵變。無論在當時還是後世，都沒有證據顯示這位老人試圖奪回被他自己送出去的權力，相反，證據幾乎都指向那些指控他、審判他並且處決他的人。他唯一做錯的事，就是不該在政變當日「應商民泣請」而發布了一張安民告示。這份試圖穩定人心和秩序的文件，令那些想從兵變中獲利的人再度認識到這位離職老人的巨大影響力，以及那3000人的衛隊的威力——在一個土崩瓦解的亂世，這支軍隊是可怕的力量。

趙爾豐被四名強壯的士兵按著，坐在地上。

牆倒眾人推，不久，御史胡思敬彈劾端方在兩江總督任上「貪橫」的十條罪狀，內閣發交張人駿調查，結論是「尚無罔利行私實情，惟束身不檢，用人太濫，難辭疏忽之咎。現在業已革職，即著毋庸置議」。

軍官們的會議在四川陸軍小學堂舉行，十分熱鬧，會上有軍官高喊：「匹夫可以為天子，難道尹昌衡不可以當都督？」尹昌衡成為軍方的候選人。

如同事先安排好一般，數萬名「同志軍」突然從四門進入成都，兵九_九_藏_書力遠遠超過城內任何一支部隊，他們四處搜捕亂兵，抓住就當街槍決或斬首，迅速恢復了秩序。這些同志軍只聽命于羅綸，逃出成都的亂兵也被各地同志軍紛紛劫殺，當然，不只是為民除害，更是為了他們身上的銀子和珠寶。

這一切都要從蒲殿俊的閱兵說起。蒲殿俊新任大漢四川軍政府都督沒幾天，便執意要進行大閱兵，過過當老大的癮。

兵變后，看到羅綸當了副都督，周善培恍然大悟。

端方之死，是四川保路運動乃至整個辛亥革命的一個新高潮。端方也成為在辛亥革命中少數被殺的政府高官中的第一人。

其實，從宣告四川獨立的第一天起，羅綸就極力擴充自己的實力。11月28日之後，成都就如同周善培所形容的，到處都是花蝴蝶打扮的「英雄」。有的頭上打英雄髻、穿古戲裝，有的頭戴珠花、腳插靴花，真是五花八門，全城變成袍哥世界。有不少人為了保全身家性命，不惜重金加入袍哥隊伍當「大爺」。各街都掛起張貼「大漢公」的大紅貼片的燈籠。羅綸憑藉哥老會的關係，大力籠絡在巡防軍中占多數的湖南、湖北士兵，策動他們索餉暴亂，趕走蒲殿俊和朱慶瀾，又名正言順地把城外的同志軍引入城內，這是一個環環相扣的計劃。

在成都最為緊急的時候，人們又想起了退位的總督趙爾豐，他畢竟威望卓著，手裡還有擔任他的警衛部隊的三千巡防軍。於是，「商民紛紛詣爾豐……籲請維持治安」。趙爾豐「初以恐涉嫌疑不便干預，紳民固請不已，此心凄惻萬分；又聞軍隊肆擾不休，若不急行設法，更不知伊于胡底」。於是，趙爾豐發布了一張布告，要求所有亂兵必須立即回營，既往不咎，否則就軍法從事。布告的落款是「卸任四川總督，現任川滇邊務大臣」，沒有蓋印，只用硃筆畫了一個「印」字。趙爾豐和那些懇求他出面收拾亂局的人絕對沒想到，這會給他招來殺身之禍。

這些人積極準備在武昌暴動，沒想到四川保路運動發展迅猛，政府便下令端方帶領鄂軍開赴四川，進行剿撫，這令軍中密謀者們措手不及，於是就相約分頭起事：武昌暴動如果失敗，則給前線發電「母病愈」；如果成功有望，就發電「母病危」；而如果完全得手，電文就是「母病故」。顯然，他們都希望得到「母病故」的消息。

在宣告獨立之前，尹昌衡等曾向蒲殿俊提出三點要求：一、由尹昌衡任軍政部長；二、在第十七鎮之外再另編一個鎮的軍隊；三、參謀部內要設一個四川人任參謀。蒲殿俊只能答應。其實，川籍軍官早已放風：「殿俊文治才，安知兵，必欲為都督非尹昌衡不可！」軍政府成立后，尹昌衡出任軍政部長，成了本地官兵的真正指揮者，兩位都督「令諸軍不從，召諸將不至」，其實是光桿司令。

蒲殿俊說：「羅梓卿沒有這麼荒唐。」

對於朱慶瀾這樣一個外鄉人掌管軍隊，新軍中的川籍軍官們十分不滿。陸軍十七鎮是四川唯一的一支正規軍，高級軍官多是外省人，「本籍人眾俱處下僚」，「每憤不平」，久而久之形成兩個集團。本地軍官人多勢眾，「每於宴會場合，狂飲之後，常予外籍軍人以難堪甚至指名叫罵」，如有一人向外省軍官「大發脾氣」，另一人就會「拔出手槍」，第三個人就「把指揮刀擊在石板上」，每每能夠得逞。陸軍小學堂總辦、在日本學習過軍事的彭州人尹昌衡，就是他們的核心人物。

將兵變的賬算到趙爾豐頭上，這是一個巨大連環計中的最後一環。後世史家不問青紅皂白便採信了勝利者的說法，趙爾豐再度背上巨大的黑鍋。

端方當然不是什麼陶姓漢人，而是根正苗紅的旗人，並出身於科舉正道，名列「旗下三才子」之一，所謂「大榮、小那、端老四」，都是上級著力培養的幹部。「大榮」即榮慶，曾因建議先反腐敗再政改而被後世列入保守派；「小那」就是與慶親王合稱「慶那公司」的著名腐敗分子，皇族內閣協理大臣那桐；「端老四」就是端方，他在家排行老四。自1882年出道之後，端方進步神速，只用了十多年的時間，就從一名普通的機關幹部成長為國家高級領導，歷任直隸霸昌道、陝西布政使、河南布政使、湖北巡撫、閩浙總督、兩江總督、直隸總督等職。

還有一支部隊則在凌晨時分悄悄包圍了總督府。營長（管帶）陶澤錕被委派為敢死隊隊長，負責關鍵的「擒趙行動」，他的收穫將會是一個團長（標統）的位子，以及他沒料到的青史留名。

各種情報顯示，軍隊可能在閱兵這天嘩變，有好幾股勢力在合縱連橫，想藉機端掉這個剛剛誕生的軍政府。前司法廳廳長、保路運動的幕後主謀之一周善培，再三勸阻蒲都督萬不可閱兵——在這非常時期只能讓城裡的軍隊趕緊退出城外，各回營區，怎麼能聚集在一起呢？

趙爾豐之死給時人留下的最大教訓或許就是：當你手上還有槍杆子的時候，要緊緊握住，不能輕易予人。

其實，要論起私人交情，趙爾豐及趙爾巽都算是尹昌衡的仕途恩人。

士兵們殺害端方的理由很簡單，為了錢。當時，四川全省局勢糜爛，而部隊的根據地武昌也已發生暴動，端方的部隊被阻在資州進退兩難，軍餉無繼，軍心不穩。端方通過多方努力，從成都的銀行中借到了4萬兩，並且張榜公布，軍心才稍微安定。但左等右等，銀子還是沒送來，失去耐心的士兵們發生騷動，於是端方被殺。而就在端方首級被送往武昌當投名狀的第二天，4萬兩銀子就到達了軍中。

蒲殿俊在都督府憲兵營營長湯存心（仲桓）的保護下，跑到東校場演武廳，由幾個士兵背著他上了城牆，避開亂兵，逃到同在城根下的周善培開辦的幼孩工廠（童裝童具工廠），才趕緊換下那身金燦燦的都督禮服，穿上藍布衫，繼續逃跑，結束了12天的都督生涯。

辛亥革命中罕有清廷高官被殺，「瑞澂輩誤國殃民，罪魁禍首，竟逃顯戮」，一個個平安著陸。時人感慨「獨端方不保首領，豈天之欲成其名耶」。其實，革命黨早欲除去端方，因其能力與號召力，如「使其久督畿輔，則革命事業不得成矣」。章太炎就曾直言不諱：滿人「愈材則忌漢之心愈深，愈智則制漢之術愈狡」，因此「但願滿人多桀紂，不願見堯舜。滿洲果有聖人，革命難矣」。在壯烈的革命恐怖行動之中，被列入暗殺對象的都非貪腐而民憤極大者，卻是有能力乃至有操守的官員。根據革命的邏輯，桀紂是同盟者，而堯舜則是敵人，一切都以是否能幫助自己登堂入室、獵取政權為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