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在朝廷任命岑春煊之前，端方是雄心勃勃要把趙爾豐趕下台的。他倒不是看重川督的位置，而是瞄準了瑞澂坐著的湖廣總督寶座，這也是他曾經的位置。他曾致電朝廷，在痛斥趙爾豐的同時，建議撤去趙爾豐用瑞澂取代。正是在這種考量下，他在湖北遲遲不動身，明確表示自己與養虎成患的趙爾豐政見不同，無法共事。但朝廷偏偏就「不解風情」，表示你的職務既然是川漢、粵漢鐵路督辦大臣，當然要入川辦公。圍繞著官場關係的猜測，也成為當時報紙的熱門話題：《時報》就曾報道說，趙爾豐歡迎岑春煊而不喜歡端方，因此催岑春煊趕緊入川；而《民立報》又說，趙爾豐嫉恨岑春煊，設法阻止其來川。

但是，武昌城頭一聲槍響，天下烽煙四起，把責任推給盛宣懷成為最為簡潔有效的卸責方式，如同甲午戰爭之後，責任都必須由唯一幹事的李鴻章來承擔。

作為一位精通顯規則及潛規則的高手，盛宣懷不可能不知道有很多高壓線是不能碰的，比如鐵路國有雖然大可作為，但絕對不能得罪既得利益集團。大清國本質上並不是一個講理的國家，如果不能「花花轎子人抬人」，那就只能講究叢林原則。你砸別人的飯碗，別人就有可能砸你的鍋，結果並不在於道理，而在於實力。

趙爾巽的本意倒也沒錯，既然主管鐵路的盛宣懷、端方已經被四川的保路派們稱為「賣國賊」了，現任四川總督趙爾豐則是左右為難、上下受氣，派錫良或岑春煊去，比較超然，容易做和事佬。

吳璧華立即電話通知周善培，周善培則約了陳崇基、邵從恩，次日晚7點鐘到周府商議。吳璧華、周善培商議，在移交政權和兵權的同時，還要請趙爾豐做好軍隊的工作，以免軍方節外生枝。

邵從恩仍不肯去，周善培說：「天上落下一個金娃娃，也得人去到院子撿，不能落到床上來。趙督把四川全省政權、兵權和土地人民這樣大的禮物送給四川人，你們連一句請求的話都不願說，天下哪有這樣便宜的買賣呢！」

這封公開信同樣也未經與趙爾豐的討論，也未事先請示中央政府。兩份公開文件等於在趙爾豐的背後狠狠捅了兩刀，令局勢更複雜。同日，岑春煊還接見了四川旅滬保路同志會的代表，向他們承諾將儘快釋放被捕的眾人。

第二封電報就是煌煌聖諭，宣布：「開缺兩廣總督岑春煊，威望素著，前任四川總督，熟悉該省情形。該督病勢，聞已就痊，著即前往四川，會同趙爾豐辦理剿撫事宜。岑春煊向來勇於任事，不解勞瘁，即著由上海乘輪，即刻起程，毋稍遲延。」上諭再度強調「剿撫兼施」的方略，並明確在岑春煊未到之前，端方先行處置。

議員李文熙立即反問：「郵傳大臣所司何事？」

10月中旬，同志軍攻佔資陽后，成都的電報通信被切斷，趙爾豐與中央政府失去了直接的聯絡。成都「蔽塞不通」，「內外無聞」，「北京究竟是何景象」毫無所知。得到太后逃出北京的消息后，他在11月25日召集了高級官員會議，在會上「涕泣良久」，告訴大家「京師失守」。

第五項議案，是由議員牟琳及易宗夔聯名提交的，題目是《部臣侵權違法，激生亂變，並有跋扈不臣之跡，恭懇懲治具奏案》，矛頭集中在盛宣懷身上。

他沒想到，這個金點子竟成了餿主意，寶貴的反應時間再度被官僚機器的超低效率磨損殆盡。

看朝廷未理睬自己的分省管轄的建議，端方又在9月27日致電北京，再度要求阻止岑春煊入川，以免兩人許可權不清，難以合作。而看到自己有關全額發還路款的建議未被採納，岑春煊也在9月29日提出辭職。辭職未被接受。次日，盛宣懷致電岑春煊解釋說：從四川的局勢看，已經根本不是錢的問題，而是四川的保路派提出不可能實現的要求，即朝廷廢除已經簽訂的對外商約。盛宣懷錶態，到了現在這種局面，他本人並不反對完全還款，但此時絕對不能再糾結于這個問題，毫無用處。

原來，趙爾豐到任成都之後，要與端方保持通信，沒有密碼，尹良就把自己與端方通電的密碼本「家密」給了他，趙爾豐就用此與端方聯絡。尹良本是他的親戚，又是他兄長趙爾巽一手提拔起來的，于公于私都是值得信任的人。但是，端方與趙爾豐不斷疏遠，甚至上折彈劾他，趙爾豐疑心尹良在其中做了手腳，就到電報局調取了尹良與端方的幾十份電報來往底稿，用「家密」翻譯出來，才知道：尹良最先告訴端方，趙爾豐「懦弱無能，不勝川督之任」，後來又說趙爾豐「老年昏聵糊塗」，而端方彈劾趙爾豐的材料很多就是尹良提供的。趙爾豐十分憤怒，幾天都不和尹良見面說話。

此時，四川青神縣人、法部主事邵從恩從北京趕回。他先到重慶拜會了端方，而後回到成都。周善培、吳璧華就安排了他與趙爾豐的見面。見面時，邵從恩將端方怪罪趙爾豐的話都轉述了，激怒了趙爾豐。

當日，特派員從資政院帶回的會議記錄就擺在了盛宣懷的案頭，他「展讀之下，不勝疑詫」：「幹路國有不交閣議，謂為侵權；借債簽字不交院議，謂為違法；借日本一千萬兩，謂為賣國；擅調兵隊，謂為跋扈；革黨陷城，由於路款，謂為禍首。」每項罪名他都無法接受。於是，盛宣懷在當日及次日用兩天時間寫就了答辯狀——

岑春煊「養病」期間，從北京到成都乃至全國其他地區，官員士紳們或給朝廷上書，或給岑春煊本人寫信發電報，懇求他立即入川，甚至有相當肉麻的說法，「川中父老子弟望公如慈母，仰公如雲霓，無論如何必當力疾一行，以慰川民」。川籍京官們明確表示任何人都比趙爾豐強，趙熙奏摺中所說「趙爾豐始疑川民，繼疑川官，以將錯就錯之謀，成愈剿愈亂之勢」，應該就是他們的共同意見。其實，人們有意無意地忽略了：正是朝廷的指揮混亂、忽左忽右，才造成趙爾豐的艱難處境。

群體性|事件上升為武裝暴亂，「官屠」入川，太極高手作壁上觀，郵傳部部長盛宣懷黯然下台，四川總督趙爾豐成為棄子，與中央政府失去直接聯絡……

至於川路補償款項細節，因四川方面一直未能查明細賬並申報朝廷，以致未能最後落實，絕非「一概不予承認」；川路公司在上海違規炒股的巨額虧損，經宜昌分公司總經理李稷勛做工作，朝廷也已同意承擔，這在公開文件中有詳細記載。至於川省動亂，已經查獲的叛亂文件及接濟軍火等文書，顯示動亂另有原因，並非鐵路引發，「禍首」的罪名也不能接受。

但是，此時的局勢絕非蒲、羅、趙等人可以把握的了。

顯然，那些被租股所困多年的川民，即使認為他們的血汗錢被人剝奪，需要拚命，也會更為直接地找遍及各鄉的租股局算賬，而不是遙遠的京城中一個他們毫無所知的大官。只有那些「重大利益」受損的人，或者唯恐天下不亂的人，才會把靶子確定在一個履行工作職責的高級幹部身上。

岑春煊卻絲毫不為所動，繼續自己的打太極表演。9月18日他從上海發出了第一道給四川全省道府廳州縣武營的命令，要求官員們對民眾「不得妄加捕治」；「其因亂事拘拿在先者」，在地方安定之後，情節輕微的立即允許保釋，情節嚴重的必須等他到后再行審判，「不得擅行殺戮」；如果「奉行不力，或貪功生事，一經覺察，立予嚴懲」。這一招根本就沒有與工作在第一線的趙爾豐商量。各地電報局將電文直接送達州縣政府，張榜公示，完全打亂了趙爾豐的此前部署，等於將前線將士及政府官員的手腳全部捆了起來。

10月16日，御史史履晉彈劾盛宣懷，他一方面承認鐵路商辦出現大量問題，另一方面卻認為盛宣懷的方案是為了達到其「獨攬利權，調濟私人」的目的，並且「未經閣議，遂將先朝諭旨一概取消」，盛宣懷的因省制宜的補償政策則被指控為導致「人心憤激，大起風潮」的原因。這位顯然沒有理清基本事實脈絡的言官，還是一位站著說話不腰疼、不當家不知柴米貴的混混，他提出的解決方案就是：鐵路依然商辦，已開工者照常動工，未開工者迅速趕造，股款不足，則由國家補足。這一方案與晉惠帝聽說百姓無糧，卻質問「何不食肉糜」相差無幾。

與權力走得過於接近的盛宣懷，成也權力，敗也權力。1911年11月5日，蘇州和平光復，江蘇都督府成立，新政權就趕緊將盛家的財產查抄，革命的錢包一下子就豐|滿了ｈｔtps://ｒead.9９ｃsw•cｏｍ起來。後來，盛宣懷主動為革命捐款，新政權就又發還了他的家產。盛宣懷當然已經學乖了……

趙爾豐的胞兄、前任四川總督、現任東三省總督趙爾巽，此時自然是悔青了腸子：本想讓自己弟弟就近在仕途上再上一個台階，然後平安退休，沒想到把他推到了火坑裡了。他此時無奈，只好多出主意，多想辦法，尋找更多人一起分擔。趙爾巽向朝廷建議，在目前局勢下斷不可再派與鐵路有關的官員去，比如端方，去了無用，反而添亂，而應該另派「川人所信仰大員」，先把局勢穩定下來。

11月3日下午，四川司法廳廳長（提法司）周善培到總督府，趙爾豐的親信幕僚吳璧華告訴他，趙爾豐與尹良起了極大的矛盾。吳璧華是浙江溫州永嘉人，科舉出身，公費留學日本，學習軍事，被前任四川總督趙爾巽聘請督練新軍，先後擔任兵備、參謀、教練等處總辦，並主持講武堂、測繪學堂、陸軍小學。趙爾巽調任東北后，吳璧華留任在四川，並成為新總督趙爾豐的親信。

宣告四川獨立，對於趙爾豐來說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議員于邦華說：「去年開院時，度支大臣到院，曾認借款必交院議。借債雖在開會之後，何以本院請開臨時會，而郵傳大臣不贊成此舉？」李文熙、胡駿、陳懋鼎、邵羲、王季烈、籍忠寅等紛紛起來詰問。場面十分激烈。議員易忠夔表示，這個案子已經板上釘釘、不必多問了，如果議會上奏后不被中央政府採納，則應再三彈劾，「至有朝命為止」。

鷹派與鴿派相持不下，在9月12日討論四川局勢的內閣會議上，一派要求「分別剿辦」，另一派則要求「妥籌安撫」；一派要求「及時撲滅」，另一派則要求「銷毀名冊，一概不究」。還是徐世昌出來打圓場，會議才算沒有鬧僵，而最後發布的諭旨則綜合了兩派意見，成了個「剿撫兼施」的中庸文件。

顛覆勢力的介入，令一池深水變得更為渾濁。隨著四川各地暴動紛起，連遙遠的南京也在9月份出現寫給盛宣懷的公開信。這封署名為「革命右軍雷行」的匿名恐嚇信，洋溢著革命英雄主義的酷烈寒光，信中說：「汝家本寒微也，捐一候補同知，貢媚（原文如此）于李鴻章而發達，創辦電報、招商兩局，美其名曰『官商合辦』。及二局發達，又阿諛政府收商股以歸官。汝坐擁高官，只知剝削民膏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上年天降之罰，斬汝之長子（指盛昌頤病死），汝猶不悛。今川民之變，汝激之也。川民恨不食汝肉而寢汝皮矣。本軍指日北上，定取汝首級，以謝川民，汝其惕之。革命右軍雷行。」

眾人都堅持非明日上奏不可，如果實在來不及，就先上奏彈劾案。這場確定了盛宣懷命運卻對大局無濟於事的冗長會議，終於在下午4：25結束。

首先反彈的是端方。9月19日，端方致電中央政府，認為既然將川事委託岑春煊，在岑到任前自己代理之事實在困難，「必然處處掣肘」，「為私計，只有力請辭讓」，而為大局計則應該將川事全權交給自己處理，讓岑春煊專門管理粵事。因為，廣東雖然表面平靜，但一貫是造反的源頭，必須由岑春煊這樣的重臣去坐鎮。這一建議等於要求中央收回岑春煊的任命，而他則情願將自己的川漢、粵漢鐵路督辦大臣的權力分一半出來。

岑春煊的任命宣布后，他在上海何時動身頓時成為全國關注的焦點問題。9月17日，在京川籍幹部們就聯名致電岑春煊，懇請他早日動身，以便「川民早慰霖雨之望」，「上紓朝廷之憂，下拯川民之厄」。而重慶商會在發給旅滬保路會的信中說：「岑帥奉命入川，群情歡躍，乞請翁面呈慘狀，懇設法急解川危。」

對起用岑春煊，朝廷也是有不同意見的。內閣總理大臣、慶親王奕劻堅決反對。這一方面是因為他與岑春煊是長期的政敵；另一方面他在川路問題上與載澤、盛宣懷等政見完全不同，盛宣懷要引進的人他自然是要懷疑的。慶親王告訴攝政王載灃，岑春煊若到四川去，恐終無寧日。

岑春煊感覺到了自己與第一線官員們的巨大分歧，同日致電朝廷再次請辭，說既然端方已經入川，自己就沒必要再去。朝廷已經對這位扭捏作態的老幹部失去了耐心，尤其是他的取悅於民（其實是既得利益者）的辦法，乃至他還提出要朝廷下罪己詔，都遠遠超出了朝廷的底線及忍耐程度。看到岑春煊自己再度請辭，朝廷當即回電，同意他休假「養病」，暫緩入川。盛宣懷迅速致電端方，催促他「星夜入川」，並轉告他，攝政王已經表示端方目前「有進無退，總須到渝，一切自有解決」。同時暗示，只要他能趕到重慶，就可能出任四川總督。

自從在中央政府和保路派的雙重壓力下他逮捕了保路運動頭領蒲殿俊、羅綸等人後，全川大動亂，並間接引爆了湖北武昌的大暴動。而令他鬱悶的是，此前一直指控他過於軟弱的端方，此時卻掉過頭來，又指責他操切行事，上奏中央政府建議立即釋放被捕的蒲、羅等人，甚至已經發布了放人的告示。而中央政府接連派出端方、岑春煊等，試圖臨陣換將，趙爾豐成為一枚棄子，處在了裡外不是人的尷尬境地。

二讀中，議員籍忠寅解釋說，修正案中增加的部分就是盛宣懷的犯罪事實。議員陳懋鼎則表示，盛宣懷此人「運動力甚大，本院議員諒不至受其運動」。議員李文熙提出有幾個問題要質詢郵傳部特派員，議長表示，應讓議員們發言之後再行質詢。

夏之時是四川合江人，字亮工（與清代驍將、曾經當過四川提督的年羹堯相同），他也曾留學日本，學習軍事。他於1905年在東京加入同盟會，后回四川，在新軍中服役。成都慘案后，四川叛亂四起，夏之時被調派到龍泉驛。重慶方面的同盟會員多數都是知識分子，沒有槍杆子在手，也沒有軍事經驗，於是邀請夏之時率部東征。在槍杆子的護衛下，夏之時不費一槍一彈就在11月22日進了重慶，宣布重慶獨立，建立蜀軍政府。同盟會員張培爵為都督、夏之時為副都督，組建了步兵七標（團）和一個炮兵營。隨後便掉轉槍口，率兵西征，準備攻取成都。

第三封電報還是來自盛宣懷，這位作風細膩的部長對岑春煊的行程作了安排：從上海到宜昌，由招商局專輪護送，而從宜昌到重慶則準備借英國或德國的小軍艦出行，「正值大水，若無阻，可速到」。

這是黃帝紀元4609年十月初七，即公元1911年11月27日，以鐵路紛爭為開端，四川這個大清國人口最多的省份宣布獨立，建立大漢軍政府。

宣統三年的紀元被廢除了，一下子成了黃帝紀元4609年，連同制定紀元的人在內，大家還不適應一下子就進入如此「悠久的偉大」之中。

新政府發布了獨立宣言，充滿了「光復」的興奮：

岑春煊的官運是從慈禧太后在八國聯軍入侵后出逃開始的。岑春煊是第一個迎接到太后與皇帝車駕的地方官，隨即被提拔為陝西巡撫，后出任山西巡撫。1902年，他調任廣東，但未及上任，因四川總督被撤職改赴四川代理總督，一舉扭轉四川官場的頹風，贏得了「官屠」綽號，與「錢屠」張之洞、「民屠」袁世凱並稱「清末三屠」。次年，岑春煊正式到廣東就任兩廣總督，成為清末改革的弄潮兒。

盛宣懷在否認了全部指控后，自請解職，以避嫌疑。但是，政治遊戲和權力博弈從來不需要真相與真理。盛宣懷的認真辯解顯得有些幼稚和可笑，對手根本不屑一顧。令人寒心的是，資政院彈劾案已上，巨大的壓力居然迫使攝政王載灃和內閣當天（10月26日）就宣布「盛宣懷受國厚恩，竟敢違法行私，貽誤大局，實屬辜恩溺職」，「著即行革職，永不敘用」。同時，內閣總理大臣慶親王奕劻、副總理（協理）大臣那桐及徐世昌，「于盛宣懷矇混具奏時，率行署名，亦有不合。著該衙門議處」。

11月21日傍晚7時，吳璧華、邵從恩、陳崇基來到周善培家，幾人商議，要在次日召集司道官員和士紳們開會，商定移交接收條九-九-藏-書件。同時還對軍政府的框架進行了討論。周善培拒絕出任副都督，幾人定了蒲殿俊為都督、朱慶瀾為副都督。

消息一出，英國公使朱爾典（John Newell Jordan）、美國公使嘉樂恆（William J. Calhon）、德國公使哈豪孫（Herr von Haxthausen）、法國代理公使斐格威（Francois Georges Picot）緊急晉見大清國總理大臣、慶親王奕劻，對盛宣懷的人身安全表示極度的關注。

陸軍第十七鎮一位排長、同盟會會員、年僅23歲的夏之時，在成都郊外的龍泉驛暴動。參与暴動的是駐紮龍泉驛的步兵、騎兵、工兵和輻重兵，總共230餘人。他們殺死了軍官及不願暴動的其他士兵，然後往東開赴重慶，沿途號召新軍造反，隊伍得到擴充，人數達到400多，自號「中華革命軍」，夏之時擔任總指揮。

此時，端方在千呼萬喚中帶隊出了武漢，卻依然在湖北境內緩慢前進。盛宣懷終於無法忍耐，在9月13日致電趙爾巽與瑞澂，希望聯銜會奏，改派岑春煊處理川亂，他認為岑春煊「其聲威素著，或可聞風先解，其行亦必神速」。趙爾巽本是提議人，自然無話，而瑞澂也認為「川事非雲老（岑春煊）不辦」。

李文熙質問：「張文襄所定乃草合同，且已久不籤押，何以今年獨不能緩？況草合同所定，系粵漢路，非川漢路也。」

隨同這份命令的，還有岑春煊一份煽情的《告蜀中父老子弟書》，溫情脈脈，娓娓道來，也要求各地政府立即張榜公示，務使全川家喻戶曉。這份公開信滿是老友重逢的溫情。

盛宣懷通常是只講實力的，而這回碰巧實力和道理都在他的一邊，他自然更是得理不饒人。當年，載澤、端方等考察歐美憲政歸來，認為立憲政治「利國、利君、利民，唯一不利官」，這和如今的鐵路國有政策完全一致，唯一不利的就是之前寄生在鐵路上的既得利益集團。盛宣懷乃至整個中央政府唯一的失誤就是：仁政所能惠及的廣大民眾都是沉默的大多數，而改革所要傷害的少數既得利益者卻是掌握了資源、話語權以及鬥爭技巧的富有戰鬥力的團體。

在公開信中，岑春煊與父老子弟相約，一切未決之事等他一到就「開誠布公，共籌所以維持挽救之策」。他還承諾「必當為民請命，決不妄殺一人」，並表示已經電令蜀中地方官吏「極力勸導，勿許生事邀功，以重累吾父老子弟」。

「辜恩溺職」的罪名並不重，但處罰極其嚴厲。問題在於議會對此結果並不滿意，他們還想要盛宣懷的命。英國公使朱爾典在發給倫敦的電文中記載道：「近來盛宣懷因爭鐵路政策以救危亡，于北京腐敗政府各大員中，實為傑出之人……資政院未知詳情，而嘩然爭辯之彈劾，盛決不料其結果，遽至革職。但盛被此次猛擊，猶照東方習慣，頗為鎮靜。起行之前，于夜間料理交代。然次日（10月27日）事勢，忽更大變。因資政院已傳布印就之決議，請速殺此年老之大員。」於是，在美國公使倡議下，四國公使進行干預，將盛宣懷轉移出北京。對於資政院的決議，英國公使朱爾典嗤之以鼻，他認為資政院要求鐵路國有及借款應交其決定，雖然沒錯，「但其結果，不過亂事繼續不絕而已」。

身處風口浪尖的趙爾豐，是這場混亂的官場遊戲中最艱難的一個角色。朝廷對他不斷申斥，派出岑春煊頂替他的位置，又讓端方帶著湖北的軍隊前來助剿，有功絕對不會屬於他，有過則是他第一個承擔，這種處境令他寒心且傷心。

9月18日，盛宣懷再度電催岑春煊動身，話語已經不耐煩。他說端方滯留在湖北，還可以解釋為要與湖廣總督瑞澂多商量細節，而你岑春煊滯留在上海就說不過去了，「可否請今晚速乘江輪赴鄂」。盛宣懷稱攝政王已經表態，只要岑春煊入川就安排川督的位置加欽差大臣名號。著急的盛宣懷同時還電請瑞澂催促岑春煊動身。

而盛宣懷最初選擇日本的庇護，就是相信只有日本才能幫助中國恢復秩序，並幫助他本人脫離困厄。日本也認為盛宣懷關係到日本的在華利益，其首相山縣有朋親自要求外務大臣：「盛宣懷與日本有特殊關係，此時帝國政府即應採取切實措施予以保護。」日本政府特派三井物產公司北京支店長高木陸郎伴隨盛宣懷，「不論其前往何處，均將隨行到底」。10月30日，盛宣懷乘德國商輪「提督」號由天津經大連轉往青島，日本人經過積極的工作，以盛宣懷必須去日本治病為理由，將盛宣懷從德國庇護下轉移到日本內地。

議員劉榮勛贊同道，自立憲以來革命之說本已漸息，等盛宣懷提出鐵路國有，「解散人心」，「革黨乘機煽亂」。議員籍忠寅附議。郵傳部特派員舉手請求發言，「眾止之」。於是進行表決，將議員的意見加入議案，由秘書官「朗讀修正案」，進入二讀。

趙爾豐也發出公告，承諾減稅免厘，呼籲解散同志會，把全省的精力集中到亂后重建和經濟發展上。

看看趙爾豐接見的時間快到，吳璧華就請邵從恩、陳崇基一道去總督府。邵從恩突然害怕起來，說：「我不敢請求移交政權，萬一他說我是革命黨，一翻臉就要腦袋的。」

邵從恩、陳崇基這才放下心來，同意去總督府。趙爾豐告訴他們：「我從前對不起四川人，今天又要對不起朝廷。四川被我弄壞了，只盼望你們趕快替我補救。」邵從恩則回答說：「我們都是一般年輕人，在政治上毫無經驗，以後還求大帥隨時指示。」

一個堂堂國家立法機構，天天高喊憲政與法制，卻越過立法與司法之間的基本界限，在證據闕如的前提下，以「憲政」的名義，以100多人投票表決的方式，判處一位國家高級領導人死刑。這是世界議會史上的一個奇觀。

於是，又一個被「廢物利用」的高官重新披掛起來，站到了鐵路舞台上。盛宣懷、端方、岑春煊，這三個直接與鐵路相關的高級幹部居然都是剛剛被重新起用的。

至此，趙爾豐退居二線，深居在戒備森嚴的總督府內。一棵大樹已經倒下，他卻依然守著殘枝……

沒有資料顯示，盛宣懷為什麼最後選擇了岑春煊。如果非要查官場聯絡圖，岑春煊是郵傳部前任部長唐紹儀的兒女親家，而盛宣懷與唐紹儀完全是不同山頭的人馬，即使不是敵人，也絕對不可能是朋友。

但岑春煊似乎有意打打太極拳。他致電內閣，提出希望帶兩廣總督下轄的滇軍部隊入川，同時應先發通電文告，勸諭四川民眾要珍惜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或許能起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張之洞生前所九_九_藏_書訂合同，年初時由四國銀行向外務部催促批准，而批准之前，必須先完成鐵路國有，取消商辦，否則中央政府既非鐵路所有者，借款又無法獲得抵押物。郵傳部與外務部、度支部多次商議后拿出了鐵路國有方案，總理、副總理均簽字同意，然後報請攝政王以聖旨名義下達。因此，「侵權」的指控不能成立。

正如危城成都內，成都將軍玉崑成為少數清醒而冷靜的人一樣，荊州城的另一位滿族將軍、右翼副都統松鶴，在天地巨變的前夕上奏中央政府，認為川路問題的核心就出在「疆臣不究民隱，惟以順指為忠；郵臣不探本原，惟以速成為利」，十分精確地找到了地方與中央政府的不和諧關鍵點。他進而提出政府應該「罷郵部之庸議」，同時也要對保路派「杜權益之妄說」。其實，「郵部之庸議」只是因為水土不服，而「權益之妄說」卻是因為肆無忌憚，不擇手段。

在新政權粉墨登場的時候，列強饒有興味地觀察著四川這一巨變。新政府立即行文各國領事機構要求獲得承認，列強中的老大英國總領事務謹順明確答覆：如果政體的變化不損害外國人的權利，那是由四川人民自己決定的事；然而，關於對那些變化正式承認的問題，領事本人無權採取任何行動，必須報告本國政府並等待指示。

不想，第二天（11月21日）一早，趙爾豐就召見了軍警負責人，表明了自己將把政權、軍權移交給諮議局的想法，要求他們服從新政府，維護好秩序。趙爾豐說得極為傷心。會後，吳璧華立即致電周善培：「老趙真痛快，這是想不到的事。」

蒲、羅等人獲釋后，立即發表聲明，呼籲「息事歸農」，「禍毒不可以再延，大局不可以再壞」，「約既廢，路既保，保路同志會之事已完，則斯會可以終止」，目前的動亂已經造成「死者、傷者、鰥者、寡者、匿者、逃者，生命不知凡幾矣；劫者、焚者、棄者、耗者、荒者，財產不知凡幾矣。目前正當小春下種之時，若再曠日持久，兵不入庫，農不歸田，則大兵之後繼以凶年，我全川七千萬人之生命財產，豈復尚有孑遺」。

只好由周善培、吳璧華去談。兩人商定，關鍵是要告訴趙爾豐，岑春煊和端方都要入川，如果自己不放人，被他們放了，人情就被他們做了。大局如此，端方這樣強硬的人都變了風向要求放人，「與其等別人來放，何如自己先放？」二人又請趙爾豐之子進勸，談了幾次，趙爾豐有點心動了。

外有叛軍日益坐大，內有政敵處處相逼，趙爾豐到了抉擇的關頭。

此時，議員牟琳請求先付表決。在議員易忠夔、汪榮寶建議下，會議清點人數，總數為119人，於是開始表決，全體一致通過。

對於端方的這種敵意，岑春煊當然能夠感受到。次日，岑春煊正好得到情報說成都之圍已解，他順勢請求中央政府收回對自己的任命。在電報中，他提出只要「朝廷開誠布公，不妄戮無辜一人，不短少路款一支」，趙爾豐自能應對，他就不必再入川。弔詭的是，這位似乎處處想維護同僚間和諧的老幹部，卻又同時致電內閣，提出應將被捕諸紳釋放，這樣可望「民氣稍平，有所希望不至釀成巨變」。他甚至提出，只有將川路公司的所有用款，包括浮濫與虧損都承擔下來，給川路公司足額返還所有的款項，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顯然，他要麼是沒有很好地做功課，忽視了之前中央花了很大的精力才確定的補償原則，特別是款項發還方面，如何確保一般小股民的款不被中途剋扣截留；要麼就是明知故犯，與王人文、趙爾豐一樣「邀名取寵」。

趙爾豐交權固然有避禍的考量在其中，但從軍事上看，他依然手握雄兵，還有繼續戰鬥的實力。他的對手是以會黨徒眾為主，擾民有餘，作戰不行，「敗之數九而勝之數一」。趙的軍隊已經完全控製成都及周圍的十幾個州縣，效忠於他的城防軍有兩萬多兵力，軍餉600多萬兩，足夠持久戰，而新軍也還有一萬多人及大量輜重，如果他要繼續打下去，無論保路派還是同盟會，根本難以與之抗衡。尹良、田征葵等人也希望繼續抗爭下去，剿滅「叛亂」。

其實，在11月12日的時候，趙爾豐就已經同意釋放被捕的保路派首領。到14日預備放人的時候，顏楷的家屬戚友多人買了鞭炮，趕到總督府的西轅門，預備在眾人出來時大肆慶祝。這令趙爾豐大為反感和狐疑，臨時改了主意，暫不放人。斡旋者趕緊通知各家家屬，絕對不可刺|激政府。次日，眾人釋放。在釋放前，趙爾豐約見了蒲、羅等人，將端方、瑞澂、盛宣懷、玉崑等人的來往函電攤給他們看，說：「非弟之不情，實端、瑞、盛等迫弟至此耳，望諸君諒之。」

在成都的西方人士，家家門庭若市，相熟的中國人紛紛登門，商借帽子、制服和靴子。因為新政府規定，成立大典上必須穿著軍服或者對襟馬褂，一律穿靴。

陸夢熊繼續辯解：「此固法律問題，然郵傳部不過就草合同修改而已。」

對於盛宣懷等人推自己出山，岑春煊是樂觀其成的。但他不能輕易表態，一是要看看朝廷到底有多少誠意，二是要算算進退得失，畢竟四川現在成了全國乃至全世界的焦點，自己如處理得當，不僅能風光地回到政治舞台的核心，而且有望以力挽狂瀾的中興名臣的形象名留青史。

1911年10月27日，大清國資政院通過了一份特殊的決議，要求中央政府對郵傳部部長盛宣懷「明正典刑」。

岑春煊仗著與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的患難交情，在官場上表現很是強勢，動輒彈劾其他官員，而且一劾一個準，人緣極差。此時，軍機大臣瞿鴻禨為與慶親王奕劻爭權，便拉著岑春煊為一派，慶親王則和袁世凱結盟，兩派鬥法。

盛宣懷對岑春煊調動滇軍大不以為然，認為遠水不解近渴。盛宣懷通知他，端方已經主動要求在宜昌辦公，請岑春煊趕緊入川。

為緩和局勢，自10月29日開始，趙爾豐陸續釋放了彭芬、王銘新、蒙裁成、胡嶸、江三乘、葉秉誠、閆一士等人，但不肯釋放蒲殿俊、羅綸、顏楷、鄧孝可等「陰險狡獪」之人，他認為這幾人「謀反獨立手段極其狠毒，同志軍圍攻成都皆此數人預召之使來」，「不誅此五人，終貽國家之患」。

10月25日，資政院第二次會議，盛宣懷成為討論的主題。這一天下午1時會議開幕，資政院總裁世續卻稱病不出，由副總裁、教育部副部長（學部右侍郎）李家駒主持。

此時，大清政府四川總督趙爾豐的布告也早已貼滿了大街小巷。這是一份經過字斟句酌的布告，彷彿老友訣別一般，用溫情脈脈的詞句宣布了前任統治者對四川獨立的認可及對新政權的期許，當然也充滿了自我辯解與拔高：

陸夢熊答：「非郵傳部堅持借款，實以外人函催外部，郵部無可如何耳。」

次日，也就是重慶宣告成立蜀軍政府的當日，趙爾豐在成都寰通銀行內召集官紳會議，藩司尹良、提學使劉嘉琛、提法司尤愚溪（被端方彈劾后，周善培已經被免職）、鹽運使楊嘉紳、智巡道予宗潼、勸業道胡嗣芬、陸軍統制官朱慶瀾、參謀處總辦吳璧華，及蒲殿俊、羅綸、鄧孝可等川紳代表共同與會，趙爾豐與蒲殿俊等簽訂了《四川獨立條約》。根據該條約，趙爾豐將民政託付諮議局局長蒲殿俊，軍事託付朱慶瀾，他本人則帶兵回川滇邊務大臣任。

岑春煊在發給盛宣懷的回電中，在官場八股之外居然還有句口語：「川事鬧到不可收拾，真怪。」

趙爾巽所說的「川人所信仰大員」，其實就是幾位前任川督，分別是岑春煊、錫良及他自己。除了他自己擔任著東三省總督、無暇分身，錫良病退在家，岑春煊被罷黜閑置了多年，都能運用。

盛宣懷此時保持了充分的自知之明。9月30日他在發給岑春煊解釋川路國有補償方案的電報中，就說自己：「於此事，已為眾矢之的，即犧牲身命，何裨絲毫？」

岑春煊家世顯貴，其父岑毓英曾任雲貴總督，其人少年時放蕩不羈，與瑞澂、勞子喬並稱「京城三惡少」。

岑春煊的行動令前方的趙爾豐及端方極為反感。《時報》分析說：「端午帥（端方）本與岑西林（岑春煊）有隙，此次岑奉旨會辦川事，而旨中又撇去端不提，端更不免悻悻，益以岑公先期布頒告示，而釋放蒲、鄧，大有一切俟乃公來之意，端、趙皆為不平。聞趙日前有電奏到京，指斥西林專擅，詞意極為憤懣，大致謂岑並非地方官，身未到川而已先期發寄告示，指授機宜，並不與督臣會辦，其所措施，實與目下實情不合。」

此時，趙爾豐四面楚歌。川東川南75州縣宣告獨立，又傳來了更為驚人的消息：北京淪陷。消息說，10月26日，隆裕皇太后改為垂簾聽政，當天朝賀時軍隊嘩變，「直入大內，將王公諸大老盡行殺戮，吳祿貞保監國率領皇帝、皇太后乘火車前往奉天暫住」。

川路公司的國有化進程，既得利益群體為了獲得政府對300萬兩違規炒股損失的認可，不惜高高舉起民族主義的大旗，無中生有，激化矛盾。而各級政府官員打著自己的小九九，試圖渾水摸魚，利用民眾運動為自己撈取政治資本。唯恐天下不亂的顛覆勢力加緊滲透，離間官民。這三種力量，最後導致保路運動失控，而盛宣懷則是矛盾的焦點。

10月26日，又一位御史范之傑上奏，認為川鄂動亂主因並非「趙爾豐之操切羅織、瑞澂之棄守潛逃」，而是「橫絕中外」的「神奸巨蠹」盛宣懷。他指控盛宣懷之所以對不同地區採取不同的補償方式，是為了進行股市的內幕交易：在鐵路國有宣布之前，盛宣懷已經派人到廣州低價收購了大量的粵路公司股票，所以粵路商股十足償還，盛宣懷大撈一把；而川路公司的股票，盛宣懷未能收得，因此才不斷打壓。當然，這又是風聞而已。這位御史提出，盛宣懷目前只是一個部長，如果他處在副總理的位置上，「盜玉竊鉤，何事尚不可為」，「方今主少國疑，而有大臣奸橫如此，苟不宣布罪狀，明正典刑，恐君權陵替，後患更何堪設想」。將盛宣懷的問題上綱上線到篡班奪權的高度，體現了豐富的想象力。

至於日本借款1000萬兩，因日本未被包括在四國銀行團內，「稍予體面，以顧邦交」，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而且，此事細節已經交付閣議，並轉咨資政院，請歸入「四年分」（宣統四年，即1912年）特別預算，資政院本有全套文件，一查可知，「賣國」之控毫無理由。

對御史們的指控，盛宣懷可以無視，但來自國家議會（資政院）的攻擊則是直接而致命的。

至此，面對遍地烽煙的四川局勢，朝廷的應對陣容算是確定了：端方繼續專門辦理鐵路國有事宜，岑春煊則負責剿撫「會黨亂匪」，在岑春煊到來之前，由端方負全責。四川總督趙爾豐實際上已經靠邊站，他的下台已經毫無懸念，只待兩位欽差大臣到位。同日，朝廷下令從陝西和湖北調派軍隊入川。

大街上最為忙碌的是理髮店和剃頭挑子，男人們都排著隊去剪辮子。來來往往的人們左袖上戴著白色袖標，袖標的寬度一律都是二寸，這是「大漢國民」的標準裝束。成都皇城（也就是貢院）內外張燈結綵，佩戴著白色袖標的新軍士兵們站崗警戒，卻毫無肅殺之氣。

這份極為煽情的告別信，在英國駐重慶兼成都總領事、著名漢學家務謹順（William Henry Wilkinson）看來卻帶著諷刺性的語氣：難道這些生手有希望超過一位曾經服官十七省的人物嗎？

陸夢熊又言：「借債始於張文襄（張之洞），現在本部不過繼續奉行耳。」

對外借款協議，張之洞生前即已簽字，只是還需經過朝廷正式批准認可，而郵傳部的任務就是修改其中的一些條款，這本是前任部長唐紹儀的未竟工作，等盛宣懷接手時，資政院已經閉會。當資政院召開臨時會時，攝政王以上諭這一最高文件的方式解答了資政院對這筆借款的疑慮，明確表示不必在資政院臨時會上討論，各部門只需將相應文件準備妥當，在10月份（農曆九月）的資政院常會上提交表決即可。因此，郵傳部毫無「違法」之處。

吳璧華說：「這自然要先定一個妥善的辦法，不但為大帥，就為四川，也不能糊裡糊塗放下就算完事的。」

叛軍進駐安岳城，與政府軍發生激戰，打敗了政府軍，聲勢大震。隨後，夏之時率部近千人從水路趕往重慶，避開成都地區的巨大壓力，去推動重慶的獨立。

議員黎尚雯將盛宣懷的罪狀總結為四條：違憲之罪、變亂成法之罪、激成兵變之罪、侵奪君上大權之罪。這幾條罪按律當絞。這引起了議員們的極大共鳴，李文熙、李素、顧棟臣等紛紛跟進，表態支持。而汪榮寶則大聲呼喊應當命令盛宣懷親來答覆，眾人大聲附和。

次日，岑春煊收到了至少三封來自北京的電文。第一封是盛宣懷的，告知他相應的組織程序已經走完，只等趙爾巽與瑞澂的推薦電報一到，就能公布，並告訴岑春煊已經將相應的文件檔案投寄給他，問他何日能趕到武昌。

保路運動與大清帝國一道出軌了……

其實，在資政院發出彈劾奏章之後，盛宣懷就已經搬入了橫濱正金銀行支店長的宅邸，躲避風頭。隨即，美國銀行團代表司戴德出面，動員美國使館，策動四國公使出面保護。四國及日本為了爭奪盛宣懷還發生了一場平靜的角逐，從盛宣懷離京赴津的火車選擇、奔赴青島的輪船安排等都互相較勁。

慶親王保證，中央政府絕不會處決盛宣懷，其生命安全完全有保障。但各國公使根本就不相信，認為軟弱的大清中央政府完全可能犧牲盛宣懷，拿他當替罪羊。當天深夜，四國使館各派遣兩名軍人，在美國公使館漢文翻譯丁家立（Tenney Charles Daniel）及英國公使館翻譯率領下，組成一個全副武裝的國際特混衛隊，護送盛宣懷前往天津租界。

岑春煊勉強趕到了武昌，與湖廣總督瑞澂進行了會商，瑞澂絲毫不能同意岑春煊那脫離實際的計劃。9月30日，瑞澂致電盛宣懷，認為岑春煊「不辦首要、股款全退」的主張是荒唐的，如果繼續讓岑春煊負責的話，則「平亂不足，反以長川人之驕，肆其影響，將及他省」。10月2日，瑞澂再度致電盛宣懷，指責岑春煊「持見既偏，又多成執，又不能原諒局中人辦事之難」，必須阻止他入川。

此時局勢日益激化。自榮縣開始，四川很多州縣紛紛宣告獨立，而以本地兵源為主的新軍消極平叛。在已經獨立的湖北，黎元洪發出了威脅：如果四川再不響應獨立，「將按照對付滿洲人的辦法對待他們」——這就意味著血腥的殺戮。四川漢州（廣漢）人、同盟會特派員戴季陶已經從武昌出發，進入四川指揮軍事行動。

公開信開頭就是：「春煊與吾蜀父老子弟別九年矣，未知吾蜀父老子弟尚念及春煊與否？春煊則未嘗一日忘吾父老九-九-藏-書子弟也！乃者遘此不幸之事，使春煊再與吾父老子弟相見，頻年契闊之情，竟不勝握手欷歔之感。引領西望，不知涕之何從。吾蜀父老子弟一思春煊此時方寸中當作何狀耶？」

特派員陸夢熊則解釋道：「此政策（鐵路國有、引進外資）非郵傳大臣一人所主持。」

保舉岑春煊，採用的是盛宣懷、趙爾巽、瑞澂三人聯名推薦的方式。9月14日，盛宣懷致電在上海當寓公的岑春煊，說明成都危急、朝廷有意請其出山的相關情況。盛宣懷順手給他戴了個高帽子：「公英銳，行必速，惟交通難，似可先發電報告示，曉以利害，勸諭解散。亂黨怵公聲威，當有不問。」

議長請提案者上台解釋提案。牟琳說，從法律上看，盛宣懷的鐵路國有政策未經過閣議、未交院議，引進外資也只是通過度支部大臣商議，且不由主管部門主持，「獨斷行之」，違反了法律；從政治上看，「凡立一政策，必期能富國利民，而盛大臣既損失川民之利益，激成變亂，變起複無法以弭之，致令鄂亂踵起，大局動搖，推原禍始，盛一人之事。至於電陝調兵，尤為跋扈不臣之實跡」。他請求將盛宣懷「明正典刑」，否則「無以服人心而平亂事」。

內閣對他的建議是大不以為然的，在將電報轉給郵傳部處理的批示中，明確說：「此次川匪肇亂，純系藉端煽惑，隱有逆黨從中主持。」這就是說，岑春煊自覺不自覺地，在基本的情況判斷上與朝廷完全不能一致。事到如今，朝廷也沒別的選擇，就是指望岑春煊出面能先把局勢穩定下來。

在慶親王與袁世凱的精心安排下，一幅岑春煊與梁啟超等人的合影被偽造出來，指控他想為戊戌政變翻案；慈禧大驚，將岑春煊外放到兩廣。到了上海，岑春煊又稱病不前，隨即被開缺，打入了政治冷宮。

趙爾豐此時與端方已經成為不共戴天的大敵。在端方等人的活動下，中央政府下令端方將趙爾豐「押解來京」，以「申川民冤憤之氣」。同時，端方又派出幕僚朱山和劉師培前來成都活動，預備在非常時候由自己主導四川獨立，甚至宣稱自己並非滿人，而是漢人，將自己的字「陶齋」說成是自己的本姓「陶」。四川局勢成了端趙二人的爭奪。

吳璧華說：「他已對軍隊明白宣布了，怎麼翻得過來呢？」

議員李復卻又站起總結道，川亂背後的主要問題有：一、退還川股與粵股辦法不一律；二、鐵路學堂費何以不承認；三、股息何以不給；四、歷來招股費用何以不承認；五、議長爭路系保存本省權利，何以為匪？六、股東會系法律許可，何以嚴禁？從這些問題，亦可知其或者對基本材料都並未諳熟。

一夜之間，成都城裡的黃龍旗都不見了蹤跡，到處懸挂的都是白旗。白旗的正中大書一個紅色的「漢」字，在「漢」字周圍，十八顆黑星綴成一個圓環，這就是新的「大漢國旗」。

慶親王勢大，在1906年趁雲南片馬民亂，奏請慈禧太后將岑春煊調任雲貴總督。岑春煊稱病不去，滯留上海。到次年春，他見袁世凱行情看落，突然進京覲見慈禧太后。孫寶日記中寫道：「岑尚書乃一活炸彈也，無端天外飛來，遂使政界為之變動，百僚為之蕩然。」太后召見后，親自安排，岑春煊不需去雲貴上任，改當郵傳部尚書，入了慶親王的權力後院。

議員汪榮寶問：「日本之千萬兩，亦根據草合同乎？」議員程明超問：「定合同時，資政院已成立，何不交議？」議員王佐良問：「去歲開院時，外人函催簽字，何以會期之內竟不交議？」

朝廷的分歧其實已經十分嚴重。早在成都罷市時，盛宣懷主張剿辦，慶親王說：「君閱歷深，請擬一諭稿，大家斟酌之。」盛宣懷立即寫就，結果慶親王拒絕以內閣集體名義提交，說：「此諭我等不能署名，君實在要如此辦則請徑奏，由郵傳部大臣署名可也。」盛宣懷「默然而出，頗以為慍」。照理說總理反對，該案一般很難通過，但經過載澤等人對攝政王載灃做工作，最後朝廷還是採納了盛宣懷的剿辦政策，下令端方帶兵入川。四川暴動開始后，據當時報載，攝政王載灃接見了總理慶親王、副總理那桐及徐世昌等，表示「川人如此囂張，非嚴辦不可」，並評價趙爾豐「我看他在巴塘辦事頗得力，所以用他，不料到四川如此無用」。

兩位省部級幹部的互掐令朝廷十分為難。川漢、粵漢鐵路督辦大臣端方指責四川總督趙爾豐「養癰成患，啟侮釀釁」，造成四川的局面日益糜爛，甚至擔心自己帶兵入川后，趙爾豐可能會挑動川民搗鬼，為此，他特別先派遣鄭孝胥入川探路。而趙爾豐也指責端方躲在後方瞎指揮，忽左忽右，令本身有轉圜餘地的工作日益被動。

吳璧華於是與周善培、邵從恩、陳崇基等商議，隨後又會同蒲、羅等人籌劃，忙了兩天，在11月20日起草了一個計劃，交給趙爾豐看。趙爾豐很滿意，告訴吳璧華：「辦法極好，謝謝他們，請他們明晚八點鐘來兩位代表，我當再和他們商量。」

幾人爭論到9點鐘，總督府來電話催促：「士紳怎麼還沒有到呢？」周善培回答：「馬上到。」並要求直接與趙爾豐通電話。在電話里，周善培告訴趙爾豐：「邵、陳二人感動萬分，我同璧華再三研究，最好還是由大帥提出，不要他們先開口，才可表示完全恩出自上的意思。」周善培的確精通官場的遊戲規則和官員心理，趙爾豐爽快答應。

根據比較可靠的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發給倫敦外交部的報告，趙爾豐曾致電岑春煊，說成都危急，盼岑早日入川，而致電端方則說「川事大定」，只有成都之外才有小股匪徒。岑春煊知道了這兩封完全相反的電報，大感疑慮。就在高級幹部們大玩心眼的時候，就在拖延了近一個月的端方帶著湖北軍隊從重慶開向成都的時候，兵力空虛的武昌城內一聲槍響，被革命黨滲透了的部分新軍在10月10日舉行了武裝暴動，史稱「武昌起義」，即「辛亥革命」。

至此，議長請郵傳部特派員于焌年、陸夢熊作出說明。于焌年剛剛談及租股、民股等數額，就被各位議員喝止，認為答非所問。

議員中便有人高喊，讓盛宣懷出來回答，卻又有人反對，認為那毫無必要。

周善培與吳璧華都認為，現在正是個機會可以說服趙爾豐將蒲、羅等人放出來。於是，他們請了大竹縣的紳士陳崇基，動員了川路總公司的總經理曾培、刑部主事周鳳祥，去向趙爾豐進諫，卻都碰了軟釘子。

至於擅自調兵，盛宣懷辯解，郵傳部無非是為軍方準備交通工具、轉遞電文通訊而已，無權也無可能介入軍隊調動，「跋扈」之說也不成立。

會議先對上次會議討論過的三項議案簡單回顧，眾人無異議，均通過。於是進入第四項議程，討論議員羅傑的提案，題目是《內憂外患，懇請標本兼治，以救危亡具奏案》。提案人羅傑先上台作說明。羅傑將解決川鄂動亂的辦法分為治標、治本兩種，治標又分寬嚴兩種，嚴的辦法就是將盛宣懷、趙爾豐、瑞澂三人「按律嚴懲」。郵傳部部長盛宣懷的罪名是鐵路國有及引進外資既沒有交付內閣討論，也沒有通過資政院審核；四川總督趙爾豐的罪狀是「先時贊助保路同志會，旋誣為匪，激成大變」；湖廣總督瑞澂的罪狀是「事前既無防範，事後則棄城遁逃」。寬的辦法則是在四川立即釋放被捕的蒲殿俊等人，在湖北對造反的新軍「多方招撫，設法解散」。而治本，就是要儘快召集正式國會，組織完全責任內閣，並確定憲法，保證人民的言論、出版、結社集會三大自由。議長問：「諸君有無討論？」眾人喊：「無討論。」大多數人站起表示贊同，於是這份議案輕鬆通過。

11月18日，趙爾豐召見吳璧華，大吐苦水：「官我是做傷心了。朝廷既不要四川，我拿著四川有何用？但是交了兵權、政權，四川人不諒解我，誰能保護我呢？」

11月5日，也就是在憤怒的趙爾豐彈劾端方「濟亂」之後三天，趙爾豐被一場兵變震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