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種利益集團的燒烤下，四川早已是一個滾燙的油鍋，就等著將政府逼到絕路上去；政府一旦採取強硬措施，那就是一瓢清水倒入油鍋，激起萬千鼎沸。成都一聲槍聲，成為一個信號，全川立即大亂，各種武裝團體迅速出現，都打著保路保民、營救蒲（蒲殿俊）羅（羅綸）名義，戕官毀衙。

在煽動仇恨和暴力方面，這些宣傳手法是能收到很好的傳播效果的。《西顧報》就毫不掩飾地鼓動說：「練民團製造好軍火，習武藝一齊供達摩……我們又有本事又有聯絡，不怕官府那還怕差哥。倘有那不肖官吏來捕捉，鳴鑼發號我們蜂一窩。一家有事百家來聚合，他的手快我人多。鋼刀砍不完七千萬人頭腦殼，哪怕屍骨堆山血流河。有死心橫豎都戰得過，戰勝了我們再打收兵鑼。」

護理四川總督王人文在給中央政府的報告中慨嘆：「日來關於鐵路合同攻難之文字演說，紛紜四齣。禁不勝禁，防不勝防。」這些投槍與匕首被同志會的演講員及罷課回鄉播撒種子的學生們帶到四川的各個角落，佔領了輿論陣地。在這種宣傳戰中，真相與信息公正都已經退居到第二位，多佔地盤、不擇手段地壓倒對方才是最關鍵的。細細查看這些報紙，除了轉載的公文、電報之外，其他幾乎所有的新聞都存在著相當程度的藝術再加工，而且套話、假話、空話連篇，簡直成了「小說日報」或「廢話日報」。

第三次「水電報」即為成都慘案發生當天發出，如果說同盟會不是蓄謀已久，顯然是過於小看他們的革命智慧和革命效率了。

川西同志軍統領孫澤沛發布告示：「本軍召集同志，原為爭路保民，不日振隊入省，請釋羅、蒲先生。」

按照常理推測，如真是官逼民反，也不可能在成都慘案后不到一日就完成如此大規模的動員和調動。莫非，這些反叛者早就「預測」了即將發生慘案，並做好了充分的準備？甚至，慘案的進展也完全可能在他們的導演策劃之中？

此時，留在原客廳里的保路派們已經被趙爾豐的衛隊看管起來。現場被拘禁的有蒲殿俊、羅綸、顏楷、鄧孝可、王銘新、江三乘、葉秉誠、彭芬等人。另外，胡嶸則在督練公所被捕，而蒙裁成、閻一士則稍晚自請逮捕，分別押于巡警道署和華陽縣署。

於是，眾官員簇擁著趙爾豐一起到了大堂。此時人群已經衝過了幾道警戒線，衝進了儀門。趙爾豐下令警衛發出警告，但是三通警告都無人理睬；人群衝進了大堂，趙爾豐下令開槍。

全民皆黑之後，哥老會成了一個各種利益團體混雜的大雜燴。貧民入會，當然是為了溫飽而奮鬥，無產者失去的只是鎖鏈，獲得的或許是整個世界；富貴之家入會則不僅是自保，而且是一個拓展社交圈的機會，類似今日不管有無文化都蜂擁讀EMBA培訓班，鍍金之外，為的是多交朋友，結成利益同盟。當時的《四川官報》《四川月報》記載：「紳糧之家亦有在（哥老）會者，各為藉此保家，實則廣通聲氣，以自豪恣，於是會黨哥老便無孔不入，滲進四川社會各階層中，入會者自紳商學界，在官人役，以及勞動苦力群不逞之徒，莫不有之。」

「文明公」舵把子、華陽民團「安吉團」團總秦載賡，率部「抵成都東門，為清軍拒，不得入，乃遣人四路號召，羽檄交馳，四方應|召者萬餘人」，「連營四十余里」。

在風起雲湧的四川，此時「最大的鳥」就是哥老會。四川是個會黨勢力泛濫的省份，哥老會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哥老會遍及四川各階層，幫會成員佔全川成年男人中的九成，有「明末無白丁，清末無倥子（非幫會成員）」之稱。哥老會分「仁、義、禮、智、信」五個堂口。仁字型大小主要是豪紳地主、文武官員、士大夫及社會上的其他上中層分子；義字型大小主要是各種商人們；禮字型大小則是持霸逞強的地痞流氓、強盜土匪、清軍士兵等；智字型大小和信字型大小則是下層群眾。每個堂口的大號居然都是其最為稀缺的東西，仁字型大小無仁，義字型大小不義，禮字型大小非禮。

趙爾豐同時查封的還有《蜀報》，是四川諮議局的機關報。《蜀報》創刊於1910年8月19日，由諮議局議長蒲殿俊兼任社長，朱山任總編輯，吳虞、葉治鈞、鄧孝可等任主筆，集中了當時四川的一批筆杆子。

真實與真相從來就不是大清媒體的使命，不擇手段的政治攻擊、輿論引導（無論「正導」還是「誤導」）才是其第一任務，不同派別的報紙相互之間的區別無非就是「五十步」與「一百步」、「勝者王侯」與「敗者賊寇」的分野。

那份在慘案前夕號召民眾與政府「同歸於盡」的《西顧報》，誕生於1911年7月26日，在四川保路同志會成立的一個月後。

彭縣的突發事件，半夜傳到了成都，趙爾豐立即召見川路公司的高層彭芬等人，商議對策。田征葵「憤恨不可遏」，要求當場逮捕川路公司這些煽風點火的領導人。彭芬辯解說縣署與徵收局緊鄰，鬧事者只砸了徵收局而沒有砸縣署，且所有公款都安然，其中必然另有隱情，非派人實地調查后不能下論斷。趙爾豐聽了覺得有理，就讓彭芬等人離去。各個陣營的回憶錄都認為，這一事件令田征葵成為保路運動「最兇惡的敵人」。辛亥革命后，田征葵帶著女兒、女婿試圖逃回湖南老家，半道上在九層岩江面上被重慶的蜀軍政府抓獲，未經審訊就直接槍殺在督軍大院內，傳首城中。至於美女被騷擾乃至被擄三天的幕後真相，亦成了一個永遠的謎。

守衛總督府另一側的是田征葵統轄的老式城防軍。田征葵是對保路運動極為痛恨的，事後的很多平亂行動，城防軍都堅定地服從趙爾豐的指揮，表現了遠高於新軍的對政府的忠誠。

而「將來自保條件」則多達15條，除了發展鐵路、航運、實業、教育等民生事業外，還提出編練國民軍、建立兵工廠等敏感建議，直接提出了槍杆子的問題。

《西顧報》從創刊到9月7日被查封，歷時44天。這44天中，每日出一大張，除第四版刊登廣告外，其餘三版大部分都是有關保路運動的宣傳品，內容分為社說、京外紀事、本省紀事、要件、時評、文苑等，還間插漫畫。《西顧報》的發行量日均8000餘份，罷市罷課後增至14000餘份，而8月5日召開特別股東大會，次日的報紙印量超過15000份，仍供不應求。在一個波詭雲譎、變化頻繁的非常年代，信息的饑渴是一種通病，即使提供的是鴆酒，人們也照樣飲鴆止渴。而恰恰在信息的供給方面，政府的龐大身軀難以靈活應對，輿論陣地成為反對者們佔壓倒優勢的主場。

9月8日，近10萬武裝黑幫打著「同志軍」的大旗，將成都城團團包圍，糧食不讓進，糞便不讓出……

遺憾的是，這段驚心動魄的刀下留人的故事，極有可能是彭芬事後杜撰的。據其他更為可靠的史料（秦枏《蜀辛》）顯示，玉崑當日根本就未到總督府開會，在玉崑當天晚上發給北京的家書中也絲毫沒有提到刀下留人的驚險故事。玉崑恰恰是對這些保路者們最無好感的少數省領導之一，在次日的家信中，他認為：「此次肇亂之根由，實因劣紳數十名暗中煽惑愚氓，心藏謀為不軌；加之行政諸公，膽識庸暗，題目未看清楚，所以亂萌忽起。幸蒙朝廷密旨，令趙嚴拿首要。」他九_九_藏_書完全贊同趙爾丰采取強硬手段。在這封家信中，玉崑說趙爾豐「將十一人留署花廳，飭軍隊周圍嚴守，仍備飯食」，沒有任何證據顯示趙爾豐想將他們置之死地。

四川之外，同盟會在湖南、湖北也多方從事地下活動，採取的手段與四川相仿。同盟會元老居正等人認為湖北的保路運動是「一部分無聊紳士，欲接踵川湘，假做民眾運動，以張體面。余恐礙我等之進行，暗中破壞，故示鎮靜」。

《西顧報》在這方面也毫不遜色，自己報道說，有老者讀《西顧報》，「于街口演講……聞者為之憤恨……聞者又為之凄愴而流涕。報紙感人，如此之甚……」

早在5月份保路運動剛剛興起時，同盟會就在成都四聖祠法政專科學堂開會，確定自己的定位、立場和方略。會議決定要「以保路為推倒滿清的工具」，通過「鼓動股東大會，組織革命軍」，明確提出將「離間官民」作為重要的工作手段，「故意領導民眾，擁戴蒲、羅諸人，暴動于省城之中」。同時，到各地「提挈人民，組織民軍，共同革命」，「各以數百或數千人，割據州縣，或進攻成都，包圍于省城之外」。這次會議之後，同盟會更是廣為結納各色人等。

彭芬日後寫下了詳細的回憶，說當時「步槍、手槍、砍刀環繞目前，有不槍決即刀劈之勢」。就在他們幾人要血濺當場的關鍵時刻，成都將軍玉崑應邀趕到。趙爾豐徵求玉崑意見，欲將所逮捕人眾一律處決。玉崑則問趙爾豐：「諸被逮者，均系士紳，非匪人，徒以政見不合，責任難卸，非叛逆也。季翁何弗請旨？」趙爾豐說：「有奏無批。」玉崑便說：「此事非請旨不可，弟不能任此責也。」遂不肯簽字，告辭而去。他這樣一說，弄得趙爾豐也不敢下手了。

那是一周前的七月初七，彭縣在蕭曹廟舉行慶祝土地會社戲——蕭曹廟就是紀念西漢名相蕭何、曹參而建的廟宇。散戲時，人群從縣署前絡繹而過，正好與一名華貴美女迎面而過，眾人為其美色大驚，便停下來圍觀美女，估計也有不少起鬨的。美女進了縣衙緊鄰的徵收局（徵收租股的辦事機構），人群卻依然擁在門口不肯退去，紛紛議論著，這個標緻的女人應該就是局長夫人。

這就是辛亥革命史上著名的「成都慘案」。開槍之後，趙爾豐立即發出告示：「朝廷旨意，只拿數人，均系首要，不問平民。首要諸人，業已就擒，即速開市，守分營生。聚眾入署，格殺勿論。」並迅速派兵查封了保路運動的幾處宣傳基地。

成都慘案之後，政府指責有人在幕後推動，造成民眾與政府之間的流血衝突，以便渾水摸魚。從武裝叛亂的速度來看，這絕非虛言。

這已經是四川歷史上的第三次「水電報」了。第一次「水電報」是朱元璋統一西南、消滅大夏政權之戰。當時明軍分東、北兩路軍攻打四川，夏軍憑險固守，明軍進展極慢。明將傅友德在攻克階州（今武都縣）、文州（今文縣）、綿州等城之後，為漢江（今沱江上游）阻隔，正值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大書克階、文、綿州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於是「蜀守者見之為之解體」。

至於自保經費，他們估算為2000萬兩，並且樂觀地說，全川7000萬人口，若納稅人口在4000萬，則每人每年才負擔5錢。

根據日後主流史家的說法，這次會議后，四川各地的革命就在保路運動掩護下轟轟烈烈地開展了，而保路運動的罷市、罷課、罷工也是這個會議的成果。在號召奪權的《商榷書》發表的同時，地方政府得到情報顯示保路派（實際是隱藏其中的同盟會）將於9月中旬大舉動兵，這其實也是趙爾豐抓捕其首腦人物的主要動機。

新津會議，曾被說成是同盟會主持的四川會黨大聚會。川東南哥老會四方九成團體首領聚集新津，「承謀舉義」，商定「各回本屬、準備相機應|召，一致進行，如兵力不足，不能一鼓下成都，則先據川東南，扼富庶之區，再窺進取」。

說起田征葵對保路運動的痛恨，除了對「劣紳」裹挾和煽動百姓鬧事看不順眼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他的女兒曾被暴民擄走三天。

同盟會本是會黨出身，「會」眼識英雄，他們認為「四川幫會的勢力強大，散布的地區廣，是我們必須爭取的社會力量」。他們的方針就是「因地制宜，互相聯絡，聯合哥老適時起義」。可以說，對保路派，同盟會採取的是逼宮的做法；而對哥老會，同盟會則是投懷送抱、身心交融。吳玉章、熊克武等同盟會員在香堂上歃血為誓，加入了哥老會。許多哥老會首領，如張百祥、佘竟成、秦載賡、張達三、張捷先、羅子舟、胡朗和等，也加入了同盟會。

眾人閑扯了一個多小時，正準備散去，尹良忽然派人來通知，說是接到了郵傳部的回電，請大家一同到總督府看電報去。

在四川局勢日益糜爛、群雄逐鹿時，理念之爭早已退居次位，實力才是第一要素。本來這就是一個實力派的社會，誰的腰桿粗、拳頭硬，誰就說了算，如同美國電影《阿凡達》（Avatar）所揭示的：誰胯|下的鳥大，誰就是老大。

此時，趙爾豐已經接受了尹良對商榷書的看法，認為這是一份徹頭徹尾的叛逆宣言，並且懷疑是蒲殿俊等人在背後策劃。

9月6日，《西顧報》號召「同歸於盡」的社論開始進入印刷程序；

槍聲響起……

為了吸引民眾，危言聳聽之外，這些媒體還都有另一個共同特點：文字淺顯。如「同志會，何由成，同胞聽我說原因。有一個，賣路臣，他本江蘇武進人。盛國賊，現是個郵傳大臣。上蔽君，下壓民，借債送路太專橫。借外債，甚嚇人……」就是民間的打油詩，琅琅上口。

國家機器對於新聞媒體進行限制和管理，也是當時的國際慣例，對於大清國而言，更為符合朝野上下對新聞媒體的定位。在時人眼中，媒體的作用首先就是「上情下達，下情上達」。著名的啟蒙思想家鄭觀應說得很透徹：「古之時，謗有木，諫有鼓，善有旌，太史採風，行人問俗，所以求通民隱、達民情者，如是其亟亟也。自秦焚書坑儒以愚黔首，欲籠天下於智取術馭、刑驅勢迫之中，酷烈熏爍，天下並起而亡之。漢魏而還，人主喜秦法之便於一人也，明詆其非，暗襲其利，陵夷而肇中原陸沉之禍。唐宋代有賢君，乃始設給諫、侍御諸言官以防壅蔽，而清議始彰。然以雲民隱悉通，民情悉達，則猶未也。欲通之達之，則莫如廣設日報矣。」（《盛世危言·日報》）同時，媒體也是救亡圖存、打擊敵對勢力的武器，鄭觀應說：「東西洋各國政府均有津貼報館之例，凡政府所不便言者，授意報館代為發揮，所以勵一時之人心，探中外之向背，關係非淺。」

趙爾豐說：「讓他們派代表，我有話對他們說。」警衛出去，不久即回：「他們不舉代表，要一齊見大帥。」趙爾豐說：「好吧，我們到大堂上去見他們。」

9月5日，突然出現帶著顛覆傾向的《商榷書》；

這份商榷書，在描述了國家面臨的巨大外患之後，提出了四川的「現在自保條件」和「將來自保條件」。

官方是不能坐視宣傳輿論陣地被奪的。在四川總督趙爾豐大力支持下，官報書局總辦余大鴻匿名印九*九*藏*書行了一種日報《正俗新白話報》，為官方進行宣傳，反駁保路派的攻擊。單就發行量而言，與動輒上萬的對手報刊相比，官報十分少得可憐、僵硬得可憐，只能通過政府渠道由下級認購，無人願意主動購買，這也造成官方缺乏信息發布的有效渠道，處處被動，好像拿著一挺生鏽無法使用的機關槍坐以待斃……

衝擊總督府的民眾，據說本來聚集在提法司門前示威，早上10點就聚集了，聽說總督抓捕川路高層后，才沖入總督府。但這一巧合，與其他一系列巧合一起，令慘案的真相至今還矇著一層層的面紗。

當然，也有文化含量稍高的作品，比如將一些經典改編為山寨版：

朱慶瀾在屋裡徘徊良久，說：「陸軍里的議論都是主張爭路的，命令他們打匪，他們一定去打；如果命令他們打同志會，就怕指揮不動。」巡警道徐樾也表示，如果罷市還不結束，警方也就無法繼續維持秩序了。

同年，黃興約請川南哥老會首領佘竟成到日本，由孫中山親自面授機宜，會黨老大搖身一變加入了同盟會革命了。當然，這是同盟會的熟絡手段，最便捷的擴張辦法就是與本土勢力合流，融入哥老會等組織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廣安「大漢蜀北軍政府」成立后擴充部隊，「不到三天的時間，便招募了三千人」，真是「興師之順，千古無雙」。西昌縣民團團長張國正率領團眾，直入縣署，砍下了縣太爺的腦袋……

在這些不同的政治派別眼中，報刊只能是政治鬥爭所需要的機關報，與戰場上的機關槍沒有本質區別。各方的手法也如同一個師父教出來的：清政府全力動用公權力，胡蘿蔔加大棒，確保喉舌發出該發的聲音，不允許隨意嘆息，即使弄得千報一面，「摭飾浮詞，雷同附合」（宣布停辦《時務官報》的上諭）；另一方面，反對者在機關報上猛打機關槍，「肆口逞說，捏造謠言，惑世誣民，罔知顧忌」。雙方競相將自己打扮成天使，將對方打扮成魔鬼，「徇情面，行報復，深文曲筆，以逞其私圖」（鄭觀應語）成為筆杆子熱戰的主流，至於民眾的知情權無非是廣告詞而已。

但是，已經有學者考證發現，這次里程碑式的資州羅泉井會議居然純系子虛烏有。其唯一的史料只來自同盟會會員唐宗堯、胡恭先合著的回憶文章《資州羅泉井會議與組織同志軍》，不僅孤證無考，而且文中涉及的細節充滿了難以自圓其說的漏洞及矛盾。其中的與會者們，有的甚至還在監獄中被關押著，無論時間、地點、議程、決議等都難以經得起嚴謹的推敲，基本可以認定為是一部充滿革命浪漫主義的虛構作品，而絕非史料。

尹良聽了，氣餒地坐下。周善培於是提出，事到如今，只能再集體致電中央政府，請收回國有成命，讓川路繼續商辦。眾人於是公推周善培起草電文，電文中先彙報了商榷書的大概，然後提出，情勢至此，「非償還已用之款、撤換李稷勛所能了事」，要求川路繼續商辦。電文最後說，考慮到情況危急，如果三天內還收不到中央政府回電指示，省里就將「矯旨辦理」，以便先穩定大局。

9月7日，在官方逮捕保路運動首領們的同時，民眾衝擊總督府，警衛開槍；

而合法鬥爭成本高、收益低，性價比更好的秘密活動似乎更可取。鼓動地方黑幫或立憲派衝鋒在前，天下大亂，越亂越好，實力尚弱的革命黨說不定就可以亂中取勝。同盟會認為「爭路者日與清廷言法律，辨是非，清廷終不悔悟，不如激揚民氣，導以革命」，於是他們「積極部署革命，但未作公開行動」。在轟轟烈烈的保路運動中，「同志會日益張大，演說時恆集萬眾，嘩動一時，而不見同盟會黨人于會場中有言論」。同盟會的精力放在了幕後運作，那份《川人自保商榷書》就是同盟會的革命創作，逼迫趙爾豐下令抓捕保路運動的頭領們，從同情保路運動的溫和派成為鎮壓者。而與趙爾豐的抓捕行動幾乎同時，數百名民眾「巧合」地得悉消息，集體衝擊總督府，逼退四道警戒線，最後在大堂前釀發血案。被逮捕的保路領袖們指天划誓說那份《商榷書》與自己毫無關係，而衝擊總督府的行為更是蹊蹺。烽煙遍省的黑幫暴動卻都整齊地打出了「同志軍」的旗號，讓保路派們去頂缸。這毫無疑問是一次十分成功的、借力打力的革命策劃。

同盟會員熊克武坦陳：「西南附省數十州縣，更迭起民團，赴省營救，防軍與戰，頗殺傷。革命黨人遂勾結同志軍，呼號而起矣。」

9月7日上午8點，各司道及川路公司高管們冒雨到藩司衙門開會，這是他們自從罷市以來每天的例會。但尹良卻沒出現，下屬們說他生病了，在上房忌風。

趙爾豐下令開槍后，第一道指令就是立即查封《西顧報》《四川保路同志會報告》等保路派的宣傳機器。

甲午戰爭中，孫中山趁日軍在東北、華北大舉用兵之時，舉行了第一次廣州暴動。戰後，其日本友人宮崎寅藏就提醒他，四川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應「以四川為負隅之地，以張羽翼于湘、楚、汴梁之郊」。孫中山雖然認識到「揚子江流域將為中國革命必爭之地，而四川位居長江上游，更應及早圖之」，但並未採納日本人的建議，而是繼續以他的老家廣東為主要活動基地。

中午12點，門外傳來了軍隊跑步前進的整齊步伐聲，眾人都覺得驚慌和奇怪。十幾分鐘后，警衛來請司道官員先入內晉見。眾官員在另一間客廳里見到了朝服整齊的趙爾豐和尹良，趙爾豐劈頭宣布：「天天請你們設法請大家開市，你們不肯幫忙，市不能久罷下去，我不得已，已經把鬧事的幾個人扣留了，以後不勞諸位了。」說完，也不等司道們說話就送客。官員們莫名其妙地退出客廳，正想各自散去，卻又聽說總督府已經被聞訊前來請願的人群圍堵，出不去，只好耐心等待。空氣驟然緊張起來。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報紙的運作規律，當日的報紙最晚已在前一晚完成了所有的編輯和印刷作業。一切都太蹊蹺了——

槍聲過後，人群中倒下了一批起鬨者。這下激起了眾怒，正在興頭上的民眾沒想到近來很窩囊的官府居然還敢動硬的，群情洶洶，立時就把徵收局給砸了。混亂之中，護花失敗的唐局長躲進了隔壁的縣署，逃過一劫，但他那美女夫人卻宣告失蹤，三天後才被找回。這三天中，田美女究竟有著怎樣的遭遇，史無記載，其父田征葵本是政府中主張強勢立場的官員之一，從此添加了「家仇」，更是恨透了保路運動，成為日後鎮壓保路運動的主力。

崇尚力量是人的本能，更是權力的本能。在保路運動發展到了靠槍杆子說話的地步，所謂立憲派與革命黨的界限早已模糊不清。其實，即使號稱聖人、遠在海外的康有為，也曾經耗費巨資在美國的華裔子弟中建立了一支小型軍隊，並且有模有樣地到紐約閱兵，過了一把乾癮。

在此之前，一份名為《四川保路同志會報告》的日報已經創刊，作為同志會的機關報，而這份《西顧報》則作為川路公司的機關報。辦報是一件燒錢的買賣，這對這兩份機關報來說並不是問題，經營混亂、建設遲緩的川路公司在這方面十分大方，撥出了巨額專項經費——當然，並沒有經過股東大會的批准，儘管他們總是指責政府的決策沒有徵求股東們的意見。

其實，朝廷早已多次發電，要求趙爾豐緝拿保路運動首要，先行正法。如果趙爾豐真要痛下殺手，既不需要玉崑的同意，也不存在什麼請旨的必要。從日後趙爾豐與這些人並不惡劣的關係看，他此時只是軟禁九-九-藏-書了他們而已。

在當時的政府、立憲派及革命派之間，媒體工具論成為極少數他們能實現共享的認識。康梁自戊戌政變流亡后，便將報刊作為武器，發動了針對慈禧、榮祿等的宣傳戰。梁啟超晚年曾明確承認，當時的不少文字毫無事實可言，不可採信。而革命派的報章對類似法國大革命的屍山血海的推崇，更是不絕於書。

一直在合法、非法兩種手段間徘徊的保路派，到了全川鼎沸的時候，也顧不上什麼「憲」不「憲」的。他們鬧保路運動，本就是為了維護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成都慘案之後，同志會就派出人員「分向川南一帶，與各地同志分會聯繫，策動其組織民團，進攻省城」，也要拿起槍杆子了。其中，如滿口法律與文明的諮議局副議長羅綸，通過其父親作為川北輩分極高的哥老會老大的關係，與新津、溫江兩地的會黨取得了默契，使自己「在川西南的同志會首領和哥老會舵把子中頗有號召力」。這為日後他被趙爾豐釋放后，試圖舉兵暴動奠定了基礎；也為他在四川獨立后利用兵變，從長期的工作搭檔、都督蒲殿俊手中奪權奠定了基礎。連一貫以憲政面目出現的蒲殿俊也說：「國內政治已無可為……吾人慾救中國，舍革命無他法，我川人已有相當準備，望聯絡各省，共策進行。」

哥老會有著嚴格的堂規紀律，違者都會被處以極其嚴酷的刑罰，如「三刀六眼」、「挖坑自跳」（活埋）、「吹燈」（挖眼）、「砍丫枝」（斬手足）等，這保障了一個龐雜的會黨組織能令行禁止，富有超強的戰鬥力。

國家大事也都被簡化和形象化。在各期各版的「眉邊」和「腳邊」，反覆刊登一些口號，比如「路是人修，錢由人管，路是白送，外帶認息」，「既奪我路，又奪我款，奪路奪款，又不修路」，「果欲保國，必先保路，保路保國，即是愛君」，真假不論，但明白易懂，效果很好。再比如：

保路派在同盟會眼中是「蒲（殿俊）、羅（綸）恐未足與謀」，因此，每遇會場中立憲派提出軟弱無力主張時，同盟會的人就大肆反駁，鼓動群眾進行反對，「極言國有弊害，政府惡劣」，使人人知清廷之不可恃，非革命不可，以高調的言論博得喝彩。這極大地推動了社會情緒的激化，很容易與民眾情緒形成共鳴。「每演說時，憤激不顧前後，則群眾歡迎；若瞻前顧後，研究辦法，則群眾極為不滿」，冷靜、客觀、公正的考量早已成了「賣國」的代名詞，那些為了川民爭取最好、最現實解決方案的川籍京官們卻紛紛被激進的老鄉開除鄉籍，把保路運動弄成了一種帶著恐怖氣息的、一言堂的零和遊戲。

已經過了晌午，總督府內外人聲鼎沸，一片忙亂。數百人已經衝進了總督府，他們左手持著光緒皇帝牌位，右手拿著香，鬧嚷著。警衛部隊一退再退，終於退過了儀門，後面就是大堂，退無可退。

下午1點鐘，趙爾豐再度召集被困在總督府的司道們，憤怒地說：「他們消息真靈通，又聚眾起來，要求釋放被扣的人。一天不開市，這些人就得扣留一天。」眾人正說著，警衛進來稟報，人群已經衝進了總督府。

「現在自保條件」有四條：一是保護官長，但怪異的是並非依靠軍警保護，而是要由同志會「選定殷實精壯子弟，多至百名」來保護；二是維持治安，也是要依靠同志會力量，一旦因罷市出現「亂民乘機肆擾」，「乃興大兵彈壓，迫令解散」，卻含糊地沒提「大兵」是政府現有兵力，還是另組兵力；三是一律開市、開課、開工，因為罷市、罷課、罷工損害太大，應該另謀辦法；四是各項租稅由各州縣的議會「妥善存放」。

趙爾豐下令軍士們喊話：「快舉代表，不許衝進牌坊。」這牌坊就在儀門和大堂之間，但人群根本就不聽。再度喊話：「不許再沖一步，否則就開槍了！」失控的人群直衝過牌坊，到了大堂的檐下。再度警告：「快退下去，再衝上來，就開槍了！」人群繼續衝進大堂，這裏已經是總督的辦公區域了。趙爾豐長嘆一聲：「擋不住了，沒有法了！」

第二次「水電報」是在明朝天啟年間，四川永寧宣撫使、彝族頭領奢崇明占重慶、攻合江、破瀘州、陷遵義，建國號「大樑」，隨即包圍成都。布政使朱燮元（后升任四川巡撫）帶兩千士兵防守。攻守僵持102天後，在反攻前夕，朱燮元「造水牌數百面，投錦江順流而下」，上書「沉舟斬筏斷橋樑，嚴兵以待賊」，結果「賊夜半果逸，乾象（朱燮元派入叛軍的卧底）等內變，賊營四面火起，崇明父子拔營走」。

趙爾豐下令開槍之後，成都全城戒嚴，興奮的同盟會會員龍鳴劍如獲至寶，縋城而出，趕到城南朱國琛主持的農事試驗場。在朱國琛手下工人們的協助下，他們製作了數百張木片，上書「趙爾豐先捕蒲、羅，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二十一字，塗以桐油，投入錦江，這就是著名的「水電報」。

大清國的第一波辦報高潮是在戊戌變法期間，第二波則是在辛丑變法（1901年）期間，尤其在清政府明確宣布實行政治體制改革之後。報紙開禁的同時，清政府試圖以法制化的方式加強管理。1906年7月，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新聞出版法規《大清印刷物專律》，由商部、巡警部、學部共同制定頒行。1908年3月，《大清報律》經憲政編查館審核議復后，正式公布。該法律幾乎完全套用了日本的報律，限制性的內容也基本符合國際慣例，主要涉及司法獨立（禁止旁聽或未經宣判的案件不得報道）、軍事機密、國家安全和個人隱私保護等。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將大清國的社會制度作為最為核心的國家利益之一，嚴禁報刊刊登「淆亂政體之語」。1911年，《大清報律》作了修訂，頒布了《欽定報律》，減輕了處罰力度，但絲毫沒有放鬆對「淆亂政體」等言論的處罰。

更為重要的是，商榷書在最後明確提出，對待反對者「應以義俠赴之，誓不兩立於天地」。換言之，就是毫無商榷的殺無赦。

川路公司從來就不屑於掩飾自己與同志會「兩塊牌子，一套班子」的關係。在同志會成立的首日，「經費拮据」的川路公司撥出了4萬兩白銀作為這個「獨立的群眾社團」的活動經費，這在當時絕非一筆小數目。同志會迅速用這筆經費中的一部分創辦了《四川保路同志會報告》。後來考慮到「政治法律之觀念不能盡人而具。至於條約解釋，更不能望于眾人；若非白話報淺明剖晰，不能盡人皆知，若無雜誌日報，亦不能收羅宏富，印證明確」，「鄧慕魯、朱雲石之雜誌，池汝謙之《西顧報》，江敘倫之白話報，乃應時而起焉」。僅在兩個月之內，保路同志會就創辦了《保路同志會報告》《白話報》《蜀風雜誌》《啟智畫報》和《西顧報》5份報刊，「干枝相扶，嚴整成陣」。保路同志會成立僅半個月，「文牘部則發出印刷刊物十六萬有餘件」，機關報的效率與機關槍相仿，進行大面積的信息飽和轟炸。

兩天前（9月5日）的上午，川路公司股東會開會前，農事試驗場場長朱國琛及劉長叔（其父是「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劉光第）、楊允公等，守在會場門口，向與會的股東代表們分發一份他們撰印的傳單。在川路鬧事以來，分發傳單早已是家常便飯，即使不少人都知道朱國琛的「黨人」（革命黨）身份，也不驚異。連主席台上的諮議局議長蒲殿俊也取了一份，翻一翻，沒說什麼。誰都沒有料到，這份名為《川人自保商榷書》的傳單，是同盟會精心設計的一根導火線，它即將引起一場顛覆整個中國的血雨腥風。

群眾的「色眼」也是雪亮九_九_藏_書的，美女果然是徵收局局長唐豫桐之妻、田征葵的千金。堂堂局長夫人被人公開騷擾，而且居然圍堵不去，看熱鬧，說「咸」話。唐豫桐憤怒之下，命令保安驅散人群，但無效。他一發急，下令開槍警告。但在保路運動幾個月的蕩滌下，官府的地位已十分低下，人們根本就不在乎，依然哄鬧著並不散去。如此，開槍警告數番無效，唐豫桐竟然下令平射。

有人失望了，他們本希望趙爾豐大開殺戒的。既然趙爾豐不開槍，逼他開槍的第二步棋開始啟動了——趙爾豐剛剛把人拘捕起來，成千的「民眾」就包圍了總督府，時機契合得就好像是事先排演過的一樣。

同盟會要推動的是兩股力量，一是以立憲派為主的保路者們，他們在明處，打著冠冕堂皇的合法鬥爭旗號；二是會黨勢力，他們在暗處，磨刀霍霍。

次日，一切都出奇地風平浪靜。平靜的後面，暗流涌動。

從日後的發展來看，尹良的嗅覺的確十分敏感。這份商榷書，正是加劇官民對抗，火上澆油，給「革命」創造機會的一次策劃。後來有史家讚賞這是一種靈活的鬥爭方法，既激勵人民群眾進行武裝鬥爭，又保全了革命黨的實力。如此一來，保路運動的主角——立憲派們和政府漸漸被逼上了對決的絕路。

四川本是以江河聞名，金沙江、雅礱江、岷江、嘉陵江就是四條大「川」，極其發達的水網成為信息傳播的高速通道。時值江水上漲，「水電報」順流散布，收報人又如法炮製，製作更多的水電報投下，信息迅速傳遍全川。

槍響之後，人們扔掉手中的光緒皇帝靈牌和香，掉頭往外跑。根據周善培的回憶，死者共七人，五人是衝進來的民眾，兩人則是總督府的轎班。而同志會的報告宣稱共有三十多人被打死。

李劼人記載道：「若不是革命黨人在股東會、同志會中間煽動人心，恐怕連七月初一日的罷市罷課也不能鬧起來，就鬧起來也不會堅持到半月之久的，革命黨人也因為看透了憲政派的弱點，在爭路期間，他們就不謀而合地實行了孫中山所手定的辦法，一面加入各地同志會，一面極力聯絡哥老會，暗暗地把光用口舌相爭的同志會改成一種有武力的同志軍，時機一到，就光明正大扯起革命旗幟來排滿。」

《蜀報》實際上是第一份黨派控制下的機關報，當然，這個黨是很鬆散的所謂「立憲派」，就是掌握諮議局實權的少數人及圍繞他們的一群人。本黨派的喉舌自然是本黨派的利益高於一切，只為本黨派說話。《蜀報》的言論因此極其大胆出格，對於任何自己不滿的人和事，帽子扣得很大——不以危言，何能聳聽呢？

《蜀報》是繼《四川官報》之後四川的第二家報紙。四川雖窮，但諮議局是個權力很大的機關，在這些方面很捨得花錢。《蜀報》純用白皮紙，印刷精美，定價高達4元8角，絕非普通讀者所能問津的，多數還是機構消費者公款購買。報紙當然是虧損的，但堂堂立法機構為自己的喉舌撥點專款，還是很輕鬆就能搞定。

在同盟會的影響下，四川一些同志軍打出了同盟會的口號「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將保路之面具揭去而樹同盟革命軍之旗幟」。至於口號與實踐是否一致，那就很難說了。

1905年8月，同盟會成立，到1906年年底，在960名會員中四川留日學生就有127人，僅次於廣東、湖南。於是川籍會員童憲章、陳崇功「奉中山先生命」，於1906年潛回重慶徵集革命黨員，將重慶一個小團體「公強會」改組為「同盟會重慶支部」。不久，孫中山又派熊克武、黃復生等回川，「先把散處各地的同志聯絡好，並設立機關，吸收黨員，擴充力量，作為起義的領導和骨幹；然後再組織學生，聯合會黨，運動軍隊，發動起義」（熊克武回憶）。

儘管關鍵部分都是虛構的，主力武裝也是地方的會黨勢力，這並不妨礙同盟會將「同志軍」的歷史地位上綱上線，甚至將同志會、同志軍的締造都歸功於自己。四川同盟會會員曹叔實日後說：「四川保路同志會和四川保路同志軍，實為吾黨辛亥革命軍之始……該會為同盟會所醞釀而開，該軍亦為同盟會所組織而成，而為辛亥革命之起點也。」相比之下，孫中山要客觀多了，他說：「若沒有四川保路同志會的起義，武昌革命或者要遲一年半載的。」

同盟會不懼發生大規模的流血衝突：「吾人豈甘坐以待斃？必當死中以求其不死。何以得不死，則革命之策也。吾果革命，則川漢鐵路吾自集股，吾自建築。何畏他人制我死命，何用他人越俎代庖？」

根據周善培的回憶，尹良說完這番話后眾官員們沉默良久。尹良隨即問朱慶瀾：「這以後是你的責任了，要你來保護我們了。你的兵能打仗不能打仗，這時候全聽你一句話來定辦法了。」

人們已經嗅到了一絲不祥的氣息。就在槍聲響徹四川總督府之前的數小時，當天上午出街的川路公司機關報《西顧報》發表了一篇社論，認為政府「倒行逆施，任一般人之奔走號呼而卒不之恤，是亦實行其寧贈朋友不與家奴之故智也」，提出「罷市罷課抗租稅等手續，不過對橫暴政府之一種方法耳，實則吾川人今日所當共表決心者，莫外乎死之一道」。這篇社論公開宣稱：「與其獨死，毋寧同死；與其死於異日，毋寧死於今日。」號召讀者與政府同歸於盡。

司道們把電報稿給他看，他看到「矯旨」二字便大皺眉頭，說：「這可不是隨便玩的。」周善培就講了些歷史上矯旨的故事，勸說道：如果能把大局定下來，中央政府是能理解矯旨並且還會嘉獎；如果中央政府不採納這個電文則大局必壞，那時也無所謂什麼個人利害得失了。趙爾豐沉思之後，終於點頭同意。

總督趙爾豐剛剛把運動中的代表拘捕起來，成千的「民眾」就已經包圍了總督府，時機契合得就好像是事先排演過的一樣。數百人衝進總督府大堂，槍聲響起，慘案鑄成。全城戒嚴，「水電報」群發……

沒有任何人對此感到意外，因為繳除敵人的武裝是很正常的行為，而除了那些租界內洋人辦的報紙外，大清國林立的報刊無一不是某一機構或組織的喉舌，是與槍杆子同樣重要的筆杆子，是投槍與匕首般的政爭武器。

動員民眾、因勢利導、火上澆油、借刀殺人，恰恰是中國歷史上革「命」者的常用手段。從保路運動一開始，同盟會就認識到機會來了，滲透到保路運動中去，「外以保路之名，內行革命之實」。

1911年9月7日。小雨淅淅瀝瀝地籠罩在成都的上空。

當天晚上，藩司尹良將提法司周善培等司道官員及駐軍司令、陸軍第十七鎮統制（師長）朱慶瀾請到藩司衙門。尹良激動地說：「大家想必都看見自保商榷書的傳單了。我早說爭路不只是爭路，其間定有文章，大家不相信，今天該明白了，再不想法，我們就要被看管起來了。」

刀兵四起，四川乃至全中國的局面已經容不下什麼道理、主義，一個槍杆子解決一切的新時代誕生了。

人群是從西轅門衝進總督府的，而守衛這一側的是同情保路運動的朱慶瀾的新軍部隊。士兵們罵不還口，打不還手，連退四條防線，始終一槍未放，開槍的實際上是趙爾豐的衛隊。後來有人問朱慶瀾為何不下令開槍，他說：「就算我下令了，新軍也絕對不會開槍的。」

這份商榷書就是脫離中央政府、自備武裝的一份「獨立宣言」！

「省城四面，團兵已集城下」，這些神奇的快速反應部隊「半由哥老督促，手執刀矛，身穿號褂，分執紅旗牛角叉」，連軍服（號褂）都準備好了，並且扯出了「同志軍」的旗號，把同志們由read.99csw.com「會」變「軍」，速度之快實在驚人。

對於《四川保路同志會報告》，主辦者保路同志會文牘部宣稱，將以「盡筆墨之能，從種種方面，以期貫徹本會破約保路之目的」，其主編就是因發表《賣國郵傳部！賣國盛宣懷！》而著名的鄧孝可。這份機關報創辦於6月26日，僅創刊號就印了3000份，隨後印刷量不斷攀升，到7月中旬已增至15000份，最多時達五六萬份。從創刊到7月22日，日出一期，但隨後因紙張匱乏，改成雙日出版，直到9月7日被查封。

在另一封寫給他的美國軍事顧問咸馬里（Homer Lea，又譯荷馬·李）信中，孫中山說：「近日四川省起大風潮，為民眾與政府之間發生鐵路爭端所引起。我黨在華南的總部諸君大為激動，因為謠傳四川軍隊已捲入紛爭。如所傳屬實，則我黨人擬策動雲南軍隊首先響應，而廣東軍隊亦將繼起。但我不相信此一傳聞，因我們從未打算讓四川軍隊在國民運動中起首倡作用，這方面它尚毫無準備。據官方報道，四川新軍拒不服從總督的作戰命令，但亦未加入民眾一邊，即持中立態度，我認為此與事實相符。」

說起來，同盟會對四川的滲透還要歸功於日本人。早在甲午戰爭前，以漢口為總部的日本諜報機構樂善堂就專門建立了四川支部。著名間諜石川伍一（此人後來探知北洋水師的運兵計劃，導致運兵船「高陞」號被日軍伏擊，引爆甲午戰爭，在天津被捕，后被處決）等人，就以成都、重慶為中心，足跡遍及全蜀，直達西藏邊界，其間歷經艱險，曾遭到當地土著的包圍和攻擊，並被官府懷疑是姦細被捕下獄，多虧石川能說流利的漢語而得以逃脫。他們提出的遠期計劃是在西藏經營牧場，為樂善堂籌集諜報經費，甚至希望能仿效三國故事，割據四川，另立一國。石川等人撰寫的西南報告，龐然巨冊，並附以十分精密的地圖，被日本軍事當局當做極為珍貴的資料保存（參閱雪珥著作《絕版甲午》）。

9點半鍾，眾人趕到了總督府，結果在客廳里一等就是一個多小時。尹良和趙爾豐都沒露面，問警衛，警衛則說總督正在開會。眾人無聊，有的打瞌睡，有的抱怨，有的乾脆走出總督府到街上買燒餅油條。

四川總督府槍聲一響，同盟會為之欣喜若狂。黃興等一掃黃花崗暴動失敗后的氣餒，「已灰之心復燃」，立即致電在加拿大的馮自由，請他轉告在美國的孫中山，自己「不日即將赴長江上游參加鄂省起義」，「請設法急籌大款，以謀響應贊」。孫中山也很興奮，在寫給朋友蕭漢衛的信中說：「近日祖國風雲日急，四川已動，若能得手，則兩廣、雲貴、三江、閩浙不得不急起而為之援應，到時弟或有不待籌款之成而立當回國也。」

資州羅泉井會議，後來更是被當作是四川革命乃至整個辛亥革命的偉大轉折點，是「同盟會把保路運動轉變為反清民主革命鬥爭的第一個具體步驟」。這次會議的參与者據說有龍鳴劍、王天傑、陳孔白等同盟會會員及秦載賡、侯保齋、張達三、羅子舟、胡重義、侯國治、孫澤沛、胡朗和等川西南各路「大爺」。會議決定，組織同志軍，利用保路名義開展武裝暴動，並詳細規劃了糧餉、軍紀、槍彈、情報等細節，劃分了勢力範圍：秦載賡、侯寶齋主持川東南起義工作，張達三、侯國治主持川西北起義工作。

同盟會在隨後召開的新津會議和羅泉井會議上，明確提出要與會黨加強聯合，伺機奪取並鞏固同盟會在聯合戰線中的領導地位。

李鴻章在1896年訪美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坦陳：「中國辦有報紙，但遺憾的是中國的編輯們不願將真相告訴讀者，他們不像你們的報紙講真話，只講真話。中國的編輯們在講真話的時候十分吝嗇，他們只講部分的真實，而且他們的報紙也沒有你們報紙這麼大的發行量。由於不能誠實地說明真相，我們的報紙就失去了新聞本身的高貴价值，也就未能成為廣泛傳播文明的方式了。」在大清國，黨同伐異成為各種政治派系共享的主流思想，誠信和公理則成為全社會的稀缺資源，民意便成為群雄追逐的「鹿」，媒體就只好成為投槍與匕首。

《四川保路同志會報告》分紀事、著錄、報告、詩歌、附件等專欄，每張四小版，約數千字。它在為「破約保路」做宣傳時，也從來沒有忘記為自己擺功。它曾經報道說四川婦孺們「每日望本報幾如望歲，及得報展讀，涕淚橫流，且閱且哭……每讀令人慾哭耳」，甚至連保寧（屬閬中縣）這樣「距省七百余里」的偏遠地方，「該地紳商聞盛奴奪權賣路事，憤恨如燒，立欲知其詳情。特專捷足，兼程星馳三日有半，抵成都購買保路同志會出版報告各件」。

在保路運動中，《蜀報》吹響的第一聲衝鋒號就是鄧孝可的《賣國郵傳部！賣國盛宣懷！》。在只掌握微量信息的前提下，鄧就大胆假設、不須求證，將盛宣懷定了「賣國」的罪名，這成為保路運動乃至日後各種群眾運動中動輒上綱上線、黨同伐異的濫觴。

眾人都贊同，尹良只是一個勁地嘆息。此時已經晚上10點半，眾人便打電話給總督府，請求面見趙爾豐。睡夢中的趙爾豐被叫醒，尹良問他是否看到了商榷書，趙爾豐不屑地說：「這不過是在罷市之外又添一個搗亂的辦法，都是辦不到的事，不必管它。」

65歲的趙爾豐站在大堂門口，全副朝服，花白的鬍子在秋風中顫抖，四川省政府的高級幹部都站在他的身後。他們本是要在這裏接見民眾代表的，人群卻不理會，毫無秩序地只顧往裡沖。

難道這都是巧合嗎？絕難相信，這幕後沒有一個嚴密的計劃，在推動著局勢一步步發展到刀兵相向的地步！而官方的逮捕行動，正好為這個可能的計劃鏈條補上了最為完美的一環。

「新西公」龍頭大爺、新津保路同志會會長侯寶齋率眾圍攻成都，「集者人數之多，號稱十萬以上」，「營屯四接，旌旗相望，大有震撼全蜀之勢」。

同盟會勢力滲透之後，正是政府大規模推進新政改革之時。同盟會先後在四川策動了近十次暴動，瀘州、紅安、敘府、隆昌、廣安、嘉定等分別成為戰場，但旋起旋沒，都沒成功。而四川同盟會為革命的最大貢獻，除了策動保路運動走向武裝暴動外，還有三位名人：「革命軍中馬前卒」、巴縣人鄒容；浩氣長存的黃花崗烈士、內江人喻培倫；「殲除大憝，以收統一速效」、金堂人彭家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