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天，保路派們動員了近百小學生，抱著光緒皇帝的靈牌，一路遊行到總督府請願，哭聲震天。趙爾豐接見了他們，同意將他們的要求代奏中央政府。這批小學生示威的人數，根據駐軍司令、陸軍第十七鎮統制（師長）朱慶瀾發給陸軍部的報告，約七八十人，而保路同志會的宣傳則說有200多人——陸軍的內部報告毫無縮小數字的必要，但同志會的報道卻絕對有誇大數字的需要。

在那些充滿了激|情和慷慨的數千萬字的保路運動史料中，這樣的問號可以從頭勾到尾……

死亡原因：投井

趙爾豐的退讓並沒有獲得對手們的尊重和配合。

此時的四川官場，因看不透前景，人人自危。成都將軍玉崑對於局勢就很不樂觀，認為國家既然與外資簽約，不可能推翻，而川路公司如此逼迫，結果很難預料。他在寫給北京的家書中說，四川官吏「紛紛請開缺」，為「急流勇退之計」，自己最好也是「卸肩」為妙，「支吾一天是一天」。他甚至從紛亂的保路運動中看到了打著「憲政」旗號的危險，警告北京家人在10月份資政院開會時「萬不可前去旁聽，尤恐暴動」。事實證明，這位滿洲將軍有著比同儕更為靈敏的嗅覺，並適時地採取了規避措施，從而在四川的風雲突變中，不僅全身而退，而且還保住成都滿城內數万旗人的生命財產安全。

地方民意越發洶湧，川路公司的高層在動員民眾、挑戰政府等方面展現出「卓越的才華」。混亂在成都罷市這一天達到頂點，已經去世兩年多的光緒皇帝，活著時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的一幅景象上演了……

成都主要街道上，人們興奮地扎著「聖位台」，用黃紙、竹片和漿糊為光緒皇帝搭靈台。大小官員和行人，經過任何一個「聖位台」都必須下馬下轎，鞠躬行禮后才能前進。成都一下子成了一個「步行城」，令平時從無機會騎馬乘轎的底層百姓們大為欣喜。

午休之後，會議在下午2點繼續進行，依然是人山人海，把會場擠得滿滿當當，「哭喊叫號聲亦如午前」。多數人「欲上督院匍匐陳明我等罷市、罷課、罷捐之舉動」。此時，攻擊的矛頭依然是「熒惑朝廷」的「盛奴」，而非「我等愛戴之趙制軍（總督）」。羅綸、鄧孝可等人擔心人多反而誤事，便提出只派代表去。

「至將修路的用人、用錢、查賬之權悉交外人，此策我從前曾聞某巨公（指端方）說過：今日修路定要借外債，且中國官紳對於公款多半侵蝕虛糜，既借外債，便要把用人、用錢、查賬之權悉交外人，方免侵蝕虛糜諸蔽。不料今日竟實行其言！我們中國官紳之壞，誠多侵蝕虛糜。試問朝廷操用人大權，何不選賢者？」

遺書：「初一晨，廚役發現其遺同志會書，錄如下：『同志會諸君鑒：破約保路，關係全國存亡，所慮者死志不決，虎頭蛇尾，吾國危矣！青請先死，以為堅諸君之志。樹青臨命留呈。』」

第二天，保路同志會開會決定，號召各校學生離校回鄉，協助各地罷市罷課和抗糧抗捐鬥爭，將成都的火種帶到四川各地去。隨後，川路公司乾脆在藩署內設立股東辦事處，專辦抗糧抗捐等事，等於奪了政府的財權。

8月31日，端方、瑞澂致電盛宣懷，認為趙爾豐無能，敗壞川事，要求立即派重臣前往鎮懾。此時，罷市已經「南至鄧、雅，西迄綿州，北近順慶，東抵榮、隆，千里內外，府縣鄉鎮，一律閉戶，風潮所播，勢及全川」，《西顧報》更是將罷市上升到了「吾中國可以不亡」的高度。

死亡過程：「前月二十三日，友有舉盛宣懷賣國事詳細以告者，烈士聞之，連以手捶胸，頓足大號，語不成聲。由是病越劇，對人、獨居皆涕泣，常憤恨曰：『賣國奴，竟無殺爾者乎？予病甚，可奈何！』對同居語及同志會，則歡呼；及盛則大詈；恐同志會不能貫徹，則大憂。二十八夜乃有廳前大呼事。」（之後同版本一）

「適才趙大帥說，大致謂朝廷因川人籌款困難，故借外債來修路；今日川人只要籌款來修川路，便能保路，不必說破約。趙大帥的話我們股東是很明白感激的。但是大帥所說，我們股東究有不解之處。」

之前一天的晚上，全城就響徹了軍隊跑步前進的整齊步伐聲、口令聲和槍刺槍托的撞擊聲。來自陸軍六十七標（團）、六十八標（團）及巡防第一營、第四營的軍警，荷槍實彈，上了刺刀，布滿了成都主要街道及政府機構、外國領事館、教堂等重要場所。本地媒體感慨，這是成都200多年來首次經歷這種緊張局面！

第二天，提法司周善培等政府官員也分段演說，號召開市，毫無效果。罷市也已經蔓延到了成都下屬的16個州縣、綿州下屬的5個縣、資州下屬3個縣、眉州下屬3縣及嘉定府、敘州府、瀘州府、重慶府。

9月1日，四川總督趙爾豐、成都將軍玉崑致電北京，聯袂請求辭職，要求召開御前會議彈劾盛宣懷等，火速尋求救急弭亂辦法，「不可由盛宣懷敷衍操縱」。地方班子要求總辭職的消息，迅速由列席股東大會的四川提法司周善培公開宣布，這不啻是在激昂的民氣上澆上了更多的火油。當天的股東大會立即決定抗糧抗捐，「自本日起即實行不納正糧、不納捐輸」，並且「布告全國，聲明以後不擔任外債分厘」。會議上，甚至有人提出了拿起槍炮，武裝保護家園。事態升級了。

版本三繼續修訂：

郭樹青死在客棧之中，顯然他並未被錄取為法官學員，則他完全可能是交白卷者之一。果真如此，他那份政治覺悟奇高而且毫無旁證的「遺書」，又是出自誰人的手筆？他果真是為保路運動而憤激成疾乃至自盡捐軀，還是受刺|激於被法官養成所淘汰且貧病交加？

強勢的端方迅速地成為繼盛宣懷之後的第二大「賣國賊」。8月7日，特別股東大會舉行第二次會議，批鬥端方成了焦點。而起因就是端方在日前發了一份電報給川路公司，宣布除了股東會之外禁止其他任何理由的集會。這本是依法辦理，不必再作強調，端方此舉有點多餘，是在滾燙的油鍋中潑了一瓢水。保路派們如獲至寶，在股東大會上公開宣讀，「頓時會場聲如鼎沸，一片認請拿辦聲、認死聲、哭聲、喊聲，喧沸至極」。重慶代表、同盟會會員朱之洪（朱叔痴）跳上講台，逐字駁斥端方電文，認為它「蠻野誣人」，「眾輒狂叫以應之」，隨即便以大會的名義起草了複電。

面對聖位台，官員們是哭笑不得，趙爾豐被迫在8月26日向中央政府專電請示，這些聖位台已經大大阻礙了交通，「可否敬謹將萬歲牌焚化，奪其所恃」。保路同志會也深感不便，出面呼籲民眾勿在街心搭建靈台，他們用的理由很有特色：如果下雨淋濕了聖位靈牌，就可能授人以柄。

盛宣懷在成都的眼線周祖佑在股東大會前也報告說，已經趕到成都的股東「意在圖財者居多，正紳股東少有到者」。端方希望能夠阻止股東大會的召開，或設法將會期延後。在關鍵時刻，急於建功的端方想了個新主意，提出川路公司再鬧下去，中央政府幹脆宣布鐵路另行改線，繞開工程艱難的川東地區，避免與已經相當成熟的長江航線爭奪市場，而改走陝西。這一方案本身當然是兩利的，但端方在這種時候提出這種方案，真正是在火上澆油，給了同志會更好的理由以凝聚本已鬆散的川人。

所有的人都盼著趙爾豐早點到任，朝廷是三令五申催促上路，而川路公司方面也派了專人趕到新津去迎接。畢竟，王人文九九藏書是暫時代理總督，在日益尖銳的衝突之中，他的身份十分尷尬，很難做出大的決斷。朝廷總是覺得他過於軟弱，縱容了保路運動，使一場本可以消弭在萌芽狀態的經濟衝突釀成了越來越旺的遍地野火。而保路派雖然覺得王人文與他們同心同德，但畢竟王人文在很多具體問題上都無法拍板。趙爾豐到任，各方都能看到這場遊戲即將走到盡頭——無論結果如何。

「又謂因民間籌款困難，故借外債來修路。此回因收路國有而借外債，因借外債而有用人用錢查賬悉歸外人之約。在朝廷一面不可謂無深意苦心，但其停止租股而借外債以為是深恤民艱似矣。然試問：朝廷于租稅之外取于百姓的如新常捐輸、肉厘、酒捐、油捐、糖捐種種，皆有加無已，何不一恤民艱？獨于租股一項要恤民艱？明明奪我們百姓的權利，反以為恤我們百姓的艱難，有此謂嗎？」

但是，保路派們並未就此罷休。8月9日，股東會又是一致怒斥賣國賊盛宣懷、端方，「藉李稷勛一身為媒介，遂悍然移川路事權于郵傳部及督辦大臣之手」，仍決議請趙爾豐代奏。與會的諮議局副議長羅綸反對，認為請趙爾豐代奏彈劾盛宣懷，會令趙難堪。沒想到，羅綸本人立即成為股東們的攻擊對象，「謂羅綸如萎縮不前，當以激烈手段對付也」。羅綸無奈，只好去求趙爾豐，沒料到趙爾豐又痛快答應了。此時，趙爾豐已經基本按照王人文的路數在走，只要保路運動不影響四川穩定，他就不會採取對抗措施，這背後除了他自己對形勢的判斷外，還多少有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當年在藏邊英氣勃勃的「趙將軍」，此時已經完全蛻化為一個只求平安降落的老幹部。

這一天午後，打金街正在搭建聖位台，忽有某局某科員乘坐三人拱桿轎子飛奔而來。街鄰喝令其下轎，轎子里的小幹部不高興了：「你們供奉皇帝如是之多，我豈能處處下轎？」眾人大怒，喝令拉出轎來，飽以老拳；幾個轎夫一看，「回頭大吼狂奔而去」。野史也記載，成都縣令出門辦事，民眾呵斥他為何見了光緒皇帝神位不拜，他只好出轎，「一路皆神牌，則一路拜，拜不已，遂逃歸不敢復出」。這些林立的聖位台，「不光轎馬過不得，益且駝牛等類都過不去」。這成為下層民眾最為揚眉吐氣的玩具。

死亡時間：1911年6月23日（農曆五月二十八）

得病原因：到成都后參加了保路同志會第一次大會。「歸而瞑目卧，似有所失者。同人疑其病，勸之葯，曰：『我何病，病在天下人心耳！』」三天後，還在與友暢談同志會大計，再「越三日而狂，時嘻嘻有喜容，若甚自得者；俄而號啕之聲大作。烈士竊知人之議其狂，嘩辯曰：『我不狂，狂者天下人也！』后二日不出一語，食銳減。」

1903年，他跟從錫良調任四川，第一個職務就是川漢鐵路督辦。趙爾豐與錫良關係很密切，他是漢軍正藍旗人，祖籍山東蓬萊，三十歲時步入官場，一直在山西為官，先後擔任靜樂、永濟、洪洞縣知縣。戊戌政變那年（1898年），在時任山西按察使的錫良保薦下，出任河東河道監事同知。1900年義和團運動爆發和八國聯軍入侵，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出逃到山西，錫良被火線提拔為巡撫，就調趙爾豐掌管東路防軍營務處，他在對抗聯軍入侵時表現不俗。錫良比趙爾豐還小了幾歲，但這並不妨礙兩人關係很密切；當錫良在1903年從熱河都統任上調任四川總督時，趙爾豐是他要調到身邊的少數幹部之一。

「倒款的總理為奏派，安得歸過於我們川人？如使公司總理為我們股東所公推，倒款我們任咎。且倒款之害比較盛宣懷所定的約喪失國權之害，孰為重大？倒款之罪便以歸諸川人，喪失國權又是誰人的罪？」

兩位被弄懵了的官員趕緊前往總督府請示彙報，沒想到趙爾豐痛快地答應了。兩位官員通過電話向股東會作了通報。於是，又一個極具儀式感的場景出現了：在主持人的指揮下，「會眾一起起立，對趙督表示謝意，然後散會」。

即使到此時，趙爾豐仍堅決抵制了中央政府要求堅決鎮壓的指令，認為罷市畢竟不是暴動，「礙難嚴究」，只能多多加強警戒，但「爭路狂熱，深入人心，從前警兵，時有哭泣者。軍隊中則良莠混雜，且皆系本省之人，默審情形，殊不可測」。

在籌備機構編印的白話《路事問答》傳單中，詳細地解說了川路公司的各項主張，無非是大到愛國，小到保產。這份傳單強調指出，盛宣懷對外簽訂的借款合同並未經過資政院批准，政府落下的這個把柄正是川路公司的最好砝碼：如果中央政府「改換心腸，欲與人民共謀交通」——當然，必須是以他們為代表的人民，他們就積極協助籌款、推進建設；如果中央政府對川路的要求「出以責難手段」，則用此冠冕堂皇的官話來對抗；如果依然無效，則上升到「內閣以假立憲欺人民」的高度；再不行，就出以「最終之激烈手段」。傳單沒有明言什麼是「最終之激烈手段」，但也心照不宣。

二、反對國有的是「少年喜事之人，並非公正紳董」。

在9月4日晚的官紳聯席會議上，羅綸就明確說：「罷市太久，想拿罷稅罷糧來轉移群眾視線，開了市再想辦法。」周善培則說得更為直接：「罷市已經十二天了，成都人受到無數痛苦，政府遠在北京，一點也不感覺，不知道四川人希望的迫切。軍督（將軍與總督）聯名兩次電奏去了一星期，到今天也沒有得到答覆。政府從容不迫，可見罷市不是感動政府的武器，只是四川人民自受痛苦。應該想一想，一件武器無效，是不是應當改換一件武器呢？」已經是毫不掩飾地公開鼓動。

死亡過程：「二十八夜，出大廳且哭且呼曰：『吾輩今處亡國時代，幸我蜀同志諸君具熱誠，力爭破約保路，但恐龍頭蛇尾，吾當先死以堅諸君之志。』當郭君大聲疾呼時，廳前人咸以為病憤語，未之怪也。后二日郭君竟不見，六月初一日晨，寓中廚役突見井中一人浮水面。」

在洋洋數千萬字的四川保路運動史料中，這是極少數具體而微的「先進人物」事迹報道，弔詭的是，三個不同的版本卻充滿了矛盾：郭樹青究竟是病故，自盡，還是因病恍惚而不慎落井？如果是自盡，究竟是因貧病交加而尋短見，還是為喚醒民眾而自我犧牲？其病因究竟是「聞盛宣懷賣路事，憤極大病」，還是「應法官養成所考試，步至省，遂病」？這都給我們留下了巨大的疑惑和懸念。

趙爾豐對待川路的態度受王人文影響極大。早在6月份，當王人文為川路公司代奏時——並非任何人的報告都能進入紫禁城的，沒有夠級別的地方大員代奏，按部就班走流程，不定猴年馬月才得到處理——去徵求他的意見，他不僅同意，還寬慰王人文說：「聖明在上，必能鑒此忠悃……求去不易，安有獲咎之事。」

罷市第一天（8月25日），除了在大街上搭建「聖位台」的民眾之外，整個成都城彷彿成了死城。

同日，內閣總理慶親王奕劻親自致電趙爾豐，說明借款收路不便交由資政院的苦衷，已將收路和查款變通處理，希望扭轉目前局面，請川人顧全大局。趙爾豐則回電說，現在的問題焦點是川民認為借款未經議會批准，有違憲法，而且，英國領事也已經表態，川路可以剔除出四國銀行貸款的範圍之外，由川民自修。

三人在新九-九-藏-書津等了兩天，沒等到趙爾豐，連前站邛州（今邛崍）也無消息傳來。鄧、葉二人又硬拽著周善培往前趕到邛州，等了兩天還是沒有動靜，只好悻悻地趕回成都。

版本一：

這郭樹青就是川路公司及保路同志會精心製造出來的一個英雄典型。同志會的機關報《四川保路同志會報告》，曾先後給出了有關他死亡的三種不同版本。

「如說川人籌款來修川路，便能保路，不必說破約。試問所謂川路的界限若何？川人所修的路本自宜昌起手，即諭旨收路為國有亦只言哪境。何以盛宣懷定約將我們夔府數百里的路憑空攘去，抵補於四國？所謂川人籌款來修川路，如只修成夔的路，則我們四川的路算得是完全的川路嗎？如仍照川人從前所修的路來修，則當兼修宜夔。宜夔已被盛宣懷賣與四國，既要保路，安得不說破約！」

盛宣懷的幕僚周祖佑在近距離觀察后，認為保路運動就是由鄧孝可等一幫「劣紳」煽動、「學界中無知年少者隨聲附和」的盲動。他進行了深入調查，認為「正紳」和一般的百姓都為取消了租股的仁政而高興，根本不可能去摻和。保路同志會號稱人數有好幾萬，但都是虛張聲勢，每次開會時，同志會要求一切來賓包括隨行的轎夫等都必須簽名，然後當做會員統計進去。「更可恨者，川省向有哥老會匪，黨羽甚眾，歷經大吏懲治，近年多已斂跡。乃因此次各州縣協會一開，一般會匪死灰復燃，爭赴協會書名。現假協議名目，煽惑滋事，其禍尚小，誠恐將來愈聚愈多眾，貽患滋大，實與川省人民治安大有關係」。應該說，周祖佑的觀察並不偏差，保路運動後來果然被會黨所操縱，而成為政治工具。

打著光緒皇帝的牌子，這一手法顯然避開了犯上作亂的敏感，郭沫若認為「這個策略在當時的指導者中可以說是傑作」，「它在當時的效力的確在後來的傳單標語之上」。

四川地方政府對這次股東會予以了高度重視。四川總督趙爾豐親自帶隊，省各部門負責人、首府成都府、兩個首縣成都縣與華陽縣的領導也列席了會議。

版本二修正之處：

川路公司督辦畢竟只是一個企業的主管，而趙爾豐當時已經年近六十，仕途前景並不看好。不久，趙爾豐就調任永寧道道員、建昌道，這是地方實職，露臉的機會隨後就到。1905年3月，西藏巴塘叛亂，駐藏幫辦大臣鳳全一行50餘人被殺，震驚中外。「巴塘事變」的背景相當複雜，既有改革者推行新政造成與當地寺廟等既得利益者的激烈衝突，更有英國在西藏加緊滲透的因素。中央政府立即下令平叛，根據四川總督錫良、成都將軍綽哈布的建議，派四川提督馬維琪、建昌道趙爾豐會同剿辦。此時已經60歲的趙爾豐，在平叛過程中手段狠辣，血洗「七村溝」等，贏得了一個「趙屠夫」的名頭。這成為日後革命黨證明其一貫「與人民為敵」的證據。趙爾豐的這個名頭與早年間曾國藩得到的「曾剃頭」綽號也十分相似。

死亡地點：成都東御河街庄公館

趙爾豐到任前就支持王人文的立場，對保路運動相當開明。四川保路同志會曾經歡呼，「季帥（趙爾豐）此電豈僅我川七千萬人所當額手……此吾全國人民所日夜禱祝，大有力者之能為吾請命也」。

周善培講了40多分鐘，說罷市會造成民生艱難，罷市本是為了爭取同情，但很容易被人趁機利用，因此維護好秩序是第一位的。他建議還是要緊緊依靠街正們，再由各街公舉幾位公正明白人擔任糾察，配合街正。街上出現暴動者時，大家應該立即報請街正出面勸阻，如果不聽，再採取強制措施；巡警退居二線，即使巡警發現暴動者，也必須先請街正勸阻，無效時再動用警力強制執行。眾人欣然同意。

趙爾豐大力推行改土歸流，改土司製為流官制，加強基層政權的控制力度，「所收邊地，東西三千余里，南北四千余里，設治者三十余區，而西康建省之規模粗具」。他在西藏和川滇邊實行大規模的改革，發展經濟、文教，架橋鋪路，建廠通郵，編練新軍及巡警，成效斐然。「趙本人亦明敏廉潔，辦事公正。犯法者雖近親不稍恕，康人多信服之」。他在途中發現一戶百姓家無隔夜之糧，而地方官卻不知情，他就嚴懲了地方官。他說：「知縣是知一縣之事，即知人民事也。故勤政愛民者，因愛民而勤政。非勤政為一事也，愛民又為一事也。凡民有疾苦，而官不能知之，不能救之，是賊民者也。」時人尚秉和評價他「自清以來，治邊者無有著功若此者」，錫良更是高度評價他「忠勤純愨，果毅廉明，公爾忘私，血誠任事」。

作為將軍，玉崑能夠「支吾一天是一天」；作為代理總督，王人文也能「支吾一天是一天」；但作為總督，趙爾豐就沒有選擇了。8月3日，他與王人文正式辦理交接。王人文交印后，立即致電朝廷，解釋自己的艱難處境，「既不能不為國家貫徹政策，又敢不為朝廷固結人心」，也表功道：「仰托朝廷威德，地方安靜，並未別滋意外事端。」朝廷同意他請病假十五天，他雖然還待在成都，但幾乎是迅速地從公眾視野中消失，遠離是非窩。

散會後，同志會的告示貼遍了成都城，約法五章：一、勿在街市聚眾；二、勿暴動；三、不得打教堂；四、不得侮辱官府；五、柴米油鹽等飲食照常買賣。這在日後的主流史家眼中，成為保路派革命不徹底的證據。

在成都將軍玉崑8月26日發給北京的家信中，這位敏感的滿洲將軍認識到：「以刻下事論，將來怨久憤深，必有大兵劫可慮。」歷史證明了，他又一次判斷正確。他認為，川事之所以日益糜爛，首先就是前任川督趙爾巽存了私心，選了不熟悉四川政務的胞弟趙爾豐繼任川督；其次是代理川督的王人文為了「見好百姓」，一味縱容，釀成大禍。趙爾豐雖然精明，但不熟悉川務，而且性格剛毅，有「趙屠戶」之稱，四川形勢絕不樂觀。玉崑說，現在既不能得罪保路派，也不能幫著他們向朝廷說話，「言者多敗多事，多事多害，以免後悔……」

弔詭的是，推動抗糧抗捐的居然是成立於8月29日的所謂「官紳聯合維持會」，除了保路派還有不少官員也參与其中。根據周善培的回憶，用抗糧抗捐取代罷市是考慮到罷市直接影響民生，而抗糧抗捐則會刺痛中央政府。

離開總督府後，幾個領導人便邀請各街道的同志會負責人當晚開會。而根據提法司周善培的回憶，會議其實是由他布置巡警道徐樾與川路公司共同召集的，與會者是各街道的負責幹部（街正），會議力圖統一大家對當前局勢的認識，即先保住秩序不亂，再想法開市。

此時，股東會上的風聲早已傳出，街面恐慌，已經有店鋪開始關閉。與會者催促主持人趕緊散會，眾人還沒散盡，街道上的店鋪已經關閉了一大半了。當天，米的價格就飆升到了1500文一斗。

周善培大喜，連夜通知川路公司，提出了十點修改意見，並翻譯成英文，次日便送達了英國領事。隨後，英國領事回函，說已經急送北京使館，一周內必有答覆，希望川路公司「轉告成都人民安心暫待，勿過憂慮」。9月3日，趙爾豐向周善培表示：罷市已經第十天了，依然看不出有什麼停歇的希望，只能再度聯名致電中央政府，指出拖延下去，局勢將萬分危險。於是，軍、督、司、道等官員集體致電中央政府，同時通告英國領事的態read.99csw.com度。

「今乃不信中國人而信外國人，譬如有肉於此，因防鼠子竊食而使老虎守之，此肉有能存在的理莫有……以這樣失敗的約都叫我們不說！假使明年我們股東為朝鮮的人，如朝鮮與日本結的約，我們大家也可以貪生忍辱地不說嗎？」

得病原因：「聞盛宣懷賣路事，憤極大病。」

可以作為佐證的是，郭樹青所參加的法官養成所考試，在新任司法廳廳長（提法司）周善培的嚴格要求下，淘汰率超高，導致80％的考生被淘汰而深受刺|激，其中完全可能包括郭某。法官養成所是根據中央政府指示而進行的改革大政之一，在法部的統一安排下進行。前任提法司江毓岷開始主辦，由全川142個州縣各保送學生8人，共1100人。開課後，諮議局發現，「各州縣報送學生有差役訟棍、地痞、煙館堂倌，品類甚雜，法司不予甄別，全部收錄，畢業後派充地方法官必為地方之害」，要求政府「嚴行甄別」。但江毓岷退休在即，根本就不想管。直到7月份周善培接任，在諮議局再三督促下，他就給這1100多人安排了一場考試，結果大吃一驚：交白卷一字未寫的有500多人，只寫了兩三行字的有400多人，勉強留下了240人，其他的全部淘汰。據周善培回憶錄，這些被淘汰的人幾乎都進了各州縣的保路同志會，這也在日後造成他這個保路運動的同情者及幕後主導者卻被保路派們當做了「人民的敵人」，甚至名列趙爾豐之前。

平心而論，中央政府佔著法、理，其所作所為並沒有錯誤，客觀上為國為民；而地方官員則佔著情、勢，希望能因勢利導地化解群眾運動，也沒有錯。保路運動最後演變為血腥衝突，這不僅是革命與改良的衝突，也不僅是不同利益團體之間的衝突，更是朝廷與地方的衝突，尤其是凸顯了大清政權上下隔閡，令不行、禁難止，其根基早已被掏空。

川路公司的高層雖然在企業管理和修建鐵路等「立」的方面極不在行，但在動員民眾、挑戰政府等「破」的方面卻展現了卓越的才華。為了開好股東會，其籌備工作做得相當細，不僅精細籌備會議議程及材料，甚至連代表住宿這種細務都考慮周詳，指定鐵道學堂為「股東招待所」，「如客滿時，可推廣悅來旅館暨青石橋客棧」。

《西顧報》的社論說：「今政府奪路劫款，斷送路權于外人，是放棄其應負之義務也，既放棄其應負之義務，則其應享之權利，應即歸於消滅，而吾民與政府之關係，亦於斯而斷絕……故吾民今為權利之主張，勢不得不為相當之抵禦……即于罷市罷課之外，實行罷稅罷租是也。」鄧孝可則公開宣稱，實行抗糧抗捐比罷市更能鉗制政府。

1911年8月5日，成都城裡到處都充滿了興奮、期待、緊張與不安。昨天下了一天的暴雨，令成都暑氣頓消，涼爽怡人。大雨也帶來了麻煩，設在川漢鐵路公司內的特別股東大會會場「積水盈寸」，股東大會的開幕式只好延期一天。

趙爾豐沒有想到時代變了，毫無信用、不擇手段的痞子運動已經成為主流，他應了朝廷的批評，是養虎成患，不僅沒能維持住穩定的社會秩序，最終連自己的腦袋都被當作了革命的投名狀……

而在同志會的宣傳中也逐漸開始出現了血腥味。同志會的赴京代表劉聲元從北京寫公開信給股東們，明確希望大家學習同志會的「烈士」郭樹青不惜以死相爭，而不能學習湖北張伯勛（就是向楊度發出追殺令的那位）半途而廢。

1911年8月25日，成都城內三萬多民戶，家家大門上都貼了一張黃紙，上寫「光緒德宗景皇帝之神位」十個大字，取代了原先秦瓊和尉遲恭的門神位置。在神位兩旁，則是「庶政公諸輿論」、「鐵路准歸商辦」兩列小字，都是從上諭中摘出來的光緒語錄。

遺書：「六月初四日，其家人檢烈士衣物，得絕命前手書，一雲……（之後與版本二相同）」

一切都從前天（8月23日）開始。

會議于晚上9點在川路公司召開，來了好幾百人。先請藩司尹良講話，他堅辭了，又請巡警道徐樾講話，他也怕說錯，不肯講。最後只好周善培代表政府講話，畢竟街正制度是在他5年前擔任巡警道是建立的，街正們一大半都和他相熟。

同日，趙爾豐、玉崑等終於等到了中央政府回電，心頭一涼：傳旨申飭，同時嚴令端方帶兵入川。此時，同盟會劉安邦等人正在長沙密謀武裝暴動，四川幫會的人也在加緊準備，大爆炸即將到來……

四川總督趙爾豐、成都知府于宗潼等，分別趕到商業場和事務所等「CBD區域」進行演說，號召開市，但聽者寥寥，店鋪基本上完全關閉了。

川路公司宜昌分公司向總公司轉來了鐵路督辦大臣端方的電文，中央政府明確宣布，根據川路公司章程，重大變更必須由政府決定。先前因李稷勛「擅自」與政府合作而宣布罷免其職務的股東會決議被政府否決，李稷勛留任宜昌分公司總經理。

川滇邊務大臣的轄區，東起打箭爐，西至達丹山，南抵雲南維西、中甸，北至青海玉樹。趙爾豐上任后，不顧年邁，清戶口，查地畝，規定糧稅，廢除土司，實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有效地加強了對這一地區的控制，鞏固了國防。1908年，朝廷又任命趙爾豐兼任駐藏大臣，至此，正式位列封疆大吏。趙爾豐展現了卓越的經營邊疆的才幹，率領軍隊挫敗了英國幕後操縱的西藏叛軍，率軍順利進入拉薩，宣布革去十三世達賴的名號。他甚至建議朝廷「仿東三省之例，設置西三省總督」，四川總督應當移駐巴塘，在四川、拉薩各設巡撫，「藉以杜英人之覬覦，兼制達賴之外附」。

地方大員的不作為，令川路與朝廷的對抗不斷升級：

在趙爾豐的努力下，川藏抵抗住了英國的強力滲透，得到了穩定。民國學者李思純認為：「金沙江以東十九縣，尚能歸附，皆清季趙爾豐之餘威，於民國以來諸邊將無預也。」趙爾豐在瓦弄勒卡瑪壩子西南角雪山峭崖上，勒石鐫刻十個大字「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每個字大如八仙桌面。這十個大字，與大清政府在中朝邊界上留下的「華夏金湯固，河山帶礪長」一樣，成為中國主權的象徵。不同的是，趙爾豐刻在雪山上，而中朝邊界則是一字一碑，從小白山頂開始，綿延100多公里直到圖們江主流匯合處，豎立了10座巨大的界碑。二十多年後，章士釗在《將軍嘆》長詩中說「晚清知兵帥，岑袁最有名；豈如趙將軍，川邊揚英聲」，認為趙爾豐的成就超過岑春煊和袁世凱。

8月27日的《西顧報》刊登了一篇殺氣騰騰的社論，公開提出：「吾川人即食政府之肉，寢政府之皮，亦不為過，區區罷市，何忌何疑！」文章希望「各街各市，堅持到底，勿為浮言所動，勿為甘言所誘，則成命或可望收回」，不然就是「同歸於盡」。同日，趙爾豐連續致電內閣，認為在目前局勢下，四川的兵力根本難以防範大的變亂，「環顧左右，艱窘萬分，一發難收，大局不堪設想」，政府不能採取強壓的辦法，必須變通轉圜。

對於股東大會，中央政府一直十分關注和擔心。在大會之前，負責鐵路改制的兩位朝廷大員盛宣懷和端方，一方面不斷致電仍在藏邊的趙爾豐，催促他立即到任，以便掌控局面；另一方面也連連致電四川省政府班子里比較可靠的藩司尹良，要求他立即取締各種非法集會，堅信這些「所希圖滋事者，年少學生居多」，而「川省正紳」並hｔtpｓ://ｒeａｄ•９9ｃsｗ.ｃｏｍ不反對鐵路國有。

領導簡短的講話后，便是股東演說。前面兩位無非控告盛宣懷如何賣國而已，老調重彈，大家聽得生膩。而第三位登台的股東代表將矛頭直接指向在座的趙爾豐，令會場氣氛登時興奮而緊張起來——

可能因為領導們的蒞臨，這個會議比起三天前四川保路同志會歡迎各州縣股東代表的會議，花架子的儀式感似乎還少了些。三天前的那次歡迎大會，不斷地演奏軍樂：會議開始，奏樂；主持人致歡迎詞后，奏樂；同志會會員與股東各站一邊，先是同志會會員向股東行鞠躬禮，股東們還禮，奏樂；各種報告之後，股東們向同志會鞠躬，同志會還禮，奏樂……儘管煩瑣花哨，卻令來自州縣的股東代表們大大領略了同志會的手段和能量，等於是為今天的股東大會做了精神上的動員。

玉崑在家信中說：「刻下民心固結，已成團體，決意死爭，水火之勢，兩不相下。」商鋪依然緊閉，日常生活已經受到巨大的影響，「土匪遍街靜聽，乘機而起，新軍、防軍均系本地，難免結心，臨事恐難應手。」各種股東會、同志會、協會、維持會等名目繁多，而且都設立嚴密的機構，發放薪水，各州縣解送省藩庫的60多萬兩款項被阻擋不得入城，「種種形象真如悖逆」，「將來定必決裂」。他自己感嘆道：「可嘆我到川甫及半年，未嘗一日省心，未受一日之福，又蹈庚子景況也……如無福，事出意外，亦是命也！」

罷市一周后，保路派們見局勢依然僵持不下，失去了耐心。

8月12日，股東會通過決議，要求川路繼續商辦。這等於徹底否決了朝廷的國策，朝廷所定的「買斷」或「合股」兩個辦法，一個也沒被接受。

趙爾豐是想請周善培拜訪下諮議局議長、保路運動的幕後主謀蒲殿俊，代為解釋一下他的苦衷。周善培無奈，只好趕到蒲家。蒲殿俊還高卧未起，聽了之後，很生氣地指責趙爾豐：「他對會眾要面子，答應代發；現在不肯代發，卻給我穿小鞋。當眾答應的事，還是請他當眾去反悔。」

至此，川路公司及四川的立憲派們想把運動控制在避免暴動的範圍內的努力，徹底失敗！

專門的籌備機構「股東準備會」在7月30日即已成立，成為實際上的常委會。幾個人拍腦袋定下來的東西，在周密的會場操控下，很容易就成為上千人的全體決議，並進而擴展為數千萬人的集體行動，影響到數億人的生活，而且還能打著民主與憲政的旗號。股東準備會為股東大會確定了四條基本議程：一是「遵先朝諭旨，保全商辦」；二是「請停常新捐輸，以備寬籌款項」，川路公司雖然私下抱怨政府停止租股，但公開場合不會公然反對減輕農民負擔；三是「創辦一文捐」，也就是每人每日捐一文，仍然是變相的攤派；四是「設立清算機關案」，也就是查賬機構。

此時，根據最近朝廷下達的命令，電報局已經停止拍發任何與鐵路相關的電報，股東會就強烈要求列席會議的商業廳廳長（勸業道）胡嗣芬、公安廳廳長（巡警道）徐樾，請他們轉呈趙爾豐代發，並且表示全體代表將在會場上集體靜坐，等待趙爾豐迴音。

8月28日，趙爾豐和成都將軍玉崑聯名致電內閣，代奏川漢鐵路公司股東會請將借款修路一事交資政院議決。電文中再度強調：「目前迫令交路，激生意外」，「人心一失，不可復收」。當日，端方則參劾趙爾豐已與王人文「沆瀣一氣」，「庸懦無能，實達極點」，建議中央政府先派重臣赴川查辦，另派袁世凱出任四川總督，要求果斷行動。

作為一位出色而盡責的邊疆幹部，趙爾豐調任川督，有朝廷「酬功」的打算在內。但是，正如保路運動的領袖之一彭芬日後分析，「趙爾豐久在邊藏，於國中潮流及政治，均莫知其趨向。然出膺首座，又適在王人文估計醞釀之後」，這次調遷，對趙爾豐而言，是禍不是福。

死亡時間：1911年6月24日（農曆五月二十九）

顯然，這樣從政府電文中斷章取義的傳達是十分片面的，尤其是第一條，宜昌路段「不停工」、「在交接前繼續動用川款」及「交接時通盤核算」，這是一個完整的方案，動用川款只是在交接前維持運轉的正常手段，與「奪款」毫不相關。但是，股東會高層卻故意傳遞了一個不完整的信息，補償被有意無意地屏蔽了，最終被全體股東誤讀成政府不僅「奪路」，而且「劫款」，甚至還把所有反對者污為滋事少年。

史料沒有記載趙爾豐在場的反應，但股東代表將矛頭對準的還是「賣國郵傳部，賣國奴盛宣懷」，對於趙爾豐來說未必就是刺耳的。實際上，之後趙爾豐對保路運動一直給予很大的寬容。

死亡過程：「五月二十九日夜，烈士翔中庭約半時，同人尤謂其強步如平日，不之異也。既之溲所，久不至，遍覓之，得之井中，已僵，不可救療。」

調任趙爾豐而不是提拔王人文，這或許是大清中央政府及前任川督趙爾巽決策上的一大失誤，不僅造成王人文的離心離德，在風潮初起時不思平息，反而火上澆油，而且也造成了趙爾豐的人生悲劇及大清國的顛覆。

8月30日，中央政府要求盛宣懷和端方將川路公司的糾葛情況妥速清理，明示辦法，以釋眾疑。這說明此時中央政府仍然是希望和平了結，以為只要把中央政府的方案苦心解釋清楚，就能消弭大亂。他們哪裡知道，保路派已經在民眾與中央政府之間建起了一道高大的信息防火牆，任何信息只有經過他們的過濾和修改才可能被傳達。

局勢日益失控，重慶海關的英國籍代理稅務司施特勞奇致電北京總署，認為商人們「被迫於公眾意見和恐嚇而宣布罷市」，「官員們看來已喪失了他們的一切影響，事態的控制權已全部掌握在保路同志會手中」。

8月18日，同志會例會上開始組建糾察隊，要對付風聞中的砸場者，以牙還牙。砸場者沒有出現，同志會卻開始設立保衛部門。就在這次會上，同志們決定集體歡送王人文，「歡聲雷動，皆謂以我保路同志會送『國之愛國者』，非以四川紳士送川省大官也」。同時還決議將同志會名單送一份給端方，他如要抓人就全抓，「有一人不到者，非四川愛國血男子」。會場上「有痛哭陳詞者，捶胸頓足慷慨請死者」，一片混亂。

股東大會宣布開幕，主持人通報，到會股東364人，股東代表237人，共601人。隨後介紹到會的省領導，會場響起熱烈的掌聲。

得病原因：「五月某日，應法官養成所考試，步至省，遂病，常住寓未出。」

次日本是初一，股東會休會，但是保路派們要求立即召開緊急大會。上午10點，數百名與會的股東代表們都被召集到了川路公司的會堂。股東會會長顏楷向大家通報了政府的態度。弔詭的是，這麼重要的情況，他居然並未宣讀政府的電文原稿，而是「約憶重要數端」：

被推作代表的羅綸、鄧孝可等到達總督府門前，正好碰上談話出來的會長顏楷等，幾人便又一同面見趙爾豐。趙爾豐對罷市的舉動很不滿意，認為為了抗議郵傳部而在四川罷市，是風馬牛不相及，而如果為了抗議川督而罷市，他自問沒有對不起川人之事。他說：「四川爭路，本很文明，因此王護督和我都幫助致電政府。現在鬧到這個地步，還能說文明嗎？欲得日後的事好辦，須reａｄ.99cｓw.cｏm得本日仍舊開市。」代表們也只能表示回去再勸說大家，並且強調罷市畢竟不是暴動，還請大帥理解和維持。

周善培說：「論道理，是該代發；論事勢，發了之後，部里不免懷疑大帥太站在川人一面，以後大帥再說話就有點為難了。幕府說發不得也是有理由，大帥想怎麼辦呢？」

當天，中央政府命令端方火速帶兵入川，命令趙爾豐切實彈壓解散。趙爾豐致電內閣稱不可強壓，否則一旦引發暴動會牽動全國大局。此時，英國駐成都領事突然拜訪了提法司周善培，表示如果是因為對四國借款合同不滿，可以提出修改合同。周善培問：「合同已經簽了字，還能修改嗎？」英國人說：「合同是商人的事，政府決不會為本國商人一點利益使四川人受這樣的痛苦。請你通知鐵路公司，問他們對合同哪幾條有意見，快提出來，我可以打電話給北京英國公使，請他設法勸商人修改。」

趙爾豐與川路公司淵源很深。

三、要求川督用嚴厲手段對付非法聚會。

次日清晨6點，趙爾豐將此前一直負責與川路公司溝通的原勸業道、現提法司周善培請去，給他看了電報，說：「我已預備發了，幕府里卻說發不得。」

遺書：未提到。

「我們川人是較貧窮，但為修鐵路，我們再難也要出錢。只要朝廷以至誠之心待百姓，一般官吏不剝克人民，我們的公司總理舉得其人，信用能立，則莫說七千萬修路之款，即使再籌七千萬，亦莫有籌不起的。」

周善培趕緊勸：「你們不要他替你們對政府做個橋樑，也可強迫他代發出去；如果要這橋樑，就得把他的身子讓開。」最後，兩人花了一個多小時，刪除了一些內容，趙爾豐也就同意代發。

事變之後，嶄露頭角的趙爾豐留在川邊督辦善後，1906年，朝廷鑒於西藏局勢非常嚴峻，從國家戰略的高度，決定設立川滇邊特別行政區，省級建制，趙爾豐就任首任川滇邊務大臣。宦海煎熬30年後，他終於躍上了關鍵的副省部級（侍郎銜）台階。但代價是巨大的，這位61歲的老人必須常年生活在高寒缺氧地帶，處理棘手的邊疆民族事務。

川路總公司總經理曾培派了鄧孝可、葉秉成到新津去迎接，並將周善培也硬拉了去作陪。周善培本是商業廳廳長（勸業道），是省政府中最熟悉川路的幹部，但他剛剛在7月7日接替因年老退休的江毓岷接任司法廳廳長（提法司），他覺得自己的職務已經不適合再和川路公司的代表一起去迎接趙爾豐。曾培因此請示了王人文，由王人文下令，周善培才接受了這個任務。

成都市面雖然蕭條，但秩序還算井然，除了物價飛漲，交通擁堵成為最大的問題。而堵塞交通的就是大量跨街搭建的「聖位台」。

第一項議程，就是請省領導趙爾豐訓話。趙爾豐的講話十分低調、誠懇。他表示自己「頻年邊疆戎馬，與諸君別久矣」，現奉命回到成都，下車伊始，正好趕上鐵路公司股東大會，「良深欣慰」。趙爾豐說，川路公司之事鬧得沸沸揚揚，自己在邊疆時就已經聽說不少，但信息都相互矛盾，現在剛剛到任，還談不上「訓詞」，只是想提醒大家：「茲事關係重大，必須慎始圖終，在諸君具愛國之熱忱，事必期于有濟，惟當維護秩序，恪守範圍，無事浮夸之議論，力求適當之解決。」這等於說，在維持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的前提下，他作為四川總督，並不介意保路運動，只要在自己的權力範圍之內，將「相見以誠，折衷至善」。同時，他也希望川路股東們「毋舍事實以求結果」，把股東大會開成一個務實的、解決問題的大會。

這種完全失真的信息傳遞當場就引爆了群眾的情緒。「會場一片哭聲、喊聲、罵聲、捶胸頓足聲、演說聲、糾察整飭秩序聲……時有拍案大哭，致推翻几案者數起。有茶碗破裂聲、几案倒聲，滿場熱焰欲燒。」在這種情緒下，有人高喊罷市、抗稅。股東們普遍認為，兩任總督王人文、趙爾豐等都先後為川路公司代奏，而中央政府依然不聽，只相信遠在北京的盛宣懷及武昌的端方、瑞澂，已經無法再依靠政府，必須靠自己的行動了。

事實是，趙爾豐沒有走這條線路，而是悄悄地到了雅州（今雅安），在那裡與前往迎接的藩司尹良秘密會談了兩天。這尹良是前任川督趙爾巽的表侄，趙爾巽當年將他帶到四川，由候選道升為代理鹽運使。趙爾巽在調任東三省總督后，在推薦弟弟趙爾豐繼任川督的同時，也推薦了尹良代理藩司，接替王人文留下的位置。尹良和趙爾豐算是親戚，卻並不同心，兩人之後摩擦不斷，也導致了趙爾豐搖擺不定。

8月29日，端方再度致電內閣，彈劾趙爾豐，要求另派四川總督。同日，湖廣總督瑞澂致電盛宣懷，同意派兵入川，要求中央政府責成趙爾丰采取強硬措施，恢復四川的社會秩序。

股東會開幕之前，保路運動其實已經疲軟，8月2日的《西顧報》就指責同志會說：「同志會成立之初，諸君子奔走狂呼，夜以繼日，其熱潮不可謂不烈也……乃曾幾何時，而景象全非：前之志在進取，今忽變而為嚴防暴動；前之力主公開，今忽轉而為謹守秘密；前之逐日開會，今又變而為月余始舉。觀此情形，日縮一日，真有曹劌論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之。」股東會令原本已經疲軟的保路運動再次堅挺起來。第二天的《西顧報》詳盡報道開幕情況，印刷了創紀錄的15000份，依然供不應求。

到任后，趙爾豐至少有六次執行朝廷的強硬路線，這其中固然有他作為第一線當家人的權衡考量，更有他個人希望平安降落的心思。與垂垂老矣的趙爾豐相比，盛宣懷、端方等不僅年富力強，而且都是被壓抑已久而剛剛回到重要領導崗位上，急於建功。不同的年齡，不同的資歷，不同的願望，造成他們之間不同甚至尖銳對立的定位。

7月6日，趙爾豐從打箭爐致電王人文，明確說自己將「抱定純正和平宗旨，毋浮動，毋暴躁，毋使莠民借故擾亂地方。公既主張於前，豐必維持於後」。

65歲的趙爾豐頭髮和鬍子都已經花白，膚色卻是黝黑髮亮，這是長年生活在雪域高原的緣故。當官，尤其當大官，本是大清國最安穩的好職業，但在這風起雲湧的年代，這份職業的風險大大增加。趙爾豐本以為，調任四川總督，可以在仕途上平安降落並安度晚年，他怎麼也想不到，自己面對的這場起源於經濟紛爭的群體性|事件會造成一個帝國的覆滅，最終給自己帶來殺身之禍。

一、修路仍支川款。

川路公司及同志會也很注重對趙爾豐的工作，多次致電辯白自己是和平爭路，「力求維持地方安寧」，請領導放心。趙爾豐也回電，明確支持他們的和平行動，通報自己到達成都的時間。他在途中與王人文的電文來往，也認為盛宣懷「乖謬自不待言」。對王人文被申斥，他表態認為朝廷處理錯了，寬慰王人文說：「大臣謀國，正不必求諒於人，而不諒於今者，必見諒于將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