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句話說，北洋時期的內閣總理幾乎是每半年就要倒閣一次，除了靳雲鵬做了2年的總理、段祺瑞做過近1年外，其他總理任期都是幾個月，甚至一個月都不到的。如此頻繁的倒閣率，就是最為人詬病、最喜倒閣的法式民主也難以望其項背。

但是，這幕戲既然已經開演，黎元洪想不參加也是不行的。在黎元洪拒絕後，曹、吳加強了邀請的力度，他們先後派出各界代表親赴黎府，盛情相邀，而直系督軍們也紛紛通電，請黎元洪以國事為重，出面挽救危局，說得是義正辭嚴、情真意切，連黎元洪看后都有點陶醉，不免怦然心動了……既然是眾望所歸，那我就勉為其難，姑且出山風光一次罷！

在重重包圍中，黎元洪和幕僚們商量：要是不去，既是錯失良機，恐怕後面也不會有好果子吃；但要是去了，就不能隨便被他們擺弄，得講講條件！

當年的倉皇去職雖說是如塵往事，但黎元洪心中始終憋了一口悶氣，這次有機會要發出來，難免心有所動。但黎元洪心裏也清楚，直系要人不過是讓他出來過渡一下，並非真心擁戴他上台。因此，黎元洪開始並不想去趟這趟渾水，而是直截了當的跟那些人說：「你們直接選曹三爺做總統不就結了，何必搞這麼複雜？」

黎元洪起身罵道：「我便不交，你能奈我何？」

先說徐世昌這邊。在吳景濂糾集一幫失業的舊國會議員們發出通電並要求徐世昌下台後，在曹錕和吳佩孚的暗中鼓唆下，新進的齊燮元、孫傳芳表現最為積極，他們首先響應造勢，隨後其他直系督軍也紛紛附和。由此，「法統重光」的概念迅速走紅，成為人們街頭巷尾的熱門話題。

吳景濂的整套方案簡單明了，也具有很強的操作性，但一個好的方案得找到一個好的主顧，這中間又需要有一個好的中間人。所幸的是，中間人也不缺。吳景濂當年曾在奉天師範學堂做過校長，當時曹錕手下的「紅人」王承斌既是他的學生，又是他的表弟。

徐世昌被順利的逼走了，但另一個主角黎元洪卻遲遲不到位。原來，黎元洪在被張勳趕走之後，隱居天津已有5年。在這5年裡，黎元洪熱心實業，獲利頗豐，平時的生活也就寫寫字、散散步，寂寥而安靜。陡然間，「法統重光」的喜訊從天而降，請他出山的各路邀請也是熱情洋溢、紛至沓來，人非草木，孰能無情，黎元洪表面上看似平靜，但心中早已激起了萬丈波瀾。

這其中到底是什麼原因，抑或是中國的政治土壤根本就對西式民主共和水土不服，恐怕不是革命黨所說的，「只要是中國國民，必然有共和國民之資格」；「公理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不是萬能妙方，不加研究和論證便在原來的那個基礎上搭建所謂的民主共和大廈，不失敗才怪。

王承斌便問：「既到天津辦公，那總統印信何在？」

黎元洪被這麼一澆，倒是有點清醒了。隨後，他打消了出山的念頭並發表通電，聲稱自己當年是引咎辭職，並不存復職總統之念，所以還是另請高明的好。但是，正如前面所說，戲台老闆已經編好劇本，選好演員，各項工作都籌備好了，這大鑼一敲，哪有主角不上台的？不行，得繼續勸進，不然這劇情無法發展，前面的投資不就白費了嗎？

果然，曹錕、吳佩孚在收到「魚電」后極為的惱羞成怒，曹錕說：「請他做個現成的總統，他竟然還要向別人提條件！我們捧他上台，他卻叫我們下台！真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按「倒黎派」的說法，黎元洪補任總統的時間應該是洪憲改元到袁世凱敗亡結束，時間是160天，現在黎元洪已超過300天，早就該自動退位，改由國務院攝行總統職權，然後組織選舉新總統。而支持黎元洪的議員們則提出一種更離奇的說法：黎元洪的任期應該從1914年5月袁世凱改內閣為政務堂開始補起，再加上馮國璋非法代理的一年零兩個月，這樣的話，黎元洪應該繼續做到1925年。

黎元洪和幕僚們一番商議后，覺得台階已經搭得差不多了，再弄下去恐怕都下不了台，不如趁勢復任總統算了。說句實話，所謂的「廢督裁兵」也就說說好聽，真弄起來，那些督軍還真會聽命中央？

可惜的是，文章是好文章，主意也是好主意，但文人的筆杆子怎麼幹得過武九_九_藏_書夫的槍杆子，你要這些軍閥自動解除兵權，那豈不是與虎謀皮，太不現實了！

段祺瑞和張作霖相繼被趕出政治中心后，曹錕和吳佩孚的信心大增，這老曹想要更上一層樓，弄個總統噹噹；而吳佩孚則接過段祺瑞的「武力統一」大旗，要一統江山，青史留名，兩人可謂是心神默契，一拍即合。但是，曹錕要想爬上總統位置的話有兩個障礙，一個是現任的總統徐世昌尚未下台，第二則是老徐下台後，曹錕以何等名義上台的問題。

儘管吳佩孚聲稱組閣是總統特權，自己決不干預，但黎元洪實質上是個無權總統，哪裡真的是他說了算。譬如黎元洪找的第一個總理是顏惠慶，但顏內閣從組建開始便殘缺不全，不到兩個月，顏惠慶便因為財政危機而辭職。隨後，黎元洪又提名唐紹儀來做總理，但吳佩孚很快便忘記了「不干涉」的承諾，他發表通電堅決反對……弄半天，吳大帥的承諾有效期原來只有一次！

好在曹錕一向做事沉穩，穩打穩紮，不像某些人衝動冒進（如段祺瑞），反逐漸成了氣候。說句實話，曹錕練兵打仗的能力實在乏善可陳，但他也有一項專長，那就是善於發現人才、籠絡人才，因而其門下人才濟濟，吳佩孚便是其中的典型。事實上，曹錕的成就至少有一半是來自吳佩孚，而吳佩孚對曹錕又是忠心耿耿，決無二心，真正做到了「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地步。

在直皖戰爭中趕走段祺瑞、直奉戰爭趕走張作霖之後，曹錕、吳佩孚的直系勢力已經成為把持北京政府的唯一軍政集團，這時的曹錕可就不僅僅滿足於巡閱使的位置，而是要嘗嘗當總統的滋味了。

聽到這裏，徐世昌忍不住仰天長嘆……1922年6月2日，退了。退位后的徐世昌返回天津做寓公，開始過詩、書、畫三位一體的「隱逸」生活，而且老有所為，頗有成就。他的詩，人稱「超越前人」，書、畫也堪稱精品，但不輕易送人，因而流傳不多。1939年6月6日，徐世昌于天津病逝，享年85歲，是北洋系人物中相當高壽的。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曹錕的賄選在程序上完全合法的而且完全公開的，而且，他又沒有採取任何的暴力，即便是有人拿了錢不投票，他也不曾採取手段加以報復，完全是「一個願買、一個願賣」的態度。正如曹錕的某部下說的：「花錢買總統當，比拿槍命令選舉的人強多了！」

徐世昌想了想，不免又氣又惱，說：「當初我也不是自己要來做這個受氣總統，偏他們慫恿我出來，可現在又這樣逼我，我總不甘心！」王懷慶冷笑道：「大總統，人家不跟你講什麼交情，你不如見機點罷！不然，他們要用武力來對付你，你又如何吃得消？倒不如現在就退了，還冠冕堂皇些。」

正當黎元洪興高采烈的打點行李、準備返京之時，飄然而至的一份電報給他澆了一瓢涼水。電報是由皖系的浙江督軍盧永祥發出的，他給黎元洪提了醒，說你的總統任期早就由副總統馮國璋合法繼任期滿了，何來的補滿任期一說？你明知道這是直系的一個陷阱卻非要往裡面跳，這「于衛國則不仁、于自衛則不智」，得，別做美夢了，還是洗洗睡吧。

說完黎元洪，再來談談曹錕這個人。曹錕，人稱曹三爺，他是直隸天津人，其出身比較貧困，家裡有五兄弟，老大曹鎮，老二是個女兒，老三曹錕，老四曹銳，老五曹彬，老六曹鍈，曹錕後來發跡后，四弟曹銳做了直隸省長，六弟曹鍈也做了天津鎮守使。

當然，這些人中間並不缺少才智之士，但民國初年的政治環境，那就是隨著時間推移而不斷腐爛的政治醬缸，眾多的革命黨、立憲派、社團領袖丟棄他們的理想而變成幫閑政客，為了5000大洋而甘做豬仔議員的人，大有人在。宋教仁先生倘若地下有知，看到這些人又會作何感想呢？那些認為宋教仁不死便可以帶領中國走向憲政之路的想法，在殘酷現實面前實在是荒唐可笑。民國的政壇，可就是一個超級無敵大醬缸啊。

吳景濂的理由是，黎元洪在張勳復辟的非常時期離任大總統，是不能視為自動離職的，所以應該將他迎回並補滿任期，等任期結束后再重新選舉大總統（不消說，候選人便是曹三爺了），國會亦當如此。按這說法，現存的這個安福國會反倒是段祺瑞一手操縱的非法產品，九九藏書因此，由安福國會選舉產生的現任大總統徐世昌也就成了偽總統，因其不合法，所以要下台。

1882年，21歲的曹錕應徵入伍，後來被選送到天津武備學堂學習，由此改變了他的命運軌跡。袁世凱小站練兵后，曹錕前去投奔併當上了右翼步隊第一營的幫帶。由於曹錕的性格寬厚，喜怒不形於色，從來不與人爭權奪利，因此在小站時並不算特別出名。直到同他一起練兵的那些同袍基本上都做過鎮統制了，曹錕才在1908年混上第三鎮的統制。

無奈之下，黎元洪只能在王承斌等人的監視下去車站電話室給如夫人打電話，讓她把印信交給參議院議長王家襄。光交印還不行，王承斌在曹錕、吳佩孚的授意下，又擬了一份電報讓黎元洪簽字，大概意思是「宣告自動辭職，由國務院攝行總統職權」云云。這一來一往，黎元洪最終捱到凌晨兩點多才回到天津私宅。

當時的很多議員，個人生活極其糜爛，吃喝嫖賭，抽鴉片，喝花酒，北京的「八大胡同」，便是當年國會議員們最愛光顧的地方。如此議員，焉能成為國民之表率，又豈能為國為民謀福利？

10月5日，總統選舉會正式舉行，但吳景濂走進會場一看，簽到者遠未及法定人數，於是他宣布簽到人數夠了再進行選舉，但一直等到中午時分，簽到的議員也不過400人。吳景濂這下急了，他在曹錕的同意下臨時決定，只要議員出席會議，即使不投曹錕的票，也發給5000元支票。隨後，吳景濂調來180輛汽車，派出可靠的議員分別去勸或去拉同鄉同黨的議員，並規定每人至少要拉一個回來。

6月6日，黎元洪發表了「魚電」（民國時期的電報以韻目代替日期，如6日為「魚電」，汪精衛後來的「艷電」對應的是29日），該電報洋洋數千言，乃是黎元洪多年的幕僚饒漢祥捉筆。饒素有「文膽」之稱，寫得一手的好駢文，這次的電文真是傾盡其才，地地道道的一篇極好文章，電文發出后，洛陽紙貴，轟動一時。

但黎元洪到上海后，他發現「反直聯盟」雖然歡迎他的到來，但並沒有人希望他組建政府，就連盧永祥的那封電報，原來也是安福系政客捏造的。黎元洪這才明白，這次又陷入了一個陷阱當中，這些人只不過是借他的名氣來以壯聲勢罷了。

有意思的是，黎元洪早就料到這些人會用這招，他在離京之前便把主要的五顆印信交給了如夫人黎本危，而黎本危此時已經躲進了東交民巷的法國醫院。所以，當王承斌和天津警察廳廳長楊以德帶領衛隊在楊村車站截住黎元洪的時候，並沒有找到總統印信。

當天下午，黎元洪便在總統府舉行了復職典禮……我老黎又回來了！

但是，在「力大為王」的軍閥時代，誰還跟你講什麼法？誰的槍杆子硬，誰就是法。徐世昌不肯主動下台那也無妨，別人自有手段。首先是吳佩孚不斷派出代表，向徐世昌詢問對「法統重光」有何看法，接著便是京畿衛戍司令王懷慶半勸半逼，說：「大總統，現在直系要人已經達成一致，事情到了這地步，捱下去也無必要，到不如體面點自動引退算了。」

王承斌哼了一聲，向楊以德努努嘴，楊以德便會意的一招手，隨即擁進幾十個丘八老爺，一個個拿著短槍，雄赳赳、氣昂昂往周圍一站，黎元洪和隨從頓時大驚失色，以為這幫人要動粗。

在曹錕賄選成功后，黎元洪也就對復任總統徹底死心，他隨後便以「養病」的名義離開上海，東渡日本。半年後，黎元洪回到天津寓所，從此不再過問政治。

黎元洪答道：「我在北京無法執行職務，所以要移到天津來辦公。」

在金錢的誘惑下，就連一些南下的反直議員也紛紛返回北京，準備領取這5000元去投曹錕的票。在9月10日的預選會上，出席議員高達500餘人。但按臨時約法的規定，總統選舉須四分之三的議員投票，當時支票已經發出去570餘張，但還是沒有達到法定出席人數。

這一次，吳景濂不計前嫌，因為所謂的「法統重光」，就是要重新擁戴當年被趕走的黎元洪復職，並恢復第一屆國會。按說，這國會是當時的大總統黎元洪解散的，而黎元洪又是自己辭職的，但政客們總是能翻雲覆雨，把死的說成活的……只要在前面加個「被迫」兩字，這普天下的壞人便都成了好人。

從辛亥首九_九_藏_書義到落寞天津，黎元洪終於走完了他十余年的政治歷程，也見證了民國初年政壇的風風雨雨，其間的酸甜苦辣、光榮與屈辱，早已化為往日塵煙。白頭黎翁在，閑話說民初，1928年6月3日，黎元洪病逝于天津寓所內，享年65歲。在開祭之日，黎元洪的死對頭段祺瑞也親自前往弔唁，對著遺像「三鞠躬畢，渭然而退，似有無限感慨」。

曹錕為了能在10月10日的國慶日舉行總統就職典禮，隨後便加大了賄選的力度。為了在10月5日的總統正式選舉大會上湊足大選的法定出席議員人數，曹錕還派人成立了「暗察處」，防止議員擅自離京。而反對曹錕賄選的勢力也在六國飯店設點，以每人8000元的代價收買不投票的議員，但終因為財力有限，所收買的議員不過40人，其中還有幾個是兩邊拿錢的。

最可恨的是，這些議員們領著豐厚的年薪，每次會議還可以拿到高額出席費補貼，但他們又幹了什麼呢？開會的時候黨同伐異、吵鬧不休，大部分事情都是會而不議，議而不決。最可笑的是，在1916年恢復國會後的數月之內，除了議定議員的薪酬一事，其他無一事議成。議員應該參加的會議，經常因為法定人數不足而流產。

黎元洪為了推行「廢督裁兵」政策，他倒還算有點勇氣，敢於先在吳佩孚身上動手。在顏惠慶內閣成立后，吳佩孚被任命為陸軍總長，想以此來取消他的直魯豫鶚巡閱副使，但吳佩孚手握兵權，怎麼可能輕易上當……人家根本就不上任。

黎元洪做總統期間，第一任總理是顏惠慶，不到兩個月，辭職了；第二任總理是唐紹儀，根本就沒就職；第三任總理是王寵惠，但王寵惠很快便辭職。在王寵惠內閣垮台後，黎元洪又分別找了汪大燮、張紹曾來做總理，但曹錕、吳佩孚覺得黎元洪做總統的時間夠長了，所以誰來做總理都不可能有什麼作為，反而因為種種「倒黎」政潮而被弄得焦頭爛額。

徐世昌雖然常在大總統府內不太出來，但他本人卻是最重視新聞輿論的。在他剛當上總統不久，他還親自邀請各大媒體的記者舉行招待會，中國最早的政府新聞發布會雛形可能就是由他首創的。在聽到這種「法統重光」的新輿論后，徐世昌心裏明白，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曹錕和吳佩孚看來是要把他趕下台了。但老徐也是個要面子的人，不能你要人家來、人家就來，要人家走、人家就走，何況徐世昌這個大總統算得上是最正常選舉出來的，若是屈服於這莫名其妙的「法統重光」，豈不是帶頭違法？

王承斌冷笑道：「我勸大總統還是把印信交出來的罷，免得傷了和氣。」

《臨時約法》中，可有誰來監督議員的規定？

倒是曹錕因此而青史留名，他花了大價錢去當這個賄選總統，想必也是性情中人，大概就是「圖一樂耳」。十二年前，袁克文曾經勸父親袁世凱「莫到瓊樓最上層」，但對曹錕來說，民國大總統便是他的最高層，此生有幸到此一游，無怨無悔，夫庸何言？

即便是革命黨人喜歡搞民主共和，那也要建立在具體國情的深入了解和研究基礎上才行，未經考察和研究，也未對民眾進行啟蒙和普及，便照搬西方舶來品亂搞一氣，不亡國亡種已屬萬幸。中國的問題，還是得立足於中國的歷史傳統和具體國情才能找出解決之道，一味的迷信西方制度，恐怕是落入西方的陷阱、走進了另一個死胡同。試圖以西方的制度來超越西方，這本就是一種幼稚的想法，何待智者而知之？

至於那些拿錢投票的議員們，則被人罵為「豬仔議員」，這民國的第一屆國會也自然墮落為「豬仔國會」。民國初年的時候，國民都對「議會政治」充滿了幻想和無盡的希望，誰曾料到這幫人竟成了今天這副模樣？

對於這些人的胡鬧，黎元洪早有心理準備，他對身邊的幕僚說：「民國六年的時候（即1917年），我受到督軍團和張勳的脅迫，違法解散了國會，釀成大禍，一直沒有機會彌補。這一次我既然依法而來，就當依法而去，不能再犯糊塗。我的任期如何，應當由國會來決定，如果國會認為我任期滿了，我一天都不戀棧。但是，如果有人想要用武力來迫使我去職，那我就要為國家維持紀綱法律，決不能重蹈覆轍，貽害百姓。」

曹錕這次賄選總統耗費巨大，除了每張選票50ｒｅａｄ.9９ｃｓｗ•ｃoｍ00大洋外，還需要給那些上下奔走的政客們酬勞，另外還有招待費、秘密費，加起來不下千萬。這筆錢到底是誰出的，現在也無確切結論，但曹錕自己支付了一部分應屬無疑，而其他可能用的是公款，比如直系各省發行的公債、借款等。

但是，黎元洪的興奮勁並沒有維持幾天。復任大總統之後，黎元洪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組閣問題。民國的內閣總理人選一向是個難題，由於各種矛盾與衝突，從1912年到1927年這短短的16年間，北京政府的內閣總理如走馬燈一樣更換，總共產生了27任正式總理，還不包括數量幾乎等同於正式總理的代、攝總理，也不包括袁世凱改大總統制和稱帝時期的3年。

1920年6月11日，黎元洪在舊國會兩議長王家襄、吳景濂及其國務院代表周自齊等人的陪同下，一起登上了返京的列車。闊別政壇5年，黎元洪此番歸來，風景果然大不一般。剛到北京站，外面前來迎接的代表早已是人頭攢動，街道上也是彩旗飄飄，這和當年倉皇離京的遭遇相比，簡直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

黎元洪的節氣固然是令人敬佩的，但曹、吳這些人的手段更是層出不窮。先是內閣總辭職，接著京津衛戍司令、步軍統、警察總監都紛紛辭職，黎元洪發出去的命令如同泥牛入海，根本就出不了總統府。再接著，總統府的水電、電話也被掐斷，黎元洪在北京已經無法立足，但他還不想向直系屈服，而是決定離開北京，前往天津。

黎元洪這時卻得寸進尺，他派出代表到曹錕、吳佩孚處要求給予切實保證，並要求等到全體督軍都通電支持后才肯復任總統。曹錕手下的人氣得要命，連聲嚷嚷著踢開黎元洪算了，吳佩孚則按捺住自己的怒氣對黎元洪的親信代表金永炎說：「黃陂如果再要裝腔作勢，我就無能為力了。你回到天津后，請他說一句痛快話！」

曹錕早年讀過一點書，長大后不願做農活，於是便去保定販布。曹錕的性情爽直，年輕的時候好酒貪杯，喝醉了便席地而卧，街上的頑童趁機把他的錢偷走，他也不當回事，只是一笑了之。別人告訴他是誰誰誰拿了你的錢，他也不去追問，別人問他為什麼，他說：「我喝酒，圖一樂耳；別人拿我的錢，也是圖一樂耳，何苦再去追拿？」由此，曹錕當時便有了「曹三傻子」的綽號……圖一樂耳！

曹錕、吳佩孚與吳景濂細談后，覺得這個方案確實可行，於是開始在兩方面著手，一是向徐世昌施加壓力，讓他自己識相點主動下台；二是製造並推廣「法統重光」的概念和輿論，同時又派人前去天津與黎元洪接洽，安排他重新出山，以便為曹錕當總統做個墊腳石。

「保黎派」的說法讓曹錕、吳佩孚很生氣，他們隨即鼓動張紹曾內閣成員辭職。在黎元洪不肯就範的情況下，武夫們乾脆棄文從武，派出了陸軍校閱使馮玉祥、京津衛戍司令王懷慶、步軍統領聶憲藩、警察總監薛之衍率所部軍官三百多人去總統府索餉，隨後又有公民團去總統府門前鬧事，接著是北京的警察們罷工並前往總統府請願，目的就是要讓黎元洪趕緊自動下台。

在「廢督裁兵」問題上也是如此，那些督軍在表面上個個擁護黎總統的主張，但真做起來卻是「歪和尚念經……另搞一套」。黎元洪下令撤去督軍一職，那些督軍就改做省長或者派傀儡做省長，還不是土霸王的天下？在封建王朝，地方督撫還畏懼中央和御史，現在軍閥時期連中央都敢於藐視，真是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想怎麼干就怎麼干，多幸福的年代！

王承斌見黎元洪還不交印，便上前一步逼問道：「總統還是趕緊把印交出來，我沒有閑工夫跟你扯談！」黎元洪的隨從見勢不妙，慌忙說：「王省長別動怒，印在總統府，不曾帶來。」王承斌厲聲道：「北京已經來了電話，總統府只有十顆不相干的印信，另外五顆呢？在哪裡？」

旅美歷史學家唐德剛說過，先進民主國家中的議會制度，都是數百年不斷的實踐而慢慢地一級一級發展起來的結果，我們來個速成班，搞東施效顰、一步登天，哪有這麼容易呢？此乃不是政黨政治而是幫會政治，所謂「朋黨制」也。

王承斌開始還煞有介事的問：「大總統此次出京，是公事還是私事？」

第一屆國會俗稱「八百羅漢」，但說實話，這裏卻沒有一個羅漢是民眾自己選reａd.9９ｃｓｗ•cｏm舉出來的。他們這些人，原本是各省的革命黨和立憲派，或者是一些社團的領袖，或者一些要人指定的人選，說白了，這些人獲得候選資格，並不是選民推舉出來的，因此也不需要代表誰。

黎元洪在電文中深刻揭批了軍閥時期的五大惡政：1．軍閥統治，無人不兵，無兵不匪；2．各省督軍，擁兵為雄，搜刮民財；3．武夫爭霸，連年征戰，兵連禍結；4．督軍擅權，破壞民治，濫用威權；5．武夫權重，干涉政治，政潮迭起。由此，黎元洪提出，要自己出山也可以，但各省督軍應立即解除兵權，還政於國家，否則自己決不當這個莫名其妙的總統……你要我「法統重光」，我就要你「廢督裁兵」，這樣就扯平了。

1923年6月13日，黎元洪乘坐火車悄然出京，這和一年前入京的盛況相比，又是換了人間。從去年入京到這次出京，正好一年零二天。

在逼走黎元洪后，辭職的王懷慶那些人立刻復職，罷工的警察也隨即上崗，公民團也一眨眼間就消失得無影無蹤。當這些人興高采烈地來到總統府接收的時候，卻發現總統的印信不見了，於是立刻打電話給直隸省長王承斌，要他在天津扣留黎元洪專車，索回印信。

這時，有個奇人出了一個奇策，這便是民國史上所稱的「法統重光」。奇人名叫吳景濂，說起來呢也不能算是陌生面孔。吳景濂是清末舉人出身，在後來的預備立憲中當選為奉天咨議局議長，1916年第一屆國會恢復的時候被推為眾議院議長，可惜後來黎元洪在張勳的脅迫下將國會解散，吳景濂也就被砸了飯碗。

在後來曹錕緊鑼密鼓的進行賄選之時，黎元洪還想做最後一次抗爭。當時張作霖、段祺瑞、盧永祥、孫中山號召反直的議員南下到上海召開特別國會，以破壞曹錕的賄選。當時盧永祥也發出電報，邀請黎元洪到上海重組政府。

黎元洪怒道：「你是什麼人？敢向總統索印？」

見徐世昌還未下定主意，王懷慶便說：「大總統現在退了，以我現在的能力，尚可以保你的身家性命、家庭財產，要是最後弄僵了，到時我可就不負責了。」

見黎元洪還不吭聲，王承斌便命人將火車頭摘除，另調來一個營的兵力將火車團團圍住，不準進也不準出，直到黎元洪交印為止。

於是乎，新一輪的擁戴運動又開始了。首先是通電造勢，曹錕、吳佩孚領銜，各軍政大員如蕭耀南、田中玉、齊燮元、王懷慶、許世英、劉承恩等人紛紛致電黎元洪，盛情相邀；接著是曹、吳的代表親自上門敦勸不已；最後，幾十名舊國會議員在舊眾議院議長吳景濂和舊參議院議長王家襄的帶領下前往黎元洪家軟磨硬泡，國務院也派出代表前往遊說，幾有萬眾一心，非黎元洪出山不可的架勢。

黎元洪被逼走後，曹錕便開始了緊鑼密鼓的選舉工作。當然，具體工作並不需要曹錕出面，主要是由吳景濂等津保派政客在四處活動。這次總統選舉的特色是，賄選幾乎就是公開的，明碼標價，童叟無欺，議員投曹錕一票，便可得5000元支票，選舉成功后兌現。

於是乎，議員們分頭四齣，會場外汽車喇叭聲滴滴亂響，好一派熱鬧非凡的景象。由於曹錕不能當選，支票就不能兌現，因而那些財迷心竅的議員們費儘力氣的前去拖人，好幾個正生著病的議員也被他們拉了來。一直挨到下午1時20分，簽到的議員才達到590名，這才搖鈴開始投票。下午4時唱票結束后，曹錕以480票當選為民國第六任總統。

僵持了一個多小時后，黎元洪明白要是不交印的話休想離開這裏，只得寫下紙條讓人送到如夫人黎本危那裡，讓她把五顆印信交出。王承斌說：「這一來一往豈不麻煩，還是請大總統親自打個電話吧！」

吳佩孚雖然也很憤怒，但他卻勸曹錕暫時忍耐一下，姑且敷衍一下黎元洪。於是，在曹、吳的建議下，馮玉祥首先通電錶示支持，陝西督軍劉鎮華、湖北督軍蕭耀南、江蘇督軍齊燮元等人也假惺惺的隨聲附和，表示願意聽命。

曹錕當選總統后，唯一值得稱道的是頒布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部正式憲法，這也算是國會議員們近十年才完成的一項重大工作成果。可惜的是，這部憲法雖說是十年磨一劍，但在賄選的惡名下，又有幾人知，又起到了什麼作用，這都是難以猜想的未知數……在槍杆子說了算的年代，憲法連個球都不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