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洪水的案例中，一些嚴肅的地質學家並沒有打算提出神奇的力量曾經起過作用。所有人都深信地球的歷史是由非凡的上帝決定的，萬能的上帝能夠通過運用他在宇宙中建立的法則來保證達到他的目的（Hooykaas，1959）。到了1830年，劇變論有了一個比較自恰的方向論框架，其中利用地球冷卻理論對於地質作用的逐漸降低作出了科學的解釋（Rudwic k，1971）。如果過去的地球比起今天的地球來，地球的中心更熱，固體地殼更薄的話，那麼我們就應該認為過去地球運動的規模要比今天的地震規模更大。在法國，埃里·德·博蒙特提出了一個劇變論的造山理論，按照這個理論，隨著地球的變冷，地殼會出現「皺褶」。這個思想為劇變論奠定了一個有說服力的概念基礎，，從而受到了廣泛的歡迎。甚至布克蘭最終也接受了這種地球冷卻的解釋，而且承認他過去高估了最近一次大洪水的規模（Buckla nd，1836）。

羅伯特·錢伯斯在《自然創造史的痕迹》（Chambers，1844）一書中就擴展了這種唯心主義的自然哲學，雖然這部引起很大爭議的書幫助傳播了轉變的思想，但是書中只不過提出了存在神的計劃的解釋，認為是神控制著轉變的整個過程。錢伯斯採用了平行律，認為生命的進步本質上是通向人的線性發展。甚至阿加西也認為這樣看不太合適，因為每一個動物綱中發展出來的分支顯然並不一定會通向下一個更高的類型。事實上，這時，線性發展觀的整個基礎開始坍塌了，從而使人們更加註重分支發展的思想。在這場革命中，一種更加成熟的唯心主義自然觀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種唯心主義以微妙的但是重要的方式為進化論的發展作出了貢獻。。從表面上看，這種新的分支發展的思想與達爾文提出的觀點相似，而且這種有利於這種思想的證據後來也被達爾文主義所利用。然而，對於唯心主義者來說，他們所強調的發展的複雜過程仍然被視為神的計劃緩慢展示的一個部分。

生物學中的唯心論

不久，平行律又與地球上生命的歷史聯繫了起來，從而為「重演論」奠定了基礎。按照重演論，人類胚胎經歷的動物綱類型被視為是生命在地質時間所經歷的歷史發展的重複。這成了自然計劃普遍性的象徵，而且再次證明了人類的出現是自然計劃的中心目的。C·F·基爾梅耶（Coleman，1973）暗示過有這種可能，在約翰·弗里德里克·梅克爾1821的著作中，極大地發展了這個理論。最初的時候，重演論只是一種猜想，但是當化石記錄證實了動物綱的相繼進步式出現時，重演論的思想不可避免地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因此這種唯心主義的觀點希望廣泛傳播生物發展的概念，儘管這種概念與達爾文主義的哲學框架有很大的不同。

創立新比較解剖學的是布豐的同事道本頓和其他18世紀後期的博物學家。但是居維葉極大地強調了對每一種動物內在結構研究的必要，因此他能夠認識到每一種動物的精妙複雜性，認識到在動物的所有部分之間，肯定存在著精緻的相互作用，這樣才能保持生物的功能。他強調「部分之間的相關性」，認為那是使生物整體產生生命所必須的器官之間的關係。同樣，「存在的條件」在動物個各部分與動物的環境之間建立了必要的聯繫。一旦解剖學家對於不同的動物有了足夠的了解，他就可以根據預測建立一個有活性的、結構所需的關係。假如一種類型有尖利的爪子，那麼這種類型一定是食肉動物，而且一定還具有適於捕捉和撕咬獵物的牙齒。據說居維葉對於這些關係的了解已經到達相當的程度，以致於他可以根據一塊骨頭，憑藉想象，重建完整的動物。

第三紀地層：古獸類（Palaeotherium），同一屬的若干種，這種哺乳動物與今天的哺乳動物都不太一樣，但是似乎與貘、犀牛和豬有某些關係。（實際上，該種類生物出自更古老的第三紀沉積，後來賴爾將這個時期命名為始新世。）第二紀地層：采自德國梅斯特里希特的滄龍（Mososaurus）。（位於上第二紀的白堊紀沉積中。）

在18至19世紀之交，水成論在英國廣受歡迎。普雷費爾對赫頓工作的說明（Playfair ，1802），使得火成論的精神得以殘存，但是支持者甚少，因為火成論太缺乏神學的支持（Gillispie，1951）。運用維爾納的礦物學技術卻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尤其是通過羅伯特·詹姆遜的工作（即Jameson，1804－08）。作為愛丁堡維爾納學會的精神領袖，詹姆遜甚至在赫頓的家鄉降低了赫頓思想的影響。然而，到了19世紀20年代，地質學家開始認識到，有太多的證據顯示地殼的運動在形成我們看到的地表中起到了作用。沒有人準備接受赫頓的穩態觀解釋，因此火成論的原則是逐漸滲入的，沒有發生公開的爭論。甚至詹姆遜也對居維葉的《論地球表明的革命》英譯本加了註釋，這表明他這時也準備承認地球的運動是地質變化的一個因素。在倫敦，1807年創立了地質學會，從表明上看是鼓勵一種經驗探索的精神，這有可能避免捲入激烈的水成論者－火成論者之爭。但是，在這個學會的支持下，產生了一群新的地質學家（Laudan，1977），他們致力於建立一種地球歷史的哲學，最終這種哲學被稱作「劇變論」。

威廉·佩利的經典著作《自然神學》（1802）再次重申了早先雷所提出的從功利主義證明設計的論據的觀點（Edmund Paley，1825；Le Mahieu，1976）。動物的每一部分對於它的生命模式來說是有用的，而這種結構對功能的普遍適應證明了上帝的智慧和仁慈，證明了上帝關懷他所創造的生物。就如同從手錶精緻的結構中可以看出鍾錶匠的靈巧一樣，從生物令人嘆為觀止的複雜中可以看出生物設計者的力量。根據這種傳統，每一種適應都被認為是獨特的，而且這種論點得到大量例子的有力佐證。這種運動在19世紀30年代出版的「布里吉沃特論集」中達到了頂點，這是由8部著作組成的系列，是受布里吉沃特伯爵的委託寫成的，為的是證明「上帝在創世工作中的力量、智慧和善良。」一些著名的科學家參加了這個系列的撰寫，但是有的寫的很成功，有的則不然。問題是這種無休止的列舉適應的做法無法讓人產生神是仁慈的感覺，倒是令讀者非常厭煩。

最不清楚的是最古老的岩石，因為由於地球的運動，這些岩石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英國，可以在威爾士找到這樣的岩石樣本，發現這種岩石的故事是地質學歷史上的一個著名的插曲。兩個參与者都是劇變論者，他們把岩石之間的區別看成是在這種岩石形成期間環境條件突然變化的證據。他們倆人差別很大：亞當·塞治威克雖然對地質學一竅不通，但是卻被選為劍橋的地質學教授，而路德里克·英培·默奇遜原先是個軍人，他對地質學感興趣是因為要取代獵狐的愛好（Clark and Hughes，1890；Geikie，1875，1879）。他們倆人都掌握他們所研究領域中的技術，並且在19世紀30年代在威爾士應用了這項技術，默奇遜研究的是威爾士南部的古來岩石，而塞治威克研究的則是威爾士北部更古老的岩石，他們研究了志留紀和寒武紀（Murchison，1839）。雖然他們曾經因為過渡地層的問題發生了爭吵，但是這時確立了更古老的含有化石的岩石，為此沒有發生爭論（Secord，1986）。

劇變論與自然神學在英國

而進步則是神的仁慈的象徵，進步確保了生物對穩定改善的環境條件的適應。作為基督徒，英國博物學家相信宇宙的最終目的是為人類的原罪和救贖夢想提供一個舞台。上帝一定確保了地球物理環境發展的最後產物是適於人類生存的環境。早期生物類群的創造只不過是為了讓我們見識一下造物主的仁慈，並不是為了確證我們在特創計劃中位於優越的地位。人的獨特性是由其精神特徵決定的，對於這一點僅僅根據生物的進步是不能預見的。

更有趣的是，居維葉反對轉變的觀點是出於他對於古生物學的研究，是他首次提出在古生物學中建立在堅實證據基礎上的生命歷史綱要（Theunison，1986）。如果經常發現的只是了一塊不完整的骨骼，那麼比較解剖學技術對於重建化石就很合適。解剖學家根據對於現存動物的了解，就能夠研究化石骨骼，並且設想出這些骨骼在完整生物中的什麼位置九-九-藏-書。據此，他可以嘗試重建該類型的外形。居維葉不久就按照自己的方式研究化石骨骼，而且成了這個領域的著名權威，他的文集（Cuvier，1812a）成了現代脊椎動物古生物學的奠基之作。

儘管居維葉不願意接受對生物按照階層體系分類，但是多數博物學家都相信創世的順序是進步式的，向著更高的生命類型攀升。開始時是低等的無脊椎動物，隨後是不斷高等的組織類型，沿著脊椎動物綱的階層體系，直至出現哺乳動物。當然人是最高等的生命類型，人既有發達的體制結構，又有一種新的精神特徵。人類化石的缺乏似乎更突出地表明這種最高等的創造物是最近才產生出來的。然而，上帝創造出直至人類出現的整個生物群體順序的目的是什麼？埃斯利（Eiseley，1958）論述過劇變論者的「先驗、以人為中心的進步論」，但是有人會提出，存在過兩種不同的對化石序列的解釋（Bowler，1976a）。唯心論者實際上會將化石序列的進步看作先驗計劃的展示，按照這種計劃，人位於創世的頂端。但是英國的劇變論者一般並不是唯心論者；他們對國內的功利主義傳統更熟悉，而且能夠將功利主義運用到他們自己的進步解釋中。

熱弗魯瓦還取得了一個勝利，那就是他對於動物界中類型是如何統一的解釋。對於居維葉來說，利用類型來界定類群成功地解決了自然在建設具有活力的生命形態時所遇到的問題。這並不是神奇的統一，只是實際遇到的事實：有些基本的結構更容易適應由於內部平衡和外部適應產生出的「存在條件」。相反對於熱弗魯瓦來說，類型的統一含有更高的意義。事實上許多趨異類型可以由其結構中的主要特徵聯繫起來就是自然界中基本規則圖景的表現。原型可以許多方式發生變化，以適應環境，但是其特徵卻是清晰可辨的。這種看法與唯心主義聯繫起來，就成為一種有力的思想，激發了19世紀中期的許多博物學家（Ospovat，1981）。這意味著自然界中的個體不是隨意彙集的，形態具有一定的式樣，這種看法鼓勵科學家根據真正的形態類似來探討類群的統一。因此，有人可能提出，是熱弗魯瓦、而不是居維葉的類型概念，激發了有助於達爾文主義形成的形態學和分類學。當初提出的通過共同的內在形態統一類群的思想被達爾文主義者所接受，但是他們並沒有從神奇原型的角度來解釋這種統一，而是解釋為是從單一祖先共同由來的結果。

假如說拉馬克的學說是啟蒙運動時期關於生命起源的最後猜想，那麼他的主要反對者的工作便成了19世紀許多觀點的新開端。喬治·居維葉不喜歡拉馬克，而且他試圖利用他在科學界和法國大革命后在在政治上的地位，來確保革命論無法傳播開（Burkhardt，1970）。然而這種不喜歡並不是出於宗教偏見，因為居維葉非常理性地認識到，他的科學發現不同於轉變論。他對於任何生物之間內在部分的複雜關係有很深的印象，他認為這種細微的平衡不可能導致變化。甚至當他根據化石遺迹重建了滅絕的類型時，居維葉仍堅持認為它們屬於滅絕的物種，與進化沒有關係。

這樣的動物劃分祛除了從舊的存在鏈條繼承下來的對動物的線性排列方式。。博物學家可能憑直覺感到有些動物的組織形式比另外一些動物的高，但是憑藉這種直覺還不能令人信服地指導分類。僅僅因為我們是脊椎動物還並不能使我們假定所有的無脊椎動物都是低等類型。一種脊椎動物並不一定比軟體動物高等，只不過是不同，而且這種差異是非常基本的，因此將一種動物排列在另一種動物之上就沒有意義了。居維葉甚至對在脊椎動物類型中再排列出綱也表示懷疑，而他把魚和哺乳動物只是看作適應不同習性的不同種類脊椎動物。經過了幾十年，多數博物學家才能接受這種與舊的階層體系截然決裂的觀點，然而，這種觀點對於進化論興起的作用是巨大的。不再可能去考慮動物界的線性進步的問題；每一種類型可能要被描繪成樹狀發展中的不同枝杈。

圖13.居維葉的四中動物組織類型

其中，唯心主義哲學最重要的運用就是創立了一種極致的地球上生命歷史的發展觀。這裏，創世的理性計劃被賦予一個維度，即是隨著時間發展的：特創計劃按照一個有目標的方式展示出來，直至一個預定的目的。通過這種模型可以解釋為什麼19世紀早期的生物學家對胚胎學很著迷；人們認為個體生物的發展是一個完美的例子，說明了自然界中具有方向性的力量。因為胚胎的結構變得不斷複雜，所以將胚胎髮育過程與階層體現的分類觀起來，併產生出「平行律」，似乎是自然的。有人認為，人類的胚胎髮育經歷了自然等級的排列，開始是無脊椎動物，然後上升到魚、爬行動物的層次，最後是哺乳動物（Russell，1916；Mey er，1935，1939，1956；Temkin，1950；Oppenheimer，1967；Gould，1977b）。人類的發展就這樣與整個動物界聯繫了起來。

英國的地質學家像他們歐洲大陸的同仁一樣，意圖建立一門自主的科學。但是他們不得不收斂他們的科學興趣，以避免他們的科學對宗教構成挑戰。一些地質學家對《創世紀》中的看法所作出的有限讓步這一事實，使一些史學家誤認為劇變論只不過是神學地質學的運動。當我們留意一下牛津地質學教師、有趣而古怪的威廉·布克蘭提出了純粹科學的關於洪水真實性的解釋（Rupke，1983）時，我們就會發現，史學家的設想是多麼短淺。布克蘭在就職的開幕式上，發表了一份講演（Buckland，1820），反對有人對地質學的指責，認為地質學並沒有企圖動搖宗教。然而只是在有限的領域，他的神學才影響了他的科學工作。布克蘭並不想證明《聖經》中的創世故事句句真實，只是表明地質學證明了挪亞故事中所提到的洪水的確發生過。他發現他在約克郡得到的東西是支持他立場的最好證據，工人在那裡發現了一個洞穴，裏面有很多淤泥，已經干化；在這些干泥中埋著一些動物的骨骼，這些動物與英國現存的動物不一樣。布克蘭表明，這個洞穴曾經是土狼窩，有不少獵物曾經被拖到洞中吃掉。他在《洪水遺迹》（Buckland，1823）一書中提出，大洪水結束了土狼在英格蘭的生存，那時，淤泥充填了土狼的巢穴，而且當地的環境條件變得更適於現存生物的生存。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也找到了類似的洞穴，因而有可能認為整個地球大概曾經被水覆蓋，就像《聖經》中所說的那樣。

有了關於動物內在結構的良好知識，便會產生出可以用於分類的關於動物相互關係的新見解。居維葉宣稱，在分類時，應該更加重視實質上與動物的感受性和運動能力相關的性狀，而不是表面的特徵，這就是「性狀從屬原則」。按照這種原則，就需更加重視神經系統，而且居維葉認識到，那些與脊柱相關的結構代表了統一林奈系統的哺乳動物、鳥類、爬行動物和魚綱的基本性狀。他因此而創立了脊椎動物的分支或「類型」，並以此作為動物界的基本劃分。到那時，無脊椎動物還很少為博物學家所關注，因為它們被視為動物界的低等部分，但是居維葉在對無脊椎動物的認識中也Cuvier，使用了他的方法，並將其分成三個額外的組織類型。脊椎動物的四種類型代表了一種基本的歸類計劃，動物的結構可能就是建立在這種計劃之上的。無脊椎動物類型比脊椎動物低等，並不是僅僅因為它們缺乏內骨架；而是因為無脊椎動物是建立在三種不同的組織類型之上，這種組織類型無需骨架也能行使功能。

然而為什麼遠古的類型消失了，新的類型是如何引入並取代它們的？居維葉在他的《論地球表面的革命》一書中討論了可能對地球上的生物造成影響的地質事件（Cuvier，1812a，導言；英譯本，1813；新版，1825）。通過對巴黎盆地的研究發現，那裡經歷了從談水到海水的替換，表明相應的陸地和海洋的位置發生過巨大的變化。居維葉傾向於認為，從一種狀態到另一種狀態的變化比較短暫，因為化石群體中存在著突然的間斷。當時在歐洲的一些不太古老的地層中（後來的地質學家將其解釋為屬於最近的冰期末期），也發現了大量的突然變化的證據。無論如何，陸地與海洋的大規模交替一定是由於遠比我們現在觀察到的要劇烈的原因引起的。實際上，居維葉並沒有提出這些事件是突發的，但是他卻為後read.99csw.com來被稱作劇變論的地質學思想學派鋪墊了道路。

對於古生物學家來說，採用設計的論據很容易來說明他們發現的化石。居維葉的技術完全強調整個生物適應其生活方式。當將他的技術運用到化石物種的重建時，可以自動揭示出每一種類型都自動地適應了它所生活的環境條件。其結果可能被用作設計的證據，佩利就是從生物中輕易地找到了一些例子。甚至滅絕也可以解釋成仁慈地擦拭黑板，從而留下了空缺，這樣才有可能創造出為適應另一個新紀元不同的環境條件而設計的新一類物種。在反對居維葉的遷移理論中，後來的劇變論者並不在意麵對一系列新的創世，每一次創世都適應了以後的地球歷史時期。

在馮·貝爾看來，發育是一個特化的過程，並不是沿著線性等級向人的上升過程。任何物種的胚胎在開始時都是簡單的，結構沒有特化，然後通過增加特化器官，不斷達到更高程度的複雜性，最終達到了物種的成體狀態。這就是為什麼不同的類型胚胎早期相似而它們在形成各自的成體特徵時不一定經歷同等程度特化的原因。馮·貝爾已經表明，不可能通過把動物視為單一進步計劃的展示來同一生物。自然界遠比平行律所揭示的更複雜，雖然這並不意味著整個自然界不是受更複雜的圖景控制的。存在著定向的驅動力使胚胎向著其最終目標發育，但是每一個物種的目標並不一樣，在了解自然的計劃時必須考慮到這一點。

從地球的歷史中可以看出上帝的作用。地球的歷史告訴了我們創世的目的和終點是人類。從最早的有組織物質的出現時起，上帝的作用就開始在自然界中得到體現；整個系列中每一次重要生物的出現，都是通向生物發展預定目的的一個階段。（Agassiz，1842，p.399）

居維葉已經知道，在第三紀地層下幾乎沒有哺乳動物的遺迹，但是這時已經清楚，在第二代有大量奇異的爬行動物。1824年，布克蘭描述了所知道的第一種恐龍，一種巨大的食肉類型，他稱之為斑龍（Megalosaurus）。實際上，「恐龍」這個詞是著名解剖學家理查德·歐文與1841年發明的，自那時起，在公眾心裏這些動物就成了史前自然界中奇異生物的象徵（Swinton，1970；Colbert，1971；Delair and Sarjeant，1975；Desmond，1976，1979，1982）。然而，在更低的地層，即使爬行動物也很缺乏，唯一的脊椎動物類型是奇特的甲殼魚（Miller，1841）。在整個地層順序的更底層，塞治威克研究的寒武紀，甚至連魚都沒有。在這一遠古時期，惟有像三葉蟲那樣的無脊椎動物。這樣就清楚了地球上生命歷史的大致輪廓。開始時是無脊椎動物時代，接下來就是魚、爬行動物的相繼引入，最後出現了哺乳動物。

阿加西相信，只有將從魚類到哺乳動物的化石進步與胚胎髮育過程比較起來看，才能發現化石進步的真正意義。他已經在依格納修·多林格爾的指導下研究過胚胎學，而且他終生都對胚胎髮育過程著迷。當時，人們認為人類胚胎的發育是定向的過程，從中可以看出生物經歷了不同等級的動物綱階段，直至最終完美。沿著同樣預定的路徑，低等動物只經歷了很少的階段。博物學家從胚胎髮育的這種過程中找到了理解化石記錄中同樣形態順序的線索。

這四種類型中的每一種，都代表了動物的一種基本結構，從中又可以分成林奈體系中的綱、目、屬和種。從居維葉的「類型」中產生出現代所謂的「門」，而且仍是最基本的分類單位。但是生物學家已經認識到動物界中不止四個門。對脊椎動物的劃分大致還是一樣，只不過現在將其稱之為「脊索動物」，而且其中還包括了一些只有脊髓而沒有背骨的生物。對於軟體動物的劃分也沒有太大的改變。但是已經將關節動物分成了一些不同的門，昆蟲、蜘蛛等都被分別劃分為獨立的門。放射動物曾經被當作「收容站」，居維葉將無法歸入其他類型的動物都放到了其中，而且也已經被分成不同的門（Winsor，1976）。

人們終於開始搞清楚了地殼中散亂的部分，這樣也就搞清楚了地球的歷史。許多人贊同塞治威克和默奇遜，是因為新的圖景證實了劇變論－方向論的地球發展觀。地層之間的突然簡單似乎表明，這些岩石形成時的環境條件發生過同樣突然的變化。更值得關注的，是在聯繫地層中的化石群體的變化。在史密斯的技術中用到的化石一般是無脊椎動物的化石，然而，即使從無脊椎動物化石中也可以發現隨著時間的明顯變化。更令人驚奇的則是脊椎動物的發展。隨著運用居維葉的方法來重建不斷增多的化石生物，可以明確地證明穩態的地球歷史觀是錯的。當時已經有了明確的證據表明，在連續的地質時期中，生命的歷史經歷了系統的發展。

在這個階段，多數地質學家根本不能相信常見的地震就可以抬升出整個一座山樑，即使經歷了很長時間也不可能。他們也不能接受一條河流能夠逐漸地侵蝕出一個巨大河谷的看法。因此劇變論者假設在過去發生過大規模的地球運動，其程度非我們今天所能知曉。這些劇烈的變化會在短時間內使山峰隆起，會產生出能導致大規模侵蝕作用的巨大|波濤。有確鑿的證據表明，一場大洪水曾經席捲整個不列顛。在一些地方還留有一些巨大的圓石，這些石頭與當地的石頭不太一樣。顯然是波濤推動著這些石頭離開了原來的地方，沿著地表，到達現在的位置。到了19世紀40年代，確實產生出根據最近一次冰期末期大範圍的冰河作出的解釋。其間，有人提出的「洪水說」，即假設在不太遠的過去發生過巨大的洪水，這種觀點是對這種古怪大園石的一種比較合理的解釋。由於這種觀點不是純粹的宗教猜想，所以對它的捍衛和攻擊就僅限於科學界（Page，1969）。危險的是，這種思想可能太容易被那些決心使科學服從宗教的人與《聖經》中講到的大洪水聯繫起來了。當時「神學地質學」在英國比較流行，儘管這種地質學的熱心支持者不是專業地質學家。許多牧師認為洪水論還不算太離譜；他們打算使整個形勢退回到人們能夠接受《創世紀》中的解釋是確實可信的。

喬治·居維葉：化石與生命的歷史

這種新方向的第一步發生在胚胎學中，卡爾·恩斯特·馮·貝爾在他的《動物發生史》（von Baer，1828；英譯本見Henfrey and Huxley，1853）第五條註釋中抨擊了平行律。馮·貝爾堅持認為，在奧肯、梅克爾及其他人通過與人的發育進行類比所作的統一自然的努力中，他們誇大了人類胚胎的早期階段與低等動物綱成體階段的相似性。哺乳動物的胚胎與任何低等動物的成體之間，並不存在真正的相似，人類的胚胎並沒有經歷先是魚類再是爬行動物的階段。真正的情況是，對於博物學家來說，很難區分人和（比如）爬行動物胚胎髮育的早期階段，然而這隻是類似爬行動物的胚胎，而不是爬行動物的成體，與原先聲稱的人類胚胎經歷了爬行動物階段更是相去甚遠。人類胚胎的早期胚胎分化得並不充分，無法辨認出成體動物綱的特徵。在動物的胚胎髮育的後期，它們特徵才會表現出來，應該認為動物的胚胎的發育路徑是不同的。只是在人類胚胎髮育比較晚的時期，才表現出與其他哺乳動物物種截然不同的特徵。

圖15.地質形成順序

根據這種理論框架，劇變論者繼續完成了這個世紀中的一些非常有意義的工作。在19世紀30年代，大致搞清楚了我們今天所了解的地質形成順序。居維葉和布隆尼亞爾已經確定了第三紀的地層，但是這時更古老的第二系和過渡系地層卻被分成了單獨的地層，我們今天仍使用當時確定的名稱。每一地層代表了一種複雜的、相互之間本質上相似的岩層，一般說來，地層的上下界限比較容易區分。根據維爾納學派建立的地層學原理，有人提出，每一地層是在地球歷史的特定時期形成的，越深的地層越古老。地質學家通過確立岩層順序，刻畫了地球的歷史發展圖景。

居維葉認為地質革命是滅絕的原因。海洋對歐洲的侵入將會埋葬所有生活在那裡的動物，除非是遷往他鄉的動物。然而後來的動物是如何遷入的？人們會很容易得出結論，認為居維葉一定提出是由於神奇的創世。然而，他卻認為沒有必要利用新的創世來解釋在某一特定地區生物的重新繁盛，因為他認為，「新」的動物可能已經生活在世界上沒有受到地質革命影響的九-九-藏-書地方，從那裡遷到曾發生動物滅絕的地方。出於這個原因，居維葉拒絕支持將最近的地質革命與《聖經》中記載的普遍大洪水聯繫起來的做法；他只堅持認為存在著地區性的劇變。他的理論說的是，在更早期的某些時間，發生了大滅絕，活著的生物在世界各地共存，而接下來的連續地質革命又使大量的古代類型滅絕了。通過廣泛的勘探，逐漸發現，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現代生物的化石遺迹。因此居維葉的動物遷入遷出理論就顯得不合理了，後來地質學家明確得出結論，在歷史上，新的生命類型是從地球歷史的不同時期引入進來的。

這個圖表顯示了19世紀中期和今天所確定的形成地層序列。這個地層序列對應于地質時間，最古老的在底下。在任何一個地區都沒有發現完整的地層序列，序列的確定所根據的是在不同地區所作觀察基礎上的推測。生命歷史的三大時期——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是由約翰·菲利普斯根據無脊椎動物的化石確立的（Philips，1841）。在19世紀中期，通常對時間尚未作出估算，多數劇變論者認為［地球存在的］時間比我們今天認為的要短，而且還不是短几千年。今天人們認為第三系開始於7千萬年前，古生代開始於5億年前（取自Bowler，1976a）。

為什麼相繼的創世中形狀的變化一進步的順序從無脊椎動物直至變成了哺乳動物？一旦確立了劇變的方向論解釋，就可以解答這個問題了，因為適應的要求所確定的物理環境的方向性變化必定使地球上的生物發生相應的變化。假如更早的時期只適合低等的生命類型，那麼上帝創造的就只有低等生物。隨著環境的改善，他會創造出不斷高等的類型，最後是人類及其他現存的適應這個世界的生物。布克蘭寫作《布里吉沃特論集》中有關地質學的書籍時（Buckland，1836）提出，最早的魚類身上的甲殼是為了抵禦古海洋的高溫。在法國，阿道夫·布隆尼亞爾（Brongniart，1828a）根據石炭紀的植物化石提出，那時整個地球為熱帶氣候。他在同一年發表的文章中（Brongniart，1828b）指出，隨著二氧化碳固定在煤和泥煤中，大氣重的二氧化碳逐漸減少。這或許能夠解釋後來高等動物的產生，因為以後的空氣比較純凈，足以適宜高等動物生存。這種思想說明方向論者的研究已經走向成熟，而且對於英國博物學家來說，這樣的趨勢正是他們想表示的上帝在地球歷史中的控製作用。

我們現在知道，這樣看問題太簡單。達爾文的確從賴爾那裡獲益非淺，然而「均一論原理」建立在穩態的世界圖景之上，無論是達爾文，還是現代進化論者，都不可能接受這種觀點。進化中含有一種發展的成份，賴爾則否定發展，而劇變論者卻接受並擴展了發展的觀點。因此有可能認為，現代的進化觀從劇變論和均一論中都獲得了某些養料，只不過與後者的聯繫更加直接明顯罷了（Hooykaas，1957，1959，1966；Cannon，1960a and b；Rudwick ，1970，1971，1972；Bowler，1976a；Ruse，1979a；Hallam，1983；Gould，1987；Laudan ，1987）。另外一些最近的研究再次強調了19世紀地質學中均一論者－劇變論者之爭的意義（Greene，1982；Rudwick，1985；Secord，1986）。地質學家獨自得出了地球歷史中事件順序的看法，他們在變化速度上無法達成一致。我們因此可以得出結論，強調賴爾與劇變論者之爭代表了一種對19世紀地質學的認識，按照這種認識，我們力圖將這一插曲看作達爾文革命的序幕。

居維葉首先努力研究他在諾曼底海岸採集到軟體動物，恐怖時期他曾在諾曼底避難（Coleman，1964）。當遷到巴黎之後，他在自然博物館安心研究脊椎動物，這個博物館是革命政府在布豐舊的皇家植物園基礎上建立的。在博物館，居維葉鞏固了他的科學和政治地位，在拿破崙崛起和最終失敗期間，他都成功地保全了自己。大約在1800左右，他非常喜歡比較解剖學的技術，描述和比較了他所得到的各種動物的結構（Cuvier，1805）。他通過這些研究，得出了新的動物分類體系（Cuvier，1812a），以及對動物界的新的理解和有用的科學原理的論述（Cuvier，1817；Outram，1986）。

阿加西通過將生物的發展圖景解釋為神的特創計劃，提出了一種英語世界所接受的對進步的唯心論解釋。修·米勒的《舊紅沙石》（Miller，1841）在公眾中普及了這種思想。然而，阿加西和米勒都相信，通過不連續的超自然起源階段，生命發生了進步。他們相信，相繼出現的動物類群是由於地質上的劇變而滅絕的。阿加西甚至加了一種地質劇變——冰期（Agassiz，英譯本，1967）。阿加西認為，物種是絕對固定不變的，只能有物種的神奇起源。邁爾（Mayr，1959a）指出，類型學物種觀的真正根源是與唯心主義哲學的聯繫。按照這種唯心主義的解釋，個體生物僅僅是理念類型的物質表現，理念類型代表了物種的本質。自然變異不能使理念類型發生改變，因此只有造物主的意願才是新的特定類型的唯一源泉。其他唯心論者也能接受不連續或突然的轉變觀，而且溫澤（Winsor，1979）指出，阿加西之所以反對進化論是受到對物種固定不變觀察的影響，加上他相信每一個分類層次形成了可供智力分析的一個明確階元，這是博物學家在研究自然時不得不牢記在心的。這種自然階元與造物主心裏想的層次相平行，而且是固定永恆的。在阿加西自然發展觀形成過程中，唯心主義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它比起物種的類型學思想來，是更本質的思想。

進步不是對環境條件變化的回應，不是適應上帝更高超的智慧。進步是人類在世界佔據獨特地位的先驗標誌，進步向人類表面他是一個精心預定和結構和諧的特創計劃中的最終目的。

這時，化石已經成為確定地層順序的關鍵依據。維爾納學派建立了地層學原理，但是卻提出根據地層中礦物質的特徵就可以確立地層的順序。這時已經認識到，同樣類型的岩石可能是在地球歷史的不同時期形成的。只有通過化石才能得到地層順序的清晰線索，因為每一個時期一定生活著獨特的生物群體。對這種新技術的最有力倡導者是地質學的「英國」學派。一般認為，這個學派是由「英國地質學之父」威廉·史密斯創建的，他在繪製英國地質圖時（Smith，1815）創立了這項技術（Eyles，1969）。史密斯是渠道建設者，他開始研究化石純粹是出於實用目的，但是他的追隨者卻是紳士－科學家，他們對於經濟地質學不感興趣（Porter，1973，1977）。實際上，之所以援引史密斯的名字，或許是因為阻止有人宣稱這項新的地層學的真正先驅是法國人。最近的研究強調了關於地質動力學爭論的程度，均一論者和劇變論者都參与了這場爭論，而繪製地層圖的工作卻與這場爭論無涉（Rudwick，1985；Secord，1986）。

既然承認了這種趨勢的存在，那麼就有可能認為上帝已經建立了一些神學法則，通過這些法則來展示他的計劃。在德國，有些博物學家明確提出，這種法則的作用體現在現存的生命類型向更高級形式的不連續轉變上。錢伯斯在《自然創造史的痕迹》一書中也倡導了這種觀點，這表明，即使在英國，到了19世紀50年代，這種觀點也愈加受到重視。賴爾的自然連續變化的觀點使得這個問題變得更加突出，而且正是出於這個原因，賴爾全盤否定了進步觀，從而使人類能夠清楚地處於穩態的物質宇宙之上。在一件事情上，沒有人願意作出妥協，那就是進化完全是由日常起作用的自然法則產生的，因為這樣的過程太容易背離任何形式的神學。只要基本的解釋是基於超自然原因，而不是自然原因的話，別說發展，甚至轉變都可以接受，但是物種起源這種詳細的問題則被排斥到科學研究範疇之外。

雖然19世紀早期的地質學家和博物學家已經能夠描繪出地球歷史進程中生命的發展道路，然而對於他們解釋這個過程為什麼能夠發生，還是存在著限制的。基本的問題是化石證據顯示出來的，化石表明在地質時期相互聯繫的進程中，生命經歷了從最簡單的形態到人的進步ｒeａd.9９csw.cｏｍ式發展。新的群體是如何引入的？為什麼新的群體以這種方式發展了組織構成？只有德國的博物學家還認為是由於一系列的自然發生，這時一般人們都拋棄了這種看法。對於多數科學家來說，在解釋生命全新形態的產生時，顯然必須援引一些超自然的動因來解釋。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一定要去援引《聖經》中簡單的奇迹看法，因為這時已經知道了有一些普遍法則或趨勢控制著這些動因起作用。在威廉·佩利的影響下，許多英國的博物學家提出造物主已經創造了不斷高等的生物，以適應在地質時期中地球物理環境的改善。適應和神的仁慈解釋了生命的進步。德國的唯心論鼓勵另外一條研究途徑，其實將進步與理性規則圖景的展示聯繫了起來，旨在最終產生出自然中的最高類型：人類。在英語國家中，這種觀點通過路易斯·阿加西的著作得到傳播，他把這種觀點與更傳統的基督教對神的創世信仰結合了起來。

居維葉為超迷信的自然解釋留下的唯一缺口是對第三紀開端的看法，他提出，那時所有的哺乳動物是同時引入的。然而他仍然執拗地反對轉變的觀點。在他的學術生涯即將結束的時候，他參加了有關這個的問題的最後一次爭論，是和埃蒂涅·熱弗魯瓦·聖提萊爾（Is idore Geoffroy Saint Hilaire，1847；Bourdier，1969；Appel，1987）的爭論。對於熱弗魯瓦來說，一種類型中物種機構的統一具有理想的意義。這是物種本身的先驗實在關係，不是自然在建立有活力生命類型時有限選擇出的實際結果。這種信念反而鼓勵他探討，實際上通過轉變，一種生物從同一類型中的不同生物演變來的可能性。他經過對一些滅絕爬行類的研究后，便轉為研究胚胎，以便對這些古代生物可能是如何轉變成它們的現代類型，甚至轉變成鳥類和哺乳類作出解釋（Geoffroy，1833）。大氣的變化可能會影響胚胎的發育，這樣就會發展新的器官。於是後代會表現出新的形狀，表現出一種奇異的特徵，但是如果其器官適應新的環境，那麼也能夠生存下去並且繁衍後代。（用現代的話說）這是一種突變導致的進化，而不是通過逐漸適應產生的進化。居維葉肯定否定這種觀點，就像他反對拉馬克的猜想一樣。他提出，不可能指望一種奇異的類型能夠有生存所需的和諧平衡的結構，因此這種奇異類型不能成為一種新物種的基礎。

阿加西在堅持每一種新的動物綱的出現代表著邁向一個全新世界的階段中，引入了更深層次的生命進步不連續觀點。按照這種觀點，在原先佔主導地位的動物綱的最後成員，與新的動物綱中最早出現成員之間，不存在相互連續的關係，只有在每一個動物綱中，才能發現連續的圖景。這就證實了需要援引超自然的創造來解釋每一個新的動物綱的起源。然而，事實上在每一個動物綱中所能看到的物種聯繫趨勢，可能很容易被視為類似進化的連續發展。這是唯心主義發展觀中的一個著名的悖論。雖然阿加西作了很多努力來強調不連續性和非進化的生命計劃如何展示，但是生命計劃連續性的事實有助於人們相信這種計劃可能是逐漸展示的。假如能夠想到這樣一種連續性的發展是由於預定的一種類型向另一種類型的轉變，那麼就會形成一種進化論。儘管這種解釋與達爾文主義相去甚遠，但是它在普及基本的連續性發展思想方面卻起到了關鍵作用。

英國的劇變論者確立了發展的地球歷史觀，並且通過提出隨著環境條件的改善，出現了更高等的類型，從而把發展的地球歷史觀與生命的進步聯繫了起來。但是已經出現了另一種哲學，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發展的世界觀，而且不是目的論的觀點。這就是19世紀早期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它的基礎是假設物質宇宙是神的精神的展示。這種哲學有助於人們相信自然事物的表面多樣性背後隱藏著理性特創計劃的統一性。這種哲學的一些極端倡導者直言不諱地提出了一種德國自然哲學的神秘猜想：自然在努力產生像人這樣完美的類型（Gode von Aesch，1941；Lenoir，1978）。洛倫茲·奧肯（Oken，英譯本，1847）是這一哲學最有影響的代言人。那些有節制的唯心主義者不贊成他的極端觀點，他們本著實在的研究道路，探討生物界的內在統一性。熱弗魯瓦·聖提萊爾先驗的解剖學也是這種研究道路的一種體現，而在德國，對目的論和機械論的綜合，則支持了生物學中同樣雄心勃勃的研究綱領（Lenoir ，1982）。在英國，也出現了一代「哲學博物學家」，他們致力於探討生物多樣性中間所蘊涵的一種理性的規則（Rehbock，1983）。在英國，唯心主義與本國的自然神學傳統結合了起來，產生出一種新的關於設計的論據（Bowler，1977a；Ospovat，1978，1981）。

常常有人提出，在居維葉的影響下，轉變的思想未能在19世紀初產生真正的影響。但是我們現在知道，他並不能絕對控製法國科學界（Outram，1984）。有些更大胆的思想家繼承了拉馬克的思想（Corsi，1978）。在英國，甚至少數激進者強烈也支持拉馬克主義，以致保守的社會力量要採取積極的行動來反對他們（Desmond，1984，1987）。當時，公眾認為唯物論是有威脅的意識形態，它雖然在19世紀最初的幾十年受到抑制，但是它的態度和價值則保留了下來，並且在後來的進化論的爭論中更加公開地表現了出來。許多歐洲大陸的博物學家，站在了不太激進的立場上，他們追隨熱弗魯瓦，相信個體成長中的突然轉型能夠產生出符合自然基本計劃的新變種（Temkin，1959；Lovejoy，1959a）。

當時人們是否認識到，一種類型中所有物種的基本相似，意味著所有物種來自共同的祖先類型？居維葉反對這種看法，反對一種物種可能變成另一種物種。他把每一種物種都看成類型的特定變體，利用其獨特的身體各部分之間和諧的關係適應自己特有的生命方式。身體的相互作用具有一種細微的平衡，任何明顯的變化都會破壞整個身體系統，導致生物喪失活力。環境在物種中產生出明顯變異的能力是有限的，不能導致物種所依賴的基本圖景受到任何明顯的侵害。由此可見，居維葉提出物種固定不變的觀點是出於他對於生物複雜性的實際研究，而且他在著作中也很少表達他對超自然設計者的信奉。然而在英國，公眾認為，科學不應該動搖宗教，從而致使居維葉的追隨者利用他的觀點作為對傳統的設計論據觀的明確證明。脊椎動物具有比背骨的生物：林奈劃分的四個綱，哺乳動物，鳥類，爬行動物，魚類。（這時仍將兩棲動物視為不同的綱，但是在19世紀，通常將兩棲動物包括在爬行動物中。）軟體動物沒有背骨的生物，但是有的具有外殼：牡蠣，蛤等。關節動物具有關節或骨骼片段的生物：昆蟲，蜘蛛，蠕蟲等。放射動物具有放射或環狀板組織的生物：海星，海膽等。

科學當然成了維多利亞文化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我們在研究那個時期時發現，那時地質學教科書有時比流行小說還暢銷。當時科學佔據了強有力的優勢地位，然而這種優勢也不是不受限制的。只要科學不破壞當時的宗教信仰和社會習俗，科學就會受到人們的尊敬，這種限定在英國比在歐洲大陸更加明顯。但是這並意味著維多利亞早期的科學家面對《聖經》不能越雷池一步，對他們來說，儘管他們的科學研究要尊敬宗教，但是他們也認識到需要感知的認可，而且需要尋找更加可靠的方式來將他們的工作與他們更廣泛的信念協調起來。然而有些主題仍然是禁區，特別是那些有可能動搖人作為精神實在地位的問題。當許多德國博物學家已經承認轉變是神的特創計劃展示的一種方式時，羅伯特·錢伯斯卻不得不以匿名的方式在他的《自然創造史的痕迹》（Chambers，1842）一書中論述同一思想，以免受到迫害。

許多后達爾文時代好鬥的作家傾向於認為科學與宗教之間一定存在著自動的敵對（Wh ite，1896）。因此賴爾－達爾文被譽為堅持科學客觀性的表率，而劇變論者對宗教的興趣則被視為是科學發展的障礙。吉利斯皮（Gillispie，1951）指出，其實那時並沒有什麼尖銳的科學與宗教的對立，而是一系列對普遍承認的與科學相關的宗教問題的解決。最近的研究肯定了劇變論者的科學成就。宗教關懷並沒有妨礙read.99csw.com他們成為出色的地質學家，只是有個別人屬於例外，比如有的劇變論者就試圖支持《聖經》中大洪水故事的真實性。科學的某些發展的確遵循了劇變論者的思路，尤其是努力將地球的歷史劃分成間斷的時期，這些是我們今天所承認的地質時期。賴爾更加「客觀的」方式也是與他相當非正統的濃厚宗教思想聯繫在一起的。爭論的雙方都將科學與宗教攙和了起來，而每一方都產生了長久的價值。

圖14.居維葉描述的化石例子及其地質關係

即使當時人們接受了根據洪水論對這些的洞穴的解釋，那麼就一定會認為整個全世界都曾經發生過劇變嗎？居維葉曾經反對這樣看，不久其他人也發現，在這個問題上布克蘭有失科學的謹慎，放任了宗教傾向。到了19世紀20年代末，人們普遍認識到，來自世界不同地方的證據不能聯繫在一個事件中。極端的劇變論洪水觀遭到擯棄，這種理論的支持者也開始降低他們所提到的劇變程度。洪水論的衰落清楚地表明將科學與《聖經》故事聯繫得太密切是危險的。如果將來的研究表明這種聯繫是荒謬的，那麼對於宗教來說，隨之而來爭論可能要比從未作過這種聯繫嘗試損失更大。

劇變論者提出了符合佩利自然神學的、理性的生命歷史發展的解釋。他們的解釋遺留了一個問題：上帝究竟如何在地球歷史的適當時期引入新的生命類型？最簡單的回答是通過奇迹，劇變論者的特創論不一定保證會想到就是變異（Cannon，1960b，1961a；Ruse，1975d；Gillespie，1979）。新物種的出現當然不是由於日常自然法則的作用。而且，創世活動是不連續的，只發生在每一個地質時期的開始。然而「創世」並不一定就是指嚴格的《聖經》意義上的奇迹，劇變論者不可能把造物主刻畫成白頭髮老頭，急匆匆地在世界各地忙碌，用塵土製造物種。通過生命的進步過程可以發現，創世是一個系統過程，甚至談論「創世的法則」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由於這些法則中必定含有上帝的智慧，因而不適於科學地分析這些法則。這個過程的細節太模糊了，除非提出生物是從原先存在的類型逐漸轉變過來的。

倡導這種對化石進步作唯心主義解釋的領袖是瑞士博物學家路易斯·阿加西（E.C.Agassiz，1885；Marcou，1896；Lurie，1960）。阿加西早期是在德國受的教育，他從奧肯那裡汲取了唯心主義的自然哲學。他曾經在巴黎居住過短暫的時間，並接受過居維葉的指導，居維葉教誨他要認識到將廣泛的猜想與仔細的觀察結合起來的必要性，在居維葉的引導下，他研究了魚類化石（1833-43），並因此研究而出名。1846年，阿加西到美國旅行，並接受挽留成為哈佛大學的動物學教授。他後來成了美國博物學泰斗，幫助將唯心主義的研究途徑傳入到英語世界。

達爾文在19世紀30年代就得出了自然選擇機制，但是直到1859年他才發表《物種起源》。因此我們可以稍後再論述他的工作，先來集中看與此同時那些並沒有意識到這種深刻變化的人所作出的發展。其中有些發展直接或間接地為現代進化論奠定了基礎，但是我們在考慮這些發展時，一定要根據這些發展在所處的氛圍中的情況，而不要作為通向達爾文主義的階梯來處理。即使是那些我們知道對達爾文有直接影響的思想，也含有與完整的達爾文主義世界觀不相符的成份。將達爾文主義的先驅追溯到查爾斯·賴爾的均一論地質學，曾經是比較常見的方式，在均一論中，通過可見原因的作用，所有的變化都是逐漸的。人們認為達爾文只不過是簡單地將這種連續性的成份運用到生物界，其作用方式與在物質世界中的方式是一樣的。而賴爾的反對派，「劇變論者」，則常常被貶為反動的思想家，他們使得科學服從宗教，比如他們努力證明《聖經》中的洪水故事的可信性（Gillispie，1951；經典的關於地質學的歷史，見Adams，1938；Geikie，1897；von Zittel，1901）。

18世紀末，化石骨骼的發現引起了人們的廣泛興趣（Greene，1959a；Rudwick，1972；Buffetaut，1986）。從西伯利亞得到了一種最近滅絕的長的像大象不過有毛的生物——猛獁，它的骨骼還沒有真正石化，而且在有些情況下冰中還保留著猛獁的肉。從美洲得到了一種更強壯的大象——乳齒象的遺迹，它的牙齒很像河馬的牙齒。最初有人提出這些物種可能仍然存在於世界的某個地方，但是隨著勘探的拓展，找到這些物種的機會愈加渺茫。居維葉一旦證實這些物種的確是與今天所知道的生物不太一樣的生物遺迹時，那麼人們就不可避免地要承認滅絕是事實。居維葉已經表明非洲象與印度象之間存在很大的區別，應該把它們分成不同的物種。按照這種方式，他將猛獁劃分為象屬中的一個獨立的種。乳齒象則被分成另一個屬，因為乳齒象與現存的大象之間存在很大的區別。對於這些憑猜想重建的生物的成功甄別，加強了人們對化石的興趣，並且導致對更多遺迹的廣泛研究。然而，維爾納主義者已經表明，經過較長時間后，地球上的岩石按照層層疊加的方式形成岩層。猛獁采自按照地質標準看距今較近的地表碎石層中，是屬於幾千年前形成的地層；而其他的化石則出自更深的（因而也是更久遠的）地層中，從而形成了與岩石形成的時期相對應的滅絕群體順序的圖景。為了證明這種關係，居維葉與亞利山大·布隆尼亞爾合作，研究了巴黎盆地的地層（Cu vier and Brongniart，1811；新版，1825）。布隆尼亞爾利用海洋無脊椎動物化石，確立了地層順序形成的不同階段，這是在地層學中最早系統利用化石的案例之一。而居維葉則重建了相應的脊椎動物順序。他們確定了一個通過第三紀直到白堊層的順序，白堊層是更古老的第二系的上限。形成的年代越久遠，脊椎動物化石的形狀越奇特，與地球上仍然存在的任何類型都越不想象。居維葉之所以相信化石動物現在已經滅絕，是基於假定它們不能（像拉馬克設想的那樣）進化成現存的生物。據證實，遠古的物種像現存類型一樣具有複雜和平衡的結構，這是對居維葉的每一種物種是依靠整體行使其功能、任何明顯的變異都不能破壞這種功能的信念的支持。無論如何，法國對埃及的遠征代回了上幾年之前的、與現存類型完全相同的木乃伊動物。因此而證明了物種的穩定性，而且遠古類型的滅絕也成了得到證實的事實。應該說明的是，現代進化論者也接受后一種說法。多數化石物種確實消失了，而其中少數成員中很成功的同類則演變成許多後來的類型。

在阿加西的最後論著中，如1857年出版的《論分類》（Agassiz，1962年版），他明確地接受了平行律，但是他的信念——脊椎動物的歷史展示了向著人的發展計劃——絕沒有發生過動搖。當然沒有人可以將所有物種排列成一個線性的序列，但是存在〖HTSS 〗著一個向著人類出現的、將動物綱的等級序列連接起來的主線。生命歷史的旁支可以被視為是主要脊椎動物類型的變異，是主線的修飾，就像作曲家用一些其他音調豐富主旋律一樣。在阿加西看來，造物主是理性的，而且是很有藝術性的，他所關注的是整個自然計劃的結構，而不是個別物種對環境的適應。

最近的沉積：采自西伯利亞的猛獁（Elephas primigenius），采自美洲的乳齒象（Mastodon americanus）和同一屬的其他歐洲種。

在上面顯示的例子中，距今最近的位於頂端。注意一下，較近時期滅絕的類型，比如猛獁，要比更古老的類型，比如古獸類，更像現在的生物。第二紀地層中挖掘出來的幾乎都是魚類和（比較碩大的）爬行動物，如滄龍，所以後來將這一地質時期叫做「爬行動物時代」。

19世紀早期的許多方面都為達爾文主義的革命鋪墊了道路，然而文化因素卻妨礙了這一時期博物學家的某些視野，從而導致他們需求新的啟發來清理思想。這個時期積極的方面是建立了科學的基本體制框架，達爾文的學說正是在這種框架中爭論的，而且這些體制框架是今天科學組織的先驅。當時科學社會已經建立，並沿著現代的道路進行改革，科學與政府之間也建立了重要的聯繫（Cannon，1978）。法國和德國率先走上了這條道路，而英國則在19世紀中期迎頭趕上，尤其在科學教育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