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爾的歷史哲學（Hegel，英譯本，1953）證明唯心主義思想是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發展來的。按照唯物主義者的看法，進步只不過是自然作用的產物，因為控制事物行為的法則總是一樣的。隨著關於人類和世界知識的積累，社會就會發生進步。相反，唯心主義者卻認為，在個人所無法控制的普遍精神力量的驅動下，歷史的發展經歷了一些具有明確階段的必然順序。J·G·赫德爾在他1784年至1791年出版的關於普遍歷史的論述中，已經預見了這種看法（英譯本，1968）。赫德爾從進步思想的角度統一了自然和人類，他提出暫時性的存在鏈條揭示出神的直至人類的特創計劃（Lovejoy，1959b）。此外，他把人類的歷史看作是進步的過程，但是他認為，每一個階段的社會類型都有獨特的結構，比較能夠為人民提供良好的環境。黑格爾接受了這種歷史經歷了一系列不同階段的觀點，並且根據新的辯證法邏輯對此進行了解釋（Jordan，1967）。自然或社會中的力量傾向於產生其對立面，通過解決這種張力，在某一時刻，就會轉變成一個全新的世界。對立的力量被視為是絕對在世界中努力表現自己的必然結果，對此不能通過還原的方式來解釋，也不能從個人活動的角度來解釋。

重要的是要注意到，社會進化的思想是維多利亞時期的一些人類學家在沒有受到達爾文主義的啟發下構想出來的（Burrow，1966；Stocking，1968，1987）。功利主義哲學的基礎是啟蒙運動時期人們所持的人性具有普遍性的信念。這種信念認為只有一種社會形態（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是「完美的」，而其他所有社會形態都是扭曲的，在那些社會中，人們受著少數人的統治，他們是貴族或者僧侶，他們只追求自己的利益。社會改革者要做的就是不斷摧毀阻礙進步的舊障礙，這樣社會就應該能自動走向繁榮。這時，正是由於帝國創建者的行為，歐洲文化得以與世界上不同的文化交流。激進的人認識到這些社會的「落後」性質，但是卻第一次傾向認為他們的問題同樣應該以理性的、有組織的改革來解決。隨著19世紀的進步，人們清楚地認識到，儘管改良者在教育上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殖民地的人民卻頑固地拒絕擺脫過去枷鎖的束縛。將這種情況與人性的固定不變觀協調起來的唯一方法就是採納社會進化的觀點。就是說，任何文化，無論多麼原始，只要簡單地教給他們政治經濟學的真理，就可能很快轉變成更高級的社會形態。一個社會要達到最高級的水平，就必須經過一系列中間階段而自然地進步，每一個階段都有其自己的組織形式。在歐洲被輕易清除的那些妨礙進步的障礙，是「低等」社會組織中的基本構成，只有經過長期的社會發展才能被清除。所以，人們承認每一種社會圖景本質上是穩定的，而且將發展的框架融入到整個社會進步的圖景中，並作為其中的一個進步階段，通過各個進步階段，整個社會就會發生進化。歐洲社會只不過比其他社會更加進步，而且率先達到了很高的水平，這也許是因為歐洲具有世界上有利的氣候條件。

這時的政治經濟學家並沒有認為，個人主義就是允許有可能淘汰所有社會中最孱弱者的無限制競爭。雖然他們相信，通過清除所有對個人經濟上相互作用的障礙就會導致進步，但是他們認為這並不意味著要清除最無能者，而是要鼓勵每一個人都能竭盡全力。儘管他們接受社會是由自我追求的個人所組成的思想，但是他們還是相信自由競爭會促進每個九*九*藏*書人進步。假定「利益是天然一致的」，那麼每一個人在追求他自己的利益時，他也就自動地在為整個社會做貢獻。有些人的境況可能要比別人差一些，但是經濟中微妙的天然平衡遭到破壞的話，他的處境會更糟。這種觀點是對舊的、傳統的神預先決定了自然平衡觀點的回歸，而不是達爾文主義的前兆。我們可以將整個觀點視為是那些從中獲益的人對自己的追求所作的辯護而不予重視，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這種辯護的邏輯是建立在試圖協調個人主義與人是一種神的造物信念基礎上。

提出這種社會進化理論的人類學家的態度可能顯得道貌岸然，但是這種理論卻不一定要建立在其他種族在生物學上是劣等信念基礎上。利用生物進化論來解釋人類種族的排列，本質上是19世紀後期的產物，這種觀點最早的先驅是赫伯特·斯賓塞（Greene，1959a；Pee l，1971）。斯賓塞是在工業革命的激烈競爭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他積極推崇自由競爭。雖然他並不是真正的達爾文主義者，卻正是他發明了指稱自然選擇的詞——「適者生存」。在19世紀50年代，在達爾文的學說被人們普遍熟知之前，他已經接受了人類社會進步的思想和生物進化的思想。在斯賓塞看來，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是社會發展的動態動因，可以不斷地促進社會的經濟進步，以便擺脫資源限制的壓力。同時，他接受了拉馬克的進化論點，並且認識到有可能根據同樣的法則，統一自然進化和人類進化的所有方面，建立一種「綜合哲學」。

法國的唯物主義無神論絕沒有在英國流行開來。這時政治上的激進主義愈加受到懷疑，尤其是在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期間和之後。當時［不列顛］在努力減緩由於工業革命造成的社會迅速變革的影響，提倡激進傳統〖HTH〗是〖HTSS〗在政治上走鋼絲。在這種傳統下，哲學和社會理論的基礎則是不太極端的啟蒙思想，並且贏和了新興資本主義企業家的需要。激進並不意味著主張革命，而是主張變革現存制度，解除世襲貴族統治造成的束縛，使社會變得自由一些，這樣，大多數人就可以追求自己的經濟利益。認為基於個人努力的人與人的相互作用可以產生最有效的社會和經濟規則的信念，可以與自然神論的傳統聯繫起來。按照自然神論的看法，造物主的法則確保了〖HTH〗自然〖HTSS〗的平衡。自然獎勵個人的努力，許多人認為，這種哲學是達爾文自然選擇學說的基礎。然而只是到了19世紀後期，進化論者對「生存鬥爭」的探討才揭示出這種個人主義政策的負面作用，利益的和諧平衡也被解釋為「最適者生存。」（關於19世紀的思想，見Willey，1949，1956；Copleston，1963，1966；Mandelbaum，1971。）

歌德通過他的小說，開始更加強調從精神的角度理解人類反對身上所縛的枷鎖；但是通過唯心主義運動，在正式的哲學中也可以看到浪漫主義的觀點。戴維·休謨指出過感覺論者的困境：如果所有的知識都來自於感覺，我們就不會有任何關於感覺原因的絕對知識。我們認識到我們的感覺是有規則的，並將其稱作自然法則，但是我們不能確保總能獲得這種規則性。伊曼努爾·康德解決了這個問題，他認為思維具有主動性。他提出，我們不僅只是接受感覺；我們的思維還能將感覺組織起來，使之成為綜合性的。在對道德的看法上，康德也像盧梭一樣，反對啟蒙運動時期的功利主義，並且提出，道德感或道德意識使得人們無需知https://read.99csw.com道歡樂還是痛苦，就能清楚我們的責任（Cassirer，1945）。一些唯心主義者，如J·G·費希特和F·W·J·馮·謝林接受了這種觀點，並且堅持認為，最真實的情況是，感覺創造了感覺到的世界。在謝林的著作中，個人被解釋成為普遍的意願，努力在現象世界中表現自己。對於G·W·F·黑格爾來說，這種普遍意願，即絕對，成了宇宙的驅動力，推動著我們人類的歷史一直走向最終的目的地。

或許唯心論哲學對生物學最重要的影響，就是它提出的世界向著既定目的前進的發展圖景。這種圖景不能直接產生出生物進化論，例如，黑格爾就不曾相信在宇宙發展圖景中的最早階段展示的是一種暫時性的順序。歌德就認為，地球的歷史進程可能揭示出這樣的順序（Wells，1967），在19世紀早期，這種思想在德國變得愈加流行開來。導致這種思想流行的原因是成功地運用唯心論探討了生物發育領域中非常專業和非常突出的問題：胚胎的成長。在唯心論的影響下，一代德國胚胎學家，從C·F·沃爾弗到K·E·馮·貝爾，駁倒了預成論，奠定了現代胚胎科學的基礎（Adelmann，1966；Oppenheimer，1967；Temkin，1950；Roe，1981）。謝林和奧肯認為，可以通過這些發展的廣泛運用，認識到它們奠定了一種普通〖HTH〗自然哲學〖HTSS〗的基礎（Oken，1847；Gode von Aesch，1941；Lenoir，1978）。這時，個體的成長被視為地球歷史進程中生命進化的一種模式，這就是所謂的重演論（Russell，1916；M eyer，1935；，1939；Gould，1977b）。人類胚胎的進步式成長只不過是以微縮的形式重演了生命遵循創世普遍計劃的宏大進步路徑。一些德國博物學家甚至準備相信後面的更高級階段是由前面的低級階段實際轉變成的。這種進步式的、具有方向性的進化概念，與達爾文主義根本不相符，但是，甚至直到19世紀後期，也很難剔除這種思想。

普雷斯特里提出，這種對人類本性新的理解為人類的未來進步開闢了道路，威廉·戈德溫也這麼看。激進的哲學家當然希望社會進步，但是一般來說，他們採用了一種不太熱情的口徑。他們的目的是要清除阻礙人與人相互自由影響的障礙；但是一旦實現了這種自由，他們便相信，通過自然力的作用就可以取得經濟進步，而無需通過人的刻意引導。就這樣，邊沁將他的功利主義哲學與亞當·斯密創立的自由競爭經濟學學派聯繫了起來。斯密在他1776年出版的《國富論》一書中提出，財富的產生依賴於個人自發的活動，任何形式的國家干預，無論採用多麼好的方式，都會妨礙財富的產生。邊沁打算利用懲罰罪犯的刑事系統來進行社會調控，但是他堅持認為，在經濟上，自由的企業必定要獲得優越的地位。

當我們轉而看一下卡爾·馬克思的影響時，依然要認識到達爾文的逐漸、不規則進化論與進步式的、一步接一步向著預定目標上升的進化論之間的區別。雖然馬克思在提出歷史發展的真正源泉是經濟力量而不是精神力量時，頭腦中擺脫了黑格爾唯心論的影響，但是他的唯物主義保持著黑格爾思想中的辯證法結構，因此仍然強調進步過程的非連續性（Jordan ，1967）。馬克思之所以歡迎達爾文的學說，是因為這個學說從根本上摧毀了宗教，但是馬克思及其追隨者無法接受達爾文的根據鬥ｈｔｔpｓ://rｅaｄ•９9ｃｓw.coｍ爭和個體變異的變化機制。他也屬於最早認識到可以將自然選擇視為資本主義個人競爭思潮在生命界利用的人。相反，馬克思則強調，在為社會進步而進行的鬥爭中，個人作為一個基本單位服從他所屬的階級。社會進步的最終目的——共產主義革命，既是令人嚮往的，又是可以預見的。出於這些原因，對於馬克思主義與進化論，特別是與達爾文進化論之間的關係，由於它們分別來源與19世紀思潮中兩個對立的分支，因此值得懷疑。

德意志：浪漫主義與唯心主義

功利主義哲學成了19世紀早期社會思想和生物學思想的「氛圍」（Young，1969）。達爾文決定將生物學物種視為趨異的生物群體，而不是理想類型的複製品，這其中當然也反映出個人主義和自由競爭學派的影響。邊沁關心所有社會行為的功利（即它們是否對促進幸福有用），這和對年輕的達爾文有重要影響的自然神學相呼應。威廉·佩利（Paley，1802）將每一種生物結構對功能的適應解釋證明神的仁慈——上帝試圖使所有的生物都能享受到最大的幸福（Le Mahieu，1976）。達爾文的學說之所以引起爭論，實質上就是源於事實上他汲取了他那個時代太多的和諧觀，而且倡導了對和諧的自然而不是超自然的解釋（Cannon ，1961a）。其實，這正是19世紀思潮的一項重大轉變。達爾文通過提出是自然界的適應過程，而不是神的決定，從而將佩利的論據倒轉過來。他採取的方式是假設在物種的個體當中存在著生存鬥爭，並提出多數適應都是自然選擇的作用。經常有人提出，個體鬥爭是自由競爭社會理論的核心，而達爾文只不過是將資本主義的殘酷風尚轉換成自然原理。這種假設忽略了一個事實，對於亞當·斯密及其追隨者來說，自由競爭原則的目的是要使人類的相互作用達到一種自然和諧的狀態，從而使所有人都獲益。

如果說功利主義是18世紀思想的延續，那麼也存在其他強烈地反對啟蒙運動精神的哲學。約翰·斯圖爾特·穆勒（Mill，1950年再版）把傑米里·邊沁和薩繆爾·泰勒·柯勒律治看成是造成不同影響的主要代表人物：邊沁是功利主義者，而柯勒律治在他的詩歌中明確表達了對浪漫主義的支持。然而浪漫主義的真正故鄉卻是德意志，在那裡，J·W·馮·歌德及其追隨者對於啟蒙運動時期霍爾巴赫等人所表達冷酷無情的唯物主義很反感。浪漫主義者希望將〖HTH〗精神〖HTSS〗看作一種作用力，可以影響自然產生出規則和目的。這種成份在德國思想中存在了很長的時間，一直可以追溯到鍊金術時代和17世紀雅各·伯麥的神秘主義著作中（Boehme ，英譯本，1912）。伯麥堅持認為，上帝是世界的「靈魂」，上帝竭力通過在自然中施加精神作用來表明他的存在。這種自我完善的過程通過解決相互對立的取向或力量而得到發展，從而鋪墊了通向辯證法之路。這時，德國思想家為了表達他們對啟蒙運動時期唯物主義的不滿，於1800年左右開始將這種觀點發展成一種全新的哲學（Coppleston，1963；Jordan，1967；Mandelbaum，1971）。

在達爾文的學說問世之前，斯賓塞已經開始在推廣他的宇宙實質上是進步的觀點，按照這種觀點，社會發展是生物學過程的必然延續，而通過生物學過程，實際上人類已經從低等動物中產生出來。根據這個體系，有可能提出白種人的技術和社會成就不僅是更加發達的文化進化產物，而且是一種人類htｔps://rｅａｄ.９９csｗ.ｃoｍ「高級」種族發展更高生物階段的特徵。社會進步實際上在改善著人類的本性，因此那些被歐洲人的進步甩下很遠的其他種族已經成為活化石，註定是要滅絕的。斯賓塞相信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是最高級的社會形態，因為它讓每一個人都盡其所能為集體做貢獻。西方社會存在的問題是由於人類的本性沒能趕上社會的進化，而且競爭的壓力要求每個人都要儘可能快地適應新的形勢。有望對於自由競爭進行有利支持的方式是鼓勵自我幫助，而不是淘汰不適者，但是，斯賓塞提出的導致產生出種族和社會等級的進化觀將成為19世紀後期「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基礎。

乍一看這種觀點似乎明顯地預示了達爾文的鬥爭概念：如果沒有國家的支持，最無能為力的人就會因為飢餓而被淘汰。很顯然，舊的自然平衡的樂觀想法已經遭到了摧毀，我們這時看到，所有物種（包括人類）無時無刻都必須去鬥爭，以抵禦因群體數量帶來的食物供給的限制。但是這樣看問題並不一定會認為群體的壓力肯定會自動產生出達爾文式的鬥爭，即組成群體的個體之間的鬥爭（Bowler，1976b）。馬爾薩斯本人在論述原始部落時，經常使用「生存鬥爭」這以關鍵詞，這裏他認識到食物的短缺會導致矛盾，並使得弱小的部落遭到淘汰。在論述到他自己所在的社會時，他一改傳統的觀點，宣稱對於任何人來說，包括窮人，競爭都是最好的。他們並不是因為被迫生活在鬥爭殘酷的地層所以變的貧窮，富人也不是因為具有優越的能力而獲取他們的財富。一般說來，財富是繼承來的，而不僅僅是對成就的獎賞，不是對成就應有的尊敬，因為財富只是開闢新資源的途徑。馬爾薩斯思想的傾向性很明顯，事實上，在《人口論》的第一版中，他將人口原理看成神定的法則，神的設計是要通過使得人類要麼工作要麼全家挨餓，從而防止人類變的懶惰。佩利也的確採取了這種立場，他把這個原理與自然神學協調了起來。然而馬爾薩斯忽略了一種真實的情況，最終還會產生出很多人，而且即使其中的一些人願意工作，仍將挨餓。在《人口論》以後的幾版中，馬爾薩斯甚至提出，通過教育窮人認識到孩子多的危險，就可以消除貧窮。顯然他並不想挑戰當時流行的自然由神創造的信念（Santurri，1982）。

有人可能會提出，這種對自由競爭的樂觀解釋在1800年之前就已經偃息了。達爾文是通過閱讀馬爾薩斯的《人口論》（Malthus，1797，1959年再版）得出生存鬥爭概念的，這本書的確可以使人得出競爭殘酷的想象。楊格（Young，1969，1985）認為，馬爾薩斯原理是對自然神學的挑戰，因此為達爾文主義的鬥爭解釋鋪平了道路（又見Vorzimmer，1969a）。《人口論》是對諸如孔多塞和戈德溫等學者所宣稱的只要更好地理解人類的本性就能導致社會進步的觀點的回答。馬爾薩斯認為「兩性之間的情感」，對人類來說太重要了，很難根除，因此一定會不斷地生兒育女。這樣人口的數量有可能按照幾何級數增長，而食物頂多隻能按照算術級數增長。這樣，人口的增長總是會超過食物的供給，所以飢餓會一直伴隨著人類。貧窮是自然的，不能通過社會改革來根除，這種觀點致使馬爾薩斯遭到後來所有的社會改革者的憎恨。他倡導自由競爭的政策，反對國家扶持窮人，提出雖然這樣在短時間會帶來不幸，但是會限制窮人的數量，因此從長遠看是有利的。

在黑格爾看來，終極的人類存在是國家，而不是個體。國家表達了社會的形態或精神，而ｒeａd•９９ｃsｗ.ｃom社會的形態或精神又是通過一些偉大的領袖作為象徵的，這些領袖會自然地贏得人們的忠誠。這簡直就是20世紀極權主義的種子，按照這種思想，個人應當服從國家，而且個人只有支持他作為其中一部分的集體，而不是追求他自己的利益，他才有望發現他的生活的意義（Popper，1962）。在黑格爾看來，這種個人對集體的服從是合情合理的，因為這樣會使人類向著精神的目標發展，而這種目標正是絕對的最終目的。

不列顛：功利主義與自由競爭經濟學

這種「激進哲學」關於人類本性的觀點經過愛爾維修，來自洛克（Halèvy，1955）。為了解釋人類思維的可塑性，戴維·哈特利（Hartley，1749）強調了「思想聯繫」的原則（Oberg，1976）。一旦約瑟夫·普雷斯特里祛除了這一原則中的宗教成份，這個原則便變成了一種關於人的新科學的基礎（Hartley，1775）。假如兩種感覺經常明顯地重複出現，思維就會自動地將二者聯繫起來，就像是條件反射一樣。這將用於確定一個人的思維類型，從而確保具有令社會景仰的行為。在19世紀早期，傑里米·邊沁通過倡導研究是思維確保了大多數人具有最大的幸福，建立了社會哲學的功利主義學派。人類的思維被還原成受法則約束、並可供合理研究和社會調控的實體，不過沒有突兀的唯物論的危險。

有可能將唯心主義哲學的某些方面應用到生物學中。比如，黑格爾的政治理論認為個人應該服從國家，如果把這種理論應用到博物學中，那麼就可以認為生物個體要服從物種。物種是真正的實在，在物質世界中，比起物種中類型不完美的表現來，物種本身具有更深刻的意義，因此唯心論反對任何形式的進化論，因為進化會消除特定類型之間的固定區別。反過來，對於所有物種都是相互關聯的，每一個物種成為連貫的自然圖景中的組成部分或單位的觀點，唯心主義者卻接受了。生物學分類工作所要探討的就是生物這種正式、和諧的相互關係圖景。為此，唯心論者援引了「原型」或基本類型的觀點，認為某一特定類群中的所有成員所表現出的不過是原型的表面現象。歌德探討過原型植物的類型，而洛倫茲·奧肯假設以一種脊椎動物的原型來代表所有具有脊柱動物的根本統一。這樣探討生物的相互關係並非沒有某些科學價值，因為其中有某些情況可以解釋為符合達爾文主義所要求的那種歷史聯繫。但是唯心論者提出的決定了所有自然物本質的先驗實在的和諧相互關係的形式上的圖景在實質上是與達爾文主義作對的。

這裏我們看到，達爾文要超越馬爾薩斯很遠才能發展出自然選擇學說。他看到，在動物中一定存在不斷的生存鬥爭，而且趨勢是淘汰不適者。19世紀後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只不過利用達爾文的理論來宣揚，只有在最出色的個體通過鬥爭達到頂峰，並犧牲了最無能者，進步才有可能發生。這代表著在社會鬥爭看法上的重大轉變，從過去的相信相互之間的和諧，轉變成注重殘酷的鬥爭。是達爾文為這種態度鋪墊了道路，他明確地表明自然並不是和諧平衡的系統，而是存在著一種通過獎勵能者懲罰敗者而確保進步的機制。但是並不是他〖HTH〗創立〖HTSS〗了社會達爾文主義；在維多利亞時代，人們已經無意識地表現出對殘酷鬥爭的認同（Gale ，1972）。達爾文可能借鑒了這種態度，並據此提出他的理論。然而這樣做使他超越了在他年輕時活躍的那些社會思想家，他們仍然試圖在舊觀點的基礎上為自由競爭的政策——即自由競爭有利於所有人——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