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國，是杜爾哥在他1750年的講座（Turgot，英譯本，1973）中，第一次努力提出一種綜合性的進步理論，但是卻是杜爾哥的朋友和傳記作者孔多塞在法國大革命已經最終戰勝舊制度的勢力后，表達一種著名的新精神（Bader，1975）。孔多塞在躲避羅伯斯比爾的追捕期間，寫下了有關人類進步的綱要（Condorcet，英譯本，1955），並且於1795年出版。雖然孔多塞本人在法國大革命期間遇到了很多麻煩，但是他仍然將革命看作進步難以阻擋的標誌。進步並不是智力改良問題，而完全是必然的社會力量起作用的問題。人類既可以因為科學技術而進步，也可以通過提高道德科學的運動，來確保所有人的幸福，進而進步。在歷史最早的時期，人類作出了諸如農業等基本的發明，於是自然狀態便成為歷史。最初時，進步比較緩慢，因為沒有人有時間來思考人類的問題，而且最早的僧侶創造出迷信來鞏固自己的權力。類似的力量決定了古希臘和古羅馬的成就，只是到了中世紀才在西方社會中清除了奴隸制。在當代，技術的進步使得發達社會的地位得到了加強，而印刷術等發明必然促進知識的擴散。通過這樣的積累，雖然有些不太規則，但是過去的理性還是進步了，而且我們依然可以預見，在未來，隨著對物質世界和道德世界理解的加深，將會導致一系列確定無疑的社會改善。

唯物論來源於對笛卡爾的人類是動物機器觀點的拓展。沒有什麼人會相信動物沒有感情，而且一旦人們相信他們的身體只不過是達到了一定的、具有意識的水平，那麼顯然就會自然地提出人類具有的更高級身心狀況是通過動物所經歷的相同方式產生的（Hastings，1936；Rosenfield，1968；Young，1967）。拉美特里在1748年出版的《人是機器》（1960年版）一書中首次提出要清除舊的「靈魂」思想，代之以一個具有生命力推動的身體。而這時人們卻將身體看作是身體中有組織的物質產物，這種觀點似乎得到了一些科學發現的支持。拉美特里特別提到了阿伯拉罕·特雷姆伯利所發現的水螅再生能力（Trembley，英譯本，1973；V artanian，1950；Bader，1952）和馮·哈勒關於有機組織「興奮性」的研究（Haller，1755，1786）。物質不再被視為像笛卡爾的機制所說的被動性實在，而是從其自身角度看具有功能的原則，在斯賓諾莎和萊布尼茲的思想中（Verniere，1954；Barber，1955），在牛頓物理學中（Hall.1968；Heimann and McGuire，1971；），在斯塔爾的萬物有靈論的化學哲學中（Metzger，1930；King，1964；Callot，1965；Naville，1967），都有這種看法。所有這些發展，促使唯物論者相信思維只是身體物理活動的產物。根據這種對人的看法，霍爾巴赫提出了一種完全是實用主義的社會哲學，皮埃爾·卡班在其1802年的著作遵循了同樣的思路（Cabanis，英譯本，1981；Staum，1974，1980），他所在的那個團體就是「意識形態」小組（Picavet，1891）。當然，當時唯物論的發展並非無限的，這個限制就是當時的生物學技術。所以唯物論的解決途徑就是退化成一種新的萬物有靈論，因為只能通過將生命的性質歸咎為物質本身，才能將人還原為機器（King，1967；Hall，1969；Schiller，1974；Moravi a，1978）。

對未來的希望逐漸誘導史學家相信從過去到現在展示出一種不規則但最終是積累式的進九-九-藏-書步。但是相互之間的聯繫卻不易理清。伏爾泰提出，文化成就在路易十四時代達到了頂峰（Voltaire，英譯本，1961；1965），並沒有使人感到存在普遍的進步的趨向。他認為一旦理性戰勝迷信的反抗力量，就能取得這樣的成就，但是他非常清楚地認識到迷信力量的強大，所以他相信發展是遞進式的。其他人也認識到未來有可能進步，但是並沒有將這種進步與過去的趨勢聯繫起來，例如塞巴斯蒂·梅西耶（Mercier，1770）首次提出〖HTH〗未來〖HT SS〗會在遙遠的地理位置上會出現一個「烏托邦」。在梅西耶看來，社會的改良並不是一個與過去相連的遞進過程，而是在現存社會基礎上特意施加一種新的組織形式的結果。在啟蒙運動時期，人們通常將的希望不是寄托在社會的內在過程中，而是寄托在「開明君主」的作用上。

在缺乏有關人類起源的進化觀情況下，啟蒙運動時期的哲學家相信，人類的本性在歷史上保持不變。因為當時人們清楚地知道，人類是在地球過去的某個時刻出現的，所以有可能設想到，在歷史上曾經存在著這樣一個的時間，在這個時刻，人類形成了社會。當時還不存在考古科學，不能提供有關史前史的正確知識，但是當時人們認為，通過依據對人類本性的理解所得出的猜想，可能會有助於解釋社會是如何形成的，而且有助於得出其他社會行使其功能所要必須遵循的道路。原始人在其原先的「自然狀態」是什麼樣的行為？為什麼當初人類要互相結合組成社會？1651年，托馬斯·霍布斯在他的《利維坦》一書中提出，自然的狀態是一種不斷爭鬥的狀態，那時人們接受了王權的統治，為的是逃避爭鬥帶來的不幸。多數啟蒙運動時期的思想家贊成洛克關於人類本性的觀點，這種觀點並不要求人們將自然狀態刻畫成鬥爭的狀態（Locke，1960）。洛克認為，我們的理性自然使我們認識到其他人的權力。最早能達成「社會契約」的人們僅僅確保了加強人類行為的自然法則。後來盧梭提出，自然狀態是幸福的狀態。人是自我完善的生物，但是人類努力創建的文明對人類的行為施加了限制，使得人類的行為不如原始狀態時期自由。18世紀後期出現的「高尚的野蠻人」信徒，加強了這種人類本性觀。社會來源於自然狀態的觀點並不一定是一種歷史進步的理論。

因為啟蒙運動時期的史學家不相信基督教，所以他們確信中世紀是向蒙昧狀態的倒退。要想相信進步是可能的，那麼就必須接受一種思想，即現代社會所達到的文明水平至少超越了古代的文明。在17世紀末，在學術領域有一場著名的爭論，為的是爭論「現代」文學和「古代」學術熟勝熟劣。很難確定古代藝術與現代藝術的優劣；只是在技術和自然哲學領域可以清楚地表明現代比古代進步了。因為據認為人類的本性是固定不變的，只是在那些成就積累的領域才會使人想到進步是有可能的，因為每一代都是在前人的基礎上添加新的發現。17世紀的一些思想家給啟蒙運動時期的哲學家造成深刻的影響，比如弗朗西斯·培根就曾根據火藥和印刷術的發明而對未來的進步充滿希望（Bury，1932；Zilsel，1945；Jones，1965；Pollard，1968；Van Doren，1967）。

圖12.佩特魯·坎珀的「臉線」和「臉角」

道德論者不得不提出一系列的法則使人們相信他們的境況之所以比較好，是因為他們生活在由這些法則控制的有序的社會中，而不是生活在無政府狀態。只有完全理解了人的本性，才能成功地制定出這樣的法則。然而，存在著兩條路徑研究人的思維。最激進的路徑是得到啟蒙運動時期無神論者支持的徹底唯物論，這種哲學九-九-藏-書的目的是將人完全歸入到自然中。這種哲學有可能預先涉及到後來進化論提出的一些問題。雖然在18世紀末唯物論險些銷聲匿跡，接下來又是法國大革命帶來的社會動蕩，但是政治上激進的思想家在19世紀初又繼續倡導這種思想。發源於約翰·洛克著作的、不太激進的「感覺主義」哲學，並不打算將思維只是看作物質的產物。這種哲學承認存在著純粹的思維功能模板，並且試圖通過思維中是如何形成思想和感覺而將思維模板解析為具有規則的系統。這種哲學心理學經過法國啟蒙運動的擴展被證明要比突兀的唯物論更具靈活性，從而演變成19世紀英國許多有關人類本性思想的基礎。正是從這種智力框架中最終衍生出達爾文主義。

啟蒙運動時期的社會哲學家當然相信他們關於人類的知識已經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但是因為他們認為人類的歷史本質上是不變的，所以他們傾向於認為所有的社會都遵循基本的法則。G·維柯希望建立一門像物質科學一樣令人可信的歷史「新科學」（Vico，英譯本，1948；Rossi，1984）。對於那些《聖經》故事中沒有記載的種族，他假設存在一種固定的法則控制著每一種文明的興起、繁榮和衰退。這種歷史循環的觀點與進步的理論針鋒相對，但是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命運使人很難相信有哪種社會能夠一直發展下去。啟蒙運動時期最有名望的社會思想家德·孟德斯鳩研究了羅馬帝國的衰亡（Montesquieu，英譯本，1900），孟德斯鳩利用歷史材料來分析在任何社會都起作用的力量。儘管他的觀點很寬泛，但是現代的評論者發現，他並沒有提出進步的理論，然而孟德斯鳩的目的並不是要探討歷史發展的趨勢。如果將各種社會按照進步的順序來排列的話，那麼也就意味著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控制的力量不同。在孟德斯鳩看來，史學家的工作就是要發現控制任何社會的普遍力量。通過假設人類的本性恆定不變，於是便確定了一種歷史的靜止觀，按照這種觀點，是同樣的力量一直在起作用，產生和摧毀著文明。

啟蒙運動時期的思想家不可能相信人是從猿進化來的，但是他們決心要創立一種新的道德和社會等級的基礎（Willey，1940；Cassirer，1951；Hazard，1963；Gay，1966-69；Hampson ，1968）。他們對基督教的懷疑確保他們不再將道德律看成是神揭示的絕對真理。相反，對人類本質的研究也許會表明什麼樣的行為在推動社會前進方面可能是最成功的。因為人類不再期望死後是受到獎勵還是受到懲罰，主要的目的一定是在此生要生活的幸福。「實用原則」表明，所有的行為都是為了增加幸福，減輕痛苦。新的社會政策的目標要考慮到不同人的自然本質，確保使大多數人過上很幸福的生活。經常存在的危險是，這種完全實用主義的方式可能會變質成個人快樂論。既然消除了引述神的判定，那麼為什麼個人還要對他人的幸福擔憂呢？一些道德論者，比如持道德虛無主義的馬爾克·德·薩德，怎麼能勸說人們尋求個人的幸福不是建立在追求自己的利益，同時侵犯他人的利益之上呢（Crocker，1963）？

法蘭西：從啟蒙運動到實證主義

社會契約是展示人類相互作用內在目的的合適方式，但是在許多社會中，這種契約遭到統治階級的破壞。根據新的人類知識，是有可能進行改革的，但是必須清楚地認識到，社會已經受到嚴重的腐蝕，以致於不公當道。在這裏，歷史研究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這種研究會揭示出早期的文明是如何崩潰的。人類歷史感的增長無疑有助於產生出有利於進化思想繁榮的氛圍（Toulmin and Goodfield，1965；Rossi，1九*九*藏*書984）。然而啟蒙運動時期的歷史學家很難擺脫對積累發展或進步概念的依賴。傳統的基督教不接受進步的思想，基督教將人刻畫成墮落的生靈。文藝復興時期的歷史學家出於對古典思想的興趣，為過去增加了一個新的維度，但是他們對古希臘和古羅馬的過分推崇可能產生出一種印象：後來的文明是退化，而不是進步。文藝復興時期的人們頂多可能希望攀登上已經由過去的人所佔據的高峰。只有對未來具有一種新的信心的情況下，才有可能把社會歷史看作早期進步過程的記錄。

臉線連著頜、鼻和前額。在這條線與連接著鼻、耳的水平線之間的夾角叫做臉角。注意一下，圖右古典人物的臉角是90度，而猿的臉角大約為60度。坎珀的後來許多追隨者聲稱黑人的臉角介於歐洲人和猿之間。這些早期倡導種族歧視的人遠沒有接受了進化的思想，他們堅持人類與動物之間存在巨大隔閡的觀點，並且提出某些種族的劣等形狀是由於從最完美的形狀退化所致。布魯們巴赫像莫伯丟和布豐一樣，認為歐洲人是人類的原型，而其他種族由於生活在世界上一些環境條件不太適宜的地方，所以從原型退化成現在的樣子。事實上，認為劣等種族的形狀因此而成為類似猿形狀的觀點，顯然很容易使人聯想到，在人類種族觀的問題上，也受到傳統的存在鏈條是單線觀點的影響。認為低等種族與猿相似當然並不等於認為人類與動物界具有進化的聯繫。只是在達爾文以後，這個問題才可能解決，那時劣等種族已經被視為中間階段的遺迹，而歐洲人已經比其動物祖先進步多了，到達據認為是完美的階段。

在孟德斯鳩的系統中，社會的不同不是因為歷史的進步，而是因為每一種文明中都含有特定的人類和物質因素的混合。他感到，氣候和地理環境，對社會具有相當大的影響。例如，在熱帶地區，任何大型社會都傾向於變成獨裁社會，對於這一事實他雖然從道德上感到厭惡，但是從社會學角度看卻又是必然的。孟德斯鳩努力表明的外界條件可以人類的社會行為是對布豐思想的有趣呼應，布豐及其他博物學家將人類種族、甚至不同動物物種的產生視為新的環境作用原型的結果。

孔多塞的樂觀進步觀奠定了19世紀主流思想體系的基礎。在這個世紀初，德·聖西門候爵強調需要科學地研究人類問題，而且他倡導建立在機會均等基礎上的社會公正（de Sai ntSimon，英譯本，1952；Manuel，1956）。他的弟子奧古斯特·孔德將進步法則作為他的新哲學「實證主義」中的驅動力。他在1830～1842年出版的《實證主義教程》（Comte，英譯本，1952）中提出，人類的本性是後天形成的，因此從我們的理解上看，就必然會發生進步式的改善。在人類進步的最初階段，知識構成了神學的基礎，人們認為所有現象都是神作用的結果。在接下來的階段，即形而上學階段，自然本身被賦予了神奇的力量。最後，科學進入了飛速發展的時期，在這個時期，只需描述自然法則，而不需要探討更深層的原因。但把這種方法應用到對人的研究時，就會產生出真正的社會學，從而也可以拋棄宗教對道德的獎懲。孔德認識到，每一個時期都可以影響下一個時期的發展，但是他也無法避免像啟蒙運動時期的人們那樣相信人類的本性本質上是固定不變的。居維葉對拉馬克生物進化學說的反對，造成了無法使生物進化與社會進步聯繫起來。因此，孔德喪失了將兩種進化時期整合的機會，而不久英國的哲學家赫伯特·斯賓塞卻利用同樣的有關一種新體系的宏大思想，抓住了這個機會（Green，1959b）。

人在自然中的位置

在1700年左右，湧現出大量關於人類起源的猜想，有些學者開始提出，我們遙遠祖先的生活比牲畜https://reaｄ.99cｓｗ•coｍ的好不到哪去（Rossi，1984）。在這種氛圍中，博物學家註定要想到人類及其最近的動物親戚之間的關係。隨著旅行者週遊世界，他們遇到了新的人類種族，有些種族生活在很原始的條件中，以致於這些旅行者禁不住會懷疑他們是否屬於真正的人類。採集到的大型猿的標本證實了這種生物代表了人類在動物界中的近親。這種關係到底有多近，而且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明確劃分開最低等的人類與智力水平最高猿？這些問題引發唯物論者就其他一些問題進行爭論，但是這些爭論還處於就事論事的水平。沒有出現有關思維性質的抽象問題，出現的是分類學家為了完成自然系統的劃分所必須回答的實際問題。##人們一直認為人類與動物不同，因為人類擁有不朽的靈魂，但是這時已經清楚，至少人類的身體與猿非常相近（Greene，1959a）。旅行者關於猿的大量故事表明，猿也可以表現出許多人的能力，甚至喜歡女人。博物學家大概分析了這些故事，試圖獲得更詳細的信息，最明顯的是博物學家採集了更好的大型猿的標本。愛德華·泰森早在1699年就作出了對黑猩猩的解剖描述。這有助於說明猿可能和人不太一樣。當林奈進行動物界的分類時，他把人和猿都歸入到靈長目中。當面對將人類與獸類聯繫在一起的批判時，他為自己辯護的方式是詢問有哪個博物學家能向他表明如何能更清楚地分辨出人與猿的〖HTH〗體質〖HTSS〗特徵。林奈雖然準備承認人類在道德上和智力上比猿高等，但是他堅持認為博物學家必須還要專門區分出體質上的相似處，正是從這個角度上看，人與猿的關係是明擺的。##即使是最激進的唯物論者，也沒有作出多少令人驚訝的努力，來探討林奈對人的分類中的含義。顯然他們並沒有受到啟發去提出人類有可能從動物祖先逐漸進化而來的觀點。布豐在他的《自然史》第十四卷中（1766）倒是認真對待了猿的問題。他承認人與猿在體質上有相似性，而且由於當時他正在發展他的「退化」學說，所以有可能認為人與猿之間可能真的存在一種進化的關係。然而布豐並沒有得出這個結論，而是提出人與猿的相似僅限於體質上；他認為有關猿具有智力的故事是虛構的，事實上狗的智力與人類更接近。在布豐看來，正是由於我們具有心智能力，使得我們與動物界截然分開了，對此不能從物質的角度來解釋。真正從唯物論角度提出人與猿之間具有密切聯繫的是拉馬克，他的發展理論自然地意味著人類是從更低等的類型進化來的，但是在拉馬克提出這種觀點之前，他的理論所具有的唯物論本身已經過時了。##事實上人類與大猩猩之間具有緊密關係的觀點早就受到過挑戰。佩特魯·坎珀（Camp er，1779）通過對黑猩猩發音器官的研究，發現黑猩猩不可能講話。坎珀指出，人與黑猩猩之間還存在其他的差異，包括黑猩猩不能直立地用雙腳行走。居維葉根據這一點明確指出，林奈的觀點不能成立。居維葉通過創立兩個不同的目將人與猿區分開：兩手目和四手目。他提出猿是「四手類」，即腳和手的結構很難區分。只有人類才具有明顯的適應于直立行走的腳。在達爾文時代，這種將人與其最近動物親屬完全分開的標準成了反對人類進化觀的論據。##坎珀還研究了不同的人類種族。為了測量骨骼的形狀，他確定出「臉線」和「臉角」，臉線連接著頜、鼻和前額，臉角是臉線與水平線之間的夾角。以古希臘人為標準來表示最完美的人類特徵，臉角大約為90度。在猿中，臉角則小得多。當坎珀將這個技術用於不同的人類種族時，他發現歐洲人的臉角與理想的經典類型很接近，而其他種族的臉角的角度則低於歐洲人，尤其黑人臉角的角度更低。結果，他提出黑人的臉角介於歐洲人與九*九*藏*書猿之間。與此同時，人類學家J·F·布魯門巴赫利用他所採集的具有世界名望的骨骼，採用不同的技術，取得了同樣的成果（英譯本，1865）。坎珀曾經表達過需要謹慎解釋獲取的成果：猿與人類有明顯的區別，因此沒有理由將黑人看成人與猿的雜種。然而在許多人看來，顯然黑人是人類中最像猿的類型。歐洲人為了確保他們的種族優勢，開始利用博物學家的論點來為他們征服「劣等」種族的行徑辯護（Snyder，1962；Montagu，1963，1974；Barzun，1965；Stant on，1966；Mead等人合編1968；Haller，1975；Stepan，1982；Banton，1987）。

約翰·洛克在其經典的《人類理解論》（Locke，1690）一書中奠定了另一條研究人的科學途徑，按照這個途徑，思維被視為一種系統，其功能是整合由神經系統與外界相互作用產生的感覺。身體如何產生出思維感覺的問題被擱置到以邊，以便集中在控制思維的法則問題上。孔狄亞克（Condillac，英譯本，1756；Knight，1968）和愛爾維修（Helvétius ，英譯本，1810）都進一步發展了這種研究，他們提出，通過利用教育手段控制感覺的輸入，正在成長的思維將會按照人們的意願來設計。這種對於思維的信念，正好被19世紀以英國人傑里米·邊沁為首的功利主義哲學家們所利用。這種哲學認為，通過社會的司法來確定人們的機會，能夠確保他們之間以最為有效的方式相互作用。這種觀點依然注重的是勸導人們行為上要複雜，而不是把人還原成無心無肺的機器齒輪。

假如多數18世紀的進化思想未能繼續發展下去，那麼是新的價值和新的態度以不太直接的方式為達爾文主義的革命鋪墊了道路。人們追問了關於人類本身本質性質的問題，而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又確立了19世紀許多思想的框架。人類與其近親——猿的關係到底有多近，即人類的位置到底是位於自然之中還是位於自然之上？人類不同種族的是怎樣起源的？這個問題又和我們與猿的關係相關。人類思維的性質是什麼？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科學地研究人類的思維問題？最後，人類社會的性質是什麼？人類的社會真的具有隨著時間變化或發展的能力嗎？對於這些問題，18世紀的的思想家們提出了一些激進的回答，但是他們並沒有積極採納我們視為進化觀的人類起源思想。通過克服了一些困難，他們提出人類的社會比最初進步的概念；然而他們並沒有嘗試將進步視為地球生命歷史早期發展的延續。##然而，在法蘭西革命時代的思想成份中，進步的思想似乎更合理，並確立為19世紀思想的一種標準成份。進步的基本思想可以從許多不同的角度來探討。不列顛自由競爭經濟學倡導的工業進步，與德國唯心論者表達的宇宙本身幾乎神奇的完美觀點相去甚遠。而且還要必須重視到，在從生物學進化的角度以進步來解釋人類的起源觀點流行之前，就有不同的思想學派在發展社會進步的觀點。人類社會進步的觀點啟發了生物進化的理論，而不是生物進化理論的產物。只是在19世紀後期，當達爾文革命在生物學中取得了成功之後，兩種層次的進步觀才綜合成一種有關宇宙發展的全面觀點。##我們將分兩個階段來梳理這些問題，首先要探討這些進步觀在生物學和人類學中的發展，在這些領域產生了人類與猿的關係問題。這種探討將揭示出啟蒙運動時期和19世紀早期的思想家在多大程度上未能把握人類進化的含義。然後，我們應該繼續關注一下為19世紀的思想框架鋪設了道路的社學和意識形態的爭論。將複雜和極為趨異的過程聯繫起來看，這些發展會被視為三種主要國家的思想風格：法國，英國和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