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終拉馬克變成了唯物論者，他相信生命是物質的產物，經過的途徑是自然發生。至於他的動機，已經有人提出了多種設想。吉利斯皮認為拉馬克通過將退化過程的倒轉，接受了生命發展的觀點，拉馬克在論述所有的化學反應時就已經假設了這一點；但是霍奇（Hodg e，1971）卻指出，拉馬克對他自己動機的解釋卻是不同的。拉馬克在分類中經常使用階層體系的排列，而且他從中可能聯想到形態的系列與綱的產生的歷史序列相對應。當他研究無脊椎動物時，他發現最簡單的生命形態根本沒有特化的器官，他認識到這樣的形態可能簡單的足以由非組織化的物質直接產生出來。這種自然發生的關鍵在於細微電流的活力對應于神經的流動。這種活力流動可以作用於凝膠狀的物質，形成最簡單的生物，並且可以通過切刻出管道使結構具有活力而使得活力循環。因此生命物質是通過自然物的力量自然產生的。

1739年，布豐被任命為巴黎皇家公園（現在的植物園）的負責人，他開始計劃出版一部關於自然的全面論述（Hanks，1966）。他的《自然史》前三卷出版於1749年，隨著後幾卷的相繼出版，他確立了作為法國著名博物學家的地位。假如說林奈分類系統的勝利是由於它的實用性，那麼布豐的勝利是由於他為那些相信人類可以發現萬物自然原因的人提供一個流行的框架。

當拉美特里最後轉向生命起源問題時，他已經無法割斷與預先存在的種源學說的聯繫，而且採用了一種與德梅耶特相似的觀點（《伊辟鳩魯系統》，再版于La Mettrie，1774）。啟蒙運動時期兩個著名的唯物論者，德尼·狄德羅和德豪巴赫男爵，則成功地從他們的思想中清除了種源學說，並用自然發生理論取而代之。此外，他們都把自然看成是完全易變的系統，其中並不存在絕對永恆的結構。他們兩個人當中，狄德羅是富有同情心的人物，他有複雜的個性，深陷情感上對無神論的厭惡，對此，他發現利用智力也無法擺脫。作為《百科全書》的編輯，他通過發表對所有問題的評論——或許他有些敏感，向現有的一切發出挑戰；因此他成了與伏爾泰比肩的喚醒良知的著名人物，正是對良知的喚醒，為革命鋪墊了道路。

他問道，如果自然的作用力迫使生命在存在的鏈條上穩定地攀升，我們今天怎麼能夠依然看到完整的等級序列呢？為什麼所有生物並沒有保持在和人類一樣的層次呢？要分清拉馬克理論與當代理論之間的差異，回答這個問題是至關重要的。他並〖HTH〗沒有〖HTSS〗設想所有現存的生物自共同的祖先進化而來。相反，他相信今天階梯上的每一層次都是通過分別進步達到的；位於不同層次的生物，是在不同的時間，由於不同的自然發生作用，產生出來的。在地球的整個歷史中一直存在著最簡單生命形態的直接形成。今天最複雜的生物是經過許多代后，由最早出現的最簡單的生物進步而來。現在位於等級階層中間的生物是在距今比較近的時期，通過自然發生進步出來的，而我們今天看到的最簡單的生物則剛剛形成。因此生物的進化包含了許多線系，每一個線系沿著存在的等級鏈條分別進步，就像圖表中所顯示的那樣。

伊拉斯謨·達爾文是個醫生，而不是一個博物學家，他只在《生物規律學》的一個章節中從始至終地論述過他的理論。讓·巴伯蒂斯·皮埃爾·安東尼·德·莫奈·德·拉馬克爵士則是一位職業的博物學家，他展開論述了他自己的理論。拉馬克的同時代人極大地忽略了他，但是，毫不奇怪，歷史學家卻給予他極大的關注。在19世紀後期的新拉馬克主義者看來，拉馬克是一位提出與他們當時時代的知識吻合的進化機制的奠基者，這是一種替代自然選擇的機制。過去曾經認為，拉馬克的理論假設所有生物都是從共同的祖先進化來的，也就是說，他第一次提出了一種合理的機制來解釋物種對環境的適應。

圖11.拉馬克的存在鏈條分支的觀點

拉馬克相信動物的需要決定了它身體中器官的發展。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動物單憑意志力就可以發展出它作需要的新器官。需要決定了生物如何使用它的身體，用與不用的結果就造成有些部分發展，有些部分退化。環境產生動物的需要，而動物的需要反過來又決定了動物如何使用身體。那些經常使用的部分可以吸收更多的神經流；這種流會在組織中產生出更複雜的通道，使得器官增大。不用的器官接受的神經流少，將會退化。拉馬克並沒有提出詳細的遺傳理論，而是提出獲得的性狀作為努力的結果會傳遞到下一代，從而產生累計的效果。有一個有名的例子，現代長頸鹿的短頸祖先在其歷史上的某一時刻想吃樹上的葉子。所有的短頸個體都向上伸脖子，結果，身體的這一部分（頸）變大了。下一代繼承了長頸。而且進一步伸長，結果經過很長時間，長頸鹿逐漸獲得了我們今天看到的長頸。

唯物論者

從一種遠古類型，產生出一個現代科中的不同的成員。布豐設想，他所知道的兩百多種哺乳動物物種來是從最初的38種類型衍生出來的，所經歷的歷程就如同這裏顯示的貓科經歷一樣。他還設想，純粹的原初類型在向世界各地遷徙過程中，遇到了不同的環境條件，它們的反應方式就是「退化」成為地域性種類，而對這類地域性種類林奈（當初布豐本人也是）錯誤地分類為明確的物種。事實上並不存在著真正的物種，因為從理論上說物種之間是可以相互配育的。生物地域性的變化並不是永恆的：經過了幾代退化的積累之後，就達到了該類型基本性質的極限。如果導致退化的特定條件不復存在，地域性的變化就會像當初形成的那樣迅速地消失。現代進化論提出，生物之間具有相似的結構意味著它們有著共同的由來，而且生物結構的變化不存在布豐所謂的限制，而且不認為這種變化是可逆的。

對於種源學說的第一次重要挑戰來自於著名牛頓主義者皮埃爾·路易·莫利·德·莫伯丟（Brunet，1929；Glass，1959a；Sandler，1983）。莫伯丟的觀點發表在他的那本流行的《金星物理學》（Maupertuis，1745，英譯本1968）中。在這本書中，他列舉了許多論據反對種源學說，包括從亞里士多德到哈維期間每一個觀察者所證實的胚胎生長是通過「漸成」（各個部分依次增加），而不是通過預成微型物的擴大的事實。莫伯丟還研究過生物的遺傳，尤其是多指畸形（完整的報告見Maupertuis，1768，卷II，信XIV）。如果一個人出生時一隻手上有六指，這是上帝在形成這個人的種源時的一種不正常設計嗎？還是多出的一個手指是由於生長中的偶然因素？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放棄種源學說，承認雙親對後代的貢獻相等的事實。莫伯丟認為，雙親都產生出液狀的精|液，當兩種精|液在母體的子宮混合之https://read.99csw.com後，發育成胚胎。（在今天看來，雌性有精|液的概念似乎很荒唐，但是這種看法有很長的歷史，一直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精|液中所含的顆粒來自雙親的身體，在牛頓引力的作用下，這些顆粒被拉向胚胎結構中的不同地方。

圖10.拉馬克的生物進步理論

因為只有最簡單的生命形態可以直接產生，所以，更高等的形態一定是通過某些經歷了許多代的的進步式發展由這些簡單的形態演化而來。對拉馬克來說，物種構成了一個最頂端為最複雜類型的具有等級系列的結構，而且這種等級序列代表了生命曾經經歷的歷史圖景。神經流的活力產生出更複雜的渠道，而每一代生物都略微超越了它們親代的水平。有人已經提出，拉馬克接受的連續進步觀點並不是來自邦內倡導的暫時性存在鏈條思想（Schiller ，1971b）。的確，拉馬克並不相信形態的單線序列，他用了兩個主枝代替了一條單鏈。然而邦內也承認鏈條有可能分叉，如果認為拉馬克根據單線的鏈提出了更加成熟的構成等級序列的觀點似乎說不過去。整個線性成份依然存在，因為拉馬克堅持認為，在理論上，進步的趨勢會產生一種明確的形態序列。等級序列不僅只是確定組織等級的抽象層次，而是生命進程的預先決定的途徑。可能甚至拉馬克也將生命發展的途徑看作造物主確定的前進道路，因為他並不是一個無神論者。

在18世紀的思想家中，狄德羅和霍爾巴赫都把生命物質的產生看作使是一個開放的過程。因為他們試圖用自然本身的力量來取代造物主的設計，他們打算不限制這些自然力的作用程度。宇宙的基本活動就是保持物質處於流動狀態，因此物種不可能不變，不可能存在預先決定的發展方案。然而這些思想家並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進化理論：他們的見解中只不過偶爾帶有某些進化觀的暗示。對於一群主要對哲學而非自然史感興趣的人來說，或許只能是這樣——不過拉美特里、狄德羅和霍爾巴赫在他們的學術生涯中都曾對科學給予了相當認真的關注。他們之所以沒有勾畫出進化論的輪廓，更基本的原因在於他們對自然發生的可能性太著迷了。但是博物學家絕不滿足於尼達姆實驗的表面意義，他們經常將這個實驗的含義進行擴展，將更高的生命形態的自然發生也包括了進去。他們真正感興趣的是物質與生命的直接聯繫，通過援引自然發生要比考慮生物形成后的變化更容易確立這種聯繫。因此這些唯物論者雖然認識到進化的可能性，但是他們並沒有詳細探討這個問題，因為在他們看來，比起生命的最終起源，生物的進化則成了次要的問題。

布豐在［《自然史》的］第一卷中直接攻擊了林奈及所有人將自然史簡化為探討抽象關係的觀點。使許多史學家一直困惑的是，在這一點上，他甚至否認物種是真正的實體。布豐提出，物種以及由物種組成的屬，只不過是分類學家想象的產物。實際上存在的只是個體，而且我們有時可以發現兩個所謂區別明顯物種之間的類型。這樣根據自然界存在的只是完全連續的形態的觀點，就可以反對建立任何分類系統。然而，在1749年出版的另外兩卷［《自然史》］中，布豐又寫道，物種是固定不變的、區別明顯的實體，他在以後一直接受這種觀點，只不過略有改變(Wilkie，1956；Lovejoy，1959a；Farber，1972；Eddy，1984)。菲利浦·R·斯勞恩(Sloan，1976)曾經指出，布豐的立場並非變化不定。他當然反對林奈建立物種之間抽象關係、並認為這種關係已經存在於造物主內心的綱領，但是他並不否認個體之間存在有意義的聯繫。必須要把這種聯繫看作是物理關係，是隨著時間存在的：如果我們能表明一群個體屬於一個由生殖維持的群體，那麼我們就可以確定它為一個真正的物種。

雖然拉馬克的理論在某些方面與現代的理論相似，但是這個理論來自於比其他啟蒙運動時期理論更詳細的對起源的解釋。他沒有吸引到什麼直接的追隨者，而且直到去世名聲也不顯赫。在很大程度上，他的黯然失色是由於他那最有名的對手喬治·居維葉所起的作用（Burkhardt，1970）。居維葉不僅提出了一個相反的生物學體系，而且利用他在法蘭西所能使用的政治權力，確保了拉馬克的觀點作為過時的臆想而被人們輕視。居維葉發展了比較解剖學的技術，甚至拉馬克也採納了該項技術，但是拉馬克僅限於研究無脊椎動物，而居維葉在博物館的脊椎動物分類方面卻有著很高的聲望。令世人震驚的是，居維葉可以利用他的技術根據化石遺骸複原滅絕的物種，而拉馬克甚至不能看到利用新的古生物學來支持一種進步進化的觀點。

伊拉斯謨·達爾文在歷史上佔據了一個獨特的位置。他的個人生活豐富多采，而且他可能是我們遇到的唯一以詩歌的形式表達觀點的思想家。儘管伊拉斯謨·達爾文的對句不太符合現代人的欣賞口味，但是他的《植物園》（1791）和《自然的殿堂》（1803）在當時卻很流行。伊拉斯謨·達爾文是查爾斯·達爾文的祖父，而且因為他在（非詩體的）《動物規律學》中提出了一種進化理論，所以他自然成了一些人關注的對象，這些人試圖表明年輕的達爾文之所以可以形成自然選擇學說，是因為他萃集了前人的見解。正是查爾斯·達爾文認可的伊拉斯謨的傳記（Krause，1879），導致了達爾文與薩繆爾·巴特勒的公開不和（見Da rwin，1958）。現代有些熱心的人還在遵循巴特勒的方式，在伊拉斯謨的著作中尋找似乎預先提出選擇學說的跡象(King-Hele，1963；Darwin，1968)。但是，這種所謂的預想一般都是表面上的：例如，伊拉斯謨關於物種之間「自然平衡」的解釋就曾經被錯誤地當作他的孫子所有效使用的物種之內的「生存鬥爭」。

在1746年出版的《哲學思想錄》時，狄德羅仍然是自然神論者，承認關於設計的論點和種源學說。但是到他寫作《盲人通信》時，他已經變成極端的唯物論者（Vartanian，1953；Crocker，1959；Roger，1963）。他遵循拉美特里的策略，提出思維完全依賴於身體。他分析了盲人數學家尼古拉·桑德森的案例，認為這樣一個人的內心世界大概和我們的不同。在結論中，狄德羅虛構了桑德森臨終時的情景，這個盲人拒絕了牧師的陳詞濫調。他問道，宇宙中仁慈的設計怎麼會產生出像他這樣失去了最有生命特色器官的畸形。然後狄德羅借用桑德森的口講出了一種生命起源觀，我們在古代唯物論者那裡聽到過這種觀點。在地球歷史的開始，自然試著通過自然發生產生出許多生命類型，其中許多類型肯定缺少基本的生命器官。所有這些畸形都會死掉，但是偶爾會有機遇九_九_藏_書降臨到一個能夠生活下去和生殖的類型上。因此，有些物種之所以能夠生居地球上，是經歷了一個試驗錯的過程。這種觀點當然和自然選擇學說不太一樣，因為狄德羅假設的是淘汰自然發生中的粗陋物質，而不是已經確立的物種的前進過程。

伊拉斯謨·達爾文和拉馬克

在他的植物學著作中，拉馬克表現出對種類等級排列的興趣，當然，最初時他認為植物和動物可能形成了兩個平行的等級系列，並不是一個連續的存在鏈條（Daudin，1926）。與此同時，他還提出了他的不同尋常的化學理論和獨特的基於均一論原則的地質學體系（La marck，英譯本，1964）。1794年，拉馬克在自然博物館任職，這個博物館是革命政府在原先的皇家植物園的基礎上重新組建的，分配給拉馬克的工作是無脊椎動物分類。他的工作很出色，從而被視為無脊椎動物分類學的創始人之一；但是隨著他在這個新領域的耕耘，他放棄了原先的物種固定不變的觀點。他最初形成生命發展的理論綱要時是在1802年，後來這個綱要經過重新整理，成了他最有名的著作《動物學哲學》（1809）的基礎（Lamarck，英譯本，1914；又見Lamarck，《無脊椎動物自然史》導言，1815-22）。

更相關的問題是，布豐的觀點在多大程度上屬於啟蒙運動時期無神論的唯物論。他當然探討過關於地球及地球上生命現存結構的因果解釋。正如沃爾（Wohl，1960）指出的那樣，布豐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唯物論者，他實際上實行的綱領不僅局限於用牛頓的觀點探討物質的機械起源。羅吉爾（Roger，1963）提出，布豐是無神論者，無神論者試圖拋棄上帝規定了宇宙運作的觀點。當然，他不是基督徒，或許他是個典型的自然神論者，最終他拒絕接受自然的運作完全是隨機的激進唯物論觀點。生命的起源是一個純粹的物質過程，但不是「試錯」事件，因為物理世界的運作有著嚴格的限制。

居維葉將動物分成了四種「類型」，根據這種劃分動物不能排列成拉馬克及其許多前人所堅持的等級序列。於是便可以理解林奈系統所根據的平行而不是等級序列的關係的真正力量。雖然類型之間有著明顯的區別，分別代表了生命形態可能依照的四種可見的方案，但是每一種類型都具有無限的易變性，只不過限於是外形的改變，以適應環境的要求。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物種之間的差異建立在它們內在結構相似的基礎上，而不是根據它們外在性狀的排列。福科的論點是這種研究可能促使了達爾文自然發展觀的產生，在達爾文的觀點中，單一起源的形態通過適應輻射而多樣化，而生物的基本性狀依然保持，以此作為線索，我們得以區分出後裔。我們已經看出，福科的論點需要許多案例來驗證，然而在很大程度上，18世紀的進化論的確可以被視為是在一個規則框架中的變化。

嚴格地說，拉馬克算不上18世紀的進化論者，因為在1800年之前，他並沒有承認生物具有轉變的可能。他屬於那種在比較晚的年紀作出重大轉變的不尋常人物。事實上，他拋棄原先的物種固定不變的觀點，從而使我們將他視為啟蒙運動的產物時，已經超過五十歲。他的理論是18世紀多種嘗試關於生命的起源和發展理論的結合。有唯物論的自然發生信念，不過更為合理地限於最簡單的生命類型。有組織層次的穩定上升，這大概是由於暫時性的存在鏈條。最後，有生命可能通過變化響應新的條件的過程，許多啟蒙運動時期的思想家以各種形式接受了這種觀點。拉馬克的悲劇在於他把所有這些觀點揉到一起的時候啟蒙運動的思路已經過時了，而且他的同時代人卻認為他給予很高評價的思想是胡思亂想。

在《火星物理學》結尾，莫伯丟用他的發生理論來說明一個對於進化論很有意義的問題：人類的起源。因為這時使用雙親的精|液來說明他們後代的形成，這樣一個個體中的性狀就有可能在後代中永遠保存下去。例如六指這個案例，一旦出現變異，它就可以成為物種的恆久特徵。在種族的性狀中，種族在最初的地方是如何形成的？他們如何聚集成為具有明顯特徵的人群？莫伯丟提出了兩種可能，這兩種可能比起自然選擇來要粗糙些，而且後來成為了拉馬克主義的組成部分。也許黑人黑皮膚的產生是由於生殖過程中的某些偶然原因，然後隨著黑人被迫生活在環境不太宜人的熱帶地區，與其他人種造成了隔離，這種黑皮膚的性狀便保存了下來。或者是因為熱帶的氣候使生活在這裏的人們產生了黑色素，然後這種性狀隨著遺傳長久地固定下來。無論接受哪種假設，這種發生理論都會使人們動搖物種結構永遠不變的普遍信念。全新的性狀可以產生，並且可以通過遺傳過程保留下來。

獲得性遺傳的理論可以被視為是不同於達爾文自然選擇的一種理論，是解釋生物如何緩慢適應它們生活的環境的方式。然而拉馬克所確立的這種機制與達爾文以後時代所接受的機制有很大的不同。達爾文對生命的最終起源不感興趣，而在拉馬克看來，自然發生是唯物主義觀點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對於達爾文和幾乎所有後來的博物學家來說，進化是一個趨異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由於地理隔離和生物適應新環境條件的長期影響，所有的生命形態都從少數祖先類型分生出來。而對拉馬克來說，一系列不同的進化線沿著同一構成階梯獨立地一直向前前進。由於不同環境條件的作用，存在的鏈條被迫產生分支，但這是次要的現象。拉馬克對生物的地理分佈問題不感興趣，而這個問題對於達爾文來說卻是至關重要的。在達爾文的理論中，物種依然是真實的存在，只不過以獨立的配育群體來表示，但是拉馬克卻完全否定了物種的存在。按照他的進步和適應的機制，他把進化刻畫成本質上連續的過程，從而在自然中並沒有產生明顯的間斷。拉馬克甚至預言，隨著大量的生物學發現，將會填補我們認作滅絕「物種」的空缺。在很大程度上，他的觀點是18世紀的迴響，而不是19世紀的先聲。

這種對生命結構永恆性的堅持，使得布豐未能成為更極端的唯物論者，未能提出自然通過試錯過程產生出生命，於是沒有證據證明仁慈造物主的設計。布豐並不同情那些通過每一物種的細枝末節來證明造物主力量的人，所以，他設想的永恆形態並不能稱作傳統意義上的「設計」。然而他所描繪的自然並不是一個開放的系統，而且他所持有的通過永恆性的引導可以建立自然的每一種結構的觀點，可以被視為是設計論點的痕迹。布豐的立場當然符合福科所說的18世紀的博物學家認為進化只不過是預定的一系列形態展示的觀點。在布豐看來，為了回應環境變化所產生的自然進化只在限定了每一科結構的範圍內進行。同時，（正如福科指出的那樣）他認為這些限制並不是由分類方法決定的，而是由構成宇宙物https://read.99csw.com質的基本特徵決定的。

然而麻煩的是，模子的概念使得布豐開始按照物種固定不變的框架描述動物界。他在關於驢的文章中（Buffon，卷IV，1753），有意提出了像馬和驢這樣關係密切的物種是否有可能來源於共同的祖先這樣的問題，不過他的答案是否定的。他的否定有時被人們當作是一種偽裝，但是他的觀點的論據非常詳細，很難想象布豐不是在認真考慮這個問題。又過了十幾年，布豐確信相關的物種具有共同的祖先。在「論動物的退化」（Buffon，卷XIV，1766）一節中，布豐公開支持他在1754年曾經反對過的立場。到了這時一定的林奈式物種的相互關係被認為是真正存在的，這種關係來源於隨著時間由一個祖先的趨異過程。然而，布豐的合作者，解剖學家多本頓並不贊成這種觀點（Farber，1975）。

通過現代史學家的深入研究表明，拉馬克真正懷有的是另一種企圖。吉利斯皮（Gill ispie，1956，1959）首次注意到拉馬克的自然觀與達爾文以後時期自然觀的本質區別。吉利斯皮認為拉馬克是一位「浪漫主義的」思想家，後來的學者並不接受了這種看法。也許拉馬克提出的自然作用可以遺傳的概念確實與浪漫主義的世界觀很相似，但是真正啟發他的是啟蒙運動時期的唯物論，唯物論也很強調自然實質上具有創造力。拉馬克使這種觀點適應了他自己的需要，得出了一種與達爾文的自然選擇學說不太一樣的的進化論。在他的一生中，他的觀點當然也發生過變化，而他後來提出的觀點與現代的進化概念有些相似。但是縱觀他的諸多著述，可以發現他關於生命如何發展的一條完全不同的思路（Hodge.1971；Schille r，1971a；Burkhardt，1972，1977b；Mayr，1972b；BarhelémyMadaule，1982；Sheets Johanstone，1982；Jordanova，1984）。

在《自然系統》中，這些設想擴展成涵蓋更廣的生命發展理論，這本書是莫伯丟1751年化名出版的（再版於1768年，卷II）。這時他完全採取了唯物論的觀點，攻擊了終極的生命起源問題。或許當地球最初覆蓋著水時，一些物質顆粒可以通過有效的作用，排列成最初的生命結構，而無需子宮來發育。於是，通過自然原因的自然發生便取代了神創。莫伯丟還注意到，最初的生命形式可以通過自然轉變分化成我們今天觀察到的不同物種，這是對人類種族起源假設的擴展，新物種的形成可以通過小的變化在遺傳過程中的積累。

這時的觀點認為，所有按林奈的屬（或現代的科）排列屬於關係密切的類型，都來自於原先的一個群體，這個群體通過遷徙到世界的不同地方，分化成不同的類群。然後每一個類群受到所在地區的氣候影響，它的類型發生了逐漸的變化。布豐提出，通過聚集在生物生殖系統中不同性質的生命顆粒的作用，可以產生出外界影響的效應。然而布豐仍然堅持認為物種是絕對固定不變的，而且顯然他現在是根據單一的模子看待每一個科（不是林奈式的種）。所謂林奈式的種並不是〖HTH〗真正〖HTSS〗的種，只是特徵明顯的變種。從理論上講，每一個「種」都可以與同一科的成員進行交配，但是實際上由於偶然的因素，交配可能不能成功。事實上，布豐曾做過實驗，試圖產生出相關種之間的雜種，他宣稱，有些實驗已經取得了成功（不過現代的權威對此表示懷疑）。他相信騾子並不是畸形，它是潛在能育親體類型的產物，它不能生殖只是表明現象。相反，不同科的成員之間卻不可能雜交，意味它們的生殖是基於不同的模子。

在布豐的發生理論中，非常強調物種是通過生殖維持的類群的定義。他提出，只有從物質（即牛頓觀點）的角度解釋生命的產生，才能恰當地解釋生命。種源學說不能真正解釋發生，因為它將所有事情都歸為上帝的最初創造。布丰采納了莫伯丟的觀點，認為胚胎的形成是由於雌性精|液在子宮中的混合。含有「生命顆粒」的精|液來源於多於生物營養需求的食物。關鍵的問題是：這些顆粒怎麼「知道」如何在胚胎的複雜結構中排列自己？這裏布豐引入了一個「內在模型子」的概念，假設有一個實體可以指導顆粒到達應該到達的地方。這種模子是物種的特徵，也就是說有某些基本的限制力使得顆粒按照一種特定的結構排列。當然這樣就能使物種的形態代代保持下去，但是布豐並沒有明確解釋這種模子到底是什麼，或模子如何利用純粹的物理力引導生命顆粒到達應該到達的地方。這種概念上的含糊不清表明，要想創造出一個令人滿意的說明構建胚胎需如何提供必要信息的理論、同時又不像種源學說，是很困難的。

霍爾巴赫拒絕在唯物論的立場上作任何讓步，他提出物質本身具有原始的省悟力。這樣就有可能會將無活力的物質組成複雜的結構后具有生命的性質作為事實來接受。即使物質本身不具備活力，物質也要比舊的機械哲學所設想的要複雜得多。霍爾巴赫像狄德羅一樣，將物質宇宙勾畫成能夠自我建構且一旦環境合適就會產生出生命結構的本質上有活力的系統。萬物都在不斷地運動，火是最活躍的元素。霍爾巴赫是喬治·恩斯特·斯塔爾創立的化學哲學學派的成員，這個學派認為，火（燃素）具有重要的作用(Metzger，1930)。然而，促使物質顆粒結合的親和性決定了物質的形態。生命本身的自然發生只不過成了一種化學反應，當合適的物質碰到一起時，就會形成生命結構。霍爾巴赫利用尼達姆的實驗來支持這種觀點，不過，他像狄德羅一樣，認為在一定的條件下，即使是更複雜的生命形態也能通過這種方式產生出來。霍爾巴赫也贊同，一旦生命物質形成了，生命就會不斷地發生變化。自然中沒有任何事物是永恆不變的：正如畸形現象所證實的那樣，自然中的物質不斷地嘗試著新的形態。

狄德羅並不是一些後來的思想家所輕視的那種頑固的唯物論者。當浪漫主義運動的支持者表示對唯物論的厭惡時，他們更可能想到的是霍爾巴赫男爵的《自然的系統》。這本書出版於1770年，當時作者的使用了化名，這本書成了「無神論的聖經」（DHolbach，新版，1821；英譯本，1868；Naville，1967）。雖然狄德羅是霍爾巴赫的朋友，但是他似乎不太贊成霍爾巴赫對於宗教的鋒芒畢露的指責，霍爾巴赫將所有的宗教都貶斥成為了施加社會壓力而杜撰的欺人之談。《自然的系統》試圖提出一種新的實用的社會哲學，但是霍爾巴赫認識到，這樣就不得不依賴於唯物論的生命概念。

儘管居維葉的分類是現代的，但是他本人並不是一個進化論者，他沒有物種變化的觀點。看起來發展出理解身體各部分相互適應的hｔtｐｓ://rｅaｄ•９9ｃｓｗ.cｏm思路促使他相信物種是固定不變區別明顯的。新的比較解剖學非常詳細地刻畫了動物的內在結構，以致於這樣複雜的結構似乎不可能是由自然過程產生的。依照新的精深的生物學知識，有關生命起源和變化的唯物論設想，被貶斥為不足一提。啟蒙運動時期比較注重猜測的研究方式被拿破崙時期法蘭西日益增長的保守風尚所取代。在不列顛，一種更強烈的反應是產生出對自然神學新的興趣，而且導致不可能認真對待赫頓反《聖經》的地質學。拉馬克沒有建立什麼學派，因為他的理論的提出晚了20年，當時政治和文化革命已經排擠了唯物論的精神。革命論開創了一個新的開端，開啟了19世紀的新科學和新思想進程。在很大程度上，是這些表面上保守的發展，而不是啟蒙運動時期進化論者的猜想，對達爾文思想的形成影響更大。

莫伯丟後來的一些假設很難被視為是科學的，但是他的發生理論卻啟動了前達爾文時期喬治·路易·居維葉和孔德·德·布豐關於生命變化的更全面的研究。當塞繆爾·巴特勒（Butler，1879）試圖詆毀達爾文時，他的做法是提出進化論的所有要點都由布豐預先想到了。隨著時間的變遷，一直有史學家重複他的觀點（例如Guyenot，1941）。在布豐的眾多著述中，無疑有些觀點似乎是預先涉及到達爾文理論的某些方面，但是從根本上，布豐的自然圖景有著截然不同的基礎。

對於布豐的自然發生觀必須小心謹慎地解釋，因為在一個關鍵的方面，布豐的觀點與一些更激進的唯物論者提出的觀點不同。在布豐看來，生命顆粒聚合到一起，產生出最早的生命，這並〖HTH〗不是〖HTSS〗一個純粹的隨機過程，因為無論在什麼環境下，都會精確產生出我們所知道的那種形態。事實上，他提出，如果太陽系中的任何一顆行星達到合適的溫度，都會產生出一樣的物種（Buffon，卷II補卷，1775）。因為科的模子是固定不變的，不僅在地球的生命時間里不會變化，而且在整個太陽系的歷史上也不會發生變化。顯然，模子是宇宙的永恆特徵，從而確保無論生命在哪裡形成，都會具有一定的基本結構。生命物種只能結合形成一定種類的結構，如同化學元素只能形成一定的穩態化合物。

在名為《自然時期》的補卷中，布豐探討了整個地球歷史，他把地球的歷史分成了七個時期（為了平息教會的驚恐，與創世設定的七天相對應）。布豐相信，在第三個時期，地球已經冷卻到一定程度，足以使最初的生命物質形成。然而最初形成的生命形態和我們今天知道的並不一樣，它們是適應更高溫度的另一套物種。隨著地球的進一步變冷，這些早期的生命形態遷徙到赤道，然後隨著溫度降到它們可以承受的程度，它們便滅絕了。在第五個時期，形成了更多的生命物質，第二次自然發生產生出我們今天知道的物種祖先。自從那時起，這些物種只在一定的限度內變化，變化的原因是地域條件不同，而且隨著地球的變冷，物種的變化也越來越小。布豐仍然堅持他1766年的觀點，認為儘管存在表面上的變化，但是決定每一科的基本結構依然固定不變。

當時有一些比布豐更激進的思想家，他們要清除任何對自然創造力的限制，無神論者向設計的論點發出了挑戰，認為自然是唯一的實在。我們所看到的任何事物肯定是物質自然不息活動的偶然產物，包括各種生物物種和人類本身。在這些思想家看來，物種固定不變的思想是特創論神話——假如自然真是創造出來的，她將有能力產生出任何種類的結構——的痕迹。在某些方面，啟蒙運動時期的無神論者的觀點和現代的進化論哲學很相近，但是他們的思想很少能發展成真正嚴格的科學理論。

拉馬克的物質理論假定，無限的化學元素可以結合成無數種化合物（所以他反對拉瓦錫建立在化合物固定不變基礎上的新化學）。最初拉馬克並不相信物質具有任何天然的力量可以自發地構成化合物。化學反應的主要原因是火的活力——但是火的活力通常是〖HTH〗毀壞性〖HTSS〗的，一般是將分子變成更簡單的結合物。只有非物質力，生命力，才能導致化合物的形成。對於拉馬克來說，生命是作用於物質宇宙的力量，能夠決定物質的結構。他甚至認為，地殼中的所有化合物都是通過生物的作用形成的（其含義並非荒謬地認為，粉筆和石灰由微小的海洋生物的殼組成）。按照他原初的觀點，這種生命力在由固定不變的特徵明顯的階層等級系列中展示出來。

由於提出從單一的祖先類型中可以趨異出大量「種」，布豐接近了現代的進化概念。他的生物遷徙到世界不同的地方可能會引起趨異的認識，也屬於通過研究地理分佈探討生命史的先驅性嘗試。但是他的環境通過生命顆粒直接作用於生物的觀點卻和自然選擇學說相去甚遠。還有一個問題，祖先類型起源於每一科中趨異的哪個成員。按照現代的理論，即使從一些更基本的類型中，也能進化出許多種類，而布豐則堅持認為，每一個科的性狀由於內在的模子，保持著恆久的固定不變。然而，科在時間上一定有一個起點，因為布豐相信最初時的地球太熱，生命無法維持。他沒有選擇進化論，事實上他選擇了廣義的自然發生（Wilkie ，1956；Roger，1963；Bowler，1973）。

自然發生說成了布豐基本發生理論的一個組成部分。他相信非組織化的無機顆粒團可以自然地排列成簡單的生命形式，成為我們今天稱作的微生物。約翰·特伯維爾·尼達姆所演示的一系列實驗證實了這種觀點，他將肉湯放到燒瓶中，密封，然後加熱，幾天之後，他看到燒瓶中充滿了微生物（Needham，1748）。這些實驗遭到了拉扎洛·斯帕蘭扎尼的批判（Spallanzani，1769），他正確地指出，尼達姆未能使燒瓶徹底消菌，未能清除可以產生微生物的「種源」。這件事整個說來很複雜，正如一些生物學史學家所指出的那樣（Roger，1963；Farley，1977；Roe，1983，1985；），尼達姆和布豐所採取的立場並沒有明顯的錯誤。完全可以說，當時的許多博物學家仍然相信物質有可能自然地組成生命結構。布豐通過將尼達姆的實驗進行外推，這時有可能提出，在地球歷史的一定時期，在特定的條件下，甚至更高等的生命也有可能通過自然發生的方式產生出來。

作為一名分類學家，拉馬克清楚他事實上知道不可能在動物界看到一種簡單的形態線性排列。在他看來，存在鏈條中存在著大量分支和缺失，對此他在《動物學哲學》中用了一張表作了說明。分叉的發生是因為並不只是存在促使生物沿著存在階梯發展的機制。拉馬克根據作知的地質學知道，地球的表面發生過穩定緩慢的變化，而且通過化石他理解到生物也隨著時間發生過變化。他決絕接受生物可能發生過滅絕：化石read.99csw.com物種一定進化成今天存在的類型，因為自然能夠防止她的造物走向滅絕。在生物順著存在鏈條攀升的過程中，一定存在一種機制使生物適應變化的環境條件。這種機制當然就是獲得性遺傳——這是今天人們依然記得並與其作者聯繫起來的理論。然而對於拉馬克來說，獲得性遺傳只是次要因素，它的作用是干擾純粹進步的線系。

摘自《動物學哲學》中的一個圖表，從這個圖表中可以看出，拉馬克認為，由於在整個地質史上生物必須要適應變化的環境，因此，線性的組織構成不得不變成各種分支。注意一下，這並不表示是一個具有譜系發|生|關|系的體系：鏈上沒有一個部分直接來自另外一個部分。這個圖表只是更加如實地表示了前面的圖表中所表示的鏈的產生。

通過提出自然發生的可能性，莫伯丟的矛頭直指他在寫作《火星物理學》時費解的問題。在胚胎髮育中，精|液中的顆粒怎麼能「記得」它們應該佔據的位置？依然令人困惑不解的問題是，假如可以通過自然發生由無機顆粒產生出生命結構，其中所含的就不止是「記憶」了。物質顆粒一定有些基本的組成傾向，莫伯丟這時提出，這其中所含的不止是純粹的物質力量。物質顆粒一定有一種「意願」或「省悟」，可以認識到它們可能要表現的功能。這裏我們看到了啟蒙運動時期唯物論傾向的一種明顯結果，哲學家被迫將生命的特徵歸結為物質顆粒本身！

圖9.布豐的「退化」理論

唯物論綱領的先驅是朱利葉·奧夫雷·拉美特里。拉美特里在1748年出版的《人是機器》（La Mettrie，再版於1960；Vartanian，1950）中，沒有涉及生命的最終起源問題，而是集中表明必須將人當作純粹的物質實體來看待。心和靈魂並不是明確的精神成份，只不過是物質軀體的產物。生命物質本身具有保持生命過程的固有能力，無需神奇的生機力或精神力量的干預。拉美特里對於水螅在身體斷成兩截后可以再生出兩個完整生物的能力很感興趣，這個現象是由亞伯拉罕·特雷伯里不久前發現的（Trembley，英譯本，1973；見Baker ，1952）。如果這麼一種簡單的生命物質片斷中含有再生完整生物的力量，人們就會假設生命是物質本身的基本特性。傳統的靈魂和活力觀就能被拋棄，被純粹的唯物論所取代。人成了機器，即我們將某些生命的明確特性轉換到構成這台機器的物質中！啟蒙運動時期的唯物論者所面臨的問題是，當時的物理科學不能告訴他們非生命物質怎樣建立或保持生命的複雜結構。於是就一直存在「萬物有靈論」傾向，萬物有靈論相信物質本身以某種原始的方式存活或可感知。這種觀點常被視為是更早的萊布尼茲和斯賓諾莎哲學的擴展（Verni(re，1954；Baker，1955；Roger，1963；Yolton，1983）。

按照狄德羅觀點的原義，他之所以認為物質具有創造性，是因為在他看來物質能夠隨機地結合成為具有潛在生命的物質。一旦偶然確立了成功的類型，它們就能繼續存在，不會發生變化，除非偶爾「出錯」產生出畸形形態。狄德羅在閱讀了布豐的一些著作后，認識到如果生命是偶然的產物，而非設計的產物，那麼它們就沒有理由在以後的世代中繼續保持它們的類型不變。在經歷了原初的自然發生后，一定有可能發生有意義的變化。在《達朗貝的夢》（Diderot，英譯本，1966），他採用了一種虛構的方式，借用他的朋友，數學家達朗貝睡夢中的叫喊，說出了他自己的設想。物質具有自發的活力，甚至具有一種原始的省悟，可以自己組成複雜的生物的結構。他引用了尼達姆的實驗作依據，說明甚至在現在自然發生仍在進行著；在一定的條件下，即使最大的生物都有可能以這種方式產生。動物為了響應它們的需要，可以發展出新的器官，這種器官可以遺傳給後代，並固定在物種中。狄德羅對畸形的產生也很著迷（Hill，1968）。自然並非產生完全一樣的類型：自然一直嘗試產生出奇怪的新類型，其中有一些也許能夠保存下來。狄德羅由於提出偶然產生出新的結構是正常發生的一部分，因而與布豐的觀點截然不同，布豐認為，自然僅限於產生出一定的且是預先決定的類型。假如自然真是主動的和具有創造性的，哲學家和博物學家就不應該試圖為自然的力量加上人為的限制。

伊拉斯謨·達爾文的觀點必鬚根據這些觀點的上下文來解釋（Harrison，1972)。他是個自然神論者，相信上帝設計的的生物可以隨著時間而〖HTH〗自我改善〖HTSS〗。在生物迎接外部世界挑戰的不斷努力中，生物通過「獲得性遺傳」的機制而發展出新的器官，這種機制因拉馬克而聞名。生物個體努力的結果被它們的後代遺傳了下來，如此經過了許多代的積累，一種全新的器官就可以形成了。伊拉斯謨·達爾文似乎設想過，這種適應環境的全部結果將是生命向著更加高級的組織狀態的一種逐漸進步過程。奇怪的是，他宣稱他之所以得出變形的觀點，不是由於對自然史的研究，而是來自於戴維·哈特勒的關於生命的習性如何影響靈魂的見解（Hartley，1749）。

我們在今天觀察到的組成程度上的每一個點，都是通過一系列自然發生造成的進步產生出來的。在這個排列中，越是靠下的生物，其最初的祖先也就距今越近。因此，進化並不是一個共同由來的體系，而是沿著同一階層體系不同線系平行進步的過程。

上面討論的許多思想所依據的假設都與現代進化論所依據的假設相去甚遠。布豐是唯一被認真當作達爾文先驅的人物，即使他關於物種性質的觀點也和現在人們接受的觀點不太一樣。不過在18世紀末，有兩個人的觀點似乎與現在的生命發展觀比較接近：伊拉斯謨·達爾文和拉馬克。他們倆人都抵禦住誘惑，沒有認為複雜生命形態的形成是由於自然發生，因此他們不得不認真對待生物實際上可能隨著時間發生變化的過程。他們倆人都被譽為現代進化論的奠基者。在很大程度上，這樣的讚譽是由於反對查爾斯·達爾文自然選擇學說的附帶結果。與布豐的情況有些類似，正是薩繆爾·巴特勒（Butler，1879）對貶低達爾文的努力，導致誇大了早期學者的觀點。到了19世紀末，產生了一個「新拉馬克主義」學派，這個學派有意識地反對達爾文主義，將拉馬克看成是他們另一種進化機制的奠基者（Packard，1901）。然而，新拉馬克主義者僅僅關注於他們的英雄的工作中某些與現代框架不相適應的方面。近代的史學家則關注「完整的」拉馬克，而且認識到，他對自己理論的認識也是不一樣的。伊拉斯謨·達爾文、特別是拉馬克之所以重要，因為他們代表了啟蒙運動時期對生命變化的最複雜的研究；但是我們不要被表面的相似性所迷惑，去設想他們對達爾文革命具有直接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