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度相逢，已經是十幾年後的1949年，他們相繼來到北平，參加第一次全國文代大會籌備工作，丁玲是籌委會委員，胡風被選入報告起草委員會。在文代大會期間和其後，他們有了較多的接觸，那是他們兩人之間，交往最為頻繁的一段時光。

那一年的秋天丁玲就去了陝北，她與國統區的胡風沒有了見面機會，只有魚雁相傳。丁玲有很多需要在國統區辦的事情，都委託給了胡風，把他看作一個可靠的朋友。那年年底，毛澤東寫了贈丁玲的《臨江仙》詞，這是毛澤東唯一題贈作家的詩詞。丁玲惟恐遺失，把它寄給在重慶的胡風，請他代為保管。胡風深感責任重大，將它裝在一個牛皮紙信封里，上書「毛筆」二字，放在裝重要稿件的小皮箱里，這樣可以隨時拎著去躲防空警報。1982年，胡https://read.99csw.com風在歷盡滄桑，遺失了自己許多珍貴的書籍和文稿后，竟然神奇地將這一珍貴文物完好保存下來，從四川回到北京后，完璧歸趙，交還給丁玲。這時，時間已經跨過了45年。

但胡風又懂得，丁玲畢竟和周揚林默涵不一樣，一則丁玲與他有私交，比較知心，是朋友；二則她對周揚也有意見；三則丁玲是搞創作的「實力派」，不是想當官整人的。所以，胡風對丁玲既有微詞，也有好言，區別對待，把她划為「可以合作者」之列。胡風被拘捕以後，中宣部和中國作協抽調一些人，到公安部去審讀胡風的信件和日記，劉白羽發現，胡風日記中說丁玲是文藝界的「實力派」，特別是「可以合作的」。

可以認為，從那次文代會開始，胡風就表示出read.99csw.com與新中國文化界當權者不好合作的態度，此後一直「走背」，而丁玲卻進入文化界當權者的圈子，在文代大會之後一路「走紅」。他們的分道揚鑣已成定局。

私交歸私交，政治歸政治，解放以後胡風保持高傲的孤立，不肯接受對他的批評，成為一個招風的「靶子」。作為文藝界黨的高級領導幹部，丁玲很小心地同他保持距離，她在1956年的《辯正書》中說：「我對胡風是有警惕的。胡風向我發牢騷，說他被壓下去了，我說我們決不會有宗派。我們現在都在中央領導之下，誰也不敢有宗派。」陳明2000年4月與邢小群談話時說，「丁玲和胡風雖然是好朋友，但是她很注意和胡風的關係，她知道黨內與胡風的矛盾，所以很注意分寸，不讓人家抓住把柄。」

依胡風那嚴苛的性九_九_藏_書格，他不可能不對丁玲產生看法。1954年11月，在文聯主席團和作協主席團舉行的批評《文藝報》聯席擴大會議期間，胡風寫給方然的信中有這樣一句話：「三次會上，……子周（按指周揚）為主，鳳姐（按指丁玲）雙木（按指林默涵）一干人都同謀；提出了宗派和軍閥統治。」後來有一些文章說，胡風曾在密信中稱丁玲為「鳳姐」，大概就源自此處。顯然，這裏的「鳳姐」含有貶義，因為她與周揚林默涵一干人「同謀」。

丁玲和胡風的關係非同一般，他們的友誼可以追溯到1932年底，初次見面便「一見如故」。1936年夏天，他們又在一種特殊的情況下重逢。那時丁玲被國民黨拘禁南京已有三年，終於和黨組織取得了聯繫。上海地下黨負責人馮雪峰委派張天翼到南京與丁玲接頭reａd.９9csw.ｃom，經張天翼細心安排，丁玲悄悄乘火車到達上海，來車站接她的就是胡風。胡風租了一輛汽車，把丁玲接到北四川路的儉德公寓。兩人見面都很高興，胡風告訴她，飯已經訂好，有人會送來，千萬不要一個人出去，雪峰會來看她。胡風怕丁玲寂寞，還帶來幾份新出版的左翼刊物。第二天下午，胡風又來看她，知道雪峰因為忙還沒有來過，就和她談了一些雪峰的情況，希望她理解。當時在上海左翼作家內部，「兩個口號」的論爭激戰正酣，馮雪峰、胡風都在魯迅的大旗下，而周揚等人則被魯迅譏諷為「四條漢子」。

丁玲和胡風兩個人之間便漸漸出現了縫痕，縫痕源自差異，觀點的差異，地位的差距，這種差異和差距與日俱增，漸漸拉大。很可能從第一次文代會就開始了，那次大會，丁玲以積極熱情的態度參加，胡風reａｄ•９９ｃｓｗ.coｍ卻是心有怨氣，冷眼旁觀，他這個「報告起草委員會」的委員，從一開始就拒絕參加起草關於國統區文藝工作的報告，茅盾在大會上作報告時特地說明「胡風先生堅辭」，並且在報告中文藝思想理論那一部分，不點名地批判了胡風和他所代表的「七月」派。林默涵晚年講過一段往事：「1945年，胡風辦的刊物《希望》出版，發表舒蕪的文章《論主觀》，批判客觀主義。他們認為，茅盾是客觀主義的代表。在郭老主持的第三廳開過一次會批評胡風的刊物。會議由馮乃超主持，參加會議的有何其芳、馮雪峰、茅盾、劉白羽、胡風等人，我也參加了這次會。第一個發言的是茅盾，他很生氣地說：什麼論主觀，我看是賣野人頭！他講完就走了。」

就是這個「可以合作的」，日後給那些「欲加之罪」者，提供了有利而又有力的「口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