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學昭一個字也沒有提到她在大會上的揭發發言。

丁玲與陳學昭真正成為朋友，是在1949年3月，丁玲住在瀋陽的魯迅藝術學院，寫她的訪蘇散文，陳學昭也從哈爾濱到了瀋陽，參加由蔡暢召集的全國第一次婦女代表大會籌備工作，不料病倒，搬到魯藝來休養了一個月。那一段時間，丁玲和她來往較多，經常有盡興的長談，丁玲在日記中這樣評價陳學昭：「覺得她還能懂得些人情，還可談，還不淺薄，而且是一個較天真的人。」後來陳學昭去北平參加第一次全國婦女代表大會，丁玲還感覺有些失落。從那時起，她們彼此有了較多了解，建立起良好的私人關係。七月，她們一起在北京參加了第一次文代會，會議期間還照了合影，照片上留下美好的回憶。

1955年的夏天，正在杭州寫作《春茶》的陳學昭，接到中國作協的通知，要她到北京去開黨組擴大會。在8月13日的會議上，陳學昭發言，揭發了丁玲很多問題，一些內容是聳人聽聞的，包括：丁玲在杭州跟她說，檢查《文藝報》是「整了陳企霞，也整了我」；丁玲說：「你應該有一本書，草明、白朗都有一本」；丁玲九*九*藏*書說白朗歷史上有問題，但仍被重視，歷史清白有什麼用；丁玲說「只有毛主席了解我，毛主席說的，中國現代文藝界代表人物只有魯迅、郭沫若、茅盾、丁玲，周揚是沒有份的」；丁玲說洛甫地位不如李富春，過去犯過錯誤；丁玲憎恨周揚，在小組會上罵周揚卑劣無恥，見周死了孩子，心裏高興等等。

「過了兩三天，不知怎麼一來，情況變了。這天下午，小組長Y叫我進一間小屋子裡，該是這次學習的領導同志們的辦公室吧。進門靠右邊的牆有一對沙發，他先坐在靠里的一張上，要我坐靠外的一張。他開始對我說：『丁玲和你這麼要好，你們平常談些什麼？』我回答：『沒有談什麼，她忙她的，我忙我的。』這實在是真實的情況。『你好好想想，她和你談些什麼？你不講，對你沒有好處！』Y的口氣很嚴厲，帶著威脅。接著，他站起來，我也站起來，向門外走時，他站在門外的走廊上，對我說：『你好好想想！』」

「次日午後，這位小組長又找我到那間辦公室里去，副組長也進來了，坐在一張木椅上，面對著我。組長和我還和昨天下午那樣分坐兩張https://read.99csw.com沙發，我坐靠外的一張，他靠里。Y對我說：『你想過沒有？丁玲平常對你說些什麼？』『說些什麼？』我反問了他一聲，他呆了一下。我說：『我忙著寫《春茶》，她鼓勵我寫好工農兵，她說白朗已寫出了一本，草明也寫出了一本，她也寫出了一本。』Y不出聲了，而副組長在微笑著。『好吧，再去想想！』Y站起身來，說，我也就立起來，向門外走了。

許多熟識陳學昭的人都說，她心地善良，處世簡單，不會阿諛逢迎，不會保護自己。她在法國留學多年，取得了法國文學博士的頭銜。回國後來到延安，婚姻生活很不幸，多年來孤身一人，在政治鬥爭中浮沉，在文學園地里耕耘。她創作態度嚴謹，為了寫作小說《春茶》，長期住在杭州市郊茶區體驗生活，與茶農們相處得很好。但是她在那次黨組擴大會上卻變成一個鬥士，揭發了大量丁玲的「罪行」，令人驚訝，也令人不解。

第二年夏天，調查組的丁寧去杭州找她，核對她在黨組擴大會上揭發的那些材料。她幾次說：「我去年會上說的那些話都不作數！」

陳學昭第一次見到丁玲，是在19九_九_藏_書38年8月的延安。當時，丁玲率領西北戰地服務團完成抗日宣傳任務，剛剛從西安回到延安，而陳學昭以黃炎培主辦的《國訊》周刊特約記者身份，剛剛從重慶來到延安，她此行的成果，是寫了一本《延安訪問記》。

直到1983年5月底，丁玲和陳明去浙江義烏縣參加第一屆雪峰研究學術討論會，路過杭州，他們特意去龍游路寓所看望了陳學昭。陳學昭說，他們「痛快地傾談了一個下午」。就在那次會面后不久，陳學昭在7月10日寫了《一九五五年夏天在北京》。

但是，陳學昭也難逃厄運。1957年春天，邵荃麟、葛琴夫婦來到杭州，動員大鳴大放，在省文聯主席宋文彬主持召開的一次座談會上，再三鼓勵陳學昭發言，陳學昭發言有一句是「省委對文藝工作不夠重視」。她的發言被報道后，台灣的電台說，一向擁護共產黨的陳學昭女士，也對共產黨有意見了。陳學昭因此遭到批判，被打成右派。

「到北京后，我被編在一個學習小組裡，是根據各人所從事的寫作專業，還是所屬的地區來編的？我不了解，當然也不便探問。記得當時有個規定，不能外出串門，這大約是為了防九*九*藏*書止彼此之間交談情況，互相包庇、隱瞞。每天都是學習，或是自學，或是小組會，或是大會批鬥，或是小組長找去談話，事實上是動員交代。」

本來她與丁玲是要好的朋友，她們的交往有了很久的歷史。

第二年，調查小組的丁寧去杭州，找陳學昭核對她揭發的那些材料時，她說：「我去年會上說的那些話都不作數！」

陳學昭的突然揭發，讓丁玲又是驚訝，又是氣憤，又是悲哀。老朋友怎麼也會落井下石？善良的陳學昭怎麼也從背後捅了一刀？後來丁玲在1956年8月寫的辯正書中，專門用了很大篇幅來反駁陳學昭，認為她的揭發都是「捏造的事實，過火的認識」，「陳學昭的發言，不是造謠，挑撥，就是極力誇大渲染，歪曲當時情況。」

事過28年之後，雲散天晴，1983年7月，陳學昭寫了一篇《一九五五年夏天在北京》，講述她1955年參加作協黨組擴大會，在會上發言的經過。陳學昭寫道：

1955年的夏季，女作家陳學昭從杭州被召到北京，參加中國作協黨組擴大會。

「過了兩天吧，這天下午，通知召開大會。大家都按時進了會場。我進場時，前面都已坐滿，我坐在最後九_九_藏_書幾排里。主持大會的同志宣布第一個發言人是Y。接著，Y走到台前，聲稱目前重要的任務是批判丁玲的『一本書主義』，並說這是『陳學昭揭露的』……他剛說完，報名發言的人一個又一個。我站起來要發言，幾次被阻止。終於，我不管台上的人還在講話就站了起來，在自己的座位上大聲講了，我把Y如何逼問我和丁玲同志之間談過些什麼話，我對Y如何回答等等，原原本本地說了一遍，並堅決表示對黨對同志們負責：丁玲同志沒有講、沒有提倡『一本書主義』，並聲明這樣的會，我拒絕參加。我剛說完，正要走出會場，會場里有好些人站起來，也有人在議論，會是開不下去了。我不管作協這次學習後來搞些什麼名堂，只在宿舍里看點書，仔細想想這兩三年來文藝界所經過的事情，感到這一次批判所謂『一本書主義』，其實是早有安排的。」

老朋友的親密友誼，卻在一場暴風雨中幾近夭折。

丁玲與陳學昭再次相見，已經是24年之後， 1979年11月，在第四次全國文代會閉幕那天的晚餐會上。渡盡劫波，她們笑著打了一個招呼，沒有多說什麼，那種場合不是說話的機會，兩個人的心裏也還存有芥蒂。